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祥

他先后主持完成北京市建国门外使馆区等工程设计，其中北京南礼士路社会路（现月坛南街）沿街建筑群的设计，吸取西洋古典建筑手法又融合中国建筑细部，突出建筑群体的节奏感，具有清新、向上和生机勃勃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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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提出北京古城保护方案

https://www.wendangku.net/doc/5818615362.html, 2009年09月23日10:03 三联生活周刊

梁思成、陈占祥：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陈方案)〔节选〕

北京不止一个普通的工商业城市，而是全国神经中枢的首都。我们不但计划它成为生产城市，合理依据北京地理条件，在东郊建设工业，同旧城的东北东南联络，我们同时是做建都的设计——我们要为繁复的政府行政工作计划一合理位置的区域，来建造政府行政各机关单位，成立一个有现代效率的政治中心。

北京为故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不但它们的形体美丽，不允许伤毁，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

北京城的有秩序部署，有许多方面是过去政治制度所促成的。它特别强调皇城的中心性，中轴线左右，东西对视着的是贯通南北的两条大街干道。这种布局的紧凑，也就使今日北京城内没有虚隙地址，可以适当地安置另有中心性质的，尤其是要适合现代便利的大工作地区。

北京的城墙是适应当时防御的需要而产生的，无形中它便约束了市区的面积。在新时代的市区内，城墙的约束事实上并不存在。城乡不应尖锐对立。今日城区的拥挤，人口密度之高，空地之缺乏，园林之稀少，街道宽度之未合标准，房荒之甚，一切事实都显示着必须发展郊区的政策，其实市人民政府所划的大北京市界内的面积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

我们相信，为着解决北京市的问题，使它能平衡地发展来适应全面性的需要，为着使政府机关各单位间得到合理的且能增进工作效率的布置，为着工作人员住处与工作地的便于来往的短距离，为着避免一时期中大量迁移居民，为着适宜的保存旧城以内的文物，为着减低城内人口过高的密度，为着长期保持街道的正常交通量，为着建立便利而又艺术的新首都，现时西郊地区都完全能够适合条件。

至于我们这些观察和意见是否完全正确，没有错误，我们希望大家研究和讨论，早日做一个决定。

古城保护的难题

“梁陈方案”的规划思想是在总结西方城市建设的历史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旧城之上建新城，古都风貌就要被破坏。陈占祥的导师阿伯康培爵士主持过一个“大伦敦计划”，以人口疏散为目标，在大伦敦都市圈外计划若干新镇，人口疏散的关键又在于提供就业机会。

记者◎钟和晏

这好像是已经在那些革命历史电影或者电视剧中被多次重复的故事场景，听起来陈旧而且煽情——1949年5月，陈占祥买了飞往台湾的机票，许多藏书也装了26箱海运走了。在他准备飞离上海的前夜，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那天傍晚，大雨滂沱，黑压压的部队在他们家公寓楼下的贝当路停下来。陈占祥夫妇煮了一锅牛肉汤送下去，却被大雨中席地而坐、“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战士们谢绝了。

“重新回到楼上时，爸爸撕碎了飞往台湾的机票。”陈占祥的长女陈愉庆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

陈占祥1916年6月出生在上海，1938年8月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系主任贺尔福勋爵后来是进入英国贵族院的规划师，也是唯一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地下室被设立纪念碑的建筑师。1944年，陈占祥在伦敦大学师从著名城市规划家阿伯康培爵士(Sir Patrick Abercrombie)，参加过英国南部3个城市的区域规划。

1947年，陈占祥在上海提出开发浦东的建议。1949年9月，梁思成给当时的北平市长聂荣臻写信，推荐他以及吴景祥、赵深等建筑师参加首都建设，“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这样，他们一家从上海迁到北京，梁思成派了一辆古典式马车去前门火车站迎接，把他们送到西河沿大街的解放饭店。

北京在1949年1月31日解放，同年5月就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5月23日那天，《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北平市人民政府为建设新的北平市，特设立‘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经过两周的筹备，已于昨(二十二)日假北海公园画舫斋召开成立大会。出席该会委员有市政专家华南圭、林是镇，清华、北大建筑系教授梁思成、王明之、钟森等十余人。首由张友渔副市长说明该委员会的工作：在保持北平为一文化中心、政治中心以及其历史古迹和游览性的原则下，把这个古老的封建性的城市变为一个近代化的生产城市。”

一些数字可以说明中国贫瘠的工业状况：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的数量只有200万，到1940年也没有超过300万。1949年之前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除了东北之外，大多数集中在港口城市，上海集中了当时中国60%的工厂和现代企业。

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城市规划经验也接近于零，长春、青岛等城市的规划是日本人、德国人完成的。从总体轮廓上说，1949年的北京与明清古都相比没有大的改变，内城面积32平方公里，环绕内城的城墙长23公里，紫禁城的中轴线决定着整座城市的中心，从永定门到钟楼，全长8公里的中轴线上分布着23座建筑。

“梁陈方案”并不是第一个提及北京旧城保护的方案。1949年8月9日到14日，总共332名代表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北平改称北京是当年10月之后)，会议总共受理了248件提案，其中市政建设类提案37件，多数集中在道路交通及河道整治方面，包括华南圭提出的整理玉泉源流案和疏浚前三门之护城河案等。

当时，华南圭是“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他在《西郊新市区计划纲要案》提案中写道：“改造旧城市，是市政上最大难题，故西洋某某国，皆于旧城市之近郊，另辟新城市。而对于旧者，则仍保存之，整理之，又尽其可能以改良之。”出生于1876年的华南圭是江苏无锡人，1902年考入京师大学堂，一年之后被官派到巴黎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回国后，担任过交通部总工程师、北平特别工务局局长等职务。

华南圭的孙女华新民保留着一份1949年9月刊印的老资料，纸张粗糙的黄色封面上印着“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专辑”几个红色的繁体字，下面是一行“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秘书处编”黑色小字。“保护旧城并不是个人建议而是都市计划委员会成员的集体共识，如果不是一个月之后苏联市政规划专家的到来，北京城市建设的历史就应该重写了。”华新民说。

也是那次会议上的《关于市政报告的决议》中提到：“接管这样一个大城市，本是一件极端繁重的工作，而在长期遭受封建剥削和反对统治的古老都市，建立起革命的人民政权，更是一件万分艰巨的工作，在向来是消费都市的北平，收入远不抵支出。”

第一次面对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和成百上千座城市，共产党领导人梦想的是大坝、桥梁、公路、工厂以及可以使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的一切。1949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把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进入北平前，毛泽东就说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1950年，陈占祥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任企划处处长，他参与的建筑设计之一就是在严冬到来之前为门头沟斋堂煤矿工人盖起5000间住房。“那时候，北京还没有专门的建筑设计机构，‘都委会’的建筑师们接到任务之后也兴奋无比，愿意为工人同志们贡献自己的技能，一些漂亮的小住宅很快出现在画板上，但是在冬季来临前，这样的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陈占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陈占祥的建议是给煤矿工人住户最充分的阳光和空气，以传统方法盖出一排排带前廊的平房，厕所公用，前廊做露天厨房，极尽简陋之能事，投资不多，施工方便。终于在那年严冬之前，工人们敲锣打鼓地搬进有屋顶的住所，欢欣鼓舞地高呼“共产党万岁”。

对于北京市人民政府来说，1950年的中心工作仍然是恢复和发展生产，那一年的市政建设是以交通工程和卫生工程为主的。根据聂荣臻市长2月25日《北京人民政府一九五零年度工作计划》报告，“北京市共有3117条街道和胡同，而沥青路或沥青石渣路仅有156条。此外都是土路。在卫生工程中，首先是下水道工程”。

张友渔副市长在《解放一年来北京市的市政建设》中总结说：“在经费和技术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年来清除了垃圾339142吨，把解放前积存的20余万吨垃圾一举扫清。在

久居北京的市民看来，差不多是奇迹。在修建道路方面，一年来新建各种高级路面共计108123平方公尺。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在三年又三个月间新建路面才不过90620平方公尺。”

华南圭的儿子华揽洪1912年生于北京，16岁留学法国，在巴黎公共工程学校完成大学课程并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建筑师文凭。在梁思成的提议下，他被聘为“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梁思成是第一总建筑师)。

1951年，华揽洪带着他的法国妻子和一对儿女坐船从法国回到北京。“1951年，在阔别了23年之后，我发现北京的外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除了道路变得干净了，商店供应充足，再也看不到我童年时见过的乞丐。但最令人惊讶的是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没有贿赂，没有黑市交易，没有偷盗。”

原北京市规划局顾问总工程师李准也是当年“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曾经回忆说：“由于国外的资料很少，规划方面的书也买不到，只有苏联的一些书和信息可以找到，那时基本就是靠苏联的一些规划技术来支撑的。苏联专家来了以后，在市政府大会议厅讲了他的看法，就开始有‘行政中心安排在哪’的问题。梁思成明确主张将行政中心搬到西郊，而苏联专家主张建在城里，这就发生分歧了，这个矛盾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陈占祥到北京之前，梁思成对新行政中心的设想是以日本人在西郊五棵松一带的“居留民地”为基础，建立一个市中心。陈占祥认为日本侵略者在离北京城区一定距离另建“居留民地”，这是不顾及旧城区的开发，他建议把行政中心再东移到复兴门外。

最后，“梁陈方案”的核心提议是：为疏散旧城压力，行政中心西移，在西面建立新城。新市区主要在复兴门外，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就像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一样，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行政中心的规划中来。

“方案”的规划草图中，行政中心区以南还规划了一个商务区，大致位于今天的北京西站及周边地区。这样一来，北京将拥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功能区分的中心区域，行政、商务、文化功能区分离，各自组团式发展。

“梁陈方案”的规划思想是在总结西方城市建设的历史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旧城之上建新城，古都风貌就要被破坏。陈占祥的导师阿伯康培爵士主持过一个“大伦敦计划”，以人口疏散为目标，在大伦敦都市圈外计划若干新镇，人口疏散的关键又在于提供就业机会。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完成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并自费刊印分发，事实上，在这之前他们已经陷入孤立的境地。1949年12月，聂荣臻市长主持的、在六部口市政府大楼召开的城市规划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成为首都的中心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

另一位苏联市政专家阿布拉莫夫在那次会上发言说：“市委书记彭真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同毛主席谈过，毛主席也曾对他讲过，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设在新市区。”

“梁陈方案”的反对者一直认为建立新城和保护旧城的成本都太高，是当时的经济实力无法承担的，梁思成、陈占祥的反驳是，如果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区，将通过兴建新住宅、迁移人口、拆房、处理废料、清理地基等一系列过程，这样才是真正伤财又劳民。

当时的新中国无疑处于经济贫困的状况，北京的财政向来入不敷出，那时候，财政收入还是以“多少斤小米”来核算。根据张友渔副市长关于《1950年度北京市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报告，“这个概算草案中的收入总额为二亿九千六百五十万斤小米，其中税收占总收入的88.03%，支出总额为三亿零八百零七万三千零四十三斤小米。以上收支相抵，不足一千一百五十七万三千零四十三斤小米。”他还提到：“本市公营企业基础薄弱，纯粹作为公营企业的投资或贷款的，只有四千七百万斤小米。”当时，每吨水价折合一斤半到两斤小米。

“1949年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愿意和任何国家通商，不管它是何种政体。中国愿意向任何国家购买设备来进行经济建设，但当时没有人愿意卖给我们。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盛行，不会帮助一个红色中国复兴，欧洲国家也不太愿意卖设备给中国。只有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愿意提供工业和技术援助，但这种援助并不是无偿的。”华揽洪在《重建中国》一书中写道。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协议内容之一是苏联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政府，年利1%，作为偿付从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等机器设备。

在北京的那些苏联专家的规划建议大部分是来自莫斯科的近代城市发展模式，尤其1935年对莫斯科大规模的改建工程。这个改建计划以克里姆林宫为核心，基于莫斯科城传统的蜘蛛网形设计，进行辐射环形式的重新规划。除了扩大城市面积、重建交通网之外，还将市中心的红场面积扩大了一倍。

莫斯科改建并不是简单的城市建设，斯大林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将首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圣城和现代化的国际城市。改建后的新红场和克里姆林宫不仅是莫斯科的中心，也是全国的中心，它象征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庆祝“五一”及“十月革命”纪念的大型巡游及阅兵仪式都在那里隆重举行。

相比经济能力，对“梁陈方案”新行政中心构想更严重的批评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但是，在梁思成、陈占祥看来，“天安门作为庆典中心是可以的，行政中心搬出去对它不会有影响”。

作为北京内城与紫禁城之间的过渡空间，天安门广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也许最早是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开始的。八国联军从大清门穿越广场举行阅兵游行，天安门广场成了入侵者耀武扬威之地。1919年的“五四运动”，学生们在这里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由此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解放后，这个广场由一个封闭的禁地变成人民广场，就像《人民日报》所描述的：“为广大人民开辟辽阔的狂欢天地。”

如果说空间政治中的一系列同心圆最外层的环代表首都北京，那么内层的环依次对应着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和毛泽东画像。庆祝游行一直是复杂的政治主题，发挥着赞颂政权、英雄崇拜和国家主义等手段功能。根据北京市档案馆1955年一份《外宾对游行队伍的反应》资料，一位外宾在观看那年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后称赞说：“将来，中国会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还有一位外宾评论说：“蒋介石如果看到这样的庆祝游行，可能会哭。”

从总体规划说，今天的北京仍然保留着20世纪50年代的基础，以旧城为单一中心、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模式和新区包围旧城的格局，与最初“旧城之上建新城”的规划方案一脉相承。一些重要的行政单位集中在城市最中心的地方，其他的大型行政单位分散在各处。

“50年代苏联建筑师和规划师在做规划时，体现的是城市最终完成阶段，这样的规划设计非常死板，事先精心布置的广场、街道、标志性建筑物及其综合效果，事后任何删改都会破坏这种复杂体系。”华揽洪后来评价说，“所以，这不是一个能够指导城市长期治理、包含多种解决方案的工具，而成了一种执行计划，这种规划理念苏联自己在屡屡失败后最终将它抛弃了。”■

https://www.wendangku.net/doc/5818615362.html,/detail_info.aspx?sid=17464&pages=4联合科技陈占祥（Charles Chen）（1916年6月13日-2001年3月12日）城市规划师，建筑师。

生于上海，原籍浙江奉化。1935年，上海雷士德工专毕业。1938年8月，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留学。1944年-1945年，获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奖学金，为伦敦大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为阿伯克龙比教授（Sir Patrick Abercrombie）。1946年放弃学业，归国。在上海与友人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黄作燊共组“五联建筑事务所”。

1949年10月，赴北京工作。1950年2月，与梁思成共同完成〈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提出保护古城，另建西城郊新中心，史称“梁陈方案”。

1957年，被划为右派，陈被送往京郊沙岭绿化基地劳动改造。1960年，回城，劳动改造继续。1962年，任设计院情报所理论组译员。

1979年，与华揽洪一同被平反。任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总规划师。〈城市规划〉（英文版）主编。1988年1月，应邀赴美国讲学，先后教于任加州伯克利、康乃尔等校。1989年归国。2001年3月12日，逝于北京。

毕生致力于提高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水平，在勤奋读书和不断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经验。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规划内容及方法，使我国在城市规划“走向世界”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在英、美等国享有重大声誉。

陈占祥的父亲陈传法原是一位裁缝师傅，后来雇了工，当上了小作坊的老板。陈传法苦于没有文化，决心要把自己的下一代都培养成“读书人”。陈占祥是子女中的老大，从小就请了家庭教师练字习画，进了上海澄衷中学之后，又请了葡萄牙籍的教师补习英语，一连四五年，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30年代初，在上海江湾五角场兴建上海新市中心，一座金碧辉煌的中国宫殿式的市政大楼突然出现在上海市民的面前。在充斥着形形色色西洋建筑的半殖民地的上海，冒出一幢有中国民族形式和中国风格的新建筑，这无疑是一件振奋民心的大事。少年陈占祥为之高兴和骄傲，大楼设计人董大酉成了陈占祥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这幢中国式的高楼竟决定了陈占祥终身职业的选择。

1935年，陈占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雷士德工学院。该学院以已故的英国建筑师的名字命名，对学生的教育以动手实习和工程设计并重，并通过学习鼓励学生报考伦敦大学海外学位。1936年，陈占祥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成为学院第一个取得进入伦敦大学资格的学生。根据规定，他可以选择英国的任何一个大学入学。1937年，日本军队入侵上海，学院被迫停办。但是，学院的密勒老师还继续个别辅导，教授建筑设计的一般原理，指导课程设计。在密勒的建议下，陈占祥于1938年8月从上海赴英，进入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习。

但是，陈占祥时刻没有忘记遭受侵略的祖国，出于深切的爱国热忱，他在大学一年级时应切斯特市的一个民间团体的邀请，毅然第一次用英语公开演讲，题目是“中国的抗战”，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此后，陆续受到利物浦市民间团体“圆桌会”、扶轮社、克利普斯夫人援华基金会等的邀请，向英国朋友介绍我国抗战的意义和英勇事迹。其中部分素材选自刚出版的《西行漫记》（斯诺著），这是他的同学中的英国共产党员送给他的。在大学二年级时，他破例地被吸收到大学的讲师团中，成为一名讲师团的正式成员。这个讲师团都是由大学的教授组成，专门为工人业余讲习班服务的。以后的4年中。他向英国工人和社会各界共进行了500多次讲演，内容已从中国的抗战讲到胜利后的建设以及英国的城市规划等方面。

1943年，他被选为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这一职务。同时，他创办了中国海员俱乐部并兼任秘书长，组织在协约国商船和舰队中服务的中国海员进行文娱、福利活动。以中国海员活动频繁的辟铁街和乔治广场一带贫民窟改造作为城市设计课题，陈占祥完成了他的研究生论文《利物浦中国城》。1944年7月，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创始人、建筑教育家赖雷爵士对该设计的详细介绍和高度评价，盛赞利物浦中国城将是镶嵌在利物浦市的一块璀璨的宝石！当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合众社还为此发了电讯。1942年暑假，陈占祥到剑桥大学，遇到刚从重庆回到英国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在教授的指导下，他通读了《古今图书集成》，进一步研究了

杰出的建筑学家、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科的奠基人梁思成教授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树立了研究中国建筑要从中国固有文化着眼的基本观点。在英国著名的建筑理论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爵士的指导下，于1945年，写成一篇分析中国建筑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署名查理。陈。具有国际水平的英国《建筑评论》杂志，以陈占祥的论文为主，组织了英国一些著名的学者撰稿，在1947年7月，出版了“中国专刊”。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陈占祥发现中国建筑最大的特征之一，也是有别于西方古典建筑最多出的一点即中国建筑实际上是由建筑群所组成；中国历史上对城市的格局和建筑群的组合给予高度的重视，并有丰富的实践。于是他开始对中国古代的都市计划理论进行研究，撰写了《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一文，发表在利物浦大学《都市计划评论》杂志1945年秋季刊上。

1943年，陈占祥在利物浦大学城市设计系读研究生时，系主任贺尔福曾告诉他，都市计划的实施有赖于都市计划的立法和区划条例。因此，在1944年底，当他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而进人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时，便随英国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大伦敦规划的主持人阿伯康培爵士读博士生，研究都市计划的立法，并深人了解了英国为战后重建而制定的市区规划，研究了“大伦敦规划”，进而把都市计划不仅看做是局限在某一个城市内的规划，而且应符合城市周围地区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实行全面规划，也就是进人城市与区域规划相结合的新阶段，即国际上通称的大都市圈规划。作为阿伯康培的助手，陈占祥完成了英国南部三个城市的区域规划。由于成绩突出，他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的会员。第二次世界大故结束后，1945年，在伦敦召开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29岁的陈占祥以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当选为大会的副主席。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邀聘陈占祥回国主持北平城市规划工作，陈占祥毅然放弃博士生学业，立即奔向祖国的怀抱。导师阿伯康培教授隆重欢送他的学生，并对未来的北平规划寄以厚望。由于内战开始，使陈占祥北上的计划无法实现。南京政府内政部任命他为管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这期同，他主持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规划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而后，陈占祥又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任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同时，他与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黄作燊等著名建筑师成立了五联建筑与计划研究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陈占祥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他应梁思成的邀请，于当年10月赴京，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1950年2月，他和梁思成一起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联名写成《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保护北京几百年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物古迹，在西郊三里河另辟行政中心，疏散旧城密集的人口，保留传统的古城格局和风貌。新方案既可保护历史名城，又可与首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建设相衔接。1951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征集和讨论过程中，他和梁思成一起竭力主张采用中国传统的“碑”的作法，坚持以“碑”为主体的设计方案，终于以此为基础而得到了实施。1953年，完成的一条300米长的沿街建筑群的规划设计中，他努力实践梁思成关于探索“民族形式”的主张。

1954年，陈占祥调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任副总建筑师。1957年，陈占祥被错划为“右派”，在以后长达22年的漫长岁月中，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仍然相信党和人民，无论在艰苦的下放劳动中或者在“摘帽”后分配他搞技术情报研究的工作中，他一如既往，兢兢业业。从1962年起，他翻译了现代建筑大师赖特、密斯、柯布西埃和格罗庇乌斯等的大量著作、言论、文章和作品，介绍、翻译了许多国外先进的规划理论和实例，也翻译了不少国外先进的技术和专利，给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内部资料。北京首都体育馆室内人工冰球场的地面做法，是陈占祥亲自到中国科学院情报所专利馆查阅文献找到的。这套先进的技术，使体育馆的比赛场地既可以充水冻冰赛冰球，又可以化冰撤水恢复木地板赛篮球。他是建筑师中第一位到专利馆查阅资料的读者，在浩瀚的专利资料中，从极为特殊的英文文体中寻找有用的先进技术。

1979年12月，陈占祥被调到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现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担任总规划师，退休后仍担任顾问总规划师，并还担任《城市规划》（英文版）主编。80年代以来，他两次出席在菲律宾召开的国际建筑师协会年会，并被选为会议副主席；出席国际建筑师协会于加拿大召开的年会；还访问了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介绍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经验。1988年，他应邀赴美国讲学，进一步向美国各界和大学师生介绍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并吸取国外的有益经验。

陈占祥治学严谨，作风踏实，善于把一生所学与我国的城市规划实践相结合，为我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重视城市规划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建设

1949年9月，梁思成在致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的信里曾提到：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陈占祥是我国系统地学习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早期的专家，他对西方城市规划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国内不少从事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员，对国外城市规划发展的情况不太熟悉，对于许多新的专业名词不得要领，甚至张冠李戴，盲目应用。针对这种情况，陈占祥认为要特别重视对城市规划基本理论的研究，搞清基本概念，加强理论建设。为此，他作了极大的努力。在他主编《城市规划》（英文版）的工作中，他不惜功夫，总是逐字逐句地为作者修改译稿；1984年，中国建筑学会召开生土建筑国际会议，他负责审阅论文的译稿，会前，他整整花了半年的时间，为会议重译了30余篇论文，除了文字上的修饰之外，更主要的是澄清许多基本理论概念上的误解和混乱。

强调城市规划的区域概念

陈占祥认为，世界上城市发展到今天，已不是产业革命的城市，也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城市，而是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地区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大都市圈区域规划的新概念和新理论。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得到了国际城市规划界的普遍共识。1947年，陈

占祥任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时，提出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1950年，和梁思成共同提出在北京复兴门外建设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的计划，都是从大都市圈的观点出发，疏散人口，保护古城，避免旧城的超负荷运行，使城市得到健康和有效的发展。

陈占祥强调城市规划中的区域观点，认为不可就城市论城市，因为现代社会中城市总是与它周围的地域和邻近的城市、乡村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客观现实。规划师要尊重客观，把握客观，在客观的基础上加以主观安排，才能做出切实可行并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划。在对许多城市的规划方案进行评议、审核、指导或咨询中，陈占祥始终以区域规划的理论作为指导。如对深圳特区规划，他认为从地理角度分析，深圳是大香港都市圈的重要部分。1997年，香港归还祖国后，必将有更大发展、更加繁荣；如果只凭目前香港本身的弹丸之地，其进一步的繁荣是很难实现的。又如对杭州市的规划，他主张把杭州市的旅游业伸展到整个钱塘江流域，以充实杭州及其附近的旅游资源。他同国内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周干峙、任震英、郑孝燮等一致明确杭州市的性质是历史文化名城，不宜过多地安排工业建设，要从杭州所处的地区范围着眼，东起宁波，西起千岛湖，再到黄山，沿钱塘江开发成优美的旅游系统，使沿线城镇都得到发展经济的实惠。该地区按这些构想开发后，开始取得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倡导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协调统一

陈占祥认为在城市规划工作中，不但应当而且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是私有制，虽然有种种城市法规的控制，但仍然解决不了城市的盲目发展、城市的混乱、无秩序、建筑物？quot；各行其尊“等一系列的弊病。而这些问题在公有制的社会里就能够得到较好控制和解决。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应该发挥制度的优势，创造出更多更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环境。

早在英国攻读都市计划学硕士时，陈占祥设计的利物浦市中国城方案，既与利物浦市的规划和环境相协凋，又具有中国民族的风格。三进院落的空间布局，局部位置的堆石成山，充分吸取了中国传统的手法。从设计的指导思想上体现了规划和建筑的统一。1953年，陈占祥完成了北京月坛南街沿街的办公楼和宿舍的规划设计，体现了统一规划和统一设计的优越性。在建筑造型上既吸取了西洋古典建筑的手法又融合了中国建筑的许多细部，更突出了建筑群的节奏感，使整个设计给人以清新、向上和生机勃勃的感受。当地居民自豪地称之？quot；社会路“。

规划与设计的统一，不仅体现在城市风貌和空间环境上，而且还体现在开发城市土地的使用价值上。陈占祥一贯主张城市开发的目的在于开发土地的使用价值。这在1957年曾是受到“批判”的谬论，而今天却成了规划，设计工作者的共识。他认为开发土地的使用价值，首先要有可行的城市规划，随后要有恰当的建筑设计，于是一个新的职业：建筑师。规划师

（Architect/Planner）将应运而生。他们出于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对城市内亟待开发的土地进行认真的可行性研究，以充分发挥土地使用的潜力，创造出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效益。

（陈骅声、陈衍庆）

本文引自《中国工程技术专家传略》

［作品目录］主要论著：

1、陈占祥，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利物浦大学刊物都市计划评论（TOWN PLANNING REVIEW，1945 AUTUMN，UNIVERSITY OF LIVERPOOL PRESS）1945（秋季刊）。

2、陈占祥，中国建筑理论，建筑理论（ARCHITECTURAL REVIEW），1947.

3、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思成文集》（四），1986.

4、陈占祥译，预制混凝土墙板，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