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促织故事的源流与新变

第34卷第2期天中学刊Vol. 34No. 2 2019年4月Journal of Tianzhong Apr. 2019

论中国古代促织故事的源流与新变

鲁梦宇，杨瑞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促织在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称谓多样、含义颇丰：作为岁时节令的标志，很早就被纳入农耕文明的认知体系；作为一种游戏方式，从侯门府邸的挥金豪赌流行开来，一度风靡于街头巷陌；作为哀婉多怨的意象，承载了不少文人的悲秋情怀，也成就了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促织故事正是导源于根深蒂固的促织文化，经过宋代以来笔记小说的记载和传播，再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促织故事完成了从“志怪”到“怨刺”的演变。《促织》从讽刺社会现实的视角切入，运用其时大放异彩的小说文体和叙述性的话语模式，再现和丰富了“促织文化”的母题；在题材选择上继承发扬了《夷坚志》以来促织类故事的玄幻主题，成为“物类相感”模式的集大成之作；在体裁上充分运用小说叙事体的特征，通过对背景的挖掘和本事的艺术加工，为《诗经》以来的怨刺传统增添了一抹荒诞色彩。

关键词：促织故事；蒲松龄；《促织》；艺术成就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9)02–0078–07

促织称谓多样，钱绎《方言笺疏》引陆机《诗义疏》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泽如漆，有角翅，一名蚕，一名蜻蛚。楚人谓之王孙，幽州谓之趋织。里语云‘趋织鸣，懒妇惊’是也。”[1]380在促织的多种称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蟋蟀。《吕氏春秋》高诱注：“蟋蟀，蜻蛚，《尔雅》谓之蛬，阴气应，故居宇，名以促织。”[2]129蟋蟀称促织，似与叫声有关。据《中华古今注》记载：“莎鸡，一名‘促织’，一名‘络纬’，一名‘蟋蟀’，促织谓其鸣声如急。一曰‘促机’。‘络纬’一曰‘纺纬’。”[3]130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相当发达，关于时令物候的规律，劳动人民有自己的智慧。促织和很多其他物种一样，被纳入农耕文明的认知体系，成为季节变化的标志。先民以一系列昆虫的活动轨迹来判断时令气候的变化，促织便是其中一种。《诗经·豳风·七月》曰：“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4]502《后汉书》卷三十：“臣闻布穀鸣于孟夏，蟋蟀吟于始秋。”[5]1080李贤注引《春秋考异邮》曰：“‘孟夏戴胜降，立秋促织唱’，言虽微物不失信也。”[5]1080古人讲究天人合一，促织物虽微小，却可准确判断天气，经年不变，类似人之守信者。

一、促织游戏的兴盛与促织故事的生成

促织能够进入笔记和小说，与它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大联系。除了上文提

收稿日期：2018-10-30

基金项目：西北大学研究生自主创新项目（YZZ17027）

作者简介：鲁梦宇（1988―），男，河北承德人，博士研究生；杨瑞（1990―），女，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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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促织作为岁时节令的标志以外，促织游戏也是其故事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促织游戏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渐次流传，几乎每个阶层的人都受到这种游戏方式的影响，且与促织故事的生成和流变伴随始终。

促织作为一种游戏方式最详尽的记载，来自南宋末权臣贾似道的《促织经》。该书从蟋蟀的捕捉、喂养、鉴赏、斗法等多方面极为详尽地介绍了促织这门游戏，并附有专门的诗作。卷首的《促织论》认为：“促织之可取远矣，盖自唐帝以来，迄于今，凡王孙公子至于庶人，富足豪杰，无不雅爱珍重之也。”[6]4其所云“自唐帝以来”没有确指何时，但唐代确有文字记载人们用笼子之类的器皿收纳促织，听声取乐。《开元天宝遗事》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亦皆效之。”[7]22《开元天宝遗事》多采野史趣闻，虽不能算信史，但这条记载却足够说明：促织游戏不一定始于寻常百姓之家，也并非一定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传入富户侯门，个中原因不难理解，收纳促织的器皿，最初十分考究，动辄真金象牙，精美无比。《（雍正）陕西通志》卷九十八引南宋人顾文荐的《负暄杂录》：“斗蛩之戏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万金之资为之一喙。”[8]717由此可见，唐代促织游戏已经在富商子弟中间出现。

促织游戏至南宋大兴，除了贾似道专门撰写了《促织经》以外，南宋姜夔的《齐天乐》词前小序也有类似记述：

“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三二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9]163此外，《永乐大典》中曾收录的《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南宋都城临安繁华的景象，也记载了临安风靡一时的促织游戏——市民以促织游戏赌博取乐[10]12―13。至明清两代，促织成了帝王后宫娱乐项目之一，例如明宣宗朝尚促织之戏，已有学者从明代笔记小说中找到许多吻合之处[11]44―46。其实除了笔记小说中的材料外，嘉靖时期所刻《皇明诏令》如实记载了宫廷采办促织一事，《宣德八年（1433）八月初二采办敕》：

敕奉御刘安儿，知府莫愚、况钟等，今年闰八月节稍迟，尔等再取促织一千个，两运送京，刘安儿在后运来，故敕。[12]667―668据王重民考订，《皇明诏令》乃明嘉靖进士傅凤翱辑，有21卷本和27卷本[13]167―168。事隔不到一年，宫中第二道采办命令直达地方政府官员手中，《宣德九年（1434）七月初六采办敕》：敕苏州府知府况钟，比者令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用心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12]677―678

后宫对促织的需求量之大，质量要求之高，竟然要依赖内臣与地方官员的合作。不仅如此，当时用来收纳促织的器皿也越来越精美，除了材质昂贵外，还增加了工艺。据《格致镜原》载：“宣德时苏州造促织盆，出陆墓邹、莫二家，曾见雕镂人物，妆采极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邹家二女名也。”[14]592此则材料说明自上而下的游戏之风带动了促织盆产业的发展，部分地区商户以制造促织盆为营生。明清之际吴伟业的诗作有“诗史”之称，其《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诗便提到皇帝御用促织盆之事[15]491。

总之，从促织游戏的产生条件和流传情况来看，一般平民不大会把这种秋季常见的小虫作为游戏把玩的对象，原因是对于整日忙于生计的民众来说，他们没有这个精力。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构成促织游戏重要的部件之一的价值不菲的器皿，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拥有，能够以竹笼代替金银象牙听声取乐，已经是最奢侈的模仿了。至于以虫相斗的形式，如同源远流长的斗鸡文化一样，完全是贵公子与富商大贾挥金豪赌的创意项目，然后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渐次流传。这种流行的游戏带给普通老百姓的只能是日甚一日的负担。

二、促织类故事类型概观与流变

自南宋促织游戏大兴以来，明清两代促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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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依然风靡，更加有意思的是，在促织游戏大兴的宋、明、清三代，也正是促织故事最多产的时期，促织故事正以此种游戏方式为土壤开花结果，并且伴随始终，如表1、表2所示。在蒲松龄之前的叙事体语境中，促织类故事的题材整体上有共同的趋向，只是在某些具体情节中有各自的变化。自宋代以来的促织类故事在题材上基本遵从两个内容：第一，与神话传说的玄幻主题不离始终，有些甚至受到“物类相感”母题的直接影响；第二，以本有其事的方式进行二次加工和创作，有些已经开始关注批判社会现实的领域。

表1 南宋以来促织故事情节概览

作品相关内容

[宋]《夷坚志》[16]93促织形象——不知其形象，唯闻声音。人物形象——湖州教授家人寻声追促织。人（物）、物关系——促织怪潜入床下伤人；结局——妻子捐馆；女亡

[明]《庚巳编》[17]89促织形象——玄坛神遣虎化促织①。人物形象——好斗促织鬻家偿债；素敬玄坛神，得其助；挖土获蟋蟀，虫死痛哭。人（物）、物关系——虎化促织助人。结局——至冬虫死，银棺葬之

[明]《庚巳编》[17]157―158促织形象——水滨大蜂，身化促织。人物形象——相城刘浩好斗促织。人（物）、物关系——蜂化促织助人。结局——持归养之，健善而斗，所当无不胜

[明]《五杂组》[18]189促织形象——雌蟋蟀尝斗败雄蟋蟀者三，为“大将军”。人物形象——某家有善斗之蟋蟀，号为“大将军”。人（物）、物关系——促织本身的“死而复活”。结局——虫死，以金棺盛之，“次年复有此种”

《济颠语录》[19]707―710促织形象——促织生于火赤链蛇头上。人物形象——王公、王二、太尉、济公。人（物）、物关系——济公火化促织；扬促织灰，幻化为童子。结局——秋促织死，以金棺盛之，请济公火化，童子得超生

[清]《聊斋志异》[20]494―496促织形象——巨身修尾，青项金翅；

梅花翅；“蟹壳青”等。人物形象——成

名、成名子、成名妻、里胥、驼背巫、

村中少年、宰、抚军等。人（物）、物

关系——小儿魂化促织。结局——宰

悦，免徭役；小儿精神复振；成名裘

马过世家

表2 明代以来促织本事概貌

作品相关内容

[明]《万历野

获编》[21]625

事件梗概——苏州人以捕蟋蟀得官位；

吴地好斗蟋蟀，动辄千金；促织盆价

值不菲。人物身份——苏州卫中武弁；

吴越浪子。背景或本事——明宣宗朝尚

促织之戏，苏州一地承责采办。结

局——赌胜负至破家者，商贾流毒

[明末]《明朝

小史》[22]

事件梗概——骏马易促织。人物身

份——枫桥粮长与妻。背景或本

事——明宣宗朝尚促织，民间采集以献

上。结局——妻惧自经死；粮长归亦死

[清]《聊斋志

异》[20]494―496

事件梗概——成名子魂化促织。人物身

份——童生。背景或本事——明宣宗朝

尚促织，岁征民间。结局——宰悦，免

徭役；小儿精神复振；成名裘马过世

家

将表1、表2并举观之，不难发现两类促

织类故事中，蒲松龄的《促织》归入哪一类都

有其合理的地方，因为它的确从不同角度继承

和发扬了促织类故事的题材。除此之外，我们

还能够总结出如下几点看法：

(1) 洪迈《夷坚志》的记载，将促织类故

事出现的时间提前到了南宋，因此《促织》的

取材来源时间或可重新考虑。

(2) 南宋以来的促织类故事，题材从一开

始就带着神乎其神的色彩和基调，虽然徒留故

事梗概，甚至有些虎头蛇尾，但这种玄幻主题

和神怪基调是一早就确定了的。

(3) 促织的形象和活动轨迹从一开始的不

甚明朗，到后来出现专用名词和专属情节。人

物形象从最开始虚化的符号和记载奇闻逸事的

陪衬，到后来不仅出现了多样化的人物，而且

主要人物还有突出的性格特征。总之，促织故

事从“志怪”到刻画人物逐渐丰满。

(4) 明代促织类故事的题材开始向传统的

“物类相感”模式贴近，物与物之间的转化和

物与人之间的转换，成了一条贯穿故事始终的

主线条。

(5) 明清两代那些与玄幻主题不离始终的

故事，在情节安排上出现了生死转换，同一生

命形式的轮回，不同生命形式的重生与消亡在

一定场域内可以相互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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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本事类促织故事的结局方面，主人公的死去或是桂冠加身，无论命运如何悬殊，最终几乎都要遵照现实社会的秩序和逻辑。

通过表格对比所得出的结论中，需要重点强调的就是“物类相感”模式在这类题材中产生的深远影响。所谓“物类相感”的说法，《礼记·乐记》的记载较早：“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23]485《淮南子·览冥训》载：“夫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知不能论，辩不能解。故东风至而酒湛溢，蚕咡丝而商弦绝，或感之也。画随灰而月运阙，鲸鱼死而彗星出，或动之也。”[24]194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所探讨的“物类相感”模式，其中比较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物我主客之间的交融、转化，而不仅仅是文论中提到的“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和“人禀七情，应物斯感”那么简单。宋代的《物类相感志》，从天文、地理、鸟兽草木等方面列举了几种同类、异类事物相感化的事迹，比如星象与动物之间的变化，雨露形成与草木的联系等[25]29―39。所以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定义本文所要研究的“物类相感”模式：它以离奇玄幻的情节为背景，两种或多种具有相同表征，而性质不同的物类之间融通转化，感化前的对象在幻化成另外一个对象后，打破了物类的界限，具备更充分的表现功能。

关于“物类相感”的研究实在是一个十分宽泛的领域，不过它作为中国哲学、美学和文学的核心问题，确实有自己的一个理论线条和应用时段。不少学者通过文论材料勾勒出了“物类相感”的理论流变，认为它肇自先秦，两汉时期有所发展，至魏晋南北朝则日臻成熟[26]6。“天人合一”作为“物类相感”说的理论基础，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其中朱凤群提出，魏晋之后是“物类相感”理论全面应用的时期[26]13。其实“物类相感”说不仅在文学理论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应用，在传统的诗词领域中更是异彩纷呈，所谓“幻化的出现既能满足人们对死亡恐惧的心理补偿，又能自圆其说。故而整个文学史上幻化母题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其他母题”[27]78。其实在小说的发展脉络中，“物类相感”模式始终是其中至为重要的元素，蒲松龄之前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这一文体的发展脉络中，“物类相感”确已经得到应用，比如庄周梦蝶和鲲鹏转化已经具备了“物类相感”的理论意识，《山海经》《史记》中记载的部分传说和故事也在不同程度上遵循着“物类相感”的模式，如夸父逐日、杜鹃啼血等，只是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等艺术层面，还远未达到成熟之地。

在促织故事中，无论是怪力乱神的故事梗概，还是琐碎不堪的片段描述，不仅在拓展想象空间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也已开始隐约地关注了现实社会中的现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散见于笔记琐闻中的小故事，为蒲松龄《促织》题材的产生提供了必要准备。蒲松龄的《促织》不仅在艺术层面上充分发扬了“物类相感”模式，同时也为讽刺社会现实这一传统增添了荒诞的色彩。

三、蒲松龄《聊斋志异》对促织故事的创新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与促织有关的文学体裁当然始于传统的诗歌，作为悲秋伤怀心理的承载和缠绵悱恻情思的意象，“促织”在抒情文体中佳作良多，作品均笼罩着一层悲凉的气氛，这也是构成促织文化十分重要的抒情元素。泛化意义的“悲秋”成为促织类抒情文体的主流色调，年岁时令、旅店深闺、静夜幽居等特定时段和场景的触动，加上促织这一具体物象作为载体，诗人将主观情感融入其中，从而达到了主客体的统一。准确地说，促织的鸣声引起了诗人们的悲凉情思，此即《文心雕龙·物色》篇所言“虫声有足引心”。促织在秋天出现，自然而然成为文人寄托悲秋情怀的载体，这是其悲秋文化内涵产生的基础。俟后伴随着叙事体文学本身的形成和发展，促织类故事在叙事体语境和话语模式中选择了更加贴近社会现实的方式，往往由某个现实社会的横切面或者老百姓生活的角落，进行适度的创作加工，故事本身依然保留一些离奇玄幻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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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叙事方式上已经逐渐严肃，直面现实的趋势很明显。叙事体文学弱化了语言承载感情的功能，注重语言对日常生活化的表达，文言短篇小说《促织》，在语言使用上就具备强烈的写实层面的意义。

蒲松龄的《促织》处在一个对传统文化总结的时代，同时也是小说这一文体大放异彩的时期，可以说他对中国文化中的怨刺传统做出的本能反应和回馈，他通过小说为这一怨刺传统增添了一抹神话和荒诞的色彩。当然，通观历代文学作品，帝王侯门之家酷好尤物的现象并不稀见，“上好一物，下不安宁”的现象也几乎存于历朝历代，这一点史家尚不讳言，文学作品中当然更少不了口诛笔伐。

表3中胪列了自《诗经》以来，对“上好一物，下不安宁”现象的讽刺之作，其中部分内容本有其事，载入正史，而那些拈入文学作品中的现象也都出自擅长讽喻时事的大家之笔，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成为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这批文人士大夫处在上层贵族和底层老百姓中间，因而他们比底层百姓清楚帝王的好恶如何变成了一道道王命法则，也能较为客观地洞察这些命令在层层下达过程中的夸张变形。

在这些作品的记载中，《明朝小史》中的一则故事尤其值得注意，朱一玄很早便将其列为《促织》的本事来源：

帝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22]《皇明纪略》所引《历代小史》本“帝”则作“宣庙”，但内容相当，且整体事件同样完整[28]21。前引两则《皇明诏令》的内容为大多数学者所忽视，将两则诏令和此处的记载并举观之，可以发现，《明朝小史》正可以补充正史的缺失。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两道采办促织的诏令，背后竟然存在这样的悲剧，更加深刻的是，故事的主角是官僚体系中的下级官吏，却也无法避免成为后宫游戏之乐的牺牲品，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可想而知。

表3 帝王酷好尤物的本事与讽刺作品概录

本事或情节出处及形成的讽刺作品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

形成的讽刺作品：《诗经·大

雅·荡》

周穆王好求仙

形成的讽刺作品：白居易《八

骏图》；李商隐《瑶池》

晋文公好士之恶衣，

故文公之臣皆牂羊

之裘

出处：《墨子·兼爱》

楚灵王好士细腰，故

灵王之臣皆以一饭

为节

出处：《墨子·兼爱》。形成的

讽刺作品：汉无名氏《无题》：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客，百姓多

疮瘢

出处：《后汉书》卷二十四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

尽服紫。当是时也，

五素不得一紫。邹君

好服长缨，左右皆服

长缨，缨甚贵

出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南海献龙眼、荔枝，

奔腾阻险，死者继路

出处：《后汉书》卷四

南齐东昏侯屠肉

出处：《南史》卷五。形成的讽

刺作品：民谣“阅武堂，种杨

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隋炀帝好兴土木

形成的讽刺作品：李商隐《隋

宫》

杨贵妃好荔枝

出处：《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

形成的讽刺作品：杜牧《过华

清宫》；苏轼《荔枝叹》

长安贵族好牡丹

形成的讽刺作品：白居易《买

花》

宣州太守以王命贡

红线毯

形成的讽刺作品：白居易《红

线毯》

岭南上供珊瑚宝树

形成的讽刺作品：张谓《杜侍

御送贡物戏赠》

唐僖宗好蹴鞠

出处：《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

三

太医以王命聚毒蛇

形成的讽刺作品：柳宗元《捕

蛇者说》

明宣宗朝尚促织

出处：《皇明诏令》。形成的讽

刺作品：吕毖《明朝小史》；蒲

松龄《促织》

《促织》一文虽然被作者安排了一个圆满的结尾，但作者的批判态度是很明确的。他用委婉的议论揭示社会的黑暗，讽刺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和贪婪暴虐的官僚阶层。这种“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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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讽”的艺术特色，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讽刺力度也更为深刻，正如郭沫若所称赞的“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在蒲松龄《促织》中，“魂化促织”这一关键性情节是作者行文时的刻意安排。若没有成子“魂化促织”，不仅成名一家三条人命不保，进贡促织的差事照样会摊派给其他百姓，使更多的家庭跟着遭殃，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情况下，一只促织可能需要三条，甚至更多条人命来抵偿，多么令人触目惊心！《促织》文末，蒲松龄不无感慨地说道：

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

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20]496

成名因促织富，抚臣、县令“并受促织恩荫”，自官吏至庶民，他们的命运均被促织牵制，作者的讽刺多么巧妙而深刻！造成这种畸形社会病态现象的根源则是皇帝酷爱斗蟋蟀，“上好一物，下不安宁”。促织只是统治者为了满足个人享受一时兴起的玩物，各级官吏却把它当作媚上、敛财的绝妙契机，以致作者发出喟叹：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20]496

讽刺笔锋既指向帝王，也抨击了奉命行事的官员。可见，蒲松龄不仅讽刺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官僚阶层的贪婪暴虐，而且揭露了封建统治对底层百姓肉体和精神的摧残，这种以文学创作来讽刺现实的做法，是对《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四、结语

一类文学题材的生成和流变，离不开三种必要准备：第一是它所产生的社会根源，第二是承载这种题材的文本样式，第三是创作这类文学题材的作者。促织故事从产生之初就与促织这种游戏方式密不可分，但在“物类相感”这种传统表达模式的影响下，促织故事一开始没有十分明确的现实性，但随着促织游戏的风靡以及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现象，促织故事开始逐渐贴近现实，直至蒲松龄的《促织》，关乎讽诫成为其最终的落脚点，并且在艺术水平上达到了新高度。小说文体发展到蒲松龄的时代已经日臻成熟，《促织》的突破意义在于：作者不仅很好地继承了促织类故事的玄幻题材，将传统文学作品中“物类相感”的模式加以发挥，同时又借助于小说体裁加以表达，似乎是在告诫世人，当上层官僚体系对普通百姓惯于盘剥和压榨且日甚一日时，人们只能寄托于某种超自然的神力来解决现实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魂化促织”就变得十分荒诞，如果不是重压之下，是绝无可能产生这样的社会心理的。这就是蒲松龄《促织》对“物类相感”模式的充分发挥所带来的艺术效果，与此同时其也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文人“婉而多讽”的文化因子。

促织故事在蒲松龄手中之所以能够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与他的创作环境不无关系。鲁迅评价《史记》为“谤书”，其实《聊斋志异》又何尝不是？促织故事能够进入蒲松龄的视野中，说明作者对促织故事背后所涉及的社会现实的深度思考。一方面，如果没有他本人的修养造诣和技术上的准备，包括对促织故事的熟稔，对叙事文学的操控以及语言运用的自如，《促织》不可能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蒲松龄在现实社会中的受挫经历，他很难获得一种对社会现实那样清晰的反思视角，《聊斋志异》当然也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思想高度，《促织》也就不会具有那么强的艺术张力。总之，在促织故事的生成和流变中，蒲松龄的意义在于，他既能够不舍艺术表达，同时又具备现实关怀，这大概就是促织文学题材发展成熟的标志和意义所在。

注释：

①此处到底指神遣虎化促织，还是神遣促织下

凡，有不同说法。参见《格致镜原》：“吴俗好斗蟋蟀，用黄金花马为注。里人张生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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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负，祷于玄坛，夜梦神云：‘遣吾虎助尔，在北寺门下。’张觉，往寻之，获黑蟋蟀，甚大，每斗辄胜，获利甚丰，久之乃死。”笔者认为，若是神遣促织下凡，何故又再化身为促织？故此处从《格致镜原》虎化促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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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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