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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译作卷首题词小议张春晓

林纾译作卷首题词小议张春晓
林纾译作卷首题词小议张春晓

2009年第3期 明清小说研究 N O,3,2009 总第93期T h e J o u r n a l o f M i n g-Q i n g F i c t i o nS t u d i e s G e n e r a l,N O,93林纾译作卷首题词小议

·张春晓·

摘 要 林纾以词体的形式为四部林译哈葛德言情小说题写了七首卷首题词词,开一时风气之先。这于他个人的情性、对女性主义的关注和张扬、对女性人性人情的理解与同情,在与哈葛德四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取得极大的情感共鸣后,有急于表达的需要,其抒情的必然和为女性主义作张本的初衷与词的本体特征不谋而合。林纾用欧西事入词,固然是创新,增加了词体的功能,但因为他充分维护词本体上的意象与艺术形式,我们看到了最大可能地完成旧形式对新内容的诠释的成果。

关键词 林译小说 卷首题词词

清人郭则沄在《清词玉屑》卷九曾说:“欧西小说,多述艳情,而中土罕传之。林畏庐客京师,授徒鬻画外,兼事译籍,所译书皆风行海内,卷首恒有自题长短句。《咏佳而夫人·小重山》云云。《题玉雪留痕·齐天乐》云云。《题迦因小传·摸鱼儿》云云。欧西事入词,此亦仅见”。①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又号冷红生,福建闽县人。据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五称其“尤工填词,有《补柳词》一卷”。《清词纪事会评》称“有《畏庐词》,一名《补柳词》”。据林薇《林纾选集·文诗词卷》前言云:林纾的词,传世不多,散见于他的译、著小说中的题咏,或题画、题扇之作。零星披露于报章书刊,未有词集公开出版。现存《冷红斋词剩》一卷,为林纾门人辑录,系手抄本,凡二十七阙,并收林纾词论三篇(其中《徐又铮填词图记》见于《畏庐续集》,《零鸳词序》《灯昏镜晓词跋》为佚文)。②

就《清词玉屑》所谓“卷首恒有自题长短句”,考张俊才编《林纾著译系年》③,《迦茵小传》二卷于1905年2月出版,卷首题词有《买陂塘并序》一篇。同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玉雪留痕》一卷,卷首题词有《齐天乐》一首。次年4月商务出版《红礁画桨录》二卷,卷首题词有《烛影摇红》《解语花》二首,10月出版《橡湖

仙影》三卷,卷首题词有《摸鱼儿·安琪拉》、《小重山二首·佳而夫人》三首。纵观林译小说林纾自作卷首题词词,止于此二年四部与魏易合译的哈葛德言情小说,共计七首。现摘录如下:

买陂塘并序(《迦茵小传》)

倚风前,一襟幽恨,盈盈珠泪成瘿。红瘢腥点鸳鸯翅,苔际月明交颈。魂半定。倩药雾、茶云融得春痕凝。红窗梦醒。甚恨海波翻,愁台路近,换却乍来景。

楼阴里,长分红幽翠屏。销除当日情性。篆纹死后依然活,无奈画帘中梗。卿试省。碧潭水、阿娘曾蘸桃花影。商声又警。正芦叶飘萧,秋魂一缕,印上画中镜。

齐天乐(《玉雪留痕》)

玉颦香怨相逢地,跚跚盼伊纤步。药鼎枯烟,花栏碎月,春锁愁乡深处。

游丝万缕。甚袅到帘西,欲抽还往。语淡心浓,绿房阴透夜来雨。

凉波却吹浪蕊。但苍云四卷,沙际孤屿。鰂墨浓镌,鹅黄嫩咽,争说因郎辛苦。余生半黍。竟画里挪舟,带珠还浦。试看雕梁,弄春双燕羽。

烛影摇红(《红礁画桨录》)

情海生波,情丝牵傍愁边岸。恹恹抱梦坠梨花,梦带梨花颤。恨事填胸渐满,数今生,伤心未半。寄怀何许?画里鸥波,绿漪风善。

天际书来,书词能做冬心暖。回看织影兀伶俜,那值人儿伴,画艇重撑又懒。峭金凤,声声断雁。日斜钟定,草长帘深,眼中人远。

解语花(《红礁画桨录》)

山支瘦碧,树著新丹,相见年光短。暮寒侵幔,离魂影,睡里半鬟虚绾。

唇樱送暖,绿窗掩,暗香零乱。端正看,依约衫痕,栉栉银云浅。

花底惊魂乍遣,甚私窥山枕,偷贡香翰。蝶乖蜂蹇,愔愔地,怪底万愁都键。阑干半面,容解道,人来偷眼。看翠澜,刚玉销烟散。

摸鱼儿·安琪拉(《橡湖仙影》)

荡林光,半湖新水,画楼侵晓微雨。双鸦小啄罘罳动,人向嫩春林墅。襟半举,扫一片花痕,敛入痴心绪。湖阴片语,看云影移,苔香吹屦,描写好眉妩。

定情许,何限愁根爱缕,窥人偏少鹦鹉。山容水态吟鞭远,地下月中酸楚。谁见觑,歌舞地,天涯也有鸳鸯浦。沧波逗汝,竟小劫存莺,横风聚燕,两

两背花去。

小重山·佳而夫人二首(《橡湖仙影》)

别业东风万柳丝。朱楼斜日里,见朱扉。玉箫声向舞筵迟。腰围小,收狭砑罗衣。

春聚远山眉。重重挑不动,个人痴。去时追想乍来时。空留得,栏外海云飞。

践破门前一道苔。入门闻笑语,燕归来。玉簪花碎美人怀。东风峭,还忆去时栽。琴调几分谐,新人兜不住,旧人猜。一腔花气展书才。争知道,花底有人挨。

七篇卷首题词词分别出于《迦茵小传》《玉雪题痕》《红礁画桨录》《橡湖仙影》四篇小说。其中最出名的是《迦茵小传》,不仅因为故事本身,还因为林译《迦茵小传》和1901年杨紫蹸(蟠溪子)、包天笑(天笑生)译的半部《迦因小传》,对于原著关于迦茵未婚生子内容的取舍差异造成了公案④。小说女主人公迦茵与亨利邂逅。亨利为迦茵攀上危塔取雏,不意坠下,身受重伤。养病期间,二人情愫暗生。因亨利家中需要丰厚的嫁妆摆脱困境,迦茵被迫远走它乡。后值亨利新婚,迦茵的丈夫因为忌妒要杀亨利,迦茵乔扮亨利,终于替他而死。韩洪举在谈及《红礁画桨录》时认为其“情节与《迦茵小传》有些类似,也是讲女主人公为成全情人所做的自我牺牲。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婚外恋的悲剧。少女毗亚得利斯钟情于一位有妇之夫,尽管她的情人与妻子感情不和,但却不能离婚。于是,毗亚得利斯`深于情而恪以礼,爱而弗乱',法律又无一夫多妻之条,终为保全情人名誉而毅然殉情”⑤。《玉雪留痕》的女主人公奥古司德因轮船沉没,与大书商米仁流落荒岛。米仁临死前决定改立遗嘱将财产归其侄幼司透司继承。岛上无纸笔,奥古司德慨然以玉背为纸,在其上黔字书写遗嘱。后奥古司德获救,终于帮助幼司透司争取到遗产,患难中两人结为秦晋之好。《橡湖仙影》则讲述了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安琪拉美貌而学富五车,她与阿塞两情相悦私定终身。不料遭到父亲极力反对。阿塞郁郁离去,遇到对他一往情深的佳而夫人。其时伯父乔治逼婚安琪拉,诡称阿塞已死,安琪拉为了父亲勉强许婚。后得知阿塞下落,毅然前往寻找,有情人终于得续前缘。四部小说的共同点都是以女性作为最核心的描写对象,故事情节的驱动和内心世界的描摩主要围绕女主人公进行。她们不仅美丽,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不仅深挚于情,而且具有为爱而牺牲的精神。林纾之所以被译作中的女主人公深深打动,需要借卷首题词词一抒情感,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对于此四部言情小说女主人公的情感共鸣,首先源于译者个人的身世与情性。

译者以词述情,当然是因为被书中人物深深打动。这首先在于作者本人就是

一个性情中人,而翻译此四部小说时的心境无疑增加了他与书中人物情感的共鸣与契合。

1897年“夏,林纾新丧偶,牢愁寡欢”⑥。王寿昌邀他译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信中说:“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⑦。林纾婉拒,直至听王寿昌讲述了茶花女的故事才接受。韩洪举认为,正是因为对于辞世发妻爱情的感同身受,林纾才决定翻译《茶花女遗事》⑧。林纾既是为摆脱丧偶之愁牢开始翻译小说,则其急欲在小说中寻找感情的寄托与宣泄可知。1898年4月林纾续娶杨氏。夫妻感情不错,但林纾还是坚持虚正妻之位,一直居其为妾室,其长情正如他在《冷红生传》中所云:“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⑨。

自译《茶花女遗事》近十年时间,林纾主要翻译人物传记、科普、探险、战争等作品,直至1905年才再度开始翻译至情至性的爱情小说。1905—1906两年间,林纾共发表译作15种,爱情类5部,即《迦茵小传》《玉雪留痕》《洪罕女郎传》《红礁画桨录》《橡湖仙影》。除《洪罕女郎传》外,其余四部皆有卷首题词词⑩。可见当年为茶花女动心从事翻译的那番心意,在此数部爱情小说中重新寻找到了感情的呼应。

除个人身世及翻译源起的关系,卷首题词词的出现还和林纾易感的情性有关。林纾是性情中人,易投入。林薇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前言中提到,林译小说启迪了现代的性爱意识的觉醒,其中引用陈炳堃的见解:“他是一个多情的人,他不肯见之于行动,乃发之于文章,很热情地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一类的小说,《冷红生传》、《洪罕女郎传·序》是他翻译这类小说的心情的写照。”《冷红生传》中其自叙曰:

生好著书,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尤凄惋有情致,尝自读而笑曰:吾能状物态至此,甯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也耶?

亦是自认多情之人,始能体会多情之事。据吴家琼的《林琴南生平及思想》,林纾一日讲授韩愈《祭十二郎文》,念及“呜呼!余少孤”五字,不禁泪下,呜咽不能语。师生相向而泣,五个字讲了四堂课。其易感如是。

林纾的女婿李家骥在《林纾翻译小说未刊九种》中提出,林译小说风行海内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其个性的至情至性:

林纾性格刚直不阿,性情耿直,感情丰富,崇尚气节。忠悫之诚,发于至性,勇于赴义,见不平恒愤起,故其文多为血性之作。他在青年时代,在里堂中就有狂生之称。林纾的这种至性,常常流露在他的译品里。他自述翻译小说的切身体会时说,或喜或愕,一时颜色无定,似书中人,即吾亲切之戚畹,遇难则悲,得志则喜,则吾身直一傀儡,而著者为牵丝矣。他用炽热的情怀,与小说中的人物,完全融合在一起了。1

林纾在《不如归·序》中亦说得分明,“所为悲欢者,观者亦几随之悲欢”,“明知其为驾虚之谈,顾其情况逼肖,既阅犹若斤斤于心。”《迦茵小传》卷首题词《买陂塘》序把译者的心境说得更其明晰:

秋气既肃,林居寡欢,仁和魏生,时时挟书就余谈译。斋舍临小桥,槐榆苍黄,夹以残柳,池草向瘁,鸣螀四彻,寥然不觉其词之悲也。回念身客马江,与王子仁译《茶花女遗事》,时则莲叶被水,画艇接窗,临楮叹喟,犹且弗怿。

矧长安逢秋,百状肃瑟,而《迦茵》一传,尤以美人碧血,沁为词华。余虽二十年庵主,几被婆子烧却,而亦不能无感矣。为书既竟,仰见明月,涉笔窗前,却成此解。

事隔多年,林纾犹记翻译茶花女故事时,周遭景色虽美,却无以排遣感于书中情事的凄婉惆怅。时至今日,再译迦茵小传,更为之动心动容,所谓“几被婆子烧却,而亦不能无感矣”。则其用心用情之深可知。一个投入的至情至性的译者,被至情所打动而出之于词,也就可以理解了。

韩洪举认为,“1907年之前,林纾把主要精力放在译书事业上,故翻译了大量译笔精彩、生气勃勃的小说作品,之后因主要精力逐渐投入到了古文方面,虽然也翻译了一些名著,如……但数量明显减少,质量亦较粗糙”12。尤其1912年以后的林译小说,其感情投入就逊色很多,正如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所指出:“仿佛一个老手或能手不肯或不能再费心卖力,只依仗积累的一点儿熟练来搪塞敷衍。”13而因为感动而抒写的卷首题词词亦就此止于此前。

二、林纾用卷首题词词表达他对于女主人公的理解,基于他一向关注女性命运,强调兴女学,而其中女主人公正与他倡导的新女性目标一致。

1897年出版的《闽中新乐府》之《小脚妇·伤缠足之害》《兴女学》充分表达了林纾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同情。他在《小脚妇·伤缠足之痛》中愤而写道:“小脚妇,谁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许。下轻上重怕风吹,一步艰难如万里。左靠嬷嬷右靠婢,偶然蹴之痛欲死。问君此脚缠何时,奈何负痛了无期……指既破,跟且裂,足心染上杜鹃血。奉劝人间足莫缠,人间父母心如铁,听侬诉苦心应折”。14这如谴责溺女的《水无情》,虐婢的《灶下叹》等,无不表明林纾对于女性的关怀由来已久15。

虽然林纾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持保守派的立场,但他自1897年的《闽中新乐府》就已经鲜明地提出了维护女性权益的主张,并且一以贯之。他对于兴女学格外重视。《兴女学·美盛举也》一诗即可为证16。十年后,他在《红礁画桨录·序》中提出:“倡女权,兴女学,大纲也”,“婚姻自由,仁政也。苟从之,女子终身无菀枯之叹矣。要当律之以礼。律之以礼,必先济之以学;积学而守礼,轶去者或十之二三,则亦无惜尔。”“故欲倡女权,必讲女学,凡有学之女,必能核计终身之利害。知苟且之事,无利于己,唾而不为,而其保傅又预为白其失,即所谓智育。”继

续申言兴女学的重要性。

林纾对兴女学者十分推重。有词《齐天乐》“一襟天宝年间恨”赞兴女学的杭州惠兴女士,中有“地下冤忠,人间酸泪,黯到无情飞絮”句。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五亦云:“杭州惠兴女士,以身殉学,天下悲之。田伶际云摭其遗事,排为乐府,座客有欷歔泣下者。琴南曾赋《齐天乐》云云。翼日田伶得其词,设宴以谢”17。则林纾不改初衷,始终倡导兴女学一事,可知一斑。

据林纾女弟子王芝青口述《我的绘画老师林琴南》回忆道:

林译小说风行民国初年的文坛,先生名气很大,国内外许多人慕名想拜他为师,都被他拒绝了。但他收的学生中女学生竟占大半。在清政府倒台不久的中国社会里,当时的社会名流学者象他这样大胆收女学生的,可屈一指的了。这与他重视女子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曾写《兴女学》一文表达这一思想。18

林纾不仅招收女弟子,身体力行实践兴女学的目标,他还曾为落魄潦倒的赛金花写下《子夜歌》,自序云:“己未六月为高子益招至西站小园,树影中见某校书,即庚子乱中为某大酋载入西苑者也。”郭则沄《清词玉屑》卷六曾说:“瓦酋以(赛金花)事撄遣,赛复流转章台。林畏庐于酒间见之,伤其憔悴,为填《子夜歌》一解云云。”19林纾藉词对赛金花的命运深表同情。这不仅是一个个案,其中很可以看出林纾对于女性的关注不论出身,而且说明他习用填词为工具,表现与女性内容相关的社会文化题材。

《迦茵小传》《玉雪留痕》《红礁画桨录》《橡湖仙影》四部小说中的诸位女主人公均是富有诗书气自华,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女性。《玉雪留痕》中的奥古司德著有小说《誓言》,《橡湖仙影》中的安琪拉更是精通希腊文。在某种程度上,她们与林纾的女性观不谋而合,这也是他与小说中人物情感契合的基础。对于她们的情感认同则基于林纾对于女性情感的人性理解。纵观七首词中歌咏的五位女主人公,迦茵未婚先孕,佳而夫人是第三者,安琪拉悔婚,毗亚得利斯面对的是婚外恋。林纾不仅没有用封建伦常之理抨击她们,反而为她们的至情至性而吟咏,为她们对爱情的自我牺牲而倾服,为她们的伤心断肠而伤感。1902年,林纾在《露漱格兰小传·序》记其译茶花女时“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士夫,而士大夫中必若龙逄、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竞。”1906年在《红礁画桨录·序》中更为女主人公的婚外情辩护道:

难者曰:君言积学者能守礼,若书中之毗亚得利斯,非积学者耶?胡为亦有苟且之行?曰:人爱其类,男女均也。以积学之女,日居荒伧中,见一通敏练达者,直同日星鸾凤之照眼,恶能弗受?爱而至死,而终不乱,谓非以礼自律耶?文君、相如之事,人振其才,几忘其丑。文君、相如,又皆有才而积学者也。中国女权未倡之先,已复如是,矧彼中有自由之权,又安禁之?

可见,林纾作为译作者对于作品中的人物无论于理于情,都有着更为人性化的深刻同情和理解。这也是他能够为她们作词而情深款款的前提。

三、词是代言女性情感最习用的传统文学样式。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曾说:“林纾译小仲马的《茶花女》,用古文叙事写情,也可以算是一种尝试。自有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20一方面可以看到林纾对古文功能的开拓,同时正是因为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以古文为序议论说明之外,在需要特别表情的这四部小说卷首题词中,选择了以言情为己任的传统抒情文学体裁———词。词的主要内容离不开离人思妇,相思迢递。词的风格婉约,较诗阴柔细腻而深入内心,带有女性文学的取向。这七首卷首题词词在内容与形式上均十分和谐,总体上的美学特征依然是词传统的含蓄典雅的风格。从形式来看,以长调为主。除《橡湖仙影·咏佳而夫人》是《小重山》二首,其余分为《摸鱼儿》二首,《齐天乐》《烛影摇红》《解语花》各一首。这显然是为了与小说故事的叙事特征相结合,所以选择了长调,以便在长调中取得片段叙事和抒情的充分结合。从吟咏对象来看,所咏皆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对女性命运的普遍关注,正是林纾理解女性、同情女性、为女性用情,乃至用词抒写其情的思想基础。而词,自其发生开始,就是以题写女性为主的,是表达女性情感最习用的文学样式。林纾在这里要描述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情事,所要表达的,也正是对于女主人公的理解和共鸣,所以用词来撰写此四部小说的卷首题词,从体裁与内容上来说都是合适而自然的。

此前林纾未曾尝试以欧西事入词,但以古诗表达时代内容则早已为之。1897年12月,林纾在福州印行《闽中新乐府》,其中充分表达了对时事倡导新政的看法,如振兴家国、兴女学等等。1900年客居杭州时,林万里、汪叔明二人创办白话日报,林纾为其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可见林纾对于用旧体裁表达新内容新思想并不墨守成规,并且早有尝试。何况林纾对词一向有所研究。据林薇《林纾选集·文诗词卷》前言中所引林纾《冷红斋词剩·灯昏镜晓词跋》:

生平瓣香草窗、樊榭,乐其幽悄凄清,似哑觱篥。然每成一解,辄至数日。21

则其对于词的用心可见一斑。当林纾在需要抒情以描写女性情感和女性生活时,首先选择了词体来题词,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七首卷首题词词以欧西事入词,词中的主人公不再是中国的传统女性,一变为金发碧眼的西方女性。故事不是中国的才子佳人,而是哈葛德的言情小说。读过小说再看题词词,每篇自是别有会心。如写迦茵,则以“碧潭水、阿娘曾蘸桃花影”暗示其曾经的母亲身份,“秋魂一缕,印上画中镜”是婉言她的憔悴。写奥古司德,“凉波却吹浪蕊。但苍云四卷,沙际孤屿”言海轮沉没,流落荒岛;“鰂墨浓

镌,鹅黄嫩咽,争说因郎辛苦”是言其以背黔写遗嘱,林纾曾在此评为“此字既黔,一生之义卓著矣”。写毗亚得利斯,则极写其作为第三者的执着与心痛,“恨事填胸渐满,数今生,伤心未半”是写恨,“天际书来,书词能做冬心暖”是写思,“蝶乖蜂蹇,愔愔地,怪底万愁都键”写婚外情所承受的压力与流言。写安琪拉,则以“荡林光,半湖新水,画楼侵晓微雨”关合“橡湖仙影”,“谁见觑,歌舞地,天涯也有鸳鸯浦”则写安琪拉苦候之时,阿塞正和佳而夫人在马德拉岛生活。写佳而夫人,则以“去时追想乍来时。空留得,栏外海云飞”,“东风峭,还忆去时栽”,想像她自阿塞去后的失落与芳心寂寞。

七首词所题写的虽然是欧西小说,但词中选取的情事皆为历来词中所习见,即从女子的角度出发代言其念远伤怀之情,无非相思迢递,忧愁暗恨,基本上没有超越传统内容和传统意象。词中蕴含着种种不同的故事情境,但都隐括在人物的情感之内,或者虚写,或者将整个故事中最动人的片段一笔带过,举重若轻,而浓墨在于其给人物造成的纷扰情感。所赋词主要是写情,叙事是次要的,既有故事的局部说明,也并不显得突兀,而是和词中人物的情事浑然一体。小说中复杂任性的种种纠葛在词中作为背景,以虚笔出之。词中只写女子情态,或病中怀思,或倚楼远眺,或闲愁苦闷,其表现方式皆为传统意象。在词中表现的片段经过选择十分符合词境,再加上林纾优雅的词笔,文字表达上完全符合词的婉约与情致,看不到西事对固有传统文学形式的破坏和影响。同时诸家的翻译小说题词词则不能尽如林纾词之优美。如金一在《读〈八十日环游记〉》中写“三大名洋四大洲”、“一般守着伦敦晷”,金为《齐天乐·玉雪留痕题词和补柳翁》“爱国非吾事,判料理,缠绵歌哭,为情甘死。便令刳心喷热血,脔肉一丸而已”等2,均过于拘泥于故事情节,不能避实就虚,而使表达殊无美感。

林纾以古文翻译欧西小说,与用卷首题词词吟咏小说人物,都是新旧文化的交融表现。林译小说的卷首题词词倡一时风气之先,不仅1906年译作《阱中花》卷首题词有拌斋《满江红》,就是其他作者创作的传奇小说亦沿此例。同年吴梅作《风洞山传奇》,《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卷》记其卷首题词有长洲痴石《秋宵吟》,青溪慧珠、黄摩西《洞仙歌》各一,金一、黄摩西《金缕曲》各一。则卷首题词词实为一时文坛风气。林纾却在开风气之先后,仅为1905年与1906年两年间的四部爱情小说卷首题写了题词词。这种机缘正在于他个人的情性、对女性主义的关注和张扬、对女性人性人情的理解与同情,在与哈葛德四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取得极大的情感共鸣后,有急于表达的需要,其抒情的必然和为女性主义作张本的初衷与词的本体特征不谋而合。林纾在具体词作中以欧西事入词,固然是创新,增加了词体的功能,但因为他充分维护词在艺术本体上的意象追求和形式美感,所以在其笔下,我们看到了最大可能地完成旧形式对新内容的诠释的成果。

注:

①19[清]尤振中、尤以丁《清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948、949页。

②21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7页。

③18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页。

④关于《迦茵小传》两个译本的公案和其中引申的社会价值,参见沈庆会《谈〈迦因小传〉译本的删节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70-73页)、郝岚《被道德僭越的爱情———林译言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和〈迦茵小传〉的接受》(《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第64-69页)。

⑤⑧12韩洪举《林译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43、85页。

⑥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⑦杨荫深《中国文学家列传·林纾》民国五0九,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486页。

⑨林纾《畏庐文集》,《民国丛书》第四编94册,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25页。

⑩1905年至1906年间,林纾共译爱情小说计五部,《洪罕女郎传》尽管有一篇声情并茂的序文,却未曾有题词词。序中,林纾虽将洪罕女郎与茶花女、迦茵相提并论,但在极力赞赏洪罕女郎人品才品的同时,却最终没有被她感动。细究其中情节,迦茵、奥古司德、毗亚得利斯、安琪拉莫不为爱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迦茵为爱远走,最后替爱人就死;奥古司德忍痛在背上黔下遗嘱;毗亚得利斯殉情而死以全爱人名节;安琪拉误以为爱人死后仍痴心不改,千里寻夫。她们的故事都深具中国传统女性对于爱情、对于夫纲的无条件奉献。当然,这些情节除了所谓的纲常伦理、传统女性美德的认同之外,本身也带有更浓重的悲情色彩。洪罕女郎亚达虽然爱情一度受阻,但始终和父亲、爱人并肩作战,最后一切美满,如朱羲胄述编的《春觉斋著述记》卷三“书录下”中所云:“贫士适获意外之金”、“女卒归之,成佳偶焉。”(朱羲胄《春觉斋著述记》卷三书录下,《民国丛书》第四编94册。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41页)。洪罕女郎虽然亦是林纾心中的理想女性,但其故事的悲情远不如其他四种小说“缠绵悱恻,亦极哀艳”(朱羲胄《春觉斋著述记》卷三书录下)那样从情感上足以深深打动林纾而为之作题词。

1《林纾翻译小说未刊九种》前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钱钟书等著《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5页。

14冯奇《林纾评传·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15关于这一问题,参见罗列《翻译与性别:论林纾的女性观》(《社会科学家》2007年3月第196-199页)。文中对林纾“废缠足,兴女学”、“婚恋观”、“女权观”有关的女性观进行了探讨。

16《兴女学·美盛举也》:“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华人轻女患识字,家常但责油盐事。夹幕重帘院落深,长年禁锢昏神智。神智昏来足又缠,生男却望全先天。父气母气本齐一,母苟蠢顽灵气失。胎教之言人不知,儿成无怪成书痴。陶母欧母世何有?千秋一二挂人口。果立女学相观摩,中西文字同切磋。学成即勿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西官以才领右职,典签多出夫人力。不似吾华爱牝鸡,内人牵掣成贪墨。华人数金便从师,师困常无在馆时。丈夫岂能课幼子,母心静细疏条理。父母恩奇教亦齐,成材容易骎骎起。母明大义念国仇,朝暮语儿怀心头。儿成便蓄报国志,四万万人同作气。女学之兴系匪轻,兴亚之事当其成。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

17据《清词纪事》载,张璋、黄畲《历代词萃》记:“惠兴女士瓜尔佳氏,杭州旗官某之妻,光绪戊戌新政,惠兴自立女学,颇具规模。及政变作,仍独立支持,前后数年毁家倾产,孤立无助。不得已上书将军苦请补救,服毒毕命。后得杭郡同乡京官请表扬,奉旨建坊。北京女学报闻而宣传,特约田艺员排演新戏。田饰惠兴女士,激烈动人。临场募款,集近万金,交杭绅贵林,重建惠兴女学,建坊立碑。后女学虽改名,而惠兴路其名尚存。”([清]尤振中、尤以丁《清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947页)

20胡适《胡适文集·胡适文存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215页。

2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96、599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责任编辑:徐永斌

浅析林纾之翻译选材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5e4580178.html, 浅析林纾之翻译选材 作者:范荣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20期 摘; 要:林纾的翻译在晚清翻译运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林译的数量还是其影响力都堪称晚清翻译史上的奇迹。对林纾翻译的研究多集中在其翻译策略或翻译手段的选择,其实林纾对翻译作品体裁的选择也是全面研究晚清翻译运动不可缺少的内容。林纾对小说这一体裁的执着受制于内外动力的驱使,这样的选择虽然局限了当时国民对西方文学的全面解读,但却使得其顺利进入晚清读者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晚清翻译运动的兴起。 关键词:林纾;翻译选材;内外合力 作者简介:范荣(1976-),女,汉族,重庆市人,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翻译与文化、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2 1.引言 作为晚清小说翻译运动中杰出的翻译家代表,林纾以其巨大的译本数量及广泛的译作影响堪称第一人。据统计,晚清纯文学作品的译本大约为300-400种左右,而林纾的作品即使以最保守的计算也有180种之多。基于林纾对晚清翻译运动的杰出贡献,后世学者对其译作研究颇多。然而,学者们大多关注其“归化”的翻译策略及“删、减、改”的翻译手段,而鲜有讨论在翻译过程中林纾为何对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执着的选择和偏爱。众所周知,林纾的翻译发生在晚晴这一“翻译之社会功能高于文学功能”的特殊时期,因此,探讨林纾及当时整个晚晴译界何以将“开启民智”这一重任施以小说——这一从问世以来就一直备受中国史家轻视的文学体裁是完善对林译小说甚至整个晚清翻译运动研究的有益尝试。 2.林纾之翻译选材 1897年是林纾人生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位完全不识外文的落第举人与魏翰、陈 家麟等曾经留学海外的才子开始合作翻译了域外小说,而且凭借引起巨大社会反响、造成“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让自己奇迹般地走上了自己辉煌且短暂的翻译生涯。 林纾一生译作丰硕,在经过历代学者锲而不舍的努力考证下,我们对其翻译作品的数量及类型做出了基本清楚的统计。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纾的翻译》里著录了林译作品184种;1982年第六期的《读书》连燕堂撰写了《林译小说有多少种》将其翻译作品数目更正为183种;1991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林纾的翻译》,其中马泰来先生在所编的《林纾翻译作品全

2020年评价林纾 [林纾翻译思想评价]

林纾翻译思想评价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纾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开拓者,与严复齐名。他合译了《黑奴吁天录》、《茶花女》等多部西方小说。 林纾(1852-1924),福建岷县人。林纾出生于普通家庭,父亲是小商人。但林纾志存高远,可惜仕途坎坷。31岁中举,后七次考进士。 林纾所处时代,中国正在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西方列强瓜分对方。林纾的爱国思想贯穿于其翻译思想之中。时过境迁,但是对林纾翻译思想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评论家们对其思想亦是褒贬不一。 首先,林纾讲究翻译作品的救世功能和启发民众智慧的作用。林纾深受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影响,倡导多译小说。他指出国外作家多靠小说启发民众智慧,因此要大量介绍小说,发展翻译事业来?开民智?。林纾提出此点,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其一颗赤子之心。因此,使其译品的受众更广,这一点十分可贵。林纾翻译作品,有其爱国救世的崇高目标。并从这一目标出发,选择翻译作品的类型。林纾多选择西方小说进行翻译,便更加专注和专业。因为译者即使拥有良好的双语能力,但是都有其所擅长的风格和领域。 其次,林纾经过长期艰苦跋涉和探索,其有关译学思想的论述都集中在翻译目的与功能上。在近代翻译家中,他是对翻译目的和功能强调最多的一位翻译家。

既强调译品要能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要求译作能够完成其所肩负的任务。而林纾的翻译目的就是爱国与救世。林纾认为救国要靠?实业?,因而在他的译品中也关注对兴办?实业?思想的宣传。 然而,首先,林纾的翻译思想并未形成体系和框架,而只是在其译品的译序和后记之中有所涉及。即使他提出了注重翻译的目的和功能,但是其并未将其系统化,形成翻译理论框架体系。其在翻译思想上贡献也不及严复。 其次,林纾过分注重其因译文中救国思想的宣传,对原文的内容则是有删有减,这一点没有达到对原文忠实的要求。《快肉余生记》(《大卫科波菲尔》)是林纾最满意的译作之一。1981年商务印书馆林纾版重译本字数为27万,而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庄绎传译本字数为80.6万。从这一数字就可看出其中删减了多少内容。 再次,林纾和译了数量最多,且最集中的西方文学作品,这一点无可比拟。但实际,林纾一生却并未出国门一步,不懂得外语。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应当具有较好的双语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原语内涵。把握原文的语言结构和表现手法等等。如果不懂原文,而是经过他人转述,其中便会丧失很多原语所要表达的内容,或语言形式上的美感。同时,他人在转述是并非能够完全将原语表达内容和形式解说清楚,第二 人在通过转述进行翻译,一定会与原文差距拉大。

林纾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钱锺书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1]。“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2]。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3]。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4],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堂·吉诃德说阅读译本就象从反面来看花毯(es como quien mira los tapices flamencos por el reves)[5]。“媒”和“诱”当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6]。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

浅谈翻译家严复和林纾

西南大学本科生课程论文论文题目:浅谈翻译家严复和林纾 课程名称:翻译文化史 任课教师:孟凡君 专业:英语 班级:语言文学2班 学号:222009322210097 姓名:邬驰倩 2011 年12 月25 日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制

浅谈翻译家严复和林纾 邬驰倩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讨论了近代翻译史中比较重要的两个代表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随他们的生平进行了简要介绍,对他们的译著进行了简单分析,并且进行了比较。严复和林纾作为近代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想先锋,值得我们的肯定和赞扬。 关键词:翻译家严复林纾对比 引言 翻译在我国历史悠久,周王朝时期就有了翻译机构和译员职称的记载,当时所谓“象胥”就是指现在的翻译。当时的翻译多为口头翻译,大规模的文字翻译始于汉代,直至宋元时期,大多是对印度佛经的翻译。这一时期虽然翻译质量,数量都有所发展,但是文化交流局限于东方邻国。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等的到来,西文翻译有所发展。当然,一直到鸦片战争,西文翻译的文本几乎全部为宗教神学和自然科学。 近代中国,从1840 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辛亥革命期间,中国人受到了洋枪、洋炮的攻击,以及洋文、洋教的冲击。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都比中国要先进,于是当时的翻译家们迫切希望通过翻译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译介给国人,使其开阔视野,革新思想。近代中国对西方知识的译介,严复和林纾这两位伟大的翻译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便有“译才并世数严林”的称誉。 1.严复和林纾生平简介 1.1 严复生平 严复于1854年出生在福州南台的中医世家。 1866年,严复父亲病逝,于是他放弃了走科举“正途”。后考入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

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

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 清朝末年,一个精通古汉语却不懂外文的文人,靠别人的口译,用文言文笔译了《茶花女》等近一百多部欧美小说,为当时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接受西风欧雨的窗口。这个人就是林纾。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闽县(今)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

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他一生共翻译了英、美、法、俄、日、德、西班牙、比利时、娜威、瑞士、希腊等国小说180余部,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大小仲马、狄更斯、易卜生、司各特、雨果等众多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小说在当时的读者中曾产生了极大的形响,是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学到中国的第一人。“译才并世数严、林”,林纤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是与严复齐名的人物。鲁迅小时候就是林纤译作的一个极为热心的读者。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爱好的一种读物。”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就深受林纤译

林纾翻译的得与失

浅析林纾翻译的得与失 摘要: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也是我国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最多最集中的人,享有“译界之王”的美称。在二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他一共译书180 多种,达1000 万字以上,其中绝大部分为小说,囊括了英、法、美、俄、日本、西班牙等11个国家90 多位作家的作品。林译小说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学翻译史的新时代,而且深深影响了中国国民,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由于他自身水平的有限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林译小说也常被人们所诟病。本文主要分析林纾翻译的不足与可取之处。 关键词:林纾;文学翻译;小说; 林纾(1852-1924),字琴南,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也是我国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最多最集中的人。在二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他一共译书180多本,其中大部分为小说,包括英、法、美、俄、希腊、西班牙等11个国家90 多位作家的作品,世人把它们命名为林译小说。林纾的翻译作品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改变了中国人对外国文学的看法,而且促进了中国文学的革新。 1899年,林纾翻译了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从而掀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文学翻译高潮。在之后的20余年中,林纾以很快的速度,较高的质量,翻译了180多本文学作品,其中较著名的有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欧文的《旅行述异》等等。由于林纾自己不会外语,所以必须跟他人合

作才能进行翻译。他人口述情节,林纾以极快的速度用文言文笔述出来。这种翻译方法,使得林纾的翻译速度非常快,在短短20年间,竟译出了180多本文学著作(张俊才,1992)。这个数量,至今仍然无人能比。但是,这种翻译方法,有很多不足之处,这些缺点成了人们攻击林纾翻译的主要目标。 林纾的翻译,虽然有很多的不足,但它们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讨论林纾翻译的优点。 第一,近代中国人缺少世界常识,他们对于欧美人总是以一种异样的眼光去看,不是称他们为蛮夷,就是称他们为高超的人种(巴金,1989)。所以,中西之间,总有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壑。通过林纾所翻译的多部小说,近代中国人才知道西方人同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19世纪末,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复曾说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陈衍在《林纾传》中说道“《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所见未见,不胫走万本”(钱钟书,1981)。这些都说明《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当时的流行。通过这部小说,近代中国人发现,西方社会跟中国的社会,竟然有许多相似之处。顾燮光称《巴黎茶花女遗事》堪比《红楼梦》,这充分说明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和了解西方社会(钱基博,1989)。 第二,以前的中国文人,不仅看不起小说,而且看不起小说作者。所以许多有名气的作家绝不会去写小说,写了小说的也绝不以真姓

林纾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 —— 钱锺书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 《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 十六字: “囮,译也。从 ‘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 ‘囮',读若 ‘譌 '。”南唐以来, “小学”家都申说 “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 ”,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 “诱”,“譌”、“讹”、 “化”和 “囮”是'同一个字 [1] 。“译”、 “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 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 “虚涵数意 ”(manifold meaning) ,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 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 “化 ”。把作 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 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 “化境 ”。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 “投胎转世 ”(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 ,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2] 。换 句话说, 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 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 经过翻译似的 [3] 。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 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 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 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 [4] ,这是很 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 和走样的地方, 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 那就是 “讹 ”,西洋谚语所谓 “翻译者即 反逆者 ” (Traduttore traditore) 。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 “翻 ”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 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 论》:翻也者,如翻锦绮, 背面俱花'旦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堂吉诃德说阅读译本就象从反面来看 花毯 (es como quien mira los tapices flamencos por el reves)[5] 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 彻底和全部的 “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 “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 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 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 读原作。 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 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 向往, 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 引起了胃口, 可是没有解馋过瘾。 他们总觉得读翻译象 隔雾赏花, 不比读原媒”和“诱”当然说 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 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 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 引 文学因缘 ”[6] 。

浅析林纾和林纾的翻译

东西方文化关系 课程论文:浅析林纾及林纾的翻译 学号:A0839001 姓名:陈杰 浅析林纾及林纾的翻译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从古到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翻译思想及理论层出不穷,关于翻译的标准也不一而言。就翻译

本身而言,一般的翻译人员无需有复杂的翻译思想,只要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境外作品,用通达、符合本民族文化的要求的语言描述即可。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翻译活动千百年间从未停止,但是翻译这门职业并未获得世人应有的尊敬,也并未承认他在文化交流中应有的价值。若单从翻译学科的角度讲,原作与译作的等值、可译与不可译性是翻译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随着时间和文化的发展,近代西方翻译理论也各持己见。彼得.纽马克在《翻译教程》 中这样描述翻译:什么是翻译,在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将原作在文本里的表达的含义通过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但林纾的翻译若只单从翻译学科的角度看,是不能够用翻译标准来衡量其成功或失败的。林纾的翻译与他所在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所以只能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林纾个人和林纾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活动前后可大抵分为两个时期,辛亥革命之前,与辛亥革命之后。林纾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新旧历史交替时期,社会本身处在变革的年代,且自身政治腐败,经济科技十分落后,面临着外国列强的经济文化的双重侵略。林纾作为一个受过封建 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思想中有进步的东西,也有落后的东西。 《闽中新乐府》是林纾公开发行的第一本诗集,诗文通俗易懂,号召民众反帝救国,对封建科举制度和教育方式十分不满,因林纾生活贫苦,在他的作品里很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疾苦,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林纾鲜明的民族思想。与维新派不同的是,他不但主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 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林纾,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举人,官教论。工诗古文辞,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於时。复肆力於画。山水初灵秀似文徵明,继而浓厚近戴熙。偶涉石涛,故其浑厚之中颇有淋漓之趣。其题画诗云:“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意独饶山水味,何须攻苦学名家?”花鸟得其师陈文台之传,淡墨薄色,神致生动。晚年居北京,求者多以山水,而花鸟则不复作矣。著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跋及小说笔记等。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别属冷红生,1852年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孰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译书。 林纾起先再三推脱,最后才接受了这一请求。《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在之后短暂的27 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

林纾翻译研究新探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2期(总第119期) JOURNAL OF FUJ IAN NORMAL UN IV ERSIT Y (Philos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 No 12,2003G eneral ,No 1119 林纾翻译研究新探 林佩璇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摘 要:林纾及其林译小说一直是中国文坛的热点话题,但对他的译作持否定态度的人很多。笔者拟用新世纪的新的翻译理念从翻译态度、归化与异化倾向以及他的译文与变体翻译的关系三个方面来审视这位翻译界的前驱及其译作。 关键词:林纾;归化;异化;变体翻译 ΞΞΞ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3)02-0096-05 林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翻译史上非常典型的人物。他自幼嗜书如命,熟读《史记》、《左传》、《汉书》及唐宋名家作品,练就了一手优雅、凝练的中国古文文笔。更得世人称道的是,他不谙外文,却借他人之口、用娴熟、精湛的古文为国人翻译了180余部的西洋小说,于清末民初风靡一时,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学开辟了道路。 中国文学界对林纾的研究在80年代曾经比较热闹,其中许多文章围绕林译小说而作,但褒贬不一,莫衷一是。近的一二十年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这一话题。近几十年来,中国译界引进外国论著及观点,在译学观点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译论方面也比先前丰富了许多,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新世纪以新的翻译观来重新审视这位充满矛盾的人物。 译书是一项爱国实业 综观中国几百年的翻译史,大多数翻译家并非纯粹从事翻译,而是多项工作兼而有之,在他们丰硕成果的背后总有一种信念在暗暗地支持着他们。林纾一生爱好琴棋书画,著有小说、史传 不下百种,译书180余部,那么,在短短的20 多年里,是什么信念支持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译出数量如此可观的西洋小说呢?是他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林纾不是一名血战沙场的爱国将士,但马江战役后他奋笔疾书,向钦差大臣控告何如璋的贻误战机;为甲午海战死难将士拟写《甲午海战覆盆录》;每每与朋友商讨新政,指摘时弊……这些都无不表明了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作为一介书生的他无以报国,但又不希望国人屈服于外国的奴役,便潜心探究国人为何不能与西方人抗衡,得出原因在于“欧人日励于学”,而亚洲人“终日昏昏沉沉”(《清议报》1900年“译林叙”一文)。他认为“开民智,新亚人耳目”是当务之急。在“立学堂”、“作演说”和“译书”之间,他权衡再三,选定译书为实现“开民智”的最奏效的办法Ξ 。于是,他决心“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爱国二童子传》达旨),将译书作为他报国的“事业”。他的愿望是通过译介西方文学作品让国人了解西方社会与文化,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并奋起保家卫国。他的爱国热情形成了他的译书动机。《汤姆家事》的序跋中,他谈及自己的译书动机是“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悲怀耳。”“余与魏君同译 — 69—ΞΞΞΞ《译林序》“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 作者简介:林佩璇(1972—  ),女,福建惠安人,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收稿日期:2002-08-22

钱钟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象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有人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

林纾论文:林纾翻译和“林译小说”

林纾论文:林纾翻译和“林译小说” 摘要:林纾是晚清翻译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我国近代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林译小说”对我国很多文学家和作家起到了很大的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同时也丰富了我国文言文的表达和白话文的词汇。本文以林纾翻译的背景和特点为主要分析对象,最后总结了“林译小说”的历史作用和贡献。 关键词:林纾;林译小说;晚清翻译;贡献 林纾是晚清翻译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我国近代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林纾所翻译的多是外国文学作品中的长篇和中篇小说,且数量巨大,达180余种,涉及11 个国家的98 位作家,其中不乏名家名著,而且很多名著还是第一次被译成中文,因而林纾所翻译的外国小说曾风靡一时,使得无人问津的小说书籍一时“洛阳纸贵”,故被人称为“林译小说”。“林译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时代现象,成为一个特有事物,除了以上原因,还在于林纾特有的翻译过程和备受争议的翻译方法。林纾翻译的过程是和别人合作完成的,因为他本人不懂外文,所以他是在别人口述的基础上,经过第二次加工再译成文言文的。这样做就不免会有误译、漏译甚至是歪曲原文的情况发生。故而,林纾的翻译曾受到过后人强烈的抨击,尽管如此,“林译小

说”仍然备受晚清读者的厚爱,并对中国文学翻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林纾翻译目的和晚清翻译状况 清朝末年,中国正处于社会存亡的危难时刻,内忧外患激起了不少爱国志士的救国之心。严复希望通过翻译西方社会学著作来拯救国家,而林纾则选择西方文学来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尽管林纾在选材上会有科幻小说、侦探小说这样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作品,但其中也有不少是政治小说,“急于翻译能够开通民智、激励民气的政治小说或英雄传记”(朱安博,2009:66)。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林译《黑奴吁天录》),他在译本的《序》中强调了自己译书的政治目 的:“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原书以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生其悲怀耳! 方今嚣讼者已胶固不可喻譬,而倾心彼族者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跃跃然欲趋而附之。则吾书足以儆醒者,宁云少哉! ”(朱耀先、张香宇,2009)。 林纾在选材上多是小说,尽管当时小说的地位还很薄弱,但是当时的林纾已经认识到了文学作品对于改变国人精神面貌的重要性。对小说教育功用的强调使得小说的历史地位得到改善,从“小道”一跃进入大雅之堂。为了开启民智、鼓荡民气、输入新观念与新知识,政治小说、军事小说、科学小说的翻译为晚清译者所追求。既然精英知识分子推广小

钱钟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7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像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引导若干读者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有人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用胡乱猜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但是,我对林译的兴味绝非想找些岔子,以资笑柄谈助,而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

林纾译作作品

《巴黎茶花女遗事》,法国小仲马,林纾、王寿昌合译(1898-1899[9]) 《吟边燕语》,莎士比亚着,林纾、魏易合译。(1903) 《伊索寓言》,希腊伊索,与严培南、严璩合译。(1903) 《利俾瑟战血余腥记》,法国阿猛查德着,林纾、曾宗巩译(1904) 《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美国斯托夫人,林纾、魏易合译(1905) 《迦因小传》,英国哈葛德着(1905) 《埃及金字塔剖尸记》,英国哈葛德着,林纾、曾宗巩合译(1905) 《英孝子火山报仇录》,英国哈葛德着,林纾、魏易合译(1905) 《鬼山狼侠传》,即《百合娜达》,英国哈葛德着,林纾、曾宗巩合译(Nada the Lily, 1905)《斐洲烟水愁城录》,英国哈葛德着,林纾、曾宗巩合译(1905) 《玉雪留痕》,英国哈葛德着,林纾、魏易合译(1905) 《埃斯兰情侠传》,英国哈葛德着,林纾、魏易合译(Eric Brighteyes, 1905) 《拿破仑本纪》,洛加德(John Gibson Lockhart)原着。林纾、魏易合译。(History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5)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沃尔特·司各特着,即《艾凡赫》(Ivanhoe, 1905) 《鲁滨孙飘流记》(RobinSon Crusoe),英国丹尼尔·笛福,林纾、曾宗巩译。(1905年)《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增米·亚丁着,林纾、曾宗巩合译。(1905年) 《肉券》,林纾着。与魏易合译。(1905) 《女师饮剑记》,布司白(Guy Boothby)原着。(1905) 《洪罕女郎传》,英国哈葛德着,林纾、魏易合译(1906) 《雾中人》,英国哈葛德着,林纾、曾宗巩合译(1906) 《蛮荒志异》,英国哈葛德着,林纾、曾宗巩(1906) 《橡湖仙影》,英国哈葛德着,林纾、魏易合译(1906) 《红礁画桨录》,英国哈葛德着,林纾、魏易合译(1906) 《海外轩渠录》即《格理弗游记》英国乔纳森·斯威夫特,林纾、魏易合译(1906) 《拊掌录》,即《见闻札记》,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集,林纾、魏易合译(1907)《金风铁雨录》,阿瑟·柯南·道尔着林纾、魏易合译(1907) 《滑稽外史》,即《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英国狄更斯,林纾、魏易合译(1907) 《十字军英雄记》,英司各特着,魏易口译。(1907),商务印书馆出版。 《剑底鸳鸯》,英司各特着,林纾、魏易合译(1907) 《神枢鬼藏录》,阿瑟毛利森(Arthur Morrison)原着。林纾、魏易合译(1907) 《旅行述异》,英国华盛顿·欧文,林纾、魏易合译(1907) 《大食故宫余载》即《阿尔罕伯拉》,英国华盛顿·欧文,林纾、魏易合译(1907)

翻译家林纾

林纾其人(不懂外文的译者林纾) 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人。工诗古文辞,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于时。 林纾的翻译活动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标志的作品,也是介绍到中国的西洋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也正是这一译著的成功激起了林纾译介外国文学的热情,促使他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 后来他又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先后翻译了共计二百余种(说法不一),达一千二百余万字的作品,包括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希腊、比利时、瑞士、西班牙和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作家的作品,它们牢固的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属严、林”的佳话。他的译作打开了一扇窗户,使国人通过外国文学著作了解西方的社会生活,人民思想感情,人生观与价值观。钱锺书曾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 前后两个时期的翻译质量 “接近三十年的翻译生涯显明地分为两个时期。癸丑三月(民国二年)译完的《离恨天》算得前后两期之间的界标。在它以前,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在它以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钱钟书先生甚至用袁枚论诗所说的“老手颓唐”来形容林后期的翻译。 在前期的翻译工作中表现出了极严肃的态度,出现了很多精品。林纾早年翻译外国小说,重视社会效应,并不看重稿酬,翻译生气勃勃,流光溢彩,翻译的作品以名著和政治小说居多。但辛亥革命后则正好相反,他的翻译开始向末路过渡,政治小说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言情、侦探小说代替。林纾后期译笔渐失光彩,不仅文字枯燥,支离纠绕,而且不想前期那样写有序、跋、小引、例言、短评等。“后期翻译所产生的印象是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劳的手指驱使着退了锋了秃笔,要达到“一时千言”的指标。他对所译的作品不再欣赏,也不甚感觉兴趣,除非是博取稿费的兴趣。换句话说,这种翻译只是林纾的“造币厂”承应的一项买卖”。 译者主观感情的介入问题 客观要求不介入,译者不自觉介入。(翻译的过程体现着译者意识形态的参与) 林纾极力主张译者应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强调翻译的目的与教化、传播

不懂外语的翻译家林纾

不懂外语的翻译家林纾 1897年,林纾(1852-1924)夫人的病逝是他郁郁寡欢,适逢此时,他认识了从法国归来的王寿昌,后者劝林纾与他合译小仲马的名作《茶花女》以派遣忧愁。这样,不懂外语但有深厚古文修养的林纾借助于口译者的解说,用文言完成了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不料,此书出版后竟轰动一时,名扬天下。小仲马的故事固然荡气回肠,林纾的译笔也哀婉动人,因而当时有人称此书为“外国《红楼梦》”。从此,林纾一发不可收拾,一位不通外文的古文家竟成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翻译家。林纾一生共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一百八十余种,其译作在社会上广泛流产,“林译小说”也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专名。 Lin Shu, the Translator Who Did Not Know a Foreign Language In 1897 Lin Shu (1852-1924) lost his wife,leaving him in a state of grief and depression.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he got to know Wang Shou chang, who had returned to China from France. The latter managed to persuade him to co-translate Camille as a way of relieving his despondency. Lin Shu, who did not know a word of French but had an excellent mastery of classical Chinese, then finished translating the novel into classical Chinese by virtue of Wang's interpreting. Renamed The Tragedy of Camille in Pari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novel caused a great sensation and made the translator known throughout the county. The original story is heart-rending and soul-stirring, and Lin Shu's language is felicitously pathetic and touching. Hence some Chinese people claimed this book to be " an outlandish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then on, Lin Shu translated more books, and this master in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who did not know a word of any foreign language thus became the most famous translato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is lifetime, he translated altogether over 180 titles of foreign literary works, which became very popular in his time. "Lin's translation of novels" has become a special term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林纾晚年成为新文化运动最激烈的攻击者,然而他最大的贡献恰恰在于以其译作推动了近代文学的发展。“五四”时期几乎所有著名的作家都坦言曾受到林译小说的滋养,正是林纾小说使他们对外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寻求利用异国文化资源来建立新的文学。可以说,林纾最终用自己的译作使他们开始向新文学和新文化过渡,而埋葬了自己最执著的传统文学与文化。 Lin Shu, in his later years, was the most vehement critic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Nevertheless,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lies in none other than the fact that his translations propell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lmost all the famous writers active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frankly admitted that they drew sustenance from Lin's translations. It was Lin's translated novels that cultivated in them a strong interest in foreign literature and led them to turn to foreign literary source to create their transition to new literature and new culture, effectively heralding an end to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o which he was so dev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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