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理论
《社会心理研究》 2006年第2期认同理论：其结构、动力及应用*
（美）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oom)
王兵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本文主旨是阐释认同理论，指出认同是所有人固有的、无意识的行为驱动力。
为了获得心理安全感，人们主动寻求认同；为了增进心理安全感（人格稳定
和幸福感的必要条件），人们主动保持、维护和提高认同。认同的这种驱动力
从婴儿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成年期和老年期。此外，认同可以为人们共享，其
结果是具有同样认同的人往往会采取一致行动以维护和提高他们共同的认
同。
关键词：认同行为驱动力心理安全感一致行动
一、引言
本文的目的是阐释认同理论。通过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帕森斯(Talcott Parson) 及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的诠释，认同理论得以提出。本文的讨论首先集中于有关个体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he individual)，然后向外延伸到有关社会群体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mall social groupings)，直至有关国民社会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ass national society)。
弗洛伊德和米德对认同采取了同样的理论观点，这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弗洛伊德和米德分别是两个心理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即内省的(introspective)或者说是分析的(analytical)心理学，以及行为主义的(behaviourist)心理学。这是当代两个主要的心理学流派，但它们同时又互相对立。在大多数其他理论领域中，这两个人以及这两个学派的观点都相当不同；但在对认同的理解上，两者却找到了共同点。
在对认同的研究中，埃里克森是最重要的学者。他的著作表明，令人满意的认同对于人格整合和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他清楚地说明了认同对于个人健康的重要性，而且表明了认同在人们从婴儿期到老年期的过程中具有动力的适应性特征。可以说，正是埃里克森使认同(identity) 和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 这类概念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由于每一种认同都是由外部社会行动者(external social actor) 创造的；同个人的心理活动一样，认同也是一种社会行动。因而，如同对心理学家一样，对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来说，认同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至少从涂尔干（Durkheim）以来，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译自William Bloom. (1990). “Identification theory：its structure, dynamics and application”. In 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5-53.
此文发表于《社会心理研究》2006年第2期。
就是团结(solidarity)；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社会制度的“粘合”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体使他们社会的价值观、规范和可接受的行为模式内化（internalisation）。因而，20世纪
上半叶最著名的两个社会理论家帕森斯和哈贝马斯认为，认同是一个核心问题。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体。为了建构理解人类社会行动的普遍理论，这两位学者付出了很大努力；在他们的分析中，认同的本质已成为一个关键因素。他们力图使自己研究认同的方法明确，而且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即认同是一种具有动力的人类需要；与此同时，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阐明他们自己的基本观点，以及反驳对他们工作的批评（这些批评认为，他们的模型明显具有静态的性质）。
下面这一观点表达了从个体推论到总体的方法论上的能力：
通过共同的认同，人们在相同的心理特征上联系在一起，而且会采取一致行动来保持、维护和提高他们的共同认同。
因而，在某种环境下，拥有共同民族认同的人们往往作为一个单位而行动，并且作为群众运动而动员起来。认同理论不仅详细解释了这一共同心理联系的结构与动力，它也提出了社会与政治环境模式（the pattern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这一模式有可能创造这种联系，并且引发与它联系在一起的保护和提高行动。
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将认同理论直接用于对政治问题的分析。
二、弗洛伊德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们一直存在着持续的讨论和争论，其中一些争论还非常激烈。这种争论不仅存在于精神分析理论家与非精神分析的行为主义理论家之间，也存在于精神分析学派内部。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已经分化为有着不同理论取向的许多学派，其中最有名的也许就是荣格(Jung)、阿德勒(Adler)的那些理论。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区别，由弗洛伊德所开创的某些基本观点还是存在的；这些基本观点不仅被所有精神分析学家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行为主义者所接受，如激起和影响有意识的思想和行为的无意识观念。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所有精神分析学派的分支都支持并接受的另一个领域就是认同，尽管它最终以被行为主义者修改了的理论形式而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的认同方法并不关注社会认同本身是如何形成的模型，其目标指向是社会认同的心理动力机制，这种机制令人满意地抑制了婴儿在家庭和社会现实面前的自大狂和自爱。在这里，“令人满意地”（satisfactorily）是一个关键词，因为这是同婴儿的一种可能性相对立而提出来的。例如，在社会约束面前，婴儿从病理上会变得抑郁(depressive) 或具有神经症(paranoiac)倾向；同时他/她的要求会受到阻止。自大狂的(megalomaniac)、要求一切的婴儿是如何能够受到阻止的？这时，通过讨论压抑(repression)（即本能要求和冲动受到检查的机制；如果公开表达这些本能要求和冲动，个人会产生难以忍受的紧张）的概念，弗洛伊德意识到，父母或社会的理想（如一个人在哪里和什么时候排泄或进食）成为婴儿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弗洛伊德给出如下说法：
我们知道，如果与病人的文化和伦理观念相冲突，力比多的本能冲动就会经受病因
压抑（pathogenic repression）的变化。就此来说，我们从不认为，这些人对这些观念的存在只具有智力上的知识；我们一直认为，这些人把这些观念看作自己的标准，
服从它们向自己提出的要求。压抑……由自我引起；我们可以非常精确地认为，压
抑是由对自我的自尊引起的……对自我来说，理想的形成会成为压抑的条件因素。
然而，关键问题是，这种自尊来自婴儿人格的什么地方？自大狂的婴儿是如何接受这一理想的？为什么接受？在同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继续提出：
假如我们发现某种特殊的心理动力，这种心理动力确保来自自我理想的自恋满足，
而且不断观察实际自我并根据理想自我来度量它，对此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如
果这种动力确实存在，我们不可能作为某种发现（discovery）偶然遇见它；我们可能只是认出（recognise）它而已；因为我们可能想到，我们称为“良心”（conscience）的东西具备这些所要求的特征……
究竟是什么促使个人形成自我理想，他的良心代表谁充当守门人？这来自父母的关键影响。随着时间流逝，促使个人形成自我理想的还包括：培养和教育他的那些人、他的环境中无数的和难以描述的所有其他人、他的同类以及舆论。
实际上，良心的形成首先是父母批评的具体体现，随后是社会的具体体现……
1915年，在《悲哀和抑郁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一文中，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出了“认同”这一术语。弗洛伊德关注的是抑郁症这种特殊病理状态的关键机制，只是随后他才把认同的提出看作是重要的。在这篇论文中，“认同”替代了个体投入力比多(libidinal) 能量（性本能, cathexis））的一个对象。弗洛伊德把认同看着是自我设法“吞没”(devour)客体过程中的一个初步阶段。
6年之后，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1921）一书中，弗洛伊德把认同扩大到治疗方面。在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认为：
首先，认同是与某一对象情绪联系的最初形式；其次，它以压抑的方式成为力比多客体联系的替代，因为它是把客体投射到自我中；第三，它可能因新的知觉而引起，这些新的知觉主要是对与一些其他人（不是性本能的对象）拥有的共同特征的知觉。
这一共同特征越重要，这一部分认同可能就会变得越成功，而且它可能因而显示了新的联系的开始。
他的结论继续尝试地应用于关于社会群体的观点：
我们已经开始推测，某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是这类认同（以重要的情绪共同性为基础）的特性；我们可能觉得，这一共同性取决于同群体领导者联系的性质。
弗洛伊德把这种机制的动力假设为两种类型：防卫(defensive) 与竞争(emulative)。其中防卫模型是建立在男婴经验的基础上；而竞争模型则是建立在女婴经验的基础上。
在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一概念框架中，弗洛伊德假定，男婴发现自己与父亲一起争夺母爱。父亲是一个不友好的人物；在规模和优先权上，父亲要占上风。为了避免自杀，出于自我防卫的目的，儿子会表现出父亲的特点。通过使父亲的特点内化，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父亲，儿子不仅缓解了这种威胁，而且也可能共享父亲与母亲之间的独有关系。因而，俄狄浦斯冲突就这样解决了。
另一方面，女儿并没有这些问题。她并没有受到父亲的威胁，而且女儿最初的认同动力是建立在与母亲之间爱的联系的基础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客体的替换。
弗洛伊德认识到了这种双重组合的适宜性。他提出，事实上，这两种动机是联系在一起
的；而且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防卫的。这两个模型为随后心理分析理论中的认同理论提供了基本范式。在写作了好几年并详细说明了他关于本我、自我以及超我的模型以后，弗洛伊德重复表述了他关于认同的理论，“但是如果你可以承认我所说的超我装置（the installation of the super-ego）可以看成认同父母机构的一个成功例子，这就足够了”。在同一篇论文中，他指出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 group)的概念，就是人们“把同样的人引进到他们的超我中来”。从这里，我们可以引出两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认同动机是不是建立在以生存为目的防卫或者说是竞争模型的基础上。俄狄浦斯情结的神话性可能是从真正的戏剧那里而来的。对于非常脆弱的婴儿，这个戏剧就是，父母是生存（包括温暖、养育以及保护）的唯一手段；当父母威胁到没有满足基本需要的婴儿时，对婴儿有机体的威胁最终就是死亡。因而对父母理想的防卫性适应，也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成功解决，不仅是其他更复杂和微妙的心理动力的来源，也是婴儿在受到威胁的环境中真正的生存来源。同样，竞争的“女性”认同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动机。受到竞争和内化的人就是提供食物和温暖的人。观察到这一事实并不是夸张，即成为那样的人就是获得对生活来源的控制。对婴儿来说，因没有使父母的模型内化而受到排斥虽然不是社会处罚，但却是致命的。
其次，在更一般的社会学水平上，弗洛伊德不仅意识到认同的社会化效果，而且他也意识到认同所具有的理解群体团结心理学的潜在洞察力。这就是说，虽然在某些方面每个人都是唯一的，但他的超我（心理拓扑学的一部分，认为应该对父母的然后是更广泛的社会的理想负责）也与他人的超我拥有共同的认同。然而，这并不是弗洛伊德继续说清楚的一个问题。尽管在关于“心理群体”的论文中，弗洛伊德提出成员共同认同的基础是他们拥有共同的领导，他提出认同最初的动力来自于父母，但是后来被“在他的环境中的所有其他人、他的同伴以及公共舆论”升华了。因而，认同不只与特定个体有关，而且与更加扩散的群体有关。
这里，冒着过于简化的危险，我们似乎清楚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观点。他提出：（1）婴儿从重要的外部他人（主要是父母）那里吸收了她/他自己的心理态度；（2）这些内化的态度作为内部观察者（超我）对行为进行检查；（3）成人也对重要他人进行内化，群体的本质就在于拥有共同的认同。
三、米德
米德在做研究生时，他最初关心的是生理心理学，但他的思考很早就关心“为心灵在自然中发现一个位置以使自然出现在经验中”这类问题；同时米德也认识到，纯粹生理学的方法是不合适的。米德从他的同事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那里也吸收了这样一个概念，即有“一个自我和他人从中出现的正在进行的社会过程”。这一观点是由米德提出来的，以同华生(John Watson) 严格的行为主义相对。从避免内省的和唯我的心理学的基本主题方面来看，米德很赞同严格的行为主义。但是他也发现，行为主义否认了个人的首创性和个人意识。作为一个心理功能论者，米德认为，心灵或者说是意识是在生物进化的晚期阶段出现的，它在有机体的生命中起到了特别的作用。
这里，米德的重要观点是，人类神经系统(human nervous system) 已逐渐进化到某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它能够对它与其他人进行沟通的符号和姿势做出反应。因而，就人来说，在身体与自我之间，体格与意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自我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是它自己的一个对象，并且这一特征把它与其他对象区分开来”。因而，自我既是“主体也是客体”。然而，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自我作为心理建构是如何产生的。米德很谨慎地把自我的起源放在行为过程中：
个人就是这样感受自己的，他不是直接而只是间接地从同一社会群体的其他个别成员的特有观点中，或从他属于的整个社会群体的泛化观点中感受自己。因为他作为自我或个人进入到自己的经验中，不是直接地，也不是通过成为自己的主体；而是他首先成为自己的客体，正如其他人成为他的客体或进入他的经验一样；只有采用某种社会环境或经验和行为背景（他和他们都卷入其中）中他人对自己的态度时，他才成为自己的客体。
因而，人格形成的过程就是，婴儿，然后是成人把重要他人的社会角色放进她/他自己中来。这不是一个短暂的或肤浅的模仿过程，而是指自我形成的基本机制。对米德来说，这不是把个性排除出去，因为这是内在于每个人的生物构成、历史和现状的独特性中的。然而，这也就是说，人格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建构。米德区分了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两个阶段。从一对一关系角度来看，第一阶段是具体的。从特定社会所有个体相互联系的行为的基本模式角度来看，第二阶段更为扩散。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米德以玩棒球的儿童为例。为了使一致参与的儿童以充分团结的方式理解这项游戏，儿童必须在任何时候能够从其他选手的角度和经验来理解这项运动。没有对于每个选手角色的基本理解，游戏就是不完整的；儿童将置身于游戏活动之外（如果用它来比喻社会生活的话，那也就是说，儿童可能会存在于社会生活之外，或者说是反社会的）。
我已经指出，在自我的全面发展中存在两个普遍阶段。在第一阶段，个人的自我只
是通过对他人对自己以及另一个人（他与他们参与特定的社会行动）的特定态度的
组织而形成的。但是，在个人自我全面发展的第二阶段，自我不但是由对这些特定
个人态度的组织而形成的，而且也是由对泛化他人或他属于的整个社会群体的社会
态度的组织而形成的……因而，通过把他人的这些个别态度组织成有组织的社会或
群体态度，自我获得了全面发展。通过这种方式，个体了解了他和他人都卷入其中
的社会或群体行为的一般系统模式。这一模式从这些有组织的群体态度角度进入个
体的经验中；通过中枢神经系统的机制，个体获得了对自己的态度，正如他获得了
对他人的个别态度一样。
对米德来说，这一过程的动力是在重要姿势的交换中发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传达者都可能具有自我意识。在达尔文对成功适应环境挑战的人类神经系统进化的理解中，人们也可以发现这一说法的来源。
三、弗洛伊德和米德
在涉及这一内化动力的机制的分析水平上，弗洛伊德和米德是互相对立的。米德注意到这一动力通过个人对重要姿势进行自我反应的能力而运作的机制。作为一个医生，弗洛伊德更关心治疗痛苦的人，理解到在家庭/社会现实面前建立在婴儿需要基础上的机制成功升华了它的焦虑要求。
然而，在对其他两方面的分析上，这两个心理学家显然是一致的：一方面他们关心人格的社会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关心有机体动力的来源。
对弗洛伊德和米德来说，人格是社会建构和社会互动的结果（当然，他们不同意影响人格行为的这一无意识机制和驱动力）。他们两人都认识到在这个独特的生物个体和社会个体之间的差别。这可以从他们对人类心理的分类中反映出来。在经典的精神分析模式中，自我是在本我的以生物作为基础的内驱力/本能和超我的要求/惩罚之间进行调停的一个有组织
原则。同弗洛伊德提出的三个本我、自我以及超我不同的是，尽管只包括了两个基本特征，米德的分类也很相似。米德把自我区分为“主我”（I）和“客我”（me）。“客我”是与社会我进行互动的自我；“主我”是自我的独特历史和现在，根据情景允许独特的反应和创造。尽管米德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古怪的”，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理论与弗洛伊德解释之间的相似性：
冲动行为是没有受到控制的行为。“客我”的结构确实不决定“主我”的表达。如果我们使用弗罗伊德的措辞，在某种意义上“客我”就是审查官……社会控制就是“客我”的表达与“主我”的表达成对照。它设定了限制，它给“主我”提供了这样的决心，也就是能够使用“客我”作为完成所有人都感兴趣的任务的方法。
正象精神分析中的超我一样，米德的“客我”也在同样的社会范式下出现并起作用。在这两个理论中，超我和“客我”都是他人行为内化的结果。
在对认同动力的生物神经来源的看法上，弗洛伊德和米德也是一致的。作为一种机制，认同并不是从稀薄的空气中产生的，或者是由他们两人之一作为一种解释性建构提出来而并没有在复杂的人类神经系统上找到它的基础。对弗洛伊德和米德来说，认同是从生物方面进行驱动的心理动力（identification is a psychological dynamic that is biologically derived）。当然，对熟悉弗洛伊德和米德心理学的那些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中间没有一个具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基础。随着本质上是社会生物的人类的进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漫长的和脆弱的婴儿期和儿童期，为周围社会群体所接受的人格只是社会生存的简单必需品而已。在这里，社会生存与物质生存是同义的。
因而，在弗洛伊德和米德看来，很清楚，在任何机械的社会学解释那里，认同都没有它的动力来源；认同机制的动力来源并非来自于社会制度对于稳定的需要，以及对于婴儿和成人的一种特殊的和可以接受的社会认同的强加的限制。在大部分社会学中隐含的这种类型的解释是目的论的并且使社会制度的概念具体化。当然，对弗洛伊德和米德来说，尽管这种机制是以生物性作为基础的，它满足了生物-社会需要。认同确实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但它的动力来源是生物-心理的（bio-psychological）。
从中引发的有趣问题是，认同机制的内驱力是始发的（primary）还是是附属的(secondary)。“始发的”意味着认同机制是从生物性方面控制到个体中来的，并且只有等到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它主动寻找内化的一个有意义的模型。米德把他的理论同人的神经系统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似乎表明他更偏爱始发模型。“附属的”意味着人类婴儿通过尝试错误发现，认同是解决主要焦虑和害怕并且获得主要满意感（食物，温暖，舒服，爱）的一种成功模式；作为获得主要满意感的一种方法，婴儿已经变得非常习惯地来使用它，以至于认同本身变成了一种驱动力。正如弗洛伊德对在生物个体与认同机制之间的俄狄浦斯情结进行调停一样，他适合第二种模型也是可能的。同样，当人们经常谴责弗洛伊德为生物主义时，他可能也适合始发的驱动力模式。当回顾帕森斯对于认同的使用时，我将返回到这一专门问题上，即把认同理解为附属动机或者说是“需要倾向”更适合社会学的方法。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始发模型和附属模型之间的区分只是经院哲学的一种做法。此外，不管这种驱动力是附属的还是始发的，它同始发的满意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通过对于认同机制的成功使用，婴儿保证了它为周围环境所接受以及作为基本生存的主要需要的满足。没有适应周围社会环境行为要求的婴儿会使自己的进食和舒服受到耽误，这是一个有着更为可怕和非常真实的影响的暗示。当一个人到了老年时，如果他/她缺乏对于社会群体的服从可能就意味着被社会所排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自愿者愿意拥有罗宾逊(Robinson) 的经验。
因而，成功的认同意味着对于基本需要的成功满足；也就是说，成功的连续的认同同主要需要的满足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a successful ongoing identity is inextricably involved with the gratification of primary needs）。这不只是一个学术建议，而是公开的可以观察到的普遍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正是埃里克森精确地说明了，满意感是同安全的认同意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不安和人格崩溃同样伴随着认同意识中的任何危机。因而，成功的有保障的认同意识同建立在为了生存的生物驱力基础上的主要需要的满足是必然而且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成人中，这种安全的认同意识的需要同婴儿一样是具有动力的。事实上，弗洛伊德已经指出，超我爱的丧失是引起焦虑的五个痛苦情景之一（超我爱的丧失是对社会排斥或偏离的内省性解释）。因而，认同的动力适应机制是同基本的“稳定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stancy）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弗洛伊德从费切尔(Feuchuer) 那里接受的大部分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也就是表明“在神经系统中有一种内在的倾向来减少或至少保持稳定的刺激量”(an inherent tendency in the nervous system to reduce, or at least to keep constant, the amount of excitation present in it)。当然，焦虑就是这种刺激的一个主要经验。
在某种程度上，婴儿最初的认同就是对“自大狂生物”的独特适应。因而它应该是一种连续的动力机制这一点也就不令人奇怪了。当一个人从婴儿期和少年期过度到成年期时，提出个人是“完整的”确实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现实。
四、埃里克森
正是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在心理学理论中给予了“认同”一个核心的位置，并且把这一术语带到公共使用的范围中，尤其是与认同危机这一术语联系在一起。埃里克森尤其关注青少年的认同形成问题；埃里克森著作的主要贡献就是证明，认同形成是从婴儿到老年的一个连续过程，而且这是每一个人固有的进步和适应过程。
虽然埃里克森是在精神分析实践的实验基础上进行工作的，他的主要理论关注点还是心理社会的（psychosocial），而且他的著作显示了始终如一的努力来解释心理和社会动力的不断变化的特征，也就是在人的生命周期中形成认同。他没有对他自己有关认同机制的动力的关注提出一个详细的理论，但通过提出自我内部的有组织的动力以及由一个超我机制（super-ego mechanism）所调停的外部社会特征, 他的工作是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中非常仔细地使心理社会自我的连续性进一步精确。因而，他把心理社会自我(psychosocial self)称为“自我认同”(ego-identity) ，并且通过使用与自我表现有关的“遗传连续性”（genetic continuity）这一术语强调了这种方法。在他的《认同、青春期及危机》(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一书的导论中，他最精确地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他提出，“人”的心理认同需要除了他的社会遗传进化外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埃里克森把认同形成看成是一个逐渐形成的结构，逐渐把“体质特征、独特的力比多需要、更有利的地位、重要认同、有效的防卫、成功的升华以及一致性的角色”整合在一起。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这一“逐渐形成的结构”是对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发生变化的内驱力和社会压力的反应；此外，他断言，拥有完整的和连续的认同意识的失败会导致人格崩溃。尽管不是直接的，埃里克森的这两个观念也被抽象地应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群体中，例如“现代化的认同危机”（the identity crisis of modernization）。
在描述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认同形成的不同社会心理结构时，埃里克森最详细关注的是青春期，也就是当年轻人开始顺从并把他自己的内驱力与社会期望整合在一起的时候。正是这一青春期给埃里克森提供了一种工作中的内部和外部的动力。事实上，在对生命周期的图解式表达中，他把青春期的主要特征看作是“认同和认同扩散”(identity versus identity diffusion)，而且他提出，这基本上是一个已被承认的现象，也就是说当年轻人允许发现她/
他自己时，青少年给予了“心理社会的暂停”(psychosocial moratorium)。当年轻人从青春期中走出来时，社会要求她/他作为社会的全面成员为生活确定方向；在许多社会中，这是通过阶段仪式而得到明确承认的一项要求。尽管青少年可能成功地通过了认同危机，对从婴儿到老年的所有人来说，把社会现实和需要以及心理现实与需要综合在一起的基本特征却都是存在的。
与弗洛伊德和米德相一致的是，埃里克森也认识到，对个人来说，婴儿期之后的一对一认同（one-to-one identification）只具有有限的作用：
例如，（儿童）对父母的认同集中于某些过分重视的和错误理解的身体部位、能力和角色表现上。而且，这些不完全的方面不是因为它们的社会可接受性而受到偏爱……
而是由于幼稚的幻想（只是逐渐让位于对社会现实更为现实的预期）。然后，青春期结束时确定的最后认同优越于对过去的人的任何单独的认同：它包括所有重要的认同，但是它也改变以使它们成为唯一的和相当一致的整体。
因而，在埃里克森的著作中，米德的“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 成为“超出部分总和的格式塔”(a gestalt which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从青春期开始，生物环境的变化（成熟）可能导致主要的认同变化，从调皮的单身汉到有责任的年轻父母到中年的女家长/男家长再到聪明的祖父母。如果内部生物性的变化并没有产生认同变化，那么正在变化的历史环境也会这么做。内部驱动力与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的。
同弗洛伊德和哈贝马斯一样，埃里克森也认识到，由于认同与主要需要满足之间的重要联系，任何安全认同意识的缺乏（没有成功的认同）都会引起焦虑。如果这种焦虑得不到缓解，就会产生人格崩溃。当讨论这一问题时，埃里克森把认同看作是“自我认同”，把它当作是他所强调的自我的最重要的适应性特征。然而，自我认同只有与外部社会世界相联系时才会产生：
因而，从主观方面来看，自我认同是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即对自我的综合方法来说，存在着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在保护一个人对他人意义的同一性和连续性上，这些方法是有效的。
此外，更戏剧性地是，埃里克森明确说明了自我认同的至关重要性：
确实，在人类存在的社会丛林中，没有自我认同意识，就没有活着的感觉。
因而，从最基本的方面来看，心理幸福感的前提条件就是拥有安全的认同意识。事实上，埃里克森继续假定，幸福感是不断增长的认同意识的“征兆”。同时，相反的并且关键的是，认同扩散，或者说在自我方面综合不断变化的生物和心理特征的不稳定性，会导致人格崩溃（从焦虑到极端的偏执狂、抑郁或者是其他类型的疾病）。因而，有一种心理动力不仅造成了适应性认同，而且也保护和提高了已获得的认同。个人具有驱动力来支持和保护他们的认同。
当婴儿从家庭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更大的社会中时，婴儿面临着大的和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他/她在其中必须要获得令人满意的认同。埃里克森主要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一问题，认识到“为了能够有效地进行互动，个人必须不时地从部分知识的某种状态中作出全面的了解”(a total orientation out of a given state of partial knowledge) 。此外，他把这种方向称之为“整体主义”(totalism)。当然，这并不是有意识的心理机制。
这导致埃里克森对“意识形态”(ideology) 有了更加全面的心理学定义。当埃里克森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时，他所指的正是这一全面的了解，也就是对有着普遍行为或文化模式的历史认同的综合。他认为：“我们这里正在说的不只是较高的好处和崇高的理想，而是一种心理需要。作为认同保卫者（guardian of identity）的社会制度就是我们所称的意识形态”。在另一个地方，埃里克森这样写道：
不管其他意识形态是什么，不管它采用什么短暂或持久的社会形式……对正在成长的自我来说，我们会把它看作是一种必需品。正在成长的自我涉及代的连续；在青春期，它对过去和未来的一些新的综合（这种综合必须包括但是超越过去）作出承诺。
正是在他对意识形态作为心理需要的表述中，埃里克森也成为一位真正的社会学家。他以杜尔干式的意识认识到，社会是如何使这些需要制度化的并且用它们来服务于社会本身的；因为意识形态利用了个人的攻击性和歧视性的能量，并且“当它完成时，包括了个人的认同”。
因而，认同或意识形态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两者都对进一步的个人成熟过程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且，通过它，为下一个更高形式的认同，也就是以团结联系在一起的共同认同（the solidarity linking common identities）提供了必要条件。
然而，当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保留了它的不同含义时，它也呈现出专门的心理含义，因为普遍认同是“成人”参与社会的前提。从极端方面看，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功能，但是它的外衣从一个历史环境到另一个历史环境是有变化的；当然，这并不是否定，人们可以故意创造、操纵或使用意识形态。因而对埃里克森来说，在心理分析水平上，在认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之间存在着清楚的连续性。
因而，对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威胁就是对认同的威胁；同样，提高意识形态或文化也就是提高认同。因而，历史环境的变化，比如离婚、革命、裁员会威胁到个人的认同意识，因为它们移动和改变了个人认识到她/他自己的认同连续性的外部社会联系。这种认同扩散或者说是认同危机将会产生焦虑，而且这种危机将会被一种动力适应性反应(dynamic adaptive reaction) 所抵抗，在其中（1）已经获得的认同（意识形态或文化）会受到保护；（2）人们会产生一种新的认同的综合来适应情境和它的限制。同样，个人也会试图提高他们的认同意识以及伴随它的心理安全和幸福感。
为了抵抗焦虑、保持安全并提高同受到强化的认同相伴随的幸福感，所有这些都是无意识动机，成人的认同机制同婴儿一样是具有动力的，而且这并不只是一个由环境所控制的被动适应的过程。
尽管对埃里克森本人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他还有一条广为接受的思路贯穿于自己的著作中，即“认同”、“安全认同”以及“认同危机”可以应用到群体中。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认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群体过程，即使这个群体或者说社会制度只是父母和儿童。
本质上，任何认同都由两方面内容组成的：认同者(the identifier) 和被认同对象(the identified)。一旦婴儿从一对一的认同中脱离开来，认同就变成概化的了（generalised）。当然，甚至最初与父母一对一的认同也包括概化的方面，因为每个父母自己的认同都是由属于更大社会环境的泛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所组成的。因而，所有认同或多或少都是社会的，从家庭到棒球队到地球上的市民。同样，所有认同或多或少都是共享的(shared)。
因而，随之而来的是，影响或者说威胁到一种特殊的普遍认同的历史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和威胁到在该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的认同。在个体水平上，存在着认同扩散、不安全以及焦
虑，并且也存在着行为动机来保护已经获得的认同或者重新获得一种新的和安全的认同。当然，这一特征将为拥有相同特征的群体中的所有人所共享。从理论上看，每个人都可能单独重新形成一种新的认同，或者支持从拥有同样情境的她/他的同伴那里脱离出来的旧的认同。然而，另一方面，通过彼此相联系，个人可能一起形成一种新的认同或者支持旧的认同。群体作为一种整体反应的程度依赖于群体内部某种历史的和既有的联系：地理上的接近、在一起的时间长度、阶级、民族、宗教、仪式以及特殊认同对于普遍认同的重要程度。群体对于某种共同认同威胁的反应所采取的形式将由共同的知觉以及有关危机本质的共同接受的沟通所决定。当然，知觉和沟通都是易于操纵的，当个体或者说作为一个有着共同认同的群体的个体可能一起努力来提高他们认同意识时，就尤其是这样。
因而，从这里得出的第一个观点是，个体会努力保护或者提高她/他的认同意识。就饥饿或性本能的满足来说，保护和提高认同的驱动力可能具有攻击性。
第二种观点是，当认同意识受到威胁时，个人将强化已获得的认同，或主动寻求获得一种新的认同（the individual will either reinforce the already held identification or will actively to make a new identification）。
第三种观点是，这种机制是无意识的，而且除非个人的社会环境从婴儿期以来就是稳定的，认同的驱动力将会连续试图使认同保护和提高达到最高程度。
缺少安全的个人认同会被体验为对个人生存的一种威胁，而且个人会感到焦虑。除了是社会认同产生的最初机制和社会生存的保护之外，认同也是在对认同产生威胁的生活情境中发生变化的连续的和动力的适应机制。没有这种适应就会有持续的焦虑，而且这一动力若没有解决就会处于痛苦的病理状态。
五、帕森斯
当然，在帕森斯为了社会行动的普遍理论而试图把社会、文化、人格以及个人有机体带入到有意义的关系中时，认同机制就成了一个关键。对帕森斯来说，弗洛伊德、米德及杜尔干关于个体对社会规范和习俗的内化的同时发现是“现代社会科学中几个真正重大的发展之一”。因而，对帕森斯来说，认同理论从主要关心个体认同的形成到关注作为重要的基础在社会结构和行动的任何普遍理论中所起的作用。
然而，在准备回顾帕森斯关于认同的观点时，我已经开始同意其他社会科学学生对他的难以理解的态度。他们认为，帕森斯是富有创见的学者；但同时他又受到自身理论不一致的挑战，并且进一步被他自己的文风搞得晦涩难懂。在他关于认同的著作中，他的主要的内在矛盾同它的生物学和动力性质有关；当专门讨论这一问题时，他从理论上把它抽象到纯粹社会学的功能上。这种抽象导致一个批评家提出，生活本身已经从帕森斯的理论那里消失了。然而，帕森斯自己承认，希望远离生物学倾向来重新平衡心理学理论。为了理解帕森斯的理论，我提出有必要注意到的是，尽管他是从社会和文化环境方面来定义认同的，他也潜在地提出，认同是人类有机体的一种动力的行为机制。帕森斯的失败在于，他没有使这一理论的基本方面充分精确。事实上，没有作为行为动机的认同存在，他的行动理论也是不清楚的。帕森斯把自己系在了需要交代清楚的结点上。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的那样，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米德都把认同的源动力放在人的神经系统上。虽然帕森斯认识到人类有机体的基本的生物特征，他很快就指出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影响是如何从最早期的婴儿阶段对婴儿和母亲产生影响的。在社会学的分析水平上，这是非常必要的强调形式；然而，在分析水平上，它同某种普遍的行动理论有关，也就是说它使人的行为动力中立化。然而，帕森斯直接从弗洛伊德那里采用了他的认同理论。因而问题是，他如何使他的动力生物性质中立化？
与弗洛伊德的认同相接近，帕森斯实际上改变了关于本我、自我以及超我的心理分析地图的基本性质，而使它成为他的普遍理论的更有用的工具。尽管使用了弗洛伊德的术语以及对于认同的同样基本的理解，帕森斯把集体认同合并到基本的社会图式中来，描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类心理。在这种新的帕森斯式的心理分析中，自我和超我都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自我丧失了它最初的统治权而成为一个“主要区分与个体自己有机体的调停关系的功能有关的次系统”(subsystem primarily, differentiat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function of mediating relat ions with the individual’s own organism)。因而，在明确的理论中，帕森斯把人类本能的驱动力降低到抽象的理论状态，以至于生物有机体已经主要成为人格的工具。人类生物体就这样受社会和社会的需要所支配。对帕森斯理论的大部分分析都在这一点上停下来了。很显然，帕森斯已经产生了“社会欺骗”。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图景，因为帕森斯也充分意识到把人类动机整合在一起的需要，他是通过人的“需要倾向”(need disposition)的观点而提出来的，这里所说的需要倾向是在原始动机与内化的价值观之间辨证互动的结果。
帕森斯定义了三种主要的需要倾向类型：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进行调停；在人和文化标准之间进行调停；以及在人和社会（社会在这里被看着是一系列角色期望）之间进行调停。正是在讨论需要倾向和主要驱动力时，帕森斯自己处于最大的自相矛盾中。一方面，他承认动机的内在生物和文化性质；另一方面，他也从概念上把它们抽象成为社会的驯从的仆人（malleable servants of society）。动机成了一种需要倾向，它不再是人类的一种动力，而是在人和人、人和文化，以及人和社会之间进行调停的基本关系因素。此外，与此相一致的是，帕森斯也否定了与动机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有关的“紧张减轻”（tension reduction）假说，指责它（1）没有注意到动机成为一种需要倾向的社会机制；（2）同义反复以及（3）过分简化了行动。因此，任何行为动力似乎完全不予考虑。但是，帕森斯继续说道：
然而，不管是从紧张减轻角度还是其他角度来表达，对特定内驱力满足过程的仔细研究对我们的理解已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对人类行为动机提出了最初的分析。然而，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在人类行为动机的更复杂的组织水平上考虑这一问题。
因而，帕森斯勉强但至少精确地在一种分析水平上接受了紧张减轻，但对他来说，这似乎同更复杂的分析水平无关。在超出自己的范式之外，他对它进行了抽象。当讨论人格系统的基本必要条件以及对于满意的合适水平的一致性倾向时，他提出对于这种一致性倾向的讨论“只是断言在任何时候，或者说具有了一系列给予的需要倾向时，有机体将会在一系列互相冲突的需要倾向上运行，并且往往会把烦燥不安的(dysphoria) 状态（被剥夺的主观经验）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因而，当把它从自己理论的中心考虑中排除出去时，帕森斯又一次承认了生物基础。
在对人格和心理学的讨论以及对于偏离行为的明确关注中，帕森斯存在着一致性倾向，就是把人放在他不能够推翻苹果车(apple cart) 的理论空间中，也就是社会的苹果车以及帕森斯理论的苹果车，当然，真理是人类行为往往不能推翻这两个苹果车。出乎意料的是，当帕森斯不同意与他的理论有关的生物驱动力时，事实上为了避免对静态与社会决定论的批评以及理解人类动机，它们对他来说是必要的。
此外，更出人意料的是，因为整个帕森斯需要安排的范式是精确地建立在受到压制同时成功地被连续的认同所控制的人类动机的基础上，每一种连续的认同都把个人进一步带到某种社会/文化的关系中来，并且更加远离她/他的生物根源。然而，不管概念上远离生物学来源有多远，它本身的机制总是根植于最早期的婴儿行为中。尽管理论上人类认同和人格被帕森斯抽象成几个远离它的生物学本质的东西，它还是不可分割地抑制了它的肉体、骨头以
及神经系统的结构。
可能许多人在处理帕森斯理论的核心问题时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这一体系几乎完全从人类动机中抽象出来，在最大意义上是完全相互关联的并且是同义反复的。社会、文化、人格和有机体相互关联的制度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支持它们自己的格式塔；很显然，它们的目的是一个普遍系统。目的论是很明显的，而且有趣的是推测帕森斯为什么犯了这个方法论上的错误，不仅精确说明了他自己的不一致性，而且也是因为它可以给在社会理论方面更普遍的蒙弊提供一些洞察力。帕森斯很可能具有霍布斯式(Hobbesian) 的世界观，也就是说，人类本质上是野蛮的，为了使野蛮的人受到应有的约束，就逐渐形成了社会。根据这种观点，这一定是同类的限制引起了认同、社会化和可接受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类就会被理解成必然是合作的，这本身已经超出了霍布斯的范式。事实上，帕森斯在《家庭、社会化和互动过程》(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一书中对人格进行了详细分析，他清楚地说明了有机体的需要-动机或者说是主要动机“并不能成为一个系统的人格组织的主要基础”(cannot serve as the primary basi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personality as a system)。
然而，帕森斯对于需要-控制的全部分类都是作为一棵树而提出来的，每一个分枝和细枝都能在躯干中找到它的来源以及主要需要的满足。
问题是相当显而易见的。尽管正在发生变化，社会制度显示了它的稳定性。这一稳定性从何而来？如果人类本性上必然是残酷的，那么稳定性的来源一定存在于具体的制度中。因而，社会对个人具有最高权力。根据霍布斯对人类本性的看法，稳定性不可能在个人那里找到来源。然而，这种哲学观点在人类本性与社会制度的稳定性之间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绝对的鸿沟，通过动力的认同机制来跨越的一个鸿沟。把认同作为行为驱动力的内在观念就是，个人会主动寻求认同并且保护、适应或者提高已获得的认同。从社会学方面来看，这也就是说，人类主动寻求把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并没有被强制这样做。
从哲学上看，认同可能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驱动力；而且，从实际上看，它可能是以进攻性而且有时是以致命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但是从社会性上看，它的真正本质却是合作性的和适应性的。这并不是否定权力兴趣或社会经济的紧急情况；它只是提出了已经从理论上进行整合的一种心理因素。
奇怪的是，在其他地方，帕森斯表明他自己完全意识到了认同的适应性质。在《家庭、社会化和互动过程》一书“人格功能的机制”一章中，他描述了这一适应性功能。鉴于它的明确性，我们详尽引用如下：
我们设想，我们广泛关注的这一过程和物质和能量之间的转换过程（这一过程在物理学上如此重要）相似，只是这里相关的术语是“结构”和“动机”。从最初的稳定状态开始，我们首先假定必须破坏那种稳定状态的旧“结构”。这一破坏导致能量，即动机的“释放”……
在强迫接受的情况变化（最初标志着从旧系统的稳定状态到新的适应阶段的过渡）之后，这一系统的主要“问题”是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对发生的变化逐渐产生有意义的认知方向……正如我们前面显示出的，这不仅是变化，而且是令人心焦的变化，因而这是挫折最直接的结果逐渐产生的阶段。最初的认知出发点是我们现在所称的“错误知觉”，在这种意义上，在某种情况中令人欣慰的经验的假定表明是错的，而且这首先必须作为一个“事实”而被“充分理解”。我们可以把这一阶段的这些机制叫做“最初适应”（primary adaptation）的机制（因为从更广泛的观点看，整个过程就是适应的过程）。
如果我们在充分自主的基础上讨论“通过经验学习”的一般过程，除了由自我
控制的情况外，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重要的变化。但是，我们假定，在这种情况下，对自我来说，挫折的程度太大，以至于没有帮助很难应付。他接受的第一种帮助是
允许表明他的不安，但是然后是我们叫做“支持”的更为积极的帮助。这包括几方
面：对部分旧的动机系统给予增加的积极的满意（在人格系统内以及它与客体的关
系上，通过对这一满意的选择性特征的一系列反应而获得允许）。我们可以把这一群称为“相对剥夺的机制”（mechanism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第三阶段是，新的结构确实作为人格的一部分而出现了。它涉及把“自由流动”
（free-floating）的动机重新转化到结构中（然而，这次是新结构）。我们可以把这一群称为“内化机制”（mechanism of internalization）。最后，在最后阶段，新的内化
结构得以巩固和强化。我们推定，通过主要的结构性轮廓，这一结构得以稳定下来。
这一结构性轮廓开始具有明确的规范性质，即逐渐越来越不受旧的情景刺激的连续
存在的影响，因而人格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增加了。它涉及动机的成长，从新的目
标和价值观的角度重新组织积极的活动。我们可以采用心理学的术语，把这一群称
为“强化”机制（mechanism of ‘reinforcement’）。
因而，如果帕森斯的世界观中包括了这种观点，即在人身上可能存在着某种必然要合作的内驱力，如果只是由于进化原因的话，那么他似乎将把他的动力认同机制的知识整合到他关于行动的普遍理论中来。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他会避免内部冲突的一个主要来源以及认为它的模式是静态的批评。
然而对这篇论文来说，最重要的是，认同在所有帕森斯理论中所起到的核心和关键性作用。尽管公开来看，并且从他的世界观方面来看，认同只是一种社会功能，帕森斯潜在地认识到认同在生物动力上的来源。
六、哈贝马斯
对哈贝马斯来说，在他试图阐述重新建构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的议程时，动力的认同机制是最重要的准则。哈贝马斯提出，满意的群体认同是有凝聚力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前提。与帕森斯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关于人类本质的观点是：在社会状态中，人类是更加主动的行动者。因而，对他的哲学来说，动力的认同机制是最重要的。尽管从弗洛伊德、米德和帕森斯那里，哈贝马斯明确获得了他关于认同的使用，然而他并没有扩大他们本身的认同动力学，他也没有解释同认同有关的行为动机。因而，同帕森斯一样，哈贝马斯也因为提出了过分强调共同的价值观的静态模型而受到批评。
有趣的是，哈贝马斯关于认同的认识论其实是来自哲学基础而不是社会心理学基础。对哈贝马斯来说，认同的全部问题是哲学主要关心的问题，也就是通过对认同的自我反省的象征主义，人类和社会力图有意义地把自己置身于他们的世俗的和宇宙环境中。事实上，哈贝马斯认为“认同问题已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实际推动力”，在这种哲学中他把自己置于询问者（inquirer）的位置上。在这一传统中，中心主题是，人和社会会主动寻找“发现”他们“合适的”和“真正的”认同，无论是找出(locating) 还是创造(creating)。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贯穿历史的真正动力。然后，在这一哲学框架下，认同的心理机制必须具有动力基础。通过人类学对人类需要的观察，哲学上的争论而得以补充。这种需要就是，人类通过合适的认同而对他的环境产生有意义的意识。在《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一书中，哈贝马斯从比德·伯格（Peter Berger）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宗教的华盖》（the sacred canopy）中引用了冗长而又激动人心的一段；引文是这样结束的：
确实如此，在免受这些失范恐惧（anomic terror）的最终“疯狂”的意义上，在社会中就是“理智”。当个人可能寻求死亡而不是寻求失范时，失范就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相反，如果个人认为最终的牺牲具有规范的意义，他就可能以各种牺牲和痛苦作为代价（甚至以生命作为代价）来追求规范世界的生活。
这里，哈贝马斯以戏剧性的方式引用伯格的话来重新说明埃里克森的观点，即认同扩散导致人格崩溃。
哈贝马斯尤其关心在一个人和他/她作为一个成员的大部分扩散文化中的概化认同(generalised identification)。他用来描述埃里克森的“意识形态”和米德的“概化他人”的术语是认同安全解释系统(identity-securing interpretive system)。对哈贝马斯来说，在最后的分析中，是认同安全解释系统与社会存在的现实之间的匹配使得任何社会制度的结构合法化。也就是说，如果在个体或群体和社会结构之间没有合适的符号调停的话（认同安全解释系统），对安全的和有意义的认同的急迫需要将会在解释系统的变化或社会结构变化的要求中表示出来。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不能满足对于认同的内在兴趣，那么这个社会制度就不是合法的。
哈贝马斯很清楚，只能在认同范式内才能理解和分析合法性危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员把结构改变作为继续存在的关键，并且感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我们才会谈到危机”。哈贝马斯继续写到：
只有社会整合处于危险状况（即规范结构的一致基础受到损害，以至社会开始失范）时，对制度整合的扰乱才危及持续的存在，社会才处于失范状态。危机状态假定了社会制度崩溃的形式。
社会制度也具有认同，也可能失去认同；历史学家有可能把某一国家的革命变革与某一帝国的衰落（只是结构改变）区分开来。当这样做时，他们喜欢这样的解释，这些解释是某一制度的成员在确认彼此属于同一群体时以及通过这一群体认同确定他们的自我认同时使用的。在历史上，传统的破裂（保证认同的解释系统失去了它们的社会整合能力）往往成为社会制度崩溃的指标。从这一视角来看，只要后几代人在曾经形成的传统中不再确认出自己，这一社会制度就失去了它的认同。
为了说明在个体认同、解释系统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的历史连续性，哈贝马斯指出了四种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原始的”(primitive)、传统的(traditional)、资本主义的(capitalist)，以及后资本主义的(post-capitalist)。因为过于武断，哈贝马斯的方法很容易受到批评。但是他的目的是描述，在最扩散的水平上，认同安全解释系统从分析方面来看是有意义的。此外，对最扩散的认同安全解释系统进化的历史理解使得它较容易在当代找到自己的位置(locate oneself contemporarily)。
在结构是由亲属关系所决定并且物质环境直接受到威胁的“原始”社会中，在认同安全解释系统中出现了神话世界中的人物。在这些制度中，世界人物和规范很少区分开来，它们在不要求独立惩罚的仪式和禁忌中互相渗透。
这一神话世界图景对每种可感觉到的要素确定了重要位置；这样做时，它吸收了这一看法，即由于欠发达的生产力，威胁到某一社会的不安全几乎不能使环境处于控制中。
神话世界把所有它的实体理解为类似物，因而，男性和石头、植物、动物和上帝一样都是物质。
另一方面，传统社会或早期文明社会从阶级等级以及“某种形式的集权政治组织”（这种政治组织要求合法化，因而必须融入到宗教叙事中并通过仪式来保护）的角度表现出组织原则。因而，通过对上帝的拟人化，“原始”社会中的神话世界人物发生了两个变化。同自然环境的世俗化以及人对于自然环境不断增长的控制类似的是，首先，上帝变得不是太抽象而是更加抚慰（propitiatory）了；其次，人与神之间新的互动模式以祈祷、牺牲和崇拜的形式发展了起来。
然而，随着制度化的不平等分配、社会等级以及古代文明帝国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合法化的需要产生了。哈贝马斯注意到这一阶段同“追搠到伟大创始人孔子、佛陀、伊斯兰以及犹太教的先知那里的建立在宇宙论基础上的伦理、宗教、哲学”的上升恰好联系在一起。然后，随着国家与政府大量扩展到经济以及其他领域，要求合法化的国家或统治的规模也必然上升了。这是哈贝马斯工作的主要特征，即分析这些新关系的元素；以及在这一制度剩余物(system overspill) 的任何方面，危机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同认同危机联系在一起的：
确实，国家没有确立社会的集体认同；它也不能通过价值观和规范（它们不是国家的安排）来实现社会整合。但由于国家假定了防止社会瓦解的保证，国家权力的使用就同这一断言联系在一起了，即以规范决定的认同来维持社会。因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衡量的；如果它要持续，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在“原始”与工业社会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和社会距离，但是人类还是表现了同样的心理特征：社会（以及宇宙）现实必须令人满意地通过一种神话或意识形态或认同安全解释系统来满足认同的行为冲动。人们要求对宇宙和社会现实有一种认知上可接受的解释，因而他们知道如何把自己和环境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就具有了认同。如果认同的动力机制得不到合适的满足，结果就是社会和个人双方的焦虑和崩溃。
哈贝马斯可能过分强调了社会团结的一致性。但是，即使最严厉批评哈贝马斯的人（这些人认为，他可能“对社会团结的方式有不合适的见解”）也承认，当他们把哈贝马斯的模型应用于处于国际冲突阶段的国家以及市民对民族主义的普遍信奉时，这一模型还是非常有效的。
七、总结与政治含义
通过阐释弗洛伊德、米德、埃里克森、帕森斯及哈贝马斯等人关于认同的理论，本文提出如下观点：
1．认同，也就是使重要他人的态度、习俗和行为内化的机制，是建立在最早的婴儿生存需要基础上的心理生物需要。
2．认同在成人那里就象在婴儿那里一样是一种动力的适应机制。
3．对心理安全和幸福感来说，对认同满意的综合，或者说认同稳定性是最重要的。认同增强会导致更大程度的幸福感；认同扩散则会导致焦虑和崩溃。
4．当生活环境变化时，个人可能会做出新的和合适的认同。个人也可能试图保护和提高已获得的认同。
5．当个人更全面地进入社会时，认同是针对更为扩散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实体，而不只是认同父亲和母亲。这些就是米德所说的“概化他人”、埃里克森所说的“意识形
态”，以及哈贝马斯所说的“认同安全解释系统”。
6．由于一群人拥有共同的认同，该群体可能一起行动来提高和保护那种共同的认同。
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关注认同理论的这些观点导致了明确的推论：
当大众社会中的人们拥有共同的认同时，大众动员就成为可能。
因而，从内部政治控制的权力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有益于（1）产生共同的认同；（2）从操纵那种认同的象征的角度来看，拥有对权力的垄断。
显然，对某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整合和民族建设来说，大众共同认同的唤起如何发生是一个关键问题。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认同可能是存在两种类型：分析的和俄狄浦斯的。人们可能提出有用的相应的分类，这些分类可以应用于群体认同的唤起。
(a) 在分析或者说移情模式中，认同主要针对直接的物质施与者(materialistic benefactor)；对婴儿来说，认同主要针对提供温暖、抚育以及爱护的父母。与此类似，在群体中，认同主要针对直接在物质上施惠于这一群体的社会或政治实体（当然，有代表那一实体的明确的象征）。
(b) 在俄狄浦斯模式中，认同不直接针对物质施与者，而是针对在威胁情景中提供了正确行为模式的某个典范。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类认同的原型是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一方父母，父亲本人代表了这种威胁；心理安全是通过使受到威胁的父母行为内化而获得的。在群体中，当对某一实体（在某种威胁情景中，这一实体提供了某种合适的行为方式和态度）做出普遍认同时，人们就可能具有这一特征。
从关于认同的全部讨论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同群体认同的唤起只有通过有意义的和现实的经验引发出来。也就是说，只有首先当情境动力对个人来说是正面的，从心理上来说是受益的时候，认同才有可能发生。婴儿对父母的行为做出认同，是因为他的脆弱以及使父母的形象和行为象征内化的全部合适性。对脆弱的婴儿来说，像父母那样行动是应付受到威胁的环境的最合适的方式。在生命后期，当在更一般的社会环境中要求合适的行为时，认同对获得安全来说同样是合适的。按照埃里克森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意识形态为更为扩散的生活情境提供了合适的行为模式和态度。而且这些意识形态或者说认同安全解释系统之一可能就是提供民族认同的国家。
因而，可以在实际的政治现实中说明这一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观念本身并不能激发认同。政治意识形态不是在心理真空中产生的，它们必须提供合适的行为模式、合适的态度、合适的意识形态、合适的认同安全保护系统来应付真正的、经验到的情境。只有解释了经验现实并提供了合适的态度时，大众的支持，也就是具有这种意识形态的认同才会出现。当然，这一经验可以从政治上进行操纵。但是从唤起认同的角度来看，没有相关经验的象征或意识形态是没意义的和无力的。
从前面全部的讨论中，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族认同”这一术语是谨慎的，而且从理论上看是有意义的：
民族认同是指一群人对民族象征具有同样的认同（把民族的象征内化）。因而，当对这些民族认同的象征存在威胁或提高的可能性时，他们就可能作为一个心理群体而行动。
也就是说，一群人只有从外部被看作是一个民族或被告知是一个民族时，民族认同才得以存在。对存在的民族认同来说，全体人民必须已经过对这一民族作出普遍认同的实际心理过程。
在这一阶段介绍有利于分析的另一个术语是有益的，但是这一术语需要定义。这一术语
就是民族认同动力(national identity dynamic)。
民族认同动力是指存在于拥有共同民族认同的一群人中行动的可能性。
如果个体成员拥有同样民族认同的一群人确实存在，因而，在清楚的方法论基础上，它表明，大众可能在影响共同认同的情境下作为一个单位而行动。因而，认同理论提供了可以清楚解释个体行动与群体之间关系的一个理论工具，因而可以在心理学的分析水平上调查大众民族运动。
八、结论
本文介绍了认同理论，并且指出，认同是所有人固有的无意识的行为驱动力。为了获得心理安全感，个人主动寻求认同；为了维持和增进心理安全感（人格稳定性和情绪幸福感的必要条件），人们主动保持、维护和提高认同。这一驱动力从婴儿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成年期和老年期。此外，认同可以共享，其结果是具有同样认同的人们往往会一致行动起来保护或提高他们共同的认同。
（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老末）
社会认同和组织中文翻译版说课讲解
社会认同理论和组织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Blake E. Ashforth（康戈迪亚大学）and Fred Mael（韦恩州立大学）关于社会认同理论，人们有以下几种观点：一、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体与群体的统一认知；二，认为社会认同来源于个体的分类、群体的独特性和威望、外群体的显著性以及传统上与群体形成相关的因素；三、社会认同指导与其相一致的活动、支持使认同具体化的机构、固有化自我和他人的看法，并导致传统意义上与群体形成相关的结果，同时加强对前因的认同。这种观点被运用于组织社会化、角色冲突和群际关系。 长期以来，组织认同被认为是组织行为的重要构念并影响着个体的满意度和组织的效率。（(Brown，1969；Hall，Schneider & Nygren，1970；Lee，1971；O'Reilly &Chatman，1986；Patchen，1970；Rotondi，1975）然而，正如下面所讨论的，理论和经验工作通常会将组织认同和相关的构念（比如说组织承诺和组织影响以及行为的内化）混淆，这通常会更恰当地被认作为是认同的前因和后果。社会认同理论（SIT）可以修复一些连贯性的组织认同，并且它能够将多元化的运用建议到组织行为中去。社会认同理论提供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这个观点主要是由Henri Tajfel（1978，1981；Tajfel &Turner，1985）和John Turner （1975，1982，1984，1985）发展起来的。在社会认同理论的后续文献评述中，组织中社会认同的前因和影响因素得到探讨。这个观点后来被运用于组织行为的三个方面：社会化、角色冲突和群际关系。 社会认同理论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人们倾向于将自己和他人划分到不同的社会分类中，比如组织成员、宗教信仰、性别和年龄层。（Tajfel&Turner，1985）正如这些案例说明的，人们会被划分到不同的分类中，不同的个体可以利用不同的分类模式。分类被定义为从成员中抽象出来的典型特征。（Turner，1985）社会分类有两个作用：一，它认知地分割和调整社会环境，为个体提供定义他人的系统方法。一个人被赋予他或她被分类的分类的典型特征。然而，如刻板印象的文献反映的一样，这种分类并不是必然可靠的。（e.g.，Hamilton，1981）
媒介的身份认同研究
经营性报社的身份认同研究 ——以R报社实习经历为例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社会学一班李亚宁 目录 一、引言 (2) 二、国内研究背景 (2) 三、理论基础 (3) 四、关于经营性报社身份认同的研究 (5) （一）经营性报社的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是自我认同的前提和基础 (5) （二）媒介人的自我认同倾向是经营性报社认同的核心倾向 (6) （三）受众的认同对经营性报社的自我认同影响越来越小 (7) 五、总结 (8)
摘要: 媒介是我们日常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媒介的身份认同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提议。笔者对报社这一重要的传统媒介兴趣颇丰，尤其是对转企之后的经营性报社的运行和发展很感兴趣，本文主要以在R 报社的实习经历为参考背景，用参与观察的方法，从社会学角色理论和组织运行的角度对报社这一传统媒介的身份的自我认同做一个比较微观的分析，目的在于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报社这一实体。 关键词：经营性报社角色理论自我认同 一、引言 中国的媒介角色在社会认知的范围内处于阶段变化性的状态中。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媒介角色大体稳定。改革开放之后，媒体角色开始发生变化，媒介的各种功能也开始在人们的试探中得到开发和使用。1媒介环境的变化决定了媒介角色的认知。报社作为最早的媒介之一，它的意识形态功能根深蒂固，其发展和变革受到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化的影响。现在经营性报社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身份认同与其角色的扮演息息相关，其自我认同也主要是从其角色和功能方面体现出来。 二、国内研究背景 中国的媒介改革每一阶段都带有不同的特征，而每个阶段的媒介特征都与面临的问题密切相关。总体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媒介制度特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媒介复兴阶段，第二阶段是媒介产业化酝酿阶段，第三阶段为媒介产业化推进阶段。 1978-1991年间，在面对媒介发展的两大矛盾，媒介事业体制的行政拨款制与事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媒介事业单位的财产权与创收要求之间的矛盾，在具体1中国媒介制度变革论/陈鹏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理论宝库中的瑰宝。对于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学习、把握并推动这个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层面论述的社会发展理论。二是从社会学层面论述的社会发展理论。一、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层面论述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这部分的内容可以用“一个前提，三大规律”和“一个思想”加以概括。 (一)一个前提。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他们的社会发展理论之前，必须解决这么一个理论前提:社会历史发展到底有没有规律? 这个问题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是非常混乱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对此都持否定的态度。黑格尔等极少数思想家虽然也看到社会历史发展有规律，但把它神秘化即唯心化了。他把社会历史发展看作是“绝对观念”在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和外化。对社会历史领域认识如此混乱是有主客观方面原因的。客观原因，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界发展根本不同。前者有人参与其中，后者是自发力量起作用。主观原因是唯心主义思想家要么只看到参与社会活动中的人的思想动机，而不去探究他们活动背后的动因。要么夸大人们的主观动机，要么拔高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虽然参与社会历史活动的是那些有意识、有目的和活生生的人，但对于多数人
来说这些目的都不能如愿以偿。这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既不取决于个人意志，又不取决某个阶级或集团的意志。因此，要去探究隐藏在人们(包括阶级、集团)意识和目的背后的动因，从中就可以看到经济和生产力起作用的深层次原因。从表面上看，社会历史发展似乎受偶然性支配，但实际上“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藏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①。总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些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唯物史观的创立彻底澄清了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认识上的混乱。把唯心主义从最后一块阵地上即社会历史领域赶了出去。恩格斯高度评价唯物史观的创立，认为它和剩余价值学说一样是马克思一生中两个最伟大的发现。它的意义如同达尔文发现进化论对自然界发展所具有的那样伟大的意义。 (二)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大规律 1、.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亦称自然历史过程论)。这个命题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提出的命题。“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②这个命题也就是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从过程角度上看，就是人类社会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③从内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 姚大力 2002年第4期 在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国家认同问题时，元朝灭亡后的那几十年中方面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是明初甘为元遗民者为数众多。这里所谓遗民，指的是经历改朝换代后拒绝这样一种遗民概念的完全形成，大概要到元明之际。但是，凡在前一个王朝作过一道德约束实际上是从宋朝起就得到大力提倡和强调的。所以宋朝灭亡以后留下当然上述道德约束并没有要求作遗民的人直接去反对新政权或者从事秘密抵抗运合法性，只要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不再作官)就可以了。著名的宋遗民谢枋得就只不过他本人已是“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而已。1传说中的商遗民伯夷、叔齐“不食土国家的概念去考量这段史事时，他们发现，像这样作遗民只有死路一条；因为草，莫不属于周朝所有。因此他们宁可把“不食周粟”解释成不接受周的俸禄。当那意思是：“伯夷久不死，必有饭之者矣。”这是实际上在婉转地说，他们并不是食。 元朝这样一个由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也留下大批心甘情愿的遗民，并且其中个人遭遇差别很大。其中名声最大的三个被明人称为“国初三遗老”，入明后分别考试的试卷等文化活动，但拒绝到明政府里面正式做官，居然都安然无恙地活到杨维桢写过一篇《老客妇谣》，借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愿再嫁的话题来表诗拿给朱元璋看，建议朱元璋杀他。朱元璋说“老蛮子止欲成其名耳”，没有采取行因为也有一点名气，躲了几年，还是被政府找出来，强迫他们做官，结果只好自当然更多的人没有这样戏剧化的命运，能够平安无事地以遗民身份了却一生。 二是遗民心态的泛化。如果遗民是指拒绝在新王朝做官的人们，那么遗民的范王朝做官的机会而又拒绝了这种机会(包括拒绝科举考试)的人们。这样的人数量总能扩大到比之大得多的社会范围中去。元明之际的遗民心态突出地表现在对改仕舆论中间。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晚年因为子孙犯罪受牵连，被流放四川，息说，宋濂对自己一生小心为人，却几次遭遇命运颠簸很有点想不通。在夔州的来向一位老和尚请教。老和尚问他，“于胜国尝为官乎?”宋濂回答，曾经作翰林国
工作身份认同转变研究述评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5617764088.html, 工作身份认同转变研究述评 作者：马珂 来源：《经营管理者·上旬刊》2016年第03期 摘要：在不同的职业类别或工作场所，人们所拥有的工作身份并不相同。然而，人们可 以在不同的工作身份之间进行转变。本文就针对这种现象的研究进行了综述，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了介绍，然后阐述了其影响因素和转变过程，最后对相关问题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身份认同工作身份认同工作身份认同转变 身份转变指脱离原来核心的、行为锚定的认同，转向探索新的可能自我，并最终形成新认同的过程。身份转变经常伴随着职业变化的产生，因此工作身份转变逐渐成为组织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给出了与工作身份转变相关概念的定义，然后对工作身份转变的影响因素及转变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对有关问题做出了展望。 一、概念的界定 1.身份认同。首先理清“身份”、“认同”及“身份认同”间的关系。三个概念源自同一个英文“identity”。对identity概念的早期研究以哲学范式为主，并翻译为“认同”一词。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同性恋者、少数族群等群体运动风靡欧洲，关于identity问题的研究引起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关注，并仍将其译为“认同”。八十年代，Ashforth 和 Meal（1989）将社会认同理论引入到组织研究中，并将组织认同界定为社会认同的一种特殊形式，从此对identity的研究分化为两个词汇：“identity” 与“identification”，其对应的中文分别为“身份”与“认同”。“身份”在汉语中有多种意思，张淑华等（2012）把身份总结性的看成是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及地位的标识和称谓。对认同的定义，Weeks （1998）认为认同即你和一些人有何共同之处，以 及你和他者有何区别之处。个人与他人或其他群体的相异、相似的比较构成了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从而确定了身份，认同也就融合了身份认同的意思。身份认同的含义错综复杂，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不同群体所指的身份认同是不同的。Deaux（1993）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何洪涛（2010）认为，身份认同是人们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2.工作身份认同。工作身份试图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工作中，我（我们）是谁？针 对工作身份概念的问题，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Dutton等（2010）认为工作身份指在 群体、团队、组织或职业活动中与成员关系相关联的员工身份与自我定义。Buche（2008）认为，工作身份是对个体对自己与雇佣环境相互交往的自我感知的一种社会性、建构性的表示。结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董磷茜（2012）将工作身份认同界定为人们对于工作角色的一种积极的心理感受，以及人们愿意在工作角色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并通过其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心理状态。
社会认同理论
国内社会认同理论研究述评 社会认同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并一直处于持续而快速发展过程中。国外众多研究成果显示出这么一种趋势：即从静态到动态，从一元到多元，从重人文到重实证以及从理论到应用的发展趋势。我国对社会认同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在该领域也取得丰富的成果。 一、国内社会认同理论研究述评 国内对社会认同理论的关注始于2001年，然后逐渐得到学者关注，尤其是郑航生教授2009年发表《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社会认同的挑战》一书后，社会认同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到现在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一）社会认同的界定 近十年来，社会学者、心理学者、政治学者、教育学者均对社会认同提出理论性界定与操作性定义，心理学者多数遵循塔弗尔的原初定义，社会学者则往往结合社会学的学科特点与中国文化与国情对社会认同作出界定。 李友梅教授给出了社会认同的三个基础性领域或核心领域：社会组织、意义系统和福利渗透。从以阶级认同为轴心的社会认同体系的角度出发将社会认同定义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1]。
郑杭生教授[2]则是从社会学中的社会互构论视角界定社会认同，即个人和群体对其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可。也就是以利益为基点，以文化为纽带，以组织为归属，在多种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人和群体对其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可。 方文教授凸显群体资格在社会认同中的核心地位：社会认同是“行动者对其群体资格或范畴资格(membership)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价值承诺”[3]。 此外，在社会学的有关实证研究中，一些学者根据研究需要对社会认同作出一些操作性界定。 比如，按照王春光[4]的定义，社会认同是“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 总之，虽然各个学者对社会认同理解的出发点不同，但在本质上社会认同是一种群体性的观念，是增强社会内聚力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 （二）社会认同的结构 国内心理学研究者认为社会认同的结构主要由四个维度组成，即认知、情感、动机、行为。 1.认知维度 指相比其他群体，个体对其所在群体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以
爱瑞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爱瑞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爱瑞克森（ERIK ERIKSON）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心理分析学家，是FREUD的学生。他的理论强调文化及社会环境在人格或情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把人的一生分为8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发展任务要完成，而且所有人都要经历这些阶段，顺序固定，不能颠倒。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个中心问题或危机必须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即是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遇到的社会对个体的要求或挑战。因此，爱瑞克森在陈述每个阶段的发展任务时采用了两极的描述。成功地解决每一个发展阶段的中心问题，或至少减轻这些压力，就可健康地进入下一阶段。反之，将导致不健康的结果而影响以后的心理社会发展。他认为人格的各部分是分别在人生发展的一定时期形成的，个体通过个阶段的发展以形成完整的整体，如果出现行为异常或人格缺陷，多是由于发展过程中的中心问题没有得到较好、及时解决。 每个年龄段的特点与护理要点： 第一期：婴儿期0-18个月，信任对不信任 信任感是发展健全人格最初而且最重要的因素，人生第一年的发展任务是与照顾者（父母）建立起信任感，学习爱与被爱。此期当婴儿接受口感输入时会有良好和愉快的感受，从而对母亲或主要照顾者产生基本的信任感。同时，小儿的各种需要得到持续满足时，其对父母的信任感就得以建立和巩固。相反，如果婴儿觉察到父母在自己需要时不一定出现，经常感受到痛苦、危险和无人爱抚，就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婴儿会把对外界的恐惧和怀疑情绪带入以后的发展阶段。另外，信任感还取决与父母对自己的信心，因为婴儿对母亲有一种特殊的身体移情，即婴儿能够敏感地体会到母亲的情绪状态，若母亲焦虑，婴儿也会焦虑；与父母之间建立的信任感是儿童对外界和他人基本信任感的来源。同时，爱瑞克森认为信任和不信任是相对的，所有婴儿应体验这两种经历，因为当婴儿有相当的不信任体验时，才能识别信任的体验。重要的是信任与不信任的比例，信任应当超过不信任，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其他时期。信任感发展的结果是乐观，对他人信赖，有安全感，愿意与他人交往，对环境和将来有信心。反之，易出现焦虑不安，以及对人的不信任感。 护理此期小儿时，应注意及时满足婴儿的各种需求。除满足其食物和卫生等生理需要外，还应提供安全感和爱，在患儿经历痛苦的治疗与护理过程中，应尽量减轻疼痛，并在结束后继续抚慰。对于长期住院的患儿，减轻父母的焦虑，鼓励家长参与护理活动，促进他们的情感联结。 第二期：幼儿期18个月-3岁，自主对羞愧或疑虑 小儿开始运用新掌握的运动和语言技能认识周围世界，并学习对自己的括约肌加以控制。小儿在这一期学会控制大便的释放，练习自主感和选择力，需要时保持，不需时放弃。这种自主感还表现在开始能够自由行走的幼儿，他们在运动能和智能发展的基础上扩大对周围环境的探索。他们想要单独完成每一件事，他们反复说“我”、“我的”，表示自我，爱用“不”表示自主性。自主感的建立基于父母经常对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自主行动给予支持和鼓励。反之，如果父母经常怕孩子做不好，过分干预其自理活动，替孩子做每一件事，不允许他们去做想做的事，父母应注意用温和、适当的方式约束小儿促其按社会能接受的方式行事，帮助他们学会适应社会规则。此期顺利发展的结果是自我控制和自信感，反之，表现出缺乏自信，畏首畏尾等行为。 护理此期儿童时，应为小儿提供自己做决定的机会并对其能力加以表扬，而不要评价其所做的决定是否正确。鼓励幼儿进行力所能及的自理活动，如进食、穿衣、上厕所等。如果治疗或护理过程需要约束患儿时，应向其解释，并给予安慰，尽量缩短约束时间。 第三期：学龄前期3岁-6岁，主动对内疚 特点是被异性父母所吸引，并逐步理解自己的性别。活动能力加强，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已不终日守在父母身边，他们有无穷的好奇心，探索未知的事物，经常问为什麽和如何发生等问题。主动性意味着儿童愿意发明或尝试一些新活动或新语言，他们自己制定计划，订立目标，并极力争取达到目标，而不是单纯地模仿其他孩子或父母的行为。这一时期儿童的心理社会发展取决于父母对孩子这些自创活动的反应。给予更多的自由和机会去创造和实践，他们的自主感就可得到加强。耐心回答孩子提出的各种问题，而不是禁止他们有一些离奇的想法或游戏活动。 护理此期的儿童时，只要对儿童有益的主动行为加以赞扬，就能帮助小儿顺利度过此阶段。对住院的患儿提供创造新活动的机会，包括允许儿童使用无伤害的玩具或医疗用品做游戏，如用听诊器、叩诊锤等给布娃娃检查身体，让他们画画以表达心情。接受儿童的合理要求，倾听他们的感受，
如何加强公民的国家认同观念
如何加强公民的国家认同观念 第一，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增进民众的政治认同感。 为提升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国家必须重视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实现：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使国家变得强大，人民过得富足；要完善各项民主制度，不断满足国民参与政治，分享政治权利的诉求；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提升人们的精神风貌；要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使人们的安全感不断得到提高；要切实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保障人们的各项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要创造公平正义的框架，确保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要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每个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使人们过上富有尊严的生活。只有使人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人们切实感受到国家之于个人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让每个公民现实地感受到国家带来的福祉，才能够使个体自觉自愿地认同国家。 为此，我们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有效地贯彻到制度设计、政策规划和社会管理中，将价值观念层面的要求转变为现实，创造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为每个公民的成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民众的文化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植根于民族文化沃土上的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升华。我们应该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儿女将春节、元宵、清明、中秋等传统节庆作为自己的风俗，将“龙”、“长城”、“黄河”作为自己的标志。这些共同的认同标的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人”特定的身份。我们需要努力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魅力。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不断强化国民的集体记忆，激发其共属一体的想象。 第三，要强调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当代中国，只有实现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而非对特定族群认同）的统一，才能使国家认同获得稳固的基础。正因如此，当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建构，必须注重中华民族共属一体想象的调动。我们需要在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构起一种能为各族人民所认可的共同的文化。中华文化包含着各民族文化的深刻烙印，各民族的文化都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要构建涵盖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概念和符号系统，实施“文化包容”策略，决不能仅把中华文化符号象征系统界定在汉族文化的有限范围内，要强调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形式和多重性内涵，要把少数民族的文化更多地纳入到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系统之中。使不同民族的人们切实感受到，每个人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了贡献，每个人也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进步中获得了发展。这一点对于建构出共同的“我们感”，确立不同民族成员的“中国人”身份感至关重要。
教师身份认同感 文献综述
教师身份认同感 【摘要】教师身份认同感是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教育改革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近年来，国内研究者日益关注教师身份认同感，从教师身份认同感的涵义、建构过程、影响因素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讨，取得了很多成果。本文对现阶段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分类概括整理。 【关键词】教师；身份认同 引言： 在教师专业成长中, 教师专业身份有其特定的内涵, 是教师专业成长中的核心问题。同时，教师的身份认同对于推进课程改革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认识的多样性，广大学者对教师身份认同的认识各有特色。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与反思，从而对教师身份认同感的研究现状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为今后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打好基础。 正文： 一、教师身份认同的涵义 1.身份认同 所谓身份认同,就是人们对自身归属的主动寻求。在英文中,身份和认同是同一个单词“identity”,它的基本含义为“‘在物质、成分、特质和属性上存有的同一的性质或者状态、绝对或本质的同一’,以及‘在任何场所任何时刻一个人或事物的同一性;一个人或事物是其自身而不是其他的状态或事实’。”[1]在社会学领域中,有五条理论脉络影响了对身份-认同的研究: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G.H.米德和符号互动论,舒茨和知识社会学,涂尔干和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和批判理论。[2] 2.专业身份认同 张军凤认为专业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己作为专业人员身份的辨识与确认,它关注的是个体在本群体中的个体差异,它的本质在于个体在群体中突显自己的身份特征,表达的是个体在本群体中“做到最好”的主体诉求。 身份认同和专业身份认同二者既互相联系又有区别。身份认同包含专业身份认同,专业身份认同是对身份认同进一步的感知与确认。从某种程度讲,身份认同是向外的,它旨在使个体能够体认自己归属于某个群体,能够接受和践行所在群体的行为规范、原则和价值取向,实现一种群属感;专业身份认同是向内的,它使身处于某个群体中的个体获得自我实现的需求,努力使自己更加专业化,在本群体中彰显自己特有的身份特征,标识的是一种在群体成员中的地位。不过,无论是身份认同还是专业身份认同,二者都是主体在一定的生存场景下,在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考量下,在与外界的互动作用下,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的持续、主动建构的过程。 3.教师身份认同 教师的身份认同是指教师自我对社会所界定的教师内涵的认知与体验,确认
从自我主体分裂到他者身份认同_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拉康主体理论
#文学研究# 从自我主体分裂到他者身份认同 )))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拉康主体理论 方 亭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作为后精神分析学派代表,拉康的主体学说极具张力。他通过对自我和他者的比对以及将语言和无意识引入主体研究,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0改为/他者思故我在0,从而消解了现代性意义上的实在主体。在当下文化研究盛行的语境中,拉康的主体理论在解构主体的同时,也为主体功能化、主体与身份的转化打开了新思路,同时还为后学意义上的身份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拉康;镜像时期;语言;主体/他者;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8)05-0142-04 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是当下备受 关注的法国哲学家,他创造性地将精神分析与社会文化语言结合起来,形成了后精神分析学的独特风景。在拉康丰富广博的思想资源中,其主体理论历来是争论的焦点。拉康将结构主义语言学引入主体问题研究,为之后的解构浪潮奠定了基础。 拉康接连在人成长的镜像、俄底浦斯、象征语言等几个时期从不同的视角消解了主体,拉康用他者 来解构主体,他宣称人的存在/总是在别处0[1]573 ;他突出了语言在主体构建中的作用,/主体只有在其言语的主体间性的连续性中才得到满足,而主体 的历史正是构成在这言语中0[1]268 。并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以全新的阐释角度引入语言学研究中,/主体的无意识即是他者的话语0 [1]275 。在当下 文化研究语境中,当后学理论中的/身份0观念越来越成为显学时,可以尝试将拉康的主体理论放在文化研究新的视域中去加以审视。拉康理论中虽然分裂了主体,但他对身份认同的一些观点却正好为主体和身份创造了对话的可能,并且契合了诸如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中关于身份认同的看法。当后学理论解构的狂欢散去后,拉康的主体理论为我们研究主体与身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一、从想象到象征:拉康主体理论之基本构成 拉康的主体理论由镜像阶段起始,经由镜像、俄底浦斯、社会语言三个阶段得以完成。其间经历了由想象界到象征界的历程,主体逐渐被他者所一再 压抑。 心理学家发现婴儿在6~18个月时能从镜中认出自己的影像,这个时候婴儿尚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还不完全具备肢体的协调能力,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但是在此时,一个关键的时刻却发生了,这个婴儿能够认出自己在镜中的影像,意识到自身的完整性。拉康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发展为著名的镜像理论。拉康这样论述到,婴儿(主体)对自身的第一次认识是通过镜中的影像,不论婴儿是否意识到镜中他人就是自己,主体的首次认可就是发生在他者的参照下。而且这个他者不是别的任何人,而是婴儿通过一系列自恋式认同与自我联系起来的镜中自己的影像。 随后在人的主体确立的过程中进入了俄底浦斯期,在这一过程中,婴儿不得不与母亲分离而踏入父权社会。这便进入了本体论异化的第二个层面,即他人面相认同中发生的自我异化。拉康的镜像阶段还广义地泛指一种主宰了童年的最初几年众人所建构起来的目光之镜。开始可能来自父亲,而后来是众人的镜像之看。自此主体将逐渐告别想象界,而被规训入象征域。从传统的话语逻辑来看,当孩子开始长大,将自主地进入社会。想象就不再是他生存中的主要支撑结构,他将成为一个理想主体(即笛卡尔所认定的那个/我思故我在0和康德那个理性 收稿日期:2008-07-20 作者简介:方 亭(1982-),女,河南信阳人,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142#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 fX i n yang N or m a lUniversity 第28卷 第5期 2008年10月 (Ph il o s .&Soc .Sc.i Ed i.t )V o.l 28No .5O c.t 2008
社会融合文献综述
社会融合文献综述 一、如何理解社会融合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社会融合”概念逐渐取代“平等”概念成为社会政策实践和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社会融合理论可以划分为一个基础和三个层次。一个基础，即社会融合的基础理论，包括脆弱群体理论、社会分化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社会融合”是一个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概念( 杨菊华，2009)，是“一个综合而有挑战性的概念，而不仅仅具有一个维度或意义”( 张文宏、雷开春， 2008) 。社会融合是迁入人口在迁入地逐步接受与适应迁入地的社会文化，并以此构建良性的互动交往，最终形成相互认可，相互“渗透、交融、互惠、互补”(周皓，2012)。 二、社会融合相关的国内外理论 许多研究在归纳总结“社会融合”理论渊源时认为，在众多流派中，“融合论”( Assimilation) ( 也称“同化论”) 、“多元文化论”( Pl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 和“区隔融合论”( Segmented Assimilation) 是最为重要的三个理论( 张文宏、雷开春，2008; 杨菊华，2009) 。西方关于社会融合的理论主要分为“同化论”、“多元论”和“区隔融合论”三种。 “同化论”的代表人物有克雷夫科尔、特纳、帕克以及戈登（黄匡时，2010；Park，1924；马戎，2004）。①它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针对特定对象提出来的。这是一个族群内部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外部主流文化不断侵入的过程（Simons，1901；Leonard & Kitsuse，1955；Spiro，1955）。②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它地方，真正意义上的同化始终没有出现。“多元论”是相对于“同化论”提出的。它主张各群体内部应该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认同，保存原有的种族和族群文化（Berbrier，2004）。③经验研究中，多元融合原本以种族移民为研究对象，之后扩展到妇女、同性恋、残疾人等弱势群体（Berbrier，2002）。④其最初是一种政治主张，目的是对抗具有明显种族歧视的同化论。它强调当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时，新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Portes，1980）。⑤“区隔融合论”主要是针对移民二代的融合而提出。它认为，移民的人力资本（教育、技术、文化）及他们在流入地最早遭受的待遇与社会融合模式之间存在互动（Portes，1995）。 三、社会融合的相关测量维度
社会发展理论
46．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L. Vygotsky) Overview: The major theme of Vygotsky'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that social interaction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on. Vygotsky (1978) states: "Every function in the child's cultural development appears twice: first, on the social level, and later,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first, between people (interpsychological) and then inside the child (intrapsychological). This applies equally to voluntary attention, to logical memory, and to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All the higher functions originate as act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s." (p57). A second aspect of Vygotsky's theory is the idea that the potential for cognitive development depends upon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a level of development attained when children engage in social behavior.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ZPD depends upon full social interaction. The range of skill that can be developed with adult guidance or peer collaboration exceeds what can be attained alone. Vygotsky's theory was an attempt to explain consciousness as the end product of socialization. For example, in the learning of language, our first utterances with peers or adults are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but once mastered they become internalized and allow "inner speech". Vygotsky's theory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work of Bandura on social learning and a key component of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Because Vygotsky's focus was 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it is interesting to compare his views with those of Bruner and Piaget.
社会认同和组织中文翻译版
社会认同理论和组织 1989 E. （康戈迪亚大学）（韦恩州立大学） 关于社会认同理论，人们有以下几种观点：一、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体与群体的统一认知；二，认为社会认同来源于个体的分类、群体的独特性和威望、外群体的显著性以及传统上与群体形成相关的因素；三、社会认同指导与其相一致的活动、支持使认同具体化的机构、固有化自我和他人的看法，并导致传统意义上与群体形成相关的结果，同时加强对前因的认同。这种观点被运用于组织社会化、角色冲突和群际关系。 长期以来，组织认同被认为是组织行为的重要构念并影响着个体的满意度和组织的效率。（(，1969；，& ，1970；，1971；O' ，1986；，1970；，1975）然而，正如下面所讨论的，理论和经验工作通常会将组织认同和相关的构念（比如说组织承诺和组织影响以及行为的内化）混淆，这通常会更恰当地被认作为是认同的前因和后果。社会认同理论（）可以修复一些连贯性的组织认同，并且它能够将多元化的运用建议到组织行为中去。社会认同理论提供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这个观点主要是由（1978，1981；，1985）和（1975，1982，1984，1985）发展起来的。在社会认同理论的后续文献评述中，组织中社会认同的前因和影响因素得到探讨。这个观点后来被运用于组织行为的三个方面：社会化、角色冲突和群际关系。 社会认同理论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人们倾向于将自己和他人划分到不同的社会分类中，比如组织成员、宗教信仰、性别和年龄层。（，1985）正如这些案例说明的，人们会被划分到不同的分类中，不同的个体可以利用不同的分类模式。分类被定义为从成员中抽象出来的典型特征。（，1985）社会分类有两个作用：一，它认知地分割和调整社会环境，为个体提供定义他人的系统方法。一个人被赋予他或她被分类的分类的典型特征。然而，如刻板印象的文献反映的一样，这种分类并不是必然可靠的。（.，，1981） 第二，社会分层促进了个体在社会环境中定位和定义他自己。根据社会认同1 / 18 理论，自我概念包括私人认同并囊括一些特质特征（比如身体特征、能力、心理，并且社会认同也包括一些显著的群分类。因此，社会认同是一套特征和利益）在这例如，一个妇女可能会以群体的角度定义自己，个人或归属社会的总看法。。她将自己视为个群体中她会将自己分类（我是一个加拿大人，我是一个女人）如上所本群体实际的或者象征性的成员，并且她将群体的命运视为自己的命运。），1982，1982；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述，社会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为“我是谁”（，（注意别人和自我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关系和比较”）他们定义自己只是相对与其他类别中的个人。只有相对与年16，，1985p. & 老的分类，年轻的分类才是有意义的。然而，应该被指出的是，社会认同不是一个“全部或无”的现象。但是许多社会分类确实是绝对的（比如，加拿大人，女这种分类中个体认同与每一类别都有明确在某种程度上，的成员），性，或者是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 作者：韩震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本网发布时间：2010-8-24 14:26: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17期特别策划“全球视野下的国家认同”文章之一。 当今世界，尽管全球化进程因磕磕碰碰、曲曲折折而时快时慢，但这个进程已经让人类大大拓展了视野。 纵观历史，人类逐渐跨越了“部落”、“城邦”、“王国”、“帝国”（秦汉、亚历山大、罗马）、“天下”（神州、四海）的地平线，眼界不断扩大，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全球视野。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无视国际形势的情况下去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尤其在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加上信息网络化，人员、信息与货物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这使人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日益成为一个必须时刻思考和作出选择的问题。 另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性进程。一方面是全球视野下的格局变化和多元文化的参照，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必然造成对民族传统的冲击以致断裂，这给当今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谓认同，就个体指向而言，指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信任什么样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共同体指向来说，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实际上，个体自我认同和社会文化认同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 自我认同往往是把自己认作属于哪个群体或持有哪种文化价值观的人，而社会认同（国家认同是一种社会认同）则通过不同人的行为选择显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全球化加剧了认同问题的凸显。 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不同民族人们之间的交流，造就了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冲突的特定场域，从而极易引发国家认同问题。可以说，全球化进程使认同问题成为真正的问题，也使国家认同问题凸现出来。正是因为全球化进程使差异作为差异而出现，从而人们必须思考同一性或认同。 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发展使社会文化出现多样性展示、流变性呈现和断裂性改变，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产生文化自觉。全球化既凸显了社会文化认同问题，也改变了认同的性质。 首先，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认同已经不再是对国民身份的“绝对同一性”要求，而是国民对自身多重角色和多重选择的身份整合。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一方面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展开的，因此面临着自身与外在他者的矛盾，同时自身还面临着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因此，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既是在“中国—世界”这样的空间坐标中展开的，也是在“当下—历史”这一时间坐标中展开的。
社会心理学
第一章社会心理学的对象、性质与任务 1.社会心理学是从社会互动的观点出发，对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 2.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Kurt Lewin (1936)：（勒温）Behavior = f (social situati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r B = f (PE)行为=f (社会情境×个体特征) 3.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指的是我们理解社会事件的一般过程，当我们出现在一个特定情境中，我们怎么反应有赖于我们对情境的解释。 4.社会心理学是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社会心理学是理论性极强的应用学科。 第二章社会心理学简史 1.整个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哲学思辨阶段、社会经验主义阶段和实验分析阶段。 2.社会心理学的许多问题源于先哲们对人性的争论。亚里士多德强调本性和本能难以改变。 3.社会心理学形成标志：1875年德国的谢夫勒首先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社会心理学”一词。科学社会心理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奥尔波特（F·Allport）于1924年发表了《社会心理学》一书，被人们公认是实验社会心理学诞生的标志。 4.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W·McDougall）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Ross）同时出版了专著：《社会心理学引论》和《社会心理学》。 5.社会心理学的三大直接来源：德国的民族心理学、法国的群众心理学、英国的本能心理学。实验分析阶段主要特点：从描述转变为实证、从定性转变为定量、从理论转变为应用、从大群体分析转变为小群体和个体研究、从普遍论转变为特殊论 第三章自我 1.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自我意识是个体意识到自己作为一种对象的状态。婴儿在12-18个月才具有自我意识。 2.自我概念(Self-concept)：指的是人们关于他们是什么和像什么的特征性观念。包含三种成分：自我认识、自我情感、自我意向。 3.主我指自我中积极的知觉思考的部分。功能：（1）自我概念能把我们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2）具有动机和意志功能；（3）是个体具备连续感和统一感。 4.宾我又称经验自我，包括物质自我、社会自我、精神自我。宾我的功能：（1）自我参照效应；（2）人们关于他们自己的想法指引着他们的行为。（3）自我概念具有动机作用。 5.自我参照效应（self-reference effect）：人们关于自己的想法在认知功能中占重要地位，他影响着人们对信息的加工和解释，当信息与我们的自我概念有关时，我们会对他进行快速的加工和很好的回忆。 6.自我认识的动机：自我提高动机、准确动机、一致性动机。 7.自我评价维护理论：即个人的自我概念可能会因为别人的行为而受到威胁，威胁的程度则取决于对方与我们的亲密程度，以及该行为与我们的相关程度。如果亲密的朋友超过我们的领域是不相关的，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8.自我验证理论：主张一旦人们有了关于他们自身的想法，他们就会努力证明这些自我观念。并且，人们在验证他们消极的自我观念上有着与验证积极自我观念同样的兴趣。 9.自我认知的途径：镜像自我、内省、社会比较理论、自我观察。 10.自尊(Self-Esteem)：自尊指的是我们对自己积极和消极的评价。 11.低自尊者表现：（1）害怕失败；（2）自我概念混淆；（3）关注自我保护；（4）情绪极端。 12.自我概念混淆：指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观念发生了冲突或不能确定。 13.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个体通过实现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来提高自尊，积极的自尊来源于在内群体与相关的外群体的有利比较。社会认同的基本过程：社会分类、社会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