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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散之间:城市回族社区结构形态变迁比较□ 黄嘉颖,吴左宾

长期以来,中国的回族社区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其以民族聚居区的形式广泛分布于各大城市。然而,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回族社区结构形态的发展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主要表现出两种基本的演进趋势:一种仍以聚居为标志性特征,保持着寺与坊之间的亲密联系,但是社区居民“异族为邻”的现象更加普遍,而社区形态也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另一种则在“来势汹汹”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中被迅速瓦解,失去了实体空间的意义,回族族群散居于城市各地,仅依靠宗教信仰、精神认同维持着民族关系。

西安回族社区和广州回族社区的时代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上述两种基本的城市回族社区演进趋势。尽管在社区结构形态的演进过程中,两者都同时受到了城市空间他组织的驱动力和社区网络系统自组织的牵引力的交合作用,但因不同动因的作用方向和力量大小存在差异而产生了迥异的空间结构形态。

1时空背景

西安和广州是伊斯兰教穆斯林最早访华留居的城市,两个城市的回族社区都曾经经历“蕃坊”①时期。西安“蕃坊”源于内陆“丝绸之路”的通商往来,广州“蕃坊”的形成则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不无关系,两者的诞生都寄寓了唐宋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见证了当时繁荣昌盛的商贸经济和开放宽容的社会环境。唐宋至明清,从“蕃坊”的产生到回坊的蜕变,西安回族社区和广州回族社区总体而言经历了较为相似的发展轨迹,都伴随着回族族群的成型与壮大形成了以清真寺为中心“围寺而居”的寺坊聚居形态。其中,西安回族主要集中于鼓楼片区,形成了“七寺十三坊”的典型回族聚居格局(图1);广州回族则环绕以怀圣寺为中心的清真四寺形成了回族聚居社区的布局基础(图2)[1]。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入侵强烈地冲击了中国城市社会的正常秩序,城市回族社区的发展也纷纷陷入了几近停滞的困境。然而,与位于东部沿海帝国主义势力纷争敏感区域的广州回族社区相比,虽然西安鼓楼回坊回族社区的发展也相当缓慢,但其结构形态却因沿海工商业内迁所引发的城市经济繁荣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由清代的“七寺十三坊”分化重组为“十寺多坊” 的空间格局,回族聚居人口约3万人。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写的《广州市回民概况》上记载的统计数据,直至新中国成立,1951年广州城市回族社区拥有4座清真寺,其统辖范围内仅有回族人口两千多人[2]。显然,这与西安鼓楼回坊数以万计的人口规模相去甚远,且从其统辖范围看,广州城市回族社区清真寺坊的分布开始从联结成片的板块式转向散点式发展,集聚程度颇为松散。

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和西安的城市回族社区仍然保持着类似的结构形态,以寺坊为基本单元聚族而居。

2 当代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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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化,由于科技的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4)02-0120-04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C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20841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2M521749)、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才科技基金项目

(RC1008)、陕西省博士后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 黄嘉颖,博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吴左宾,博士,高级工程师,注册城市规划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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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交通的发展和交流的频繁,城镇化和现代化在快速拉开城乡差距的同时,也大大地拉大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距离。另一方面,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主要实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政策,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而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区则是保障中国经济稳定前行的后方腹地和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由此可见,在高速运转的当代语境中,西安和广州两个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远远大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两地回族社区的结构形态演进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分歧,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特征。

2.1渐进演替与快速瓦解

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不是孤立的,无论从民族群体的发展还是从城市空间的演进看,西安鼓楼回坊的当代变迁都是一个渐进演替的过程。就社区结构而言,在现代化、城镇化的推动下,西安鼓楼回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区成员异质化、结构组织分化和宗教文化涵化②等微妙变化,但总体上依然保持着以世居回族为主的民族聚居结构。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安鼓楼回坊共有32 318人的回族聚居人口,这与清末民初2万~3万的人口规模相比,显然没有发生族群人口流失的现象,进一步说明了西安鼓楼回坊内回族族群

的稳定发展和繁衍生息;同时,这一时

期西安鼓楼回坊空间的演化具有十分突

出的自相似性,宗教、经济二元结构始

终是其主要特征,社区内10个清真寺作

为社区宗教中心的空间,控制作用虽然

明显下降,但是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寺坊

空间单元仍然没有被打破,而经济中心

在社区空间中的重要地位则大大加强,

并且开始与文化中心、公共活动中心相

结合,形成社区复合中心。此外,在社

区空间与城市整体空间的衔接与互动上,

鼓楼回坊与西安城市整体空间始终表现

出良好的协同水平。因此,纵观当代西

安鼓楼回坊的结构形态演进,没有出现

任何明显断裂的时空跳跃或迅速消亡的

空间现象,一直处于相对稳定、渐进演

替的发展状态。

与西安鼓楼回坊相比,广州回族社

区的当代演化则经历了快速瓦解的突变。

如果说从1951年广州回民居住分布的统

计分析中还可以看到广州回族社区分别

以怀圣寺、南胜寺、东营寺和濠畔寺为

中心的寺坊组团单元的话,那么1961年

广州回族人口的居住调查就已清晰地反

映出回民分散居住的明显趋势和清真寺

周围人口的快速流失。短短十年间,除

濠畔寺外,以怀圣寺、南胜寺和东营寺

为中心的寺坊组团内回族人口均纷纷减

少了15%~40%[3]。此时,寺坊规模的

迅速萎缩已经充分突显了广州回族社区

面临衰落的严重危机,并且,在接踵而

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更大范

围的回族人口开始失散。“文化大革命”

期间,由于怀圣寺的萧条、南胜寺的拆除,

以及濠畔寺和东营寺分别作为厂房与亡

人停放点的功能转化,使得清真寺对于

广州回族的凝聚力大大减弱,大量回族

居民迁离原有社区,根据就业需求分散

居住于城市各地,即便后来怀圣寺、濠

畔寺重新恢复了礼拜等宗教活动,以其

为中心的寺坊聚居点依然萧条,留居于

清真寺附近的回民寥寥无几,广州回族

社区已经彻底失去了族群聚居的空间实

体意义,更谈不上“围寺而居”的结构

形态保持。1978年改革开放后,轰轰烈

烈的城市建设和异彩纷呈的社会经济变

化进一步决定了广州回族社区分散化的

不可逆转。如此,由曾经闻名中外的“蕃

坊”发轫形成的聚居型回族社区即在当代

广州城市空间中迅速消失瓦解,并以另

一种精神社区的形式重构城市回族社会。

从当代西安鼓楼回坊的演替和广州

回族社区的裂变可以看到,渐进式的演

替使得西安鼓楼回坊得以依据城市社会

经济背景的变迁逐步调适内部结构,从

而维持民族的聚居;与之相反,快速的

裂变则导致了广州回族社区的彻底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族群群体宗教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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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社区。

图1 清代西安鼓楼回坊位置图图2 清代广州府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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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2期 第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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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历史风貌与都市新颜

西安鼓楼回坊和广州回族社区对不同区域环境背景的动态应变,不但突出地反映在两者当代嬗变的过程差异之中,而且更为直观地表现在各自不同的社区形态表达上。从空间形态上看,尽管在历史时期西安鼓楼回坊和广州回族社区同为城市传统住区,但是当代迥异的演进历程已经促使这两个社区产生了相去甚远的形态特征。

目前,西安鼓楼回坊仍保持着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风貌。就社区空间的结构肌理而言,唐宋时期长安城棋盘式的路网格局和街坊体系在西安鼓楼回坊中一直延续至今,并且以清真寺为中心、四周民居环寺组织的寺坊组团单元依然清晰可见。尤其是在社区的核心地段北院门历史街区,仍然保持着以线性交错的街道为骨架、两侧串连着层层院落的典型传统街巷空间秩序,充分展现出区域传统风貌。与此同时,尽管随着社区居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西安鼓楼回坊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越来越频繁的居民自发性建设行为,涌现出大量的新建建筑(既有在原有传统的关中窄四合院空间组合形制基础上裂变增殖形成的住宅院落体系,又存在着粗糙、简陋的“跟风”建筑),但是在空间组织上,这些建筑仍以中、低层为主,与社区内大部分街巷始终保持着宜人的尺度关系,使传统的步行空间氛围依然浓厚;在建筑特征上,反映回族传统文化的建筑装饰和满足回族信仰需求的空间形式随处可见,独特的民族社区空间标志十分突出。而且,以明清时期典型的关中窄四合院形式为主的总体建筑风格也为社区空间的

文脉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载体。由此可见,鼓楼回坊依然以少数民族社区与传统住区相结合的姿态融合于当代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空间中。

相较之下,广州回族社区的寺坊空间早已消散于繁华的现代都市之中。在广州“蕃坊”原址,历史留存的清真寺犹如孤立的宗教建筑,与其周围的民居建筑之间已无明显的聚合性空间关系。如果说,从狭窄纵横的街巷体系、低矮破旧而部分保持着岭南地域传统建筑风格的民居建筑看,历史时期广州“蕃坊”所在地至今还具有一定的城市传统住区的意义,那么从这一区域空间已完全失去了民族性标志符号的现实看,广州“蕃坊”实际上已经瓦解,失去了回族群体聚族而居的独特的社区空间载体意义。广泛分散居住于广州城市各地的回族群体,其日常的居住生活场所已与一般城市居民场所无异,且其居住空间形态绝大多数已经毫无少数民族识别性,完全以新的现代都市面貌呈现于广州城市之中。因此,广州“蕃坊”的瓦解和广州回族群体的离散分布都充分地说明了聚居型回族社区的实体空间形态已经湮没于“滚滚向前”的城市化浪潮中,成为了广州城市发展的历史。

3发展思辨

3.1不同变迁的动因根源

根据上述比较,当代西安回族社区与广州回族社区在空间形态上大相径庭,究其原因,这一外在物性的迥异与西安回族社会和广州回族社会的结构组织的差别不无关系。

西安鼓楼回坊“四维一体”的传统结构范式并没有彻底解体,虽然其地缘、教缘、业缘和血缘关系之间存在着互有消长的关系变动,但是这四维结构依然相互交织地作用于同一地域空间之上。回民人口的稳定增长、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发扬传播、社区居民就业问题的就地消化和以世居回族为主体的社区人口结构都表明了西安鼓楼回坊传统社会结构范式的延续。同时,作为传统“四维一体”社会结构的外在表征及分别代表着不同结构关系的物质标志,在西安鼓楼回坊空间的当代演变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且在原有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发展(表1)[4]。由此可见,西安鼓楼回坊的社会结构组织一直没有脱离现实的空间基础,而不同层面内涵结构的地域同构则是其外延空间得以维持聚居形态的关键。

与西安鼓楼回坊的社会结构及空间组织在同一地域内的高度关联截然相反,广州城市回族的社会结构不以现实的实体空间为核心载体,而是建构于抽象的精神网络之上的。

为了应对广州城市的高度行业化和分工细化,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面对回族社区的快速解体,广州回族群体就已被动地选择了以精神网络的交流方式来维持族群的凝聚与认同,从而取代了“日行五番”且空间依赖性极强的清真寺礼拜。宗教信仰的精神网络化,使得广州回族社会结构组织在摆脱地理空间和物理设施束缚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回族群体居住格局的离散化,形成了既没有明确的地域边界又没有固定的空间模式、族群认同与地域空间相剥离的当代广州回族社区。正由于回族社区超越地域空间界限、依

托精神网络构建族群社会共同体的非空间特性,有研究学者将其划分为流动的精神社区。在这类社区里,人们虽然没有明显的共居地,但是有着某种共同的归属感和成员感,有着某种共同的信仰和亚文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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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功能构成回族社会结构基础传承民族和伊斯兰文化构筑回族社会生计基础

编织回族社会亲属网络

物质标志

寺坊空间单元

清真寺

清真餐饮系列、回族风情旅游线路

家谱、内婚制的因袭与通婚制的开放

表1 西安鼓楼回坊社会结构分析

3.2聚与散的风险评判

事实上,不管是西安鼓楼回坊所表现出的聚居形态,还是一如广州当代回族社区的离散分布,对城市回族社区发展而言都是一把双刃剑,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社会风险,很难孤立地评价其优劣。徘徊在聚散之间的艰难抉择也正是当代城市回族社区尴尬处境的集中反映。

毫无疑问,不同族群成员在同一个城市里分别聚居于不同的社区或街区内的居住格局,会对族际交往及族群关系的和谐产生特殊的负面影响[6]。这种居住隔离的现象被公认为城市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比较广州回族社区和西安鼓楼回坊,前者居住隔离的副作用在回族聚居形态瓦解的同时已经消失,而对于后者而言,则依然存在着隐患。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判断居住隔离负面影响的强弱,关键在于城市民族社区内少数民族聚居程度的高低。根据实地调研,从西安鼓楼回坊10.0%~16.6%的回汉通婚率可以看出,该社区只是相对于城市其他区域回族群体明显集中而已,其在城市回族群体聚居的外部特征下,社区内部实质上保持着一定的居住混合结构,社区内部不同族群集团之间关系融合,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居住隔离社区[7]。因此,从居住隔离的角度看,西安鼓楼回坊内部在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混合居住在增进族群认同的同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因整体社区相对隔离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尽管如此,西安鼓楼回坊族群聚居的结构形态始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居住隔离的社会风险,仍需重视。

反观城市回族群体的散居形态,虽然表面上避免了居住隔离的负面影响,但是却不得不面临民族文化湮没和族群身份迷失的社会风险。就广州回族社会而言,由流动的形式所构筑的城市回族精神社区,以灵活分散的居住模式大大地增强了回族群体在城市社会经济和空间结构巨变过程中的应变能力。然而,也正因大量城市回族居民在失去地域聚居的空间凝聚后,在现代化浪潮中的随

变与屈从,导致了广州回族传统文化特

色迅速地消褪,甚至几乎完全同化于相

对强势的汉文化语境当中。由此可见,

从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角度看,同样置

身于历史文化名城之中的广州回族社区

与西安鼓楼回坊之间存在着显著差距。

鼓楼回坊至今仍然以独特而鲜明的民族

和历史文化特色在西安城市空间中大放

异彩,而广州回族社区则随着回族聚居

形态的消失,失去了作为城市历史和民

族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这不但增加了

广州城市文化趋同、空间同质的风险,

而且,从相当一部分广州回民自认为“城

市过客”的角色定位,以及其在日常工

作和生活交往中刻意隐瞒回族身份的匿

名现象上,也充分反映出散居状态下广

州城市回民民族自尊的失落和社会归属

的迷失,其实质也为城市的和谐与稳定

发展埋下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风险。

4结语

诚然,一方面,西安鼓楼回坊和广

州回族社区的聚居或散居形态都是历史

与现实的客观选择,正如聚居型的地域

社区无法抵御广州剧烈的文化和社会冲

击而分崩离析一样,宗教信仰与经济运

动的空间同构也决定了西安鼓楼回坊将

延续族群聚居的结构形态;另一方面,

西安鼓楼回坊与广州回族社区的比较,

再一次印证了事物发展的辩证两面。聚

居形态的保持既创造了传统文化传承和

民族特色强化的优势条件,又成为了回族

群体与其他族群充分交往消除隔离的桎

梏。同样,离散分布的居住格局具有强

大的应变能力,却又难以抵御文化湮没

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西安鼓

楼回坊的可持续发展而言,继续质疑聚

居模式的保持已经没有意义。其核心问

题在于,正视族群聚居所带来的社会风

险,通过城市规划的空间统筹和公共管

理,合理地把握社区内部居住混合的适

宜尺度,在保护社区民族特色和传统风

貌的同时,规避和化解居住隔离的负面

影响。对此,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提出,在城市规划过程

中通过外在强制和内在认同机制来实现

对各利益主体的行为约束,从而推进各

利益主体相互合作的“社会控制”概念,

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8]。

[注 释]

①“蕃坊”是指中国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

穆斯林侨民在华聚居区,伊斯兰教传入中

国的早期组织形式。又作“番坊”“蕃巷”。

当时来华的阿拉伯(大食)、波斯商贾被

称作“蕃商”“蕃客”,故名。

②文化涵化亦译“文化摄取”“文化本土

化”“文化本色化”,指由于文化接触而

形成的文化融合、文化交流的情况,多用

于指传入的宗教与原有的宗教、文化相适

应,使两种宗教或文化得到融合的情况,

如佛教传入印度以外的国家,天主教原来

用拉丁文作为弥撒语言,现改为用本地语

言均为文化涵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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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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