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明遗民史家群体与官方史学的互动-最新年文档
清初明遗民史家群体与官方史学的互动
康熙朝以后，清朝官方与明遗民史家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出现了缓和，出现这种缓和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清初官方提出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逐渐向汉族士人群体靠拢。“由于统治者不可能全面的控制整个意识形态角力场，故他们在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诠释历史时，仍须与汉族知识分子寻求共识，并在若干历史问题的论断上作出妥协”。二是明遗民史家内部出现了分化现象，分化的明遗民史家也逐渐向官方史学靠拢。三是官方修史与私家修史本来就是史学活动中的两翼，在现实的史学活动中需要两者的相互合作与互动，才能更好地促进史学的良性发展。清朝官方掌握了与明遗民史家在互动过程中的主动权，积?O引导明遗民史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轨道上发展。明遗民史家在与清朝官方互动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味被动，而是不断向清朝官方提出自己在史学活动上的合理诉求，清朝官方对此诉求也会根据自己的“合理需要”仔细甄别后有选择的容纳，所以明遗民史家在清朝官方史学的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经过清初官私史学之间的互动，双方都在史学活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而更有力地促进了清代史学的发展。
明遗民史家群体与清初官方之间的互动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明遗民史家与官方修史活动之间的互动；二是明遗民史家群体与清朝官方史家群体的互动。
一、明遗民史家与官方修史活动之间的互动
明遗民史家与官方修史活动之间的互动，是指明遗民史家亲自参与官方修史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参与官修《明史》。康熙十八年三月，清廷特开博学鸿儒科，于体仁阁试荐举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具著纂修明史”，明遗民史家中的朱彝尊、毛奇龄、吴任臣、潘耒、沈珩、万斯同等人得以参与官修《明史》。他们与清朝官方在《明史》纂修应遵循的原则，纂修《明史》的史料采择，《明史》要不要设立《忠义传》以褒奖前明忠义，该不该仿《宋史?道学传》而设《道学传》以尊理学等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些问题都是官修《明史》过程中明遗民史家与清初官方特别关注的问题，通过两者的争论与互动，对《明史》最终纂修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基于何种原则纂修《明史》，这是贯穿《明史》纂修的核心问题。明遗民史家群体与清朝官方一样，都坚持秉笔直书以著信史的原则。明遗民史家潘耒提出在明史纂修过程中要“秉笔欲直，持论欲平”；毛奇龄认为要把《明史》纂修成一部“千秋信史”，不仅需要秉笔直书的精神，还需要史家对史料的认真核实；朱彝尊对信史的界定更为苛刻，他认为“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间，非信史矣”，对《明史》的纂修要做到大公于天下。同样清朝官方也坚持以秉公直书的精神作为《明史》纂修的首要原则。康熙皇帝曾召入大学士等问：“所修明史若何，史书永垂后世，关系最重。必据实秉公、论断得正、始无偏?之失、可以传
信后世。”这说明，双方在修史的基本原则上达成了共识。
其次，纂修《明史》要坚持以实录为主、兼采其它的史料采择原则。明遗民史家万斯同坚持《明史》纂修要“以实录为指归”；潘耒认为《明史》纂修时，不仅“既以实录为主”，还需要“博采诸家著述名臣奏议与凡典章”。清朝官方也高度重视《明史》纂修时的史料选择问题，康熙皇帝告诫明史纂修馆员，“史事所关甚重，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悉知”，这就是要求他们在修史时处处需以实录为指引。同时康熙皇帝也提醒纂修人员，前明实录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错误，需要史馆纂修臣工一一甄别。“朕于前代实录详悉披览，宣德以前尚觉可观，至宣德后颇多讳谬，不可不察。”《明史》纂修总裁徐乾学也说：“必本之实录，而参以他书庶几无失。”他们在纂修《明史》时不仅都坚持以实录为根本，通过参以其它史书以增补或互校等方法，仔细甄别前朝实录中出现的错误，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明史》纂修史料的丰富性与准确性。
再次，《明史》中《道学传》与《忠义传》该不该设立的问题。《明史》纂修官彭孙?y认为在《明史》中应仿照《宋史》的体例而增设《道学传》，其意为尊崇理学。持有这一观点的除了彭孙?y之外，还有《明史》总裁徐乾学等人。这种意见得到了清朝官方的极力支持，而明遗民史家大都反对延续《宋史》之例设立《道学传》。彭孙?y、徐乾学等人积极倡导设立《道学传》的初衷在于此举可使“大道不致混淆，而圣谟独高于千古矣”，
即他们意图将康熙皇帝尊崇的程朱理学推向极致高度，同时确立起“道法治法”于一身的满清君主在学术与史学领域中的权威
地位。清朝官方的这一观点受到了明遗民史家强烈的反对。明遗民史家朱彝尊、黄宗羲、毛奇龄等人纷纷上书史馆，劝阻徐乾学等不要设立《道学传》。朱彝尊认为“《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黄宗羲也上书史馆，指出“无固出之为《道学》，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统之义乖矣”。时人陆陇其也说到：“史有特例，后人不必尽学。”他认为“宋史道学之目不过借以尊濂洛诸儒，而非谓儒者可与道学分途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学之外别无儒者”，所以不设道学传的根本目的就是“归道学于儒林之内，所以正儒学之实”。汤斌在设不设《道学传》的态度上比较摇摆，总体上比较倾向于不设《道学传》。总的来看，在《道学传》的设立问题上，主张不设的史家人数居多。与《道学传》争论不同的是，在《忠义传》的设立问题上，明遗民史家内部及官方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徐乾学说：“忠义之士莫多于明，盛世于建文之朝，再盛于崇祯之季，此固当大书特书，用光史籍”，“有元之史，此皆前例可据”，所以他认为《明史》当设《忠义传》。《明史》总裁王鸿绪以《宋史》、《元史》、《明实录》等史书所记胜朝忠义事迹为依据，指出“今修明史甲申以后忠于所事者，亦不没其实云”，“野史之增饰，家传之附会，亦往往有之。若著之正史，则不得不核其实，以示百世无惑”，清朝官方在《明史》中设立《忠义传》还可以将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