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诗题“歌”的音乐含义与诗体特征-最新年文档

汉乐府诗题“歌”的音乐含义与诗体特征

纵观汉乐府诗题，相较于《诗经》以篇首句为题的单一性，题目形式更加多元化。《诗经》一般是采取诗句的前两个或是前3个字，而汉代乐府诗题则更多的有着自身的特殊含义。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其诗题中的“行”“吟”“歌”“诗”看做毫无实

际意义。

本文重在对题名中含“歌”类作品的研究，以此为切入点，更加清楚地认识汉乐府的音乐特性和诗体文学性，从而为更好地解决汉乐府的相关问题打开一条新的思路。

一、汉乐府诗题的构成模式

基于汉代乐府诗今天保留下来的数量相对比较少，本文所探讨的汉乐府的范围主要是在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基础上，参照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所收录的汉诗。虽然这一范围或许并不完全等同于当时的界限划分，但是，我们相信在现有的条件下，这样的分类比较合理。

通过整理，发现汉乐府诗题的构成模式如下：

1.句首字诗题。与《诗经》命名方式相同，如《江南》《东光》《薤露》《蒿里》《鸡鸣》《乌生》《平陵东》《王子乔》《大风起》《枯鱼过河泣》《冉冉孤生竹》以及《郊祀歌十九首》。

2.“歌”字诗题。这一类比较复杂，又可细分为单名“歌”、复合词“XX歌”、“XX歌行”以及“XX歌辞”。

3.含“行”、“吟”、“篇”、“操”、“怨”等其它词语的题名。其中，含有“行”的题名占据了其中的绝大多数。

三者各自占有的比重不尽相同，第一类最少。同时，最后一类中时常含有前两类模式的变异形式，如《东门行》《西门行》《孤儿行》等，在首句之中加上了一个“行”字；而《长歌行》《艳歌行》《怨歌行》《满歌行》《伤歌行》和《悲歌行》这7首则同时含有“歌”、“行”。

3种题名在汉代呈现着纠缠交错而向前发展的态势。与《诗经》命名方式相同的诗时代较早，以“行”、“篇”等字为名的诗多出现于东汉时期，以“歌”为题的诗的构成则比较复杂，贯穿了整个汉代。从某种层面上来讲，3类模式之间存在着渐变的发展性，从句首字――歌/XX歌――行的一种演变。而在这一演变之中，“歌”的变化集中地展示了这一音乐文学的发展脉络。

二、“歌”字题目的音乐风格

乐府诗在中国古代各种诗歌体裁和诗歌品类中特殊而复杂，钱志熙先生认为：“乐府诗，顾名思义，是属于乐章的范畴。”①王运熙先生也指出：“乐府诗原是乐府机关配合音乐而演唱的歌词。”②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对歌诗的叙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③“采歌谣”一语也很好的说明了汉乐府所具有的音乐文本特征。那么以“歌”为题的乐府诗又有着怎样的音乐风格呢？

单名“歌”的作品更多的见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书之中。这一称名，不排除其中的一些是由于时代久远，题名丢失，后代的整理者在对其进行整理的时候为之命名。但是，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在汉代的史书中的一些记载，如“作歌曰”、“歌之曰”、“歌曰”的记载。通过对《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粗略检索，“作歌曰”的记载7次，创作者多为贵族；“歌之曰”22次，主体多为百姓、闾里、天下；“歌曰”43次。可见，将其称名为“歌”具有一定的统一性。而这类的歌具备怎样的风格和特色呢？

乐府诗集中的《李延年歌》《乌孙公主歌》《赵幽王歌》《李陵歌》《广川王歌》《燕王歌》《广陵王歌》等在逯书中均称名为《歌》，然而这一题名形式上的区别却并未影响到二者的实质。这一类作品，往往是其自作，是一种对自我情怀的抒发，其演唱的场合多于内堂，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复合词的题名更多的倾向赞美、评价性的歌唱，且多无明确的作者。《平城歌》《楚歌》（《鸿鹄》）、《戚夫人歌》（《舂歌》；《诗纪》作《永巷歌》）、《画一歌》（《诗纪》说又作《百姓歌》）、《淮南王歌》（《民为淮南厉王歌》）、《卫皇后歌》（《天下为卫子夫歌》）、《李夫人歌》、《匈奴歌》、《离歌》（《诗纪》作杂歌，注云一作《离歌》）、《瓠子歌二首》《牢石歌》《黄鹄歌》《五侯歌》（《长安百姓为王氏五侯歌》）、《上郡歌》（《上郡吏民为冯氏兄弟歌》）、《华容夫

人歌》《鲍司隶歌》《五噫歌》《董少平歌》《张君歌》（《渔阳民为张堪歌》）、《廉叔度歌》（《蜀郡民为廉范歌》）、《范史云歌》《皇甫嵩歌》《郭乔卿歌》《洛阳令歌》《颍川歌》（《颍川儿歌》）。这一类作品中，除《楚歌》《瓠子歌》《黄鹄歌》等个别作品的题名带有明显的诗经命名方式之外，其它诗的题目多非句首字的截取，而是内容上的概括。然而，虽然均呈现着XX歌的形态，但其内涵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一类是自作，一类类似于代言体，无明确的作者，诸如《民为淮南厉王歌》《天下为卫子夫歌》《郑白渠歌》《颍川儿歌》。考虑到汉代的采风，可以想见这是这一制度的成果。也正是因此，使其歌唱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对象性，一种口头的言说方式，与单名歌的作品的风格是趋同的，均是一种未经雕琢的质朴情感的展示。

汉乐府诗题的第三种模式，恰恰表现出歌具有的某一方面特征的彰显，其中绝大多数呈现的特点是：首句之字加行或者引，或完全与首字无关，如《长歌行》《满歌行》等。通过对题名中“歌”、“行”的比较，“行”的叙事与节奏性明显，更倾向于热烈、悲痛的外露情感且有着很强的叙事色彩，其本身的节奏性极大的渲染了其感情色彩。如《东门行》中“出东门”、“来入门”、“还视后拔剑而出”将一户人家的情状描述的淋漓尽致；《西门行》中“及时行乐”的阐述，从“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的反问到“为乐当及时”的肯定，再到“解忧愁之法”的阐述，最后落脚于“年命不可期”的告诫之中；《饮马长城窟行》中“远

道”、“梦”、“他乡”的顶针式词语，均使感情在层次、语言中更为强烈。而“歌”并不叙事，它更多的是一种对自身感情的宣泄或是对于某件事情的感慨与评价，抒情性、随意性强，侧重于抒发相对舒缓、忧伤、苦闷的内在情感。《陌上桑》（一曰《艳歌罗敷行》）、《怨歌行》《长歌行》二首、《艳歌行》《满歌行》二首、《伤歌行》和《悲歌行》《艳歌何尝行》（一曰《飞鹄行》）这类含行字者，亦具有着“行”诗所具有的音乐节奏感，然而究其本质，依然是一种情感上的抒发。所谓长歌、艳歌、怨歌、满歌、伤歌、悲歌，除却艳歌具有自身的独特表演程式之外，其余均是一种情绪上的表达。与“行”诗相比，单纯的是在情感上划分层次。

此外，还有另外一类特殊的题名，如《俳歌辞》《后汉武德舞歌诗》。根据《俳歌辞》的内容描述，其似为表演的一种记录；《后汉武德舞歌诗》，明帝时期，东平王苍进武德舞歌诗，用之于宗庙，结合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关于歌诗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歌诗”所具有的歌辞含义。这类的出现代表着时人对歌辞的初步认识。

从以上的梳理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歌本身具有着总体类型化的趋势，从最初的总名概括，到之后其它音乐体式的彰显。歌之外的其它题名方式的出现，分类愈加精细化，因而某些时候渐渐转变为一类不具特色或难以归类之诗的称呼。以“歌”命名的作品，无论是单名“歌”还是含“歌”的复合词题目，鲜明的透露

着汉乐府的音乐特质，均是一种质朴的情感表达。

三、歌和诗的关系阐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诗体特征

“歌”作为修饰性的前缀，在《诗经》广泛流传的时代，常常被述及“歌诗”“歌XX诗”“歌XX”，并且无一例外的指向《诗经》。在《诗经》文本中，提到作诗的12次之中5次以歌来指代。汉代，史籍中大量出现的“诗曰”、“诗云”、“诗不云乎”等指向的均是《诗经》。由于《诗经》不断被经典化，当时只有为数很少的与《诗三百》同为四言句的作品可以称为诗。特定的时代和文化限制使得汉乐府在当时更多地被看作是歌，而非诗。

“乐辞曰诗，诗声曰歌”，汉乐府“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后世言诗，断自两汉宜也”。④然而，对于汉乐府，人们更多的关注其音乐特性和表演特质，往往忽视了其本身所呈现出的诗体文学意义。

本文中我们所讨论的“歌”类题目，广义上来讲贯穿了整个汉乐府。其诗体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题名整齐化、类型化特质突出；

2.主题多样性，感情和叙事并行不悖；

3.语言自由率性，针对性强；

4.结构不完全讲究句式的整齐和对仗。

这一文学意义在哀帝罢黜乐府之后日益明确，从西汉时期对

乐的重视到东汉时期更为关注诗本身的表达与叙述，渐渐冲破了之前礼乐文化的束缚，更加重视情感因素，注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描述，并且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新的语言形式。虽然文学的因素还不是主流，但是在此已经开始表现出独立的意识，呈现着文学上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