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后感

《菊与刀》《日本论》与当前日中关系当前中日紧张关系的关注,让我终于下定决心,在寒假期间重读了《菊与刀》和《日本论》这两本国内市场上研究日本社会心理最权威的著作,并写下这篇读书笔记,试着重新审视和认识这个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邻居,也正好为重新认识的东亚传统“华夷秩序”提供一些佐助。

《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是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二战即将结束时,他接受美国政府委托,“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对即将战败的日本进行研究”,并据此得出综合报告。书并不长,分十三章揭示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而《日本论》一书的作者戴季陶先生也许更为我们熟悉。这位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后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一任校长,同时也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和一名真正的“日本通”。由于种种原因,他曾长期生活在日本,一口流利的日语说得“隔着墙壁就无法分辨出他是个中国人”,甚至与一名日本护士诞下一子(即蒋介石养子蒋纬国)。出于让中国人更好地了解日本这个国度的目的,《日本论》一书从日本神权迷信与国体而起,谈及了大到日本军国主义,小到日本国民性的方方面面,其中许多,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诚如戴季陶所言,“日本人研究中国精细深刻,不遗余力,‘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知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而中国人研究日本却粗疏空泛,对日本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踏实的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可以说是‘思想上的闭关自守’。”相较于认真地了解这个邻居,中国人往往倾向于采用固守于老旧的主观认识。可这些认识究竟是哪里来的呢?有多少是符合其实际,而又有多少已沦为宣扬民族主义的工具?如果我们仍然张口“小日本”,闭口“日本鬼子”,那我想,所谓“认识”不过是一句笑言,更遑论“学习”。要真正去了解他们,就必须放弃所有的偏见去重新审视一个“陌生”的民族。

这并非我第一次阅读这两本书,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阅读它们,却仍是第一次。高中期间,本人曾有幸参与到大东亚青年交流项目,受日本外务省的邀请到日本交流学习了一周时间。在这期间,我深切地感受到日本人性格的难以概括与形容。我在大阪垃圾焚烧厂遇见过极端负责的工作人员,当被问及“花那么多钱建一个那么复杂的垃圾处理站值得吗”的时候,他轻描淡写的一句“既然对市民有利就该花,否则钱该花在哪里呢”让我瞬间肃然起敬。可在京都,我也遇见过衣着光鲜,在外彬彬有礼的高中生,课后带着我一起到阁楼里吸烟打游戏。在试图利用这一个个碎片拼凑起日本整体性格的时候,我唯一能想起来的词便是“割裂”。复杂的礼、义,与备受压制却又同时被默许的本性,让“爱美与黩武、尚礼与好斗、喜新与顽固、服从与不驯”(《菊与刀》语)这些相悖的元素,如此违和地熔于一炉,在一人一物上表露无遗。

到底是什么塑造了日本人如此割裂的性格呢?应该说,所谓的“表里不一”并不是日本人的专利,不承认私利而过分强调孝义廉耻对人类本性的压抑,同样见诸于传统的中国社会,区别或是在于日本人对于人本性的承认丝毫没有影响到其对于忠、义的过分强调,而中国人在陆王心学的影响下,却逐渐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儒学发展道路。日本人宣称“崖山之后再无华夏”,也正是因为自认为继承华夏儒学的衣钵,而将中国儒学视为改弦更张的异类,试图与中国争夺所谓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大陆野心除却其生存本身需要,也不能不谈及这种思想的影响。

然而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本来就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加之二战失败后,日本迅速把自己的目标从武装扩张调整为经济建设和经济扩张,文化层面上的社会反省缺失。日本的文化在骨子里似乎与二战前,甚至是明治维新前并无二致。《菊与刀》和《日本论》这两本成书于60多年前的著作,时至今日也仍然有着非凡的指导意义,不知道说是一种奇迹还是一种

相关推荐
相关主题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