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

阎帅

改革进行了三十余年，国民经济享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仅仅GDP曾经保持过两位数增长，就能让西方的发达国家瞠目结舌。让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也享受了从无到有的质的飞跃，如果我跟我的妹妹说，曾经要有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才能娶个姑娘回家，估计她会笑出声来。蛋糕越做越大，宏观经济指标呈现令人陶醉的美景，老百姓的日子却越来越难。伴随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

医疗问题在全世界都令各国政府非常头疼。一方面要保证提供公民有足够的医疗资源使用，另一方面又要稳定财政支出，至少确保医疗支出不会造成过大的财政负担，以致影响其他公共服务支出的有效性。造成医疗改革阻力过大的重要原因就是，牵扯到的利益集团过多，涉及的利益面太广。各国对于医疗服务的财政支出都是非常大方的，在各医疗相关领域的企业看来，这是一块非常巨大非常诱人的肥肉。

美国对于医疗问题也曾经非常头疼。每年要花掉2.4万亿美元，来支撑庞大的医疗体系运行。即便这样，依然有8000万人享受不到常规的医疗保险。拥有3亿人口的美国四分之一的老百姓看不起病，或者看病难，对于网上的“美分“而言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因为美国的保险非常贵。想上得起保险，就要时刻关注药价的变化。美国医生开药可不是信手拈来，一拍脑门想开什么就开什么的。药厂和保险公司挂钩，保险公司规定享受我保险的人看病，都要遵从医生的药目表，而这个药目表是保险公司通过游说国会制定的。

这下就清晰了许多，药厂做了个高价药，告诉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去游说国会，把这新药放到价目表里，以后医生开药，就要选择这种高价药。有保险的人看病，因为药贵了，就要缴纳更多的保费，没保险的人看病，就直接花更多的钱买药。药厂和保险公司，双赢。老百姓和缴纳保险的企业，双输。

奥巴马对于医疗体系的改革非常成功。他通过对富人征税，补贴给穷人，使医疗成本大大降低，减轻了老百姓看病的负担。同时，政府的赤字将减少一万亿美元，还能让3000多万没有医保的人纳入医保系统。这其中的秘诀就是，切断了保险公司和药厂之间的利益挂钩，让富人自觉监管保险公司，减少高价药进入药目表。由此形成的是良性循环，开的药便宜，个人负担减轻了，企业负担也轻了，保费自然低了，富人就不用缴纳更高的医保税，还会想办法让药厂研发更便宜的药。

我们国家也进行过医疗改革，其结果却令人可怖。1985年到2003年，我国的医疗卫生

支出结构变化为，政府支出比例从39%下降到17%，社会支出比例从33%下降到27%，个人支出比例却从28%上升到57%。2004年，我国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也就说，8亿人得不到医疗保障体系的覆盖，看病基本靠自费。

究其原因，不得不再次提到市场化。90年代中后期，国家将本不应该产业化的领域产业化，将不该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把本应该作为政府承担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推向市场，一瞬间各种民营资本涌入医疗体系。政府一下子从沉重的财政负担中解脱出来，得以大刀阔斧地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却一下子推高了老百姓的医疗成本，使看病吃药成了穷人的噩梦。

政府控制下的医疗服务价格被控制得过低，病人的需求量却很大，价格机制的倒挂，也使医疗价格存在内生的上涨压力。市场化和财政补贴的下降为医院改善收益率提供了绝佳的良机。一方面，药品和医疗器材等相关产品面向市场开放，另一方面，医院为了保证其盈利率，将医药企业与医生的利益连接起来。这样，医生开药都挑贵的开，自己能拿回扣，医院也能创收，真是一举两得，美哉美哉。

看病如此昂贵，小民承担不起的。政府就用行政手段，直接强迫药品降价。这下好了，原来医生只开一种药，现在开五种药。我上一个月去医院看鼻炎，医生竟给我开了大大小小七种药，奈何我胆小，不敢顶抗医生，回家吃药比吃饭还准时，药水药丸灌下去直抻脖子瞪眼睛，吃了一个月竟还不能根治。真是怪哉怪哉。

好像现在年轻人都不敢轻易结婚，结了婚都不敢轻易要小孩。这背后隐藏的不仅是生活成本的昂贵，更是对高房价的恐惧。一套房子动辄上百万人民币，年薪五万尚且要不吃不喝20年才能买一套房子，20年之后人口膨胀通货膨胀，一套房子恐怕要涨到两百万。买房子，不仅成了许多人生活幸福的前提，也成了很多人生活不幸福的原因。有了房子，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终于有了自己的安身之所，父母松了一大口气，岳父岳母安安心心地把女儿嫁出去。住进去才发现，每个月赚点钱一大半都送给银行还贷款去了，住了大房子却不能大大方方过日子。房价猛涨，甚至已经超过了当地居民的消费水平，主要原因我认为有两点。

第一，地价升高带动的政府收入升高最明显。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地方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其代价却是中央政府的金融能力枯竭和信用透支，这都是中央政府所不能容忍的。由此引发了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把国税和地税以制度的形式分开。其实质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分钱过程，中央政府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拿走一块后，地方政府如果想继续保持原有的收益，就要扩大财政收入的基础，即“把蛋糕做大”。要么更多地吸引投资，要么更多兴办企业。这其中，“炒地皮”似乎是最直接最有效地方式之一。工业用地如果想用来吸引投资，就要给予极大的地价优惠政策。政府则只能用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开刀，一块地以奇高的价

格承包给开发商，开发商当然不能亏本经营，就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由此推高了房价。政府抑制房价的措施中，竟有“限购令”这种直接强硬干预经济规律的手段，限购令不仅不能降低房价，反而会使房价进一步上涨。比如，一位28岁的男青年，有稳定的收入有稳定的工作，想要与另一女青年结婚，就一定要买房子。岳母发话，没房子不能结婚。一方面面对限购令，廉价房又不够标准。这样一来，刚性需求还在，供给方却捂盘了，房价则会进一步上涨。

第二，地产业带来的政治收益最大。随着改革的深化与发展，我们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也在进一步窄化。从最初的社会各方面发展，到社会经济发展，再到现在的GDP增长，各级政府都盯着GDP指标，上行下效，形成了恶性循环。卖地也成了能带来最快的GDP收益的途径之一。2007年我国的卖地收入占到GDP比重的4%，每年的GDP增速房地产也能带来将近3个百分点。如此庞大的贡献率，在短期内也不是其他行业能够取代的。所以，想方设法把地价搞上去，成了很多地方政府的主要投资行为目的之一。

每当我在媒体中听到改革，都会不寒而栗。改革在带来财富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其背后也隐藏着很多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停滞改革，而是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制度，找寻出路，不断对“改革”进行改革，才能保证经济健康增长，有效促进国内消费，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