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革命报刊的白话文理论
第28卷第4期温州大学学报·社 会 科 学 版2015年7月V ol 28, No 4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Jul, 2015 论晚清革命报刊的白话文理论
付登舟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摘要：晚清白话文运动得益于维新报刊和革命报刊对白话文的理论倡导，尽管二者倡导的目的不同，一为启蒙维新，一为启蒙革命，但二者对白话文在晚清社会中的应用与推广起着相同的作用。革命报
刊基于对民众革命启蒙的政治诉求，从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功能的角度，剖析文言之弊，褒扬白话文之
益，主张“言文合一”，为白话报刊的创办、白话文的普及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晚清；革命报刊；白话文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4-0061-06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4.011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https://www.wendangku.net/doc/4411018039.html,获得
一般认为，现代中国的语文变革源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而实际上，在晚清的“言文一致”运动中就已经酝酿着白话文运动的先声。陈万雄指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其直接源头是晚清的“言文一致”主张：“其实晚清确实存在一个白话文运动，且直接开五四白话文学的先声”[1]。诚然，晚清这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是由革命派和维新派、革命报刊和维新报刊共同倡导和发动的。
一、救亡启蒙与白话文理论的登场
晚清的白话文的勃兴，离不开维新报刊与革命报刊对白话文的理论倡导，而对白话文的理论倡导又是处在巨变中的社会和时代的必然选择。走过康雍乾盛世的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及义和团运动的内外双重打击下日渐衰落，危机四伏，开明官绅掀起的挽救清朝危局的洋务运动经中日甲午战争而宣告破灭，维新志士和光绪皇帝主导的政治革新瞬间成为泡影，走上层路线的求富求强、救亡图存的努力无济于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投向普通民众。此时，人们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开始认识到民众的作用。然而，西方社会中的“民”与晚清社会的“民”并不相同。西方的“民”具有一定文化，思想中有民主平等的观念，而中国的“民”大多处于文盲状态，骨子里还是“君君臣臣”观念，遵守封建伦理纲常。那么，改变民众的思想就变得至关重要。严复发表了《原强》等文章，首先提出了“开民智”的口号，将提高国民的精神素质视为救亡兴邦的根本。梁启超也著《新民说》等系列文章阐述启民智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启蒙运动就此拉开帷幕。当时，时代的主题已呈现为救亡与启蒙，启蒙民众是为了“救亡”国家。维新志士们提出“新民”是企图运用西方的独立、民主、自由等人权说，通过对人的肯定，使国民克服麻木、旁观忍让等弱点，主动承担救国责任。这种“开民智”的理论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立
收稿日期：2014-06-17
作者简介：付登舟(1964-)，男，湖北孝感人，副教授，学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报刊与近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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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第28卷第4期 即得到广泛响应，也成为改革社会的实践活动。开民智的具体手段有兴办近代教育、翻译西方文学著作、普及基础文化教育等等，但在一系列开启民智的活动中却遇到了语言、文字的阻碍。历史原因以及中国文字自身的特点导致言文分离的现象。同时，自鸦片战争之后，经世致用思潮在晚清社会又一次兴起。经世致用的观念影响着士大夫们的心态，实用性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评价标准。语言、文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的东西，但百姓看不懂古奥的文言，新的思想无法通达大众。所以，改文言为白话，使广大民众更快地获得知识成为速开民智的先行途径。于是，维新报刊和革命报刊相继提出了各自的白话文理论，为白话文的登场开辟道路。
维新报刊的白话文理论早于革命报刊，其代表人物有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等人。黄遵宪被公认为白话文理论的先导，最早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张：“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2]。梁启超对“言文一致”理论的认识也源于黄遵宪，他在1896年撰写的《沈氏音书序》一文中支持黄遵宪的观点，反复论述言文分离之害与言文合一之益，并将其与民智国强与否联系起来。“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民智斯国强矣。”[3]裘廷梁的白话理论较黄遵宪、梁启超两人更为明确，提出以“白话为本”。1898年，裘廷梁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较系统地论述白话文理论，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战略口号，标志着白话理论自觉阶段的开始。他将国家危亡之因归结为国无智民，将民智不开归结为“文言之为害”，并列举白话的八大益处：省力气、除骄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炼心里、少弃才、便贫民等，将泰西诸国人才辈出归结为“用白话之效”，将区区数小岛之民而皆有雄视全球之志的日本之崛起亦归结为“用白话之效”，从而得出如此结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①他以一种激进姿态对2000年来“文言之为害”进行了首次清算，正式揭开了20世纪文言与白话之争的历史序幕。维新报刊及维新人士倡导的白话文理论，与救亡启蒙的时代主题相结合，其目的是通过语言文字的变革，让知识普及于民众，启蒙国民的思想，提高国民的智慧，以实现维新的政治意图。革命报刊和革命志士的白话文理论，是运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启迪民智，唤醒国人，提高民众觉悟，与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以实现颠覆满清，建立民国的政治理想。
二、文言之弊：革命报刊对文言的批判
革命报刊基于传播革命思想的需要，在维新报刊对文言妨碍国民智识进步的认识基础上，以发刊词和专门论文的形式，剖析“文言之弊”。
《游学译编》叙是杨度为该杂志执笔起草的“发刊词”，尽管杨度因列名“筹安会六君子”而遭人非议，但他早年在留学日本期间，受到了“排满革命”的思想影响，曾作为湖南藉留学生中激进的一员，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游学译编》叙的主要内容涉及12个方面（换言之，拟设12个栏目），此文作为一篇“发刊词”性质的文章，其内容正是对于这12个栏目的编辑思想予以阐述。这12个栏目中的最后一个为“小说”，计840余字，是一篇相对独立完整的“革命文学论”。这部分文论，和《湖北学生界》叙论的命运一样，没有得到文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至今不为人知。《游学译编》是留日革命报刊中最早指出“言文之弊”的刊物。其在“录小说第十二”中说：
“一国之语言文字，歧而为二者，其国家之教育，人民之进化，必不能普及于全国
①参见: 裘廷梁于1898年8月27日在《中国官音白话报》上发表的文章《论白话为维新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