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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雾霾

京津冀雾霾

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笼罩在首都上空半年许久的雾霾是北京有相关数据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典型的复合型环境空气质量污染,对居民健康、城市形象、经济发展都造成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版图的心脏区域和近两年雾霾肆虐的重灾区,有多达1.07 亿、占全国1/13、占全球1/60 的人口在此生产生活。为了更好地贯彻可持续发展观,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同时也为了人们的健康发展和京津冀城市形象的提高,我们小组五人特进行有关京津冀雾霾的调查工作,希望可以为京津冀的雾霾治理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既然要整理雾霾,就要明白什么是雾霾。所谓雾霾天气是对大气污染状态的一种表述,有关研究已经表明,导致雾霾天气的元凶是粒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即PM2.5。

据研究,雾霾的产生有三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大气水平方向静风现象增多,二是大气垂直方向出现逆温现象,三是悬浮细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增加。雾霾产生的最直接原因主要就是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大量增加。PM2.5可被吸入人体肺部,对人体呼吸系统造成极大地伤害,并导致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肺癌等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成倍增长。雾霾还会造成视觉障碍,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给群众的生命财产和人体健康带来威胁。并且,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地区人口的健康均受到污染物PM2.5的影响,高污染城市中的人口死亡率比相对清洁城市高出15%~20%。

提起雾霾,免不了的一个词汇便是京津冀。京津冀总面积占全国面积的2.26%,却承载了全国10%的人口,过高的人口密度、经济活动产生巨大的能源消耗,因为雾霾,京津冀三地居民社会生活比以往更加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和京津冀实施细则;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明确强调要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李克强2014年两会工作报告“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京津冀已经被拧成一股绳子,并且从治理雾霾、社会生活连同扩大到了城市发展关系。而产生的废气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能源消耗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有颗粒物、不完全燃烧产生的CO,所含硫燃烧产生的SOx,以及空气中氮气和氧气在高温燃烧中反应产生的NOx。毋庸置疑,北京的雾霾是由北京当地污染物排放造成的,同时与周边地区天津、河北等的污染物排放也不无关系。从能源消费结构看,北京雾霾天气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来源于燃煤废气排放、油品燃烧废气排放、天然气燃烧排放等途径。

第一,燃煤废气排放。燃煤导致的PM2.5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煤燃烧所形成的烟气中含有细颗粒物,二是烟气中SOx、NOx经光化学作用形成的二次硫酸盐和硝酸盐,三是煤本身含有的挥发性有机物不完全燃烧进入到空气中。2012年,北京、天津和河北煤炭消费量分别为2 365万吨、4 000万吨、2.7亿吨,三地合计3.34亿吨。煤的含硫量一般为1%~3%,工业锅炉每燃烧1吨标准煤,会产生SOx 8.5千克、NOx 7.4千克,小锅炉和分散使用其排放更高。以此计算,京津冀三地每年燃煤排放SOx高达284万吨,排放NOx达247万吨,其二次反应产生的硫酸盐、硝酸盐也是大气污染物中对人体伤害最大的成分。京津冀地区煤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钢铁生产。2011年京津冀地区钢材年产量在2.47亿吨(见表1),按1吨钢耗煤650千克计,钢铁生产年耗煤大约在1.6亿吨。二是火力发电和热电

供应。按每千瓦时电力耗煤300克计,京津冀地区火电装机容量2011年为5 513万千瓦,估计年耗煤1.28亿吨。三是水泥生产。按1吨水泥耗煤100千克计,京津冀地区水泥产量1.64亿吨,年耗煤在0.16亿吨。以上三项合计耗煤约为3亿吨,占京津冀地区总耗煤量(3.34亿吨)的90%。钢铁、火电和水泥三项每年在京津冀地区产生的SOx为255万吨、NOx为222万吨。

第二,油品燃烧废气排放。从京、津、冀三地主要炼油和乙烯装置分布看,包括燕山、天津、大港、华北石化公司在内的总炼油能力达3 850万吨/年。三地目前汽车保有量大约1 500万辆(北京500余万辆,天津200余万辆,河北700余万辆),成品油年消费大约在2 000多万吨。目前北京实行京Ⅴ标准(相当于欧Ⅴ),天津2013年将实行国Ⅳ标准(相当于欧Ⅳ),河北实行国Ⅲ标准(相当于欧Ⅲ),即使以硫含量最高的国Ⅲ标准计算,京津冀地区机动车所产生的SOx为6 000余吨,NOx大约在20万吨左右,远小于煤炭燃烧所贡献的污染总量。一般而言,柴油车的PM2.5要高于汽油车,因内燃机燃烧方式不同,柴油车尾气中不完全燃烧的烃类有机物和细颗粒物高于汽油车;低于国Ⅰ排放标准的所谓“黄标车”尾气排放远高于达到国Ⅳ标准及以上汽车,一辆“黄标车”排放可相当于5~10辆达标车的排放;公共汽车排放可相当于50辆以上达标车的排放,而大型卡车则相当于上百辆以上达标车的排放。

第三,其他来源。例如汽车喷漆等工业喷涂,有机物挥发进入大气中,可能形成气溶胶,成为雾霾污染物的来源。餐饮烟气、烧烤等也可能形成气溶胶来源,秸秆焚烧则直接产生大气污染。全市有1.5亿平方米的建筑工地,加上道路扬尘,所直接产生的PM2.5也不容小视。综合来看,PM2.5的产生与能源利用密切相关,能源利用产生的PM2.5估计占PM2.5总量的80%左右,包括直接排放、二次反应产生的硫酸盐和硝酸盐、有机气溶胶等,其余为道路扬尘、建筑扬尘和秸秆焚烧等。

事实上,京津冀地区的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排放问题,一直是环保部大气污染监管盯得最紧,但也是最头疼的难题。据了解,环保部各级官员去年以来在不同场合纷纷表达对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华北地区钢铁业污染的严厉批评。最近一次表态是在 10 月 23 日,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熊跃辉直陈,环保部今年初针对华北近 300 家钢铁企业进行排查后发现,其中 7 成以上企业都存在超标排放问题。而颇为无奈的是,目前整个华北地区的钢铁企业均为未通过环评的“黑户”,对其监管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据调查了解,近年来针对钢铁企业二氧化硫及烟粉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环保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标准,排放浓度上限值达到“史上最严”。在此背景下,京津冀地区一些大型钢厂陆续开始加装脱硫和除尘等保设施,以力求达标排放。一方面,全国范围内仍有多达 2/3 的钢铁烧结机未安装烟气脱硫及除尘设施,京津冀地区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据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人士所说,即便是已经加装环保设施的钢厂,为减少运行成本,环保设施也经常不运行,导致污染物排放难管难控。“在目前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缺位的情况下,这一问题仍将长期考验监管部门的执行效力,企业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现象仍将长期存在。”该人士表示。

京津冀联合治霾的问题有多个方面。第一,利益困局,地区实力不一联防联控不易。北京雾霾的污染源有 1/4 来自周边地区,这意味着污染防治须联防联控,但利益纠结下的京津冀各方却陷入“各自为战”局面,这一问题也深深考验着各地的决心和智慧。为推进治理,目前京津冀各地都在根据国家层面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京津冀和周边地区实施细则要求,结合自身大气污染源特性

制定出台了各自的雾霾治理实施方案。相关重点概括起来便是,河北“减煤压钢”,北京“减煤控车”,天津“减煤改油”。通过在京津冀三地所设的近 300 个国控监测点的监测数据比对发现,各监测点的 PM2.5 指标随月份变化总体呈现一致趋势,具有较好吻合性,说明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的区域一致性。这意味着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治理必须采取联防联控,协同行动,谁都无法独善其身。而且按照实施细则要求,到 2017 年,北京须将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 60 微克/立方米,河北、天津则提出要下降 25%,这之间的差距反映出的问题就是,河北、天津下降 25%后,PM2.5浓度可能是 100 微克/立方米,在区域之间空气的自然流动下,北京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难实现60 微克/立方米的目标。“这就相当于经济学上的‘木桶效应’,京津冀地区各相关方必须协调一致,不能让任何一方留下短板,否则雾霾治理的‘木桶’永远都会漏水。”事实上,大气污染防治的区域联防联控,在欧盟、美国过去治理大气污染时已形成了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国内学界也提出过京津冀、长三角实施这一机制的诸多设想和建议。然而在国内,由于牵涉到各地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这些设想和建议要落实到政策执行层面还存在诸多羁绊,也就注定了这场攻坚战从一开始就充满“壮士断腕”式的悲壮。

第二个方面便是资金尴尬。融资渠道不畅亟待多方合力。在这场高调打响的雾霾“攻坚战”中,各地面临的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各地治霾的巨额资金该从哪里来。政策画出的万亿“蛋糕”虽让市场垂涎,但对于投资者而言,须看准时机再下手。环保部相关人士此前明确表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未来 5 年的投资需求将达 1.75 万亿元。在环保行业已成为炙手可热的投资板块的当下,这一诱人的“蛋糕”着实吊足了市场“胃口”。因此,今年以来每逢雾霾天气抬头,二级市场上的大气污染治理概念股就会持续“飘红”。但不得不泼的冷水是,尽管“蛋糕”诱人,什么时候能做好,又有谁能率先尝到第一口美味?尚是未知数。因为可能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不免影响到人们的信心。目前,在京津冀各地落实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相继出台的同时,除北京高调宣称其未来 5 年治理雾霾的政府投入将达 2000 亿到 3000 亿元外,其他省市均未有明确表态。而如果全面达到各地方案中拟定的目标,其投资需求都将不比北京少。在政策制定方的设想中,解决治霾的资金需求将来自污染企业、社会及民间资本、银行、地方及中央财政等多方面。但据了解,在目前环保行业发展的大环境下,并非各个融资渠道均畅通无阻。国内的环保行业具有很强的公用事业性质,惯例是污染企业每月上缴一笔排污费,具体的治理工作由政府“包办”。尽管近两年来众多地方政府因为财力有限开始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其中,但在环保并未充分产业化的当下,由于体制机制还未健全,未能清晰看到其投资产出效益的民间资本并未抱有充分热情。通过梳理京津冀各地近几年财政支出预算“账簿”,发现其中均未显示具体针对大气污染防治的专项支出,而多是位于节能环保支出分项中,规模均为数十亿元左右。即便是最具实力的北京,其 2013 年安排的 PM2.5 监测及相关治理项目的支出也仅为 20.6 亿元。相较于数千亿元的政府投资需求,可谓微乎其微。其实,解决雾霾治理资金的缺口问题并没那么难。我们可以效仿国内水利建设的投资模式,在中央统一主导下,京津冀地区每年从 GDP 收入或土地出让金收益中计提一定比例,用作治理雾霾专项资金,这一规模可达数百亿元。其中再提出一定比例由中央统筹,统筹资金重点向污染任务重、财力相对有限的省市倾斜。

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北京集中了太多首都不需占用的产业,津京“双城发展”产业协调不够,河北生态保障、生活服务产业功能严

重不足。比如,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年营业额已经超过500亿元,但产自北京的商品不到一半,产品80%以上销往外地,服装生产、销售绝不是首都发展必不可少的功能。除大红门外,北京还有已准备外迁的动物园批发市场,年初北京市西城区已同河北省发改委沟通研究,确定动物园批发市场向河北搬迁,这正是去除首都非核心功能的开端,也是河北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之路。天津是北方经济中心和国际港口城市,快速发展的滨海新区,具有政策优势和产业优势,在首都经济圈中公共服务、交通运输、港口物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那么京津之间就是顶层设计和功能定位的统筹问题。

现在,北京已经率先做出调整,明确要做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国际创新中心。随着首都功能调整,天津原来的一些定位也要随之改变。北京原有的未来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要考虑向天津转移,天津目前北方经济中心、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北方现代制造业基地必定发生变化。京津定位调整必然带动河北发展方向的转变。无论京津定位如何,环绕京津的地理限制无法改变,河北的首要任务将是推进生态环境建设继续扮演服务角色,其次是接收京津产业疏解和转移担当受溢角色,最后是转换发展思路坚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支撑角色。

京津冀将不再是雾霾重灾区的代名词。伴有京津冀之间独特的交通优势,首都二机场,京津城际、京沪高铁等高铁线路,京津、京石、津唐、津秦、津沧等高速公路,三地主要城市间已然形成“一小时都市圈”。京津冀三地都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更大的视野谋划发展,沿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思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定不负众望。几年后,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城市产业不断发展,京津冀协同作用不断凸显,雾霾将不再出现,那时京津冀就会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之作。

那么如何才能让京津冀的蓝天重现呢?第一,抓住污染重点环节,实现清洁煤燃烧。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实现煤的洁净燃烧和集中使用、强制淘汰燃烧效率低下的小型燃煤锅、改变居民传统观念,不断降低城市燃煤、严格禁止秋季焚烧秸秆等。第二,加快推进城市煤改气工程。第三,加强能耗高、污染大的中小型炼钢厂、水泥厂的改造或关停,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高耗能产业。第四,关注重点区域,加快成品油质量标准升级。第五,在北京公共交通加快推广LNG 汽车和混合动力车。第六,区域联动、全社会关注,共同应对雾霾。第七,加强PM2.5成因及控制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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