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人之道】《中关村》200906期——俞孔坚论文《拯救城市之路》 — 人人小站
在当今中国这股裹足般的“城市化妆运动”大潮下，城市设计逐渐迷失了方向，转而追求毫无意义的风格、形式以及华丽的异国情调。
俞孔坚(北京)
走向灭亡的城市
我最近做了一次长途旅行，遍览了数千年城市的历史，跨越了万里河山，从加勒比海岸到太平洋，从低地与高原，从文明的城市钢筋丛林，到如画的乡村田园，再到洪荒的天然林莽。
在这次旅程中，我看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一类人是普通、谦逊的，但却是健康、多产的，并且依然生机勃勃；另一类则是特殊的、高贵的，但却是扭曲的、已经死亡的城市贵族。在玛雅文明中，那些城市的统治者们通压扁头盖骨来彰显他们的权威和高贵的血统。直到上世纪初之前，中国的少女们被迫“裹脚”，以便能够嫁入豪门，成为“城里人”，那种正常的“大脚”姑娘则被视为粗俗、低下。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体验到了两种不同的大地景观：一种是朴素、真实的，饱含了辛勤的劳动，繁荣至今；另一种则是宏伟的、壮丽的，如海市蜃楼般，却都已成为废墟，包括古罗马的城市、玛雅的金字塔，还有中国的圆明园废墟。这些已然为自然所同化、却曾辉煌壮丽的特殊的城市和景观，都是由那些扭曲的城市贵族权归、在所谓的上层文化价值观指导下建造的。
我认真地思忖了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第一种属于下层文化，充满了乡土气息，它常常隐形于世，鲜见于历史教科书中，却充满了生存的智慧和艺术，并创造了真正的实用的建筑与景观，和充满生机的真实大地；而另一种是所谓的上层文化，来自于城市贵族，历史上声名显赫，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生存，纵情于享乐与装饰的艺术，创造产生虚幻的景观和虚假世界，最终走向灭亡。
不幸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上的建筑、城市和景观的设计师们都在为城市上层贵族服务的，之后这些设计的艺术便沉缅于所谓高尚文明的浮华装饰、纪念碑式的建筑以及被称为“人间天堂”的花园之中。而现代的城市设计，从理论到实践，仍然还是基于来自希腊、罗马、玛雅以及中国古都等城市废墟中的经验。学生们所学的是为了继续建造腐朽，而不是为了生存。
从“粗野”到“文明”的运动以及生存的挑战
每年，中国13亿人口中的1.5%都会涌入城市，从“粗俗”的乡下人变成“高雅”的城里人。20年内，全国将有65%的人生活在城市。城市性和城市价值观的传承不仅改变了城市本身，也将影响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自由奔腾的河流被大理石包裹成笔直的沟渠，
无异于被裹足的少女；充满野趣的湿地变成了光鲜的池塘和喷泉；自由生长的灌木被连根拔起，转而被替换成修剪整齐的装饰植物；乡土的野草则被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的常绿的、外来观赏草坪所替代……从少女的被迫裹足开始，中国的城市化经过两千年少数人的专利，而今成为多数人的不可逃避的洪流与运动，在追寻过往城市贵族梦想的过程中，经历着从身体到精神的裹足过程，连同生活的土地，我们走向一条死亡之路。
在当今中国这股裹足般的“城市化妆运动”大潮下，城市设计逐渐迷失了方向，转而追求毫无意义的风格、形式以及华丽的异国情调。如今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重现“花石纲”的造园工程、挥霍钢材的鸟巢、华丽而骇人的CCTV新楼、不惜浪费大量能源的国家大剧院等等。所有这些城市的标志物，都折射出从那些消失的所谓上层贵族文化那里所继承的、腐朽的价值观，而这些只会加速生存环境的恶化。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22%，但却只拥有世界上7%的耕地和水。全国662个城市中，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而且没有一条城市内或城市外的河流不被污染。中国的西北部沙漠化趋势已经迫在眉睫。在过去的50年中，中国50%的湿地都已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化”和“城市性”价值观下的产物。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可持续的吗？而中国环境与生态危机的巨大现实背景告诉我们，建筑与城市设计应该重归“生存的艺术”，一种土地设计与保护的艺术。
拯救城市之路
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去，作为设计者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出路只有一条：生态文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战略有两条：“反规划”和新美学。
战略之一，“反规划”途径，保护和再造秀美山川。“反规划”不是不规划，也不是反对规划，它是一种景观规划途径，本质上讲是一种强调通过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城市空间规划的方法论，是对快速城市扩张的一种应对。自然与绿地系统优先的思想不是作者的发明，早在100多年前而美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时，就已经有设计遵从自然的思想。在当今中国的城市与土地忧患背景下，我们之所以用“反规划”概念，不但希望能把一些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特别是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成果能融入规划，更主要的是想传达更丰富的含义，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反思城市状态：它表达了对我国城市和城市发展状态的一种反思；
反思传统规划方法论：它表达了对我国几十年来实行的传统规划方法的反思，是对流行的多种发展规划
方法论的反动；
逆向的规划程序：它表达了在规划程序上的一种反动，一种逆向的规划过程，首先以土地的健康和安全的名义和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从眼前的开发商的利益和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做规划。
负的规划成果：在提供给决策者的规划成果上体现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不发展区域及其类型和控制的强度，构成城市的“底”和限制性格局，而把发展区域作为可变化的“图”，留给渐进式的发展规划和市场去完善。这个限制性格局同时定义了可建设用地的空间，是支持城市空间形态的格局。
“反规划”，围绕生态基础设施进行城市设计。多尺度的生态基础设施可以保护景观中生态的多样性以、文化的归属和认同，以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它还可以提供多方面的生态系统服务，保护地区和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维护雨洪过程，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物种迁移，保护文化遗产，建立休憩系统。生态基础设施将成为多种进程的综合的媒介，成为“天地—人—神”和谐的基础，是保护和再造秀美山川的根本手段。
战略之二，新美学，重建新乡土中国。 我们的城市之所以走向一条通向死亡之路，归根到底是因为两个多世纪以来，少数贵族的价值观、审美观、消费观在引导整个社会进入快速的城市化，畸形的“小足 ”美学主导我们的审美观，使我们的环境在大众的城市化运动中不堪重负，人类走向自杀之路。
所以，改变这种价值观和审美观，建立新美学是我们顺利通过城市化关口的必由之路。这种新的美学建立在生态与环境伦理之上，崇尚野草之美，健康的生态过程与格局之美，丰产之美。这种美学是我们的城市街道上跑动的是自行车而非汽车，两侧长满丰产的果树和玉米，而不是病态的、只开花不结果的花木；这新的美学让雨水流淌在大地、渗入地下，而非进入水管，排入大海；这样的美学使我们的小区长满小麦和蔬菜；这样的美学让耐寒、耐旱的野草替代光鲜却耗水无度的草坪；这样的美学会使我们不再应为畸形的大厦而欢呼，也不会因为巨型的广场而欢呼。这种美学要求我们与洪水为友，解开自然过程的“大足”，自由做功，让我们的城市丰产且美丽，享受无尽的自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