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量词 -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首页
第八讲量词
刘世儒，1965，《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Alexandray. Aikhenvald. 2000. Classifiers—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什么是“量词”
传统汉语语法书上的“量词”包括：度量衡量词、集体量词、个体量词、借用量词或临时量词。都是和计数有关。语言学中有quantifiers和classifiers两个术语，所指是不同的，后者才有区分语言类型的意义。
类型学上“分类词（classifiers）”指语言中的名词分类系统。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名词类和性系统（noun classes and gender），如印欧语中有性的区分的语言。
2）紧临名词的分类词（noun classifiers），这类分类词出现在名词上。如
（1）Xil [naj xuwan] [no7 lab’a] （Jacaltee语）
Saw CL:MAN John CL:ANIMAL snake
(man) John saw the (animal) snake
3）紧临数字的分类词（numeral classifiers），分类词以专门的语素形式存在并只紧临数字或表数量的词语出现i。汉语、泰语、缅甸语等语言中的分类词都是这一类。
4）领属结构中的分类词（classifiers in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分类词出现在领属结构中赋予被领属物或领有者以具体特征或是表明领有者与被领属物的关系。如：（1）na me-qu yaqona （斐济语）
ART CL:DRINKABLE-my kava
My kava (which I intend to drink)
（2）na no-qu yaqona （斐济语）
ART CL:GENERAL-my kava
My kava (that I grew, or that I will sell)
5）紧临动词的分类词（verbal classifiers）系统，分类词加在动词上，但却是对名词的分类。
（1）sa ka-m put-ra-ho-o （Imonda语）
coconut 1SG-to VCL:ROUND-GET-BENEFACT-IMPERATIVE
give me a coconut (lit. “coconut to-me round one-give)
还有一些极少见的分类词系统，如分类词出现在表示方位的附置词上，和指示词或冠词一起出现。
根据类型学的研究，我们知道给名词分类在世界许多语言中普遍存在着，数-分类词只是分类词的一种，世界上象汉语这样的数-分类词型语言很多，形状是分类量词系统特别是数-分类量词普遍使用的语义分类标准，它以人类用形状给事物分类的认知机制为基础，并不反映汉民族的独特思维。
2.汉语量词演变史简述
在甲骨文、西周金文中出现了两个名词同型的“名1数名2”格式。这被认为是汉语量
词最初萌芽，第二个名词开始只用于和它同形的事物名词，以后扩展其使用范围，用于其它事物名词，发展成为量词，如“人”。
（1）牛十牛。（殷契粹编190）
（2）羌百羌。
（3）玉十玉（见《汉语史稿》234页）
（4）人十有六人。
（5）羌十人。
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有个别用例可看成是量词，但是对其性质，学术一直有不同意见，如果把这些用例看成量词的话，这也是极个别情况。这一时期已没有名1与名2同形的“名1数名2”式。
（1）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左传·襄公二年》）
（2）子产以幄幕九张行。（《左传·昭公十三年》）
（3）负服矢五十个。（《荀子·议兵》）
汉代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量词，根据我们的调查整理汉代有53个量词，有通用量词：枚、个，有使用范围较广的量词：果、合、具、口、片、条、物、只，有专用量词：把、通、本、裁、策、称、乘、牒、发、方、封、家、间、件、茎、炬、卷、块、两、领、领衣、名、皮、匹、篇、骑、区、曲、树、驷、所、梃、头、袭、系、衣、衣衣、张、章、支、丸、编、艘。同时汉代量词的使用也有一定数量。汉代表达事物及其数量的短语有6类：数名、名数、数、名+数量、数量名、数量。前三类都没有量词，后三类都有量词陪伴数词。
(1)一簪不得著身。（《史记·佞幸列传》）（Nu N, 数名，作主）
(2)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史记·秦本纪第五》）（NuN, 数名，作宾）
(3)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百，白璧一。（《战国策·宋卫》）（NNu,名数，作宾）
(4)代三十六县，上党十七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战国策·秦
一》）（Nu CL N数量名，作宾；Nu N数名，作宾）
(5)故世子作《养书》一篇。（《论衡·本性篇第十三》）（N Nu CL, 名+数量，作宾）
(6)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
（《论衡·正说篇第八十一》）（N Nu CL, 名+数量，作宾，中间有副词隔开）
(7)连弩车五百六十四乘。（《尹湾汉墓简牍·六正》）（Nu CL, 数量，作谓）
(8)從比丘眾六十二萬。（《《修行本起經》》）（Nu, 数，作谓）
把上述六类短语按带量词与否分为两类，其使用情况如下表1
表1：汉代文献中量词使用情况
带量词短语(phrases with classifiers)
不带量词短语(phrases without classifiers
用例数quantity
百分比
percent
用例数
quantity
百分比
percent
《史
记》《战国
策》（1392）
395 28% 996 72%
《论
衡》《淮南
子》（1320）
222 17% 1098 83% 佛经31 10% 290 90%
文献（321）
简帛
801 80% 196 20% 文献（997）
1449 36% 2580 64% 总计
（4030）
可以看到汉代一般文献中基本不用量词，但是在简帛文献中量词的使用占优势，而简帛文献中基本是“名，数”小句或“名，数量”小句，这与简帛文献的簿帐文体有关。这一情况持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刘世儒先生《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量词作了非常详尽地描写，他把量词分为泛用陪伴词、次泛用陪伴词、专用陪伴词和陪伴·称量词四类，分三十三组分别作了描写，提出汉语的量词体系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了，特别是名量词在这一时期进入完全成熟时期。我们把汉代的量词和《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中的量词进行比较，发现汉代这四类量词均已出现，分布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中的四类二十六组量词中，因此，我们认为汉语的量词体系在汉代已基本形成。
关于汉语的量词发展有以下问题值得讨论：汉语为什么会产生量词？是如何产生、演变发展的？量词产生的意义？数量短语和中心词的语序演变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问题中只有最后一个问题得到比较深入的讨论。
3.数量短语和中心词语序的演变
3.1已往研究的回顾
对这一历史演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3.1.1“数+量+名”式成为优势语序的时间
王力《汉语史稿》中指出上古汉语里表示事物的数量有四种格式。第一种格式，数词位于名词前，直接修饰名词，即“数＋名”式。例如：（注：以下例（1）-例（25）均引自《汉语史稿》，例句后的出处同原书。）
（1）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书经·洪范》）
（2）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言皮）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
（3）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五楼，以候神人於执期。（《汉书·郊祀志下》）
第二种格式，数词位于名词后，即“名＋数”式。例如：
（1）越翼日戍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书经·如诰》）
（2）齐为卫故，代晋冠氏，丧车五百。（《左传·哀公十五年》）
（3）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史记·高祖本纪》）
第三种格式，数词与量词组成数量结构，位于名词之后，即“名＋数＋量”式。
（1）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诗经·魏风·伐檀》）
（2）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战国策·秦策》）
（3）汉王赐良金百镒，珠二斗。（《史记·留侯世家》）
（4）令民入米六百斛为郎。（《汉书·王莽传下》）
第四种格式，数量结构位于名词前，“数＋量＋名”式，例如：
（1）一箪食，一瓢饮。（《论语·雍也》）
（2）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孟子·告子上》）
（3）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孟子·告子上》）
四种格式中“数+名”式最常用，“名+数”较少见，“名＋数＋量”式主要见于量词是度量衡制量词时，也很少见。
王力先生还对这几种数量格式使用情况作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上古时期量词还很不发达，名量词主要是度量衡制量词、容器量词和少数集体量词，个体量词还处在萌芽期，数词不需要量词作中介可直接修饰名词，而汉语的修饰语一直位于中心语前，基于这两个原因，上古时期“数＋名”式成为表示事物数量最自然、最常用的方式。“名＋数”式比“数＋名”式少见。“名＋数＋量”式中量词是个体量词的用例非常少，如：
（1）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左传·襄公二年》）
（2）子产以幄幕九张行。（《左传·昭公十三年》）
（3）负服矢五十个。（《荀子·议兵》）
例（1）“马牛”与“百匹”之间有“皆”字，王力在《汉语史稿》中认为这说明数量短语与名词的关系并不紧密，“百匹”作谓语，所以可受副词“皆”的修饰。而数量短语位于名词前时形成“数＋量＋名”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密切起来。王力指出先秦时这一格式主要见于量词为容器量词时，但到了汉代各类量词都可以用在名词前面了，如：
（1）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2）陆地…千足羊，泽中千足彘。（《史记·货殖列传》）
（3）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艹秋）。（《史记·货殖列传》）
（4）越使诸发以一枝梅遗梁王。（说苑）
“到了中古时代，单位词移动位置的情形更加普遍了”（王力1980：239）可见，王力认为汉语的“数+量”短语从主要位于中心名词之后逐步移到中心名词之前，时间是汉代到中古时期。王力之后，刘世儒（1965）、黄盛璋（1961）、柳世镇（1992）也都持这一意见，都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名”式已经普及，比“名＋数＋量”式常用。
贝罗贝（1998）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数＋量＋名”到中古时期（3世纪）以后才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量词开始普及时期，此时量词仍主要处在名词后，“数＋量＋名”式在汉语中普及是唐代以后的事。王力在《汉语史稿》中举出《史记》中已有“数＋量＋名”用例，如“千足羊”、“千树枣”，贝罗贝同样考察了《史记》，却得出汉代没有“数＋量＋名”的结论，这与他认定的量词有关，显然他没有把“足”、“树”这样的词当作个体量词，因而认为“数＋量＋名”式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的。由于贝罗贝所说的量词仅指“个体量词”，而国内学者一般所说的量词是较宽泛的量词，所作的有关的统计和数据不只是关于个体量词的情况，所以对他们的看法，需要在对从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短语与名词的语序作统一标准的调查后才能进一步判断是对还是错。
讨论这一问题的学者还有不少，基本是持这两种意见。
注：关于“数+量+名”式的出现时间，黄载君（1964）举出金文就有两例用例，大约是这一格式最早的用例：
公命事，（田每）（贿）贤百（田每）粮。（《贤愚经，西周器》两周264.225）
侯锡赭臣二百家剂。（《麦尊，西周器》两周20.40）
但所用的量词都不是个体量词。
虽然很多学者都注意到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是“数+量”短语与中心名词语序发生演变的关键时期，但在其著述中提供这一时期“数+量”短语与中心名词语序具体情况和数据的并不多。据我们所见，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有庄正容（1980）统计了《世说新语》，“名＋
数＋量”式有二十余例，“数＋量＋名”式也有二十多例。对于晚唐时期，贝罗贝（1998）认为“变文”中“数+量”结构前置占了约九成，“数+量”结构后置只有约一成。王文艺（1997）对敦煌变文的调查结果则略有不同，“数＋量＋名”式有652例，“名＋数＋量”式有239例。而孙朝奋（2001）根据对“变文”中量词“匹”用例的考察认为“变文”中“数+量”结构前置和后置的比率差不多，“数＋量＋名”式占优势的时间还要晚。由于统计范围不同，孙文的统计结果与贝罗贝、王文艺有很大出入，而贝罗贝、王文艺两人的统计也不尽相同。
可以看到已有研究或者没有定量考察，或者虽有定量考察，但考察的范围很小，统计结果不尽一致，而且统计的标准也各不相同。所以很难根据现有的考察结果对这一时期的“数+量”结构与中心名词的语序下结论。因此对魏晋至唐这一时期的语料作较全面地考察、统计和深入的分析，深入细致地研究和描写“数+量”结构和中心名词语序变化的具体过程，是解决“数+量+名”式成为优势语序的时间的关键。
3.1.2“数+量”结构与中心名词语序发生变化的原因
单从“名＋数＋量”式和“数＋量＋名”式在历史文献中使用频率的变化看，学术界一般认为汉语的“数+量”短语从中心名词之后移到了中心名词之前。李宇明(2000)还联系汉藏语系中其它语言中的量词情况，指出这个前移在汉藏语中具有普遍性。他构拟了汉藏语系个体量词发展的整个历程：
名数→名1数名2→名数量→数量名
这一变化，有的语言发生得早些，有的语言发生得晚些，有的语言正处在变化过程中。原始汉藏语和藏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的一些语言处于第一阶段，彝语支、缅语支的一些语言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先秦汉语和藏缅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的一些语言正处在第三阶段，现代汉语是第四阶段的典型代表。张按：这个说法是没有类型学视角和研究结果所得出的。
虽然大多数学者们都赞同“‘数+量’短语前移说”，但对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作出解释的却很少。就我们所见，只有贝罗贝（1998）、孙朝奋（2001）、李讷和石毓智（1998）、张延俊（2002）、吴福祥等（2006）对此作了解释。下面分别介绍。
贝罗贝（1998）首先对量词作了区分。他把度量衡量词、集体量词、容器量词从量词中分出，都称作单位词，只有个体量词才是真正的量词。他特别指出单位词是任何语言都有的，而量词却不是，而从历时的发展演变来看，二者也是有区别的，因此在贝罗贝的研究中严格地区分单位词和量词（即个体量词）。有些用例，如上文例（7）-（13），及例（17），贝罗贝都不认为是量词。贝文主要有两个观点：一，单位词在战国时代产生，真正的量词汉代出现，量词的普及在中古时期（3－10世纪），作出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在战国时代及汉代单位词和量词都分别有了相当的数量，而学术界以前举出的汉代以前的量词用例，贝罗贝认为数目非常少且大多可理解为名词，因而不看作量词；二，单位词和量词都经历了由中心语后移到中心语前的变化，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甲骨文中出现的“名1＋数＋名2”（“羌十人”）式在战国时期消失，引发“名＋数＋单位词”从主谓结构重新分析为偏正结构，为适应汉语的“修饰语＋中心语”语序而发生位移，“名＋数＋量”的语序变化的原因也同此。贝罗贝文也注意到了“数+量”结构前置或后置两种语序在语法、语义、话语三个层次上的限制不同，功能也很不相同，出现的频率还受文献的文体性质的限制等情况，但他认为这只涉及到语序变化开始后的普及化的问题，并没有解释变化开始的原因。
贝罗贝的研究中最值得中国语言学界注意的是对单位词和量词的区分。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界虽然有度量衡量词、集体量词、容器量词（注：如“（一）碗、（一）桶”这类量词，中国大陆学术界亦称作临时量词或借用量词）、个体量词的分类，但都把它们看作量词的小类，在讨论它们的用法和演变时并不区分，有关的统计都是合在一起的。但从当代语言类型
学的研究结果看真正有类型学意义的是个体量词，在跨语言比较中个体量词是作为独立的参项被考察、比较的，而贝罗贝的研究也表明“量词”和“单位词”的历史演变是有区别的，因此从类型学的角度，为进行跨语言比较的方便，更准确地说明汉语量词的特点，汉语的量词研究应该区分“量词”和“单位词”。我们的研究就严格区分了二者，如不作特别说明，讨论的只是个体量词的情况。
至于贝罗贝对“数+量”结构前移的解释，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的研究重点在“数＋量词／单位词＋名”结构的产生，他所以认为存在“名＋数＋量词／单位词＞数＋量词／单位词＋名”的语序变化是因为两种语序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名＋数＋单位词”在《诗经》、金文中就可看到，而“数＋单位词＋名”到战国时才出现，汉代基本是“名＋数＋量”语序，“数＋量＋名”到中古时期（3世纪）以后才看到。他的研究重在解释新的语序何以会出现。
关于“名+数+量”式的产生，很多学者如王力等人都认为量词是在“名1＋数＋名2”这样的格式中产生的。“名1＋数＋名2”中名2与名1同形，尽管关于名2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它仍是名词，有人认为它是量词，称为“相应量词”（echo-classifier）或拷贝型量词，但都认为“名1＋数＋名2”是天然单位最原始的表示方法。“名1＋数＋名2”的发展方向是“名＋数＋量”，在使用中有些名2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意义逐渐虚化，名2逐渐失去与名1在意义上和语音上的联系，而成为专职量词，“名＋数＋量”式就产生了。汉语历史文献中的一些例子和汉藏语系中一些语言中量词的使用情况或多或少地证实了量词的这一演变过程。在殷虚卜辞和西周金文中“名1＋数＋名2”式不时可以见到，如：（注：下面5例引自王力《汉语史稿》）
（21）羌百羌。
（22）人十有六人。
（23）羌十人。
（24）玉十玉。
（25）田十田。
周以后文献中就见不到这种用例了，（注：曾仲珊（1981）提到《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还有个别用例），而同时汉语的个体量词开始萌芽，出现了“张、个”等个别量词，如上文所举例（15）、例（16）见于《左传》、《荀子》中的个别用例，之后个体量词逐步发展起来了。李宇明（2000）指出缅语支、彝语支的一些语言和藏缅语族的一些语支未定的语言共十六种语言中都有拷贝型量词，侗台语族的泰语、傣语、老挝语、临高话等语言中也有这种现象，在这些语言中都有“名1＋数＋名2”式被“名＋数＋量”代替的趋势，如哈尼语中“名＋数＋量”就比“名1＋数＋名2”式更常用。如果持“名＋数＋量”从“名1＋数＋名2”式演变而来的看法的话，那么认为“名1＋数＋名2”式的消失引起与它性质相同的“名＋数＋单位词”的性质发生变化，整个结构由主谓结构重新分析为定中结构，而导致“数＋单位词”前移，这种看法就值得商榷了。因为“名1＋数＋名2”式不是简单地消失而是演变出了“名＋数＋量”式，“名＋数＋量”式与“名1＋数＋名2”式一样都是主谓结构。但贝罗贝认为“名1＋数＋名2”式与“名＋数＋量”式并没有关系，在先秦时期没有出现量词，“名＋数＋量”式在汉代才出现，“数＋单位词”的前移发生在个体量词产生之前，这样这个问题就要另当别论了。不过，既然“名1＋数＋名2”（如“羌十人”）式与“名＋数＋量”式没有关系，“名1＋数＋名2”式在战国时期消失，而“名＋数＋量”式在汉代出现，在时间上并不相接，因此说“名1＋数＋名2”式的消失引起“名＋数＋量”式重新分析是较困难的。倒是可以认为“名1＋数＋名2”式的消失引起“名＋数＋单位词”的重新分析，而“名＋数＋单位词”的重新分析后产生的“数+单位词+名”式又对“名＋数＋量”式发生了影响。
不过，即便同意贝罗贝对“数+量+名”式产生过程的看法，这一格式的普及也未必是同一原因。新格式的产生不一定会导致新格式的普及，产生和普及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当我们谈论汉语名词短语中数量表达成分与中心名词的语序演变时，应该是指新格式的普及，其发生的原因也可以不与产生的原因相同。我们仍然可以用两种格式在句法、语用等方面的不同来解释语序的演变。
孙朝奋（2001）基本同意贝罗贝关于量词产生发展过程的看法。但对“数+量+名”语序的产生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这和金文中数词“一”省略而形成的“名+量”、“量+名”结构有关。孙文将几种数量结构的出现和存在时间列成一张时间表，表中反映出在甲骨文时代，数量短语只有一种语序—--位于名词后；金文时代当数词为“一”且省略时有两种语序可选，“名+量”和“量+名”；在上古汉语（公元前五世纪）中数量短语有两种语序——位于名词前或后；到公元1500年的早期官话中，数量短语只能位于名词前。孙认为“量+名”结构实际是“形+名”结构，其中的“量”占据了表示“单一”义的形容词的位置，“匹马单枪”的说法明确地显示了“匹”的语义和性质同“单”，出现在“量+名”结构中的“匹、只”等量词都是强调“独一无二”义，这是它们可以出现在名词前的原因。孙文认为上古汉语中量词在使用中语义发生改变，同于表示“单一”的形容词而用于名词前，与此同时“数+量+名”结构出现了，孙文认为这一语序变化是由语境中的语义因素诱发的。孙文选取量词“匹”作抽样调查，考察了“变文”、《朱子语类》、《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中“匹”和中心名词的语序，考察显示“变文”中与“马”相关的数量表达有18例，不使用“匹”的仍占多数，有11例，约占61%，在用“匹”的用例中，“匹”前置于“马”4例、后置于“马”3例，相差不多。《朱子语类》中“匹”前置的用例4例，后置用例12，前置明显少于后置，到了“谚解”中只有“匹”前置的用例。
孙文从语义角度解释了数词为“一”时出现“量+名”结构的原因，这对我们准确认识这一结构的性质是很重要的。文章将“量+名”结构和“数+量+名”的产生联系起来很有启发意义，但文章仅是提出一种看法，没有作进一步的阐述。从文章的内容看，仍是重在“数+量+名”格式的产生。对新旧语序的变化仅选取了一个量词来作说明，考察的数量和范围显然是不够的。而且他所选的作品受文体影响，语言的层次较为复杂，“变文”是说唱文学作品，韵散相间，韵文和散文对句式的影响并不相同，《朱子语类》是文白相杂的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也会影响到句式的使用，因此对这两种作品中的用例要分别做具体的分析。唯有这样，才有可能正确解释为什么“变文”中“匹”前置和后置比率相差不多，而《朱子语类》中却前置比后置少得多，到了“谚解”时代后置现象又全部消失了。
贝罗贝文调查的结果是“变文”70％采用了量词，量词已普及化，“变文”中量词前置于名词的占了九成，与孙朝奋文数据相差很大，这也与调查的范围不同有关。
张延俊（2002）也持“数+量+名”式由数词为“一”时省略量词的“量+名”式演变而来的观点。张文认为“数+量+名”式的产生经过了“名+量”、“量+名”两个中间环节。他指出在春秋以前只有“名+数+量”结构，在甲骨文中当数词为“一”时，“名+一+量”可省略为“名+量”结构，到金文中“名+量”又可转换成“量+名”结构，在使用中为了更鲜明地表达语意又把省略的“一”补出来，成为“一+量+名”式，“一+量+名”式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到了战国时期数词为其它数目的“数+量+名”式也出现了。可见，张文的研究主要也是针对“数+量+名”的产生，而不是两种语序的变化，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二者是有区别的。就张文的讨论而言，有两点值得重新考虑。第一，金文中的“量+名”是否是“名+量”的转换，春秋时代出现的“一+量+名”是否一定是“量+名”结构前加“一”。张文所以认为它们之间有转换和演变的关系，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但要论证它们之间有联系还需要更多句法结构本身的证据。从上文对孙朝奋（2001）介绍可以看到，孙朝奋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量+名”结构是量词语义发生变化、受“形+名”结构影响而加在
名词前的。第二，“数+量+名”式是否是由“一+量+名”发展而来？一种格式要对同类格式发生影响使它们与自己相同，这一格式首先要相当的稳固，也就是说当“一+量+名”影响其它带数量成分的名词短语时，“一+量+名”应该已相当常见，只有当数词为“一”时“一+量+名”已成为优势句式，这一影响才会发生。因此，首先要论证战国时期“一+量+名”已有很高的使用频率。但张文中没有对战国时期“一+量+名”使用情况的说明。
贝罗贝（1998）曾指出春秋战国文献中的“一+量+名”结构，其中的“一”通常是比喻性用法，如同英文里的无定冠词a，并不是真正的数词“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与普通的“数+量+名”结构并不相同，它们之间要有演变的关系需要更多的说明。
李讷和石毓智（1998）认为名词在没有被虚化为量词之前，由其构成的数量结构通常只作谓语，因而“名+数+量”的出现并不能代表量词的语法化。量词的语法化在“数+量+名”结构中开始，一开始这种结构只出现在宾语位置上，只有“数+量+名”结构在主语位置上使用开来才能肯定汉语量词范畴的确立，因为量词语法化后，“数+量+名”形成一个单一的句法单位，才可以出现在各种句法位置上，当“数+量+名”只出现在宾语位置上，其使用是受限制的，量词的语法化还未完成。他们认为“旧格式‘名+数+量’的消失，与量词的语法化以及‘数+量+名’格式的最后建立是同步发生的。”（李讷和石毓智1998：51）根据他们对《朱子语类》和《老乞大》的统计，他们认为“数+量+名”是到宋代才在主语位置上普及起来的，因而量词的语法化、“数+量+名”格式的最后确立是在宋元时期（约公元11世纪-15世纪年）。
他们的观点与学术界的一般认识有两点根本的不同：一，什么是量词的语法化？一般认为量词的语法化是指一些实词主要是名词经过演变而成为对名词进行分类的功能词的过程，当汉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这类功能词，并且形成一定体系时，就标志着汉语量词范畴的确立。这个时间有学者认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如刘世儒、王力、郭锡良等人，也有学者认为是在汉代，如黄盛璋、贝罗贝等人。但石毓智认为“数+量+名”结构是量词语法化的起点，显然他们的量词语法化所指与学术界的一般认识有很大不同。二，什么是量词语法化的标志？一般认为汉语量词的功能是在表达数量时对名词进行分类，因而根据表达事物数量时量词的使用情况来判断量词范畴是否已经确立、量词是否已经语法化，所以不仅位于主语位置上的“数+量+名”结构，位于宾语位置上的“数+量+名”结构、所有的“名+数+量”结构以及中心名词不出现的“数+量”结构都被认为是带了量词的结构，而李讷和石毓智（1998）是以“数+量+名”结构用于主语位置为标志，似乎只是着眼于形式表达中数词和名词之间是否使用了量词，这一点也与学术界的共识有很大不同。不过他们也认为量词的基本性质是“表达事物量的必须的语法标记”（李讷和石毓智1998：50），那么对“名+数+量”结构、中心名词不出现的“数+量”结构以及量词语法化前的位于宾语位置上的“数+量+名”结构中的“量”应该如何定性呢？这一点，他们的文章并没有加以说明。
太田辰夫（1987）提出一个推测，认为魏晋时期出现的“数+量+名”式，可能是受古代汉语中表计量的“数+（容器）量词+名”（如“一箪食”）式类推而来。受其启发，吴福祥等（2006）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吴福祥等（2006）认为古代汉语中容器量词和度量衡单位词有“数词+单位词（+之）+名词”和“名词+数词+单位词”两种语序，但两种语序句法、语义和话语功能有差别，前者是描写性的，说明名词的某种属性或特征，而非真实计量，如“一箪食”是泛指食之少，不是说食物有多少；后者的“数词+单位词”是述谓成分，是真实的计量。西汉前后“数词+单位词（+之）+名词”中“之”脱落使“数词+单位词+名词”变为实际计量的格式，受其影响，汉代出现了“数词+个体量词+名词”格式。
这一观点与前面诸家的不同在于他们不认为“数+量+名”是由“名+数+量”中的“数+量”移位而来，而是受古汉语中的容器量词和度量衡单位词的“数词+单位词（+之）+名词”语序的影响和发展而产生的，“数+量+名”对“名+数+量”不是演变关系，而是替代关系。
但是就表示事物数量的成分和中心名词的语序这一问题而言，这一观点与前面所述诸家观点一样，也是认为汉语表示事物数量的成分和中心名词的语序古今发生了改变。
以上的各家研究都是专门针对“数+量”短语与名词的语序进行的，都认为汉语的“数+量”短语从古到今发生了前移。对前移原因的解释各有一定道理，又都有难以说通的地方，总的说来这些解释过于迂曲。
如果把考察问题的视野放宽，从表示事物数量的修饰语与它所修饰的中心名词的语序的角度来考察，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邵永海（1998）讨论了甲骨文中的“名＋数”式的性质和作用，他认为甲骨文中“名＋数”式和“数＋名”式是语法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格式，前者是主谓结构，后者是定中结构，当人们对数量关心时就会使用“名＋数”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个体量词普及后。他指出“在上古汉语里，由于‘名＋数’结构向‘名＋数＋名’进而向‘名＋数＋量’的演变，连类而及，开始出现‘数＋量＋名’格式。到两汉时期，量词的大量涌现促使这种类化作用不断扩张，最终‘数＋量＋名’结构取代‘数＋名’结构成为汉语中表达名词数量范畴的主要方式。”（邵永海1998：271）张赪（2002）也持这种看法。她认为“数＋名”中的数词和“数＋量＋名”中的数量短语一样都是表示事物数量的修饰语，唐代以后数词与名词结合必须有量词作中介，“名＋数＋量”与“数＋量＋名”长期并存，二式在性质和功能上有明显不同。
可见，这种观点认为“数+量+名”式成为优势语序并不是数量短语前移的结果，而是伴随着量词的普及化，量词插入了“数+名”结构中，是“数+量+名”式取代了“数+名”式，而不是“数+量+名”式取代了“名+数+量”式。不过邵、张两人都仅是涉及这个问题，并没有作详细、深入的研究论证。（注：据贝罗贝（1998）介绍Yang-Drocout也持这一观点，认为量词与数词组成的短语没有一个从中心名词前移的过程。而是量词加在了“数+名”中间。）
王力在《汉语史稿》中就指出“名+数”是与“数+名”不同的结构。王文艺（1997）指出“敦煌变文”中“数＋量”位于名词后时有以下几种情况：列举事物时；表示总括时；由于修辞上的需要，如“中心词”前另有定语，把数量词放在后面，使结构显得较为平衡；为押韵的需要。周建民（1989）指出《金瓶梅》中“数＋量”通常位于名词前，数量词组后附于名词的用例很少，而且多半只在下面这些特定场合出现：列举事物或表逐指；比较正式的场合，如书信文件、案件审判中用语等；用于诗词曲及骈文中。储泽祥（2001）指出现代汉语中说话者用“名＋数+量”语序是为了使“名＋数+量”成为注意的焦点，暗示人要抓住这个焦点所突出的信息。可见，从古到今，汉语里表示事物数量的成分位于名词前或后时性质和功能一直是不同的。“名＋数＋量”式一直是有着特殊语用功能的格式，与一般的定中结构不同。要解释与它性质功能不同的“数＋量＋名”是由它经过语序变化而来的，是有一定困难的。而认为与“名＋数”并行的“数＋名”式受“名＋数”演变为“名＋数＋量”的影响，连类而及，产生“数＋量＋名”式，这样的解释至少并不比数量短语前移说更屈折，不过这一观点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以往的研究中有两点不足：一、缺少对魏晋南北朝到唐这一时期各类数量格式的使用情况的考察，因而不能确定“数+量+名”式在汉语中的普及时间，对这一演变的具体过程缺乏描写；二、研究主要针对“数+量”短语与中心名词的语序，对“数+量+名”式的发展仅联系有量词的“名+数+量”式来考虑，而没有注意到与“数+量+名”性质相同的“数+名”式以及其它数量格式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对“数+量+名”式何以成为汉语表达事物数量的主要格式有较好的解释。
因此，我就对魏晋南北朝到唐这一量词演变的重要时期各类数量格式在不同语料、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使用情况作了全面考察，通过定量的分析确定“数+量+名”成为优势语序的
时间，描写这一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数量短语和中心名词语序演变的原因。（注：关于数量短语与中心名词的语序，我们考察的文献有：《世说新语》、《齐民要术》、《玉台新咏》、《贤愚经》、《六度集经》、《祖堂集》、《敦煌变文校注》、《朱子语类》、《五灯会元》等。我们对每种文献都作了详细考察，但在文中根据要讨论的问题不同，所列表统计的文献又作了进一步的选择和分析，不完全相同，详见文中相关处的说明）
3.2魏晋南北朝至晚唐五代汉语数量格式的演变
3.2.1 魏晋南北朝至晚唐五代汉语各类数量格式一般使用情况的说明
直至晚唐五代时期，汉语表示数量的格式有六种：数+名、名+数、数+量+名、名+数+量、数+量、数。前四种中心名词和它的修饰语都出现了，用例见前一小节。后两种中心名词没有出现，数量修饰语指代整个名词性结构，如：
（1)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世说新语·德行》）
（2)即持此豆。奉散于佛。四粒入钵。一粒住顶。（《贤愚经·卷十三》）
（3)八月，断其梢，减其实，一本但留五六枚。（《齐民要术校释·卷二·种瓜》）
（4)俓山云：“汝道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亦无。（《祖堂集·卷十一》）
（5)童子辄往林社，毁其祀具，夺牛而还，歳盈数十，悉巡之于寺。（《祖堂集·卷四》）
（6)菩萨神通众，都三万二千。（《敦煌变文校注·卷五·维摩诘经讲经文（一）》）（7)奈何十万余骑，不敌五千（《敦煌变文校注·卷一·李陵变文》）
（8)唯得两石，一青一白（《敦煌变文校注·卷二·韩朋赋》）
（9)若也册立使君为军（君）万事不言。一句参差，殿前总杀。别立一作大臣，乞（岂）不好事！”（《敦煌变文校注·卷二·韩擒虎话本》）
有的用例表面上看似“名+数”“名+数+量”结构，如：
（1)蒜一，姜二，桔三，白梅四，熟栗黄五，粳米饭六，盐七，酢八。（《齐民要术校释·卷八·八和齑》）
（2)将僧维那。到本金所。残金六瓶。尽用施僧。（《贤愚经·卷九》）
（3)蜜两分，脂一分，和内蒲萄中，煮四五沸，漉出，阴干便成矣。（《齐民要术校释·卷四·种桃柰》）
（4)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世说新语·文学》）
（5)汉马三万匹，夫婿仕嫖姚。（《玉台新咏笺注·卷八》325）
但实际上，这些“名+数”、“名+数+量”结构都是独立的小句，其中名词作主语，数词或数量短语作谓语，充当句子成分的是数词或数量短语，而非整个“名+数+量”结构。这类用例应该计入“数+量”式中。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这种情况算作“名+数”或“名+数+量”用例，，因而使得数量修饰语位于名词后的用例数增多，有关的数据和结论不准确。
各类数量格式在句中可以充当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兼语等，作主语、谓语、宾语的用法比较常见，作定语、兼语比较少。下面以“数+名”式为例各举一例说明：（1）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世说新语·言语》）（作主语）
（2）种瓜，瓮四面各一子。《（齐民要术校释·卷二·种瓜）》（作谓语）
（3）劳度差曰。大王今日。能于身上剜燃千灯用供养者。乃与汝说。（《贤愚经·卷九》）（作宾语）
（4）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世说新语·简傲》）（作定语）
（5）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锺繇曰：“可令二子来。”（《世说新语·言语》）（作兼语）
作定语是指含有数量成分的名词性短语作另一名词的修饰语，如上举例（4）。
在“变文”中还有数量格式作状语、作补语的用例。如：
（1）我今欢喜百千重，暗夜明灯忽尔逢（《敦煌变文校注·卷五·维摩诘经讲经文（四）》）
（2）一段经文三段唱，且当弟一唱将罗。（《敦煌变文校注·卷五·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
有时表事物数量的词语并不直接充当某一句子成分，而是与另一个名词一起组成同位语短语，该短语再充当某一句子成分，如：
（1）与扶留、槟榔三物合食，然后善也。（《齐民要术校释·卷十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扶留》）
（2）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世说新语·德行》）
（3）如是解时，不可断他众生善恶二根，可是菩提耶？（《祖堂集·卷三》）
（52）干、漉二酪，久停皆有暍气，（《齐民要术校释·卷六·养羊》）（4）遥见尊者舍利弗目连等五百比丘。在此林中。（《贤愚经·卷四》）
（5）先下水、盐、浑豉、擘葱，次下猪、羊、牛三种肉，腤两沸，下鲊。（《齐民要术校释·卷八卷四正（月旁）、腤、煎、消法》）
（6）谓众曰：“苦哉！苦哉！石头一枝埋没去也。”（《祖堂集·卷七》）
同位语短语的另一成分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代词或词组，如：
（1）食之四五枚，可饱，（《齐民要术·卷十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
（2）父母告曰。吾今富贵。产业弘广。唯汝一子。（《贤愚经·卷一》）
（3）沩山云：“汝莫口解脱，汝不闻安、秀二禅师被则天一试，下水始知有长人。
（《祖堂集·卷十八》）
（4）道吾云：“两个师兄与某甲三人，隐于深邃绝人烟处，避世养道过生，岂不是埋没？（《祖堂集·卷五》）
一些“名+数量”结构，实际上是数量短语与名词组成的同位语短语，如：（1）聒谷黄、辱稻粮二种，味美。（《齐民要术校释·卷一·种谷》）
（3）温酒浸丁香、藿香二种。（《齐民要术校释·卷五·种红蓝花、栀子》）
（4）按杏一种，尚可赈贫穷，救饥馑，……岂直助粮而已矣？（《齐民要术校释·卷四·种梅杏》）
（5）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世说新语·文学）
这些用例中的数量短语与名词同指，但不构成修饰关系，而是同位语短语，当同位语短语中的另一成分是代词时，这种非修饰关系就更明确了，如：
（1）是你两个僧，便是某甲朋友，（《祖堂集·卷十四》）
（2）云：“不可为汝一个荒却齐云山。”（《祖堂集·卷十一》）
在上下文语义明确的情况下，含有数量成分的名词性短语也可直接构成小句。如：（1）别房住止。千二百处。凡百二十处。别打犍椎。（《贤愚经·卷十》）
（2）取猪脊引脂、雄黄、乱发，凡三物，着马鼻下烧之，（《齐民要术校释·卷六·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3）其儿聪明。好乐学问。诵持俗典。十八部书。文既通利。并善其义。（《贤愚经·卷八》）
（4）一重土，一重骨、石，平坎止。（《齐民要术校释·卷四·安石榴》）
（5）左右通锄，一万馀株。（《齐民要术校释·卷三·种蒜》）
（6）《寻阳记》曰：“杏在北岭上，数百株。（《齐民要术校释·卷四·种梅杏》）
（7）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炙至，一脔便去。（《世说新语·汰侈》）
这样的用例并不多见。
3.2.2 魏晋南北朝至晚唐五代各类数量格式的使用情况和量词使用情况的考察
下表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类文献中各类数量格使用情况的考察，（注：《表中《世说新语》1、《贤愚经》1指文献中的对话部分，《世说新语》2、《贤愚经》2指文献中的非对话部分。《世说新语》的对话部分与非对话部分很好区分，《贤愚经》整篇都是以释加牟尼佛的口吻在讲故事，中间也有人物对话，人物对话部分是对话体，而讲述部分实际是独白体，与《世说新语》中的非对话部分语体并不相同，但是独白体也是有组织地讲话，和对话体有根本的不同，所以看作非对话部分。
从表1中可以看到除《齐民要术》外的所有文献中“数+量+名”式均超过了“名+数+量”式，同时不带量词的用例数都比带量词的用例数多，而《齐民要术》中“数+量+名”式比“名+数+量”少很多，同时带量词的用例数比不带量词的用例数多。
《齐民要术》在“数+量+名”式和量词使用上的特点与《齐民要术》自身的文体特点有关。《齐民要术》是说明体的文献，它要明确告诉人们在各类具体农事活动中要做到什么程度，因而数量是表达的重点，所以会较多地使用“名+数+量”式。较多的使用“名+数+量”式是说明体文献的特点，现代汉语中一般说“放两瓣蒜”，但如果是菜谱，则会写成“放蒜两瓣”或“蒜，两瓣”。也正是说明文的性质，使《齐民要术》中数量表达比别的文献要多而且要更明确，因而量词的使用频率也比别的文献高。《齐民要术》的情况让我们注意到在量词问题上说明体文献与其它文献的有较大差异。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出土文献中量词的数量和使用率都比传世文献高，同时在这些文献中“名+数+量”式的使用频率也很高，（注：吉仁梅（1996）（2004）、胡继明（2004）、张丽君（1998）、陈练军（2003）、魏得胜（2000）徐莉莉（1997）等人对汉代不同出土文献的考察均有同样结论）根据这些现象很容
易得出汉代使用量词已较频繁且多地用于“名+数+量”式的印象。但是简帛文献多为记账式的帐簿册，大多数是在列清单，如随葬的衣物疏等，数量的表达是重点，因而“名+数+量”式短语和“名，数+量”式小句都是主要的表达格式，量词的使用自然较别的文献多。据我们对汉代《张家山汉墓竹简》和《尹湾汉墓简牍》的统计，其量词使用频率高达80%，我们也统计了汉代的《史记》、《战国策》以及8部佛经文献，在《史记》、《战国策》中量词使用率是28%，在佛经文献中量词使用率是10%，简牍中量词的使用频率远远高出同时代的其它文献，也高出了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中“名，数+量”小句最常用，占到带量词用例的95%以上，是最常用的表达格式。（注：汉代两部简牍文献共有801例带量词的用例，其中“名，数+量”小句就有762例，占到95%以上，“名+数+量”式有29例，作主语5例，作宾语24例，“数+量”式10例，作宾语。）关于简帛文献的文体性质对数量表达格式的特殊要求，魏得胜（2000）在讨论《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数量短语与名词的语序时也曾指出。但在一般的量词研究中对这一点还重视得不够，大多数研究还没有把它与普通文献区别对待，因而联系后来“数+量+名”的发展，就会觉得“名+数+量”是较早的格式，“数+量+名”较晚起，后者代替了前者。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说明体文献与其它文献对量词的使用有不同要求；2）魏晋时期在一般的文体中“数+量+名”式的使用超过了“名+数+量”式，同时魏晋南北时期量词的使用率还很低，量词还远未普及。
下表是对晚唐五代的文献《敦煌变文校注》和《祖堂集》中各类数量格式使用情况的调查。（注：其中《祖堂集》1《敦煌变文校注》1指两部文献中的对话部分，《祖堂集》2《敦煌变文校注》2指非对话部分，《祖堂集》比较好判断对话与非对话部分，而“变文”是说唱文学作品，人物说话时常用大段唱词，不用大段唱词部分也常常会铺陈敷衍，这很难当作一般的对话看待，因此我们把这些文学描写色彩较重的部分看作非对话语言，只把人物对话中较朴实、口语色彩较浓的部分看作对话语言。）
表2 晚唐五代各数量格式的使用情况及量词的使用情况
表2显示，无论在哪种语体中唐代的“数+量+名”式都远远多于“名+数+量”式，这在《祖堂集》和“敦煌变文”的对话部分体现得尤为明显，而《祖堂集》对话部分的用例显示带量词的用例超过了不带量词的用例，在《祖堂集》的非对话部分和“敦煌变文”中量词的使用频率较前一时期大大提高，可以肯定晚唐五代在口语中量词的使用已经普及。
对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晚唐五代的情况，可以看到两个事实：1）“数+量+名”格式在魏晋时期的使用频率就比“名+数+量”高，到晚唐五代两类格式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2）同时，量词的使用频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不高，带量词的用例比不带量词的用例少得多，而到了晚唐五代情况有了很大改变，量词普及的趋势十分明显。“数+量+名”式的发展应当是伴随着汉语量词的发展的。王力（1980）刘世儒（1965）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
名”式取代了“名+数+量”式，同时量词的使用成为规范，而贝罗贝（1998）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量词开始普及的时期，量词的普及和“数+量+名”式的普及都在唐五代。他们都认为二者完全同步，不过他们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证明。我们的考察表明量词的普及与“数+量+名”式发展并不同步，“数+量+名”式占优势的时间要早于量词普及的时间，前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后者在晚唐五代。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数+量+名”式是量词插入“数+名”式中形成的，而不是数量短语前移形成的。下面我们试着作进一步地阐述。 汉语量词是在“名1+数+名2”式中产生，所以首先出现的是“名+数+量”式，但当量词已经产生并开始用于数量格式中时，由于上古汉语里“数+名”式的使用频率比“名+数”高，自然“数+量+名”式的出现频率也应比“名+数+量”高。可以推想，“数+量+名”的使用频率应该很快超过“名+数+量”式，而不必等到量词完全普及后。换句话说，就是量词在“数+名”和“名+数”两种格式中同时推进，“数+量+名”式的发展与量词的发展有关，也与上古和中古汉语的数量表达中“数+名”一直是最常用的格式的特点有关。
在带数量成分的名词短语语序的演变中，“数+量+名”、“名+数+量”、“数+名”三式使用频率的变化和量词使用频率的变化是演变的核心部分，下面两表分别综合了表1和表2的相关数据，计算出“数+量+名”式、“名+数+量”式、“数+名”式用例总数及其在总用例中所占的百分比，还有带量词用例总数及其在总用例中所占的百分比，加以对比，可以见出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晚唐五代的变化。（注：我们分别把《世说新语》《贤愚经》中的对话部分和非对话部分、《祖堂集》《敦煌变文校注》中的对话部分和非对话部分合并，分别考察各数量格式在两个时期两种语体中的使用情况。）
表3 对话体语料中“数+量+名”、“名+数+量”、“数+名”三类格式的变化
为了清楚地显示表3、表4所反映的变化，我们将表3、表4分别换成图1、图2表示。 图1（对话部分）
20
40
60
80
100
六朝晚唐五代
图2（非对话部分）
20
40
60
80
100
六朝晚唐五代
可以看到，六朝时期“数+量+名”式、“名+数+量”式及量词的使用频率都很低。图1、图2显示从魏晋南北朝到晚唐五代，在对话体中“名+数+量”式基本没有变化，在非对话部分“名+数+量”式增长幅度很小，而“数+量+名”式和量词的使用频率却大幅上升，说明量词使用频率的上升和“数+量+名”式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而和“名+数+量”式关系不大。同时，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晚唐五代“数+名”式的使用频率大幅度下降，六朝时“数+名”式占用例总数的90%，晚唐五代时下降到39%，与“数+量+名”式基本持平。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数+量+名”式的迅猛发展是大量量词插入“数+名”的结果，与量词的普及相关，而与“名+数+量”式关系不大。如果“数+量+名”式由“名+数+量”式中的数量短语前移而来，那么应该有一个“名+数+量”的使用由多到少到稳定的过程，但没有数据显示存在这个过程，在“数+量+名”式的使用大幅上升的同时“名+数+量”的使用频率却基本不变。
3.3汉语数量格式演变的类型学观察
量词是一项很突出的语言特征，因而一直是当代语言类型学关注的焦点，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对世界上的有量词（numeral-classifiers ）语言的调查和研究非常广泛和深入，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参照类型学的研究成果，将汉语放在量词语言的大家族中来考察，可以使我们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晰。
一，数量修饰语位于中心名词前是汉语最基本、最普通的一种数量格式，它符合语言的普遍规律。格林伯格（1963）根据对30种语言的调查提出了45条与语序相关的语法共性。其中第18条指出：“如果描写性形容词位于中心名词前，那么绝大多数情况是指代词和数词也位于中心名词前。”（51页）汉语的描写性形容词是位于中心名词前的，那么数词也应该位于中心名词前，所以上古汉语中“数+名”是用得最普遍的一类格式，当汉语的量词普及后，“数+量+名”是用得最普遍的一类格式。
二，“名+数+量”式表述的重点是数量，“数+量”与名词之间不是修饰关系，联系不紧密，可插入其它成分，这一特点不仅在汉语中存在，在其它的量词语言中也有。 格林伯格（1975）举出在南岛语(Austronesian)的Banggais 语中，普通的语序是“数+量+名”，而在清单中是“名+数+量”语序。在澳亚语（Austroasiatic ）的Palaung 语中，既有“数+名”式，也有“名+数+量”式。“数+名”式中数词为修饰语直接放在名词前，而“名+数+量”式中名词和数量成分中间可插入其它成分。在标准马来语中“数+量”结构既可以在名词前也可以在名词后，有学者认为“数+量”结构后置时是强调数量，这时名词和“数+量”结构之间有一个停顿。
Alexandra Y.(2000)举出韩语中“数+量”和中心名词可构成三种结构：“数+量+名”式，名词带受格标记；“名+数+量”式，量词带受格标记；“名+数+量”式，名词和量词都带受格标记。第一种语序是无标记语序，第三种语序用于名词为焦点时，而且它不能看成是一个连续的“数+量”结构，下面两例是书中所举出第一种语序和第三种语序的例子。
（1）Sey calwu-uy yenphil-lul sa-ss-ta
Three NUM.CL:LONG. SLENDER-ATT peccil-ACC buy-PAST-DEC
“(I)bought three pencils”
（2）yenphil-lul ecey sey calwu-lul sa-ss-ta
pencil-ACC yesterday three NUM.CL: LONG. SLENDER-ACC buy-PAST-DEC
“I bought three pencils (not other items) yesterday”
从书中所举的例子看，我们认为第三种语序的句子（如例105）类似于汉语的话题句。
“名+数”与“名+数+量”性质相同，数量成分是表述重点。格林伯格（1975）举出了《圣经》中的一段希伯来文，在描述建造一座建筑物时全用的是“数+名”语序，但在对此总结、列清单时，则用的是“名+数”语序。
格林伯格（1972）（1975）反复指出量词（numeral-classifiers）语言中数量短语和中心名词的语序与该语言中的单位词短语（measure construction）与中心名词的语序相同。据此，可以推知汉语的“数+单位词”短语也应该是以前置于中心名词为主，而“名+数+单位词”也应该是主谓结构，以数量为表述重点，与“数+单位词+名”不同。我们考察了汉代的《史记》、六朝时期的《贤愚经》、唐五代的《祖堂集》三部书中表示度量（注：包括度量衡制量词、容器量词和集体量词）的各类格式的使用情况。见表9。
表9 《史记》、《贤愚经》、《祖堂集》中的度量表示法
数+名
名+
数
数数+单位
+名
名+数+
单位
数+
单位
史
记
31 3 0 18 55 149
贤
愚经
28 5 2 26 12 61
祖
堂集
6 0 0 23 2 57
（注：“数+名”式都是用于核心名词是“钱”时，如“油家问曰。一钱买油。少无所逮。用作何等。”（《贤愚经·卷四》），又如“踈山云：“汝为复将三钱与匠人？为复将两钱与匠人？为复将一钱与匠人？若道得，与吾亲造塔。”（《祖堂集·卷八》）
可以看到，在《贤愚经》、《祖堂集》中“数+单位词+名”式的出现次数都大大超过了“名+数+单位词”式。只有《史记》中的“名+数+单位词”式超过了“数+单位词+名”式。我们对《史记》中的“名+数+单位词”用例作了考察，发现其基本作宾语，所用动词大多表示“给予”或“得到”义，有“赐、得、奉、送、受、效、与、益（如‘益地’）、予、置（如‘置地三百户’）”等，最常见的“赐”，在55例中就占有18例，如：
（1）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史记·卷九十九》）
这些句子都是要明确表达给予或得到的数量。一些没有“给予”或“得到”义的动词，也是需要明确表达涉及的数量而用了“名+数+单位”式，如：
（1）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史记·项羽本纪》）
（2）泽大说之，用金二百斤为田生寿。（《史记·荆燕世家》）
因此，“名+数+单位词”也是作为一种对数量的强调格式而存在的。
以上我们讨论的是以汉语为代表的一类量词语言中“名+数+量”式的性质和使用情况。但这不代表所有量词语言的情况。有的量词语言“名+数+量”是基本格式，如泰语、缅语等，这些语言中确有“数+量”短语从中心名词后移至中心名词前的现象。有的是由于语言接触的影响而发生的语序变化，格林伯格（1975）中举出缅语从15世纪开始受Pali语的影响，“数+量”短语前移。越南北部靠近中国边境以及中国境内的泰语受汉语的影响也有“数+量”短语前移的现象。
不过该文也举出了一些“数+量”短语与中心名词发生了语序变化的语言，但未说明其原因，如Gilyak、Basque（法国）、Umbundu（乌干达的一种班图语）、阿拉伯语等。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格林伯格（1975）描述，这些语言在语序演变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大数字的“数+量”短语先前移、小数字的“数+量”短语后变化的过程，越小的数字形成的“数+量”短语越顽固地保持原来的“名+数+量”语序，这一过程在这些语言的共时平面和历时平面上都有所反映。Gilyaky语，数字为1-5时，“数+量”结构位于中心名词后，数字大于5时，“数+量”结构前置，而在年轻人中数字为1-5时，“数+量”结构也前置。Basque语，数字为1时，“数+量”结构后置，数字为2时，可前置也可后置，数字大于2时常常前置。古阿拉伯语数字为1和2时，“数+量”结构后置，数字为3-10时，既可前置也可后置，数字大于10时，总是前置，而现代阿拉伯语的方言中有的已全部前置，有的数字为3-10时前置，有的数字为2时也前置了，也有的还完全保留着古阿拉伯语的情况，反映了“数+量”短语位置变化的不同阶段。Umbundu语数字为1-5时，“数+量”结构只能后置，数字为6-99时，既可前置也可后置，数字大于99时，只能前置。
反观汉语的所谓的“数+量”结构的前移，并没有发现这种数字大小与前移的速度相关的现象，下面的例句是从汉代和南北朝文献中随意抽取的，可以看到“数+量+名”式对数字没有限制。
（1）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2）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史记·大宛列传》）
（3）其捕鱼者。作三种网。（《贤愚经·卷十》）
（4）办设供具。满五百乘车。（《贤愚经·卷二》）
这说明汉语“数+量”结构与中心名词语序的演变与其它语言的“数+量”结构前移不同，而根据我们的研究，那就是汉语根本不是数量短语前移，而是表达数量的方式的变化。
第九讲动量词
9.1动量词演变简史
唐钰明（1990）认为两汉时动量词已经出现，所举的动量词有“遍、下”，均为专用动量词，在我们所调查的文献中专用动量词有“匝、反、合”3个，共9例，其中见于《史记》的3例，见于《淮南子》1例，见于东汉佛经5例，如：
（1）於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史记·高祖本纪》）
（2）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得者有重赏，失者有重罪。圉三匝，而阳虎将举剑而伯颐，门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穷，我将出子。”（《淮南子·人间训》）
（3）諸比丘。受教頭面禮足。繞佛三匝。於是別去（《中本起經·卷上》）
（4）住空現變。出沒七反。（《中本起經·卷上》）
（5）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史记·项羽本纪》）“匝”用得最多，共6例，所出现的文献也最多，在三种文献中有用例。（注：关于“匝”刘世儒（1965）唐钰明（1990）都认为还是名量词，认为“围三匝”同“围三重”。不过“匝”的这一用法直到宋代仍很常见并且没有什么变化，如“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右繞師轎三匝。（《五燈會元》）”，我们看不出这例和例（1）（3）的“围宛城三匝”“繞佛三匝”有什么不同。再考虑到汉代各类动量词均已产生的情况，是可以把“匝”看作动量词的。）“反”出现两次，均见于《中本起经》。“合、拳”都只有1例。
魏晋南北朝以后汉语的动量词分专用和借用两大类，唐钰明（1990）并没有提到两汉时是否已出现借用动量词，刘世儒（1965）举出的借用动量词较早的用例是《魏书》中的两例，1例是“拳”，1例是“槌”，例句见下：
（1）文襄拿季舒欧帝三拳。（魏书·孝静记）
（2）各击鼓数千槌。（魏书·李祟传）
而我们在东汉佛经《修行本起經》中找到了借用动量词“拳”的用例。
（1）調達先出。見象塞門。扠之一拳。應持即死。（《修行本起經·卷上》）
这说明汉语的两类动量词——专用动量词和借用动量词在汉代都出现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量词进入了初步成熟阶段，据刘世儒（1965）这一时期常用的专用动量词约有十几个。
动量词演变的研究比名量词弱的多。研究得最多的是数量短语与中心动词的语序问题。
9.2数量短语与中心动词语序的演变
9.2.1已往研究的回顾
上古汉语里表示动作行为的次数，一般是直接把数字加在动词前面来表示，即“数＋动”式。如：（注：例1、例2转引自太田辰夫（1987），例3、例4转引自王力（1980））（1）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
（2）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滕文公下》）
（3）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左传·桓公二年》）
（4）凡六出奇计。（《史记·陈丞相世家》）
太田辰夫（1987）认为由于古代汉语没有动量词，如果数词放在动词后面，会让人感觉象是动词的宾语，意义不明确，因此古代汉语中只有“数+动”式，但古代汉语表示一段时间的计量成分既可以位于动词前又可以位于动词后，所以当动量词产生后，由于表示一段时间的计量成分的类推，数量短语也位于动词后，形成“动+数+量”式。“动+数+量”式最早见于居延汉简，一般文献要到魏晋时期可以见到，举例如下：
（1）绕树三匝，无枝可依。（魏武帝·短歌行）
（2）谨通进表，叩头百下。（三国志·吴志·韦曜传）
刘世儒（1965）进一步认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但“称量名词须用量词，称量行为也须用量词了。”（刘世儒1965：9）也即数词和动词必须通过量词介绍才能结合已成为规范。
学术界一般认为上古汉语里表示动作行为的次数只用“数＋动”式。唐钰明（1990）指出在上古汉语里还有“动＋数”式，唐钰明举出最早的用例在西周金文中，如：（1）今大赦女，鞭女五百，罚女三百锾。（《？？》）
（2）余有散氏心贼，则鞭千罚千，传弃之。（《散盘》）
秦代的用例如：
（1）隶臣妾系城旦舂，去亡已奔，未论而自出，当笞五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2）城旦为工殿者，笞人百。大车殿，赀司空啬一盾，徒笞五十。（《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
战国和春秋的例子，如：
（1）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
（2）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战国策·赵策三》）
（3）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曹三百。（《左传·襄公十四年》）
先秦时期“动＋数”式还处于萌芽阶段，到两汉“动＋数”式迅速发展，唐钰明对《史记》、《汉书》中的“动＋数”式作了统计，二书共有63例，而在出土文献《武威汉代医简》中“数＋动”式共13例，“动＋数”式11例，“动＋数”式所占比例相当高。徐莉莉（1997）考察了《马王堆汉墓帛书（肆）》中“数＋动”式、“动＋数”式的使用情况，结论是帛书中“表示动量的数词多位于所修饰的动词之后”。（徐莉莉1997：21）
唐钰明认为正是在“动＋数”式大量存在的基础上，两汉逐步出现了动量词。举例如：（1）太子击前，诵恭王之言，诵三遍而请习之。（《说苑·敬慎》）
（2）太傅汝南陈蕃举去光禄勋，还到临颖巨陵亭，从者击亭卒数下。（《风俗通演义·穷通篇》）
（3）敞辞曰：初敢言，候击敞数十下，胁痛不耐言。（《居延汉简123·58》
随着动量词的产生，“动＋数＋量”式也随之产生，并逐渐成为汉语表示动作行为次数的主要格式。唐钰明将这一演进过程概括为：“数＋动”→“动＋数”→“动＋数＋量”，并认为这一过程与“名+数→名+数+量→数+量+名”的过程同时。
关于“数＋动→动＋数→动＋数＋量”的演变，显然唐钰明的看法与太田辰夫的看法有别。我们可以把太田辰夫对“动+数+量”式演进过程的意见概括为：“数+动”→“动+数+量”。没有经过“动+数”阶段，直接由“数+动”而来。判断是否有一个“动+数”阶段，就要考察汉至魏晋南北朝这段时期是否有一个“动+数”扩张的过程，“动+数”的衰落和“动+数+量”的发展是否成正相关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量词进入了初步成熟阶段，据刘世儒（1965）这一时期常用的专用动量词约有十几个，但这一时期表达动作次数究竟以哪种格式为主，表示动作行为次数的词语与中心动词的语序情况目前仍没有考察清楚。就我们所见，仅庄正容（1980）对《世说新语》作了考察，认为在《世说新语》该书中“数＋动”式仍是最主要的表示法，动量词只有一个“番”。仅凭这样有限的调查结果当然不能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情况下结论。所以很有必要对魏晋南北时期的动量表示法作全面考察。
刘世儒（1965）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还可见到的数量短语位于中心动词前作状语的用例。所举例如：
（1）夜有盗之者，数过提举，竟不能动。（《高僧传·译经篇》）
（2）行云数番过，白鹤一双来。（庾信诗，《全北周诗》卷2）
（3）画眉千度拭，梳头百遍撩。（《庾信《梦入堂内》》
（4）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魏武帝《船战令》）
刘世儒（1965）指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番”、“遍”、“回”、“通”、“阵”六个动量词可以与数词构成数量短语位于动词前作状语，不过和它们作补语的用例比起来，作状语的用例是很少的。柳士镇（1992）也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短语可以作动词的状语的现象，但他认为数量短语作状语和作补语一样都是这一时期数量短语的主要用法。两人的看法并不完全一样。
据王文艺（1997）的研究，南北朝时既能作状语又能作补语的动量词，在敦煌变文中作状语的用例都超过了作补语的用例，而南北朝时只能作补语，不能作状语的动量词‘次’，
在变文中只有作状语的例子，所举例如：
（1）数次叫问，都没应挨，催促再三，方始回答。（八相变，《变》335）
（2）各盏待君下次勾，见了抽身便却回。（难陀出家缘起，《变》396）)
再加上唐代新产生了很多动量词，因而变文中数量短语作状语成为一大特色。太田辰夫（1987）也谈到“动量词放在前面的用法，在唐代常能见到，但在现代汉语中却反而不用了。”根据这些研究，可以看到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数量短语作状语有发展的趋势，而到后来又衰落了，变为不常用了。但是对数量短语作状语在各历史时期的具体使用情况尚未见到详细的考察，数量短语作状语是否有先发展之后又衰落的变化，还需进一步证实。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动量词以及数量短语与中心动词语序的研究不是很多，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如：各历史时期动量表示法的情况；“动+数+动量”式出现并普及的过程、原因及最后成为汉语最常用的表达动作次数格式的时间；与此相关的是“数+动、“动+数”、“数+动量+动”式的发展与衰落过程，在与“动+数+动量”式并存时期，“数+动量+动”式的功能和语法意义与“动+数+动量”式有无不同。（注：本书以“动量表达格式”指各类表示动作行为次数的表达格式，为和前一节的名量词区别，从这节开始，在书写各格式时，以“动量”指动量词，如“数+动量+动”式）
现代汉语动量词前置于动词非常少且有条件限制。殷志平（2000）指出现代汉语中表示周遍义的动量词可前置、重叠动量词可前置，如：（注：以下例（1）-例（2）见殷志平（2000）（1）他一次上海也没去过。
（2）一顿饭他都没吃。
（3）在瑞士，她一次一次感受到了中西双方的遥远差距。
表示周遍义的“数+动量”前置，限于数词为“一”时，而且只有否定形式。重叠动量词前置，带来新的语法意义，表示“逐一”或“多”等。殷志平认为这都属于动量词的用法，不看作动量词前置。除了这两种用法外，殷志平（2000）认为现代汉语常规动量词还有前置的，但前置动量词的语法意义和动量词后置时不同，前置时是表示动作者通过一定的动作行为达到某种状态或结果所经历的动量。对比下面两句：
（1）他打了一枪
（2）他一枪就能打中那个遥远的目标
后置的“数+动量”语义指向前面的动词，而前置的“数+动量”语义上并不指向动词，而是指向动词后的有关成分，补语或宾语。如上例中的“一枪”指向“中那个遥远的目标”。那么现代汉语里前置动量词的这种语法意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如何形成的？汉语动量词前置的这些限制又是何时形成的？
解决这些问题都有赖于对各历史时期文献所反映出的动量表示法作详尽考察。就现在的研究看，如果唐代“数+动量+动”还有发展，那么这一结构的衰落至少是在宋以后的事，现代汉语动量表示法的最后形成要到宋以后。因此我们对汉语动量表示法的考察的时代范围以汉、魏晋南北朝至宋为重点，兼及元明时期。
9.2.2各历史时期汉语动量表示法的发展
注：对数量短语（包括计量次数和计量时间的数量短语）与中心动词的语序，我们考察的语料有：《史记》，《战国策》，《论衡》，《長阿含十報法經》，《人本欲生经》，《一切流摄守因经》，《中本起經》，《修行本起經》，《四諦經》，《法鏡經》，《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尹湾汉墓简牍》，《张家山汉墓竹简》，《淮南子》，《世说新语》、《齐民要术》、《玉台新咏》、《贤愚经》、《六度集经》、《祖堂集》、《敦煌变文校注》、《朱子语类》、《五灯会元》、《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明卷）。我们对这些文献都作了详细调查，但在文中列表统计时，为了数据上的平衡，只选取了部分文献，具体情况见文中相关处的说明）
《左传》中的名量词研究
《左传》所见名量词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号：01010236 姓名：单丽梅 内容提要：本文以《左传》中的名量词为研究对象，对该书全部名量 词进行分析研究，讨论《左传》中的名量词的分类、结构类型以及语法 功能。旨在通过这样的分析研究，从词汇和语法角度两方面揭示《左传》时代名量词的发展概况，明确其发展史上的自身特征。 Abstract:Study of phrase made up of noun and measure word in Zuozhuan was given in t his paper. Discusses were gone on all such phrases in the book from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fication, and types of structures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phrase made up of noun and measure word in times of Zuozhuan from the syntax and lexical level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ir own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ion were shown. 关键词：名量词《左传》分类特征 Key words:phrase ; noun and measure word ;Zuozhuan;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fication 量词的使用是汉语言的重要区别特征之一。它是一类十分活跃而又极其普通的词，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从我国最早的可识文字甲骨文的记载来看，殷商已经有度量衡、容器、货币的单位词(即量词)出现了，如容器量词“升”，货币量词“朋”，天然量词“丙”等。甲骨文中量词的运用范围较窄，数量也较少，还没有出现动量词。语法发展还很不充分，在句中只能做主语和宾语，而且与数词组成的数量短语一般只能出现在名词之后，其位置较为固定。到周秦，又出现了表示事物特点的个体量词。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的运用得到空前的发展，形成完整的体系结构，这在刘世儒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中有详尽的论述。
汉语量词“双”与“对”比较使用探析
汉语量词“双”与“对”比较使用探析 发表时间：2016-08-06T15:22:37.337Z 来源：《基层建设》2016年11期作者：岳磊[导读] “对”和“双”是汉语中常用量词，汉语语法教学中对这两个量词解释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理解。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外语学院 451100 摘要：“对”和“双”是汉语中常用量词，汉语语法教学中对这两个量词解释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理解，譬如：一双儿女不能说成一对儿女，一对镯子不可说成是一双镯子，一对夫妻不可说成是一双夫妻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三方面对其进行对比讨论，探析量词“双”与“对”的使用。 关键词：对；双；量词；语义分析 在一堂语文教学模拟课上，学生试讲量词的用法，谈到量词：双和对。在讲解时列举了如下例子：一双鞋一双手套一双袜子，一双眼睛，一双筷子，一对花瓶，一对镯子，一对柜子。然后总结“双”与“对”都是专用量词和集合量词，意义相近，可互释，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两个量词的解释：双：用于成对的东西。 对：双。 这时问题出现，在课堂讨论中有学生提出：双和对虽意义相近，但在使用时并不是都可以互换的，例如：一双儿女却不能说成一对儿女，一对镯子绝不可以说成是一双镯子，一对夫妻不可以说成是一双夫妻，诸如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对比，探微量词“对”与“双”的使用。 一．“对”、“双”的语义源流《汉语史稿》载：“绝大多数的量词都起源于名词或动词，它们的语法意义就是由它们的本来意义引申的。”这就使得量词所称量的事物的特征要与量词本身的特征相一致。“对”和“双”在古代文献中出现较早，且使用较广。古时其用法迥异，后来由动词虚化为量词时才具近义性。 1．对 从词源看，对有匹配配偶之意，但“对”在古代常做动词用，相当于英语中的REPLY（回答）：（1）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2）公问族於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对”还有个常用意义是指“面对，对面”：（3）公辞，宾西面坐奠于阶西。东面对，西面做取之。 《说文解字》：“对，应无方也。从羋，从口，从寸。对，或从土。”“应无方”是指问什么答什么，或者是谁问答谁，也就是徐锴说的“有问则对，非一方也”③。依许慎、徐锴之说，“回答”就是“对”的本义，如：君前奏对。“回答”涉及提问者和回答者两方，这为“对”后来做量词时的“二”意义提供了依据。而这一问一答是对立的，他们性质不同但又是统一于“对”这个概念中的，因此“对”本身是具有对立统一性的，而且这一特征贯穿于“对”的词义演变过程，到《仪礼》中“面对，对面”的意义，这一特征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这又为“对”计量两个互相对立又统一的个体提供了依据，如“一对夫妻”、“一对鸳鸯”。 2．双 “双”的繁体做“雙”，许慎《说文解字》：“双，隹二枚也，从雔，又持之。”“双”的本义就是两只鸟，因此成语有：比翼双飞而无比翼对飞。“双”意义指向倾向于指个体数量为二，向数词虚化：（1）举世无双（2）遗我双鲤鱼（3）赐予家子双琥，一环，一璧，轻服，受之。 “双”的这种事实两个的用法使得虚化为量词后，个体之间是重复或者重叠的关系，彼此之间是独立的而不是对立的，但两个独立的个体又统一于“双”的概念中。因此“双”称量的个体是具有独立统一性的。 总得来说，从语源角度看，量词“对”更侧重于强调计量具有对立统一性的两个个体，比如“一对矛盾”、“一对冤家”，而“双”更侧重于计量两个性质相同功能相同的独立个体，如“一双手套”、“一双眼睛”。 二．“对”与“双”语义分析语义学中，语义特征是指某个词在语义上具有的区别于其他词的特点。对近义量词进行语义特征地分析与描写，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些量词的共同语义特征与区别语义特征，进而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更准确恰当地选用近义量词。量词意义较宽泛，对量词做语义分析需要借助于它所称量的动词或者名词，才能够使两个近义量词区分开来，因此对“对”和“双”进行语义分析就要以它们所能称量的名词为参照。根据《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名词、量词搭配表中收录的32组可以与对、双搭配的词，和《汉语量词词典》常用名词量词搭配表中收录的79组词，除去重复的22组，合计89组词，分析整理，可以把对、双的核心语义通过语义分析可看出“对”、“双”都表示两个，都是计量成双的东西的名量词，但它们的区别还是较明显的，从三方面说明： 1．是否可以计量对立成双的东西 “对立成双” 是指所计量的两个个体之间具有某种对立性质，彼此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种对立可以是性别、方向、性质……的。依据这一点，可以将部分必须用“对”计量的词区分开来。比如“一对夫妇”、“一对恋人”、“一对仇敌”、“一对矛盾”等。“双”在这一点上刚好相反，计量的个体彼此之间无任何对立，而是同一性质的两个个体数的重复或者是重叠的关系，“一双手”、“一双袜子”、“一双鞋”、“一双筷子”、“一双手套”都是如此。因此可以说对立成双的东西必须用“对”来计量，“双”是不可以用来计量对立成双的东西的，这跟其语义来源有着直接的关系。
量词“场”和“部”的多角度分析
量词“场”和“部”的多角度分析 针对留学生学习汉语量词中的实际问题,本文在考察了一定数量的语料后,认为量词“场”和“部”后接“电影”时的用法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语体侧重、语义重点、具体词性、动词搭配四个方面。 标签：对外汉语教学量词场部 量词是留学生学习汉语时出现错误较多的一个词类,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一些留学生在学习了量词“场”和“部”都可以用来修饰“电影”后①,造出下列句子: (1)*这场电影获得了国际大奖。(正确的句子:这部电影获得了国际大奖。) (2)*晚上我和阿里去看电影,我们要看八点半的那一部。(正确的句子:晚上我和阿里去看电影,我们要看八点半的那一场。) 这些偏误的出现是因为留学生未弄清楚“场”和“部”在修饰“电影”时的不同用法。那么,“电影”前什么时候用“场”,什么时候用“部”呢?我们做了以下考察。 一、语体侧重不同 “场”多出现在口语中,而“部”的书面色彩较浓。我们翻阅了《武汉晚报》《长江日报》《文汇报》中有关电影的报道,并从新浪、网易这两个网站下载了两万多字电影方面的语料,发现其中“电影”前所用的量词都是“部”。此外,与“电影”同义的一些词,如“影片”“片子”也都只与“部”搭配,未发现与“场”搭配的例子。例如: (3)而伟仔另一部电影《无间道》亦同期上映。(网)② (4)专题介绍:电影史上最伟大的10部电影(网) (5)10部电影让我们泪流满面(网) (6)这部电影讲的是发生在俄国的事情,我当然不能让观众看出我的“美国底子”。(网) (7)这部电影可能是比较我以往所有的电影、内在张力最强大的一部。(《长江日报》) (8)这部影片敢审视每个成年人的爱情观、道德观直至对生存意义的疑问。(网) (9)《美丽心灵》和《红磨坊》两部影片就已被列为得奖的最大热门。(网)
现代汉语词性
现代汉语词性 一．名词 表示人和事物的名称叫名词。如："黄瓜、猪、马、羊、白菜、拖拉机、计算机"。 1、表示专用名称的叫做"专用名词"，如"云南、上海、李白、白居易，中国"。 2、表示抽象事物的名称的叫做"抽象名词"，如"范畴、思想、质量、品德、品质、友谊、方法"。 3、表示方位的叫做"方位名词"，如"上""下""左""右""前""后""中""东""西""南""北""前面""后边""东边""南面""中间"等。 二．动词 动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发展、变化。 1、有的动词表示一般的动作，如"来、去、说、走、跑、吼、叫、学习、起飞、审查、认识"等。 2、有的动词表示心理活动，如"想、重视、注重、尊敬、了解、相信、佩服、惦念"等，这样的动词前面往往可以加上"很、十分"。 3、有的动词表示能够、愿意这些意思，叫做"能愿动词"，它们是"能、要、应、肯、敢、得（dei）、能够、应该、应当、愿意、可以、可能、必须"，这些能愿动词常常用在一般的动词前面，如"得去、能够做、可以考虑、愿意学习、应该说明、可能发展"。 4、还有一些动词表示趋向，叫做"趋向动词"，如"来、去、上、下、进、出、上来、上去、下来、下去、过来、过去、起;，它们往往用在一般动词后面表示趋向，如"跳起来、走下去、抬上来、跑过去"。 5、"是""有"也是动词，跟动词的用法一样，“是”也成为判断动词。 三．形容词 形容词表示事物的形状、性质、颜色、状态等，如“多、少、高、矮、胖、瘦、死板、奢侈、胆小、丑恶、美丽、红色……”。 状态形容词通红、雪白、红通通、黑不溜秋等前面不能加“很”。 四．数词 数词是表示事物数目的词。如"一、二、两、三、七、十、百、千、万、亿、半"。 五．量词 量词是表示事物或动作单位的词。汉语的量词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 1、名量词表示事物的数量，又可以分为单位量词和度量量词。 单位量词表示事物的单位，如"个、张、、只、支、本、台、架、辆、颗、株、头、间、把、扇、等； 度量量词表示事物的度量，如"寸、尺、丈、斤、两、吨、升、斗、加仑、伏特、欧姆、立方米"。 2、动量词表示动作的数量，用在动词前后表示动作的单位，如"次、下、回、趟、场"。 六.代词 代词能代替实词和短语。表示指称时，有定指和不定指的区别。不定指往往是指不确定的人、物或某种形状、数量、程度、动作等。他不常指某一定的人物，也就不可能有一定意义，介乎虚实之间。 1、人称代词：代替人或事物的名称。我你您他她它我们你们他们她们它们咱们自己别人大家大伙（自己能和其他代词连用，起强调作用。例如：我自己你们自己大家自己） 2、疑问代词：用来提出问题谁什么哪（问人或事物）哪儿那里（问处所）几多（问数量）多多么（问程度）怎么怎样怎么样（问性质状态）什么怎样什么样（问方式行动） 3、指示代词：用来区别人或事物这那（指人或事物）这儿这里那儿那里（指处所） 这会儿那会儿（指时间）这么这样这么样那么那样那么样（指性质、状态、方式、行动、程度）这些那些这么些那么些（指数量）每各（指所有的或全体中任何一个）某另别（确有所指，未说明哪一个） 代词一般不受别的词类的修饰。代词同它所代替的或指示的实词或短语的用法相当，它所代替的词能充当什么句子成分，它也能充当什么句子成分。 七．副词 副词的意义和种类
孙晓 量词偏误研究综述(+评)
量词偏误研究综述 孙晓 新疆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2010级
量词偏误研究综述 孙晓 （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量词是汉藏语系的特色词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量词是留学生学习的难点之一。量词偏误研究是量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近年来也取得一些成果。本文对量词偏误类型、量词偏误产生原因、量词偏误解决对策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以期为对外汉语量词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关键词：量词；偏误；研究综述 量词是汉藏语系的特色词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量词是留学生学习的难点之一。量词偏误研究是量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近年来也取得一些成果。下面笔者即对量词偏误类型、量词偏误产生原因、量词偏误解决对策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以期为对外汉语量词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一、量词偏误类型研究 不同学者通过自己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唐淑宏在《对外汉语量词教学的偏误分析》[1]中，总结了外国留学生学习使用量词偏误类型。该文以《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中的46个甲级量词和《初级汉语课本》中的量词为调查内容,采取“打撒网”式的搜集,对留学生的考试试卷、作业、作文及交谈中所表现出来的量词偏误作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研究范围内的量词偏误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类: (一)量词“个”的泛化 有的留学生企图找“捷径”,他们发现一个“万能”量词“个”,因此,不管是什么名词,其前面都要放一个量词“个”。使用这种交流方式,中国人能够听懂,因此,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巧妙的方法。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巧妙”的方法,而是一个“取巧”的方法。靠这种方法,学不到标准的汉语,只能打打马虎眼而已。一般地说,汉语的名词都有它固定的量词的搭配。因此,不能随便给它配上量词“个”。而且,量词运用要恰当,只有这样才能起到表达细腻感情的修辞作用,这是量词的主要功能之一。比如“一轮明月”和“一弯新月”说的都是月亮,但是前
现代汉语量词的色彩意义
词义在表达反映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外，还会因人们的主观感受，而表达出对该事物的评价。这种评价就是词的附加意义，又称色彩意义。量词的主要作用是表量、计算，但有些量词还兼有色彩意义。现代汉语量词的色彩意义包括三方面：形象色彩、感情色彩、语体色彩。一、量词的形象色彩“词义信息在传达人们对其所称谓事物的理性认识外，往往还会因人们的主观性而表达出对该事物的评价及在情态、格调、形象方面等作出的补充描写。汉语量词的理据，在它具有描绘性和比喻性时，就给人以具体的形象感。这种形象感包含着人的主观意味。量词所负载的这种形象意味，也就是汉语量词的形象色彩。”汉语量词的形象色彩具体有三种形式：1、量词本身具有的形象色彩这类量词一般是表示事物的物量词(包括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如：串、座、朵、缕、株、丛、片、颗、团……本身具有形象性，它们和中心词搭配在一起，能引起人的联想和想象，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1)他迫使自己打了一串外交式的哈哈。(沙汀《沙汀选集》) (2)金达莱一大片一大片的。鲜红娇艳。一朵花，一朵青春，每朵花都展开眉眼，用笑脸迎着春天。(杨朔《三千里江山》) (3)听后，她的脸上闪过一缕木木的，淡淡的哀愁。 (柯如《长夜星光》) (4)不但是得慢走，还须极小心地慢走，骆驼怕滑：一汪儿水，一片儿泥，都可以教它们劈了腿，或折扭了膝。(老舍《骆驼祥子》) (5)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例(1)中用“串”来写“打的哈哈”很有创意，既有声音又有视觉上的形象感。例(2)中的“一朵花”，“朵”是用来描写“花”的量词，既表量同时可供人想象，在“一朵青春”里，运用了拈连的修辞手法，把本来表示“花”的量词用来表示“青春”的量，使得抽象名词“青春”变得生动、形象，增加了诗韵。例(3)用“缕”同样把抽象的“哀愁”写得逼真、可见。例(4)用“汪”来写“水”。把到处都是水的情景写得很逼真。例(5)用了个量词“团”来写许多党员把那个问题没搞清楚的情况，具体形象。2、借用来的量词具有的形象色彩这一类量词主要是借用名词和动词。而且中心词和量词间属于超常搭配。例如：瓣、粒、方、泓、树、点、圆、角、堆、带、钩、星、条、根、柱、丝、道、圈等。(6)看见岸上歪过来一株柳树，一瓣黄月朦胧。(贾平凹《浮躁》) (7)忽在那万里波涛的汹涌处，溅起一粒浑圆湿润的清露似的月，滚向蓝丝绒般的天空，给你披上一身洁净清爽的光。(崔合美《海火》) (8)难得如今好气候，才钓得一方和平，才钓得一泓宁静。(管用和《山行》) (9)奈何闲人仍继续用一身感慨唱一树凋零，宛如一叶落下就升上一枝愁，为愁而忙……(许达然《也看萧瑟》) 这四个例子中的量词和中心词间都属于超常搭配。超常搭配指把原来修饰甲事物的词语用来修饰乙事物。这种“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形式，而使语辞呈现一种动人的魅力。”量词这种不寻常的搭配，能创造出浓郁的修辞色彩，给人以形象、鲜明的审美享受。例(6)把本来用在“花”上的量词“瓣”用来修饰“黄月”，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使得月的形象更鲜明，而且创造出了深邃的意境。例(7)把本来用于表示颗粒状东西的“粒”用来修饰“清露似的月”，反衬了天海的浩瀚。例(6)(7)用量词“瓣、粒”修饰“月”，这种超常搭配营造了一种冷寂、幽静的意境。例(8)(9)是通过量词和名词的超常搭配，把抽象的“和平、宁静、愁苦”用具有形象感的量词构成数量短语：“一方”、“一泓”、“一枝”去修饰，使之变得具体化、形象化。人们似乎可以感到“一方的和平”、“一泓宁静”，可以体味“一枝的愁苦”。汉语中量词和名词超常搭配形成的短语很多，例如：“一轮圆月”、“一道山”、“一叶小舟”、“一柱烟云”、“一带吊桥”、“一堆白雪”等。3、量词重叠后具有的形象色彩有些量词本身具有形象色彩，重叠后形象色彩更浓厚。如；滴滴、簇簇、点点、道道、片片、丝丝、重重、朵朵等。(10)右边是幢幢米色的宅地，左边是一座高走的宫殿。(郭小川《塔什干诗抄》) (11)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英汉量词对比与对外汉语量词教学
英汉量词对比与对外汉语量词教学 课程名称：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任课教师：陈敬玺 学生专业：汉语国际教育 学号：201131249 姓名：黄璐 考试日期：2012/2/21 西北大学研究生处制
摘要 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对数量概念有着不同的体现形式。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量词十分丰富，而英语词类中却并没有明确划分出这样的一种词类。而正是这个原因，量词成了许多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本文通过对汉英表量词汇分类和词汇语法特征对比，为对外汉语的量词教学提供参考和依据，尽量降低量词的学习难度。 关键词：量词; 汉英对比; 量词教学 Abstract English and Chinese belong to different language system, which have different forms in the concept of the number.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grammar of Chinese language is that it has abundant quantifiers. However in English, such a certain vocabulary classification doesn’t exist. By comparing of the Chinese-English vocabulary classification and the vocabulary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tends to offer a basis for reducing the difficulties of learning Chinese qualifiers for foreign learners. Key words：quantifier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aching methods
近三十年中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_黎洁琼
第16卷第5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l.16No.5 2010年10月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Oct. 2010近三十年中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 黎洁琼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量词的迅速发展是中古时期典型的语法现象之一。对中古量词最早的系统研究是刘世儒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系统论著。近三十年来，研究的方向和角度更加多样化。其中有对专著的研究，有对量词小类的研究，也有对单个量词的探讨，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此同时，也存在着综合比较的不够和概念上的模糊等等不足。 关键词：中古汉语；量词; 刘世儒;《百年来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0)05?0131?06 一、引言 中古汉语的概念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提出的,他在研究汉语语音史时把汉语分为太古汉语、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老官话五个时期。对汉语史的分期，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界定，王力先生主张“以语法为汉语分期的主要标准和依据，但还是兼顾语音的标准”将汉语史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的中古时期为公元4世纪～公元12世纪[1](43)；潘允中将中古时代定为“自两晋经过十六国时期至隋唐五代”[2]；向熹参照王力、吕叔湘二先生的观点，将六朝唐宋时期定为汉语史的中古时期[3]；太田辰夫认为汉语史的中古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并认为这个时期是汉语史的质变时期，而且“这种质变可能开始于后汉时期”[4]；相关的分期还有多家，如钱玄同、唐作藩、周祖谟、罗常培等，各家都有自己的见解和划分，但是总结各家的划分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宋代的归属以及六朝和隋唐五代的分合问题上，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划分的依据的不同。关于史期的划分，是没有绝对的，既然分期如王力先生说的那样不是阶段性的，就决定了联系中的不可分割性，那么也就只能依据划分的标准或者是依据来判断哪一种更为合理，或者说哪一种在某种条件下更加明晰。本文对中古的界定按照现今通行的观点，将公元3世纪到公元12世纪，即六朝至五代时期定为中古期。 “中古汉语的语法构造比上古有较大的发展，最突出的就是一部分词已具有自己的语法特征。”[2]量词的迅速发展是中古时期典型的语法现象之一，在大多数的研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量词特别是名量词的成熟时期，而在唐宋时更是得到了发展。量词是汉语基本词类中出现最晚的一种，作为一个独立的类的研究是近五十年的事，尽管汉语量词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对其研究由于角度、方法的不同，观点也就有所不同。刘世儒先生说过，“对于量词发展前途的展望，那就更不能离开史。要想正确地预见到未来，只有在很好地总结了过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否则那就是臆测，当然可靠性就不大了。只有把量词的各个历史横断面都研究好了，汉语的整套的系统的量词史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否则没有材料，‘游谈无根’，要建立科学的汉语量词发展史那是永远也不会办到的。”[5]本文主要是对近30年(1979年～2009年，整理过程中发现其相关的研究论文主要是集中在近十年)的中古时期量词的研究作简单的梳理和总结，以期对断代的量词研究概览为量词的整体性研究整理、积累材料。 对中古量词较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早刘世儒先生。他于1959～1962年间在《中国语文》上先后发表了《汉语动量词的起源》《论魏晋南北朝的量词》《魏晋南北朝动量词研究》《魏晋南北朝个体量词研究》《魏晋南北朝称量词研究》系列文章，并在此基础上写成《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于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第一部汉语量词断代研究的专著，详尽地叙述了这一时期的量词的使用情况，指出汉语量词的完整体系是在这一时代形成的：名量词数量丰富、分工细密、规范明确，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进入了成熟时期了； 收稿日期：2010?01?08；修回日期：2010?05?15 作者简介：黎洁琼(1986?)，女，土家族，湖南桑植人，中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汉语言文字.
对外汉语教学中量词“个”泛化现象的偏误分析
对外汉语教学中量词“个”泛化现象的偏误分析 本文针对外国学生泛化使用量词“个”的现象，以“个”这个特殊量词为例，对外国学生使用“个”的偏误进行了分析，提出对外汉语量词教学应把重点放在量词的语义色彩上。对形象色彩和情态色彩这两方面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以帮助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和使用量词，促进对对外汉语量词教学。 标签：对外汉语教学量词个 一、引言 量词是以汉语为代表的汉藏语系所特有的词类，也是汉语表达体系中最具民族特色的词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什么量词和什么名词搭配”“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量词比较合适”等问题总使得外国留学生百思不得其解。这些量词与名词的搭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习惯。也就是说，很难说出一个完整严密的规则。正因为这样，量词的学习才需要日积月累地去记。但是，有的学生企图找“捷径”。他们发现了万能的“个”，于是，不管什么名词，当需要使用量词时，特别是个体量词，常常简单草率地用“个”来表示，致使“个”的泛化使用成为常见的现象。 而本文试图以“个”这个特殊量词为例，对外国学生使用“个”的偏误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以期对对外汉语量词教学有一定的帮助。 二、量词”个”的偏误分析 在《汉语水平词汇与等级大纲》中，共有136个量词，分散在甲、乙、丙、丁四个级别的词汇项目中。“个”则是甲级词汇中的一员。“个”是最早为外国人所熟悉的量词。在汉语教学初期，教师在引入量词时，就会介绍量词“个”。因为对于外国学生，特别是印欧语系的学生来说，他们从未接触过量词，更别说不同的名词用不同的量词搭配了，所以为了教学方便，老师会建议学生，如果不知道该用哪个量词，就用“个”。这一建议对于初学者非常有帮助。因为这可以使他们更快地掌握“数+量+名”的概念并运用于汉语组词和交流中。但是，他们有时太依赖于这个“捷径”，以致于造成“个”的滥用和误用。 笔者借鉴了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中的例句，再加上自己在教学中遇到的病句，加以整理和提炼，一共整理出47个比较具代表性的例句，这些例句主要来自于欧美学生的作文及口语交谈，其中误用“个”的有24句，占所有例句的51%。可见，“个”的误用已成为外国学生在量词使用上的一大问题。所搜集的有关“个”的病句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名词基本都有属于它们自己的专用量词，而“个”与这些拥有自己专用量词的名词搭配就会产生不同的语义表达。同时，我们还发现一共有四类错误是学生经常犯的。 （一）形象色彩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论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可以概括为如下： 首先，汉语是分析型语言,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其次，汉语是重语用的语言,语法跟语境的关系密切；最后汉语是重韵律的语言,节律对句法结构有制约作用。三个特点的关系是“一体二用”。特点是通过比较显示出来的。一般是拿汉语跟印欧语比较,也可以拿汉语跟其他汉藏语言比较,或将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比较。比较的基点不同,得到的特点便会不同。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各种文献讲的“现代汉语”一般是狭义的,即普通话,不包括方言,因为各方言与普通话还有一些不同。比如,我们讲汉语语序(包括语素序和词序)属偏正式,修饰语在前,中心语在后,如“公鸡、母鸡”，这是就普通话讲的,南方的一些方言说“鸡公、鸡母(鸡婆)”。如果不分方言和普通话,笼统地讲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很多方面是不好说清楚的。下面就详细的介绍现代汉语的语法特点。 (一)汉语是分析型语言,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即汉语是无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的语言。 由这个根本特点可以派生出以下特点： 1.形态标志和词形变化既不丰富,也不严格。印欧语系语言一般都有丰富的词形变化,也就是以词的形态变化为手段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如数、性、格、时、体、态、级等。即使像现代英语这种形态变化已不十分丰富的语言,仍保留不少形态变化。下面以英语为参照点说明汉语词的形态特点。 名词、代词的数。英语可数名词、人称代词分单、复数，单数用零形式(不带标记的形式)表示，复数一般用附加词尾“-s”表示,如desk/desks、dog/dogs。也有用其他方式表示的，如foot/feet、man/men(内部屈折), I/we、me/us(异根)。甚至动词也有数,例如:He reads a book，表示动作的发出者是第三人称单数。动词的数是从属的,因为处于主语位置的名词或代词已经表明数的概念,主谓一致的要求使动词带上了数标志。汉语有数的观念,但没有严格的“数”的语法范畴。汉语表示数用数量词或与数量相关的词,如“一本书、十本书、一些书、很多书”，“书”本身形式上没有变化。表人的名词、代词可用后面加“们”的形式表示群体(大致相当于复数),如“人/人们、同志/同志们、青年/青年们、我/我们、它/它们”。
对外汉语量词_回_的教学
语言教学研究 odern chinese 2010.06 学习者来说，其主要任务不是去克服母语的“干扰”或 “消极转移”，而是在认知过程中，采取有效地“策略” 或“调解”手段，尽快掌握目的语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 能。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不应忽视母语的作 用，不应否定翻译法教学手段。相反，应该充分肯定，在 教学过程中，使用翻译手段适当地进行两种语言之间的转 换对于促进学生的语言能力发展是有益的，同时，通过母 语媒介，对减轻学生形成话语负担和记诵汉语压力，提高 可理解性输出的质量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参考文献： [1]卞树荣.论母语在二语习得中的积极作用[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6）. [2]蔡季愚.外语教学中翻译法的作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09，（2）. [3]陈贤纯.对外汉语教学写作课初探[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 （5）. [4]李晓琪，章欣.新形势下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研究[J].汉语学习， 2010，（1）. [6]潘文国.论“对外汉语”的学科性[J].世界汉语教学，2004， （1）. [7]王薇.一个基于连通主义的二语习得认知过程模型[J].语言教学 与研究，2004，（5）. [8]邢公畹.从对外汉语教学看“语言”“言语”划分的必要性[J]. 世界汉语教学，1993，（2）. [9]邢红兵.基于联结主义理论的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框架[J].语 言教学与研究，2009，（5）. [10]徐子亮.外国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的认知心理分析[J].世界汉语 教学，1999，（4）. [11]杨翼.高级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与学习效果的关系[J].世界 汉语教学，1998，（1）. [12]于海涛.多义范畴理解的语义互参模式[J].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3，（3）. [13]张季红.翻译——利用母语促进外语教学的有效手段[J].上海 翻译，2005，（1）. [14]张宁.从联结主义角度看母语思维对二语习得的正面影响[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6，（4）. （孙茂恒 山东烟台 鲁东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264025） 一、量词“回”的渊源 刘世儒先生认为，汉语动量词至迟在魏晋南北朝时代 就已经产生了[1]，并已有文献可以证明。如： （1）不复出场戏，跳场生青草，试作两三回。（《后 汉书·光武帝纪》） 由于“回”所表示的动作的时间比较短，它既可作为 短时量词，也可以表示动作的次数，同时，也可说是计数 量词。因此，量词“回”是短时量词和计数量词的兼类。 （一）“回”作为短时量词 在古代汉语中，“回”作为短时量词相当于现代汉语 的“一会儿”。在现代汉语中，“回”的此用法已衰退， 被“会”所取代。经考证，量词“回”自元代开始出现了 表短时量的用法。如： （2）丁宁说了一回，分明听了半日，交付与价钞先伶对外汉语量词“回”的教学 □孔令勤 摘 要：量词“回”既可作为短时量词，又可作为计数量词。“回”作量词的用法可归纳为“动词+数词+回”，“数词+回+动词”，“回”的重叠使用，用于章回小说或者评书所分的章节中等五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量词“回”的地位很重要。 关键词：对外汉语 量词 回
对外汉语量词研究综1
对外汉语量词研究综述 10级汉语言文学（1）班 学号：110333010117 张盼摘要：如何让准确、得体的运用汉语量词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问题之一，本文集中了一些汉语量词本体研究及教学研究成果，就对外汉语教学中量词的分类，量词的使用情况和量词的教法进行了一些探讨。 关键词:名量词；动量词；语义；语境 量词的大量使用是汉语中较为独特的语言现象之一。汉语中的量词数量多，用法灵活，有的还具有很强的修辞功能。随着汉语学习者数量的增多，如何让学习者掌握汉语量词的用法，成为许多汉语研究者和教学者关注的问题，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关于对外汉语量词教学研究的文章。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量词的分类 在汉语本体研究中对量词的分类标准有着很多的分歧，分类的结果也不一样。有二分法、三分法和多分法。同是二分法或者是三分法，次小类的划分也有着许多的不同。如在九十年代以前赵元任、吕叔湘把量词分为九类，朱德熙把量词分为七类，后来邢福义、邵敬敏、黄伯荣、廖序东等人将量词二分，但同时又各自划分出不同的小类。吴启主，马真等人则采用三分法等等。 量词如何分类对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和汉语教学的实施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科学合理的分类有利于学习者对汉语量词的习得。 如今，在对外汉语教学大纲中所采用的分类方法是二分法，将量词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名量词分为:个体量词（个、位）、集体量词（种、群）、容器量词（杯、瓶）、度量衡量词（米、度）、不定量词（点儿、些）、复合量词（人次、车次）、借用量词（脸、手）；动量词分为:普通动量词（次、遍）和借用动量词（针、脚）。 这些大类小类的划分都是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比较易于课堂教学实施及学习者分类记忆。但这种分类方法是否符合学习者的认知规律，是否有利于学习者对量词的习得，以及是否还有更好的分类方法，这都有待我们去探讨和研究。例如:有研究者按照“±必要”将量词首先分为个体量词和非个体量词两个大类，作者认为非个体量词中绝大多数英汉是一致的，因此对于英语背景的学生来说，个体量词是他们学习得重点，他认为这种分类可以更好的解决英语
关于量词分类问题的读书笔记
关于量词分类问题的读书笔记 关于量词的大类分类，张志公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把量词分为名量词、动量词、复合量词，这是目前一些教材比较普遍的分法；邵敬敏主编的《现代汉语》只把量词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何杰在《现代汉语量词研究》中将量词分为名量词、动量词、兼职量词、复合量词。其中复合量词是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复合量词由于其特定的表达方式，明显带有科技性，如“架次、班次、吨海里、千米小时、秒立方米”等，因此我认为邵本应该把复合量词补充进去。 在名量词中，何本分个体量词、集合量词、部分量词、专职量词、借用名量词、临时名量词、度量衡量词七个小类；张本则分个体量词、集合量词、部分量词、度量衡量词、容器量词、临时量词六个小类；邵本则只分个体量词、度量词和借用的名量词三小类。其中集合量词中何本再分定量词和不定量词两小类，这里的“集合量词表示若干人或事物的量，它和个体量词相对。”“如：‘双、对、副、打、旬、伍’等。这些量词所表示集合量是一定的……‘双、对’表示两个，成对的人或事物；‘副’表示两个，也表示一定数量事物，如：一副麻将、这副围棋；‘伍’表示五个人或五家，是定量量词。”何本把那些表示若干人或事物的不确定量的词归为集合量词中的不定量词，如“团、层、些、点”。张本则没有把集合量词细分，作为教材来说，要想加强对集合量词中“集合”的理解，就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说明。而邵本将名量词界定为人或事物的单位，则个体量词就分有指称单个事物的“个、位、头”，有的量词指称集体事物，例如：双、对、伙、群。还有个别量词指称不定量事物，例如“点、些”。并且“点、些”这些数量模糊不确定的量词也是若干的人或事物的量，应类属于指称的集体事物之内，因为既然有不定量事物，那就有指称定量事物的词，如果说指称定量事物的词是所指称的集体事物的“双、对”，那“伙、群”显然是不定量的。 何本和张本都把部分量词归为名量词的小类，而邵本则没有。何本对部分量词这样定义：表示一个整体之中所包含的部分量，具有相对性，它是相对事物的整体量而表量的。例如“段”字，一段葱（相对整棵葱），一段文章（相对整篇文章）；“层”字，一层楼（相对整座大楼）；“片”字，一片面包（相对整个面包），这样从字面上也就能容易理解部分量词，同时，也和集合量词区分开来，部分量词强调相对于整个事物表量，而集体事物强调与个体相对，集体事物内部的个体是散乱的，是“一对多”。两者还是很有区别的，因此我认为提出部分量词是有必要的，邵本把“篇”字（如：一篇文章；相对整部书）和“块”字（如：一块蛋糕；相对整个蛋糕）与“个、位、只、头”等都归为个体量词，还是值得商榷。而张本是把“些”和“篇，片，页，层”等也归为部分量词，这是不妥的。显然，“些”并不是强调整体来说，“些”更突出的特征是不定量，是散乱的个体，应属于集合量词。 何本认为借用名量词都是借用表容器和运载工具的名词，也可称为容载量词，如“杯、桶、兜、柜、车、船、桥”。而临时名量词有很强的临时性，如“脸（一脸汗）、身（一身泥）、 这种观点我表示赞同，因为两者的特征几乎相对，区别也很大，区分借用名词和临时量词有助于加强对名量词的理解。但同时，何本又指出“借用量词和临时量词都是借用名词当量词用”，而上述表格中却提出“借用（名）量词多借表容器、容积的词”，既然借用名量词已经都是借用表容器和运载工具的名词，那么，借用量词中就有不是借表容器、容积的词了，这
(完整版)现代汉语语法知识
现代汉语语法知识 一、语法知识概述 （一）词类 汉语的词可以分为12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和代词是实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拟声词和叹词是虚词。 名词：表示人和事物的名称的实词。如："黄瓜、白菜、拖拉机、计算机"。 表示专用名称的叫做"专用名词"，如"云南、上海、李白、白居易"。 表示抽象事物的名称的叫做"抽象名词"，如"范畴、思想、质量、品德、友谊、方法"。表示方位的叫做"方位名词"，如"上""下""左""右""前""后""中""东""西""南""北""前面""后边""东边""南面""中间"等。 动词：动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发展、变化。 有的动词表示一般的动作，如：来、去、说、走、跑、学习、起飞、审查、认识"等。 有的动词表示心理活动，如"想、重视、注重、尊敬、了解、相信、佩服、惦念"等，这样的动词前面往往可以加上"很、十分"。 有的动词表示能够、愿意这些意思，叫做"能愿动词"，它们是"能、要、应、肯、敢、得（dei）、能够、应该、应当、愿意、可以、可能、必须"，这些能愿动词常常用在一般的动词前面，如"得去、能够做、可以考虑、愿意学习、应该说明、可能发展"。 还有一些动词表示趋向，叫做"趋向动词"，如"来、去、上、下、进、出、上来、上去、下来、下去、过来、过去、起，它们往往用在一般动词后面表示趋向，如"跳起来、走下去、抬上来、跑过去"。 "是""有"也是动词，跟动词的用法一样。 形容词：形容词表示事物的形状、样式、性质等，如"多、少、高、胖、死板、奢侈、胆小、丑恶"。 数词：数词是表示事物数目的词。如"一、二、两、三、七、十、百、千、万、亿、半"。 量词：量词是表示事物或动作单位的词。汉语的量词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 名量词表示事物的数量，又可以分为单位量词和度量量词。 单位量词表示事物的单位，如"个、张、只、支、本、台、架、辆、颗、株、头、间、把、扇、等； 度量量词表示事物的度量，如"寸、尺、丈、斤、两、吨、升、斗、加仑、伏特、欧姆、立方米"。 动量词表示动作的数量，用在动词前后表示动作的单位，如"次、下、回、趟、场"。
对外汉语教学之初级汉语语言项目
初级汉语语言项目（400学时） 一．第一阶段 （1）基本语序：主语+谓语+宾语：我学习汉语。/ 我很忙。 （2）“是”字句（一）：我是学生，我不是老师。 （3）“是”字句（二）：这本书是我的。/ 这本书是新的。 （4）“有”字句：我有汉语书，没有英语书。 （5）形容词谓语句：我很忙，他不忙。 （6）动词谓语句：我学习汉语，不学习英语。 （7）名词谓语句：我北京人，他不是北京人。/ 现在八点十分，不是九点十分。（8）主谓谓语句：我身体很好。/ 他学习很努力。 （9）双宾语动词谓语句：老师教我们汉语。/ 我问老师一个问题。 （10）用“吗”的疑问句：你是学生吗？/ 你忙吗？ （11）用疑问代词的疑问句（不能用“吗”）：他是谁？/ 这是什么书？/ 你去哪儿？（12）正反疑问句：1。你是不是中国人？/ 你去不去商店？/ 你忙不忙？ 2．你是中国人不是？/ 你有没有词典？/ 你有词典没有？（13）用“还是”的选择疑问句：你喝咖啡还是啤酒？/ 你去商店还是（去）书店？（14）用“几”和“多少”的疑问句：你有几本书？/ 这本书多少钱？ （15）用“------，好吗？”提问：我们去商店，好吗？ （16）定语：1．的+名词：这是我的书，那是王老师的书。（领属关系） 2．不用“的”：这是中文书。/ 他是汉语老师。（说明性质） 他是我爸爸。/ 那是我们学校。（亲属或单位） 3．数量词、指示代词作定语：他有一个中国朋友。/ 这本词典很好。/ （17）状语：1．副词作状语：我常去商店。 2．双音节形容词作状语（常用“地”）：我们努力（地）学习汉语。 3．单音节形容词作状语（不用“地”）：你快走！/ 我要多听多说。 4．介词短语作状语：我在中国学习。/ 我在他那儿看电视。/ 我从美国来。/ 我跟他一起去商店。/ （18）表示存在的“在”、“有”、“是”： 1．人/ 事物+在+处所：他在学校。/ 我的本子在老师那儿。 2．处所+有+人/ 事物：教室里有三个人。/ 教室前边有一个图书馆。 3．处所+是+人/ 事物：教室里是留学生。/ 教室前边是一个图书馆 （19）程度补语：动词+得/ 不+ 形容词 1．动词后没有宾语：他学汉语，他学得很好。你学得好不好？ 2．动词后有宾语的三种形式：他学汉语学得很好。（重复动词） 汉语他学得很好。（宾语提前） 他汉语学得很好。（宾语提前） （20）称数法：1。十进法2。钱的计算 （21）年、月、日、星期、时的顺序 （22）能愿动词：想、要；会、能、可以；应该、必须 （23）方位词：上、下、里、外、前、后、左、右、东、西、南、北（边、面）（24）量词：个、本、张、把、件、节、口、篇、位、些、公里； 元（块）、角（毛）、分；点（钟）、刻、分 （25）连词：和、跟、或者、还是---- // 介词：在、从、跟、给、往、向、对二．第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