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克肖特_知识论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_以政治为例_李岚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6，2011
欧克肖特：知识论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
———以政治为例
李岚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里昂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上海/里昂，200241/69007）
摘要：欧克肖特“现代性”批判的矛头直指欧洲四百年思想史所体现出的一种“理性主义”的气质，究其根本，则源于传统对“知识”的定义只强调“技术知识”，而忽略了“实践知识”这另一重要的知
识形态。欧克肖特所要做的，便是在知识论层面上张举并恢复后者应有的地位，同时，在政治实践领
域，维护“传统”的价值以对抗“意识形态”。可以说，他的这一努力为广义知识论的建立做出了特有贡
献，并同“默会知识论”一起汇入到20世纪复兴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的洪流中去。
关键词：理性主义；技术知识；实践知识；意识形态
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于1990年12月18日至19日夜间辞世。次日，英国的《泰晤士报》即发表社论，称其为“在社会主义对20世纪英国政治理论舞台进行长期统治之后使保守主义重新恢复生机的主要人物”。《卫报》则认为他“也许是本世纪最独特的学院派政治哲学家”。美国《纽约时代》也在同一天发表评论，称他是“右派中有影响的一个学术权威”。
在审视现代性问题时，欧克肖特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全体。他认为，回顾四百年的欧洲思想史，其间虽曾出现各种迥异的观念体系，但总体基调却是相近的———一种理性主义的气质。并且，他将这一结论引向更深的层次，以一种全新的知识论视野来审视这一问题。在区分了两种知识形态后，欧克肖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性问题的产生并不应归咎于自唯理论开始的对“理性”的过度张扬，而是与现代早期的整个人类的知识状态有关。在他看来，“实践知识”———他所主张的另一种更为根本的知识形态———的缺席才是“理性主义”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的根源。可以说，对实践知识的重新发掘是欧克肖特批判现代性的一个主要角度。以此起步，他进而分析道，政治领域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对立，亦是传统窄化的知识定义的表现之一。本文拟从欧克肖特对“现代性”问题的一般概括入手，结合其所理解的“现代性”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勾勒出其认识论的全貌，并试图阐明其将“知识论”和“现代性”问题勾连起来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欧克肖特所理解的欧洲现代性
西方的“现代”始于文艺复兴，欧洲社会自此开始的巨变，一方面使其摆脱了以基督教神学为中心的大一统的观念体系，形成以个体性为主导的认识论和伦理道德，并逐步发展成价值与权利百家争鸣的多元社会；另一方面，却也将个体剥离出传统的共同体。欧洲现代性的困境也因此产生。从那时起，欧洲的政治哲学家们无不殚精竭虑，思索如何为这一动荡的社会寻求一个稳定的根基，进而把握人类政治和道德社会的脉搏，从自然法、人民主权、公意到功利原则、分配之正义原则，各种理论风起云涌，各种主义争奇斗艳。这些原则是否真正可以代表政治的真理，并为人类政治发展指明方向？欧克肖特的回答是，欧洲现代性呈现出一种动荡不安、永无止境的特点，而也正因此，试图建立现代性的正当性根基将归于无效。欧克肖特在其论著中，不再试图确立政治与伦理的宏大叙事，也不留恋于为经验整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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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做出某种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他所要做的，便是通过展现欧洲思想样式的特征和谱系来揭示现代性的真实面貌，即“理性主义”。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将理性主义者的一般特征概括为：思想除了“理性”的权威外不服从任何权威，因而它是权威、偏见、传统的敌人；它不是排斥经验，而是时刻准备将经验划归于条框之下；对永恒的急切渴望和面对短暂、局部东西时的不安。
虽然政治本是布满偶然和短暂的东西，但“今天几乎所有的政治都成了理性主义或近理性主义的”①，并且除宗教以外，理性主义最明显的胜利就体现在政治上。因为他们相信开放的、不受偏见、残余以及习惯束缚的心灵，他们坚信人类理性是政治的最好指南。并且，熟悉感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价值，修补、纠正远不如推倒重来来得有成就感。正如伏尔泰所说的，要有好的法律的唯一方法是将一切现存的法律烧掉，重新开始。
那么，何谓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欧克肖特认为，它首先表现为理性的政治，相信不受阻碍的人类“理性”（只要它能被运用），就是政治活动绝对可靠的指南。其次，这又是一种感知需要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felt need）：政治活动被消解为一连串的危机以及危机的解决，因而将政治划归为工程（the politics of the engineer），这可称为理性主义的神话。再次，理性主义的政治是完美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erfection）和齐一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uniformity），而此两者又紧密相连。对理性主义者而言，政治问题总能被理性地解决，并且该种解决总是完美，因为在他们的框架中，没有特定情境中的最佳，只有最佳。并且，完美的解决导致齐一的政治。任何一种特殊事件的理性解决，在应用时总是有普遍性的，因而，政治活动被认为是把统一的完美条件强加于人类行为。纵观欧洲政治演变史，我们看到的是一整部政治屈从于理性主义的历史，行为传统变成了意识形态，修补政治被替代成从头再来，原生态政治成为计划政治。
总而言之，在欧克肖特看来，由于理性主义的政治是感知需要的政治，这种需要不由真正具体的关于持久利益和社会运动方向的知识来证明，而是由“理性”来解释，根据意识形态的技术来满足，因而，它们是本本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book）。
自16世纪起，欧洲社会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将封建帝王、贵族抛入历史的尘埃。然而当新兴贵族处于一个行使政治主动权的权威上时，却发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些阶级在掌权之前皆未受过政治教育，因而每一个都需要抄本（crib②）以取代政治行为习惯，于是马基雅维里似的人物就应运而生了。他们为帝王提供按部就班的抄本，提供一种因欠缺政治教育而进行的政治训练。的确，有书非常必要，帝王们相信拿着它就能创造美好的未来。但就像个临时替代大厨的自大的帮厨，尽管通读美食烹饪书，这些书本也最多使他们的头脑中产生某些想法，却没有在他们的嘴里产生味觉。因而，理性主义政治又是无政治经验的人的政治。
在概述了理性主义的基本面貌之后，欧克肖特并未就此止步，他进而着手分析现代性问题产生的知识论根基，并提出了两种知识的普遍性这一观点。
二欧克肖特的知识观
“理性主义那平静的湖泊在我们面前展现……它的水来自许多可见的源流，然而，在其深处，流动着一个隐藏的源泉……这源泉就是关于人类知识的学说。”③欧克肖特认为，包括科学、艺术、实践等在内的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包含知识。
众所周知，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将知识分为三种：episteme（理论知识）、phronesis（实践知识）以及techne（技艺）。而反观整个哲学史，在传统认识论上起主导作用的是episteme，以此为核心，形成
①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new and expanded edition，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91，p．1．
②原意指学生作弊用的外文对照本，转引自［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③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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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强劲的理论知识传统。按照瑞典哲学家莫朗德（B．Molander）的概括，理论的知识传统有五个基本特点：1．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即认为知识是异于主体的客体的知识；2．知识及其应用分离的观点，即认为人可以有知识但不知道如何运用它；3．主张知识是对实在的反映或摹写；4．主张知识可以用文字和数学语言来表达；5．对永恒的东西的渴望，即认为一种知识越是永恒、越是普遍，就越好、越有价值。这五个方面代表了以往主流对知识定义的看法。①欧克肖特将这一传统概括成为，追求一种“技术的至上性”，即只承认技术知识。简要地说，这类知识被精确地制定为规则，它可以从书本上学，可以在函授课程中学，而且，它大部分可以被死记硬背，可以被机械运用，三段论的逻辑就是这种技术。
而实际上，欧克肖特认为，任何行动都必然包含两种知识，并且他更为推重另一种，即“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在欧克肖特看来，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的不同可体现在三个方面。从知识的表达上看，与技术知识相比，它只存在于运用之中，不能被限定为规则。我们不妨回想我们是如何学会游泳和骑车的，在实际操练之前即便学再多的理论，也总没有边练习边结合讲解来得有效。或者再重提一下那个可怜的帮厨，记熟了大厨的菜谱又如何，产生视觉却并不能使之产生味觉。其二，从知识的形态上来看，技术知识由于以各种制定的原则、指示、建议等的形式出现，貌似拥有确定的、精确的外表；而实践知识，由于它以实践的方式出现，这就给了它不精确、近于意见而非真理的外表。其三，在两者的习得方式上也存在着差异。技术知识可以通过教学过程来获得，比如刚开始学习数学公式的时候；而实践知识，既不能教也不能学，而只能通过传授（imparted）的方式习得。换句话说，获得它的唯一方式便是通过与一个不断实践它的人持续接触，像徒弟跟着师傅学艺（apprenticeship）那般。举例而言，一位棋手在与大家的接触过程中，耳濡目染，他所获得的不仅是技术，还有那位大家下棋的风格及对棋局的洞见，换言之，一种鉴别力（connoisseurship）。而这种鉴别力作为一种最精深的默会知识，是断然无法付诸纸笔的，更谈不上教学了。
此两种知识是可区分但却不可分割的知识，它们是构成具体人类活动的孪生组成部分。一个好厨师的知识决不会只反映于他写的烹饪书中，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结合于一身，才构成了完整的烹饪技能。同样，在科学活动中，科学发现只是科学家走出自己的领域时唯一能带出来示人的东西，而科学家本身的实验技能、个人素养等却是他成功的要件。就宗教而言，教义、教规无非是教会产生之后出于扩大和团结信众的目的而设立的，而信仰行为本身才真正使得信教者与众不同，只知教义教规而不真心向神，即便将规条烂熟于心，也算不上是个虔诚的教徒。政治领域也是如此，政治活动中既是技术的又是实践的。正如《庄子》中“轮扁斫轮”的故事中，斫轮时“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正是对实践活动所蕴含的知识的精辟刻画。②因此，没有什么地方能把这两种知识彼此同一，相互替代。
由此可见，理性主义者完全不承认实践知识的存在，认为只有技术知识才是知识唯一合法的形式，显然是犯了将部分误识为整体的错误。欧克肖特说“理性的至上性，对于理性主义者而言，意味着技术的至上性。”③可谓一语中的。但理性主义者的错误并不仅限于此，欧克肖特进一步指出，技术和确定性对于他们而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理性主义者专注于确定性，而技术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从纯粹无知中产生，以确定和完全的知识形态为终结。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错觉。没有什么东西能传授给一个空空如也的头脑，能被传授的东西靠已经在那里的东西养育；并且，真正把人的心智还原到“白板”状态是不可能的，社会中的人有各自的起点。我们不妨来回想下烹饪的例子，对一个对烹饪一无所知的人而言，一些食用原料和一本烹饪书是无法成就一顿佳肴的。烹饪书不是一个独立的烹饪活动可以由
①转引自郁振华：《对西方传统主流知识观的挑战———从默会知识论看phronesis》，《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
②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斲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古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庄子·天道》）
③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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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开始的起点，它只是某人烹饪知识的抽象。这本书可以帮助新手做一顿饭，但如果它是他的唯一指导，他实际上永远无法开始：书只对那些已经知道可以从书中得到什么，因而知道如何解释他的人说话。同样，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参与游戏的经历的人而言，在游戏之前灌输其规则无异于天方夜谭。因而，技术知识绝不是自我完备的，它产生于人类的错觉，进而，由自全性归给的确定性也成了一种错觉。至此，欧克肖特，不仅照见了理性主义者的粗鄙，也击碎了他们技术至上的迷梦。
三两种知识的普遍性—
——以政治为例其实借帕斯卡之口，欧克肖特已经揭示了另一种知识的特征：默会的，自然的，未加修饰的（tacit ，naturally ，et sans art ）。作为一名刺猬型的学者，欧克肖特的目标始终是一致而又连续的，在提出两种知识观的基础上，欧克肖特将其一以贯之，以对举的方式给出了两种知识在人类各领域的表现，如政
治、
教育和道德领域等。并且，在他的思考中，始终有两条一本一末并行的线索在同时展开。本文以政治领域为例作出分析。
在政治领域，欧克肖特提出了“意识形态”和“传统”这对概念。对于理性主义者而言，政治等同于
意识形态为先导的经验活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或一套抽象原则，它独立地被人预先策划；它给一个社会的活动提供一个明确表达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同时，它也提供了区分应该鼓励的欲望和应该压抑或改变其方向的欲望的手段。
而在欧克肖特看来，政治活动“既不起自当下欲望①，也不源于一般原理，而肇始于活生生的行为传
统自身。
”那么何谓“传统”？欧克肖特认为，传统是个难以捉摸的东西，并且，似乎本质上是不可知的，“它既不是凝固不变的，又非已然终结的；它没有一个可资依靠的不变中心以助理解；它没有明确的最
高目的，可以察觉的不变方向，也没有可以模仿的典范，可以认清的观念，可以遵循的规则。”然而，尽管
它是微妙难解的，但却不是不能辨识的。它之所以成为知识可能的对象，是因为它的所有部分不是同
时变化的，它的变化遵循“延续”的原则：这种延续性可以从过去、现在、未来中体认；所以，尽管它是变
化的，但又不是整体变动，因而具有稳定性。尽管它是稳定的，但整体上却从来不是静止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但没有什么是任意的。它的知识不可避免是细节的：只知要点，就是什么也不知。因而，它不
是抽象的观念、一套技艺，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具体的体现在生活中的连贯的生活样式。
②①这种看法将政治活动视为一种纯经验活动，一种没有政策的政治，然而经验主义本身完全不是一种具体的活动样式，只有当它与别的什么联系在一起时，比如，在科学中和假设联系在一起时，它才能分享一种具体的活动样式。
②③④Michael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p．61，
p．45，P．57．然而，对理性主义者而言，没什么东西只是因为它存在就有价值，并且他们很容易将习俗和传统等同于僵化不变；在他们的字典里，只有创造和重建，而没有接受和改良，因而，他们更乐于抽掉传统，以
自大的理性重建一切人类大厦。但在欧克肖特眼中，
传统是我们所拥有的大部分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得去承担的负担或者一个得扔掉的累赘，而是待享有的财产
。“某种程度的破旧是和一切真正的方便结合在一起的。”③因此，在政治活动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具有延续性的。“政治活动所追求的，不是一
个梦想，或者一个一般原理，而是一个暗示獉獉。”④政治活动应采取的形式，便是通过探讨和追求在这些传统中暗示的东西并对其进行修正。现有的安排，
包括习俗、法律等本身构成了一种尚未完全出现的同情，
相关的政治推理就是有说服力地揭示一种已经在场，但尚未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同情，并且，让人们相信，现在承认它正当其时。因而，对于欧克肖特而言，政治不是一个论证（argument ）而是一种对话（conversation ）。
而像类似“1789年原则”、“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说出具体形势是什么，
它们不是预先策划的有待追求的规划，而是从人们惯常从事参加他们社会的安排样式中抽象出来的观
念体系。比如，“自由”，像科学假设一样，它是已经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中暗示了的东西。我们享有的自
由是已经成为某种安排程序的东西，并不反映于人身保护法之中；又比如，妇女被给予选举权，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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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正义、抽象的自然权利，而是因为经验中，在所有或大多数别的重要方面，她们已经被给予政治权利了。因而，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能被视为预先存在的决定行为的原因，“行为从来不由这种类型的信念所引起”①。并且，意识形态并不先于政治活动而存在。“它根本不是政治活动半神圣的父亲，而是它尘世的继子。”②理性的真理孕育于传统之中，并且前者只是后者肤表的节略罢了。
当然，对欧克肖特而言，意识形态也并非完全没有益处。在某些情况下，意识形态对传统的缩写是有价值的。比如，政治教育过程中，缩写能使传统的轮廓鲜明，并且可能会揭示在传统中的重要讯息，换言之，意识形态应当被视为一种有助于探索政治传统暗示的技术手段，但绝不能以此安排社会。
综上所述，与传统相关的政治不是自觉的意识形态选择。欧克肖特以形象的语言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政治不是直达目标的行动，而是一种探索过程。“在政治活动中，人们就像是航行于浩瀚无垠、深邃无边的大海。这里既无港湾可以避难，也无泊锚之地；既无起点，亦无终点。一切只求平稳地漂浮着，这海不但是朋友，而且也是敌人。航海技术就在于利用传统行为样式这一资源化敌为友。”③
四欧克肖特思想的启示
虽然欧克肖特本身是个很难被简单定性的学者，但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无论从抽象的理论层面还是从史论结合的现实层面，他已然融入了复兴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的洪流中。
首先，他的知识论以其独特的立场激活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phronesis）传统。正如上文所述，亚氏曾将知识分为三类，虽然他根本上认为理论的活动要高于实践的活动，沉思的生活要高于道德的、政治的生活，然而，亚氏却并不否认实践智慧的重要性。他认为，与理论知识把握普遍必然的真理不同，在实践领域中，人们不仅需要了解一般原理，还需要知道在具体的场景中如何运用它们的智慧。在他的体系中，属于phronesis的有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两者都以追求善的生活为目的，是实践的而非理论的知识。因而，研究伦理学不是为了建立一整套规范体系，而是指向善的行动和美德；同样，政治实践的目标也不是致知而是行动。④而欧克肖特对政治领域的分析，便彰显了实践知识的普遍性。他指出后者在表达方式上与传统知识界定的诸多不同，从而揭示出以往知识定义的缺陷。他张举一种内在于行动的知识，以对抗苏格拉底所说的“那些我们知道的我们必须能够加以言说”的窄化的表象论的知识定义，恢复实践知识本应有的地位。同时，他将伦理学拉离哲学领域而归之于实践领域的努力，也表达了他对亚氏传统的体认。
与之相关，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便是欧克肖特对“理性”（reason）的界定，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文的某一注解中，他曾提醒我们注意，理性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理性”这个词的变化：理性主义者诉诸的“理性”并不属于胡克的理性（斯多葛哲学和阿奎那的传统），而指的是一种计算的能力，借此，人们从一事推断出另一事，并且找到发现既定目标的手段，而这些既定目标本身却是不受理性批判的，凭借这种能力，世界被视为一个能被揭示的机器。很明显，他对这样的“理性”界定是颇有微词的。那么，他所理解的“理性”在整个人类活动的图谱中究竟应处于什么位置？在与波普尔的通信中，他提到，在旗帜鲜明地反对理性主义时，他当然不是在反对理智（reason）。事实上，理性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完全地不理性，它试图赋予人们一种上帝般俯瞰人间并赋予人间以一种模式的心智能力。虽然他不否认理性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但他同时强调，理性并不是将人们联结起来的唯一纽带，不是因为人们有时是非理性的，而是因为另有一些更强有力的将人们联结起来的东西，比如一种共同的文明、共同的行为习惯。两者都是不是理性的，都不取决于争论，也都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人，没有什么东西能适用于所有的人。因而，欧克肖特认为，他所主张的谈话的政治（politics of conversation）实际是与波普尔所推重的争论的政治（politics of argument）相对立的。并且，一个人的道德生活并不全部是由实行一
①②③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p．74，p．51，p．60．
④上述文字相当得益于我的导师郁振华教授的文章，《对西方传统主流知识观的挑战———从默会知识论看phronesis》，《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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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岚：欧克肖特：知识论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
堆理性的行为而组成的；它是由依靠待定行为习惯的生活所组成的———这些行为习惯可能会被作为割裂开来的行动来加以分析，但除了在少数情况下，不会作为割裂开来的行动表现出来。并且，他认为，“实践总是超出理性的认知范围；实践决定了它本身的连贯性，理性跟随实践并且附属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是习惯，无论是智慧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都形成了我们当前的品质和行动。”①在该信的末尾，欧克肖特给出了他对理性作用的界定，理性在政治和生活中的地位不是要取代行为习惯的地位，而是要扮演行为习惯的批判者，使它们同迷信等分开。真正的理性主义者试图去做的，可以说是去写作一部仅仅由文学批评所组成的文学作品。
在现实层面，当谈及政治，欧克肖特也提醒我们另一个更为久远的思想传统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政治作为人生存的一种样式，有着更为宽泛的定义。政治于是被视为公民的一种现实的生存方式，只有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人才能获得自身的价值。人们普遍认为，“所有城邦斗士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天生是一种城邦的动物。”③然而，如上所述，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政治”无疑已经被狭隘化、特定化了，政治成了包括政治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在内的社会精英们的专利。而政治实践与生活世界脱节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人们对政治理念的态度和运用方式产生了变化，更深层次地，便是理性主义的精神气质侵入人类理智领域的结果。以欧克肖特的哲学体系观之，这一对政治的窄化理解的原因在于，对“非政治”的价值的忽略。政治只是人类整体活动与经验的一部分，具体来说，它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的、抽象的形式，进而言之，政治活动是浮浅的、是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表层”（surface）进行的。如欧克肖特所说，一个政治体系主要是保护与间或修正既定的法律与社会秩序，它不是不解自明的，它隶属一个社会整体，而这个社会整体是被习惯与传统等所决定的，这些决定性的条件没有一项是由政治活动所创造。因而，政治活动的目的与意义超出自身之外，非由自身所决定。简言之，政治不是自主性的，而是受整个社会的价值理念、习惯、风尚、成规等文化因素所引导。一个社会的公民的教养程度，以及文学、艺术与哲学之创造力的丰沛或贫瘠，往往决定它在政治上的表现。如果一个社会不注重人文教育与教养，任由功利性的价值凌驾于“非实用性”的价值之上，并且缺乏丰沛且有生命力的文化创造，那么是难以孕育出良好的政治传统的。欧克肖特的这种政治观点提醒我们，在民主社会中，公民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虽然可促进民主的活力，但这并非唯一的途径，许多“非政治性的”价值，譬如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自在自得的生活风格、自尊自重的道德作为等等，以及其他非功利的文化创造，才能造就文明的民主社会。
综上所述，欧克肖特“现代性”批判的矛头直指欧洲四百年思想史所体现出的一种“理性主义”的气质，究其根本，则源于传统对“知识”的定义只强调“技术知识”，而忽略了“实践知识”这另一重要的知识形态。欧克肖特所要做的，便是在知识论层面上张举并恢复后者应有的地位，同时，在政治实践领域，维护“传统”的价值以对抗“意识形态”。可以说，他的这一努力为具有厚实底蕴的广义知识论的建立作出了特有贡献，并同“默会知识论”一起汇入到复兴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的洪流中去。
（责任编辑付长珍）
①Michael oakeshott，O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England：Basil Blackwell limitied，1983，pp．14－15．
②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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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Abstracts and Keywords of Major Articles
Radical Embodied Cognition vs．Classical Embodied Neuroscience
（by Anne Reboul）Abstract：This paper tries to show that Chemero’s conclusion is unwarranted because it is based on a very restricted and oriented choice of cognitive processes．It is to examine further examples of cognitive processes，which have generally been seen as prototypical examples of complex cognitive processes，necessari-ly based on representations．Chemero’s eliminativism of representations is unfounded，and radical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 is not an effective research program．
Keywords：radical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embodiment，representatio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Rational Action（by LI Quan-min）Abstract：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rational ac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In this paper，the conditions of rational action based on scientific knowledge are put forward and eluci-dated in terms of the results obtaine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roles of scientific and ordinary knowledge in ac-tion，and the influence of uncertainty in science to rational action is explored．
Keywords：knowledge，action，science，rationality
Michael Oakeshott’s Discourse on Modernity in an Epistemological View
（by LI Lan）Abstract：Michael Oakeshott characterizes Western modernity in terms of rationalism．And the domina-tion of rationalism，in his view，is an outcome of neglecting practical knowledge，a kind of knowledge other than technical knowledge．He argues for the legitimacy of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clarifies its role in human activities．As an applica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knowledge，Oake-shott，in the domain of politics，emphasizes the value of tradition in opposition to ideology．Generally speak-ing，his endeavor，together with Michael Polanyi’s theory of tacit knowledge，is dedic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kind of general epistemology，which joins force with the trend of reviving Aristotelian practical philosophy in the20th century．
Keywords：rationalism，technical knowledge，practical knowledge，ideology
Truth Value Semantics and Commonsensible Reasoning Semantics of De-ductive Logic（by FENG Mian）Abstract：In truth value semantics，a simple formal semantics of extension，logical connectives are inter-preted as of truth value．The main issue is therefore：logical connectives→and in truth value interpreta-841
反思红豆之“批判”
反思《红豆》之批判 摘要：原载于《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的宗璞的《红豆》在“双百”方针的背景下诞生，在反右浪潮中又遭到严厉批判。而对于这些批判文中列出了两点，一是针对《红豆》政治宣传的弱化的批判，提出文学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二是针对《红豆》中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批判，提出文学中反映的人性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总的观点在于文学应该是独立的自主的。 关键字：红豆批判文学与政治人性自主 我们总在批评中成长，但是太多的苛责对于文学却是不必要的，就像对于《红豆》的批判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宗璞的《红豆》，用追忆的方式叙述了女大学生江枚与同校男生齐虹的爱情故事。描写了动荡的社会背景下，革命的大潮中，江枚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齐虹逃避革命的选择，其中又包含着两人缠绵悱恻的爱情和面对人生选择时的痛苦。小说情感细腻，语言带有知识分子的鲜明特点，特别是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尤其生动感人。当年，一些青年大学生读过小说后，甚至到颐和园寻找江枚和齐虹定情的确切地点，从侧面反应了《红豆》对爱情描写的感人和成功。 现在看来，《红豆》确是一篇好文章。那这篇好文章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下诞生的？它的历程又是否就是一帆风顺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关这方面的记述。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文艺界因之受到极大的鼓舞，创作上确实出现了突破教条主义的新面貌。而首先突破禁区的却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们这些作品被称为“青春写作”。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干预小说”，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而宗璞的《红豆》就是“爱情小说”的代表之一。这些文学创作无论在生活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所拓进。 但是这一良好的发展态势很快就中断了。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国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运动；5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认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此后，一场波及广泛的“反右”运
_一带一路_战略构想的地缘政治分析_刘文波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Ｎｏ．１，２０１６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总第２４４期 Ｓｕｍ Ｎｏ．２４４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地缘政治分析 刘 文 波 摘 要：承载“一带一路”布局的地缘空间是经典地缘政治思想家高度关注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要地。以推进中国陆权、海权建设为目标的、陆海并进的“一带一路”战略，本质上是中国地缘政治的大战略。“一带一路”必须选择全新的地缘战略体系：把推动基于共同发展的我国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作为“一带一路”地缘战略的首要选择；把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作为“一带一路”地缘战略的关键。 关键词：一带一路；地缘政治；地缘空间 地缘政治是凭借或依据地理空间之态势而进行的权力博弈。有关地缘政治的知识体系被称为地缘政治学。［１］地缘政治学具有不同的国家属性特征。以拉采尔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为德国争夺势力范围寻求合法性。以马汉为代表的美国地缘政治学为美国拓展势力范围提供理论支撑。以麦金徳为代表的英国地缘政治学企图重振已经走向衰败的英国霸权。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新古典地缘政治学”的目标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缘政治探讨地理因素与国家间权力兴衰的关系。［２］霸权国和崛起国都十分重视权力与地理关系的研究。作为崛起国的中国需要超越以均势为基础的西方地缘政治思维，以全新的地缘政治视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以全新的地缘政治视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就必须明确认清承载“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地缘空间；科学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地缘政治背景；深刻认识地缘政治视角下“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目标和本质；正确评估“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与挑战，并明确界定“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战略选择。 一、承载“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地缘空间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和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４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布的权威“一带一路”版图，清晰界定了承载“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地缘空间。“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布局在横跨欧亚非大陆的三条线路上。一是从中国出发，经中亚、俄罗斯到欧洲；二是从中国出发，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即“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布局在通向两洋的两条海上通道上。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３］ 承载“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地缘空间是西方经典地缘政治思想家麦金德、斯皮克曼和马汉高度关注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要地。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的核心是“世界岛”和“心脏地带论”。麦金德把“欧、亚、非三洲相连且合而为一的大陆”称为“世界岛”。［４］（Ｐ４８）“世界岛”分为六个自然区域。（见下页图１）在“世界岛”的六个自然区域中有南、北两个心脏地带。麦金德把欧亚大陆北部和西部，“从冰封而平坦的西伯利亚海岸，一直延伸到俾路支斯坦和波斯那酷热而陡峭的海岸”所形成的延绵不断的巨大区域叫作“北心脏地带”。［４］（Ｐ５）“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称为“南心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５ＢＺＺ０７９）；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基金项目（ＨＳＺＤ２０１４－１１）。 作者简介：刘文波，华侨大学（泉州３６２０２１）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讲师，博士。 ６ ４
批判性阅读
批判性阅读 作为美国天赋教育的入门功夫，所谓“批判性阅读”，就是不仅从阅读中吸收性地学东西，更重要的是从阅读中批判性地学东西。死记硬背、人云亦云，那是末流功夫。批判性阅读才是硬功夫，才是高段位的阅读行为。 为了达到“批判性阅读”之目的，该计划循序渐进地设计了各个年级的培养目标，让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能力在阅读、评价、争论中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在应试教育的教学氛围中，批判性阅读简直无异于自杀。当老师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学生读一篇文章时，现成的标准答案已在恭候着你。有哪个老师敢鼓励学生去批判性地阅读课文？哪篇课文不是精选的佳作？怎能批判性阅读？ 我在国内上学时，读鲁迅的文章，有些句子，怎么读也读不顺。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一句“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当然，这不能说有语法问题，但读来总有点不太顺。再比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有一句“落水狗的是否该打”。为什么不说“落水狗是否该打”，也不说“落水的狗是否该打”，偏偏说“落水狗的是否该打”？我试图从各种语法角度帮鲁迅找那个“的”字的答案，均无法说服自己。于是，怀疑是排版印刷的错误，但找来其他版本，一模一样。鲁迅不愧一代伟人，思想之深邃，文笔之辛辣，语言之生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只能突然怀疑自己是否“神经搭错线”？ 前两年，到哈佛办事。友人指给我看：哈佛大学的标志是三本书两本朝上开着，一本朝下盖着。什么谜底？朋友引而不发。我寻思了几天，豁然开朗：哈佛想告诉她的学生书本传播了知识，传播了真理；但书本也传播了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哈佛追求的就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行为。 批判性阅读是一种自我教育的过程。从批判中吸收，是一种主动的吸收，是过滤后的吸收。吸收的是精髓，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质疑、批判，从而对知识进行重构，成为知识的主人、学习的主体。批判性阅读必须以独立思考为基础。没有独立思考，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因此，批判性阅读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第一块基石。
《现代性的后果》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现代性的后果 一、抽象体系与亲密关系的转变 1、抽象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大量前现代秩序所缺乏的安全。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既是时空延伸的条件，也是现代制度（而非传统世界）所提供的日常生活中的安全的普遍性条件。在现代性条件下，就本体性安全而言，这种嵌入进抽象体系的常规是关键性的，然而，这种情况也造成了脆弱的心理奇特方式。 2、亲密关系的转变包括以下几层意思： ①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与日常生活中的地域性时间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 ②自我构建作为一种反思性的“项目”，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个基本部分；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他或她的身份认同。 ③建立在基本信任之上的自我实现的趋势：这种基本信任在个人化的情境下只有通过自我向他人“敞开胸怀”才能得以确立。 ④个人和作为“关系”的情感纽带的建构受到相互自我开放的引导。 ⑤对自我实现的关心，不仅是个人对几乎无法控制的带威胁性的外部世界的自恋式的防卫，而且部分地也是向全球化影响对日常生活环境冲击的一种积极调适。 二、信任与个人关系 在个人的早起发展过程中，对自我认同的稳定环境和周围环境（本体性安全）的基本信任，最初并不是建立在一种事物或事件的连续意义上的。相反，如我们注意到的，它是从对个人的信任中派生出来的，而且，它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建立起一种无疑会持久存在于生活中的信任他人的需要。对个人的信任建立在回应和它所包含的相互关系之上：相信他人的诚实是自我诚实和可靠干的一种最初来源。对抽象体系的信任为日常的可信赖性提供了安全保障，但是它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她不可能满足个人信任关系所提供的相互性和亲密性的需要。 现代性对大规模的官僚组织的控制和“大众社会”的一般影响所导致的结果，是私人领域被“非制度化”了。换句话说，公众生活领域“过于制度化了”，其结果是个人生活变弱了，市区了原有的固定参照，由此人类的主体性发生了转向，在自身内部去寻找意义和稳定性。 三、现代世界中的风险与危险 1、风险强度。我们风险强度的东西肯定是跟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可怕的外表”的基本要素。现今全球所有危险中，核战争显然是潜在的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危险。 2、风险环境。风险环境在世界范围扩张，所有脱域机制都使具体的个人和团体失去对事物的控制。 3、风险经验。风险被非专业人士普遍承认为风险，这个事实是现代世界和前现代世界之间发生断裂的一个主要标志。 四、现代性的现象学 有两种关于生活在现代性社会中的感受是什么的设想在社会学文献中占统治地位，但它们似乎都不够准确。一是韦伯的设想，根据这种设想，理性的束缚越来越牢固，它把我们囚禁在官僚程序的毫无个性的牢笼中。第二个设想来源于马克思和其他许多学者。现代性是一个怪物。他觉察到现代性的影响多么具有破坏性，并意识到它是多么不可逆转。 现代性的现象学，每一种都以一种内在的方式与书本前面的讨论密切相关： ①非地域化与再嵌入：疏远与熟悉的交叉点。 ②亲密与非个性：个人信任与非个人纽带的交叉点。 ③专业化只是与对知识的再占有：抽象体系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能力的交叉点。 ④隐私与卷入：实用主义的接受与积极行动的交叉点。 现代性是“非地域化”的，地点变得变幻不居。可这是一种符合的或者矛盾的经验，而不仅仅是共同体的失落。非地域化的一个特征是我们进入了全球化的文化与信息环境之中，这意味着熟悉性与地域性不
中国现代性问题 政治
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及建构途径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王丹泽 20134603008 【摘要】当代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例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文化矛盾，种族冲突，贫富差距等。这些问题给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困境，蒙上了沉重的阴影。这些困境反映了人类发展理念和道路的危机，其本质就是现代性的危机。同时，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深入发展，不断地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矛盾，既有资源环境方面的，也有社会公正、社会稳定方面的。以上问题的出现在不断的拷问着学者:中国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现代性？中国应该如何走好现代化道路？这些问题都迫切的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做出探索和论证。现代性问题是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更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同时也理所当然成为了当今学术焦点问题。本文就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及其建构途径进行了论述。文章首先阐述了现代性的基本概念，其次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我对中国如何建构合理的现代性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现代性，中国现代性，问题，建构 一、现代性的含义 从社会理论的常识看，现代性是伴随着现代化社会运动而产生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从中就概括出现代性就是现代化运动的一种属性。在后现代理论中，现代性是以文化哲学、社会批判、文艺审美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有的学者就提出，现代性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民主自由、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就理性和主体性。但是不管如何看待现代性，它总是需要一定的理论背景支持。作为从哲学角度来认识的现代性，就需要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来看现代性。 综上所述，现代性是指支配现代社会各个领域变迁的规范和理想，它的核心是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由主体所支配世界的发展。 二、中国现代性的实质-----利害并存的“双刃剑” 每个事物都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并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才促使事物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中国现代性也是如此。现代性的历史功绩是难以否认的，它促进了人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民主法治，实现了人类社会进步。然而，现代性也是利弊并存的“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理性专制、人性淡化、生态灾难等，对于现代性我们要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反思。 中国在世界上一直所处的优越地位，这使得中国人在借鉴西方的现代性经验时有一种急
论中国现代性_杨春时
2009年第2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22009 (总第192期)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Arts&Social Sciences) General Serial No.192 论中国现代性 杨春时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现代性有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三个层面。中国现代性存在着感性现代性不足、理性现代性片面和反思现代性薄弱的结构性缺陷。同时,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之间存在 着冲突,致使现代性发展受阻。中国现代性具有未完成性,因此当前还要坚持启蒙主义,不能认同 后殖民主义理论。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启蒙主义;后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2-0005-07 现代性在中国的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问题,一直是颇多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当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启蒙主义与“新左派”有根本的对立,其理论根源就在于对中国现代性的阐释不同。本文就中国现代性做出论证,以反驳“新左派”的现代性理论。 一、中国现代性的结构性缺陷 现代性作为现代的本质,一般认为区分为社会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我认为,更准确的是,其中社会现代性又分为感性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这样,现代性就具有三个层面: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也就是说存在着感性现代性、理性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人类精神的分化是现代性的历史过程。欧洲传统社会(中世纪)是由神学统治世俗的时代,人的感性和理性都受到神学的压制,处于隐匿不彰的状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宗教统治瓦解,神圣与世俗分离,感性和理性也冲破宗教蒙昧而独立,同时也产生了对感性和理性的反思和超越(哲学、艺术等)。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祛魅”和“诸神不和”,现代性由此发生。 在现代性的感性层面上,存在着被释放出来的人类生存欲望,它获得合法性,成为现代化的深层动力。人的欲望的解放必然体现到理性层面上来,被理性所肯定和规范,现代性也就体现为一种理性精神,形成理性现代性。理性包括科学精神(工具理性)和人文精神(价值理性)。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又形成反思现代性。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具有神性,它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也 收稿日期:2009-01-30 作者简介:杨春时,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厦门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发展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对发展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摘要:这些学说或理念所进行的批判都是建立在认可关于对“发展”被建构的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思与批判，而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则是真正对发展主义的抛弃，对于更深刻的认识发展以及以高收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所带来话语权的建构问题有更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发展主义、被建构的发展、工业化、现代化、后现代主义 正文：发展主义话语，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初期各国掀起了一股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甚至为唯一目的的“发展热”。 以单纯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作为经济增长及发展的话语权的重要甚至唯一的依据是存在诸多弊端的。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虽然能够反映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情况，但是存在着许多忽略的问题及矛盾。 首先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来反映“福利”、“生活质量”和“进步”的程度，导致不少政府甚至会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这种理解构成了偏好“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话语的重要基础，使“福利”、“进步”、“生活质量”无形中掩埋在偏好“经济增长”的话语中，对于如安宁愉快的心境的质的改变的忽略，国民生产总值会提高，然而生活质量却未必会改善，忽视了人类真正的福利及生活质量的提高。 将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作为计划目标的弊端还在于：盲目的增加一些奢侈但并非生活必需品的制造，这种指标本身还存在问题，指标只度量当年产出的流量，对于拥有固定财产所带来的损耗却被排除在计算之外。例如居住者搬出一栋年久失修的楼房重新添置新房，新添置的楼房被计算在国民生产总值里面，而被抛弃的旧房却没有在不使用之后被扣除出国民生产总值，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栋旧房的地方如果还要重新建房，那么还要将把旧房摧毁之后又修建，不仅要增加固体垃圾，而且在这个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两次增值的机会，对于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却置之不管。 在发展被建构出来的现代社会里面，以经济增长以及现代化作为最核心的目标，对于人的目标来说就是追求无穷无尽的财富，以经济增长为计划指标让在指标之下的人们越来越盲目的追求理性、指标、物质甚至是符号，无穷无尽的欲望让现在社会的人们无限的追求和积累资产，让自己成为无穷无尽欲望的代名词。发展被建构
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释义 中外学术界对地缘政治概念的争议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的定义；《辞海》的定义；《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地 理测绘气象卷）的定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 ●最早提出地缘政治概念的是瑞典学者契伦（RUDOLF KJELLEN）的定义； ●“边缘地带论”的创始者斯派克曼（JOHN SPYKMAN）的定义； ●总结：地缘政治是在对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地理分析的基础上，为维 护国家安全制定的对外政策和战略的一种理论，其内涵包括地缘政治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是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相互关系；研究方法主要是地理分析；分析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一、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目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研究对象：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相互关系。 ●研究目的：判断一国在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中所处的战略态势，为维护本国安全利益制 定外交政策。 ●主要内容：第一，实力的地理基础；第二，实力的地理结构；第三，实力间的利益关系。 ●地缘政治的主要特征： 第一，国际性：指地缘政治主要研究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地理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正如斯派克曼所言：“地缘政治学的专门范围在对外政策方面。”； 第二，整体性：指国际社会是紧密联系的整体，任何或加或地区实力的变化必然影响到整个区域乃至全球力量平衡； 第三，动态性：指“地缘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的转移所决定的一些区域。——斯派克曼”； 第四，政治性：指地缘政治是为一定阶级、国家以及政治集团服务的，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表现，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第一讲：西方早期地缘政治学的起源与创立 一、西方早期地缘政治学起源于政治地理学 1、政治地理学的产生：政治地理学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原因有三： 1)在不大的地理范围内并存着多种多样与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相联系的社会政治生 活方式，从而为学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现成的素材。前六世纪，古希腊学者赫卡托 斯（Hecateus）曾描绘了一幅被划分两部分的世界地图，一部分是欧洲；另一部分 是亚洲和非洲。一个世纪以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里得（Parmenides）提出了把地 球划分为五个气候带的理论。亚理斯多德认为，希腊人所处的温带在政治权力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 2)古希腊的思想家们也对一个国家具体的自然条件对其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同影响进 行了细致的考察。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城邦阿提卡的认识 即是如此。亚理斯多德也认为，最好的城邦在其人口和土地面积方面都应该适中， 理想国家还应该有一个理想地理位置，它必须处于温带。从军事角度考虑，它应该 是敌军难以进入而居民却容易外出的。 3)后代人没有古希腊那样的开放观念，所以，他们的理想国家一般都要建设在孤岛之
心得体会：批判性思维的教学转化
心得体会：批判性思维的教学转化 批判性思维的目的不是“否定” 许多人认为，批判性思维的根本取向是“批判”，最终目的是“否定”，这是对批判性思维最严重的误解，客观上限制了批判性思维在国内被接受和推广。 事实上，批判性思维并不事先假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是主张任何观点及其论证都应该接受理性的检视，如果发现是错的就拒绝它，发现是对的就相信它。当然，在相信的同时还要思考有无进一步改进的可能。 比如，能不能对教材运用批判性思维？可以。发现教材的瑕疵会令人振奋，当然，发现教材结论的正确和文本的高明，也会让学生真正接受和深刻理解教材所传递的东西。因此，批判性思维并不会使人偏激，让人生出“反骨”，相反，它会使人更包容、平和、客观、中立。 与上一种误解密切联系的另一种误解，是把批判性思维当作求异思维，认为其目的是推出一个与别人不同的东西。批判性思维和求异思维有一定联系，二者可以相辅相成，但并不是一回事。
还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批判性思维是很“高大上”的东西，这就使得许多人敬而远之。我曾提倡高三学生复习时要多一点批判性思维，有教师表示担心：相对统一的答案需要批判吗？有限的解题时间来得及批判吗？命题人反复推敲的材料有必要批判吗…… 于是，我给那位教师举了一个例子。《史记·魏公子列传》中有句话“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摄”解释为“提起”行不行？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只凭知识和语感，而是要用到批判性思维。可以推想：“提起”衣服还可以接受，“提起”帽子就显得不合理。那位教师说：“这就是批判性思维？那我也用过。” 事实上，正如这位教师所意识到的，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很普通、常见的思维。我曾给批判性思维下过一个描述性定义：人们在面对（或作出）一些结论时，如果对结论不是简单接受或断然拒斥，而是研究这个结论有没有依据，其中的推理是否合乎逻辑，甚至进一步对依据本身的真实性、代表性进行考察，当然还会思考结论本身是否合理，是否会推出谬误，是否与已知的一切有冲突……这就是在进行批判性思维。 当然，我们也要防止陷入另一种误解，即认为批判性思维适用于任何领域，甚至无所不能。事实上，批判性思维代表的是人的理性一面，而经济学、心理学研究表明，
现代-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可以说为观照现代性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既折射出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又折射出现代性自身矛盾的方方面面。 ●一方面，后现代性从其反历史主义立场出发对现代性的局限单纯进行反向放大，显然具有“矫枉过正”之嫌； 另一方面，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采取的“反智识主义、反文化”的立场所导致的形式主义泛滥或玩世不恭的价值观念，其消极意义无疑是十分明显的。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决不是偶然的。它们既是现代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现实社会矛盾的具体反映，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现代文明发展历史进程的批判性反思。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塑造了现代文明。相对于前现代的传统文明而言，现代文明作为一场划时代革命，扬弃与超越了既有传统。但当现代文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传统时，其自身的发展也同样要面对新的矛盾，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正是这一矛盾的具体体现。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开始广泛出现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它涉及文学、艺术（包括建筑的风格等）、语言、历史、哲学等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诸多领域。虽然这一思潮至今仍处于一种纷繁复杂、多元化的发展状态，但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根基、传统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性反思。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可以说为观照现代性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既折射出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又折射出现代性自身矛盾的方方面面。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曾经指出，我们不应将现代性仅仅理解为处于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把现代性当作一种态度来加以看待。这样，通过对现代性是进行辩护还是实施批判这两种态度的分析，就可辨别出什么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一般地说，现代性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所谓对“现代性进行辩护”的态度，就是立足于现代化对前现代传统的历史性超越，强调现代性作为文明发展目标的自主性和充分性等等。具体地说，现代性是指建立在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理想和机器文明基础上，以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制度为标志，以实现“经济繁荣、生活基本保障、生活质量的总的提高”为目标，与科学技术同步增长所确立的“中心化、组织化、专业化、制度化”的文明发展的基本原则。由于现代性奠基于近代启蒙思想理性、进步的价值观，其所追求的是“为人类普遍解放提供合理性”的基础和实现途径，因而体现出超越历史与文化传统差异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等物质力量的推动下，确立了现代性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价值观的独特地位。 但随着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入发展，在其取得巨大的物质性成就的同时，现代性也面临着新的矛盾和挑战。例如，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生活的商品化问题；科学技术广泛应用所引发的生态风险问题等等。这些消极现象的不断扩展，使得对“现代性的承诺”的质疑、批判、反思，逐渐构成了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旋律。 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范畴，后现代性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而发展起来的。按照后现代性的观念，“现代性的承诺”的无法兑现乃至各种“异化”现象的不断出现，不仅说明现代性发展的普遍模式本身出了问题，而且意味着作为现代性根基和标志的“现代合理性”遭遇到了根本危机。例如，后现代性观念认为，现代性的价值观，普遍具有“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视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
马克思政治哲学对现代性的一种超越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4d15319796.html, 马克思政治哲学对现代性的一种超越 作者：丁心悦 来源：《青年生活》2019年第24期 摘要：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人们高扬理性，也有了对理性的些许分殊，不管是工具理性的广泛应用还是价值理性的被排挤，归根结底还是主体自身的理性能力，所以对于现代性困境我主要是从我们主体理性的日益膨胀所带来的社会弊病特别是以异化这一视角来切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并用，是讲求科学认知的“是”与价值规范“应当”的统一，不仅以科学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程，还从价值应当视角来批判的审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正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 关键词：理性异化共产主义政治哲学 一.现代性困境何以可能 近代以來，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进步，对理性的崇拜和颂扬使得近代哲学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从对客体的研究转向了对主体的研究，强调主客体对立，卢卡奇在其著作中写到“近代哲学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不再把世界视为独立于认识主体而产生的（例如由上帝创造的）什么东西，而主要地把它把握为自己的产物。”近代的理性主义哲学认为只要认识对象是由主体创造的，那么它就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和准确把握的，如此，理性日趋取得了独断地位。康德的两大论断，实质上就是主体的理性能力为自然和为人自身立法。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把理性分殊为主观与客观。主观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强调的是对理性的工具性应用来满足理性主体的个人愿望，甚至为了达到主观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客观理性更多的是从价值层面来思考与运用我们的理性。霍克海默认为随着对理性主体的高扬，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的合理化发展，不仅使资本主义社会物欲横流，同时伴随着客观理性的被挤压也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暴露了非理性的多种弊端。 霍克海默的这一观念深受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影响。韦伯的理论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社 会的深度分析，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与理性的关系，他提出了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这一对概念，“通过这一对概念，韦伯揭示了理性是怎样通过资本主义的制度实现其‘狡计’的。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高度合理化的制度，但是，它只是具有高度形式合理化的制度。”我个人是比较赞同霍克海默的观点的，认为是工具理性的普遍应用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剥夺了个人自由和资本主义道德的沦丧。其实不管是工具理性还是形式合理性等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主体的理性能力，所以对于现代性困境我主要是从我们主体理性的日益膨胀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病特别是以异化这一视角来切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二.理性与资本异化
设计的批判与反思(上)
时间：2008年9月4日 地点：广州市二沙岛星海音乐厅报告厅 人物：王受之（设计理论与设计史学家） 林学明（集美组总裁兼设计总监） 庞伟（广州土人景观总经理兼首席设计师） 主题：设计的反思与批判 林学明（以下简称林）： 我觉得广州设计界一直以来，处在异一种比较低调、沉闷的状态，我们作为一个设计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的设计在最近这十年发展得很快，越来越走向国际化。而广州，在设计的领域，已经突显不出我们曾经作为改革开放前沿试风气之先的地位。改革开放30年，尽管广州以及整个珠三角在经济上都取得非常辉煌的成就，但在设计思想方面，却非常滞后，这种滞后，跟广州经济发展的地位极不相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设计师，包括我和在座的各位，都希望有一个平台，可以进行广泛的交流，发表对广州设计发展的看法。 长期以来，广州是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面的一个城市，可是回过头来看广州的建设、设计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设计的教育和实践，跟广州经济发展的地位距离是很远的。前段时间，我们在一些媒体上
发表了对设计的一些看法，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在价值观上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暴露在城市建设和设计的方方面面上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由我、王受之老师和庞伟三个人主持这样一个论坛，在座的设计师也参与到这个论坛来，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设计的反思与批判”。王老师经常往返在东西方之间，而且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在国外看中国，保持一定距离，应该会看得更清楚更透彻，所以我想在开场的时候，先听听王老师对广州设计的现状的看法。 王受之（以下简称王）： 对设计的看法有绝对的标准和相对的标准。现在我们谈中国设计，我们自己有一个看法，而外人看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人看自己的设计和外国人看中国人的设计，立足点不一样。比方说这次全民欢腾的奥运会，以琴棋书画、四大发明为中心演绎，国人都说好得不得了，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向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宣传已经对这几个主题完全认同，并且认同得超乎一般的深刻，而要知道外国人没有这个四大的基本认识，因此开幕式虽然热闹宏大，但是大部分外国人基本上是没看懂，开幕式结束之后，我有几个美国同事打电话给我，谈到这件事，他们说看不太懂想表现什么，就是自我认定和外部认识的差距造成的。 奥运会开幕式这件事我觉得很特别。这次的奥运会开幕式的确宏大、人头涌涌、场面壮观，从气势上来说，基本上没有一个外国媒体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批判性反思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批判性反思 摘要：公民社会组织在维护经济公平、推进民主法治、调适社会冲突等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其日益凸显的功能，学者们便对公民社会组织形成了一种“视域偏好”，即片面强调公民社会组织发展，而相对忽视对其缺陷和失灵问题的研究。同时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缺乏理性和自觉的理论认知将会导致学术的研究偏执一端。因此，当下开展对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反思省察便成了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公民社会组织；角色定位；批判性反思 一个和谐社会应该包括三个层面：市场、国家和社会，它们所对应的行动主体分别是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市场被称为“无形的手”，它主要通过自由交易来实现经济增长；政府被称为“有形的手”，它主要通过合法权力的配置来维护社会稳定；公民社会组织则被称为“社会的独立之眼”，它主要通过志愿精神来增强社会资本。在传统经济社会发展范式中，典型的应用手段就是政府和市场，然而在遭遇“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打击之后，人们便期待这“社会的独立之眼”来克服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本文基于对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相关概念的廓清，进而审视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同时展开对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批判性内省，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一、迷雾的拨开：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相关概念的廓清
在中国现实境遇中，公民社会组织这一概念往往与其它相关词语进行混合使用，与公民社会组织紧密相关的词语主要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组织”。这些词语与公民社会组织既有相互交集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即以上词语都分别指出了公民社会组织某一方面的理论特质，但同时也都抹煞了公民社会组织其它方面的本真品格。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种类繁杂的词语以及不同研究者的特殊取向致使公民社会组织概念日益模糊和泛化。笔者认为，明确而清晰的概念是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基于这种“概念丛林”状况，我们很有必要对其相关词语予以辨析，以澄清人们的认识。 (一)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组织。最早对非政府组织做出界定的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它在1950年2月27日的第288(x)号决议中认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都可以看做是非政府组织。”此后，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1996年通过了1996／31号决议，扩大了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内涵，将其定义为：“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自愿公民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优点就是表征公民社会组织的非官方性，彰显公民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部门，而事实上，它的缺点也是一目了然。一方面，受全能政府政治文化影响，非政府组织这一敏感的字眼很容易引起一些官员和政府的戒备心理和抵触情绪。“因为非政府组织承诺促进社会发展，这
对工具理性与现代性批判的批判
对工具理性与现代性批判的批判 发表时间：2012-01-16T14:42:00.357Z 来源：《时代报告》2011年9月下期供稿作者：肖昊1 罗雅铃2 [导读] 正确看待工具理性和现代性的问题，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新思维。 肖昊1 罗雅铃2 （1.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河南郑州 450011；2.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南宁 530004） 中图分类号：B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1）09-0075-01 摘要：理性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属于核心概念，本文以哈贝马斯的理性观念为出发点，引出他对于工具理性的批判。在对待工具理性的问题中，哈贝马斯认为寻求交往合理性才能解决工具理性危机以及现代性问题。 关键词：工具理性；现代性；批判 当今西方哲学界，哈贝马斯无疑堪称是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体系复杂庞大，涉及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哲学等多个领域。他构建了“交往行为理论”对工具理性和现代进行批判，说明了现代性的问题需要通过建立在主体间性基础之上的交往理性才能解决。有效地避免了陷入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悲观主义的思想倾向。 一、工具理性与工具理性批判 科学技术的发展把资本主义国绑在车轮上实现了“人间天国”梦想。人们享受着新技术带来富足的物质同时，感受到科学技术让有思想的人变成了追求物刺激的工具。科学的理性，最终把人的思想变成了利益与权力的工具。工具理性，让法兰克福学派找到了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支点。 （一）工具理性的形成与发展。 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以倡导理性反对传统的时代精神，成为现代性的哲学根基，反思和批判成为这个世纪的时代精神，启蒙思想家们把理性当作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任何外界的权威都必然接受理性这个最高法庭的审判和裁决[1]。这种理性体现着实证精神、推理精神 ,以“数学化”形式在自然而且在社会、文化以及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空前膨胀并形成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理性彻底的倒退为工具理性，变成新的统治神话。 （二）工具理性的批判。 卢梭对工具理性做了批判，认为科学技术思维方式泯灭了人的自然本性，使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机械化、同一化。霍克海默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主观理性）和批判理性（客观理性），工具理性把世界看作是机械的、量化的，与价值论理无涉，强调手段及其与目的的协调；批判理性是一种与生命、自然谋求和谐的方式，它关注的是最高“善”的理念。哈贝马斯肯定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运动的内在辩证性的分析，但是他不同意他们彻底否定启蒙的悲观主义倾向。因为个人见识转化为动机，可以使人摆脱集体权力的束缚。 1.启蒙理性完全等同于工具理性。 哈贝马斯以前的哲学家，把工具理性从整体上扩大为一种世界历史文明过程的范畴，“没有看到启蒙自身具有的合理化成分，没有充分理解理性不仅作为工具而且作为主体间的沟通的潜能，因而彻底否定现代性，并对西方自笛卡尔以来的近现代哲学进行历史的大拒绝，他们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有社会制度和日常实践中都没有任何理性的蛛丝马迹。” [2]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应从目的、行动和戏剧行动这三种行动类型来理解，即真实性、正当性、诚实性。 2.非同一性原则标准和纯粹哲学化的倾向。 哈贝马斯在对工具理性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时指出：“工具理性批判所陷入的、并且顽固的与极为圆滑的辩证法相对立的矛盾，就在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必须提出一种模仿的理论，但这种理论按照他们自己的概念却是不可能制定的。” 因而哈贝马斯认为，从中吸取的教训就是“要在社会理论中进行一种范例变化”，工具理性批判的批判目的是为了确立一种建立在交往行动基础之上的新的社会理论范式，或者说，正是由于对工具理性批判的批判才得以实现了批判理论向交往理论的转向。 二、现代性与现代性批判 对现代性批判来源于两个古典理论，一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二是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从哲学角度思考现代性，哈贝马斯通“交往行为理论”来诊断和批判现代性。研究人们的交往行为，成了他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线索和最终目的。 （一）现代性的问题提出。 现代性发端于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成为全球众多国家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冲击着封建专制和神权的统治的思想枷锁。作为推动现代性运动的两个根本力量，理性和技术则一路狂奔，一方面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自身和周围世界，另一方面在热切的信仰与追逐之中，其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也日益呈现出来，使得我们对于自我和世界开始变得迷茫。人们开始对理性置疑，把科技危机直接归结于理性的失败，归结为理性的异化，成为支配和控制主体行为的强制性手段,成为主体发展的障碍的现象。 （二）现代性批判。 “理性”已经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思辨的理性，而是经由语言学的转型，由主体到主体之间的范式转变后，存在并体现于人的认识、言说和行为之中的“具体的理性”，即交往的理性。 1.交往行动理论产生。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哈贝马斯首先区别四类行为：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性行为、交往行为。“只有在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认知、协调和表达功能，语言作为相互理解的中介具有独立的意义。理性的统一性包含在通过言语行为的相互理解达到的共识之中。行为者共同寻求他们对情境和行为计划的理解，以便以意见一致的方式协调彼此行为，以实现共同的目的。即是以生活世界为背景，取向于达成、维持和更新共识——实际上是基于对可批判的有效性认定的主体间承认的共识。” [3] 2.现代化的批判。 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解决了韦伯的“现代性困境”，从工具合理性转向交往合理性，从社会合理化转向生活世界合理化，强调交往的互动功能，从“困境”走向“整合”，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过去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克
现代性政治及其限度
现代性政治及其限度 现代性政治是政治现代化的应然目标与方向。现代性政治的兴起和成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印度学者帕萨·查特杰描述了印度现代性政治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如果把政治有限性置于西方现代性理论背景下进行审视，西方政治学的三大逻辑——公民社会、普遍意义的公民身份和民主政治很难适用于非西方国家。从现代性政治到现实的大众政治，从精英政治到底层政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标签：现代性政治；底层研究；公民社会；民主政治 现代性政治是政治现代化追求的目标和方向，但现代性政治到底是什么，现代性政治能否脱离开西方中心论的语境，现代性政治是否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现代性政治对非西方国家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历来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现实回答曾经困扰了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现代化进程。随着全球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的日益频繁，针对世界范围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是否可能，这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趋势还是仅仅存在人们理想中的乌托邦，印度学者帕萨·查特杰(Partha·Chatteriee)描述了印度现代性政治的历史和现状，他的研究范式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性政治及其限度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一 从16世纪到20世纪，现代性的主题一直贯穿于政治社会理论的始终。吉登斯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中，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在有关现代性的所有解释中，一般涉及三个大的领域：个体的社会化、知识的理性、权力的合法化。其中，权力的合法化是探讨现代性政治的核心。 现代性政治的兴起和成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漫长的中世纪之后，西方世界出现了一些断裂性事件：科学革命、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政治制度史上的变革，美国、荷兰、法国等一系列的共和革命。所有这些，促成现代世界出现了一系列的曙光。现代性政治理论随之开始萌芽并成长起来。中世纪晚期，出现了对当时政治社会制度的批判与抨击，人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政治和社会框架。如马基雅维利写了《君主论》，探讨了世俗君主权力最初的现代观念，把政治从宗教和道德中分离出来。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构想了一个由政治精英和一群技术专家来管制的、有秩序的人为社会。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回答了人类在利己主义的纷争中，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他认为自利的个人为了持久的和平，而把个人的自由权利让渡给全能的国家——利维坦，只有在个人与国家之间订立一项盟约，人们才能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从而把国家从神学的领地拉人世俗的、社会的人为产物的范畴内。洛克的《政府论》则更进一步，他从英国自然法的传统出发，认为国家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联合，由此奠定了立宪政府学说的基础。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一)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一) 黄遵宪的《今别离》全篇集中突出了一个“快”字。转、驰、载、动、速、快等动词的接连运用，渲染出现代交通工具的一种显著优势：超乎寻常的快速度。在现代快速度下，人的生活必然会呈现出相应的快节奏。我们知道，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换言之，速度等于空间距离除以时间长度。显然，现代快速度必然会意味着新的时空体验。人的“别肠”在孟郊时代随着那马车车轮“一日一万周”，但在现代火车时代又会怎样呢？黄遵宪开篇就告诉说：“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这直接道出了现代离别体验的新内涵：由于现代火车的车轮行驶速度远远快于古代马车车轮的旋转速度，所以，人的“别肠”也就会运转得更加快捷。这表明，随着交通工具的现代化，现代人的时空制度改变了，时空高度压缩，而人的离愁别绪也就随之发生改变，变得比古人更为新鲜、丰富而复杂。“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目睹飞驰的双轮，眼见时空的快速变换，人内心的忧愁在滋长。诗人不禁生起一种怀旧情绪：“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古代的车舟诚然同样“载离别”，但毕竟速度有限，从而时空转换也有限，让人感受到行动举止的“自由”，因为人的以往经验赋予其应对古代车舟速度的能力。但愈是缅怀古时的时空自由体验，就愈会在现代境遇下体会到“不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别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现代火车和轮船具有古时不可能有的快速度，因此会加倍增生人的离愁别绪。“钟声”显然是现代的，是现代时间的象征物。“须
臾”、“及时”用“顷刻”三个时间词语的高密度重复出现，正突出了现代时间的迅捷变换特性。而时间的迅捷变换当然会催生出空间上的变化体验。“今日舟与车，并丈生离愁”两句，凝练地表达了全诗的基本题旨：现代交通工具的快速度产生出一种神奇的“力”，它导致时空高度压缩，加倍地增生人的离别体验。可以说，这首诗的焦点在于揭示现代交通制度转型在时空制度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对离别体验的深刻影响，透露出诗人对现代交通工具的权力的深切优虑。地球上不同位置间必然产生或大或小的时差，这在今天自然是平常事，但在黄遵宪时代，却是巨大的时空裂变。如果说上面这首诗讲述时空压缩如何导致离别体验的变化，那么，《今别离》之四则突出了由地球空间的阻隔而造成的相思错位：“汝魂将何之？欲与君追随，飘然渡沧海，不畏风波危。昨夕人君室，举手搴君帷，披帷不见人，想君就枕迟。君魂倘寻我，会面亦难期。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常参差。举头见明月，明月方人扉，此时想君身，侵晓刚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眠起不同时，魂梦难相依。地长不能缩，翼短不能飞，只有恋君心，海枯终不移。海水深复深，难以量相思。”诗从东西半球间的现代时差，联想到现代人彼此相思时可能出现的空间错位状况。这种在全球性境遇中激发的相思错位联想，在古时自然是不可能有的。黄遵宪想象道，妻子思念远在西半球、三万里之外的丈夫，禁不住要追随他不畏险阻地跨越沧海。但想象中寻到他的卧室时，却发现他不在：“披帷不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