比较文学概论
比较文学概论
一、课程性质与地位：
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在国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蓬勃发展，因而被认为是新兴学科。这是一门以人文关怀为宗旨，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为手段，通过全球文学的交流、沟通、对话、互溶、互补、共建来谋求改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为传播新的人文精神和建设人类的多元文化而铺路架桥，从而为实现尊重、理解、宽容、和谐的合理化社会作出贡献的学科。其核心和真谛在于把文学作为人类交流、对话的一种手段和社会实践方式来传播人文精神，提高全人类的素质，是具有深刻理念的人文社会科学。
二、课程目的与任务：
在中文系高年级开设这门课程，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开放意识和国际眼光，并让学生在学习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学习从一个新的、更高的角度来审视文学现象，探讨文学规律。
本课程要求学生全面掌握比较文学的理论、历史和方法，了解国内外有关的主要研究成果，培养自己的比较意识，学习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文学现象。
三、教学重难点及思考题：
1、为什么要研究比较文学？为什么说比较文学是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通途和桥梁？
2、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为什么总是处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之中？
3、比较文学有哪些基本类型，它们在理论和方法上各有什么特征？
4、如何理解和掌握可比性？
5、跨文化体系的文学比较研究在今天有何重要意义，这类研究还应注意什么问题？
6、什么是文类学、主题学、媒介学、形象学，它们在理论和方法上各有哪些特征？
7、什么是比较诗学，它对比较文学有何重要意义？
8、如何理解文学同其它知识领域的关系？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有何重要意义？如何进行跨学
科研究？
四、教学参考书：
《比较文学概论》，陈惇、刘象愚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比较文学导论》，卢康华、孙景尧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西比较文学教程》，乐黛云主编，高教出版社，1988年。
《中外比较文学》，朱维之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
《比较文学》，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高教出版社，1997年。
《比较文学论》，（法）梵第根著，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
《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美）斯坦因著，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外文学交流史》，周发祥、李岫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新编比较文学教程》，张铁夫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比较文学原理》，阿布都热苏力主编，，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
《管锥编》，钱钟书著，中华书局，1979年。
《中西文学关系研究》，王润华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
《比较诗学》，叶维廉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
《中国小说比较研究》，侯健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
《中美文学因缘》，郑树森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
《从比较神话到文学》，古添洪、陈慧桦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攻玉集》，杨周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诗论》，朱光潜著，三联书店，1984年。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著，台湾里仁书局，1985年。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乐黛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季羡林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季羡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中西比较诗学》，曹顺庆著，北京出版社，1988年。
《比较文学史》，曹顺庆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文心雕龙讲疏》，王元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比较文学方法论》，刘介民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译介学》，谢天振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
《比较文学引论》，迪马著，谢天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
第一章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2课时）
第一节比较文学的定义及有关争论
１、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是在19世纪30年代，而在七、八十年代正式产生其繁荣则是在二战以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它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并且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中国比较文学在五四前后才得到发展，三十年代有过兴旺的趋势，解放后经过一段曲折的途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重又得到复兴。
季羡林先生说：“比较文学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界限、跨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其形成与发展是同人们的全球意识和学术上宏观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密不可分的，当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还局限在民族界限之时，比较文学便不可能产生。
人类文化发展史最初是多元而分途发展的。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印度、希伯莱和希腊这四个古老的民族文化差不多同时起步，各自独立发展形成自成体系的文化，很少进行交流，后来有了地区性的交流，形成几个文化交流的大区，如西欧、中东、东北亚和东南亚等。
1827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同一年法国的比较文学之父维耶曼在巴黎大学讲学时正式使用了“比较文学”一名。中国则是在五四前后中西文化的高潮中开始兴起比较文学的。
有了文化交流，才会有各民族文学间的互相联系和影响，才能提供比较研究的参照系，才能诱发比较研究的意识。所以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比较文学，有了文化交流，必然会产生和促进比较文学。
正如韦勒克所说“比较文学的兴起是为反对大部分19世纪学术研究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抵制法德英意等各国文学的许多文学史家的孤立主义”。但那时比较文学只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以研究各民族文学间的互相影响的事实联系为其主要任务。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对于西方文学史的研究产生过积极的效果，但它受到其本身指导思想和当时文学研究水平的限制，将自己的研究局限在欧洲的范围内，又因排斥审美评价而流为一种史实考据。
韦克勒还说“我们还需要一个广阔的视野和角度，这只有比较文学能够提供”比较文
学似乎成了推动其他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
2、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
比较文学最早为法国人所使用。法国人诺埃尔及其同事拉普拉斯编成《比较文学教程》一书，首次运用了“比较文学”这一名称；1827年，维耶曼也用了这一术语；19世纪中期后法国出版了一批比较文学的著作，这一术语便在法国学术界广泛流传开来，后来又流传到德国和英国。
英国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大批评家马修·阿诺德，他在1848年从法语中引入这一术语，造出英文的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的德语术语是：
意大利语术语是
在这些名称中，各种西文的“文学”一词本来包含着广泛的意义,它既指一般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所以在比较文学一语中，文学就是文学研究的意思。在俄语中，直接用了文艺学一词，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文学是专指文学作品而言，即诗歌、散文、剧本等文学创作。1931年傅东华从英文转译法国学者洛里哀的专著《比较文学史》首次将这一术语直译为“比较文学”，这一译名并没能将文学研究、文艺学的含义传达出来，因而很容易使人产生误会，将之理解成一种语言艺术创作。
对西方学者来说，麻烦的是“比较”一词，在不同的语种中会有不同的理解，最根本的是它不能反映这一学科的本质特征，所以这名称本身就是不恰当的。虽然如此，目前国不上仍在继续使用，因为约定俗成，定名称在人们头脑中已然形成了认识，另造新词反面会引起更大的混乱，而且这一名词用词简练，内涵较大，比起为之新造的种种名称如文学的比较研究、比较文艺学、历史比较文艺学等用起来更为方便，故而并没有没淘汰。定义之争甚至造成不同的学派。
对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各国学者提出过种种不同的看法。
A，法国是比较文学的故乡，法国学者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而卡雷的提法最具代表性他在为基亚的专著《比较文学》第一版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
这说明了法国学者的看法：归属是“文学史的一支”，研究对象与范围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与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方法是强调“事实联系”的实证主义方法。
其主要功绩在于确立了比较文学的特殊的研究领域，从而也就确立了比较文学作为独立
学科的基础，其正确定义应当是“国际文学关系史”，为比较文学开拓了新领域；还指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澄清了比较文学同比较方法的关系。
法国的比较文学理论家梵·第根所下的定义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而且规定只许两个国家文学间的关系，超出了两国即是越出了比较文学的界限。当时学者主要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两国之间作家与作家、作家与作品作品与作品之间的事实联系，更多的是做考据工作，其研究的成果只能是从属于文学史，成为它的一个分支，即国际文学关系史，另外他们只研究相互影响的具体事实，排除对作品进行价值评价，而排斥作品间美学关系的探讨。梵·第根的意见非常明确，他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要一起，以便充分的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
他为两国之间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设计了一个“经过路线”，其起点是作家、著作、思想即“放送者”，终点是另一国家的某一作家作品或某一页，某一思想可某一情感，即“接受者”，“经过路线往往是由一个媒介者勾通的：个人或集团，原文的翻译或模仿，即所谓传递者”。整个比较文学的目的在于刻划出“经过路线”，有时考虑路线本身，有时考虑路线是如何发生的。
B，这一观点曾支配比较文学研究达一个世纪，二战后，它显然落后于比较文学发展的实际，于是有美国学者发难，对这一定义提出批评，并提出新的观点，其中以亨利·雷马克最为著名。其《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一文中如是说：
比较文学是超过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它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质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比较文学不应仅仅局限在文学史之中，“比较文学只有在挣脱人为的桎梏，成为文学的研究之后才能够繁荣起来。”
美国著名学者韦斯坦因曾指出：“如果文学研究降格为一种材料的堆砌，那就丧失了它的尊严，因为这样文学艺术品的美学价值就不再受到重视了。”p13
雷马克也指出：“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只有这种比较是系统的，同时对文学以外那一学科的研究也是系统的的时候，才能算是比较文学”。P13
雷马克在提出定义时对法国学者把文学批评排斥在外的做法表示不满，主张用大规模综
合比较和审美批评的方法，他说“我们必须综合，除非我们宁愿让文学研究永远支离破碎”。韦克对此有更加明确的阐述，他一再说明任何文学研究都不能排斥审美批评，比较文学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相互协作，共同完成中心任务：即描述、解释和评价一件或一组艺术品，比较文学至少在正统的理论家那里，一直回避这种协作，并且只把“事实联系”、来源和影响、媒介和作家的声誉作为唯一的课题。现在它必须设法重新回到当代文学学术研究和批评的主流中去。
他要求比较文学摆脱“从19世纪因袭来的机械的唯事实主义的观念”，注重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实行一种真正的批评。“这种批评意味着价值与质量的重视，对艺术品本身及其历史性的理解的重视。”
这种看法得到我国多数学者的重视。
美国学者一再强调的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的论点并不精确。比较文学原是为突破民族文学的界限而兴起的，其着眼点是对不同民族的文学进行研究，而“国界”主要是一个政治的地理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居民可以是同一个民族的，也可以是多个民族组成的。有时一国之内的两个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并不会亚于两个国家文学之间的差异，因此国别文学与民族文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比较文学应该是跨越民族的界限，而不是国家的界限，同时语言是民族文学的首要特征，故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跨越民族界限往往向跨越语言界限相联系。
所谓跨越民族的界限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将比较文学同民族文学的研究加以区别。民族文学的研究中也经常用到比较文学的方法。如李白同杜甫的比较，华兹华斯同柯勒律治的比较，《红字》与《白鲸》的比较，《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的比较等等，这只能算是民族文学的研究，而不是比较文学的研究，之所以强调“跨民族”的重要性，实质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同一民族作家的创作属于同一文化体系，对之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只能说明本文化体系范围之内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所以“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体系”的比较。
其次，既然这种研究是跨越民族界限的，那么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也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在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这样，苏联境内的俄罗斯文学和吉尔吉斯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我国的藏族文学与蒙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就自然纳入比较文学的范围。
雷马克认为，文学与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不必一定要跨越民族的界限。
前苏联比较文学的代表人物是日尔蒙斯基，他为《苏联大百科全书》“历史文艺学”词条这样定义：
历史文艺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国际联系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各国文艺现象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文学事实相同一方面可能出于社会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相同，另一方面可能出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与文学接触；相应地区分为：文学过程的类型学的类似和“文学联系和影响”，通常两者相互作用，但不应将它们混为一谈。P17
他将比较文学看作是文学史的一支，但将研究范围扩大了，这与美国学者的观点相仿，而且提出了“类型学”这样一个新观念。
C，中国学者的意见：
第一，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越民族界限，跨越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属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实际存在于两个或多个民族的文学之中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其次，在两外或多个民族文学中有些文学现象虽然没有事实联系，但其相异和相同都具有某种可比性，因而就具有研究价值，这是为了研究其内在的价值联系；其三，是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阐发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就是三种不同的文学关系，习惯于将第一种关系称为“事实联系”，将第二种关系称为“价值关系”，将第三种关系称为交叉关系（文学同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
第二，比较文学在性质上是文学研究的一支，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不单纯只是一种研究方法。
但是要强调，文学比较不等于比较文学，而比较这一方法又在比较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之所以是“比较文学”，不仅仅只在于它运用了比较的方法，更在于它有着特定的研究领域：即跨越民族界限和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联系，任何学科都是因为其特定的研究领域而具备独立存在的价值的。比较文学中运用比较的方法须臾是不可缺少的，是贯穿始终的，并非只是在一个阶段或某个方面才使用。
第三，比较文学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
（一）开放性是其根本特征。比较文学是个巨大的、不断运动的开放性体系。其开放性包含三层含义：
A、它不受时间、空间及作家作品地位高低及价值大小的限制；同民族文学相比，它有着更大的自由，而且特别重视往往被民族文学所排斥的当代作家；
B、它比传统文学研究有更宽泛的内容。传统文学研究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作家和作品这两极上；比较文学则通过影响和接受的研究引入了读者大众（包括听众、赏和批评家等等）和客观世界这另外的两极，这使得传统研究中的作家作品两极变成了作家、作品、读者和世
界这样一个四极相互运动的宏大模式，而且比较文学对每一极都同样重视。
C、在研究的方法上，比较文学具有兼容并包的特点，它以比较分析法为主，兼及系统归纳、审美评论、历史考据、哲学反思、图表统计、社会调查、文本细读、传记互证等诸法，而且具有迅速接纳新思想、新方法的敏锐和自觉性，不仅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新方法会被立即得到衡量和考评，就是自然科学中的新方法也会很快引起重视。
（二）其另一特征是其宏观角度。传统文学研究往往集中在一个民族的范围内，研究对象往往是作家作品的某些方面的问题，甚至是更为微末的领域，如词句的分析、笺法、意象、掌故的摭拾和阐发，作家生平轶事的考订等。这样的研究必然视野狭窄。比较文学则不然，它从民族文学的范围中跳出来，从国际的高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即便是微小的领域例如某一意象、技巧等也能给予比较剖析。如钱钟书先生对“通感”的研究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例见P23页）他拈出了11个诗人用“闹”来写无声事物的例子，指出“感觉的挪移”在中外诗文中都不鲜见。A loud perfume……cryed/even at thy father~s nose.
在超学科研究中，比较文学则给人以“更上一层楼”之感，它能从文学本科内抽身出来，从一个新的高度俯视文学和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关系，这种宽广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是传统文学研究无论如何也无法企及的。这种宏观的角度对文学规律本质即所谓文心、诗心的探索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理论性。比较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绝不是为了研究和发现同和异，或只是说明传承、渊源、反响、媒介等事实，这只是研究的第一步，研究者决不能就此止步，否则就会流于“为比较而比较”的弊病。比较研究的最终目的必然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比较文学强调理论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它将不同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比较诗学、比较美学）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相互阐发和印证，力求加深人们对文学总体的认识和理解，为揭示文学的整个规律做出贡献，因此寻求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是比较文学的重要原则。
为突出比较文学的特征，还必须将比较文学同其他文学研究的几个概念加以对比，它们是民族（或国别）文学、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
A、国别文学是按国家这样的政治概念用出区别的文学，如中国文学、美国文学等名称；民族文学则是按民族来区分的文学，二者是不同的。有些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它们在政治上组成一个国家，但依然会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特个性，尤其是会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这样的国家可能会包含着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如前苏联有俄罗斯文学、立陶宛文学、爱沙尼亚文学、吉尔吉斯文学等；中国则有汉族文学、蒙族文学、藏族文学等等，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而雷马克定义中正是忽视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加以指出和纠正。
民族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要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就必须熟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学者都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学，将本民族文学同其他外民族文学加以比较，离不开民族文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对两个或者多个他民族文学有更深的造诣，在外民族文学之间作纵横捭阖的比较研究而且游刃有余的做出有价值的结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应该成为比较学者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但即便是这样的研究出不可能离开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学的根基，所以说在任何情况下比较文学都必须将民族文学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B、世界文学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常见的一个术语，通常对之有三种理解。一是歌德的看法，他最先使用这一术语（Weltliterature），其本意是希望有一天各国文学将“合而为一，……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p25)，而每一个国家的文学都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唱中演唱自己的一个声部，还认为在人类精神财富的交流方面，世界文学比民族文学能发挥更磊的作用，但歌德自己也认识到这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困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民族个性，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正是要丰富和弘扬这种个性，从此意义上说，比较文学研究不能将这样的世界文学作为自己未来和终极目标，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学这一早期概念无疑对比较文学研究观念的产生不无启迪作用；
世界文学的第二个含义是指那些获得了世界声誉的作家和作品，如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泰戈尔、曹雪芹、鲁迅、老舍、巴金等作家及其作品，他们在文学史上取得了经久不衰的地位和影响，大大的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在此意义上世界文学无疑是名家荟萃和名著选评。按此理解世界文学不必有明确的比较意识，只要将研究重点放在一个个重要的作家作品上就可以了；而比较文学研究却将重点放在比较上，它研究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时，决非对每一位作家作孤立的研究，而是将之放在比较的背景上；再者，比较文学研究并不轻视视二三流的作家及作品，而这正是这一意义上的世界文学不屑或不愿意顾及的，可见比较文学同世界文学的第二种含义也是有区别的。
第三个含义是各国文学的总合，而不管这些文学是否具有世界地位和不朽性。这一含义同比较文学很接近，但仍同比较文学有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它并不强调从比较的角度去作研究。
C、总体文学（La literature generale）原意是指文学的问题、原则、源流、运动，是诗学或美学的总称。在此意义上它显然同比较文学有区别，因为比较文学研究十分重视文学理论，而其范围却大大超越文学理论的研究；况且总体文学并没有规定一种比较的方法，而比较文学不仅将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且始终强调自觉的比较意识，故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在将比较文学同这些概念作出了进一步的区别之后，可以尝试给“比较文学”下一个定义了——
比较文学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研究跨民族或跨学科的各种文学关系；在理论和方法上它具有比较的自觉意识，又具有兼容并包的特色。
第二节比较文学的目的和功能
在此问题上各国学者有着许多共识，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才关心这一学科的发展，并热衷于参加有关的争论。
德国学者霍斯特吕迪格说：
比较学者的目的与研究各个民族文学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要充分理解文学作品，而且尽可能多方面地去理解.P27
A、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更科学更全面的理解和考察文学作品。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研究应该是多方面的，有系统的，如生活与创作，作家与作品，传统与演化，历史渊源（民族的和国外的）与发展变化，以至作品的流传，读者的接受等等，传播到国外的作品还得研究其传播的过程，在国外的反映，对别国文学的影响，国外读者的接受情况等等。于是为了全面考察和理解一部作品，必须进行一个系统的多方面的研究过程，它仿佛是一个文学研究的系统工程，其中比较文学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B、其第二个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探讨文学规律。希洛克说：
攻读文学的学生为了摆脱民族和语言的束缚，以便使文学研究接近文学的本质，也越来越转向比较文学。
在此必须再谈谈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关系。比较文学不等于总体文学，但它们并不是绝缘的，而是相互联系着的。由于比较文学课题的深化，必然会涉及总体文学的领域，比较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能打破各种界限，在不同的参照系中完成比较，就是说它能使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从而得出更为全面更为科学的结论。钱钟书先生说得好：
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
这说明比较文学不是事实的罗列，不是简单的比附，不是单纯的异同现象的发掘，而是对文学规律进行探索的一个途径，它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提高了我们的分析能力，大大有益于我们去科学地认识文学现象，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就此意义而言比较文学有着其他文学研究的途径所不能替代的功能和效果。
就总体文学本身而言，其进步也有赖于比较文学的发展。总体文学实际是对文学基本原理的研究，而在其发展史上各国与各时期的理论实际有着很大的不同。比较诗学就是为了从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入手寻找东西方文学的共同规律，这必然丰富和发展总体文学。“理论化”和“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二者可以说是比较文学发展的新途径，以求克服比较文学
本身的西方中心论的局限，以期探讨全球性的文学规律。
C、比较文学可以促进民族文学，推动文化交流。它本身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对于开展文化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文化交流的目的一是促进民族文学，一是促进世界文学，为了促进交流，就必须对外来的东西进行学习和鉴别，比较文学在其中大有作用。季羡林说：
研究比较文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的借鉴活动找出一些可遵循的规律，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我们常说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不同文学的比较，可以从理论上提高我们对外国文学的认识：不同文学之间相同之处何在？不同之处又何在？产生这些同与异的关键何在？从技巧到内容都可以进行比较，从对比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从而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学。P31
一方面我们要向外国文学学习，另一方面我国文学也在走向世界，为世界文学作出贡献，比较文学正是促使我国的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作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比较文学在中国文学与周围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有且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也有且于世界接受中国文学和理解中国文学。
比较文学是一门很有意义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要求较高，难度较大的学科，唯其如此它才饶有兴味，正如布洛克所说“当前没有任何一个文学研究领域能比比较文学更引起人们的兴趣或有更加远大的前途；任何领域都不会比比较文学提出更严的要求或更令人眷恋。”p32
法国比较学者艾金伯勒在设想一个“理想的比较学者”时甚至这样说：“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除了受到一个历史学学者应受的训练外，我也希望他受到一个社会学学者应受的训练，我甚至不去阻止他接触总体文化。此外，他应该具备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有关造型艺术和音乐方面的较完备的知识，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以便能在这方面产生他自已的见解……。是的，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尽可能博学多闻；我甚至希望他也具有百科全书编纂者那样的雄心，狄德罗那样的雄心。”p32
在各种训练和素养中，外语学习是重要条件之一。为了进行跨民族的文学研究，比较学者应当精通多种语言，以便掌握第一手材料。早期的欧洲学者提出要求掌握十种语言，这对中国学者来讲恐怕是难以做到的，但是熟悉两种语言和两种民族文学，也就是在熟悉本民族文学之外，再熟悉另一种民族文学，在精通自己的母语之外，再掌握一种外语，应该说是最为起码的要求，因为不具备这些条件就无法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
比较文学已经由19世纪的考据进入到追求理论深度的阶段，其开放性特征又使其善于吸收各种新的有价值的理论与方法，使这不断丰富和发展，这说明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对于一
个比较文学研究者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A、在理论学习方面，要学习哲学，尤其要重视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任何文学研究都是在一定思想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就比较文学而言，进化论、实证主义、结构主义都曾作为其理论基础而对其发展作出过贡献。在某种意义上，学术研究的成果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自觉程度。
B、要重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学习，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种种偏差往往可以归结为对于这门学科的许多误解，简单的表面比附和为比较而比较等倾向还多所存在；人们常常抱着极大的兴趣去发现中外文学中那些惊人相似的现象，而对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些相当重要的课题如文类学、译介学等等却不加注意，不能将研究停留在自发的即兴式的研究阶段，而应该进入自觉的阶段，即要求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严肃的科学研究实践。
第二章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现状（2课时）
第一节国外比较文学的历史
比较文学学科有着自己的形成史、发展史、研究史和建设史，其侧重点主要强调学科的宗旨、理论体系、学科使命、发展方向及其队伍建设等几个方面。
其学科建设是其发展的根本保证，包括其学科开创、学术信息引进、学术机构和团体组建、学术研究和教学建设、学科人才和学术梯队的培养、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学术刊物、论著、丛书的谋划、编写、出版等等，但最为基本的是学科理论、思想、方法、精神和学科应用研究的建设等。其核心在于正确规范和开发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比较文学学科内部的结构体系，二是比较文学学科外部的各种关系，要求学者以最高的认知水平、学术水平和责任感自觉要投入到学科建设中，创建符合时代和人类需求的比较文学学科。
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过程是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过程。100多年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史大体上可以为三个阶段。
一，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以法国学派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一步。此期以法国学者维耶曼、梵·第根、基亚等为代表。1931年梵·第根出版《比较文学论》，这是一部全面阐述法国学派的著作，被誉为法国学派的集大成之作，多年来被当成是比较文学入门的必读书。他明确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目的及经过路线，强调“精细和准确考据”的研究方法，而忽视审美批评和赏鉴赏在比较文学中的作用。该书出色地总结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成绩和经验，建构了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不失为一部重要的比较文学著作。
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来研究，注重各国作家及作品之间确实存在的事实联系；以影响研究为主要特征的法国学派以其丰硕的成果证明了比较文学的科学价值，并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比较文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从而也确立了它在学术界的地位。
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第二阶段是以美国学者韦勒克、雷马克、韦斯坦因、奥尔德里奇等为代表的美国学派。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美国的教堂山举行第二届年会，韦勒克在会上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即所谓美国学派挑战性的宣言。会议之后，两个学派继续开展论战的同时，更致力于理论建树，其中雷马克和奥尔德里奇对美国学派有重大的理论建树。
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雷马克在其著名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一文中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定义：
比较文学是超过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它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质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依其定义，比较文学包括两个方面：一它是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二它是有关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美国学者强调的是超越事实联系的平等研究，而法国学者强调的是依靠事实凭据来解决问题的影响研究，并且将文学批评排除在比较文学领域之外；第二点更是法国学者所激烈反对的，雷马克认为应该将文学同人类的知识、人类的其他活动领域联系起来，开展“跨学科研究”，还十分强调综合研究。
伊利诺大学教授奥尔德里奇则是美国比较文学的另一重要人物，其《比较文学：内容与方法》是美国比较文学界的又一部重要理论著作，他指出，“比较文学最简单的定义可以理解为通过一个以上的民族文学的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或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的关系。”他将彼此没有直接联系的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称作“纯粹比较，并将之分为“类同”和“对比”；类同研究两部作品“在风格、结构、语气或观念上的平等类同比较”；对比则不仅寻求其共同之处，也研究其歧异之处。因此平行研究就可以对文类、主题、神话、技巧、文学史分期等进行考察。
平行研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大的扩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并使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此期是以美国学者重视平等研究建设为中心的阶段。
三，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学科进入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此期各国比较文学研究空前活跃，成绩卓著，异彩纷呈，其中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被国际比较文学学界认为是最富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美国学者韦斯坦因认为是具有爆炸意义的事件。
以季羡林、钱钟书、李赋宁、杨周翰、贾植芳、施蛰存、朱维之、戈宝权、赵瑞蕻、林清秀等一批前辈学者领航开路，著书立说，开复兴中国比较文学风气之先，乐黛云、廖鸿钧、陈、卢康华，孙景尧、倪蕊琴、饶子、谢天振、曹顺庆、孟华、严绍、周发祥、钱林森、崔宝衡、张铁夫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紧步其后，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贡献，使之走向了显学的坦途。
二十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已经打通了比较文学的学术通道，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开展了以对话、沟通，尊重、理解、共建人类多元文化为宗旨的各种学术活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理论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能从时代的全球化和文化转型的新角度，在多元文化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的新未来，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第三阶段的地位、作用和走向的看法。中国学者摆脱比较文学的传统观念，
冲破比较文学“欧洲中心论”的樊篱，不断更新比较文学的观念、方法，以新观念、新眼光，通过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的文学研究，开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对话，促进互识、互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以期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共建全球的多元文学和文化。
中国学者以全新的眼光和姿态挑战法国和美国学派，强调重新审视比较文学的目标、精神和使命，倡导在多元文化视野及其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比较文学的新起点，创建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未来。
同时，外国学者也在不断的做出引人注目的成绩。1982年，荷兰的佛马克在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上发表《比较文学的新变化》一文，提出应该特别重视多项研究领域之间的科学关联价值，这种价值应该从比较文学同文学理论的相互关系中获得，因此可以认为比较文学同文学理论的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还依次论述了接受理论、符号学、心理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新理论对比较文学的意义。他认为比较文学学界的理论化倾向反映了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认为文学理论可以强化和推进比较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不应该局限于自己原定的界限，而应该将研究对象扩大到“文学交流情境”等方面的新的探索中。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大多是一些权威学者如韦勒克、雷马克、韦因斯坦、奥尔德里奇等。
总而言之，处于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正酝酿着新的转机与突破，必将将比较文学文学研究推进到一个以多元文化对话及异质文化的沟通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这是中外比较文学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同前两个阶段的主要不同之处。（简明教程）
第二节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
可以分成史前史和学科史两个阶段。
史前史
研究史前史的原则：一，仅仅只有比较并不等于比较文学，所以象《诗经》中的二雅和二南的对比决不能看成是比较文学；二，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并不是文化交流史，因此对外民族文化和文学的介绍不等于比较文学，不能将研究和介绍混为一谈；三，比较文学的萌生和成长离不开中外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这样一个大背景，只有在文化交流达到高潮时才有可能产生比较研究的需要和兴趣。
从中外关系史看，这种交流大约经过了四次高潮，第一次以张骞通西域和佛教传入我国为起点，到唐太宗执政时期达到极盛；第二次高潮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中华民族志士仁人救亡图存、向西学习的热潮；第三次高潮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顶点；第四次高潮是新时期。比较文学是与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同步的，所以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是同上述四次大的中外交流相联系的。
一、中国比较文学的渊源
其第一阶段即其萌生阶段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西晋时期，当时佛教界产生的一种称为“格义”的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渊源。
当时佛经的译者不能通晓汉梵两种文化和文字，译文往往生硬艰涩而难以理解，加上有许多音译的新名词，给佛理的和传播带来很大的困难，为此佛教徒们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一是借古代的典籍如庄老诸子来附会佛理；二是僧徒之间为研习佛理，宣讲经典，也往往借汉学来比附佛学，这种方法在鸠摩罗什译经之间特别流行，学界称之为“格义”。
陈寅恪先生考证了“格义”的由来。他引《高僧传》中的竺法雅传：
竺法雅，河间人。凝正有气度，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士子咸附咨禀。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以训门徒。雅风采洒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会讲说，与道安法泰每披释凑疑，共尽经要。
陈寅恪认为其中的话为“格义”提供了正确的解释。其中所谓“事数”指佛经中的“五经”、“十二入”、“四谛”、“十二因缘”、“五根”、“五力”、“七觉”等名相；“外书”指庄、老、儒、道等典籍；“生解”则指“子注”，因生即子，解即注（为互训字），子注即以子注母之意，这是当时学界的一种训诂的方法，所以“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
解之例”就是以老庄各家的学说来解释佛家的教义，更明确的说，“格义”的方法就是用汉说来解释和比附外来学说，这是比较文学中“阐发研究”的最初形态。
此外还有支敏度等人创立的“心无义”的方法，就是“取外书之义以释内典之文”，与“格义”“性质相近，同源异流”。
另外还有“合本”之法，即将同一经典的不同译本合编，将一种译本定为母本，以大字印为正文，将其他数种同文异译的注本以“子注”的小字形式夹于大字正文之中，以资对比和互勘。支敏度就曾将支越、法护、叔兰三人所译的《首楞严经》合为一编，以越本为母，以护本和兰本为子，相互阐释和印证。这种方法无疑开启了比较文学在研究文学影响和文学关系时对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的先河。后来梁启超就曾对小品般若经的五种译本作过精审的比较研究。
北宋以后的援儒入释的理学以及历代以儒、道诸家阐释佛理的研究都可以看成是“格义”这一方法的支脉。
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虽以记载古代中外奇闻异事、神话传奇而脍炙人口，但其中个别地方已出现了比较文学“渊源学”的因素。
虽然段氏不可能对其作更为深入的研究，但其方法无疑是后来“影响研究”中探源溯流的早期形态；书中还有平等研究的最早萌芽。P71
佛经的翻译经过了一个逐渐成熟的漫长过程，译者逐渐对翻译理论进行了探讨，其焦点问题则是直译好还是意译好的问题。
著名翻译家释道安(314--385)主张直译，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观点。“五失本”即在翻译时用倒装句、用文言、删除经中反复咏叹之语、解释之语和重复前段之语五种用法会使原作失去其本意；“三不易”即译文既要忠实又要通俗不易，译者真正理解佛经原意不易，考证原文不易。
别一个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344--413)则倾向于意译，他认为梵文同汉文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字，要将梵文直译成汉文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
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
他反对僵直不化的翻译，主张译文要圆通达旨，必要时须对原文作出增删调整。他本人既熟悉佛经和梵文，又谙熟汉语和中国的典籍，所以无论对原文用怎样的调整都能曲尽原意，流畅自如，另一方面他又并不因此而草率从事，而是极为严肃的字斟句酌，历久不怠，因此他所译的大量佛经能超越前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释道安的大弟子慧远(334--416)则持折衷之论，他认为直译固然有“信言不美”之不足，意译出难免其“以文应质”之缺憾，惟有折衷方能圆满。到玄奘时的后期翻译就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早期、中期的水平而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
上述有关翻译理论的探讨本身则开创了后来对翻译理论的研究，而且还成为我们今天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渊源。
由上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自魏晋至唐宋即中外文化开始大规模交流的时期内，比较文学中探讨不同文学间的渊源、影响、媒介乃至平等类比、互相阐发的各种类型的研究都有了萌生的痕迹，但又是零散的、微弱的、不易察觉的。
即以“格义”而论，我们所能找到的也只有些非常简略的材料，这说明僧徒间曾经不断采用这样的方法，至于较为具体的内容和实例，除《高僧传》中有一鳞半爪的叙述外则几付阙如。但是以比较学学者的眼光来看，这些微弱的痕迹却很有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痕迹中滋生、成长出比较文学今天的繁荣局面。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鸦片战争至五四前夜
其特点有三：一是在翻译西学极为繁盛的情况下有关翻译理论的讨论继承了第一阶段的传统，有了较大的发展;二是在中学西学孰优孰劣的讨论热潮中文学研究中平行研究的文章增加了。三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较前扩大，出现了象王国维、梁启超等博古通今、融汇中西的学者，以及少数颇有见地的论文。
翻译的盛行带来了文学观念的变革，人们认识到文学对于变革社会，启迪人心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将中国文人从来看不起的小说第一次提到了极高的地位。
文学观念的变革引出了如何处理向西方学习和继承民族传统的问题，也造成了在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观点偏激的两派议论，包括改良派的梁启超和保守派的徐念慈。
当时文学比较中的另一种情形则是简单、零碎、甚至牵强附会、荒诞离奇。但从总体上看其比较的意图还是明显的，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在平行研究方面的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的比较文学除在媒介学、平行研究等方面有所发展外，在阐发研究方面也有所进展，主要表现在以西方的文学和美学理论来阐释自己的观点，如严复、夏曾佑等。
这一时期对阐发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当首推王国维（1877－1927）。他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博古通今、融贯中西的大学者。
陈寅恪先生曾将其学术内容和研究方法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考古学和上古史方面的著述，方法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二是辽金元史和边疆地理方面的著作，其方法是“异族之故事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的著述和小说戏曲方面的考证，方法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其中这第三种方法正是所谓的“阐发研究”。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评论即因其立论高超和采用“阐发法”而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
鲁迅（1881-1936）是中国比较文学萌芽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于1907年所写的《罗摩诗力说》是中国比较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章，他对欧洲的几十位作家特别是对19世纪
初欧洲各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即所谓的“摩罗派”诗人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对比较研究的意义和力量已有深刻的认识，其研究也涉及到比较文学的一些基本类型。
1912年他在日本见到了洛里哀《比较文学史》的日译本，立即写信告知许寿裳，这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到比较文学。他在译介外国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探讨翻译理论等各方面都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中国比较文学趋向成熟
从“五四”到1949年的30年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其第三阶段。有三大特点：
一，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中学西学孰优孰劣的讨论发展为一场关于东西文化的深入持久的论战，对中国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比较文学的成熟与这一思想运动息息相关;二，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者百分之八、九十都曾游学欧美或东洋，有的直接接受过法国比较文学的熏陶和训练，他们对西方有深切的了解和感受，而且有较为深厚的旧学功底，回国后于高校执教或主办杂志，自然将中国文学同西方文学进行比较，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去研究，具备了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自觉性和能力，却因为国内政治动荡和连年的战争所阻断;三是比较研究的规模、内容和方法上都较前一阶段有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许多以明确比较为题的论文和专著，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但是成熟的中国比较文学并没能促成学科的建立。
高校开课和创办杂志：
吴宓（1894-1977）
陈寅恪（1890-1969）
朱光潜（1897-1986）
郑振铎、茅盾、周作人等组织文学研究会及其刊物《小说月报》成绩显著。
西方比较文学论著的译介：
章锡琛翻译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傅东华翻译洛里哀《比较文学史》;戴望舒翻译梵第根《比较文学论》。
研究方法上：
明确提出了比较研究等新的方法。郑振铎提出归纳法、进化论的引用和类似影响研究的方法;茅盾写过很多外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文章;不少学者引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文学问题，使其研究获得了新的研究角度。
在研究的内容和范围：
出现不少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立论，全面探讨文学渊源、文学影响的专著和论文，也出现了没有事实联系的平等比较的文章，甚至出现了论述文学同其他领域关系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