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读书笔记

国际贸易读书笔记

——读《流行的国际主义》有感

保罗·克鲁格曼是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流行的国际主义》是保罗·克鲁格曼的代表作之一，在书中他否定了长久以来被许多政府封为真理的“国家竞争力”的概念，提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是个毫无意义的词。偏执于竞争力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克鲁格曼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美国的困难主要来自国内；即便世界市场不像现在这样一体化，美国同样会陷入目前的困境。GNP中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是由于人们现在购买的产品相对减少；制造业就业的下降是由于公司用机器替代工人，更高效地使用在岗工人；工资停滞是因为整个经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放慢；非熟练工人的境况越来越糟是因为高技术经济越来越不需要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只起了次要作用。”这些在现在看来仍旧有些超前的结论，克鲁格曼于1996年就已经提出。不仅如此，克鲁格曼在此书中还大胆的预言亚洲即将爆发一场金融危机，果不其然，三年后席卷整个亚洲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让这本书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只因他在书中的提出的言论直击了危机爆发的核心。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下，原本对克鲁格曼的学说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了它的合理性，克鲁格曼凭借着这本书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是一本很有名气的书，我原本以为他会显得艰涩难懂——就像好多学术性的文章一样，但是当我读起来才发现，原来经济学也可以这么有趣。克鲁格曼用风趣平实的语言，深入浅出的阐述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让我受益匪浅。

这本书首先驳斥的是关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概念。克鲁格曼认为，许多误区的产生源自于人们并没有将国家和公司进行区分，而笼统的认定国家之间的关系如同企业之间一样，存在国际竞争。在他看来，国家与公司截然不同。一个公司的底线就是破产：如果一个公司无法支付工人的工资、向供货商采购的费用和债权人的本息，它就面临着破产。说一个公司没有竞争力，意思其实是它的市场地位不可持续，如果不改善绩效就难以维持生存。可是国家却不会破产，尽管国家可能对它们的经济绩效满意或不满，但是没有一个确定的底线。因此国家竞争力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在一个很少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度，生活水平的提高（这

往往被视为竞争力概念的一个方面），几乎完全由国内因素，特别是国内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决定，而不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生产率的增长。即使在今天，美国的出口额也只占美国GNP的10%，中国虽然稍高，也只是24%左右（12000/499000亿美元）。因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大多数经济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克鲁格曼利用美国的数据，证明了他的上述观点：长期来看美国的真实收入增长率一直接近于国内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正是因为实际工资取决于经济的总生产率，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制造业或进行国际贸易的部门的生产率值得特别关注，或者应该被给予更多的扶持。更为关键的是，国际贸易并非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竞争力”的概念抹杀了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因而极有可能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一旦政府对于竞争力过于偏执，就会犯两个错误：资源的错误配置和贸易战。通过利用“竞争力”概念进行游说，很多制造业企业获得了政府的支持，但是实际上美国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在于服务业生产率低下。如果对“竞争力”执迷不悟，上马大量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也依然面临两个难题：第一，很难断定哪些行业应该得到战略性扶持，以及适当的扶持形式和扶持程度；第二，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成功的，所带来的回报也可能微乎其微，因为国际贸易并非国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其次，在这本书中克鲁格曼探讨了贸易、工作和工资的关系。他认为，美国面临的难题是制造业萎缩，大量制造业部门的工人转移到服务业部门。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根本在于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所以产品变得相对便宜，国内支出构成中制造品的比重下降。这种下降恰恰是竞争力提高而非缺乏的结果。在谈论国际贸易和竞争时，必须区分两种情况：生产率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滞后于其他国家。前者即使对不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家也是很糟糕的，而后者尽管会伤害美国的自尊，却不会影响美国的生活水平。在考虑了汇率和贸易条件之后，美国可支配GNP的下降也主要是因为单位工人真实GNP增长缓慢，这几乎完全是由国内生产率增长的下降造成的。美国蓝领工人收入的下降与国际产品的竞争无关，要素价格均等化也不是造成工资差异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对熟练工人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由每个行业内部需求的变化造成的，而不是由于贸易导致美国产业构成变化造成的：用机器替代工人，更高效地使用没有解雇的工人；高技术经济越来越不需要非熟练工人。

然后，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很多人都有的疑问：第三世界的增长损害了第一世界的繁荣吗？克鲁格曼认为，第三世界更高的生产率将反映为第三世界更高的工资，而不是降低第一世界的收入。在一个国家内，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所以外国竞争者降价虽然会降低我的工资，但是只要我有收入，也就能在同一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购买力。总结出来就是，世界经济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充满了反馈关系的复杂的网络，而不是一个只有单向效应的简单的链条。在这个全球经济系

统中，工资、价格、贸易和投资流都是结果，不是外生给定的。

那么美国所谓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克鲁格曼研究发现，在国际竞争中存在着强大的均衡力，即便某国的生产率增速乃至技术、产品质量都低于其他国家，也能在世界市场上出售一些产品（根据比较优势原理，这将是生产率劣势最小的那些产品），在长时期中基本上保持贸易平衡，且国际贸易也能改善这些低生产率国家的状况，而非使之恶化。事实上，即便美国的生产率增速和其他国家一致，也未必是好事，这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增长是偏向美国出口的产品（损害），还是偏向美国进口的产品（有利）。当然，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化会影响国内的收入分配，这一点不容忽略，比如美国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般而言，大部分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是国与国之间在资源、气候和社会等方面的持续差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通过一个正反馈过程，产业似乎能创造自己的比较优势。特定产业强大可以导致“外部经济”，从而进一步加强该产业的力量。外部经济有两种形式：技术性外部经济和金融外部经济。前者指知识在厂商之间的扩散，后者则取决于市场规模——广阔的市场和灵活的劳动大军。“外部经济”的存在使得国际分工模式不再如以前那么容易确定。产业成长的初期和转型时期成为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的关键时刻。外部经济在美国产业的地区分工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很多地区产业的成功本身都有一种自我加强的效应。这才触及到了真正的竞争力问题：国际竞争将某个国家赶出了它可能或应该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的可能性。但是，这个观点不能被滥用。一国追求竞争优势不应该是无限制的，因为单方面追求竞争优势会使所有国家受损。实现特定的聚集的外部经济所带来的优势，是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的。

之后克鲁格曼分析了新贸易理论。这一理论宣称，许多国际贸易不是国家固有优势的结果，而是“收益递增”的结果，即在一个公司水平上，或者在一个国家产业水平上的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细看起来，不少贸易反映了被自我加强的优势锁定的历史和偶然事件。要论证这个观点，首先需要模型化一个收益递增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这是非常困难的。模型化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引入一个重要的产业组织因素，来解释大公司之间的战略互动。现在，这个理论模型已经得到建立，并且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部分，但是其政策含义依然存在许多争议。有一些学者根据这个理论，提出了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即聪明的政府干预不仅能改变比较优势的模式，还能牺牲别的国家来提高本国的实际收入。这种华而不实的说法已经非常流行，但是却很难进行设计和评估。事实上，尽管所有的完全竞争市场都是相似的，可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各有各的不完全的方式。并不存在一个适合于所有行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干预综测。而提出干预的建议必须建立在行业的技术、历史和政策环境等方面的许多详细资料基础上，去分析公司会怎样随着假想的政策变化而改变它们的策略，这些改变又会如何影响收

益、工资、R&D等。

探讨完美国的经济问题，克鲁格曼又分析了亚洲的奇迹神话。经济扩张代表了两个增长来源的加总：一方面是投入的增长，包括就业、教育水平、物质资本存量等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长期来看主要是知识积累的结果。关于经济增长过程的关键性的看法：只有当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时，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才会持续增长。仅仅增加投入而不是提高使用效率，一定会遇到报酬递减的问题。这方面的经典案例，是苏联。当苏联解体时，很多经济学家才明白，用过去的趋势天真地预测未来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亚洲呢？不过是类似于苏联的一群纸老虎而已。李光耀执政时期新加坡的增长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增长是“孪生兄弟”，都是纯粹靠动员资源实现的增长。至于中国：“如果从中国决定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1978）开始计算它的增长，毫无疑问，在投入迅速增加的同时，效率也有了巨大的改善。可是既然这个国家摆脱了毛时代晚期的混乱局面，经济效率迅速恢复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诧的了。如果从文革前的1964年开始计算增长，情况看上去就很像东亚四小龙：效率没有提高多少，绝大部分增长是由投入驱动的。”如果说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这个答案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对于美国那些对降低赤字和提高国民储蓄率的艰巨任务束手无策的智囊们。但是，因为东亚的增长实际上主要是由投入驱动的，所以那里的成堆的资本的收益开始递减，是非常合理的结果。果不其然，三年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应征了克鲁格曼的理论。

最后，虽然我们常常谈到全球化，谈到这个世界已经变小，但是当你看看现代城市的经济时，你会发现一个本地化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工人只为当地城市提供服务。虽然我们现在对制造品进出口的管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但是“可贸易品”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额却越来越小了，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经济本质和技术变革决定的必然趋势。我们越来越擅长生产工业产品了，因为这些行业所需的信息相对容易规范化，因而可以编程，赋予计算机一套指令来取代低效率的工人。随着制造业生产率的迅速增加，就业岗位也随之迅速下降，经济逐渐走向“非工业化”。之所以服务业的效率提高慢，是因为在那些活动中，加工信息是我们称之为“常识”的那些极端复杂、微妙的过程，很难编程。

总之，国际贸易不是竞争，而是互惠的交换。贸易的目的是进口而不是出口；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就是获得了进口它想得到的东西的能力。出口本身不是目的，出口是一个国家必须承受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