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大赋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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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史 哲JOURNAL OF L 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2001 年第2 期(总第263 期) No. 2 ,2001 (Serial No. 263)
收稿日期:2000 - 10 - 23
作者简介:高一农(1966 - ) ,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汉大赋衰变探微
高 一 农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摘 要:汉大赋是汉赋主要体式之一,体现了汉人以“大”为美的审美特点。汉大赋兴于
汉初,衰于汉末,其由盛转衰的原因很多。从历史背景方面看,既与时代有关,也与帝王本人
爱好的变化及对它的利用程度有关。自武帝之后,随着汉王朝的逐渐衰落和帝王对大赋爱好
的逐渐减退,大赋便日渐衰微,东汉中叶以后,再无气势恢宏的大赋出现。从经学与大赋的关
系方面看,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两汉统治者对儒学越来越重视。通经入仕既被
视为人生正途,且易博得尊官显位;献赋虽然也可得官,但机会很少,即使得官,亦颇类俳优,
地位低下,这也是大赋日渐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汉大赋;汉武帝;经学;兴衰
中图分类号:1207. 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 - 4721 (2001) 02 - 0030 - 06
汉大赋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既辉煌又短促,它之所以兴,之所以衰,都有着深刻
的原因和细微的变化过程。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它的衰退和变化,这就是本文所要探
讨的问题。
一、关于汉大赋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的一段话常常为研究古代文学的人所引用,他说:“凡一
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
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此说只是以线性的方式作出大轮廓的勾勒,并未对汉赋
的体式作具体的辨析。而要对汉赋作较为细致的研究,就必须对其各种体式有一个明确
的划分。
汉赋从体式上可分为大赋、骚体赋和诗体赋,后世赋作在体式上均未能突破此三体。
从题材内容来看,可以说汉赋涉及了当时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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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大赋,它是汉代文学的典型代表。
其实汉大赋并无固定的名称,学术界有人称它为古赋;有人称它为散体赋;又有人为
了区别于诗歌而称它为文赋;还有人因其遣词行文的特征而称它为骋辞大赋等等,粗略统
计一下约有五六种之多。笔者选择以“汉大赋”称名,主要取其体现“大”的几个方面的特
点。第一,汉大赋相对于同时代的骚体赋和诗体赋而言,体制大,篇幅大。例如,司马相如
的《子虚》、《上林》二赋,
扬雄的《甘泉》、《羽猎》、《长杨》三赋,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
京赋》等无不是结构宏伟、千言以上的长篇巨制。第二,汉大赋的内容莫不繁富巨丽,踵事
增华。在题材的选择上以描绘山川、京都、宫殿、游猎等宏大事物为主,极力渲染汉帝国的
声威气势。在写法上又以繁富缛丽的辞藻从多维的角度进行不厌其烦的铺陈夸饰。第
三,汉大赋所描写的对象也以巨大著称。《子虚赋》中言楚地之广大,先言云梦之泽:“臣闻
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
里。”九百里之泽都是小的,楚地之广阔可想而知。像这样的例子在汉大赋中俯拾皆是。
第四,反映在美学思想上,汉大赋集中体现了汉代艺术领域以大为美的审美特点。李泽厚
在《美的历程》中曾这样评述汉代艺术作品和大赋的美学价值,他说:“汉代文艺尽管粗重
拙笨,却如此之心胸开阔,气派雄沉,其根本道理就在这里。汉代造型艺术应从这个角度
去欣赏,汉赋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才能正确估计它作为一代文学正宗的意义和价值所
在。”《上林赋》中有一段对音乐的描写充分展示了这样的美学情趣:“撞千石之钟,立万石
之 ??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千、万二字在大赋中出现的频率
相当高,足见汉人以巨丽为美的普遍心理。
二、汉大赋兴衰的历史背景
汉大赋兴起于汉初,衰落于汉末。它的兴盛和衰落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帝王本
人爱好的变化和对它的利用程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谈到汉大赋兴盛的原因时,
多以为是汉帝国的强盛给文学家以创作的激情,客观上为赋家提供了创作的环境。其实
仔细追究起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历史偶合,正是这种偶合,成为汉大赋的兴盛和它日
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须承认,汉代的几位皇帝对汉大赋的繁荣和日后的衰落起了
重要的作用。
武帝作为一国之君不但有治国的才略,还具备了文学家所应有的创作和鉴赏水准。
在他即位之时,政治经济的发展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他在文化事业上网罗人
才,积极建设,在这个前提下,大赋应运而生,其契合点就在枚乘身上。《汉书·公孙弘传》
载:“上(武帝) 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不幸的是枚乘
病死途中,没有享受到武帝将要给予他的礼遇,但是,这却预示着大赋将要领骚汉代文坛
的前景。枚乘的代表作《七发》被誉为是汉赋发展史上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作品《, 文心雕
龙·杂文》论道:“枚乘 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它不仅从结构和语言上对
后来的创作
影响很大,为司马相如的作品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内容上,后来诸家并没有跳
出它的范围:“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1〕(《文心雕龙·杂文》)
另一位受到武帝礼遇的作家是司马相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上(武帝) 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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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
惊,乃召问相如。”于是司马相如又为武帝专门创作了《上林赋》,深得武帝的喜爱。由于武
帝本人对辞赋的热爱,又有枚乘和相如受到垂青二例的鼓舞,一时间,文学之士纷纷聚集
在武帝周围,有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
奇等,形成一派鼎盛的创作局面。班固形容为“朝夕论思,日月献纳。”〔2〕(《两都赋序》) 非但
如此《, 汉书·礼乐志》载“: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
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即《郊祀歌》十九章) 。”就连公卿大臣御史大夫等人,
像倪宽、董仲舒、萧望之等,也都“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
孝。”〔2〕(班固《两都赋序》)真可谓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武帝提倡辞赋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
政治上的考虑。汉初,一些不安分的诸侯王以招贤纳士为名,网罗人才,积蓄实力,企图取
天子而代之,吴王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实力比较雄厚的还有楚元王、河间献王、
淮南王等,各类人才也多集中于诸王门下。武帝大倡辞赋,为赋家提供一定的待遇和机
会,将诸侯王左右的游士吸引到中央政权周围,为汉天子的兴废继绝而润色鸿业,完成了
汉代文士从诸侯王的领地向中央政权靠拢的政治转移,保证了大一统帝国的长治久安。
步武帝后尘热衷于辞赋的是汉宣帝。他有一段关于辞赋的高论常常为研究者所引
用。《汉书·王褒传》载:“上曰:‘不有博弈者乎? 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
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 ,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
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从美学角度来看,宣帝把赋的价值
世俗化、实用化了,把赋与博弈、流行音乐相提并论,认为它除了能够遣兴娱志之外还有一
点点宣传教育作用,宣帝的这一认识虽然不失其客观性,但比之武帝那种附庸风雅、兴废
继绝、润色鸿业的审美要求是大大倒退了一步。武帝的文化建设既是统治的需要,也是一
代天子的审美需要,而宣帝则多了享受生活的成份,
他的言语侍从们也由于体会到赋家地
位的微卑,因此那种向上的主动和热情都减弱了许多,但又因为摆脱不开所处的境遇,而
真正沦为纯粹的言语侍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3〕(《汉书·王褒传》) 。
正像康德所说的那样,他们缺少一些给心灵起灌注生气作用的灵魂。
西汉后期的成帝和哀帝对辞赋的热情已大大削弱,即使当时的文坛有著名的赋家扬
雄、刘歆、班婕妤、冯商等人,但随着帝王们兴趣的消散,以及他们的作为和生活内容的萎
缩,这一切也使赋家的关注视点转向别处。代表作家扬雄也在追随同乡人司马相如之后
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汉书·扬雄传》中记录了他对赋的看法,尤其对大赋,完全持否
定的态度,他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
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
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
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扬雄认为大赋的华丽形式损害了它应具有的讽
谕功能,在干预政治方面,不但没有发挥讽谕的作用,反而助长了皇帝的奢欲,加之他极不
满意赋家在帝王心目中类似倡优的地位,因此不但辍不复为,而且攻击有加。扬雄对于大
赋的批评长久以来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看法,认为大赋浪漫的想象、夸饰,语言的华
美是腴辞害骨,不应提倡的。
从公元25 年汉光武帝刘秀建国到公元105 年汉和帝死,约80 年,文化建设重在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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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忠君思想,构筑刘姓正统的意识形态,注重培养士阶层的气节。文人们把经过统治者
规范化了的儒学思想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来追求,这样就丧失了前期司马迁的民主批判
精神和司马相如那样的浪漫主义文学精神,而扬雄的见解则得到以班固为代表的作家们
的肯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对枚乘、司马相如的代表作都批评道:“竞为侈
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意。”他所认为的大赋应该是以儒学为思想基础,以朴实的外表,
讲述与国家和社稷有关的内容,而不应夸而失其实,丽而没其质。大赋的创作在扬雄、班
固这里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扬、班
二人的思想局限。大赋初创时期的浪漫和热情洋溢、文辞斑斓等,都为凝重、板滞和经学
气息所代替,模拟的作品越来越多,讲经论道的分量愈益加重。
东汉后半期的100 年中,帝王一改前辈的励精图治而生活趋于奢靡,虽
然有贾逵、黄
香、李尤、苏顺、张衡、马融、王逸、王延寿、班昭等众多赋家,但是帝王对辞赋的兴趣再次削
弱。马融在《广成赋》中因为讽刺了那些兴文德、废武功的当权人士,得罪了掌权的邓太后
及其外戚兄弟,滞留东观十年不得升迁,这对当时的赋家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赋家也就逐
渐地从皇权的生活中退了出去。此后除了张衡的《二京赋》外,汉代再无其它大赋作品出
现,整个赋体文学的主题呈多元化倾向,各叙其事,各抒其情。虽然汉末灵帝时设鸿都门
学,但“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
位,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4〕(《后汉书·蔡邕列传》) 这
本是一群取悦皇帝的无行小人,所谓“能为尺牍辞赋者”,不过以此换取个人功名利禄而
已,完全抛弃了文学的讽谕价值和审美价值,不仅使汉大赋,而且使整个汉赋创作完全趋
于末路了。
从大赋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的衰变主要表现在: (一) 大赋的兴盛和衰退与帝王本
人爱好的变化和对它的利用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二) 赋家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使得
作家企图以文干政的目的难于实现,必然影响他们的创作情绪和作品走向,从司马相如那
里就开始出现了苗头,他常常称病不去待诏。(三) 随着王朝的日益没落,皇帝本人多无所
作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让赋家用宏辞丽句去赞扬的东西,大赋自然丧失了它赖以存在的
土壤。所以东汉中叶以后,再没有气势恢宏的大赋出现,应是情理之中的事。
三、汉大赋的兴衰与汉代经学的关系
汉初的贾谊在他的《治安策》里就对汉初诸侯王势力过大深表忧虑,希望能够加强中
央集权。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转变意识形态,把思想体系统一在同一个框架之中。
武帝在建元元年(前140) 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3〕
(《汉书·武帝纪》)的人。建元六年(前135) 窦太后去世的当年,武帝便直接起用好儒术的田
为相,彻底战胜了以窦太后为首的黄老势力,又把除儒家五经以外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
将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排斥于主体意识形态之外,而以优厚的礼遇招纳儒生数百人。元兴
元年(前134) ,武帝又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
并进。”〔3〕(《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战役,从
此以后,儒家与皇权结合,形成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在官制上,各级官吏也主要出自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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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朝廷。再一类人,他们既是赋家,又是儒生,做官凭借的是通晓经术,例如严助、吾丘
寿王、朱买臣等。
就经学和赋比较而言,经学有其不可比拟的强大优势,统治者用经学为巩固皇权服
务,用赋只为自己提供遣兴的娱乐而已。从士人这一方来分析,经学可以从家庭、老师那
里获习,具有广泛的可习得性。作赋相对而言要困难一些。虽然是“读千赋则善赋”,但赋
的写作毕竟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需要具备创造性的思维和才能,并非人人可以习而得
之,习而专之。枚皋以才思快捷出名,但他自叹才气不如相如。相如每作一赋则要花费大
量心血,身心受到极大的损耗。再如扬雄作赋,尝梦见自己内脏涌出,几至累死。张衡的
《二京赋》更是历时10 年。这样的创作甘苦,以及有如此的甘苦还未必拥有与之相应的成
果,两相比较,难易不辨自明。
最为可悲的是,赋家因不满意自己的社会地位,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图在赋中
通过讽谕对统治者提出道德要求。但道德在强权面前是软弱的,因此,这也就注定他们的
作品将在失望中走向衰落。司马相如对武帝的批评还是委婉含蓄的劝谏,扬雄干脆是“卒
章显其志”了,竟而发展到愤而不为。虽然扬雄把讽谕强调到诗教的高度,以期提高赋的
政治地位,但文艺自身的艺术规律并不以扬子云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其怡情乐志的特征还
是突出地表现了出来,故他认为大赋的讽谕不起作用的症结在于“文丽用寡”,并因此对大
赋的艺术形式加以否定。班固则积极寻找文艺与政治的结合,认为可以利用这种形式来
“宣上德”、“抒下情”,因而在汉明帝圣谕的指导下,将大赋直接用于为现实政治服务,创作
《典引》、《两都赋》,替朝廷说教。经学愈演愈烈,汉大赋却愈来愈衰退。《两都赋》、《二京
赋》已失去了《子虚》、《上林》的激情、浪漫,也不像《甘泉》、《洞箫》那样可以“娱乐耳目”。
日中则移,月盈则亏,大赋在经历了极度兴盛之后必然要走向衰落。一些批评家往往
以大赋的社会评价取代艺术评价,认为大赋的缛美语言侵蚀了它的骨力,以致妨碍讽谕劝
戒,他们对大赋的讽谏力度和作用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刘勰、祝尧、王世贞、刘熙载等人都
没有摆脱扬雄的影响。其实正是大赋那种推类铺陈,极尽丽辞华藻,宏侈巨衍的艺术特
征,开创了以“文”为“文”的新局面,突出了文学本身所应具有的美学价值,曹丕“诗赋欲
丽”的评价的确值得我们思考。
参考文献:
〔1〕陆侃如,牟世金. 文心雕龙译注〔M〕. 济南:齐鲁书社,1982.
〔2〕萧统. 文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4〕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责任编辑 寇养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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