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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评：“24字”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认同力和凝聚力
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出了新部署新要求，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们心中的深层信念，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是行动遵循的准则。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否拥有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十八大报告用24个字，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高度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晰而凝练，不仅展现了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新认识，而且让社会公众找到核心价值观里的“主心骨”，为多元时代凝聚思想共识指明了方向。
“共识”产生“合力”，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需要最大可能地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美好前景，始终是一个鼓舞人心、振奋精神的价值理想，是一个能够凝聚起亿万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的宏伟目标。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人民首创精神的尊重，是对人民权益的保障，更是对人民平等发展权利的维护，顺应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与需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对个人价值和个人道德的普适要求，与从古至今每个人都在追求的仁爱德义不谋而合。可以说，“三个倡导”顺应世情民意，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社会共同理想和追求。
实现“三个倡导”，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如何保证自由、平等，尊重群众的创造力，如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群众的基本权利，都需要相关的法规制度更加完善和执行有力。
实现“三个倡导”，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离不开每个人从我做起，自觉践行共同的价值追求。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化为点点滴滴爱岗奉献的行动，把诚实守信、互助友爱融入到人与人之间文明交往中，在“春风化雨”中弘扬真善美，呼唤中国进步发展之“魂”。
今天，前人期待了百年的现代化之梦正在实现，对精神家园、共同理想的呼唤更加强烈。简短的24字如同一面旗帜，鲜明亮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精气神”。有理由相信，在这样的价值观引领下，必将凝聚起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人民网评：从南京的警报声中激发奋进力量
今天，2012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5周年纪念日。上午，南京全城鸣响空袭警报。这凄厉而悠长的声音，已经连续近20年在这座历尽沧桑的江南名都响起，它诉说着一个民族的深创巨痛，告慰着亡魂，更警醒着今人。
“无论你在哪里，警钟长鸣心中”，尽管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然而人们依然无法忘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南京大屠杀正是我们民族苦难史上最为沉重的一页。日寇横行，国土沦丧，人民受戮，山河残破，将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推向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千百万中国人以其血与泪，为“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百年教训留下了最惨痛的注解。
不忘昨天，才能把握今天、展望明天。75年过去，南京的繁华重现，中国的命运早已发生了历史性逆转，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13亿人怀揣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开启未来。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时刻，无论是纪念“九一八”，还是铭记南京大屠杀，对我们这样一个历经磨难的民族来说，不仅蕴含历史的启示，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今天，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繁荣的城市、崛起的工厂、林立的塔吊、绵延的车流，乃至海外媒体越来越多的赞扬，既给国人带来了空前的自信，也让一些人有些沉醉。比如，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要修改国歌中唱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要么是因为对历史的遗忘——新中国成立之初，之所以把《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国歌，毛泽东同志点出了原委：这首歌教人们“居安思危”，这其中就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全部民族苦难史；要么是因为对复杂现实缺少全面客观的认识，尤其是忽视了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看不到潜藏的风险与忧患。
民族危亡的年代，呼唤忧患意识容易理解；和平时期特别是高速发展时期，忧患意识的重要性容易被忽略。古人说，“天下之祸不生于逆，生于顺”，“国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历史上由盛而衰的教训一再警示，越是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越是形势顺利的时候，就越要头脑清醒、戒骄戒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忧患意识”成为执政者们反复提及的一个关键词。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时更是强调，正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看到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
以忧患意识重温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放眼今日之世界，我们看到和平发展已经蔚为时代主潮，但依然有暗流涌动，形势依然波诡云谲。从一些日本政客对侵略战争罪行的否认，到公然参拜供奉着南京大屠杀罪魁松井石根的靖国神社，从钓鱼岛“购岛”闹剧到南海的纷纷扰扰，我们备感中国的和平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更是任重道远。
让历史告诉未来，我们的民族总是善于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与力量。编纂《南京大屠杀辞典》、举行国际和平集会、以悼念遇难同胞作为新兵入伍“第一课”，穿越历史风云的南京正以各种方式纪念历史、企望和平。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有责任去铭记和传承历史，从苦难与辉煌的深刻启示中激发奋进力量，为几代人接力托举的“中国梦”扎实奋斗，为我们自己更为我们的民族赢得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
从“最苦金饭碗”看公务员招考的价值导向
新疆日报：端好“最苦金饭碗”还需制度配套10月13日，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具体职位表公布。虽然招录公告已经表示“岗位将向基层倾斜”，但职位表上一半岗位都加了“常年出差”、“职位需要晚上值班”等条件限制，令众多考生叫苦不迭。“这就是所谓的金饭碗？简直是史上最苦金饭碗啊！”有网友这样感慨。
2013年国家公务员成为“史上最苦金饭碗”，其实并非偶然。国家公务员考试网（https://www.wendangku.net/doc/529140233.html,/）认为，近年来，国家一直在积极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各级公务员招录中基层一线岗位所占比例都在不断提升。同时，为了减少盲目报考现象，公务员职位表说明也越来越详细，“国家级贫困县”、“工作强度大”等醒目字眼，在无形中颠覆了“一份报纸坐半天”的传统公务员形象。
“最苦金饭碗”的导向价值显而易见。一方面，岗位向基层倾斜，有助于人才培养“接地气”，通过深入基层，了解社会，接触百姓的真实生活，在基层中不断历练成长。同时，招录部门不讳言“最苦金饭碗”，有利于为虚火过旺的公考热降温，让报考趋于理性，引导人才合理分流。
不过，从以往经验来看，“最苦金饭碗”应防止两种结果。一是岗位遇冷无人问津。近年来，各级公务员招录普遍出现冷热不均现象，边远地区、基层一线的岗位往往遭受冷遇，甚至无人报考。二是应付工作难有作为。由于晋升空间狭小，晋升无望，待遇难涨，一些人挤破头考上公务员后意兴阑珊，应付工作，甚至萌生离意。
显然，无论是吓退报考者，还是出工不出力，都并非我们的初衷。因此，要想端好“最苦金饭碗”，真正遴选出有能力、有意愿到基层服务的人选，还需要做好制度配套。
首先，合理设置门槛。以往国家公务员考试中一些岗位遇冷后，相关部门主动调低报考要求，原本报名稀少的岗位人气立即上升。这恰恰说明，“冷”的背后并非因为大家不愿报，而是门槛太高报不了。对于“最苦金饭碗”来说，更要合理设置门槛。一方面，走出学历崇拜，“能本科则本科，能专科则专科”，拒绝“人才高消费”，同时，做到男女机会评定，不能以岗位辛苦之名行性别歧视之实。
其次，落实待遇保障。我国公务员队伍中，60%在县以下基层单位，92%是科级以下人员。在招录岗位向基层倾斜的同时，工资、奖励、表彰等待遇也要采取相应的倾斜措施。比如，加大低职务对应级别数，实行职级与工资等待遇适当挂钩，使那些虽然不是领导职务、但是工作出色的基层公务员也能提高待遇，从而安心工作，施展才能。
此外，拓宽上升通道。由于受到机构规格和职数限制，基层公务员晋升台阶少，更容易遇到职业的“天花板”。激发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破除“天花板”，拓宽上升通道。一方面，加大从基层遴选公务
员力度，形成“优秀人才到基层和生产一线去、党政领导机关干部从基层和生产一线来”的正确用人导向；同时，推进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将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的职级晋升进行区分管理。
四川在线：“最苦金饭碗”一碗迟泼的冷水
2013年国家14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录20339人，具体职位表终于在昨天正式公布。不过兴冲冲下载的职位表，也瞬间让不少考生“凉”了心。虽然2013年招录公告一早已经表示“岗位将向基层倾斜”，但见到职位表上众多看着都心寒的备注，很多考生一下还适应不过来。“这就是所谓的金饭碗？简直是史上最苦金饭碗啊！”有网友这样感慨。
目前，我国的公务员热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报考人数以及录取比例来看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网（https://www.wendangku.net/doc/529140233.html,/）认为，公务员热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公务员是体面工作、稳定收入以及高福利的代名词；二是，不断增加的市场就业压力；三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残留在作祟等等因素。
尽管有“史上最苦金饭碗”的横空出世，但是报考人数还是居高不下，这不得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为什么都要一窝蜂的去报考公务员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经营困难重重的大环境使然。要知道在过去七八十年代，一些当了让人羡慕的公务员为何还要毅然辞职下海呢？国家要想使公务员热降下来，实现人力资源在社会领域的合理分配，就必须积极营造出良性稳定的就业环境以及创业条件。在国外，比如美国40%的毕业生是选择进入企业，报公务员的比例不会超过10%，而其他不是自己创业，就是继续深造。邻近的韩国公务员考试非常平静，公务员并不是太让人眼热的职业。更多发达国家，公务员只是政府的“雇员”而已。
齐鲁晚报：最苦金饭碗吓跑了谁？
今年“国考”职位表上的“备注”一栏显得比往年内容丰富了不少，“常年出差”、“职位需要晚上值班”、“需常赴抢险救灾现场，条件艰苦，适合男性”等等，难怪网上会有“史上最苦金饭碗”的感慨。
如果考生是被“备注”吓退了脚步，那么大可不必去挤“国考”这座独木桥。公务员岗位原本就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清闲、高薪、养尊处优，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每年招纳的新人更是应该下放到基层，深入接触百姓和社会，在最艰苦的岗位上锻炼业务能力，培养为人民服务的能力。职业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不管是不是“金饭碗”，公务员岗位都有其本身的职责和义务，作为人民公仆，公务员需要得到的历练、需要体验的艰苦理应比普通民众要多一些，报名的考生想到这些了吗？每年涌向公务员岗位的大量优秀人才，是不是只看到了这个岗位的福利待遇、社会地位，甚至是权力？
公务员招考列出了“史上最苦”的备注，是为了让考生更加全面地了解岗位要求，也是为了过滤一批只为享受、不愿吃苦的考生。任何职业都需要能吃苦耐劳的员工，想考公务员，就别再抱怨“饭碗”苦了。
热点时评：官员晒财产两个值得品读的范本
近日，一南一北两个地方晒财产。一个是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日前向社会公布《顺德区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综合改革规划纲要（2012～2015年）》，其中规定，从明年起，凡拟新提拔为副科级以上干部，须向公众公开家庭财产等信息。一个是安徽省庐江县。12日，记者从庐江县委组织部获悉，去年开始试水的干部任前财产公示制度最近往前迈出一步：任前公示财产的范围扩大至正科级干部，并且晒财产的平台也拓宽至网络。（见13日《江淮晨报》）
近年来，不少地方试水晒官员财产，消息每每传出，都带给公众不少惊喜。的确，官员晒财产才能更好地让民众监督，取信于民。如今，民众不再满足于官员简单地晒一晒财产，还有更高的要求，比如晒财产能否制度化？晒财产能否扩展至更高级别的官员？如果官员晒财产出现造假会有什么后果？而顺德区和庐江县晒官员财产的
相关做法，或可给人们提供新思路。
首先，官员晒财产成了一种制度要求。从明年起，凡拟新提拔为副科级以上干部必须公开家庭财产信息，已写入《顺德区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综合改革规划纲要（2012～2015年）》。如果相关纲要被顺德区人大通过，就具有了法律效力。
其次，晒财产的官员级别逐渐在提高。庐州去年开始试水干部任前财产公示制度，当时要求副科级干部晒财产，如今范围扩大至正科级干部。路要一步步走，步子要敢于迈下去，从副科级到科级，从副处到正处乃至更高级别的官员晒财产；从干部任前晒财产，到现任的干部也要晒财产……逐步且有条不紊地推行，方能契合民众所期。
最后，对晒财产弄虚作假的官员应予以问责。庐江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胡邦开认为，网上公示更有利于引进社会监督。“希望有更多的市民加入到对干部的监督中来，如果他们瞒报、虚报个人财产情况，将直接影响到这次提拔任命”。只有让弄虚作假者付出代价，相关官员才不敢造假、瞒报。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有三个环节：一是公示环节，二是对申报内容进行审查的环节，三是对于谎报、瞒报行为进行惩治的环节。顺德区和庐江县的做法综合起来看已经较为契合这三点了。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应该在阳光下运行。期待官员晒财产的地方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充分，为全面铺开提供有益的范本。
新华网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释放哪些信号
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收入倍增”进程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农民收入至少应与城镇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并力争超过。
农民收入涨得快，一靠人努力，二靠天帮忙，三靠好政策。因此，只有不断改革完善和创新“三农”政策，才能为完成农民收入倍增计划添加不竭动力。
粮食直补、农机具补贴、建设高标准农田增加单产……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农民收入增速不断加快。据统计，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国31个省份农民人均收入增速全部高于当地GDP增速，并有29省份农民人均收入增速超过了城镇居民。
但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连年上涨，农民收入增长部分被打了折扣。近年来，虽然粮价节节走高，但有的农民反映，种粮越多，赚钱越薄，还不如出去打工合算。猪肉、蔬菜价格总玩“过山车”，却是“中间乐，两头苦”，许多农民没有因此受益。让种粮不吃亏、养猪跳出“猪周期”，就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支农政策。
农业是高风险的脆弱产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仍需一以贯之，公共财政要进一步向农村倾斜。例如，继续增加农业补贴的种类与数量，加强科技和农田水利投入，缩短流通环节减免流通费用。只有让农业有赚头、农民有奔头，实现收入倍增才有盼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潜力和希望也在农村。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农业现代化滞后，经济社会体制中最突出的矛盾仍然是城乡二元体制障碍明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最严重的制约仍然是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三农”搞得好、农民收入涨得快，则国泰民安基石稳固。
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正是从提高农民收入的长远战略考量发出的重要信号。各级政府应用改革的眼光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用创新的精神推进“三农”工作，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做出的一系列部署抓实抓好。
新华网评：文化强国提升人民“精神幸福指数”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十八大报告中，一条条有力的论述将文化建设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上，文化强国的“路线图”已然清晰。循着这条路径展望未来，我们看到的将不仅是国家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更有人民“精神幸福指数”的大提升。
当你和爱人牵手走进电影院享受视听盛宴时，是否知道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2011年电影产量达791部，国内票房超过131亿元？当你手捧一本心爱的书籍忘我阅读时，是否知道我国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日报总发行量已居世界第一，电子出版物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当你行走海外意外于“洋面孔”竟纷纷说起汉语与你交流时，是否知道随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仅孔子学院就已在100多个国家落户，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
类似这样的图景与成绩单不胜枚举，而这些图景的背后，则是我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时代大背景。
我们看到，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高潮，2009年首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第一次被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文化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开始打响。特别是2011年，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充足的文化供给、多样的文化服务、丰富的文化活动如潮水涌现，提供着滋养人们心田的精神养分。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经济跨越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的同时，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中国人在文化领域的追求越来越呈现出高层次、多元化趋势。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从物质、精神和社会等多个层面入手，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果实。着眼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十八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沿着“文化强国”的路线图，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必将大放异彩，并为我们每一个人共沐和共享。
新华网评：青年干部要力戒浮躁
古人讲：“心浮则气必躁，气躁则神难凝”。又到年关岁末时，每位同志都要对过去进行总结回顾，对来年进行展望谋划。这段时间，既是工作上的“关口”，也是思想上的“关口”，更是作风上的“关口”。对青年干部来说，过好这一“关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力戒浮躁。
客观上讲，大多数青年干部是积极向上、务实肯干的。但也应该看到，少数同志存在坐不住、静不下的情况，疏于工作和思考，热衷于交际应酬、迎来送往，表现得心态漂浮、作风急躁、急功近利。
年轻人有朝气、有热情、有闯劲，往往能够做出一定的成绩。但要把这些成绩的取得建立在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系统学习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对工作甘于投入、善于思考的基础上，对理想和信念矢志追求的基础上。
前不久，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青年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面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宏大理想，青年干部应充分认识到自身肩负使命的崇高和神圣，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严格要求自己。
青年干部要用理想来激励自己。苏格拉底说过：“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理想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灵魂所系，是人生前进的精神动力和甘愿终生为之奋斗的梦想。有了远大理想，人生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党员青年在入党伊始就立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这个共同理想，把党的奋斗目标、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与个人的荣辱得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了一起，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有了对理想的不懈追求，才会拥有持之以恒的不竭动力。就如前不久倒在工作岗位的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同志，“干惊天动地之事，做默默无闻之人”，用生命兑现了对崇高理想的坚守和实践。
青年干部要用学习来充实自己。习近平同志指出“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学习不仅是工作的需要，更是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需要。世界上每件事情都有机会成本，唯有读书学习没有机会成本。青年干部走得远不远，关键看学习抓得紧不紧。学无止境，学无定法，既要向书本学，又要
向实践学习，更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当前，摆在青年干部面前最紧迫、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在学习中不断充实，在实践中不断提升。
青年干部要用实干来提升自己。“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真抓实干是成长成才的唯一途径，只有实干才能造就人才，只有实干才能磨练人才。对于青年干部来说，更需要真抓实干，更需要敢于担当。在实干中经风雨受摔打，在实干中长才干见世面，在实干中处理复杂问题，在实干中驾驭复杂局面，方能全面提升各方面能力，为承担更重要的担子打下更为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青年干部要用自律来警醒自己。要加强个人修养，注重自我约束，恪守廉政纪律的处事底线。当今社会，价值多样，思想多元，青年干部要始终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守得住清贫、抵得住诱惑，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依法行使权力，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慎重对待社会交往，认真做好每件小事、管好每个小节，切实做到不该拿的东西不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办的事情不办，始终坚守高尚情操和精神家园，始终保持一身正气。
“浮躁”看似事小，实则影响深远，对于青年干部尤其如此。力戒“浮躁”，首要的就是耐得住寂寞，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从遵守各项法规制度做起，不断锻造自身的能力和水平。“打铁还需自身硬”，唯有内心沉静、真才实学、扎实工作，方能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人民网评：加冕繁华散去，关注莫言大胆往前走
“莫言，请！”在2012年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在用瑞典语介绍莫言的获奖成就后，用中文邀请莫言领奖。在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中，莫言走到舞台中央，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手中接过了诺贝尔奖证书、奖章。
在这个“王的盛宴”上，莫言完成了“加冕”——领取了本年度至高文学荣誉。莫言，这个当初“希望能靠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吃饱饭，跳出农村”的农民儿子，不仅早已改变了命运，更用他的天赋和才华，丰富了世界文学殿堂，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上留下自己醒目的中国人名字。
有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个有趣细节，在诺奖晚宴的厅外，一群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留学生唱起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在这首歌的陪伴下，莫言步入颁奖仪式的现场。从这一刻起，当天的诺奖盛宴便烙上了最为深刻的“中国印记”。“大胆往前走”具有丰富的意象，走出贫瘠农村，走进军营，走进文学创作的沃野，走出独特的莫言式创作风格，直到走进文学的收获季节，走上诺奖颁奖台，莫言一直在走，在大胆地走，其间虽艰辛，却不坠其志。莫言的今天，与其说幸运女神的眷顾，毋宁说这是天道酬勤。更需提及的是，莫言所走的这条路，也正暗合着中国走向世界的轨道，也能让人清晰看到世界主动接纳和需要中国的路径。
回顾莫言在瑞典的行程，莫言一直在言说。从在斯德哥尔摩老城的瑞典文学院演讲厅讲“故事”，到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与交流，再到领奖后的简短致辞，莫言一直在说，他的价值观、文学观，甚至他的脾性和好恶，都能从他的言说找到注脚。莫言的言说赢得了尊重，也遭遇了一定误解，甚至苛责。无论誉还是毁，莫言仍是莫言，始终淡定、从容，他所说的“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至今思来，仍值得好好品读。
这几天，也许是莫言最风光最受瞩目的时段。文学是寂寞的，文学创作是孤独的，正如有作家所称，文学注定是孤独黑夜中的芬芳。繁华终将散去，镁光灯终将移开，莫言也终将回归平静，读者所关心的是，获奖之后的莫言还能写出精品吗？他能否打破作家获得诺奖之后无力作的“魔咒”。其实，莫言已经说了，他是个农民的儿子，得奖之前是农民的儿子，得了奖之后依然是农民的儿子。“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回到书桌前，坐下来写小说。”这是一位名作家的清醒，也是一名优秀作家的抱负。
毋庸讳言，今天，文学正日渐式微，早已失去了往昔的荣光与尊崇。我们在追逐名利的路上，在为粗粝生活所裹挟的日子里，渐渐忽略了文学，这是一种现实无奈，也是一种功利化选择，毕竟文学带给我们的改变不会立竿见影。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却不能远离文学，文学不能带来看得见的好处，但能充盈我们的精神。有句话说得好，当文学存在，也许我们并不会意识到它究竟有多重要；但是当它不存在，我们的生命将会变得如此粗砺和无情。这也许正是文学的无用之用。
繁华散去，莫言仍在。生活仍要继续，在以后的每一个平淡日子里，由对莫言的关注转向对莫言作品的关注，由对莫言的研读转向关注中国作家“往前走”，由对阅读作品到培养阅读兴趣，在忙碌而功利的内心中为阅读留有一席之地，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人民日报评论：求真务实取信于民
“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中央政治局“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措施，贯穿一个鲜明的主题，求真务实；围绕一个不变的核心，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最讲究实际的。听其言，观其行。人们不仅从党章文件中评判党的宗旨，更从领导干部言行中体会党的作风。在这个意义上，如果重形式轻内容，重口号轻行动，把表面文章当门面，把轰动效应当政绩，好大喜功、投机取巧，如何服务群众，怎能够取信于民？
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问题，往往都与一些领导干部作风不正有关。群众最盼望、最拥护的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解决问题，最不满意、最有意见的是华而不实、弄虚作假、“耍嘴皮子”。想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就必须在工作中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
打铁还需自身硬。身处新的历史方位，无论是搞改革还是谋发展，我们党拥有的条件和手段都比过去丰富，但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也更加严峻。改革创新、攻坚克难，靠的是党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领导干部作风好，才会对外有吸引力、对内有凝聚力、对下有号召力；领导干部作风差，不仅损害自身形象，也会降低党的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群众疏远干部，何谈增强血肉联系、凝聚党心民心？
“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宴请华侨领袖陈嘉庚，席上只有战士们自己种的蔬菜和邻居送来的一只母鸡。在重庆，蒋介石请陈嘉庚吃饭，一顿饭就花了八百大洋。从两顿饭的差别，陈嘉庚得出了“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的判断。这件事虽然过去了许多年，但仍值得今天的人们深长思之。经验表明，以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一定能顺民意、得民心，在克服种种困难中，不断开启中国道路的新征程。
新华网评：抓作风自上而下最有力
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一致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对于保持良好的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闻之令人振奋。
作风反映理念，作风连着民心。可以说，领导干部有什么样的群众观、权力观、政绩观，就会表现出怎样的工作作风。把人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就不会心存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优越，就会放低身段，拉近距离，甘愿做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始终不忘手中的权力来自哪里、为谁服务，就能克己奉公，不谋私利，自觉抵制权力的腐蚀；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施政最高目标，就能拥有求真务实的平常心态，不急功近利，不急于求成，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实事，干出经得起时间和人民考验的政绩。
不可否认，现在条件好了，但讲究排场、追求享受、喜好奢侈的不良风气也有所抬头。特别是少数干部作风漂浮、生活腐化，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而且往往就是从坏作风开始，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腐败、走向堕落，给党的事业、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只有采取有力措施下决心改进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员干部才能对得起人民的养育，不负人民重托。
改进作风，领导干部责无旁贷。正所谓“上行下效”。一个单位、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的作风如何，至关重要。作为负责人、领头羊，领导干部作风扎实，不好排场，轻车简从，密切联系群众，往往就能形成作风优良的“小气候”。反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会助长不良作风，恶化风清气正的“小环境”。这次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不仅就加强调查研究、克服形式主义、改进会风文风、厉行勤俭节约等事项提出具体要求，并制定了检查执行情况的措施，而且特别强调，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带头执行规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央率先垂范，必将产生一级带动一级的强大推力，取得改进作风的实效。
必须看到，改进作风，既不会一蹴而就，也难以一劳永逸，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级党员干部都要对照“八项规定”严格自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监督执行本规定作为改进党风政风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常抓不懈，持之以恒。只有牢记宗旨，不忘使命，始终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把事业之根扎在人民的沃壤，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们就能以良好的工作作风赢得人民的拥护，夯实执政之基，取得令人民满意的政绩。
《半月谈》2012年第14期【半月评论】：以改革促进民间投资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同时谈到了“稳增长”与“新36条”这两个热门话题，富有深意。
温家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包括促进消费、出口多元化等，但当前重要的是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要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相关实施细则已全部出台，要抓好落实，尤其要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卫生、教育等领域抓紧做几件看得见、鼓舞人心的实事，以提振投资者信心。
今年年初，中央审时度势定下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时，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今年稳增长的压力会是如此之大。欧债危机仍在蔓延，美国经济不见好转，日本也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问题，全球几个主要的经济体需求不振，中国出口滑坡是必然的。消费提升在短期内难有“灵丹妙药”，剩下来的就只有投资了。
时下促进投资增长的动力应向何处寻找？民间资本。我国现在的银行资产超过110万亿，银行存款80万亿，其中民间积蓄有多少？根据央行报表，到2012年5月底，不算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在内的单位存款，我国光个人存款就有38万亿元。温州有一项统计显示，沉淀在民间的资本为4500亿元到6000亿元，如果按温州民间资本占浙江1/4到1/3来估算，浙江省的民间资本规模应有2万亿元左右。
由于民间偏好等因素，我国储蓄率长期畸高是事实，但是我国民间资本由于出路不畅而呈现诸多“投资乱象”也是事实。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去年7月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认为，活跃在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量达1100亿元。还有就是炒房。在股市长期低迷的情况下，楼市成为有投资意向的民间资本的主要去处，如果这类购房“刚需”得不到消解的话，楼市价格非理性上涨的压力将难以消除。
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36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2010年5月，国务院再次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为破解社会反映强烈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确保“新36奈”得到落实，国务院各部委赶在2012年7月份之前发布了“新36务”实施细则。
其实就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来说，“非公36条”的内容已经涵盖了。所以“新36条”也好，“新36条”实施细则也好，起到的更多是细化、深化的作用。相关精神要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建立相应的路径，搭建有效的平台。
许多民营企业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有些领域民企是无法与国企竞争的，即便有竞争也是在不公平条件下进行的。全国工商联曾对民间投资的困难和障碍进行专门调研，归纳出了阻碍民间投资发展的四方面问题，一是行业准入存在不少障碍，二是融资难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三是民间投资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四是民间投资的政策环境需要不断改进，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仔细分析民间资本进入某些垄断领域的障碍，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政企不分形成了相关垄断行业的天然“保护伞”；其次，一些央企的规模优势与经营历史使其形成垄断，民资很难有对等的话语权；第三，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出于对民间投资经营能力的不放心，不敢放手让民资发展。
温家宝总理说，稳增长还要与改革结合起来，用改革的办法，用市场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产业竞争力，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这些话说到了促进投资合理增长的点子上。当前要想让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到稳增长中来，光靠政府发文件表态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加快改革，用改革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和信心。
这些改革措施应包括，坚决推进机构改革，改变一些部门政企不分的现状；清除地方政府与相关部门在某些领域对民资进入设置的种种障碍，保障民企与央企竞争、合作中的平等权利；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创新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的形式，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快实施债券融资等资金筹集方式改革，为方便民资进入搭建有效平台。
《半月谈》2012年第15期【半月评论】：始终勿忘我们党的最大优势
7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作总结讲话时强调指出，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持党的一切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人长时间以来一直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看做党的优良传统之一。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党的三大作风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认为三大作风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内生活和党的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结合当时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认识毫无疑问是对的，是对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一种丰富和发展。是否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正是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最大区别。也是共产党相比国民党的最大优势。
密切联系群众说到底就是为政者要有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立场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工作方法要求为政者密切联系群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之前的政治历史经验教训的理论总结。现代政治理论也揭示。政党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政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政党执政的正当性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综观政治发展史，密切联系群众符合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革命或执政的最根本要求，哪个政党能比较好地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哪个政党便具有相比其他政党或政治势力的最大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取得的所有成就，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与这个优势分不开的。
回顾过去，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正是因为这个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胜利；面向未来，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实现可持续执政，就必须在未来的日子继续保持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保持和持续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继续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那么，如何进一步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首先，要主动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一年前，胡锦涛总书记的提醒至今仍振聋发聩。脱离群众的危险位列“四大危险”之一、执政党与革命党最大的不同，是政治地位的变化，从政权的反抗者变成政权的执掌者我们党执政以后，有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和密切联系群众的环境，同时由于党的历史方位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要防范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必须依法有效规范权力运行。
其次，要把群众路线制度化，建立保证党密切联系群众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路线更多地属于党的作风建设的范围，表现为党的工作方法之一，主要的保障机制是思想教育和整顿作风。在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被充分认识的今天，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一系列保证党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的体制机制。把群众路线从作风升华成制度。
最后，要把密切联系群众、群众路线与民主建设联系起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党内民主建设。
密切联系群众和走群众路线的实质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尤其
是改革开放后，大大深化了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认识，认识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我们同样有必要把群众路线与党内民主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联系起来，要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优势，除了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工作方法的训练外，还要本着有利于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不断继续加强各项民主制度的建设。
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我们党的宝贵资源之一，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党靠这些优势起家，靠这些优势成就伟业，也一定能够发挥这些优势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半月谈》2012年第16期【半月评论】：从耐克阿迪接连关闭在华直营厂淡看外企迁移
前有耐克，今有阿迪达斯，一些跨国公司关闭在华直营厂迁移生产线的新闻屡见报端。有人惊诧莫名，有人扼腕长叹：中国制造何去何从，世界工厂前景堪忧。
我以为应取的态度是，淡看外企迁移，坚定转型信心，再造比较优势。
多少年来，低人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是中国经济竞争制胜的比较优势，竞相比拼政策优惠构筑投资洼地是地方政府屡试不爽的招商利器。由此，我们实现了“中国制造”的崛起，赢得了“世界工厂”的声誉。
这种以廉价要素承接产业转移以低端制造参与全球分工的发展模式，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无疑有其合理性、必然性。同时，我们也当清醒，在这种挤压劳动工资、过量消耗资源换取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中国经济付出了“消费能力不足”的代价，中国社会承受了“劳工权益缺失”的痛苦。
今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快步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我们还能心安理得沉湎流连吗？中国的人口结构、劳动关系正发生重大变化，“招工难问题”或现或隐、“刘易斯拐点”初露端倪，随之而来的是长期忽略的劳动价值逐渐回升，过度压抑的员工工资明显上涨，收入分化中的底层大众开始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正是社会奋争、大众期盼的景象。为什么等到真的领略了这景象，我们却惶惑了，迷茫了？
资本天生都是逐利型、游牧型。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跨国资本获有了更为多样的资源配置选择。它们更多地转向品牌运营，而将产品逐步移交给众多代工企业，将生产基地一再转移到成本更低地区。多年来，我们凭借着低廉成本的优势，得益于全球的产业转移。
但是，这一格局不可能恒久不变，这一选择不可能一劳永逸。珠三角主政东莞的领导就很睿智：根据韩国、台湾等地的发展经验，低成本导向的加工贸易在一个地区的黄金发展周期，一般只有20年。从改革开放算起，这种经营业态在我国已经发展30多年，已到非转型升级不可的关节点上。
所以，东莞已经决然告别昨天，走上打造“全产业链”的转型征程。资本寻找更低成本、更多获利的地方，这是产业成长中的必然现象，这是市场机制中的自然选择。我们没有必要惊诧，更没有理由悲观。
何况，还有更多的资本看好中国，在继续坚守，在强势扩张，在全力开垦这一片蕴藏无限诱惑的巨大市场。更何况，不少迁移中的资本选择的栖息地还是中国，中国的中部和西部。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在30多年的高速成长中，不少地方，不少企业，已经习惯于在低成本陷阱中互相竞赛着向底线冲击，以至形成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两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飞机的故事一再上演，“血汗工厂”的社会舆论也始终难以洗脱。
如今，高耗能、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紧相联系的征地拆迁、劳资冲突和环保维权这三大社会矛盾一再敲响警钟。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现代理念深入人心，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和劳资和谐型社会，已是社会共识。
此时，有跨国资本为维持低成本将一些低端环节产能迁出中国，短期看对我们不免有冲击，长期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淡看外企迁移，就是要坚定信心，淡定应对。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农民对土地价值的认识日益深刻，社会的环境权益意识在迅速觉醒。中国制造业的最大挑战，全社会应当求解的突出难题，不是成本提升、外企迁移，而是发展方式转型、产业技术革命。留给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再造比较优势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了。
加快转型、再造优势的焦点是什么？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这创新的要务，我理解，一是提升附加值。运用新兴技术、先进文化和低碳理念提升产品的科技附加值、文化附加值和生态附加值。二是拉长产业链。从加工制造环节为主的“纺锤型”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向“哑铃型”结构拓展。三是抢占制高点。在奋力抵抗这一波金融危机的同时，瞩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
当下，以数字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涛声已经隐约可闻，我们应及时呼应，抓住机遇。比较优势可以转换，中国制造不会终结。只要它与多元拓展的市场需求相契合，只要它与不断推进的业态创新相融合，只要它与引领未来的科技变革相对接，它就依然拥有无限生机。
我们不必一再期望以压低工人的工资来维持低端制造的比较优势，不必一再想象着简单复制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全球资本潮涌而来的昔日传奇。在日益深化的全球经济平衡中，在逐步推进的收入分配改革中，我们还得从源头上解决内需不足的难题，通过政府减税、企业让利，提高劳动者所得，进一步实现利益分配结构的公平化、合理化。
从转型的视角看去，人力成本的上涨不是坏事，我们还有人力资本的开发，人口红利的消减不足悲观，我们还有头脑红利的积聚。要紧的是，我们应当着力于新的比较优势的锻造，着力于更具潜力的蓝领创新，着力于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进程，从而催生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
如此，“中国制造”必将焕发崭新的风采，“世界工厂”必将迸发更大的能量。
新华网评：地方别把“八项规定”的好经念歪了
自中央出台改进作风“八项规定”以来，各地雷厉风行，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但是，一种新的苗头也逐渐显现：有些地方把转作风做成了“面子工程”，只在“面子”上下功夫，忽视了“里子”的改变。比如，有的地方“刻意”缩短会期，“一刀切”地限定会议发言时间，“生硬”地压缩新闻报道字数，等等。
压缩不必要的会议、精简会议程序是转作风的重要内容之一，各地向“文山会海”宣战值得称道，但应注意的是，“缩短会期”是“面子”，“提高会议实效”才是“里子”。可有可无的会议，根本就不必开，更别提会期长短；真正重要的会议，根据特殊情况，适当长一点也没什么。
改进新闻报道、压缩领导同志报道篇幅，把更多版面、镜头留给群众，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一些地方把官职、级别机械地和报道字数划等号的做法还是在“面子”上做文章。新闻媒体工作者都明白，决定新闻稿件长短的唯一因素是新闻价值，不是官职大小、级别高低。
中央“八项规定”的精髓之一就是力戒形式主义，一些地方过于注重“面子”忽视“里子”，反而将转作风变成了新的形式主义。这种做法要不得，值得警惕。
新华网评：百姓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何期待
近日，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要求，要在发展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着力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体制环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继续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
纵观国务院这次批转的《意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农民增收和分配秩序等四个方面，提出了30条政策措施，并制定出相应的制度性安排。譬如：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完善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等，这不仅能缩小收入差距，创造公平正义的体制氛围，也能兑现十八所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
在收入分配改革的面前，由于身份角色的不同，关注的视角也不尽相同。作为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关注的是，用宏观视野来考量分配制度对各个群体的利益调整，以及收入分配对整个国民经济走势的影响；而作为普通百姓，更多是站在微观的视角，关注分配制度能否兑现成真金白银，切实让公众得到实惠。
毋庸置疑，《意见》的面世，意味着收入分配制度已踏上改革的征程。当然，也必须看到，收入分配改革须与国有企业、财税金融体制、行政体制、社保机制等相关多个重点领域改革，齐头并进。而《意见》只是大致框架，粗线条，这就需要国家发改委、财税部门、人力资源保障部等，组织行业内专家学者、利益相关者与普通公众，共同制定出配套方案与实施细则，以期取得预期的改革成效。
现在的问题是，尽管《意见》已勾勒出收入分配路线图，但在接下来，制定工资制度、税收制度、社保制度、国企制度等领域的实施细则与配套方案时，一些利益群体必然会想方设法予以阻挠。倘若实施细则中，以“真刀真枪”打破垄断，用财产公示让官员家底曝晒于阳光之下，凭“抓铁有痕”式的监管来歼灭富人的灰色收入，改革所面临的阻力与压力可想而知。所以，笔者期望，国家层面一定要排除万难，动真格，甚至不妨设一个“倒计时”牌，明确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时间表，以倒逼公共政策的落实和实施。
尽管我们对收入分配方案的实施与落实充满几多期许，但真正的深度博弈才刚刚开始。要想保障收入分配制度落地生根，必须架构起严厉的问责机制。不仅要进一步明确收入分配行政首长责任制，而且也应把问责范围，由省长进一步扩充到市长、县长，架构起三级问责机制。唯有明确处罚尺度，才不会让问责流于形式，保证收入分配改革不再“空档滑行”。
人民日报评论员：消费时代，如何过个好年
社会转型期，追求更体面生活的愿望，容易幻化为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容易寄望于过度的消费来实现。我们可以从春节的过度消费中，发现社会价值重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春节临近，消费市场的集结号早已吹响：抢购车票、置办年货、挑选礼品、计划出游……几乎与春节有关的每一件事都要花钱。对国人来说，春节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佳节，更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消费盛宴。
在商业高度繁盛的消费时代，节日似乎已成为刺激消费的符号。2013年新春，当欧洲的奢侈品店换上中英双语促销海报，当海南悄然调高离岛免税购物额度，在消费浪潮的冲击之下，我们也该深思：如何减少爆发性消费背后潜在的浪费？又该如何避免消费主义侵蚀宝贵的年味？
节庆浪费呼唤理性消费
新衣新帽、饺子年糕……消费，可说是春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适度消费，不仅是放松身心的需要，符合过年过节的本义，更是理应保障的权利。而于社会，节庆消费也是活跃市场、拉动内需的重要抓手，2012年除夕至正月初六，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就达到了4700亿元。
不过，这样的短期爆发性消费背后，也有巨大的潜在浪费。成桌宴席，往往剩下大半，即便是西部地区的兰州，每天也有超过200吨饭菜成为垃圾；年货礼盒，包装愈加华丽，6两茶叶要用4斤重的盒子来装。正如专家所说，消费是权利，但浪费不是；消费花的是自己的钱，但浪费消耗的是社会资源。越是喜庆祥和，或许越需要谨记公民责任和义务，在理性消费中过个好年。
在某种程度上，节庆消费的浪费，是商家的逐利冲动和顾客的面子消费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些商场趁着过年消费的高潮，整出种种口惠而实不至的促销活动，刺激人冲动消费；甚至是用过度包装提升商品档次，让价格也水涨船高。另一方面，不少人认为礼品就要包装豪华、请客就该满桌“剩宴”，否则丢面子、跌份儿。
即便供销两旺，但很多人却也有共同的感受：年味儿越来越淡了。甚至，过度消费还催生出不堪重负的“恐归族”。面对不断变厚的红包、不断加码的宴席，更应呼吁理性消费，倡导勤俭健康的过节方式。说到底，过年不是“商业行为”，更不是只有商业文化。政府也好、市场也罢，也应为公众提供更多的物质、文化消费选择，让传统节日与现代消费建立更加有机的联系，而不仅仅沦为消费的符号。
过度消费折射时代焦虑
实际上，商业社会中，消费与节庆的关系，总是“爱恨交织”。1874年，纽约梅西百货第一次在橱窗设置圣诞主题展品，从此，圣诞节也成了欧美的购物季。诚如“圣诞无购物运动”支持者所言：我们制造了太多，买了太多，又扔了太多。
而通向商业社会的路上，中国在跑步前进。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比较，2011年春节7天，中国人平均每天消费87.5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圣诞假日季每天75.7亿美元的消费纪录。一方面是农耕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变，一方面是消费主义浪潮的不断冲击，对于刚离开家、正富起来的国人，这样的节奏有些太快，甚至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来过好流动时代、物质时代的春节。面对传统佳节，一种理性、科学、可持续的消费观亟待形成。
不仅是商业性、物质性的消费。每每年还未到，各个电视台的春晚大战就已拉开帷幕，比布景、比明星、比奖品，费用飙升；各地街头园林造型不求美，但求大、只要贵，彩灯彻夜闪烁、装饰极尽华丽。春节期间，这样的文化消费、庆典消费，不仅因过度而造出“文化泡沫”，形成更多浪费，甚至让公众产生“腐败猜想”。
消费观的迷思，也折射出我们时代的精神焦虑。在社会转型期，我们还没有完全调整好认知与心态，追求更体面生活的愿望，容易幻化为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容易寄望于过度的消费来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春节的过度消费中，发现社会价值重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何定义成功、如何对待财富、如何实现自我……时代的焦虑，呼唤更为多元的评价体系、更为公平的发展环境、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以此，我们方能走出过度消费的迷思，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人民日报评论：改作风“开弓没有回头箭”
“开弓没有回头箭”。改作风，不能退也退不起，不能输也输不起，必须以壮士断腕、破釜沉舟的决然和断然，真抓实干，务求实效。
自中央提出改作风以来，各地采取了一系列相关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有部分人存在避风头的投机心理、等等看的观望心理、落不到自己头上的侥幸心理、难以推下去的悲观心理，反映出对中央抓作风、改作风的决心认识不足。应当看到，“开弓没有回头箭”，改作风不能退也退不起，不能输也输不起，必须以壮士断腕、破釜沉舟的决然和断然，真抓实干，务求实效。
把改作风作为特殊战役来“打”。改作风可谓一场真正的战斗，目前正处于初战阶段。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这就需要打好“持久战”。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风顺，必须防止浅尝辄止、虎头蛇尾，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地抓到底。这就需要打好“攻坚战”。抓作风会遭遇看似铜墙铁壁的“硬堡垒”，必须义无反顾、无所畏惧、绝不后退，以铁的决心、铁的手段、铁的纪律与之斗争。这就需要打好“人民战”。发动广大干部群众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网上网下积极互动，不断铲除不良作风滋生蔓延的土壤，让不良作风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无藏身之地。
把改作风作为自我革命来“革”。改作风必然触及深层思维、习惯做法，没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就难以改得彻底、改得干净。一要革特权的“命”。现在一些干部搞特殊耍特权，吃“特权饭”、住“特权房”、坐“特权车”，既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又损害了党的形象威信，必须下猛药根治这种行为。二要革权力过分集中的“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防止一些人滥用职权、为所欲为、以权谋私。三要革不当利益的“命”。坚决治理少数人独占改革红利的现象，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那些“房叔”、“表哥”们现出原形、受到惩罚。应切实加大对党员干部的制度约束，加强社会监督，使之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把改作风作为治病救人来“救”。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也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我们党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改作风的极端重要性，并采取实实在在的举措把改作风落到实处。从一定意义上讲改作风就是一次治病救人之举。对党员干部个人来讲，改作风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思想净化，是解决思想庸俗、思想浮躁的灵魂洗涤。党员干部应自觉照镜子、正衣冠，培育和锤炼不同流合污的清气、不放弃原则的硬气、不弄权专权的正气，守住政治生命线和道德、法纪底线。对我们党来讲，改作风不仅是应对“四个考验”、“四个危险”
之举，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之举。只有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不断增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我们党才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伟大“中国梦”。
新华网评：“先看病后付费”如何博得满堂彩
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卫生部将全面推行“先看病后付费”制度。“原来看病是自己先垫付，看完走医保报销；现在是医院垫付，病人看完病只用交自己的那部分，其余由医保部门支付给医院。此外，原来住院需要交一大笔押金，现在只用签署《住院治疗费用结算协议书》就可以直接住院了。”
面对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先看病后付费”这一制度的出台，不仅便利患者就医结算，也能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如果制度和相应措施到位，能有效增强医患之间的信任。
以往患者入院需要交一大笔押金，看病费用需患者自行垫付后再走医保报销，这对于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患者来说，这些费用会打乱正常生活，使其压力过大。有些患者更是因为无力再支付费用，而提前结束治疗。全面推行“先看病后付费”制度，必将大大减少此类悲情现象的发生。
但是，“先看病后付费”制度也似一块硬币有两面，一面要求医院认真诊治病人，另一面也对患者的诚信提出了高要求。在这项制度中，患者和医院的诚信是关键，如果医生有意给患者使用价格稍高的药品，这种以药补医的政策如何规范；如果患者看完病，出了院，没去结清费用又该怎么办等，这些问题都需严格的制度设计。
“先看病后付费”制度无疑是一项好的惠民举措，但真要贴地而行，还须有相关配套措施加以保障实施。只有这样，这项制度才能既叫好又叫座，博得满堂彩。
新华网评：小学生的无邪能否打败公车私用
前不久，北京市海淀区二里沟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栾松巍建议，让公车挂红色牌照，以便于统一管理和群众监督，遏制“公车私用”现象。这位小学生的建议得到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的认可，他们表示，小学生的建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既能提高公车使用透明度，也便于群众监督。（2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在各种监督手段屡屡失效的情况下，小学生的这个建议能否被决策层采纳，一时间竟成了网上热议的焦点。这至少说明了二个问题：一是小学生会对成人世界或者说是公权力领域的顽疾建言献策，说明公车私用在公众中的反感程度；二是一些对此问题有过深入研究的专家会认可小学生的建议，说明目前整治公车私用的有效办法还不多。
应当说这位小学生是天真的，提出的整治建议也是无邪的，但问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前些年，不少地方曾推行在公车中安装“GPS”定位系统，这比公车挂红牌严厉多了吧，但效果却强差人意。况且，现在一些地方，一辆公车配备多套车牌已不是什么秘密，参加公务活动用“红牌”，私用时改挂普通车牌。这样的公车挂红牌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再进一步讲，如果对公车私用的处罚不严厉、不到位，公众即便依据特殊标识再怎么积极地监督举报，公车还是会被堂而皇之地私用。所以，套用今年央视春晚小品的一句流行语来说，公车私用不可能会真正被小学生这条无邪的建议所打败。如果照此来整治公车私用，只可能孩子的天真被无情的现实所打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小学生无邪的建议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这就是，如何创造条件让公众很便捷地对公车私用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也是小学生建议能够得到一些专家认可的原因所在。这需要两个前提，一方面，要向社会如实公布现有公车的家底，信息缺乏、两眼一摸黑，公众的监督自然无从下手；另一方面，要大幅度地减少公车的数量，据悉，韩国首都首尔只有47辆公车,政府机关运转和公务员办公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公车数量少了，公众监督起来才能更有的放矢。
遏制公车私用，要算“经济帐”更要算“政治帐”。说到底，公车治理一直与公众的期望有比较大的差距，是因为公车改革者又是公车的受益者，治理措施难以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把公车的具体分布公开出来，把数量大幅度降下来，摆在公众面前的就是屈指可数的实实在在的公车，想要私用就难上加难。至于公众用什么手段来监督这些极其有限的公车，笔者认为，小学生能想到的办法，政府部门当然也能想到。
新华网评：“国五条”如何把房价“关进笼子里”
国务院常务会议20日出台五项调控措施，重申“调房价、抑投资、保自住”的调控方向，坚定了调控政策不动摇、力度不放松的市场信心。虽然尚未出台具体实施细则，但时隔两年重提房价目标问责制，重申房产税扩容、限购城市扩面等从严举措，再次清晰勾勒出楼市调控的新“轮廓”。
稳楼市重在稳预期，一旦形成房价上涨“共识”，往往导致购买力短期内集中爆发，引发房价飙升。去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以来，部分一线城市与部分中心城市成交量持续放大，加之房价“暴涨论”等不实信息误导，导致非理性购房现象抬头。
据中指院统计，今年春节期间，该机构监测的27个城市中有14个城市成交量上涨超过1倍，个别城市同比成交量上涨超过10倍。春节以来，个别城市部分核心区域房价出现快速上涨势头，“日涨千元”现象重现。针对量价过快上升的势头，如不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强化调控政策，有可能形成房价过快上涨并向更多地区蔓延之势。
“国五条”第一条就提出完善稳定房价工作责任制，要求各地制定公布年度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建立健全稳定房价工作的考核问责制度。现阶段，部分中心城市供求矛盾难以短期内根本解决，制定合理的房价控制目标，就是要把“房价关进笼子里”，将有效减少市场非理性现象。
“国五条”明确限购与房产税扩容，加大行政调控与市场调控叠加力度。房产税不仅能稳定市场心理，而且对大户型高端住宅、投资型购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房产税扩容，无疑将进一步引导住宅市场回归“居住属性”。针对其他非限购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现象，“国五条”要求应及时采取限购等措施。“限购令”一旦真正实现扩围，无疑将成为区域楼市的重大利空消息。
此外，执行环节的强化能够更直接影响市场。按照“国五条”要求，预售制度管理、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以及中介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都将在强化之列，这也将影响市场预期。
两会前夕出台的“国五条”，是在关键节点传递的明确信号。群众期盼决策者和实施者用更大的勇气推动转变发展方式，打破利益固化藩篱，让住有所居目标早日实现。
新华网评：“大部制”与“小政府”方向一致
本月26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根据议程，本次会议将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稿。可以预见，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大部门制将成为重要议题。
对于政府机构改革，公众关注撤并了哪些部门、人员如何安置等，这当然是机构改革必然面临的问题，但这并非大部门制改革的主要看点。衡量机构改革是否成功，并不在于撤并几个部门，而是要看机构设置是否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是否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效率提高。
十八大报告对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要求是“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大部门制是对以往改革的延续，也将成为这次改革的关键词。但大部门制并不是简单对职能相近部门“合并同类项”，更不是部门的新一轮扩权。大部门制实际上是做减法，职能部门数精简，部门权力减少和下放。只有这样，“大部制”和“小政府”才不矛盾。
大部门制改革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部门过多且职能交叉、效率低下，比如鲜花管理，按照部委分工，草本花卉归农业部管，木本花卉归国家林业局管，一个花农就要面对两个部门；二是政企不分，典型的如铁道部，既具有管理和规划职能，又有建设和经营行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因而饱受诟病。
从深层次来说，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紧密相关。实际上，机构改革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领域的权力划分。市场能够调节的尽量交给市场，社会可以承担的尽可放手让社会去做。政府的精力应更多放在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上，去做市场做不好、社会无法独立承担的事情。比如，政府要清理不必要的审批项目，减少各种经营性部门，但在有些领域，比如环保、规划、食品安全等，行政监管力量不仅不应削弱，还要进一步加强。这也是大部门制改革进程中，有的部门被撤并、有的部门却在扩权的依据所在。
当然，在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还远没有形成，政府部门承担的职能很多，部门基数很大，尤其是社会力量的培育还需要一个过程，政府部门精减掉的职能，还需要有部门和组织来接盘。这些都决定了政府机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按照中央提出的“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成熟先行”原则渐进式推行。因此，对于此次机构改革，不仅要看撤掉了多少部门、减少了多少财政供养人员，更应把评价重点放在转变政府职能和限制行政权力上。
新华网评：市领导的公开信能否留住打工者
“当前，全市企业有3万岗位虚位以待……在外务工光荣，回乡就业同样光荣，今天的孝感需要你们回归就业创业……”2月18日，湖北省孝感市市委书记陶宏和孝感市市长滕刚在当地媒体发表“致外出务工朋友们的一封信”，挽留外出务工人员在家乡就业、创业。据孝感市人社局最新统计，孝感今年企业缺工至少3万人，而全市常年在外打工者有100多万。（《长江商报》2月26日）
市领导的公开信十分诚恳，入情入理，体现了地方当政者对务工者的殷殷期待。相信这样的亲民姿态会在务工者那里产生一定的涟漪，让其中一部分人回乡就业。如果条件合适，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在当地就业显然更具有吸引力。不过，仅仅靠领导公开信挽留务工者还远远不够，一个地方的就业、创业环境是不是理想，还需更精细、更周到的配套措施。
东南沿海这些年之所以成为打工者大量聚集的地方，首先，这些地方经济发展迅速，产业规模上去了，劳工需求自然也大，而且产业门类比较多，可选择余地相对也大。这种宽泛的就业空间，使得外来务工者往往能很容易找到工作，即便是感觉工作环境不理想，也可以方便地更换，而不必过于担心因为换工作而产生的机会成本。
其次，随着外来务工者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当地日益滋长的经济下行压力，东南沿海一些地方也开始注重提高劳工的薪酬和福利待遇。特别是这些年频发的缺工潮，也在客观上推动政府与企业善待劳工。
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东南沿海很多城市也逐渐形成了某种“打工文化”，大批外来务工者聚集在这里，有艰难也有快乐，共同构成了一个滋养精神的“陌生人社会”。
内地一些城市近年来虽然正在迅速发展，就业空间也进一步拓展，但提供给务工者转圜选择的余地并不很大，除了若干项目性的招工机会之外，当地很大程度上还属于“熟人社会”，办事情往往要靠关系、靠人情，对于那些常年在外的人来说，未免会产生相当的压抑感，适应起来并不容易。至于精神上的满足感，更是很难实现。
而在薪酬与福利待遇上，内地也有很多功课需要去做。这样讲并不是意味着东南沿海城市已做得足够好，而是意在强调，在劳工保护、劳工福利方面，我们还有着很多欠账。孝感市领导在大打“感情牌”的同时，还要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配套政策的制定，以尽快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经济发展环境，更好地服务就业和创业。
其实，打工者选择务工地，并不总是盲目的、无序的，很多时候，这种“用脚投票”是建立在长期的体察乃至口碑之上的主动选择。政府可以引导，却未必能主导他们的流向。
如果在家乡就能获得体面的收入、公平的环境，以及有尊严的生活，很多人未必愿意舍近求远。市领导主动写信挽留务工者，只是一个开头，能否起效，还需做足做好后续文章。
人民日报社论：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新年伊始话农桑。今天本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这是党中央连续发布的第十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文件明确提出“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的目标，紧紧围绕现代农业建设，突出强调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政策、新举措，必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为“三农”工作再创新辉煌提供制度保障。
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农民增收实现“九连快”，这是一份了不起的成绩单！党的十六大以来的10年，农业农村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在重重困难中奋进立下汗马功劳。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农业呈现高成本、高风险、资源环境紧约束、青壮劳动力紧缺的态势，农产品需求总
量刚性增长、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严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任务十分艰巨。
应对新挑战，再上新台阶，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在体制机制上寻求新突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农业农村发生深刻变化，生产力大大发展，科技贡献率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快速推进，各类新型经济组织发育成长，社会化服务更加便利。我们应当顺应时代变化，遵循发展规律，努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充分释放农村生产要素潜能，不断激发农业农村内生活力。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需要抓住两个关键：一是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高农户集约经营水平，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新型合作组织；二是着力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培育发展多元服务主体，为农民提供全方位、低成本、便利高效的生产经营服务。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只要有利于激发农业经营主体活力、激励农民生产经营热情，都可以试、可以闯。必须始终铭记，农户是土地承包经营主体，决不能限制或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不刮风，不走偏，这是必须坚守的底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三农”，潜力和希望也在“三农”。“一号文件”再次吹响了集结号，让我们举全党全国之力持之以恒强化农业、惠及农村、富裕农民，坚持做到思想不放松、政策不减弱、改革不停顿，奋力开创农业农村发展新局面。
人民时评：驱霾的过程也是我们净化自己的过程
如果霾的反复跳踉，让我们开始警惕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的社会责任灰霾，那么，驱霾的过程，也是我们净化自己的过程
“霾”又一次大摇大摆地来了。而且盘踞在中国东中部，流连不去，弄得大家心惶惶、视茫茫，呼吸不爽，情绪很糟。网上也开始出现各种“神吐槽”，诸如厚德载“雾”，自强不“吸”……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大问号：是谁催生了“霾”？
“最近的雾霾天气对人们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都造成影响，我们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推进节能减排，建设生态文明，用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温家宝总理的话，恳切地将原因和对策告诉了公众，产业结构的失衡，节能减排的欠账，生态文明的差距，是造成雾霾天气的“元凶”。这也正是中国经济换挡减速、决策层大声疾呼生态文明的要因之一。
很多人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才认清霾的真面目。
一年前的初冬，雾霾接连袭京，人们初识PM2.5。当时有专家表示，“人群对污染的承受力度不同，不能贸然拿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本地的污染程度。”一些城市担心，费尽心力保住的80%的无污染天气，将因PM2.5的介入，锐减至20%……
决策层选择了坦然面对。环保部公布了PM2.5监测时间表，硬性规定各地必须如期如实公告。不少地方在面对公众质疑时，呈现了从抵触推诿到谦和倾听，迅速采纳合理成分并走向最终决策的过程，而中国人对大气灰霾、PM2.5也从陌生到了解。
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上的雾霾在逐渐消退。但是，生态灰霾的清除，却更加任重道远。霾的不依不饶，频频造访，也向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尚存疑虑甚至抵触的一些官员和企业，一再敲响警钟：转不转方式，调不调结构，关系的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也是中国人民的健康与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事关民族命运，政府责任重于泰山，不能向任何人、任何企业网开一面。
同时，若清点霾的成因，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脱不了干系。当我们质疑汽油标准时，脚下却不断地踩着油门；秋天，各地进入秸秆焚烧高峰期，使诸多城市雾霾锁城；春节，鞭炮脆响，在释放好心情时，也在释放令人厌恶
的PM2.5……每一脚油门、每一根燃烧的秸秆、每一串红红火火的爆竹后面，是你是我是他，我们是否也在一边抱怨空气质量，一边不经意地向霾“喂食”，催化并纵容着“霾”？
有媒体人抱怨不知如何向车里的孩子解释“霾”，却忘记了自己正在贡献尾气；有公众人物不断向大家报告空气污染指数，自己的企业在雾霾天却没有按规矩及时停工……
抱怨是容易的，从我做起是困难的。如果霾的反复跳踉，让我们开始警惕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的社会责任灰霾，那么，驱霾的过程，也是我们净化自己的过程。
人民日报评论员：改作风不能一阵风
改作风，正在积累正能量。在一些地方，有的干部下乡自带饭盒，有的驻村与农民同吃同住，有的考察调研不惊动下级机关。但也有人担心，改作风会不会只是一阵风？
改作风，制定措施、付诸行动并不难，难的是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然而，转作风有没有实效，不仅看一时之变，更看长久之态。如果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风过无痕，很难留下什么成果，已经取得的成效也会付诸东流。
改作风一阵风，这是一些地方和单位的痼疾。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级一重视，马上就抓，领导不强调，立刻就放。或是“锦上添花，应景文章”，雷声很大，雨点很小，风头过后，一切照旧。或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时新鲜，三分钟热度。结果，作风问题年年讲，作风建设年年抓，但年年都是老问题，年年都是老样子，改作风陷入“改回来又改回去”的周期律。在群众眼里，这种一阵风式的改作风，本身就是坏作风。
少数人靠觉悟、多数人靠制度，改作风如是。如果改与不改一个样，甚至越出红线不问责、改出实效不鼓励，改作风动力安在？政绩考核树立作风导向，干部选拔确立作风标准，行政问责注重作风红线，形成改作风的激励机制，方能防止出现半途而废、无果而终的情况。
认识不到位、作风难持久。一些人把改作风当作上级要求，并未在思想深处触动“密切血肉联系”这个根本，并未在党性修养上强化为民这个责任。只有常修为政之德，涵养宗旨意识和党性意识，把改作风内化为精神追求和工作习惯，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才能完成从“要我改”到“我要改”的转变，焕发改作风的内在动力。
人民网评：遏制“舌尖上的浪费”不能止于道德批评
日前，央视报道，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真是不算不知道，这个数字大得吓人。今后，您在请客吃饭、联络感情的时候，请多留份心，尽量少让“舌尖上的浪费”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果说“舌尖上的中国”展现了中华饮食博大精深、美不胜收，那么“舌尖上的浪费”，则呈现了一种丑陋的饮食观，这种是对食物的亵渎。老祖宗说得好，“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们虽然逐渐富起来了，但没有理由浪费，更何况不少人经历过饥馑年代，对饥饿有过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更应该敬畏粮食，杜绝浪费。
“舌尖上的浪费”一般发生在哪些群体身上？既有公职人员，也有普通民众，还包括一些大学生——一项调查显示，每年大学生倒掉的食物，可养活大约1000万人一年。不同的群体，浪费食物的原因不尽相同，一些公职人员认为公款吃喝反正不用自己掏腰包，浪费起来不心疼；而一些普通百姓则认为，大操大办才有面子，菜点得多、酒上得足才有身份；不少大学生花着父母的血汗钱，糟蹋粮食不以为意，因为他们不事稼穑不知辛苦。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需要动真格。人民日报曾谈到这样一个细节，一行中国人在德国一家餐厅用餐后，由于桌上剩了1/3的饭菜被罚款50马克。餐厅工作人员解释道，虽然吃饭花的钱是你们自己的，但资源是社会的，谁都没有理由浪费。浪费食物绝不是小事，也不是个人私事。常听到有人振振有词，“我花我自己的钱，我浪费关你鸟事？”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你虽然花的是自己的钱，但浪费的是社会资源。对这种浪费食物现象，就不能止于道德批评，还应该引入惩罚机制。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更需要拿公权开刀。公款吃喝中的食物浪费，不仅糟蹋了公共财政，还会起到恶劣的负面效应，助推浪费食物现象愈演愈烈。“己不正，焉能正人”？如果连公职人员都没有底线地糟蹋食物，又如何要求民众俭省节约？如果公职人员浪费公帑，又如何取信于民？为何管不住公款吃喝，又为何管不住公款吃喝中的浪费？还是制度不够严厉。几年前，芬兰央行行长在一次公务接待中，因点了一盘20欧元的鹅肝而被迫辞职。如果都照此严惩，还有公职人员敢浪费吗？
减少“舌尖上的浪费”，有人建议吃不了兜着走。其实，与其吃不了才兜着，何不一开始就少点些菜？而对于一些公权浪费，“舌尖上的中国”已经演变成了“舌尖上的腐败”，那就真得让相关公职人员“吃不了兜着走”，依法依规处理。
如何才能刹住官场吃请风？
首先，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新年伊始，“四菜一汤”，且不喝酒，就是很好的表率。
其次，要从制度上入手。在这一点上，温州的“最细公务招待”就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效：每人每餐不超60元，陪餐人数不得超过客人数，不准上高档菜等，施行半年接待费便下降四成。陕西的廉政灶，也取得了很好的廉政效果。
当然，规定再细仍须监督发力，对那些跟廉政制度唱反调的官员，我们绝不能姑息迁就，应当发现一个严惩一个，以儆效尤。
最后，不当“吃货”干部，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更不能搞形式主义。要真正身体力行地实践各项廉政规定，尽最大努力践行节俭之风。
廉政制度的执行力是反腐之生命，依法治国之法律政策规定不在多，而在于落实。希望十八大之后掀起的这股清风，能吹散沉疴积弊，扬起政治清廉的风帆。
每日电讯：给春节“公款吃请”来个迎头痛击
随着春节临近，一个特殊的消费季节可能也正在到来。但在“舌尖上的浪费”最近成为网络热词，“嘴上腐败”被网民评为餐桌浪费的“主要生力军”的背景下，防止公款消费在春节期间逆流而上，成为舆论更加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中央出台的改进作风“八项规定”受到群众拥护，在元旦和春节到来前，中央纪委等有关部门发出通知，要求2013年元旦春节期间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廉洁自律，严禁公款宴请等拜年活动。今年春节，人们期待各地干部、公务员更加自觉地抵制公款消费不正之风。
“浪费也是腐败，节约也是政绩”。三公经费都是来自于纳税人，每花一分钱都要倍加珍惜、精打细算。佳节来临，堵住公款消费的通道，既是对社会公共财富的节约，也是对人民群众劳动成果的尊重。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理应成为所有公务人员的品格和道德。同时，当然还要有针对性、操作性、指导性强的举措，使严格的公款接待制度落到实处。
饱受诟病的“酒桌思维”该彻底改一改了。往年春节，各个单位、上下级之间在不少地方总免不了“吃喝拜年”；现在有“八项规定”的凌厉之威，不得已“宁可胃上烂个洞，不叫感情裂条缝”的陪喝干部也可以主动求变了。
要让“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成为历史，还必须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者无处遁形。不能豪华接待，会不会在账本上做文章，把接待花费“处理”成“其他开支”？只有借助公众广泛监督，才能让“变通”之法显示出可笑丑陋的本来面目。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期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期望在即将到来的春节期间，各级领导干部能够率先垂范，把遏制“公款吃请”作为落实“八项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
人民日报：公务员招考能否适当照顾寒门子弟
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兼顾，才能避免“起点公平”滑向“赢者通吃”
有报道称，中央3年新录用公务员中，来自普通家庭的比率达90%。消息传递出，3年来从普通家庭走进中央机关的公务员，人数上一定很可观。但要进一步搞明白选拔是否真正公平，有关部门还该公开两个数据。第一，普通家庭走出公务员的几率。第二，公务员家庭走出公务员的几率。两个几率PK，如果差距过大，就不能算公平。对有关部门而言，公开两个几率，才算答疑释惑。对普通家庭而言，两个几率差距“大不大，有多大”，充盈着“选拔能否公平”的焦虑。
不仅是公务员招考，这些年来，从入托、入学到小微企招投标，竞争的机会能否公平、竞赛的过程能否公平？都成了普通家庭和普通劳动者心尖上的事。
追逐梦想，总会唤醒巨大潜能，小到激发一个人的能力，大到带动整个社会的活力，乃至壮大一个国家的实力。实践梦想的过程是权利和利益诉求的过程，要靠公平托底。因为,权利和利益诉求能否平稳实现，一靠每个人、每个公司、每个社会组织能否沿公平的轨道奋斗，这说的是规则公平。二靠法令、政策、规则能否屏蔽竞争中不必要的干扰因素，能否排除仰仗强权、潜规则开道的竞争者，这说的是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社会管理创新、司法体制改革，国家近年来的大动作无不将公平正义做标杆。这与普通劳动者追逐个人梦想、诉求个人利益息息相通。处在关节点上，扮演游戏规则制定者的政府，就更要清醒地、果断地勾画出当今中国该依托怎样一种公平。
公平，早已不是摊大饼。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历史经验一再表明，那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吃大锅饭、人人均等的做法，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不思进取。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约束我们恪守的公平，是机会公平，不是结果公平。但人人都能站在起跑线上，未必就是机会公平。
30多年改革实践表明，真正的机会公平总是和程序公平、规则公平连在一起。社会规则中必须蕴含对弱小者的照顾，人人能逐梦社会才稳定。这里有两个例子引人深思，在美国幼儿园复活节找彩蛋活动中，年纪大、体格强的孩子会被靠后安排一点；年纪小、体格弱的孩子则少许靠前。在香港大学入学选拔中也会对贫民家庭有所关照。这提示我们，秩序和谐、社会阶层流动，都要求规则设计对弱小者有所照顾。再拿公务员招考规则为例，被选者如果来自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家庭，录用规则能否安排他们靠后一点？对寒门子弟，录用规则能否给予适当照顾？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兼顾，避免“起点公平”滑向“赢者通吃”，社会才有希望；社会阶层不板结、人人有活力才有希望。
好规则就像良法，应该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只有把兼顾强弱两方的规则定出来，“世袭”、“官二代”等含有仇视和蔑视的字眼才可能退席。规则再好，还靠执行者落实。只有规则执行者秉持公正，竞争过程让每个人感受到公平、合理，社会和谐才有指望。说到这里，规则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三者兼顾才算真公平。真公平，全程监理利益诉求、梦想诉求，不论输赢，每一个竞争者和每一个竞争结果都会被尊重。
新华网评：如何解读七成大学生自认“社会中下层”
日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的一份报告中，对12所高校超过两千名学生进行调查。数据显示，80后、90后大学生普遍对就业信心不足，自身满意度不高，更加注重“个人”色彩，同时超过半数表示对政治事务感兴趣且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大学生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也在降低，约有七成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在当地属于“下层”和“中下层”。（12月24日《南方都市报》）
作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群，大学生对于自身满意度并不高的评价显然不仅仅对于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数量庞大、特征明显，而且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潜力的群体，大学生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人感知，虽然不乏主观色彩，但近七成受调查者认为自己属于“下层”或“中下层”，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