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创作》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

“进化”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创作

黄燕强

［摘要］通过考察近现代中国学者的哲学史观及其对古代“变之哲学”的特别关注，

审视进化主义及其相关理论如何渗透其中并规范其核心内容、写作框架和分期模式，进而追问哲学是进化抑或是增长的，哲学的增长是否必然遵循某种发展阶段论，科学化与实证化是否可以作为哲学增长的最终目的等问题，由历史的反思而思考哲学与哲学史研究应如何消解进化主义的强烈影响，放弃“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思想观念，转而致思于如何实现中国哲学的常与变、传统与现代的统一。

［关键词］进化中国哲学史哲学史观经子关系［中图分类号］B2

一、进化的哲学史观

“进化”一词的英文“evolution ”源自拉丁文“evolvere ”，原意是把卷在一起的东西展开，后来有了演变、发展等意义，但其强调的变化属于中性价值，并非必然地指称适应历史理势的进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使用的“进化”（evolution ），有的蕴含“进步”之意，有的仅表示变异、演变而已，没有积极地向前或向上的意思，如进化序列、进化步骤等。斯宾塞运用“进化”概念建构其社会学理论时，对“进化”作了现代性的界定，使之成为“进步”的代名词。晚清中国学者用“进

化”翻译“evolution ”

，称达尔文的学说为生物进化论，称斯宾塞的学说为社会进化论，在此语境与理论背景中

，“进化”被赋予了强烈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进步”之意。严复建立在“天演论”基础上的“进化”观，就明显带有斯宾塞那种普遍的“进步性”含义。梁启超撰写的介绍进化论的

系列文章，其中心要旨正如他所宣称

：“进化者，向一目的而上进之谓也。”（梁启超，1989年a ，第59页）即指向某个终极目标而前进。这极大地加强了“进化”等于“进步”的信念。与严复、梁启超同时代乃至当代的中国学者，多数是怀抱乐观主义的进步性来理解和使用“进化”概念的。

达尔文、斯宾塞进化理论的创立和传播，使进步性之“进化”观念具有了普遍主义的价值，被推演至一切思想文化领域。进化的哲学史观让近代中国学者改变了从前复古的、循环的或变易的历史观，开始用进化的思维来叙述中国哲学思想史。梁启超早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

学术概论》等著作，就根据“人类德慧智术进化”之“公例”

，采用文化有机体理论，把学术思想的发展进程划分为胚胎、全盛、衰落、复兴等时期，即从低级、简单向高级、复杂前进。其后，中国学

者撰写的“中国哲学史”

，基本上都体现着一种含有进步性意义之进化的哲学史观。无论是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抑或是唯物论者，均把“进化”视为哲学史的永恒主题。如持文化激进主义立场的胡适，就相信“进化主义”的普遍有效性，他非常赞同实验主义哲学家“把达尔文一派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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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

，且认为“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 ）”（《胡适文集》第2册，第212页），即考察哲学发生、兴盛、衰落的过程。在

胡适看来，对哲学进行历史的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述学

”“明变”“求因”和“评判”。概括言之，就是用进化的眼光来梳理各种哲学思想的条理系统，研究其授受的源流及其前因后果，寻出彼此

间的联系和影响，再以此评价各家学说的价值。（参见胡适

，“导言”第3、25页）根据进化的历史态度，胡适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的“学术性”研究，一是为“整理国故”

，一是要反叛传统，这两者的目的都旨在拒绝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和价值。冯友兰同样在其作品中贯彻着进化的哲学史观。他

在“绪论”中说：“历史是进步的，即观察中国哲学史，亦可见此例之不诬。”（冯友兰，1947年，

第23页）中国汉以后的哲学发展，便体现了“学术之由不明晰进于明晰”是“实然的”规律，其哲学史的创作就是要梳理“中国哲学进步之迹”（参见同上，第23－24页）。但与胡适不同，冯友兰采

用的“评判的态度”

，绝非“重估一切价值”，或以现代否定传统，而是辩证地求古今“正”“反”两面哲学之“合”

，达致传统与现代的融通。实际上，辩证唯物史观也信奉进化主义。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故社会的进化自然带来哲学思想的进化。恩格斯把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规定为全部哲学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基础，是贯串于全部哲学问题的主题和核心。他把唯物主义发展的全过程划分为三种基本的历史形态：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这显示了哲学思想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形而上学向科学前进的理势。中国的唯物论者就是根据这样的进化原理来创作哲学史的。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是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的中国哲学通史，该书《绪论》指出，人们对历

史的解释主要有两派观点

：“一派把历史看做是出于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因此在历史的进展上，我们并无原则可以探求；另一派却把历史不看做出于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以为历史的进展，和自然界

的演进相仿佛，是必然的，所以其中也不无原则可寻。

”（范寿康，第5页）唯物论使他相信，人类史与自然史一样地遵循着某种进化规律，人类史中由存在所决定的意识，随社会发展而有规律地前进，人们对于历史进展上的原则应该予以探究，并据此考察哲学史的源流演变。张岱年的《中国哲

学大纲》也是用唯物主义来阐发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该书《自序》说

：“发展或历史的观点，是永远有用的。

”（张岱年，1982年，第19页）这是胡适的“历史的态度”的另一表达，把“进化”视为哲学史永恒的主题。

1949年以后，“中国哲学史”的创作打上了唯物论进化哲学史观的烙印。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如

上世纪60年代初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

，其《绪论》不仅表述了人类抽象思维从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而发展的进化史观，而且应用列宁的哲学发展“圆圈”说，把中国哲学进化过程描述为螺旋式的曲线，近似于一串圆圈组成的大圆圈。后来，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冯契撰写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等，都是根据“圆圈”理论来建构哲学史的叙述框架。如冯契的描述：中国古代哲学由原始的阴阳说，到战国末年的荀子提出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完成了一个圆圈；然后由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秦汉以后的哲学作了比较正确、全面的总结，在更高阶段上达到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而完成了又一个圆圈。第三个“圆圈”是近代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参见冯契，第18页）

由此可见，进化主义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天不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也动摇了所谓“道亦不变”的信念，颠覆了古代循环的和复古的退化史观，且完成了由传统变易史观向现代进化史观的蜕变，也促成了对中国哲学系统的寻求，探寻哲学进化之迹，还原各种哲学思想的历史面貌和位置，观察相互间的联系及由此形成的哲学系统。此外，哲学史料的辨析也深受自进化的哲学史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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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进化”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创作

二、中国哲学的进化理论

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相信，既然“进化主义”是普遍的，那就不是西方独有的，中国古代也有相关的哲学思想。严复的《老子》评点本说，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

姓为刍狗”等话，就是“天演开宗语

”，“此四语括尽达尔文新理”。（参见《严复集》第4册，第1077页）康有为把孔子塑造为改革家形象，说：“孔子道主进化，不主泥古，道主维新，不主守旧，

时时进化，故时时维新。

”（《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55页）不仅孔子是进化论者，凡主张改制的先秦诸子无不是“道主进化与维新”的。早年的梁启超热烈地信奉着进化主义，他的《变法通义》

《新民说

》《自由书》《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等系列论著，都在努力地阐发中国哲学的进化理论。这些启迪了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创作。

早年的胡适乐观而虔诚地信仰进化主义，他眼中看到的老子就是一个进化论者，孔子也是如此。老子和孔子的进化理论属于形上学和社会学层面，他们都不曾留下充分发挥了的自然进化论，没有注意到生物演变的问题。孔老之后，墨子、惠施、公孙龙的“龟化为鹑”“卵有毛”“犬可以为羊”“丁子有尾”等命题，便触及了生物进化论，而论述最详细最重要的则在《列子》《庄子》两部书

里。根据胡适的解读

，《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有两种：第一种是“单子”学说，单子是永久地单独和永远不变的，它独立不改却又是各种生的原因，是构成一切变化的基础。但描述这一说法的文献

与《乾凿度》所记相同，似为汉儒的作品。第二种是“无生万物”

，这个“无”不是老子的虚空之“无”，而“是一种不生、不化、无形色声味的原质。一切天地万物都是这个‘无’‘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结果”（胡适，第227页），从“无”到万物就是一个生

物进化过程。胡适还认为

，《列子·说符》篇载鲍氏之子的“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等语，很合于近世进化论所说的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参见《胡适文集》第6

册，第112页）至于《庄子》一书，是以“自化”为生物进化论的大旨

。《寓言》篇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

，胡适称此十一字是一篇“物种由来”的基本原理。盖其意谓，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一代一代地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而且，万物的进化是自生自化、并无主宰的，这是完全被动的、天然的生物进化论。忽略生物适应环境的主动性，也就轻视了人类生存与生活的能动性，故表现在天道观和社会学方面，庄子倾向于宿命论和决定论，因而否认一切逻辑特性和一切知识的真实性。

蒋维乔等《中国哲学史纲要》在“评判的态度”上，大概属于“正统派”

，而在解释老庄哲学时，显然受了胡适的影响。他们肯定老庄是自然主义派的哲学家，但这个“自然主义”不是要返璞归真，却是“由这种自然无为的宇宙观，发明了他们的自然演化的进化思想”（参见蒋维乔等，第65－66页）。该书较详细地分析了中国自然主义哲学所内含的进化论，“进化”是其哲学史观，亦是其诠释理论。然而，胡适的解释不免断章取义，就连梁启超都批评他以生物进化论来比附庄子哲学不可取（参见梁启超，1998年b ，第65－66页），章太炎也指出胡适讲庄子进化论的一段文字训诂有误，从而引起理解上的偏颇。（参见章太炎，第221－223页）胡适后来也承认这是有问题的，此后的哲学史家便很少作那样的比附了。

中国古代没有生物进化论，且流行历史循环论、复古主义和自然主义哲学，但也有类似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许多哲学史家持此认识。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历史的演变与进步，而学者在哲学史的创作中尤其关注相关学说。与胡适的解庄异中相同者，冯友兰说庄子的“自化”系万物之自为，即万物的自生自长、自毁自灭。宇宙间诸事物的形体与精神，并非一成不变者，乃无时不在变化中。

·83·《哲学研究》2017年第4期

“万物皆种也”正表明庄学与《老子》一样，同是“变之哲学”。名辩学家如惠施、公孙龙等的学

说，都包含“变之哲学”

。（参见冯友兰，1947年，第283页）《易传》讲“无往不复”的循环论，但也讲“日新之谓盛德”的进化论，易象摹拟的就是宇宙间诸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的公理。“公理”表

明天地万物皆依循一定的秩序，时时变化，时时革新，永久进行，永无止期。而且

，《易传》以“时中”规范“变”

，冯友兰据此指出，《易传》的“变之哲学”是一种形上学，绝非仅是对事物现象的简单描绘。（同上，第318页）冯氏还认为

，《易传》的“变之哲学”取自老子，而老学、庄学和名学都为“变”建构了形上学根据。形而上的、进步的“变之哲学”表现为乾卦健动之象，与之相反的坤卦代表静止。由乾与坤、动与静的关系，落实到现象世界，转化为日常人事，则有贵贱高卑之别，且“与当时男女在社会上之地位与关系以形上学的根据”（同上，第475页），因而具有一定的

历史合理性。冯氏用《易传

》“变”的形上学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有贵贱高卑的等级现象，就透露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然成为他撰写《中国哲学史》的“理解前结构”

。冯友兰还分析了法家、阴阳家、董仲舒和魏晋玄学家等建构的“变之哲学”

，及形而上的变动的宇宙观、天道观如何转化为进步的历史哲学。冯友兰晚年编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应用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对中国古代进化的历史哲学作了许多的阐发。

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作品更是如此。如在社会进化论方面，范寿康说

：“社会的演进是遵循着必然的法则的，逆势而行的各种计划与理论不但徒劳无功，反而有阻碍社会进化的弊病。把这一点看得明

白的就是法家。

”（范寿康，第127页）法家以当时社会的各方面的现实的趋势为根据，来树立理想、创建学说，不赞成罔顾事实的空论。范氏之言为释古，亦为证今。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二编《大化论》重点探究中国古代“变之哲学”。据他的定义，大化指宇宙之整个的变易历程之义，大化论即是对于大化历程中之根本事实之探讨，相当于西方形上学之Cosmology （宇宙论）。围绕此核心命题，张氏发现中国哲人对于变化多有深澈的见解，涉及常与变的关系、变易的基本规律、变的根源等问题。（参见张岱年，1982年，第92－164页）

唯物史观又表现为一种进化的社会史观。以任继愈主编的著作为例，编者根据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论，认为后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的突破和超越，社会存在的变化反映在社会意识里，后一阶段所表现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历史观就是对前一阶段的革新和进化，代表了进步的哲学思想。如春秋时期，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是指批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制度和重“民”的观点。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为巩固封建制度而摧毁奴隶制，乃提倡礼治和法治。荀子就主张以礼治为主而兼行法治，他所讲的“礼”是破坏世卿世禄制的，反映了新兴阶级对法治的要求，故他反对复古主义者利用古代历史知识来反对

社会改革，反对追溯到三代以上去寻找理论根据的“法先王”说

。“韩非在反对‘是古非今’的复古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中，提出了具有发展进化因素的历史观。

”（任继愈主编，第258页）任著第二、三册论述了秦汉以来刘安、司马迁、王充、仲长统、刘知几、柳宗元、谭峭、李觏、陈亮等思想家的进步社会史观，几乎对每一思想家的进步社会史观都作了较详细的叙述。由此可见，梳理中国古代进步社会思想与社会史观的发展历程，是任著的一大特点。

概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种“中国哲学史”著作所阐发的进化理论，主要特点有三方面：

首先，继续关注“变之哲学”与社会进化论。如北大哲学系编撰的《中国哲学史》（简称“北大版”

），开列专门章节论述墨子、后期墨家、前期法家、荀子、扬雄、王充、郭象、柳宗元、李觏、王安石、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社会政治思想与社会历史观。进入新世纪，刘文英用发展进步的哲学

史观所撰写的著作，对《易传》

、道家、兵家的“变易”哲学，墨家、法家、荀子及秦汉以后相关思想家的进化社会思想与历史观等，都有所诠释。冯达文、郭齐勇编撰的版本虽然淡化了唯物史观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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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进化”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创作

导性，但对“变之哲学”与古代哲学家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历史观予以了特别关注。

其次，社会思想与社会历史观进化的动力是物质、经济的发展，方式是改革和革命。进步的唯物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与哲学思想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物质与经济发展，它促使社会存在的改变，由此推动社会意识的进步。从范寿康、张岱年到任继愈，再到冯契、萧萐父等，乃至新世纪的唯物论哲学史家，他们在论述中国古代的进化社会思想与社会历史观时，无不强调其根本的动力来自经济发展与科学发明。至于进化的方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强调改革和革命的重要性。维新派视“改革”或“改良”为社会进步的动力，革命派则主张通过“革命”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发展，而唯物论者在倾向“革命”的同时，也肯定“改革”的历史意义。所以，唯物论者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把社会阶段与思想阶段的向前迈进，看作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必然理势，而推动这一进步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便获得了特别的表彰，如法家。因法家反对复古，要求改良或变革旧的经济生产、政治制度等，推动社会持续地向前进步。儒家中主张改革者也受到了称扬，如王安石。这些透露出社会进化论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中国哲学史”的内容与书写方式。

其三，叙述进化论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如何内化为中国学者的哲学思想。20世纪初的中国学界，几乎无一学者不接受进化观念，只是程度或有浅深而已。上世纪80年代后，许多哲学史的时间断限从清代延伸至1949年前。研究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哲学家，必然要分析其哲学思想与进化论的密切关系。如“北大版”开列章节介绍康有为、孙中山的“进化论思想”和严复“物竞天择”的进化论。类似的章节名称与内容，见诸刘文英、冯达文与郭齐勇等人的作品。值得提及的是，

还有多种专题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的著作，如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及其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等，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论述了中国哲学家对进化理论或进化观念的内化。尤其是冯契的著作以“革命”一词入题，凸显其进化的哲学史观及视“革命”为哲学进化之动力的见解。

西方进化理论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中国学者从本民族文化传统寻找先驱者的兴趣。但是，这往往把古代著述中的片言只语拼接起来，脱离原来的上下文语境，看起来好像是古人完全掌握了现代的进化理论，实际则是很大的误解。社会进化论则让中国学者认识到，人类生活在一个永恒变化的世界之中，近现代中国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加强了这种意识，并促使他们孜孜以求地探寻中国古代的“变之哲学”及进化社会思想与历史观，从而颠覆了过去崇尚复古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观念，乃至解构了传统的常道，将变化上升为普遍的、确定的形上学。由重视变化和进化而强调改革或革命的社会效用，进而提倡法家等诸子学，探究经学与子学的关系问题。

三、自由、异端与经子关系

20世纪初期，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一大现象是，经学权威失落而先秦诸子学复兴。过去，人们在探究此现象的原因时，或从外在的社会与政治环境入手，或从学术内在理路出发，或从西学冲击而中学回应的角度立论。但无论是哪一种解释，人们往往忽视了进化理论在其中所发生的重要影响。

近现代哲学史家认为，中国哲学是在二元或多元的竞争中发展进步的。一方面，主张二元竞争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接受恩格斯、列宁的观点，说思维与存在孰为第一性及其相互间的矛盾运动，是全部哲学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于是把中国哲学发展史描绘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在对立统一的斗争中相互联结、渗透和转化的历史，从而探讨古人对自然、社会、人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化、日益提高、日益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和具体表现形式。比

·04·《哲学研究》2017年第4期

如，原始宗教神学思维是唯心的，殷周之际的奴隶社会有了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萌芽，先秦的封建主义思想家如管仲、孙武、孙膑、商鞅、荀子、韩非等，在批判唯心主义时推动了唯物论哲学的发展。至于秦汉以后的哲学，萧萐父、李锦全编撰的版本颇具代表性，其叙述框架是：先叙汉代正宗神学思想家董仲舒，再述战斗无神论者王充；先叙魏晋玄学的唯心主义思潮，再述反玄学的唯物主义思潮；先叙南北朝佛教的唯心哲学，再述反佛的战斗无神论者范缜的哲学；先叙韩愈、李翱的唯心主义哲学，再述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体系；先叙道学唯心主义的产生，再述王安石的唯物主义道气一元论和张载的唯物主义气化论，如此等等，呈现出哲学史是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中向前推进的。类似的叙述框架和创作思维，见诸任继愈、杨宪邦、冯契、刘文英、北大哲学系等编写的版本中。

另一方面，多元竞争论者依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的进化哲学史观，叙述了前后哲

学相争竞胜的发展历程。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反动”说。老子曰

：“反者道之动”，梁启超借以概括清学与宋学的关系，且说

：“然每经一度之反动再兴，则其派之内容，必革新焉而有以异乎其前。人类德慧智术之所以进化，胥恃此也。

”（梁启超，1989年a ，第7页）反动能够引起进化，即因其内含正反循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胡适对“反动”说作了发挥，把中国哲学史区分为三个时代：属于古代的先秦时期是诸子哲学；自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而东晋以后的印度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诸子哲学的反动；南宋以降的近世哲学，如宋明理学、心学是对佛学的反动，清学又是对宋学的反

动。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发展至清朝，可谓“古学昌明的时代”

，有点像欧洲的“再生时代”（文艺复兴）。（参见胡适

，“导言”第7页）这不仅显示了胡适进化的哲学史观，更表明他视“反动”为哲学进化的方式和动力，而“反动”意味着多元的哲学思想通过竞争而获得革新。张岱年用“反对”

代替“反动”

，他说先秦是诸子相互反对的争鸣时代，西汉阴阳家思想流行而引起王充的反对；两汉经学的兴盛乃导致“极则必反”

，魏晋玄学因而兴起；及至唐代后期，佛教压抑儒家思想数百年，终于引起反抗，韩愈、李翱开启了北宋新儒学复兴的路径；明代初年，程朱理学“无更进的创发，物

极必反，乃起了相反的潮流”

，王阳明因反对朱子而建立心学体系；明清之际的有识之士目睹亡国之惨状，于是一反王学空疏狂放之弊，而致力于经术及史学的研究，故清代汉学家大多反对宋学，开辟了新的思想倾向，足以为现代哲学之前驱。（参见张岱年，1982年，第9－27页）可见，张氏所用的“反对”与胡氏的“反动”同旨，也有竞争、进化的意思。其他哲学史家常常以先秦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南北朝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来描述中国哲学史的发展理路，他们未必使用“反动”“反对”等词，但也或显或隐地表达了哲学前后竞争的发展观，尤其是清代哲学之兴起，多种哲学史称其为汉学与宋学之争的结果。

哲学史家们往往一面表彰先秦百家争鸣的盛况及诸子的自由思想，一面则批判汉以后独尊儒经、崇奉道统而排斥诸子为异端的做法。就前者而言，基本上每一位哲学史家都赞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众多学说流派异彩纷呈，完全得益于自由、开放的学术生态环境。

对尊经与道统的批判，是哲学史家之常言。如胡适相信竞争带来进步，缺少争鸣对象会让独尊的经学和儒学生锈、变钝，即不再有活泼泼的生气而被淘汰。（参见胡适，第349页）张岱年也说：“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固然适合于政治统一的需要，实际上阻碍了学术思想的自由

发展，使百家争鸣的盛况归于沉寂。

”（张岱年，2012年，第77－78页）他还特别强调，学术上的争鸣与政治上的统一是不相妨害的。换言之，自由、竞争是可与一统的政治共存共荣的，独尊某种哲学思想是不必要的。范寿康认为，孔子以尧舜的社会为最后最高的理想，又以夏商周各代的社会为当时实际政治设施的标的，这完全是在过去社会里寻求新社会的要素，是退化论的社会改造论，与社会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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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进化”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创作

进的必然法则相左，故不但没有价值，反而有害。（参见范寿康，第68－69页）任继愈、杨宪邦等版本则表示，儒家正统的道德伦常、制度礼仪等，一者依附封建统治集团，二者类属唯心主义哲学，在崇尚自由、民主、科学等精神及唯物主义哲学日渐演变成世界潮流的现代，经学和儒学必然逃不开被淘汰的命运。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深受进化论影响的激进主义者就宣称要终结经学、儒学，哲学史中的类似观点显然与此有关联。

中国学者编撰哲学史的目的，既是为了追述古代灿烂的华夏文明，更是期待在古今中西的比较中，迎来一个可以媲美先秦哲学和西洋哲学的繁荣时代之到来。如果说，二千年的正统经学和儒学要被终结，那就唯有先秦诸子学能带给国人文化自信的尊严，也唯有诸子学能与西洋哲学相抗、相通，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提供丰富资源。所以，人们提出“子学即哲学”的命题，在批判经学、儒学的同时，表彰诸子哲学的原创性和现代性。自胡适以来，不管哲学立场、派别如何，没有哪一位哲学史家不把先秦诸子学看作是中国哲学的本源和大宗，也没有哪一位哲学史家再视先秦诸子学为异端和邪说。萧萐父、李锦全的合编本就特别欣赏晚明思想家李贽为“异端”辩护且以“异端之尤”自居的气概。这里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可以肯定地说，进化论所带来的竞争、自由、平等等理念，对哲学史家们认同和旌扬诸子学有推波助澜之效。

古代尊经抑子，现代乃尊子抑经，这一转变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且使传统的经子关系在各种哲学

史中有了新的界定和表述。概括说来，其要点有五方面：其一

，“经”指上古王官书或纲领性思想，是先秦典籍的类名，而非儒经的私名，诸子书也可称“经”

。各种哲学史对诸子书之“经书”名分的确认，就含有解构“经”之神圣性与权威性的意思。其二，孔子不是先圣，而是诸子之一，如冯友

兰说

：“孔子只是一个‘老教书匠’。”（冯友兰，1947年，第70页）范寿康说：“孔子只不过是先秦诸子中的一子。

”（范寿康，第69页）其三，子学是哲学，经学是哲学、史学和文学，这从知识性质上将经与子区别开来。各种哲学史重点论述先秦诸子哲学，而经学中的《诗经

》《尚书》《春秋》等则划归历史或文学科。其四，诸子与六经不是属与种、源与流的关系，而是经子平等。胡适就非常反

对《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

”、“诸子乃六经之支与流裔”等说法，又说孔子学于老子，孔学是老学之传衍，经学源出子学。其五，先秦至《淮南鸿烈》属上古的子学时代，西汉董仲舒至晚清康有为属中古的经学时代，冯友兰作如此区分，大概是借鉴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把欧洲历史分为上古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和中世纪的神学黑暗时期之观点。这在批评历史退化的同时，隐含着一种进化史观。冯氏就特别指出，子学时代充满自由与竞争，经学时代则是思想专制的、一统的，缺乏活泼泼的生机。冯氏还说，经学时代中的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其所见亦多以子学时代之哲学中的术语表出之，故汉以后的经学乃渊源于先秦诸子学。凡此种种，体现了自由、竞争的学术理念，与他们所信奉的进化主义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学术竞争、思想自由的呼声，解构儒经、打破道统的思潮，为“异端”之诸子学正名的运动，

重新界定经子关系的现象，这些是20世纪中国学界普遍关心的议题

。“中国哲学史”创作虽然追求客观考史的理想，却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

四、“哲学进化”的反思

进化主义给予“中国哲学史”创作及其学科建设之积极影响，大概已如前文的论述。但我们知道，在进化理论盛行之时，赫胥黎、马克思等就对达尔文、斯宾塞的学说提出质疑与批评。近百年

来，批评的声音从未停止，如克鲁泡特金（Kropotkin ）的“互助论”

、维里柯夫斯基（Velikovsky ）的“地球历史剧变论”

、里昂·克鲁伊扎特（Croizat ）的“泛古生物地理学”、内尔金（Dorothy ·24·《哲学研究》2017年第4期

Nelkin ）和莫里斯（Henry M.Morris ）的“新特创论”、埃尔德里奇（Eldredge ）和古尔德（Gould ）

的“间断平衡论”

、卡尔·波普（Karl Popper ）的“证伪主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的“结构化理论”等，他们从人类学、宇宙学、宗教学、生物学、地理学、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等角度，部分地修正或根本地否定进化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进步、竞争、变化等理念的普遍性或形上学价值。在这些思想的启发下，我们重新审视进化论之于“中国哲学史”创作的影响，则有若干问题值得反思，现与读者共同讨论之。

首先，哲学是进化的抑或是增长的？进化是一种本质上进步的系统，必然地趋向一个终极的、完美的目的，引申为适合时代要求，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故有目的性、时代性和实用性。哲学等人文知识的增长是指通过未经证明的或不可证明的预言，通过尚未被证实或反证的猜测和猜想，通过对问题的尝试性解决，而实现的持续地、逐步地发生的知识增长运动，故有持续性、渐进性和超功利性。这两者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有一个特定的、终极的目标，而后者没有这样一个预先设定的目标。以进化或增长描绘哲学的前景，其区别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哲学如一棵智慧之树，时有枯荣，主张进化者仅见枯枝衰藤，就宣判整棵树的死亡，要砍伐毁灭之，就像接受进化论的激进主义者称传

统文化为无用的“国故”

；而主张增长者把枯枝衰藤看作是人文知识的假说、预言或猜想，新的哲学思想就是从其中孕育、萌芽和成长起来，如钱穆的“转而益进”说、傅伟勋和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说，都是强调文化与哲学在继承传统中的持续性增长。

笔者主张哲学是增长而非进化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者，选择性竞争不是哲学增长的必然方式。作为进化机制的选择性竞争，其理论基础是相信适者生存得更长、更好和更完美，就像许多怀抱进化观念的哲学史家认为，运用科学方法的清代考据学优胜于谈论心性的宋明理学，而西方现代哲学又超越了东方古代哲学，所以宋明理学和东方哲学都不免被淘汰的命运。诚然，竞争能够推动哲学思想的发展，先秦诸子学的繁荣就是百家争鸣的结果，但如果把“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毫无保留地应用到哲学等人文知识领域，就必然会引向那种简单地

以西方现代哲学否定东方传统哲学的“西化论”

。胡适的哲学史著作便显示了这种价值倾向。二者，实用性不是评判哲学增长与否的唯一标准。自然选择是一个实用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进化机制，当哲学史家把选择、竞争等理念贯彻到创作之中，也就将实用主义奉为评判哲学之价值的标准。不仅是实验主义的信徒胡适和新实在论的代表冯友兰、劳思光，而且唯物主义哲学史家范寿康、张岱年等，他们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评价中国古代哲学。其他的学术思想史著作，如蔡

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

、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也都奉实用主义为圭臬。然而，中国哲学是否崇尚实用主义或具有多少的实用主义色彩，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且如马克思所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实用主义真理观强调真理的功利性，有导向工具主义的可能。

三者，哲学既有时代性，也有普遍性。崇尚竞争、实用等理念的哲学史家，尤其强调哲学的时代性。正因为一种哲学属于某一特定时代和特定阶级，当时过境迁、阶级消亡之后，与其相对应的哲学思想之价值因而瓦解。比如儒学依附于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现代中国已经推翻了地主阶级，古代儒家哲学再没有实用价值，自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要打倒孔家店。诚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矛盾与精神，需要与之适应的哲学思想来解决各种问题。但真正的哲学绝不只是其时代精神的精华，而包含超越时代精神的、普遍多元的内涵，其或暂时地不适应于某个特定时代，却可能在下一时代体现出最完美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且发挥思想资源的优势而独领风骚。当代回归儒学和回归国学的思潮，可以视为对进化哲学史观的反拨。

其次，哲学的增长是否必然遵循一定的发展阶段论？18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对人类理智、人类认识

·

34·“进化”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创作

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哲学与神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精深的、系统的研究。洛克、莱布尼兹、贝克莱、休谟等围绕神学、哲学与科学来讨论人类理智与认识的发生及其未来时，给了人们一种潜在的暗示，即人类理智与认识通过进化的方式，经历了宗教神学、形而上学与实证科学等阶段，而实证科学是知识的最完美形式。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就是如此构想的。另一个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哲学

进化“

图式”，是恩格斯根据欧洲哲学发展的全过程，把唯物主义分为三种基本的历史形态，即古希腊罗马的朴素唯物主义、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唯物论者又将全部人类哲学的发展史划分为宗教神学、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似乎人类理智和全部哲学的确遵循某种发展规律，直线地、曲折地向前进化。

20世纪诸多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在或隐或显地实践这两种哲学进化图式。举例言之，胡适用图表呈现中国哲学史的分期，并与西方哲学史作了相应的比较。他认为，古代哲学指先秦诸子哲学，对应于古希腊哲学。中世哲学是自汉至北宋，其中第二时期自东晋至北宋，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对应于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近世哲学是自南宋至清代，宋明理学、心学属伦理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清代考据学体现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对应于欧洲推翻中古“经院哲学”的近世哲学。中国现代哲学是要融入西方实验主义或实证主义哲学的潮流。冯友兰的分期与胡适有同有异，他用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划分中国哲学史，前者是由商周的宗教神学发展而来，后者对应于欧洲中古哲学；且在他看来，中国直至清代也没有发展出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实证化的哲学，而这是新实在论者冯友兰为中国现代哲学设立的理想。由此可见，冯友兰和胡适的哲学史分期及其哲学史创作，显示了孔德的哲学进化图式之影响。冯氏晚年编写的哲学史著作，转而运用恩格斯的哲学进化图式。这也是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史家始终坚持的分期模式和创作框架，范寿康、张岱年、任继愈的著作都在实践此图式。杨宪邦主编的版本明确表示，要按照恩格斯划分唯物主义历史状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中国哲学由朴素唯物主义上升到本体论的或实体论的唯物主义，由原始的唯心主义上升到本体论的唯心主义，再上升到近代哲学的辩证发展规律及其特殊性这一哲学进化的发展史。

然而，哲学的增长是否必然要遵循某种进化图式，以确定的路径进行？申言之，神学、宗教学和形而上学一定会被淘汰？实证主义或唯物主义必定是人类全部哲学的最终目的？马克思在《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导言》说

：“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8页）其后，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等都表达过“消灭哲学”的观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要终结德国古典哲学，是为了迎接新的哲学观、世界观的诞生。海德格尔放弃了“思”的规定性，所“思”者亦有了某种形上学的特质，而其“哲学的终结”便成就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故当代学者已不再相信哲学存在某种形式的终结论，因为世界范围内的神学、宗教学在今日不仅没有消亡，看不到任何消亡的迹象，且信仰者始终在发展壮大，新的解释学层出不穷。国内外的形而上学研究亦如此，在科学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解构形而上学之时，西方哲学家就预言过“形而上学的复

兴”

。我们不能确定形而上学何时真正地复兴，但坚定地相信形而上学在未来不可能消亡，就像那位要“克服形而上学”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曾承认的

，“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形而上学是此心内在的基本现象

”，“只消我们生存，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中的”。（《海德格尔选集》，第152页）现当代中国哲学家群体里，维护形而上学合法性且建构了形而上学体系的，如熊十力的“宇

宙论的形而上学”

、冯友兰的“境界形上学”、金岳霖的“逻辑形上学”、方东美的“价值形上学”、唐君毅的“心灵境界哲学”

、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等。凡此表明，复兴和回归形而上学正在成为中西哲人的共识，何曾有消亡的踪迹？

第三，科学是哲学增长的最终目的？承接前一问题，孔德讲人类理智发展的实证阶段，是要把哲

·44·《哲学研究》2017年第4期

学实证化、科学化。实证主义及其衍生的诸哲学流派，都主张取消思辨的、超验的形而上学，用科学定义哲学的本性，用科学方法探究哲学真理。如石里克、卡尔纳普拒斥和批判形而上学，理由是形而上学并非分析的，不能为实验所证实，故其所有的、整个的体系都是无意义的，唯有通过实证科学所证实的哲学命题，才能称其为确定性的真知。作为逻辑实证论者，罗素把哲学认识论问题归结为数理逻辑问题，试图从纯经验的原子事实与纯先天的逻辑理性之对应关系中，推演出确定的、可信的哲学真理，而哲学的数理化即是实证化与科学化。杜威同样推崇逻辑方法，但他不认为哲学真理完全是逻辑理性的推演，而强调哲学真理的实用性与实验性，实验的操作程序与方法确保了哲学的科学化。西方的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几乎毫无保留地转移到了近现代中国的思想界。杜威的学生胡适就说

：“将来只有一种知识，科学知识。”（《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430页）丁文江也主张科学方法是万能的

，“不怕玄学终久不投降”。（张君劢等，第17页）人类的一切思想文化，包括哲学都要接受科学的洗礼和改造，科学是哲学进化的目的。

哲学的科学化是进化主义与科学主义相结合的反映，是中国哲学史家的理想追求。胡适认为，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哲学在将来会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而人类最进步的自然科学知识便是未来的哲学。（参见《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427－430页）他

在其哲学史著作中批评庄子齐是非的“怀疑主义”

，把那种信仰知识的精神打消了，使古人养成一种对于知识学问的消极态度，导致中国的名学毫无进步。名学是哲学的方法，方法不进步，哲学科学自

然不会有进步，中国古代哲学也就中绝了。所以胡适说：“中国古代的哲学莫盛于‘别墨’时代”，

因“墨辩”学者用科学方法研究哲学问题

，“这一支学派，若继续研究下去，有人继长增高，应该可以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

”。（胡适，第344页）胡适追求的是实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唯物论者则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

科学概括和总结，是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因此，唯物主义就是科学的哲学

，“唯物主义者把自然科学作为自己哲学的坚实基础，……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具有内在联系的传统。……中国每个时代的进步哲学思想都凝结着当时科学知识的精粹成果，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本身

就是自然科学家”

。（杨宪邦主编，第25页）在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指导下撰写的哲学史，自然是科学的哲学史，并着重叙述中国古代进步的科学哲学。冯契就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以求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冯契，第1、5页），故必须考察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哲学斗争和科学反对宗教迷信斗争的关系。类似的表述，我们在任继愈、萧萐父、杨宪邦、刘文英等主编本中看到过。张岱年晚年讲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时，同样表示：

唯物主义“为历史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指南，为哲学史的科学化开辟了道路”

。“哲学史是一种历史科学。……只有依据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的认识来研究哲学史，才能深切理解

各种哲学思想的本质。

”（张岱年，2012年，第3、110页）上世纪初的科玄论战中，张君劢反对将哲学科学化，因哲学是“良心之自动”

，中国古代“自孔孟以至于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张君劢等，第6页），与客观的、论理的科学知识相对。冯友兰不赞成张君劢的直觉方法论，他认为哲学道理的成立必须经由逻辑的、科学的方法之证明，但冯、张皆以传承宋明理学自任，相近的思想立场又使他部分地认同张氏

的观点，如他说一切哲学问题，比于各科学上之问题，其性质皆较广泛

，“故其解决多有待于哲学家之主观的思想及其‘见’

”。（冯友兰，1947年，第14页）哲学毕竟不可能完全地、彻底地是客观的、实证的。冯氏晚年新编的哲学史著作，明确表示

：“哲学与科学是不同的”，他借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理论，称“哲学史中的大哲学体系都是一套人类精神的反思”（参见冯友兰，1998年，·

54·“进化”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创作

第15－16页），既包括科学，又超越科学。劳思光运用主体性理论来展示中国古代心性哲学的合理性，而他也不可能用科学或科学方法解释传统的心性之学，从他批评乾嘉学者以考据学研究哲学便可知。王邦雄、岑溢成、杨祖汉、高柏园等接受现代新儒学的心性道德观，且以此而治哲学史，他们指出

：“作为中国哲学主要内容的儒、释、道三教，其所以为‘教’，也正在其以提供生命根本方向，以安顿吾人生命而为‘教’

。”（王邦雄等，第7页）蔡仁厚的哲学观与劳思光、王邦雄等相近，他说：“中国哲学，首先正视‘人’

，故以‘生命’为中心。……重主体性，成立心性之学与成德之教，学与教合一。

”（蔡仁厚，第2页）故讲中国哲学史与讲西方那种以知识为中心而重客体性之哲学不同，根本在于畅通文化生命之流，以豁醒哲学的慧命。此乃中国哲学之道统，属内圣之学；而透显知性主体，转出知

识之学的逻辑、数学和科学则是学统，属外王之学。前者是体，后者是用，由“体”可开出“用”

，却不可本末倒置，将应用之科学当作道体或哲学之目的，故心性哲学与实证科学是不可通约的。总体而

言，上述哲学史观或可称之为“性命史观”

，较为准确地把握到了人类哲学的本质和中国哲学的特质。如果说，进化的哲学史观改变了传统的循环史观和变易史观，启发人们用“历史的态度”去求

因、明变，探寻中国哲学的授受源流与发展理路，那么

，“哲学进化”观所内含的目的论与决定论，称哲学遵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通过竞争的方式而走向实证化、科学化，却非人类理智或哲学思想增长的必然规律和终极目的。引申言之，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然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民主运动曾经汹涌如潮，也长期遭受极大的政治阻力；科学主义虽赢得了无数的崇拜者，但总有一批甘愿自命“玄学鬼”的思想家，借心性之学挑战之和修正之。反而是进化主义，竟然能令人们超越左或右、激进或保守的文化立场，虔诚地信奉之，将其应用到宗教、学术、哲学、思想、理智等一切知识领域，形成直线性的、单维度的知识进化论。这是一种值得我们深思的文化现象，又是一种值得我们反思的文化观念。

结语

回顾近百年的“中国哲学史”创作及其学科建设，我们看到进化论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但如果将进化学说毫无保留地应用到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与创作中，形成哲学必然以实证化、科学化为进化目的的观念，却又是不大合适而值得反思者。因进化崇尚变易，追求哲学的进化即强调哲学的革命与新变，从而以新否定旧，否定常道的存在，造成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断裂和对立。其实，常与变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常者，指亘古不易、普遍永恒的常驻性；变者，指因应时义之所宜的变通性。常是自然与人事所遵循的必然之则，变是实现常的方式。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

则久”

，久即是常，是变的目的。中国古代流行的道器、体用等范畴，均包含常与变的文化观，且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和“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等说法可知，作为常的道与体是指称变之器与用的根本。近现代中国学者因接受进化论，乃颠倒了常与变的关系，变成了形而上者，常反而是形而下的了。前文叙述的哲学史著作在诠释传统“变之哲学”时，就体现了这一点。

既然“常”是根本，对“变”的寻求就不是彻底地、全盘地否定这个“本”

，乃是根据、立足于“常”

，来实现文化与哲学在新时代、新环境的“新命”，从而维持哲学思想的连续性和累积性，即返本开新。如《诗经》云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与旧的结合，就是文化之常与变的辩证统一。哲学史著作的基本宗旨是返本开新，即尊重传统哲学，同情地理解传统哲学与哲学家，应用新时代的新哲学来诠释之，使传统焕发出活泼泼的生机，由此开示其时代精神及未来发展之路径。

所以，哲学史的创作理应综合常与变，在继承传统哲学之常道的基础上，寻求其新变与创造。尤其在当代，人类的生存处境和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即其世界

·64·《哲学研究》2017年第4期

化与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契机。也就是说，哲学史研究既要使古代哲学与思想的风貌能够透明化和被当代人所认识，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展望未来。所以，常与变的统一又是传统与现代、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是哲学史创作所应致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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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登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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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进化”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创作

ABSTＲACTS OF MAIN ESSAYS

On Marx's Ｒeconstruction of Hegel's Concept of Labor

Wang Jin-lin

The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in The Paris Manuscripts （also known as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exemplifies Marx's innovative reconstruction of Hegel's concept of labor.As the history of Hegel's shapes of consciousness is interpreted as a history of man's self-creation by

labor ，Hegel's labor concept is grasped as abstractly mental labor or as man's self-

confirming essence.This reconstruction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misunderstands ”Hegel in a textual way ，however.As for Marx's and Hegel's concepts of labor ，in spite of their different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Kojève ，Marcuse ，and Taylor more or less inherit this reconstruction and its “misunderstanding.”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think this reconstruction ，revealing its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Huang Yan-qiang

Looking back on the cre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qua discipline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influence of evolutionary theory has been quite profound.Modern Chinese scholars'views of philosophy ，their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ancient philosophy of change ，and their discuss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pre-Qin philosophers'learning have been mostly inspired by evolutionary theory ，and especially by its conception of freedom and competition.Is philosophy evolving or growing ？Must its growth follow a certain series of developmental stages ？Is its ultimate aim scientific and empirical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we can see firstly how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related theories penetrate them ，regulating their core content ，their narrative framework ，and their model of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secondly how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how 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y should dispel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evolutionism ，abandoning the concept o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d thinking about how to realize the unity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Chinese philosophy．

On Whether There Was Legalism in Pre-Qin Times ———A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of Legalism and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Zhou Chi-cheng

Hu Shi holds that there was no Legalism in pre-Qin times ；most scholars do not agree with him.From a linguistic and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we cannot say that Hu's argument is unfounded insofar as the content of

pre-Qin “Legalism ”is too complicated ：Han Feizi

，“the master of Legalist School ，”was once classified as a member of the Huang-Lao school by Sima Qian and as a Confucian by Liu Xiang 刘向.In fact ，the antinomy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appeared relatively lat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is the historical result of this.Taking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as counterparts in confrontation with one another is a 20th century development.The concept of “Neo-Legalism ”preceded that of “Neo-Confucianism ，”and Neo-Confucians often approved of certain Legalist ideas.The prestige of Legalism ·

821·

中国哲学诠释方法探讨的多向展开专题研究_李承贵

主持人语：近20年来，深受西方诠释学影响的中国哲学诠释学研究，在模仿中前行，其中也不无令人兴奋的成果。然而，如何发掘、整理、升华、定位中国哲学本有的诠释观念与方法，仍然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面前的任务之一。本专题即是此问题探讨之尝试。李承贵教授别出心裁地提出“逆转理解”法，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某些范畴、概念或命题的意涵，需要通过“逆转理解”才能准确把握；周可真教授则对“同情之理解”的历史渊源进行了追踪，肯定它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种特殊的诠释方法；包佳道博士通过对杨时诠释“中”的探讨，揭示出“经典文本的相互发明”、“阐洛扬洛的道统坚守”、“体用道事的整体诠释”三大特点。总之，本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哲学诠释方法展开了深入探讨，论述精当，问题彰明，主张独特，希望通过本组专题研究拓宽人们对中国哲学诠释学思考与研究的空间。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 （2013）04－0001－12 特约主持人：李承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题嘉宾：李承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可真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包佳道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逆转理解” ——通向中国哲学范畴真实意涵的特殊路径 李承贵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46） 收稿日期：2013-01-04 基金项目：江苏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儒佛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2010JDXM008） 作者简介：李承贵（1963—），男，江西万年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在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对哲学范畴陈述的方 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较为常见的陈述方式是：先 是一个“主词”，接着是一个“谓词”，“谓词”可能是一 个名词，一个动词，一个词组，或是一个句式，不管形 式如何，它们都是对“主词”的陈述。不过，由于“谓 词”是随在“主词”之后的，因而如果“谓词”是对“主 词”意涵的陈述和说明，那么，这种解释在方向上就 有“逆向”的性质，即是由后面的“谓词”的意涵“逆 转”推出前面“主词”的意涵，这就是所谓“逆转理解”法。根据我们的观察，这种理解法相当普遍。如下选择数个案例展开讨论。一、“逆转理解”案例分析本文所说的“逆转理解”，案例遍布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这里从儒家、道家、易学等文献中择取部分案例加以展示，以作为说明此种理解法的根据，并对其进行分析与检讨。案例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话。 ··1

中国哲学史知识点

第一编先秦时期的哲学发展 内容提要 中国哲学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三代之时。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哲学获得了第一次大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哲学派别，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传统，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章中国哲学的发生 1.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在“三皇五帝”的传说中，就表现出了中国思想发展的最初内涵与性格特征。 2.殷商与西周，都以氏族社会为基础，但在观念形态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殷人以“帝”为最高信仰，而周人“祈天”的同时却提出了“敬德”的观念。殷周之际的中国思想世界的这一变化，在中国最古老的两部著作───《尚书》与《易经》中集中体现出来。 3．春秋时期出现了社会结构的大变动。这种社会结构的大变化，反映在思想观念上表现为由宗教走向理性。这一思想过程在《诗经》中鲜明地反映出来。 4．进入战国时期后，改革变法成为时代潮流。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结构大变动，出现了新兴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士阶层。时代的变迁与士阶层的兴起，促成了中国思想世界的空前活跃，形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格局。对春秋战国时期哲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及阴阳家。 第二章孔子创立的儒家哲学 1．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由他的学生们记录整理的《论语》一书，保存了孔子的言论思想，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献。 2．孔子的哲学观念结构集中体现在“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一语中。孔子一方面认可“命”，表现出中国人的思想由尊“天”到信“命”的观念变化；另一方面则第一次鲜明地凸显了“仁”，形成了一个仁学体系。孔子以“爱人”为“仁”的基本含义，其“仁学”体系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仁”的情感性，二是“仁”的普遍性，三是“仁”的族群本位性，四是“仁”的实践性。 3．孔子对何以成“仁”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他的“为仁由己”的道德哲学与“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 4．孔子的思想对以后中国哲学、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孔子以后，儒家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展开了他的思想，形成了儒门的分化，也促成了儒学的发展。 第三章老子奠基的道家哲学 1．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创者。多数研究者认为，老子即较孔子年长的老聃。《老子》一书记载了老子的思想，但其成书有一过程，并非一人所著，亦非一时所成。《老子》有多种文本，既有传世本，也有近30年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

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 1 1 1 1 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项目编号：1121SS07078 北京奥运会档案管理研究 （摘要）

课题负责人：盛淑英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 二○○九年一月

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项目编号：1121SS07078 北京奥运会档案管理研究 1 档案工作 档案是历史文明的产物，甲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卷帙、金册铁卷、纸墨文件，都是人们进行生产和从事政治以及科学文化活动等社会实践的纪录。 1.1档案的定义（略） 1.2档案的特点 1.2.1原始记录性； 1.2.2知识属性； 1.2.3信息属性。 1.3档案的功能 1.3.1我们了解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 1.3.2我们认识了奥林匹克运动的角色和作用； 1.3.3我们感悟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奥运情结。 2．北京奥运会档案管理研究基础 2.1工作背景 2.1.1北京奥运会概况 北京奥运会于2008年8月8日至24日举行，进行28个大项、38个分项、302个小项的比赛；报名参赛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共计204个，参赛运动员共计11194人，创历届奥运会之最。 北京残奥会于2008年9月6日至17日举行，进行20个大项、21个分项、472个小项的比赛；报名参赛的国家和地区残奥委会共计147个，参赛运动员约计4000人,创历届残奥会之最。 2.1.2特点分析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1896年诞生到今天走过了100多年的历

程，已经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奥运会具有广泛的、多元的社会功能，是当今世界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政见者会聚一堂、放弃偏见、停止冲突、同场竞技、公平竞争的唯一舞台。 2.1.2.1北京奥运会——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2.1.2.2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2.1.2.3百年奥运圆梦中华 2.2课题目标 课题组成员为不辱使命，以北京奥运会档案管理工作为平台，以真实记录奥运筹办工作全部历程所面对的挑战与对策选择为研究和实践对象，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课题研究和实践过程。 档案管理工作目标是：收集全面，整理规范，归档及时，移交到位。 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资料法、数据统计分析法、调查访谈法、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 课题目标是：综合借鉴项目总体规划、项目时间管理、项目风险管理等方法，力求构建大型运动会档案管理工作模型。 2.2.1特点分析 2.2.1.1收集范围广 2.2.1.2协办城市多 2.2.1.3载体类别多 2.2.2风险识别 2.2.2.1档案管理人员均为兼职——专职人员少 2.2.2.2筹办工作阶段紧凑——收集工作精力少 2.2.2.3赛时工作任务密集——赛事期间时间少 为全面收集、永久保存2008年北京奥运会档案，真实记录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运行的全部历程，将长达7年之久的奥运筹办工作系统的载入史册，课题组及其档案工作人员必须面对档案收集范围广、协办城市多、档案载体和数量多的严峻挑战，在奥运筹办工作期间，为丰富主办城市档案馆藏，构建举办国家奥林匹克运动记忆工程而努力工作。 3 国内大型运动会档案工作调研 课题组在认真分析奥运档案工作的背景和挑战之后,首先对国内大型运动会的档案管理工作进行调研。 3.1调研目的

中国哲学史的考试重点

中国哲学史的考试重点 以下内容是摘自书中，个人理解或多或少有不足之处敬请原谅。如有错误请及时提出更改。 一、翻译题（英译汉）共计十题 题目组成是关于仁和道的古文，题目为英语，答题用汉语。五句关于仁，五句关于道。 1.“The child cannot leave the arms of its parents until it is three years old. This is why the three years' mourning is universally observed throughout the world.” 答：“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2.“Let the ruler be ruler, the minister minister, the father father, and the son son”. 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3.“The superior man comprehends yi; the small man comprehends li.” 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4.“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do not wish yourself.”答：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The man of jen is one who, desiring to sustain himself, sustains others, and desiring to develop himself, develops others. To be able from one's own self to draw a parallel for the treatment of others; that may be called the way to practice jen.” 答：“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6.“Do not use what you dislike in your superiors in the employment of your inferiors. Do not use what you dislike in your inferiors in the service of your superiors. Do not use what you dislike in those who are be-fore, to precede those who are behind. Do not use what you dislike in those who are behind, to follow those who are before. Do not use what you dislike on the right, to display toward the left. Do not use what you dislike on the left, to display toward the right. This is called the principle of applying a measuring square.” 答：“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壬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絮矩之道。” 7.“Chung and shu are not far from the Way. What you do not like done to yourself, do not do to others. ...Serve your father as you would require your son to serve you. ...Serve your ruler as you would require your subordinate to serve you....Serve your elder brother as you would require your younger brother to serve you. ...Set the example in behaving to your friends as you would require them t o behave to you...” 答：“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8.“Our master's teaching consists of the principle of chung and shu, and that is all.” 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9.“The reason why the superior man tries to go into politics, is because he holds this to be right, even though he is well aware that his principle cannot prevail.” 答：“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10.“Is jen indeed far off? I crave for jen,and lo! jen is at hand.” 答：“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11.“The wise are free from doubts; the virtuous from anxiety; the brave from

《中国哲学史》教学大纲

《中国哲学史》教学大纲 一、目的与任务 1、目的 中国哲学史是关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一门理论和历史相结合的 人文基础课。学习中国哲学史，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和人文素质。在今天，大学生只有了解和掌握中国哲学史，才能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全面认识中国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2、任务 针对我院经济类、管理类等本科层次实际，本课程以专题形式，主 要介绍和探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流派，包括先秦儒、道哲学、魏晋玄学与佛教哲学、宋明理学与心学等。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天、气、道、理等基本概念，以及形神论、人性论等观点，引导学生从历史发展中加深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学会怎样做人的道理，为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人文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打下基础。 二、课程内容 教学目的与要求： 简要介绍中国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和对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迫切需要。通过本章学习，要初步了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方法，明确学习中国哲学史的目的、要求。 教学建议：

讲授导论时，要针对大学生的思想热点及关心的问题，进行有的放 矢的教学，不要将历史与现实人为地隔裂。 教学目的与要求： 天论和气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四大范畴之中的重点理论。通过本章学 习，可了解古代中国人对天、气的看法，系统地掌握天论和气论中的唯物主义及无神论的思想观点。教学建议： 讲授本章时，在天论部分，可以从当今时代要求提出问题，从生态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高度加以分析；在气论部分，要着重讲清唯物主义的思想方向。 1 教学目的与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古代的人学和人性问题。通过本章学习，要了解 如何做人，如何当好人，如何搞好人事工作，管理好社会的荀子的人学；要看懂中国古代人性的善恶问题。 教学建议： 讲授本章时，既要讲清中国古代哲学家做人的基本立场、观点，又 要联系现实生活中教会学生怎样做人问题；既要讲清中国古代的人性论，又要针对现实，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水平。 教学目的与要求： 本章主要分析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对立以及两种根本不同的历史观。 通过本章学习，要了解中国哲学史上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史；要看懂历史是前进的还是后退的、历史是由天命决定的，还是有圣人决定的，或者由人民群众决定的。教学建议： 讲授本章时，要分清中国古代哲学家中那些人、那些思想观点是合

中国哲学中有关先验论的研究综述

中国哲学中有关先验论的研究综述 赵严严 对于认识论来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占据特殊的地位。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２１９页）按照通常的理解，“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包括两个基本方面，“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原”，何者具有“第一性”，这是第一方面即“本体论”方面，“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思维”如何把握“存在”，这是第二方面即“认识论”方面。无论是传统的哲学教科书，还是在不少学术论著中，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都被当成理所当然的观念而被接受下来。 然而问题是：这样把“本体论”与“认识论”截然分开，当成相互独立的“两个方面”的做法是否合理？在近代哲学那里，存在着离开“认识论”的“本体论”和离开“本体论”的“认识论”吗？这种“一方面”、“另一方面”的理解方式，是否具有哲学史和学理上的充足根据？ 如果深入中国哲学的内在逻辑，就可发现，“思维与存在”关系之所以构成中国哲学最为重大的基本问题，恰恰体现在近代哲学这样一种深刻的努力，即它试图把“认识论”与“本体论”这两个方面内在地统一起来，把“本体论”建立在“思维原则”的基础上，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重新解决和展开本体论问题；换言之：在“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问题域里，“存在”是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思维”则被视为通达“本体论”、解决“本体论”问题的根本途径。“思维”与“存在”、“本体论”与“认识论”这两个方面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是相互缠绕和内在联结的。 既然如此，笔者认为，在研究中国哲学时，若加以对认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也可以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大获裨益。 话虽如此，然而杨泽波先生却提出质疑：人心向善是否还有更为演示原始的原因。在此前，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哲学中，“人心向善”也是各家有关天赋先验的还是后天经验的争论的焦点话题。作为中国哲学中第一个系统的提出较为朴素的天赋先验理念“仁”的孔子，他认为先知先觉的人的观念是圣人本身固有的一种品质，而孟子则提出更为系统的天赋先验的“四端”说，认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杨泽波先生在他的《》中论述道，依据伦理心境来解说，良知良能，良心本心之所以是向善的动因，是因为伦理心境在形成过程中，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的内容带进本心，使人养成一种好善恶恶的心理。受到这种力量的驱使，人便可以不受到利欲的干扰，人们便可以成德成善了。 这样一贯的解释在伦理学的视阈中是正确的，然而转入至实际的生活情况来看时却并非如此。中国哲学中，儒家在论述人性善恶时时常以“人兽之别”来评述。孟子在论述“四端”说时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人跟禽兽的差别极其微小，仅仅在于人是否有这些“心”和“仁义”等道德观念。这些，各位大儒更加看重的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生物技术手段的进步，人们也越来越发现动物界也会有诸如人类的“爱亲”“互助”甚至是自我牺牲的原先都是不为人知的行为。人虽然较其他生物高级，但是，倘若仅仅以人兽之别仅仅以单纯的“心”和“仁义”等道德观念体现人类的道德性和尊严与价值，恐怕这是极不容易的。毕竟，动物界存在的“善”将如何解释。 再次，杨泽波认识到，在伦理心境形成过程中，社会生活的道德内容对人心肯定会有所影响，故人们才有向善恶恶的心理，所以向善而趋。我们也应当承认，与此同时，社会生活中一些不道德的内容却对人的内心有所偏小，因为大多数人都向往着善和美，而作恶的只占极小一部分。但是，既然道德内容与不道德内容都对人有影响，人们应该平均地面对这两种情况。然而事实却并不如此。综合上述论证，杨泽波先生认为，人性中有天生的向善的自然倾向，从而承认了人天生就有一种向善的潜能或倾向，而此种潜能或倾向，则便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天赋的先验的。A3对于中国古代持有天赋先验论学说的哲学家来说，人心中的那一种灵明，或仁，或善，都是与生俱来的，

中国哲学的发展

中国哲学的发展 【摘要】 中国的哲学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篇论文主要从中西方哲学的比较和中国哲学的主要思想及阶段剖析中国哲学的发展，同时研究作为中国哲学代表的儒学的新发展，在此基础上阐释中国哲学对社会带啦的影响。 【关键词】 哲学概念儒家道家佛家新儒家学派 【正文】 一．哲学的概念及研究领域 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的推动了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发展，同时使得人们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这一古老的学科。作为世界哲学三大系统之一的中国哲学（其他两大系统是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它的发展对于人类的进步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并研究中国哲学。 在展开对中国哲学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哲学到底是怎样的学科。关于哲学的定义，在哲学界始终无定论。并且随着历史的扩张和不同时代对不同感兴趣的问题，哲学的含义不断变化着。一般情况下，认为哲学是一套方法论。马克思曾说：“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这也是目前中国大陆政治和哲学教科书上的主导思想。中国的着名哲学家牟宗三也曾说过：“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响说明的，便是哲学。”相比较来说，这是一种更加通俗的理解。那么，哲学到底研究的是什么呢？ 罗素认为：“哲学乃是某种介乎科学和神学之间的东西，哲学所涉及的是科学解决不了，神学的答案又不令人信服的问题。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起劲仍为确切的只是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不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权威。”反观中国文化的发展，的确未曾离开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介乎于科学和神学之间的探讨。 二．中西方哲学的比较 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否认中国哲学体系的存在，这几乎在西方哲学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实际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确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和研究方法。它们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1.中国的哲学的特质是重“主体性”，“内在道德性”；西方哲学重“客体性”，有很好的逻辑，是以知识论为中心展开的。 2.中国的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但是西方哲学没有很好的人生哲学。西方人对生命的想法主要是来自文学，艺术，音乐，最后是宗教。 3.中国哲学重实践，实践上初期主要表现为政治上表现善的思想；西方哲学主要是重知解的。综上可知，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不能采用和西方哲学一样的方法。中国哲学的分析应该以人为出发点，注重哲学思想的实践和应用。 三．中国重要哲学思想及发展历程 中国哲学的发展总是和中国文化的繁荣保持着大致同步，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文化发展的趋势将中国哲学的主要阶段分为五个时期： 1.孕育期（殷周）——带有宗教色彩，代表人物是姬丹 2.雏形期（春秋战国）——具有人文色彩，百家争鸣，诸子峰起，代表人物是孔子，老子，墨子

中国哲学史

一、名词解释 “反者道之动” “反者道之动”代表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老 子认为，“道”的变化、功用有一定的规律，即向相反的方向变化发展。自然、社会、人生无不向相反的方向运行。老子看到了事物相互依存、此消彼长的辩证发展过程。 “逍遥游” “逍遥游”是庄子的理想生活境界。在庄子看来，到了“道”的境界的人超脱了世俗生活，不依赖于任何条件，达到了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即逍遥游的境界。 “坐忘”。庄子的生命体验、审美体验的方式 是直觉主义的“坐忘”。“坐忘”即通过暂时与俗情世界绝缘，忘却知识、智力、礼乐、仁义，甚至人的形躯，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 “三表法” 墨子提出“三表”作为判别是非、真伪的标准。判断一个学说的真伪必须在历史的记载中寻找前人的经验作为根据；必须以直接经验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从社会政治的效果来检验知识的真假和言论的好坏。 “白马非马” “白马非马”是春秋时期思想家公孙龙的成名论题。公孙龙认为，“白马”和“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表达两个确定的共相。这一命题从外延与内涵两 方面论证了一般与特殊是不同的，表达了关于个别与 一般的认识。 化性起伪 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性”，后天习得 的是“伪”，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要通过后天的教 育、国家刑罚与社会规范的制约，使人以理性支配感 性，维护社会道德秩序，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就 叫做“化性起伪”。 人副天数 董仲舒认为，人是天的副本，他把人看做是一个 缩小了的宇宙，而宇宙是一个放大了的个人，天人之 间因同类而合一。 “疾虚妄” 汉代哲学家王充对当时盛行的种种虚妄之说一一 进行了分析驳斥，就是“疾虚妄”，它体现了王充唯 物主义的战斗精神。 得意忘象 王弼认为，要把握万物之本的“无”的内涵，就 必须通过直观的形象，“寻象以观意”，进而“忘象 以求意”，即透过象以观意。这一思想包含有重视直 觉体认的合理成分。 “法界缘起” “法界缘起”是华严宗的中心教义。“法界”是 关于宇宙万有的总相，包含理和事、事和事的相互关 系。它认为“法界”本身即是一个大缘起，宇宙万有 即是互为缘起的一片“幻相”，它只是一个无根无据、 无穷无尽的关系之网，没有任何独立的实体。 顿悟说 顿悟说是佛教禅宗的成佛理论。它认为由于人的 “本性即佛”，所以从凡夫到佛的过程可以一刹那间 完成，所谓“一悟即至佛地”，这一转变的关键就是 “顿悟”。 “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命题。 “天理”即封建的纲常等级秩序，“人欲”即人的物 质欲望。宋明理学家认为，“天理”是至善的，“人 欲”是万恶的，要“存天理”，就必须“灭人欲”。 这一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一物两体” 张载认为，没有对立面就不可能形成统一体，没 有统一体，对立的两方面将无法相互作用，故“一” 中涵“两”，“两”在“一”中，此谓“一物两体”。 知礼成性 张载认为通过“知礼”作为为学的功夫，可以改 变人的气质之性，恢复人的天地之性，达到成性或成 圣的目标。

哲学史教育现况与革新对策

哲学史教育现况与革新对策 中国哲学史课程是中国高等院校本科哲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是一门“成智”且“成人”的极具传统意蕴的学科。目前就国内而言，有哲学专业的高校不多，大部分高等院校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里开设。但在以实用性、功利性和针对性为特点的市场法则下，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命运”历经坎坷、屡遭冷落，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忧。所以不论是在教师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还是在课程内容设置、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都必须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及改革。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基本现状 目前，中国哲学史课程在非哲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但其教学成果远远没有达到老师的期望值和学科建设本身应该达到的高度。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所遇到的这种困窘与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作为非哲学专业的本科院校，中国哲学史课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一些办学资历不是很深，同时又相对缺乏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现按照自己的师资力量及现有教师专业特点随意调整教学计划，任

意安排哲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哲学课程的开设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设课的情况。其他专业要么只开设西方哲学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包括儒道禅等中国的智慧[1]。这导致了人们将哲学看做为政治，有时甚至是时事政治。所以哲学在很多大学只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着，教师的教学是为了维持这个学科延续而不至于衰亡、绝种而为之，或者是为了保持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罢了。 2.学生学习兴趣不浓。中国大学的哲学专业设置过少，并非每个大学都设有哲学系，就是在仅有的几个哲学系里，几乎没有多少学生将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没有人将哲学作为第二专业选修[1]。大多数学生基本上都认为，哲学史的学习不但抽象乏味，晦涩难懂，而且都是几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难免与现实社会脱节。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选课现实中不难发现，选修中国哲学史的学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学生，但总体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背外语的较多，很难展开教学互动，收效较微。通过调查问卷显示，对中国哲学史学习兴趣不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了无用，二是上课听不懂，主要是为了修够学校指定学分才不得已选之。 3.课程自身建设不足。由于课程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哲学史课程建设相应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正式出现,可以追溯到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公开出版。它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以现代哲学的眼光来整理和诠释中国古代的思想内容及其发展过程。自此之后,人们尝试了多种方法和多种视角,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了多个层面的清理和挖掘,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每一种方法都包含着研究者自己的研究理念以及对古人思想的独特见解。经过近百年的艰辛探索,逐渐形成了四套集方法和理念为一体的比较成熟的系统框架。我借用库恩的术语,将它们称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这四个范式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并理所当然地享有崇高的权威。人们只要一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便自觉不自觉地落入这四大范式,既受到它们的激励,也受到它们的 制约。 因此,对这四个范式进行理性的反思,将有助于我们清理思路,扬长避短,更好地领会古人的智慧。 一、冯友兰范式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最早创立者之一。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突然进入近现代,人们置身其中的整个语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古代的一些自明的东西,现在变得晦暗不明了。比如,在古人看来,成圣成贤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无需证明;需要证明的只是成圣成贤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做才能成圣成贤的问题。周敦颐的《通书》前九章都在阐释诚、神、几,曰圣人之意(即何为圣人的问题),第十章揭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旨(即人当以圣人为标准的结论),至于人何以要成圣成贤的问题没有明确提及;此后讨论的重心转向了成圣成贤如何可能以及如何用力的问题,核心的问题乃是第二十章提出的圣可学乎与有要乎的问题。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也只问圣人可学而至欤和学之道如何,不及何以要学圣人的问题。但是,现代语境从根本上颠覆了使古代人认之为自明的东西得以成立的整个世界图式、历史叙事和价值体系,也即打碎了整个古代语境,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现代语境。这种全新的现代语境,要求一切都要用理性来重新衡量。过去自明的东西面对理性的拷问,突然变得不可理解了,如:为什么要成圣成贤?为什么成圣成贤是人生第一要义?自明的东西一旦失去了其自明性,建立在其上的全部理论学说,顿时也都变成荒唐而难以理喻的东西。这就需要用新的概念系统,对古人的思想学说重新加以解释。不同的概念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解释框架,那些被证明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现代解释框架就成为范式而迅速被人接受。冯友兰第一次成功地建立了这种范式。 冯友兰范式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普遍哲学模式,二是民族哲学模式。另外,冯友兰后来还接受过阶级分析模式,但毕竟只是被动地接受,不同于他自己原创的前两个模式。所以,严格说来,冯友兰范式主要指前两部分。 对普遍哲学模式的探讨,胡适做得更早,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就是想用考据的方法和实用主义的理念来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思想。但他做得不成功,也没有最后完成。所以,普遍哲学模式的创立还得算在冯友兰头上,其标志就是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出版。(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于1933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全书上下两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次再版。) 当时,金岳霖的审查报告非常敏锐地揭示了它的意义。他认为,所谓中国哲学,可以指中国的独特哲学,也可以指在中国的普遍哲学;而冯友兰选择了后者,即在中国的哲学,或者说普遍哲学在中国的表现。(注: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282页。)冯友兰据以理解普遍哲学的基础是新实存论,其核心是共相理论。他认为,普遍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一般与特殊或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了这个模式的强大解释力。后来他把自己的这个模式加以自觉总结,就形成了《贞元六书》中的《新理学》。这个解释模式的生命力是

中国哲学史重点(1)

目录 1. 谈谈你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的认识。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产生 与发展的历史。 以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整个中国哲学的历史演化过程为研究范围，以揭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基本任务。 首先，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体现着一般哲学史学科的总体特征；其次，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体现着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特质。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特定的自然环境，经历了自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塑造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质的思维方法和表达方式。这使得中国中国哲学具有自己特定的话语体系、基本范畴、问题意识和思维内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方式回答了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以及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哲学基本问题主要体现在天与人、心与物、道与气（器）、形与神等关系的回答上，其主要内涵是如何获得关于天道和人道的认识以及如何表达这样的认识。 2. 你怎样认识中国哲学的精神气质？ （1）“天人合一”的整体自然观；（2）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致思路经；（3）“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4）阴阳相生的辩证法传统； （5）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6）以和为贵的和谐理念； 3. 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得智慧结晶，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 （1）有助于提高理论思维能力；（2）有助于提高精神境界；

（3）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4. 怎样学习中国哲学史？ （1）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注重研读哲学经典文本； （3）注重全面学习和理解； （4）注重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第一章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 5. 为什么说中国先民的宗教信仰中包含了中国哲学的萌芽？宗教信仰是同两种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是灵魂观念；二是万物有灵的观念。在这两种观念的基础上，才产生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最后上升到神灵崇拜为核心内容的宗教信仰。透过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绝地天通”的两次宗教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于先民的宗教信仰中灵魂与人、灵魂与外部世界，以及神与人、神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是在对这些关系的思考中出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萌芽。第二章孔子的哲学 6. 概述孔子“仁”学的思想要旨。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具有特色和思想智慧的范畴之一。孔子在对“仁”的抽象和提升中对人进行了反思，奠定了儒家人学思想的基础。孔子在《左传》的基础上对“仁”作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抽象，把“仁”熔铸成为一个统摄诸多伦理条目的哲学概念。这主要表现在，用德来说明“仁”，认为修德是成仁的关键。 孔子对“仁”论的贡献还体现在他把“仁”和人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对人本身进行了哲学反思。用“仁”来规定人，认为“仁”与人具有直接同一性，从此出

中国哲学史重点(1)

目录 1.谈谈你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的认识。 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 以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整个中国哲学的历史演化过程为研究范围，以揭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基本任务。 首先，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体现着一般哲学史学科的总体特征； 其次，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体现着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特质。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特定的自然环境，经历了自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塑造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质的思维方法和表达方式。这使得中国中国哲学具有自己特定的话语体系、基本范畴、问题意识和思维内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方式回答了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以及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哲学基本问题主要体现在天与人、心与物、道与气（器）、形与神等关系的回答上，其主要内涵是如何获得关于天道和人道的认识以及如何表达这样的认识。 2.你怎样认识中国哲学的精神气质？ （1）“天人合一”的整体自然观；（2）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致思路经；（3）“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4）阴阳相生的辩证法传统； （5）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6）以和为贵的和谐理念； 3.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得智慧结晶，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1）有助于提高理论思维能力；（2）有助于提高精神境界； （3）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4.怎样学习中国哲学史？ （1）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注重研读哲学经典文本； （3）注重全面学习和理解； （4）注重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第一章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 5.为什么说中国先民的宗教信仰中包含了中国哲学的萌芽？ 宗教信仰是同两种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是灵魂观念；二是万物有灵的观念。在这两种观念的基础上，才产生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最后上升到神灵崇拜为核心内容的宗教信仰。 透过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绝地天通”的两次宗教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于先民的宗教信仰中灵魂与人、灵魂与外部世界，以及神与人、神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是在对这些关系的思考中出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萌芽。 第二章孔子的哲学 6.概述孔子“仁”学的思想要旨。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具有特色和思想智慧的范畴之一。孔子在对“仁”的抽象和提升中对人进行了反思，奠定了儒家人学思想的基础。孔子在《左传》的基础上对“仁”作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抽象，把“仁”熔铸成为一个统摄诸多伦理条目的哲学概念。这主要表现在，用德来说明“仁”，认为修德是成仁的关键。

2018年人民大学中国哲学考研专业指导

2018年人民大学中国哲学考研专业指导 一、专业介绍 1、研究方向 目前，各大院校与中国哲学专业相关的研究方向都略有不同的侧重点。以武汉大学为例，该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有：01 先秦哲学02 秦汉哲学03 宋代哲学04 明清哲学05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06 儒家哲学07 道家哲学08 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与现代化09 中国哲学与日本文化。 2、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必须具有扎实的哲学专业基础，具有中国哲学方面的系统知识，具有很好的国学功底，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阅读和辨析中、西哲学史料、并能通过中西对比分析，掌握中国哲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3、专业特色 中国传统哲学与伦理学联系密切，本体论、认识论同道德论相互渗透，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4、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 初试科目：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或202俄语或203日语或211法语或212德语 ③哲学基础 ④中国哲学史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①西方哲学史②中国古代哲学 (注：以武汉大学为例，各院校在考试科目中有所不同) 5、课程设置 以上海师范大学为例，中国哲学专业主要必修课程有： (1)学位公共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自然辩证法、第一外国语、计算机应用 (2)学位基础课：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哲学专题研究、中国思维形态、儒学发展史、中国宗教史、中国美学史、专业外语、专题讲座 6、同属一级学科下的相近学科 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等。 二、推荐院校 中国哲学硕士全国招生的较强单位有：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大学、中山大学等。 三、就业前景 目前就整个哲学就业来看，就业不是很理想，该专业毕业一般方向是做老师和专门研究，局限性很大，因为其涉及的内容思辨性较强，欠缺实用的理论知识。

从方法视角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

从方法视角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 ” 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这既可以从发表的为数不少的研究文献上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获得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上佐证。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方法上的确当性还是一个需要认真清理的问题，这类研究还必须经受方法论上的检验，否则研究的有效性就难以保证。 一、方法的孱弱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面。但是，从梁启超出版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萧公权发表《中国政治思想史》，关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就一直被糅合进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加以处理。到1949年前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一提法的正当性还不为学界所承认。后来的泛政治化思维，就更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纳入封建主义的范畴了事，将之进行简单的否定，缺乏起码的理论分析逻辑和历史清理的严谨理性。 近20年，三重机缘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其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顺带地成为这一研究热潮中的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关反思中，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相应成为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走出中世纪”的呼号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诸方面的历史积淀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后来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条件。其二，在同一时期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动，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性分析奠立了基础。相对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对于新儒家思潮的关注，驱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那种面对传统文化仅只是批判的不确当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带着”同情”与”敬意”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现代解释。无疑，这推动人们去慎重检讨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及其现代价值问题。其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上个世纪90年后期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这驱动了政治理论的研究活动。也使得政治理论走到了理论活动的前沿舞台。其间，先起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著作的出版热，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著作出版热，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实的推动与理论的筹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并不因为这些机缘本身就具备了自己研究的正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晋教科[2012]8号 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山西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推进高等教育质量水平提升工程的实施，省教育厅决定继续设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现将修订后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2、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请书 3、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汇总表 4、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汇总表 5、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结项报告书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山西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推进高等教育质量水平提升工程的实施，加强对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主要用于资助山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中的单位或个人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通过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促进学科建设，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更好地为山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服务。 第三条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分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以下简称“基地项目”）和一般项目两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每年集中申报一次。 基地项目要在凝练研究方向，整合队伍的基础上，围绕重点研究基地中长期建设发展规划申报，并要求特色突出，有预期的标志性成果。基地项目所在高校须根据省教育厅的资助经费额度，按不低于1：1的比例提供配套科研经费。 一般项目分为资助经费项目和自筹经费项目。资助经费项目主要用于支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开展应用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经费主要由省教育厅提供，学校适当配套，并鼓励合作单位提供经费。自筹经费项目由教师根据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