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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与国别文学

比较文学: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

国别文学:是指按国家这样的政治概念相区别的文学,例如,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美国文学等。民族文学则指按民族区分的文学,两者是不同的。有些国家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这些民族虽然在政治上组成了一个国家,但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并且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因此,这样的国家就可能包含若干个不同民族的文学。例如,我国就有汉族文学、朝鲜族文学、蒙族文学、藏族文学等。显而易见,将二者混同,会引起某些概念上的混淆。比较文学研究所超越的,在本质上,是民族的界限,而不是国别的界限。

“比较文学”的提出正是后人响应歌德的号召,出力促使“世界文学”早日来临的结果。“世界文学”的基本构建是国别(民族)文学,因此,要实现“世界文学”的理想,必须从“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起步。如何“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呢?“比较文学”便“与时俱进”地诞生了。为此,胡良桂先生撰文《比较文学是横向沟通的形式》[3],清晰阐明了“国别文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关系:“比较文学”是“国别文学”通向“世界文学”的一个必然和重要的桥梁。这样,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和根本性质也随之浮出水面。

胡良桂先生认为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在于沟通。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国别文学”之间很容易产生冲撞和摩擦。比较文学张扬用世界的眼光看本土文学,乃至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文学,可以引导国别文学在相处的过程中求同存异、相互敬重、取长补短。比较文学需要并且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这是由它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胡良桂先生认为,“比较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与对话” [4],简洁而又切中要害。通常认为,比较文学的性质在于“四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5]这样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语义上的重叠和含混。首先,“跨民族”的未必“跨文化”,如美国是一个多种族文化国家,但不同种族的文化都属于“美国文化”。其次,“跨语言”的未必“跨文化”,如印度有上千种

不同的语言,光法定语言就有十六种,但印度的十六种语言不等于十六种独立的文化。再次,“跨国界”的未必“跨文化”,如韩国和朝鲜是两个国家,但他们属于同一种文化。最后,“跨学科”则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容易让比较文学研究走向非文学的研究。因此,把“跨文化”视为比较文学的必要条件,较好地解决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在追寻“世界文学”的路途中,如何处理好“民族(国别)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胡良桂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几种思路:第一,“民族文学”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终极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学完全丢弃自己的民族性,臣服于某些抽象的世界性。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不单纯指民族文学认识、学习他人,也指民族文学走向世界舞台,被他人所认识和学习。第二,世界文学既是民族文学的目标,也是民族文学自我完善的动力。“民族文学”的演进有纵向的动力源,它来自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还有横向的动力源,它源于异质文学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只有两种动力的“合力”才能造就更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学。第三,要努力揭示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即通过民族文学的相互参照,揭示民族文学的共通因素,这些共通因素也就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而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则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特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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