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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资因素与明代徽州进士的地位升迁

年资因素与明代徽州进士的地位升迁
年资因素与明代徽州进士的地位升迁

年资因素与明代徽州进士的地位升迁

宋长琨

摘要:明代徽州共有454名进士,在这454名进士中,有129人成为三品以上高官,平均高官机会是0.28。在全部明代徽州进士中,有149人登科年龄可考,他们的平均登科年龄为32岁;有156人任职时间可考,他们的平均任职时间是18年。登科年龄、任职时间与进士的高官机会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一个进士的登科年龄与他的高官机会成反比,任职时间与他的高官机会成正比。在徽州进士中,任职时间14年以下者,其高官机会几乎为零,而任职时间超过30年者,其高官机会为0.88。年资之成为影响徽州进士政治地位升迁的关键性因素,是明代的官员考课制度所造成的。由于官员考课制度缺少清晰的、可操作的硬性标准,年资因素逐渐成了一个刚性的衡量尺度,进而决定了官员的升迁机会和政治前途。

关键词:明代;徽州进士;官僚政治;年资;高官机会

引言

重视年资,是官僚政治体制下对官员选拔、考评、升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有现象,无论中国古代传统的官僚政治,还是近现代西方的文官制度,抑或当代中国的人事组织制度,官员政治地位的升迁,都与年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以官员的年资因素为研究维度,考察其对官员地位升迁的影响,对解读官僚政治的一般性特征,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明代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最为成熟的时期之一,关于明代官僚政治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研究成果亦颇为丰富。不过,政治史的研究关注点,过多地把精力集中在了宏观层面上,研究者对明代官僚政治的总体建构、宏观走向关注过多,而对于不同官员群体的个别分析和个案研究尚嫌不足。明代进士在官场中占据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构成了官僚集团的主流,他们比其他途径和其他功名的入仕者具有更强劲的竞争优势和更广阔的升迁空间,成为官场中一枝独秀的“清流”。进士既为如此重要的官员群体,而对他们政治地位的升迁情况的研究,目前还是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白点。基于此,笔者选择明代徽州进士这个群体作为考察对象,分析进士的登科年龄、任职时间对其高官机会的影响,研究在传统官僚政治下,年资因素在官员地位升迁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明代徽州进士的任职履历,尤其他们历官的最高职务,在史书中有非常全面的反映。在明代徽州的454名进士中,①只有3人任职履历未详。在所有记载徽州进士的材料中,关于其履历及官职的记载最为全面,其清晰和翔实程度是其他同级别的行政地域所无法比拟的。同时,明代徽州进士中,又有至少149人的登科年龄和至少156人的任职时间可考,这也为研究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及其政治升迁的关系提供了可能。笔者相信,徽州进士的研究课题因为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史料优势,研究这一群体的从政经历和任职情况,进行个案解剖,可以为明代政治研究提供具体、精确、可信的素材。

一、明代徽州进士的品秩分布

明代徽州的454名进士,从官至极品到不入流品,分布是错落有致的,我们以徽州进士历官的最高品秩(或称秩品、品级)为基准,给徽州进士的政治地位的升迁情况进行分类。关于品秩,《说文》解释说:“秩,积也”;“品,众庶也”。品秩所反映的是官员的等第和次序。它是“一种秩序和等级的区别,也是不同官吏各自具有的基本等级”。[18](p532)个最高品秩从何而来呢?答案很简单,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最高官职,来推断他们的最高品秩。在这里,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其一,本文所列的官员品秩,是按照《明史·职官志》中关于不同官职相对应的品秩等级为标准的。有些官员虽然位居相应的官职,可能其品秩未到或超出了相对应的等级。例如,

①关于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学界说法不一,主要是因为徽州进士中,有大量寄籍外地者,导致了计数的困难。笔者在详细考订的基础上,撰写了《明代徽州进士考》(未刊)一文,得出454名进士的数字。

按照《明史·职官志》的品秩制度,把所有知县都视为正七品,所有知府都视为正四品,而不考虑个别存在的非正七品知县或非正四品知府的特殊情况。

其二,本文中所说的品秩是指其任职期间的最高官秩。有些进士因其在工作中获罪,或因工作失误而降职,使得他们最终官职与最高官秩不一致。比如永乐二年进士汪彦纯,由监察御史被降新会县教谕。[9](卷一二一)这样的情况,按照他的最高官职来对待,即监察御史,正七品,而不是按照教谕对待,作未入品。

其三,本文中进士的官秩是指在明朝政府中所任职务的品级而言。晚明时期,有降清或归顺农民政权者,其所任官职不计入其中,而在南明政权任职者则计入其中。如崇祯十年进士黄澍,在明任监察御史,在清任福建副使,[11](卷一五)其最高官秩从明时的御史,而不是清时的副使。又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他在弘光政权任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1](卷二七七)则定其最高官职为侍郎,最高品秩为正二品。

其四,总督、巡抚等督抚高官的品秩界定,需要特别考证和说明。明代官员之督抚地方者,有多种中央官官衔(如尚书、侍郎等),但都要挂上佥都御史、副都御史或都御史的名义,如《明史》中说:“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有提督,有巡抚,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员。”又说:“其以尚书、侍郎任总督军务者,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1](卷七三)但我们考察明代徽州进士的时候,并非全如《明史》中所说的,以尚书、侍郎巡抚者,就有兼都御史衔。比如,据《国榷》:隆庆三年,徽州进士殷正茂,晋兵部右侍郎巡抚广西,万历三年又总督两广军务。他所兼的督察院官职是佥都御史。[2](卷六七)《道光肇庆府志·职官志》的记载与《国榷》同。万历五年,殷正茂加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军务,《明史·殷正茂传》则说:“正茂以功累加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1](卷二二二)《国榷》的记载亦相同。笔者之意不在纠举《明史》之自相矛盾处,而要说的是,如何给总督、巡抚定官品。就殷正茂的例子来说,他一人兼三职,他究竟是几品官呢?隆庆三年,他的官职是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如果按照侍郎则是正三品,如果按佥都御史他是正四品;万历五年,他的官职是尚书兼副都御史,如果按尚书则是正二品,如果按照副都御史则他是正三品。经过对徽州进士之任巡抚者的履历进行详细翻检,我们看到类似的例子很多,总督、巡抚在督察院的官职,往往低于他的原任职务。面对这样的情况,笔者从其原任职务的品秩,而不从其督察院官的品秩。这样,我们就解决了殷正茂的品秩问题,即他在隆庆三年是侍郎正三品,万历五年升尚书正二品。类似情况也如此解决。

图1 明代徽州进士品秩分布详图

依据上述原则、标准和具体的操作方法,笔者对徽州进士的官职进行了全面考证,并对他们分属的品秩等级作出了划分。每个品秩等级的数量如图1所示。在总共454名明代徽州进士中,有451名任职情况可考,另外3人任职未详。在451名任职情况可考的进士中,有

8人未仕,即不曾担任任何官职,有5人的官职未入品。

在未入品的5人中,有翰林院庶吉士2人,观政进士2人,另有1人从事编纂实录工作。进士观政制度和庶吉士制度是明朝最有特色的官员铨选制度之一,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创,其基本规制为:“其诸进士,上以其未更事,欲优待之,俾其观政于诸司,各以所出身禄米,然后擢任之。”其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进侍衙门观政者,为庶吉士,在六部及诸司观政者,

仍称进士。[3](卷一七二)按理说,观政进士只能是官职的候选者,而非实任官员,但因为进士及

第后,即可食“进士八品之禄”,既有工作实习的特征,也有协助官员办理庶务的职责,

[19](p601)因而可作为未入品之官员来看。至于翰林庶吉士制度,后来又独立于观政制度而存在,成为进士继续在业务和学业深造的一种形式,更像是一个最高规格的大学,承担着培养“平章军

国”之高级官员的使命,[13](卷三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1](卷七○)因其不好归

入其他类别,亦与观政进士一并放在未入品官员之类。另有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程昊,参与纂修《宪宗实录》,奉命赴庐、舒、宣、池各府采集资料。从县志及府志所记述的情况看,他不应该是修纂或编修之类的官员,而只是充当帮手,参加锻炼、实习之性质。严格地说,这5人同属于有职而无品的类型,但计入未入品亦无大妨碍。

3个任职未详者,他们是:洪武十八年进士程源,婺源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程綋,休

宁人。崇祯四年进士郑元禧,是寄籍仪真的歙县长龄郑氏中的一员,该家族是明末科举大族,崇祯十六年进士

郑元勋,郑元勋可能是他的弟弟或从

弟;同为崇祯十六年进士的郑为虹,

是元勋弟元化的儿子,即元勋的从

子。《扬州画坊录》卷八记,扬州城西有郑元勋祠,元禧在从祀之列。可

见,元禧与元勋、元化关系密切,可能是兄弟或从兄弟关系。

我们再进一步将所有进士的品秩加以归类,使之更加简明化。笔者将三品以上者,称归入高官型,将四至五品归入普通型,将六品以下归入小官型(未入品者亦归入其中),另外,将未任与未详者归入一类。由此,得出了明代徽州进士品秩分布的略图,如图2所示。明代徽州进士中,未任及未详者14人,所占比例是3%;其最高官秩为六品以下的小官为155人,所占比例34%;四品至五品的普通官为156人,所占比例是35%,而三品以上高官人数是129人,比例是28%。我们把徽州进士的高官机会确定为0.28。由于我们所看到的材

料中,那3个任职未详者,几乎没有官至三品的可能,所以笔者相信,0.28这个数字是明代徽州进士高官机会的真实反映。接下来,我们就用不同登科年龄和不同任职时间对于明代徽州进士高官机会的影响,来考察他们政治地位的升迁情况。 二、明代徽州进士的登科年龄及其高官机会 记载明代徽州进士登科年龄最权威、最全面的文献是明代各科乡试、会试和廷试的《明代登科录》,但宁波天一阁所藏《登科录》至今还没有对外开放,笔者无法见到和使用这些文献,只能根据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的《明代登科录汇编》和各种文献中所记录的进士履历,对明代徽州进士的情况进行考索,得到了其中149人的准确登科年龄,其中98个来自《登科录》,其余51个则来其他各历史文献。这149表1 徽州进士的登科年龄

年龄段 人数 百分比 24岁以下 14 9 25-29岁 30 20 30-34岁

56 38 35-39岁

35 23 40岁以上

14 10 总计 149 100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的徽州进士数据库。 图2 明代徽州进士品秩分布略图

人的平均登科年龄是32岁。为进一步分析,笔者将他们按照登科年龄分成五个年龄段,各年龄段的人数及其百分比见表1。从中可以看到,登科年龄主要集中在25岁以上,39岁以下,所占的比重81%,而24岁以下和40岁以上的,加起来也只有19%。

如果这149人可以代表徽州进士的总体情况,这组数字也大致可以反映明代徽州进士年龄结构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它是否与全国的情况相一致呢?现在,我们再考察一下明代全国进士的年龄结构。钱茂伟先生根据《登科录》统计了永乐九年等七科进士的年龄,得出了表的结果。钱茂伟先生总结说:“从时间上说,万历之前,以年龄30-39岁一档为多,进士年龄有偏高特点;万历以后,进士年龄结构呈下降趋势,以20-29岁一档居多。”[21](p132)(参见表2)总体来看,徽州进士的平均年龄32岁,应该还是比较年轻的。我们接着对隆庆以前和万历以后的进士年龄进行考察,以与钱茂伟先生的统计数据和结果分析进行比照。在上述149人中,隆庆以前的进士为115名,他们的平均登科年龄是33岁;万历以后的进士有34名,他们的平均登科年龄是31岁。这个结果与钱茂伟先生的分析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洪武六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停罢科举,实行察举的诏书中,对科举考试进行了批判,认

为:“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12](卷八一)从总体情况而言,只有万历朝有这种倾向,其他各

朝科举所选拔的,还都是以年富力强者为主的。明代全国进士的登科年龄分布显示了这一点,徽州进士也从另一侧面对此折射了这一点。

上述有登科年龄记载的149名徽州进士中,他们的登科年龄对他们是否能够成为高官有很大的影响。笔者就不同年龄段进士成为高官的机会进行了计算,得出:登科年龄在29岁以下者,成为高官的机会最高,为0.55,30至39岁者较低,为0.36,而40岁以上者最低,只有0.21。(见表3)

表3 登科年龄对高官机会的影响

登科年龄

人数 高官 高官机会 修正机会 误差分析 29岁以下

44 24 0.55 0.42 +0.16 30-39岁

91 33 0.36 0.24 -0.02 40岁以上

14 3 0.21 0.09 -0.19 总计 149 60 0.40 0.28 —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的徽州进士数据库。说明:本表中所列之进士的149名

进士的高官机会0.40与徽州进士平均高官机会0.28之间存在+0.12的误差,

作者将各年龄段的机会减掉0.12得出了各年龄段高官的修正机会。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149名进士成为高官的平均机会0.40,要大大高于徽州进士成为高官的平均机会0.28。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除了《登科录》、进士题名碑是对登科进士的客观性描述文献外,其他史书多搀进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历史文献无法客观地记录所有官员的所有情况,只能介绍部分官员的部分情况,这种选择是有偏好的,这种偏好又总是倾向于成功者的,官位高低则是衡量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尺度。这样,高官品的人,本身就获得了更多青史留名的机遇。换句话说,史书中留有出生、登科年龄等详细履历者,很可能就是高官。这样的情况,无疑使这149人成为高官的机会增加了。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方式使得此149人的平均误差有所低点:这149人的平均高官机会是0.40,比徽州进士的平均机会高0.12,我们可以把各年龄段进士的高官机会均减掉0.12,即可得出一个修正机会,这个修正表2 明代进士的登科年龄(百分比)

年份 29以下 30-39 40以上 永乐九年 25 62 13 正统元年 35 51 14 弘治十二年 20 65 15 嘉靖二十六年 22 65 13 隆庆二年 27 58 15 万历八年 49 49 2 万历三十二年 47 37 16 资料来源: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

代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32页。

值可以相对客观地反映各年龄段的高官情况。在表3及表5的最右一列,我们做了误差分析,这个分析是指该组进士的高官机会与徽州进士平均高官机会的比较。用“+”符号表示超过平均机会的数值,用“-”符号表示低于平均机会的数值。

在表3中,登科年龄29岁以下者,其高官机会比徽州进士的均值高出了0.16,而40岁以上的人,其高官机会则比均值低了0.19,两者相差十分悬殊。进士登科年龄和他们成为高官间存在很大的关系,大体而言,登科年龄与其高官机会成反比,即登科年龄越大,高官机会越小。

三、明代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及其高官机会

笔者通过检索徽州进士的从政情况,得到了156个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需要说明的是,与登科年龄比较精确的情况不同,这些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并不十分精确。这包括以下几种缘故:

其一,有些徽州进士在任职期间有因病休假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在历史文献中有的有所反映,有的没有记载,类似的情况如果不是时间特别长,笔者将其忽略不计了。

其二,多数徽州进士在任职期间,有丁忧的情况,但在文献中,大多得不到精确反映,因而一概将丁忧时间计算在任职时间之内。

其三,有些徽州进士因受处罚而“闲住”或“勒致仕”,但很快又被重新起用,他们闲住和短期致仕的时间也没有被扣除掉。

因为以上三种情况,使得多数徽州进士的实际任职时间要比笔者所统计的任职时间少些。不过,笔者认为,丁忧、休假、闲住或短暂致仕,也是官员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完全退休还是不一样的,将其列入任职时间内,也是可行的。

其四,还有个别进士的任职时间可能要稍多于笔者者所统计的时间。比如永乐十三年进

士方勉,“天顺初晋朝议大夫、亚中大夫,致仕”。[7](卷七)笔者是将天顺初按照天顺元年来处

理的。显然,“天顺初”可能是一个精确的概念,特指天顺元年,也可能是个模糊的概念,涵盖天顺元年、二年,甚至三年。

其五,有些记载中存在着很模糊的现象,比如说某人“历官十余年”,因不能准确考证,暂作十年来看待。类似的还有“居家十余年”,而没有居官时间的记载,笔者所采用的办法是将其年龄(假如其有年龄记载的话)减掉登科年龄(当然是有登科年龄记载的)再减去居家的十年,作为他的从政年龄。

因为这些缘由,统计上的误差,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不过,以上两种误差虽然存在,但不会对我们的统计分析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上述156名进士的任职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了。还是按照登科年龄的统计方法,我们把任职时间分成四类,各类人数及其所占比例见表4。经笔者计算,这156位徽州进士的平均任职时间是18年。如果这个数字可以反映全部徽州进士的情况,而同时上文所计算的149位徽州进士平均32岁的登科年龄也可以代表全部徽州进士平均登科年龄的话,那么,徽州进士的平均去职年龄是50岁。这个数字在现

代人看来,是不高的。若再去掉他们因丁忧、病假、闲住和短期致仕的时间,他们的实际工作年龄还远不足18年,而他们的平均去职年龄自然也就不到50岁了。应该说,他们的职业生涯是非常短暂的。这对政府完成组织的人材培养和使用目标,对进士实现自身的发展愿望和人生追求,都是不利的。正如当代学者所看到并指出的:“如此短暂的仕途生涯,对国家、对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21](p134)

在徽州进士有任职时间可考的156名进士中,任职30年以上者,其高官机会为0.88;表4 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

任职时间 人数 百分比 30年以上 34 22 15-29年 56 36 14年以下 55 35 未任 11 7 总计 156 100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的徽州进士数据库。

由进士任职15至29年者,其高官机会是0.61,14年以下者,其高官机会只有0.06。(见表5)其中也有与登科时间同样的问题,就是这156名进士成为高官的平均机会0.44要大大高于徽州进士的平均机会0.28。原因也和上述的情况一样,即高官的任职时间,更容易受到关注,也更容易地被史书所记载。和登科年龄的操作方法相同,我们将每个任职时间段的进士高官机会减掉所出现的0.16的误差,得到各任职时间段的徽州进士成为高官的修正机会。其中任职14年以下者的机会本来为0.07,如果再减掉0.16,则成了负数,显然这是不对的,我们可以认定其机会接近0。

表5 任职时间对高官机会的影响

任职时间人数高官高官机会修正机会误差分析

30年以上34 30 0.88 0.72 +0.44

15-29年56 34 0.61 0.45 +0.17

14年以下55 4 0.07 ≈0 -0.28

未仕11 0 0 0 -0.28

总计156 68 0.44 0.28 —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的徽州进士数据库。说明:本表中所列之进士的156名

进士的高官机会0.44与徽州进士平均高官机会0.28之间存在+0.16的误差,

作者将各年龄段的机会减掉0.16得出了各年龄段高官的修正机会。

一个任职14年以下的进士,其高官机会几乎为零,而一个任职超过30年的进士,他们的成功机会(经过修正后)为0.72,比徽州进士的平均机会高出了0.44。这个差别,实在太大了。

我们再考察一下明代徽州进士中那4个任职14年以下的进士高官,他们都属于非官僚体制下的升迁特例:

1、洪武二十一年状元任亨泰。他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高度宠信,据史书记载:“(亨泰)为修撰,每召建议,即赐手诏,书襄阳任而不名。寻拜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14](卷三)洪武二十七年,即任官的第七年就被提拔为礼部尚书。[12](卷四九)

2、崇祯四年进士江禹绪。为河南杞县籍,歙县人,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从顺天府丞做到了宣大总督。据《三垣笔记》:“禹绪为周延儒门生,居官有烦言,陪推宣大总督,都给事中章正宸以为不可,冢宰李日宣承延儒意,改正点用。”[15](卷下)虽然周延儒气势为一方面因素,但因“边警”、“匪患”而急于用人,则使其破格超擢成为可能。②

3、崇祯十年进士洪天擢。此人履历十分复杂,各记载众说纷纭。《道光徽州府志》和《民国歙县志》都说他在明亡即殉国,并列入《忠义》门。但戴笠的《行在阳秋》说:“隆武二年李成栋陷广州,与何吾驺等降清。”[16](卷上)笔者从王夫之《永历实录》的记载,认定他曾经是南明永历政权的吏部侍郎,在南明政权的内乱中为明军将领李明忠所杀。[17](卷一九)南明已非明正统政权可比,其高官也非由传统官僚政治所得。

4、崇祯十六年进士吴闻礼。此人是因为“剿匪”的需要破格他提升的副都御史。据《道光徽州府志》:“乙酉(弘光元年)十月,徽郡破,闻礼领兵去。再授兵科给事中,旋晋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上游,与詹兆恒同守仙霞关。清兵破关,殉国。”[8](卷八)其任授副都御史也是在南明的时候了。

以上4例分别在明朝的开国阶段和亡国阶段,是在需要破格使用人才的时候,他们因形势所迫或机缘巧合,才脱颖而出的。可见,他们之为高官,纯属特例。如果去掉这4例特殊形势下产生的高官,在整个明代的徽州进士队伍中,则没有任何人在任职14年以下而成为高官的情况了。可以确定地说,在正常的官僚体制下,明代徽州进士任职不足15年者,其

②江禹绪后来降清,以兵部侍郎、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见:《清世祖实录》卷十八;《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44页。

高官机会为零。

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与其成为高官之间的关联是:任职时间越长,成为高官的机会越高,任职的时间越短,其成为高官的机会越小;任职时间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影响变量,因任职长短而产生的高官机会差异是巨大的。

四、年资:明代官僚政治的关键词

徽州进士的高官机会显示,年资因素,是他们政治地位升迁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年资所以如此重要,与明代官员的考核制度密切相关。

第一,考核标准的混乱与模糊,无法准确地予以执行,故而只能寻求变通之道,对年资因素的重视,是这种变通的结果。

明代的官员考课,大致有两途:一是每三年进行的“小考”和每九年一次的“大考”,在明初的洪武、永乐间即已经定型化。二是永乐、天顺间本为临时组织的对某类官员的“因事考察”,称“大计”,后来演绎为“京察”,主要是对现任京官的考察,在弘治间成为定型化的制度。京察每六年进行一次。两种考核方式,加上期间许多变换的形式和途径,与唐代的“二十七最”、宋代的“监司七事考”的考核所不同者,就是不规定官员业务的考核标准,而是用“三等八法”的笼统性标准进行考核。“三等”即“称职”、“平常”和“不称职”,“八法”即“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1](卷七○)与以前各代考课内容的相对具体不同,明代的考课制度是简约的,因其简约,而缺少可操作的硬性指标。如当代学者所指出的:

明代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官员考核体系,却没有制定出像唐朝“四善二十七最”那样简明而易于把握的考核标准。……考核标准显得混乱和模糊。[19](p623-624)在明代的考课中,以前各代的“政教”、“选贤”、“训导”、“关津”、“司事”、“均平”之类有关政治、教育、经济、军事方面的考核指标不见了,而这些内容恰恰是鼓励官员积极进取的内容。笼统的评价称职与否,并着重惩罚后进的结果,助长了官员的消极情绪,形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由于指标的“混乱和模糊”,缺少系统的、清晰的、可操作的标准给官员作出称职与否的结论,考课工作只好作技术上的权变,实际的考课中只执行了两项可操作的硬指标,即钱粮和刑狱,而前者又是重中之重。宣德五年,规定:“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者,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任内钱粮未完不许完足,方许给由。”[6](卷一二)明中后期以后,经济状况日趋紧张,所以对于钱粮的追征效率,几乎决定了官员的升迁命运。由此,对一个官员的考课,与其说是考察他的从政能力,不如说是考察他征税本领。在唐代,征税本是官员最低的分内之事,在考核中占有限的分数,而在明代,则几乎成了官员的主要工作,成了考核的主要标尺。

衡量官员的指标多,其积极的方面在于一个官员不会因为其中某项指标不及格而彻底失去了进取的机会,而衡量的指标少,其问题在一个指标一次考试定终身,显然只能让官员消极应付。目标决定责任,指标少了,官员要承担的责任也就少了。这种消极的考察指标及其标准,对于能够擅长横征暴敛的官员来说,可谓如鱼得水,而对勤政爱民的官员来说,不啻雪上加霜。一个官员,只要他们不受道德和恻隐之心的束缚,横征暴敛则不为难事。这对一个官员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官员只要横下心来聚敛,然后剩下的就是积累年资、等待时间了。

第二,考课时间跨度的延长,使得官员的升迁频率降低,由此,年资便愈加重要。

中国文职官员的考课制度,自战国创设,在秦实现了制度化以后,考课时间变更不大:秦制每年一考,三年一总评,汉因之;唐代一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宋代改为一年一考,三年大考,是为一任,即“三考一任”,金、元规制稍有变化,但大体相同。明代的考课制度与历代不同的,是其时间的拉长。其规制是:“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6](卷一二)这样,每一考的时间从一年延长到三年,每一任的时间由三四年延长到了

九年。明代官员的升迁原则是,“凡升迁,必满考”。[1](卷七一)任职未满规定期限的官员,除非特殊需要不得辄加迁擢,而且对于任职已满期限,但治绩卓著、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员,也不轻加调离,往往提高其品秩而保留其职任。[19](p611)这就是说,除非特例,明代官员升秩,要九年时间;考核优秀的官员,到了九年考满升秩的时候,却可能恰恰因为他的优秀而不能得到职务的升迁。

明代官员其考课升秩的时间,是唐宋的二到三倍,明朝的“一考”,实为唐宋的“一任”。在明代,一个官员要正常升迁到高官,其升迁之路路,实在过于遥远。在明代徽州的454名进士中,有166人“卒于官”,即死在任上,他们中成为高官者,只有33人,占20%。“卒官”者的高官机会,只有0.20,低于徽州进士的平均机会。他们为国家“鞠躬尽瘁”,但国家所提供给他们的升迁机会因为时间拉长而大大地打了折扣。可以说,明代的考课时间的延长,是对其官员升迁机会的集体掠夺。成为高官的功成名就者,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足以忍受时间的煎熬,从而积累足够的年资。

第三,由于缺少清晰的界定标准,考语成了考课的绳墨,而写考语的主考官员的意向往往决定了考课的结果;皇权无所不在地介入,又增加了考课结果的变数。由此,人为因素的干扰,把考课的制度化特征剥削殆尽。在此,年资反而成了官僚集团格外重视的、用以对抗皇权和权臣的一个积极要素。

由于定量的内容少,而定性的内容多,致使官员考课中,主要依据主考官员的考语。明前期的考课是认真,考语也写的很翔实,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到晚期的时候,完全变成了走形式。后来考语也不愿写了,常常考课结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为了敷衍塞责,将几个倒霉的小官考劣等充数。万历四十七年吏部尚书赵焕说:“季报考语,注劣者寥寥不一见,即有开不过卑官,而府佐县正更不见一二。”[4](卷五八五)考语如此,以考语为基本依据的考课制度,自然变成了形式和虚文。有识之官对此深感忧虑,他们不禁问:“考核故事,称职者仍任,不称职者奏罢,迩来尽皆称职,何以激劝?”[5](卷二)“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市交之资,敢徇私而不敢尽法,恶无所惩,贤亦安劝?”[1](卷二二六)逐渐地,考课制度完全变成一种形式,不能达到惩恶奖善的目的,反而成了掌权者营私舞弊、打击异己的工具。[20](p312)嘉靖三十五年考核两京大臣,礼部右侍郎严世蕃考核第一,而时任右副都御史巡抚赣南的汪尚宁(嘉靖八年歙县进士),被考核“衰庸”而罢职。这场考察完全是在首辅严嵩的操控下开展的,第一名的严世蕃是严嵩的儿子,不及格的汪尚宁则在此前得罪了严嵩。[2](卷六一)权臣的影响,把考课制度失去了本有的公正,而皇权的全面介入,更使考课工作增加了一个十分难以控制的变量,考课过程由此受到干扰,考课结果当然要顺从皇帝的意志。“从根本上讲,考课是皇帝驾驭群臣之术,是皇帝的独有权力。”[22]如当代学者所看到的:除了三年一进行的“小考”,或九年一进行的大考,“定期的官吏考课,皇帝都参与期间。凡京察、朝觐,或者其他方式的考课都要得到皇帝的命令才能进行”,“皇帝的权力渗透到了官吏考课的每一个环节”,皇帝是“官吏考课的最高监督者”和“最高的主考官”。因此,“皇帝的好坏在官吏考课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23]用“好”与“坏”来概括皇帝的从政情况,未免失于笼统,但在明代的皇权专制下,考课制度的宽与严,主要在于皇帝本人的性格和偏好。而过于简约的考课制度,本身极富弹性,在不同皇帝手中,其宽严尺度大有伸缩。明太祖、明成祖性情严酷,整饬吏治不遗余力,所以明初的考课制度得以严格执行。后来的皇帝,仿佛变得“宽宏大度”,他们逐渐对考课结果不甚重视,而不断有法外开恩的例子。景泰二年,吏部、督察院考课天下官吏,应黜退者730人,明代宗认为过于苛刻,令重新考察,挽留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弘治六年,考察当罢官员1400人,明孝宗认为,考察应“必指实迹,毋虚文泛言,以致枉人”,指令挽留其中的90人,吏部坚持己见,皇帝执意从宽。几度反复,以吏部尚书王恕引咎辞职,此90人留任告终。[1](卷七○)

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从皇帝本人到官僚集团,逐渐地丧失了对考课结果的信任度和对

考课工作的执着度,官员考课制度沦为形式上的虚文,而官员本人对考课的过程及其结果也不甚在意了。这种考核形式虽然不曾间断地、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但实际的官员提升和任用,往往未必以考核结果作为依据。所以当今学者论曰:“有明一代的管理考核制度,至明中叶以后,便名存实亡了。”[24]

我们比较这样的两类进士,即考核成绩优等而应受到奖励的进士,与考核较差而受到惩罚的进士,考课结果与他们政治地位的升迁之间非但不是正相关的,甚至是负相关的。首先看第一组“考核高等者”。表6中的10位徽州进士,曾经在不同类别的考课中取得最佳成绩,但他们的升迁之路与他们的考课成绩并不相称。

表6 曾考核高等的徽州进士的最高官秩

姓名登第时间考绩最高官秩出处

唐吉祥建文二年天下知县第一工部主事,正六品弘治徽州府志

郑行简永乐十三年浙江七十二县第一上虞知县,正七品绍兴府志

唐泽弘治十二年治行天下第一甘肃巡抚副都御史,正三品歙献征录

黄训嘉靖八年天下知县第一湖广按察司副使,正四品道光徽州府志

谢镒嘉靖十四年治行最,具体未详历城知县,正七品江南通志

江珍嘉靖二十三年天下知县第一贵州布政使,从二品歙献征录

俞一贯嘉靖四十四年天下知县第一监察御史,正七品道光徽州府志

金继震万历十四年京官考课第一刑部郎中,正五品道光徽州府志

汪怀德万历二十六年考最,具体未详监察御史,正七品民国婺源县志

汪渐磐万历四十七年天下知县第一山东参议,从四品道光休宁县志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的徽州进士数据库。以上考课记载出自徽州府府志、徽州府各县的县志等文献。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考课省第一、天下第一的官员,他们的政治升迁前景却十分黯淡。他们中只有两个人成了高官,高官机会只有0.20,比徽州进士的平均高官机会还低。《徽州府志》中的《黄训传》说出黄训不得志的原因:“(训)考最至京,当道索以金,答曰:是污我一生矣。谢不顾。”[8](卷八)《绍兴府志》记载郑行简的事更具悲剧性:他因为考最第一,“同列遂交忌之,竞为蜚语诋行简,行简乃飘然乞归”。他被攻击的理由是:“邑有老儒曰柳南仲贤而有文,行简敬之,悯其贫,赠以锦絮,南仲狷介不受,以钱百文橐诗为谢。行简辞钱受诗,同僚以是诬之。”[10](卷四三)这两个例子说明:第一,考课官员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廉洁,如果考课的结果真实,那么考最者因其廉,往往象黄训缺少行走官场的“政治资金”而更多些倔强和清高,这是不利于他们的地位升迁的;第二,“考最”的官员,作为官场中的出类拔萃者,他们往往会象郑行简那样招致同僚的“蜚语”而受到诋毁,他们的政治前途也因之受到了影响。

相反,在明代徽州进士中,有81人,因为各种原因,在大考、大计及临时性考察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当然其中也不乏受冤枉的例子),他们中有31人成为高官,机会为0.38。由于徽州进士受惩罚者太多,我们不能一一列举,只从位至高官的31人中,在任职期间考课及各类考察中有过甚至有罪而受到惩罚者,亦举10例,为第二组。(见表7)需要对这10个考课有过或有罪的例子加以说明的是:一、明代,政治斗争相当复杂,皇帝专制、宦官弄权、官僚倾轧,等等,官场中所制造的冤案很多,笔者所举均为非冤案的例子;二、徽州府志及下属各县的县志,多因为尊者讳、为亲者隐的需要,往往有意掩盖了徽州进士的一些不足和污点,或者他们受惩罚的事情被“忽略”不计了,或者他们受惩罚的原因被有意歪曲了,所以我们只能从《明实录》、《国榷》等文献中去寻找这样的线索,这些记载从中性立场出发,应该是相对公正的;三、表中所列是这些进士在居官期间所受的惩罚而不是最后的惩罚,比如勒令致仕者,最后都得到了重新起用;四、此表中所列者,非但官居高位,且为徽州府志中树为“乡贤名宦者”,即他们是高官,也是官场中的成功者。

表7 曾获罪的徽州进士及其高官情况

姓名登第时间考课罪名处分

形式

最高官秩出处

许仕达正统十年为巡按杖杀知县,

又私逮巡抚进京以惩贪,

宥之

贵州布政,从二品英宗实录卷二○三

程敏政成化二年奸叔之妾等勒致仕礼部侍郎,正三品孝宗实录卷一九

汪奎成化二年御史失仪不纠廷杖副都御史,正三品国榷卷四○

戴敏弘治九年考核不谨闲住贵州参政,从三品武宗实录卷一四五

汪玄锡正德六年不能平狱下狱户部侍郎,正三品世宗实录卷二三一

胡宗明正德十二年不称职调用都御史,正二品世宗实录卷二八二

潘潢正德十六年科举取士不公允逮问户部尚书,正二品世宗实录卷一六六

汪尚宁嘉靖八年庸劣,当罢勒致仕副都御史,正三品国榷卷六一

殷正茂嘉靖二十六年行贿当政者勒致仕兵部尚书,正二品明史卷二二二本传

张一桂隆庆二年涉嫌科场冒籍案调用礼部侍郎,正三品国榷卷七三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的徽州进士数据库。惩罚情况载于《明实录》、《国榷》、《明史》等文献中,

在徽州府志及各县县志中,这些罪过或未有记载,或进行过重新加工。

明代徽州进士政治地位的升迁情况,让人颇有些难以索解,受惩罚者的成功机会,要大大高于受到奖励的人。这看似令人琢磨不透,其实按照明代官僚政治的路径来理解就变得简单了。因为考课制度的“名存实亡”,大家所关注的是时间,是年资,而非考课的结果。资历作为一个物化的刚性尺度,它重视人员的品级、官等、年资与资格,而不是工作职责的性质与程度。[25](p137)

年资因素所带来的政治前途的分野,不只是徽州进士中所独有的,它是整个明代官场的一般现象。推而广之,凭年头而进取,靠资历而升迁,又是官僚制度的共有特征之一,亦非明代所独具的特点。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现代官僚制度的特征,如:专业分工、责权分明、绩效考核、非人格化的管理等特征等,[27](p81)以年资为基础形成的等级次序和升迁规则只是其中的特征之一,而非全部内容。韦伯所论的是现代的成熟的官僚政治,而在相对不够成熟和不够完善的官僚政治中,专业化、责权分明、绩效考核的管理原则往往难以得到体现,因此,刻板的等级制度、凭资历的提升,即年资因素的重要性,就得到了凸显。由此,“就各人所具有之法定资格、经历累积而成的身份,以定其品位的高低”,[26](p168)成为不成熟、不完善的官僚政治的显著特点。年资之所以得到格外的青睐,是因为专业化、责任分工、绩效考核等其他指标要求不能兑现的情况下,官僚政治发生蜕变的结果。

结语

任职时间,对一个官员的政治地位的升迁起到了十分关键的影响,而登科年龄则是影响一个进士任职时间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年轻而及第,因此有更多的从政时间,进而积累更多的政治资本。所以进士的登科时间和任职时间,对其政治地位升迁的影响,是一致的,虽然属于不同的考察变量,但所观察的本是同一问题——时间。由于明代官员考课制度的粗疏而缺少相对固化的硬性考核指标,使得考课工作流于形式,从考政绩、考才能变成了考时间、考资历。由此,时间成了从政的资本之源,资历成了升迁的希望所在。

就此说明代的官员考课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却也未必,因为还有一项考核官员能级的硬指标即年资。由于年资因素的存在,考课还仍然作为一种制度传续着,由官僚集团集体地坚守着。

重视年资的官僚政治并非一无是处。“官僚政治是一种利弊兼有的现象,而并不是完全不可取的。”[27](p83)在官僚政治下,依据任职时间的长短授予政治职位,决定其政治地位的升迁,起码可以保证一个确定的条件,即它能确较高的职位“由经验丰富的人士担任”,这虽然“对于资深者更有利”,但“这种自动规定可避免选择过程中的破坏性冲突”。[27](p746)

显然,在君主高度集权的情况下,所谓“选择过程中的破坏性冲突”来自选用的随意性和升迁的偶然性,官僚政治未必能够选贤任能,但起码能保持政治生活的平稳有序,对皇权的无限扩张有其限制力。以年资为核心的考课制度,成了官僚集团和官员的的一项权利,他们利用这个权利与皇帝及其权臣的人治主义相抗衡。这样,由于有了以年资为核心指标的考课制度,才使得人事权力没有完全成为皇帝及其权臣私人的囊中之物,官僚集团因之有些许能够掌控的资源,官员也因之有一点可以自己能够把握的资本,而没有被彻底地剥夺干净。

SONG Chang-kun (Associate professor, studying phD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Title:

The Factor of Seniority in Promoting of Official’s Political Status in Ming Dynasty----The Observation According to Huizhou Jinshi

Abstract:

There are 454 Jinshies of Huizhou in Ming Dynasty, in all 454 Jinshies, there are 129 people who have become high official, which means obtaining above third-rank, so the probability of high official on average is 0.28. In all these 454 Jinshies, there are 149 people who have historical records about their ages of passing the Examination, and they are 32 years old on average; there are 156 people who have records about their term of office, and they serve 18 years on average. The age of passing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term of office are very important to a Jinshi, his probability of high official is reverse proportional to the age of passing the Examination, and is proportional to his term of office. In all Hiuzhou Jinshies of Ming Dynasty, whose term not more than 14 years, his probability nearly 0, and whose term no less than 30 years, his probability is 0.88. Seniority becomes the main factor in promoting of Jinshi’s political status, because of the official evaluation system in Ming Dynasty. For there is no clearly, practicable rigid standards, gradually, the seniority becomes a rigid measurement in deciding an official’s promoting chance and his political future.

Key Words:

Ming Dynasty; HuizhouJinshi; Bureaucracy; Seniority; Probability of High 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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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 古徽州府 什么是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徽州是时间概念,即从1121年至1911年。徽州这一名称始于宋宣和三年(112 1年),方腊起义遭到镇压,改歙州为徽州。从宋置和三年(1121年)一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徽州这一名称一直没有变更,或称路或称府。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留县,徽州这一名称随之也就不复存在。1949年以后设立的徽州专署或仃署,由于管辖范围不同,已不屈于徽州府这一概念。 一府六县是地域概念,即原徽州府属歙、黟、婺源、休宁、祁门、绩溪六县。在长达890年的时间里,这六个县一直稳定地隶属于徽州,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徽州文化包括哪些内容? 徽州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名人、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涉及徽州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学科,凡与徽州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内容,都屈徽州文化范畴,通常我们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来加以概括。 徽州文化的现存及其原因和价值 康熙六年(1667年)正式撤销江南省分为安徽、江苏二省。安徽是因江北有安庆,江南有徽州,取二地之首字而称安徽。徽州,公元前222年就有歙县、黟县两个大县,明清时更为昌盛。徽州文化,以其广博深邃的内涵正越来越受到社会科学界的青睐,同时也引起了经济界的关注。这三年中,我有幸参加并主持了一次全国徽学研讨会,四次国际徽学研讨会。各地、各国专家学者踊跃参加研讨,表现了高度的热情。老徽学研究者对我说:"我三十年前就加入了徽州籍了。一些教授专家,几乎一生精力倾注于徽学。一种地方文化能够引起国内外的如此重视,足以见其存在的重要和价值。研究徽州文化,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徽州文化的内涵 谈徽州文化,我们必要先了解一下徽州。徽州,作为一个地域的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前身经历了从"三天子都" "蛮夷"之地属吴、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长历程。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在此后的86 6年中,徽州的名称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黄山市时止。现在我们讲的徽州地域包括: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和黄山风景区;宣城地区的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等。尽管千百年来,朝代的不断变更,

徽州解说词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一集:《前世今生》 走进徽州,走进徽州的村落。 像很多落户徽州的宗族一样,西递的胡氏,也是带着一个百转千回的故事来到这一片山水之间的。《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说,西递的胡氏本来姓李,他们的祖先出自帝王之家,他们是唐朝李世民的后代,落在徽州,便长成西递的平常人家了。胡门一族从婺源迁到了西递,并在西递生根发芽,然后枝繁叶茂。追慕堂是建在西递的胡家祠堂。走马楼坐落在西递村头,这一幢修建于道光年间的建筑,是西递的胡家常说常新的话题。我们从走马楼上下来,走了很远的路,还能听到落日的楼头,传过来的琅琅书声。 2000年的岁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西递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们说,这样的乡村是古老文明绵绵不绝的化石,是中国乡土建筑的典范。 一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还有宏村。前来宏村考察的专家说,青山绿水的自然风光蕴含着无限的优美。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古老而朴素的民居和宁静又悠深的街巷,这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意大利的威尼斯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可是这两个地方都是大城市,像宏村这样的乡村,真是举世无双啊。聚住在宏村的是汪氏宗族,宏村的故事,它的开始与西递并无二致。“山为牛头,树为角,桥为牛腿,屋为身,

凿湖作牛肚,引泉为牛肠,”宏村是牛形的村落。在宏村的承志堂,我们见到了大堂之上,安然端坐在太师椅上的徽州。承志堂是清末宏村盐商汪定贵的私宅,四处奔波经营有方然后腰缠万贯的汪定贵最明确的想法是,富贵不归故里光宗耀祖,就像是穿一身华丽衣服在黑夜里行走。 如果说流水使宏村添了隽秀和灵动,那么,坐落在宏村的南湖书院,使这一方水土,又多了几分书卷气。 第二集:八千里路 徽州人不蹲家,经营走八方。无徽不成镇,离开家园的徽商,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商帮集团。 山和山环抱之间的徽州,流水是进出的道路。“深潭与浅滩,万转出新安”。在徽州,因为新安江,这条徽州的母亲河,这流水两岸美丽的风景,才有了沧桑的意蕴。“歙山多田少,况其地瘠,其土骍刚,其产薄,其种不宜稷粱,是以其粟不支,而转输于他郡,则是无常业而多商贾,亦其势然也。”这是清朝洪玉图写在《歙问》中的一段话,因为地少人多,山上又收不了更多的庄稼,加之赋役繁重,社会动荡,灾荒迭作,为了生存,徽州人开辟出了一条经商之路。 在杭州胡雪岩旧居,粉墙高耸,仰望这一片天空,或许当年胡雪岩抬头时就已经想到了天有多高,心就有多高。而最初的时候,胡雪岩只是杭州一家钱庄里的学徒。自1860年开办钱庄起,仅仅四五年

徽州古城旅游开发现状及提升策略

徽州古城旅游开发现状及提升策略 ------以宏村为例 学院:国旅学院 年级专业:2013级旅游管理 作者姓名:顾立生 学号:131102022

目录 摘要-----------------------------------------------------2 背景介绍---------------------------------------------3 开发现状---------------------------------------------3 旅游现状---------------------------------------------5 居民现状---------------------------------------------5 发展不足---------------------------------------------6 提升策略---------------------------------------------6 结束---------------------------------------------9

徽州古城旅游开发现状及提升策略 -------以宏村为例摘要:宏村作为皖南古村落的杰出代表旅游资源具有鲜明的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美学、建筑、科考价值。尽管于2000年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其知名度低,旅游也不尽如人意。造成这中局面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阐述了宏村的开发现状、旅游发展现状、居民现状、发展旅游的影响、提供几点解决对策。 关键字:徽州古城现状旅游对策 一、背景介绍:皖南古村落是指安徽省境内长江以南地区明清时期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民居、祠堂、书院、牌坊、水口等建筑群,其分布的中心地带为原徽州府一府六邑,即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和婺源,也称徽州古村落,是我国古村落保存面积最大最完整的区域之一。黟县的西递、宏村无论是在村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选择和布局建设上,都集中体现了皖南古村落的基本特征和内涵,无论就历史、艺术还是科学价值而言,西递、宏村都是皖南古村落的光辉典范和杰出代表。她们于2000年11月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二、开发现状 1.开发历程:1998年1月8日,即宏村村民自主经营旅游1年期满后,京黟旅游开发公司正式接管宏村的旅游经营事业,具体由其下属的宏村旅游开发公司负责,经营期限为30年。 中坤模式下的运营主体和合作方式

徽州古建筑概述考试提纲

?第一章 徽州建筑历史成因与沿革 ?徽州建筑的界定 ? 1 、地理学界定又称“新安”行政区域:歙县、黟县、 祁门、休宁、绩溪、婺源一府:徽州府 ? ?2、文化学概指明清徽州府辖区内萌芽和成形的一种以强化 儒家伦理道德秩序为主要精神特征,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建 筑。 第一节自然成因 一、地形、地貌、气候因素 ?1、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著称于世。 a)地域中的山: 北有黄山山脉 ?中有齐云山脉,古称“白岳” 属丹霞地貌 ?东部绩溪、歙县有:天目山余脉及延至歙县、休宁的 白际山脉。 ?西南祁门、婺源、休宁境内由西向东走向的五龙山脉 为浙庐两水发源地。 b)地域中的水: 徽州是新安江的发源地,主要河流多属新安的水系。 2、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降水丰富,日照时数相对较少,不利于农作物种植、生长,适合多种林木的生长。 3、地貌及气候对徽州建筑的孕育作用。 ? a 吸引士族迁徒的重要因素,造成了村落园林化。 ? b 审美观的形成,性格的铸就的影响又潜在地影响了建筑 风貌。 ? c 万山环顾所形成的屏蔽,有效减少了兵火的侵扰,有利 于保护早期建筑的特征与古韵 二、生态和资源因素 ?地形、地貌、气候造成了资源特征: 山多田少、林木繁茂、雨水充沛、景色宜人、色调素雅 资源影响 a 促使了徽商队伍的形成,而徽商是徽州建筑的“艺术赞助人”,也是使用者,因而其特征也影响了建筑风格及型制。 b 充裕价廉的材料资源,促使了木结构的形成。 c 耕地少、人口多、土地紧,刺激了楼居建筑的流行,也是徽州园林小型化的诱因。 第二节人文因素 徽州建筑萌生于宋元时期,成型于明清 时期,孕育于宋以前。 商周:从发掘的随葬物品来看,文化的发达程度已与中原相近,兵器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摘要:本文首先对王毓铨关于明代“贯”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时认为朱保炯、谢沛霖把找不到户籍籍别记载的明代进士归类为“仅有乡贯”者的做法不当。明代没有纯粹的乡贯。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是“双籍进士”。通过对有明一代数以千计的、占进士总数十分之一强的双籍进士的历朝和地区分布的统计,以及这些进士祖籍的流动分析,有助于我们拓展进士空间流动和移民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科举、人才、人口政策,以及这些举措在巩固边防,稳定全国政治,促进京城和边远地区的文化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明代进士户籍·籍别·乡贯移民史 一、籍贯的界定和问题的提出 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他们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下简称《索引》)的“编例”中指出:“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又有各种籍别”。部分进士,“户籍、乡贯并有”。然作者没有说明何为户籍?何为乡贯?学术界对明代的籍贯分类似也未作界定[1]。王毓铨先生虽然为此写过专文,且观点影响了一代学人,但他的释义是:明代的籍是役籍,贯是乡贯[2],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明朝并不存在所谓的“籍贯”制度,说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要研究这些人物,就自然引出了对于“贯”的双重意义之讨论,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本文讨论的“籍贯”和提出的“双籍”问题都基于此。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洪武年间的户贴”填写的“贯”,无一不是户口登记上的住址[3]。对明代的科举人口,包括双籍进士而言,其报考地也是以户籍登记地为准。明代户籍填报中的籍别,是“职业身份” 的划分[4],或称封建役籍[5]。但籍别没有任何地理、地名意义。我们对明代人物进行籍贯和空间分布研究时,完全可以对此置之不理。否则,有可能对明人的户籍、籍别、乡贯纠缠不清。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我与王毓铨先生的役“籍之所在必有其乡贯”的观点不同,乡贯与“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否则,王文谈到的湖南茶陵岂不成了李东阳的出生地、居住地、役籍所在地?其实,李东阳曾祖以下,就生于北京、居于北京、赋役于北京。当然,如上所述,对当时多数人来讲,祖居地可能也是其出生地、居住地,但从《索引》数以万计的明代进士的籍贯分析,凡有户籍的必有其役籍;有役籍的也必有其户籍(史料缺载者除外)。反之,止有乡贯的,就找不到役籍。至于户籍、乡贯并有者,其役籍必与户籍并列,而与乡贯不沾边。故“户役役籍所在地”应该是户籍籍贯所在地,不能解读为乡贯籍贯所在地。王先生曾举例永乐十年民籍进士——云南太和县的杨荣和江西泰和县的王嗣先,他把这里的太和与泰和分别当作他们的乡贯[6]。其实,太和及泰和应该分别是杨氏和王氏的户籍(现籍)籍贯(见《索引》第1713、311页),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明人籍贯所在地。 《索引》作者又在“编例”中说明,明代部分进士“仅有乡贯”,并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

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专题课程考查 《论徽州文化的生成与价值》 院部: 班级: 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提交日期:2014年6月18日(14:30-17:00)

一.徽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1、社会基础 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徽州人中大部分是中原世家大族,他们一部分是避难迁徙到徽州,还有一部分人是来徽州做官,后因社会变动或个人原因而留居徽州,这些人直接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是徽州文化形成的“基因”。另外这些人从外面来,知道徽州外部的世界也很精彩,就下决心要打出去,创立新事业开辟新天地。再加上徽州山多地少,“生齿日繁,则生计日隘”,徽州人被迫离乡背井,当时就有徽谣流传:“前世不修,身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州人走出去主要通过做官和行商,两者都必须有文化,所以徽州文风兴盛,读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就形成了。徽商遍布各地,财势强大,形成“无徽不成镇”。科举入仕的,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仅徽州本土就出了168位进士、1 7位状元。徽州人才荟萃、名人辈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四世一品”、“父子丞相”……佳话频传。《中国人名大辞典》共收集清以前历代名人4万人,徽州名人就有800余人。2000年初,黄山市曾评出三十位杰出徽州历史文化名人,理学家朱熹、新安医学创始人之一汪机、珠算大师程大位、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理财家王茂荫、哲学家戴震、近代著名画家黄宾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革命音乐家张曙、著名学者胡适……名列其中。就连国家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他们的祖籍也分别在徽州的旌德和绩溪。由于外出人数之多,当时有“十三在邑,十七在外”之说。徽商和徽州士人的大量外出,不仅使他们自身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这种开放的性格和品质带回了桑梓故里,从而直接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和推动了徽州文化,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接纳和融合其他地区先进文化的传入和发展。2.经济基础 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动力,是徽州文化发展的“催化剂”。作为位居明清两代全国十大商帮之首的徽商,拥有一种良好的传统,那就是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投入。他们虽投身茫茫商海,却贾而好儒,是名副其实的儒商。在徽州人的内心深处,“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徽商经营致富后,不仅对自己子孙的教育舍得投资,而且不忘回报乡里和社会,对家乡的文化教育尤其格外关注。为此,他们不惜斥巨资用来兴办学校和书院,鼓励读书,培养人才。如清代大盐商歙县棠樾人鲍志道一次就为该县紫阳书院膏火捐资8000两白银。在徽州,有一句谣谚,即“三代不读书,好比一窝猪”、“娇子不娇书,娇书变养猪”。徽商对徽州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关注,直接推动了徽州文化的繁荣与发达。 3.思想基础 中原地区世家大族源源不断地举家南迁和徽州山环水绕、相对封闭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宗族的大量存在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其生存的土壤和基础,逐渐使徽州形成了聚族而居之势。徽州聚族而居的文化特征,不仅造就了徽州同姓血缘家族的凝聚力,而且由血缘而地缘,形成了浓郁的乡土观念。扶贫济困、兴文重教、勤俭持家、以众帮众,已成为徽州宗族文化以及乡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鲜明性格,为儒家伦理思想的弘扬和勤俭持家风气的维系,输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使徽州文化的发展充满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由朱熹所

徽州的历史发展现状

徽州文化 徽州是指长江以南地区,、城、、、、()六市,市有时也被认为是皖南,安庆境内的天柱山(古称)为界,认为天柱山以南为皖南。皖南是重要的经济和旅游中心。沿江工业区蓬勃发展,崛起腾飞,人文景观丰富。皖南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主要地区为流域,徽州地区为流域。,简称“徽”,古称新安,自秦朝置郡县以来,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1987年11月,国务院批准改徽州地区为。 徽州,溯源追本,这里曾先后设新都郡、、等,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历元、明、清三代,统“一府六县”(徽州府:、、、、、,除婺源今属江西省外,其余今皆属)行政版属相对稳定。1988年7月,地级黄山市正式成立,辖三区(、、)四县(歙县、休宁、黟县、)和,总面积约9807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47万。徽州地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1955年与1981年在发现的两处考证,早在六千年前,翚岭(即徽岭)南北就有人类活动,《山海经》载有“”旧名,亦即今徽地之属。传说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以前,本区尚属海滨之地,东南即大海,境内为异族氏占据。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以后,西周以前,据《禹贡》天下分九州本区属扬州,即所谓“蛮夷”所属之地。 春秋时,公元前473年以前属;公元前473年以后,吴亡属;公元前355年以后,越亡属。实际上当时吴、越、楚三国并存,战争频繁,本区被作为拉锯战争之地辖属时有变动。公元前222年一统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本区设黟、歙二县,属(治三阴,即今浙江)。之际属鄣郡(治故鄣,今浙江)此时之歙县包括今歙、休宁、婺源、绩溪、、遂安等地;黟县包括今黟县、祁门、石台等地。楚汉战争之际,本区一度为所占,作为其功臣梅鋗之封邑,不久为汉将所占,属汉。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黟、歙属(治今淮南)。十二年(前195年),黟、歙属(治今江苏)。前元三年(前154年),黟、歙属国(治今江苏)。元狩二年(前121年),置丹阳郡(治,今安徽),设十七城,歙、黟为其二城。元狩六年(前117年),立武帝子为广陵王,歙、黟属广陵国(治广陵,今扬州),汉宣帝五风四年(前54年),刘胥获罪自杀,国除,复为丹阳郡之属。鸿嘉二年(前19年),立原靖王刘胜之裔客为王(治广德,今安徽广德),黟县属丹阳郡;歙县仍属丹阳郡。始元二年(前16年),刘云客死,无子,国除,黟县复属丹阳郡。汉平帝元始二年(),立广川王刘越之裔刘瘉为广德王,黟县复属广。,建国元年(公元9年),贬汉广德王为公,改黟县为愬虏。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复名为黟县,仍属丹阳郡。 徽州地区是历史上中国经济文化重地,安徽省名中的“徽”字就是由徽州而来。

明代徽州进士表

明代徽州进士表 宋长琨 姓名字号年号及第年份县份乡里户籍行实出处江崇时洪武四年辛巳歙县牌头乾隆县志 胡昌龄太冲洪武十八年乙巳歙县歙城典故纪闻 程善复初洪武十八年乙巳婺源在城江南通志 程源洪武十八年乙巳婺源江南通志 任亨泰古雍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休宁鼓楼下明史吴伯宗传郑道同好问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歙县长龄弘治府志郑潜传汪回学颜洪武三十年丁丑休宁万安弘治县志 唐吉祥彦祯建文二年庚辰歙县槐塘民籍弘治府志 朱元贞粹夫建文二年庚辰婺源香田民籍弘治府志 金辉士辉永乐二年甲申休宁珰溪康熙府志 汪献惟臣永乐二年甲申休宁洪方新安名族志 俞士真还白永乐二年甲申婺源汪口江南通志 汪良士时彦永乐二年甲申婺源大畈新安名族志 王士真永乐二年甲申婺源城北江南通志 汪景明永乐二年甲申黟县横冈江南通志 汪彦纯永乐二年甲申黟县南屏江南通志 胡文郁永乐二年甲申黟县潭口民籍江南通志 汪善存初永乐四年丙戌歙县潜口江南通志 汪澍汝霖永乐四年丙戌黟县黄陂江南通志 方勉懋德永乐十三年乙未歙县潜口上市民籍弘治府志 郑行简汝敬永乐十三年乙未歙县郑村民籍江南通志 张文忠季立永乐十三年乙未婺源甲道民籍江南通志 王俊得大本永乐十三年乙未黟县东珠川民籍弘治府志 胡永兴彦隆永乐十六年戊戌祁门赤桥康熙府志 谢志道士先永乐十六年戊戌休宁安岐新安名族志 王圭永乐十六年戊戌黟县丰溪江南通志 周昌文昌永乐二十二年甲辰祁门南门道光府志 叶蓁永茂宣德二年丁未歙县新州弘治府志 杨宁彦谧宣德五年庚戌歙县歙城民籍明史本传 吴宁永清宣德五年庚戌歙县莘墟民籍明史于谦传 程宪伯度宣德五年庚戌婺源城西民籍弘治府志 汪敬益谦宣德八年癸丑婺源城西民籍弘治府志 方贵文本忠正统元年丙辰歙县中塘民籍江南通志 程思温叔玉正统元年丙辰婺源种德坊民籍明史王佐传 康汝芳仲实正统元年丙辰祁门曲坞民籍康熙府志 程信彦实正统七年壬戌休宁陪郭民籍明史本传 许仕达廷佐正统十年乙丑歙县许村民籍明史曹凯传 李友闻进明正统十年乙丑祁门北隅民籍弘治府志 胡深文渊正统十年乙丑祁门城东民籍江南通志 杨宜彦理正统十三年戊辰歙县歙城民籍江南通志

明代广东进士表(1)

明代广东进士表 宋长琨 姓名县份及第 年号 年份甲第名次 府(罗定 州归入 肇庆府; 连州归 入广州) 何子海番禺洪武四年三甲93 广州陈玄东莞洪武四年三甲38 广州梁临新会洪武四年三甲9 广州梁安高要洪武四年三甲69 肇庆张寿龄保昌洪武四年三甲23 南雄陈绶南海洪武十八年二甲28 广州劳士宽南海洪武十八年二甲106 广州张观南海洪武十八年三甲49 广州朱革庆南海洪武十八年三甲128 广州姚观文南海洪武十八年三甲144 广州周尚文香山洪武十八年三甲130 广州戴云连州洪武十八年三甲158 广州李文善高要洪武十八年三甲36 肇庆谭彦芳高要洪武十八年三甲101 肇庆卫善初四会洪武十八年三甲45 肇庆陈迪四会洪武十八年三甲143 肇庆黄敬中曲江洪武十八年三甲54 韶州甘友信保昌洪武十八年三甲109 南雄蔡福南海阳洪武十八年三甲 3 潮州林逊潮阳洪武十八年三甲176 潮州黄子平茂名洪武十八年二甲26 高州林昶吴川洪武十八年三甲83 高州林宗浦徐闻洪武十八年三甲113 雷州顾諟吴川洪武十八年高州郑镕吴川洪武十八年高州廖谟海康洪武十八年雷州米稚清远洪武二十一年三甲25 广州张广扬德庆州洪武二十四年三甲 5 肇庆杨壁海阳洪武二十四年三甲10 潮州何测文昌洪武二十四年二甲11 琼州谭源番禺洪武二十七年三甲 2 广州梁熙新兴洪武二十七年三甲40 肇庆蒋资化州洪武二十七年二甲10 高州李瑹化州洪武二十七年三甲25 高州符铭琼山洪武三十年春三甲26 琼州

余存谅高要建文二年三甲62 肇庆梁成信宜建文二年二甲11 高州李仲芳南海永乐二年三甲171 广州潘帱南海永乐二年三甲172 广州罗亨信东莞永乐二年二甲84 广州翟溥福东莞永乐二年三甲229 广州孔泰初高要永乐二年三甲26 肇庆谢升高要永乐二年三甲92 肇庆梁致恭高要永乐二年三甲173 肇庆萧九成高要永乐二年三甲327 肇庆罗英高要永乐二年三甲340 肇庆冯高新兴永乐二年三甲106 肇庆张昌罗定永乐二年三甲107 肇庆陈哲曲江永乐二年三甲296 韶州邓得麟乐昌永乐二年三甲370 韶州翟彦荣归善永乐二年三甲356 惠州陈玄海阳永乐二年三甲50 潮州黄嘉海阳永乐二年三甲206 潮州陈季芳潮阳永乐二年三甲207 潮州容善茂名永乐二年三甲16 高州周益茂名永乐二年三甲71 高州李祐茂名永乐二年三甲177 高州颜宝茂名永乐二年三甲273 高州伍玉茂名永乐二年三甲282 高州吴志盛茂名永乐二年三甲316 高州张贞茂名永乐二年三甲324 高州梁瑶化州永乐二年三甲264 高州黄本固海康永乐二年三甲72 雷州吴谦海康永乐二年三甲113 雷州林现海康永乐二年三甲223 雷州林文亨海康永乐二年三甲313 雷州陈颖合浦永乐二年三甲123 廉州林森合浦永乐二年三甲125 廉州周英合浦永乐二年三甲312 廉州唐舟琼山永乐二年三甲85 琼州陆普任琼山永乐二年三甲275 琼州石祐琼山永乐二年三甲347 琼州洪溥澄迈永乐二年三甲221 琼州陈日新高要永乐四年三甲84 肇庆陈道同四会永乐四年三甲8 肇庆黎常新兴永乐四年三甲63 肇庆梁智德庆州永乐四年二甲20 肇庆黄斌曲江永乐四年三甲47 韶州周岐後博罗永乐四年三甲22 惠州

论徽州士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2019年文档资料

论徽州 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 On Cultural Power and Rural Autonomy of Huizhou Gentry TANGLixing (China Center for Study of Modern Society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34 , China ) : From the 16th to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ural society in Huizhou had maintained a long-time stability. Clan was an organization form of rural aotonomy , which was economically based on Huizhou merchants and led by the gentry.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key elements in Huizhou society caus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gentry. The cultural power of gentry was omnipresent in the following two is intellectuals' parties and rural public's judgements and the other is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and genealogy. The gentry also madefriends with the officials gentry were the leading power in rural aotonomy with considerable credibility. 16至 20世纪中叶,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局面。 徽州乡村社会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曾指出: 徽州特定的自 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经济上的徽商、 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 科举理学这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 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 三要素 构成良性循环系统。 明清时期,徽商数百年间执中国商界之牛耳; 徽州科举与苏州并驾齐驱, 成为全国府一级科举之最; 而徽州宗 族“千年之冢,不动一 ?g ;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 毫不紊” [1] 卷 11,《泛叶寄》, 872。本文拟从徽州社会系统 aspects : one and got involvd in lawsuits , which signifies that the

徽州私撰家谱与公修族谱的差异

?徽学研究? 徽州私撰家谱与公修族谱的差异 翟屯建 (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安徽 黄山 245000) 摘 要:祠堂、族谱、族田是近世家族制度的三项标志。明中叶,近世家族制度形成以后,宗族设立谱局修谱成为纂修族谱的主要形式,但也还存在个人撰写家谱的现象。设立谱局修谱为公修族谱,个人撰写家谱为私撰家谱。本文主要从规模、篇幅与流传形式,体例与内容,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三个方面,对徽州私撰家谱与公修族谱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宗族;修谱形式;差异 中图分类号:K248;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6-0076-03 The difference betw een privately-w ritten pedigree and publicly-w ritten clan pedigree in H uizhou prefecture ZH AI Tun-jian (Huangshan Local Chronicles O ffice,Huangshan245000,China) Abstract:Ancestral hall,clan pedigree and clan field are three marks of m odern family system.S ince the m odern family sys2 tem was formed in M id M ing Dynasty,the pedigee bureau established by clan writes pedigree has been the main form of writing clan pedigree.But privately-written pedigrees still exist.The pedigree written by the pedigree bureau is called publicly-written clan pedigree,and the pedigree written by individual is called privately-written pedigree.Mainly from their contents,authenticity of the contents,scale,space and how they were handed down,this article makes com parative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i2 vately-written pedigree and publicly-written clan pedigree in Huizhou prefecture. K ey w ords:clan;form of writing pedigree;difference 宋代以来,随着以尊祖、敬宗、睦族为宗旨的近世家族制度的形成,宗族设立谱局修谱,成为宗族管理的一项重要手段,也是宗族社会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徽州设立谱局修谱约始于明嘉靖前后,是中国近世家族制度形成较早、宗族统治较为严格的地区①。我们把设立谱局修谱称之为公修族谱,因为设立谱局要集聚全族精英,动用族中公产,获得全族之认同。在宗族设立谱局修谱的同时,也有个人独立纂修家谱的,以个人力量纂修的家谱,不必动用公产,无须获得族众的认同,我们称其为私撰家谱。私撰家谱和公修族谱同为宗谱,但两者有相当的差异。 一、规模、篇幅与流传形式 公修族谱动用全族的人力和财力,如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婺源大畈汪氏修统宗谱,设立谱局,确定汪湘、汪隆、汪钅吾、汪道真、汪伦、汪长卿、汪同文、汪元吉8人专职修谱事宜。汪湘为主修,负责审定全书,兼管经 费;汪隆、汪钅吾负责来人接待和刊印工作,同时负责出纳;汪道真、汪伦负责各支派世系图和文稿的监督和催办;汪长卿、汪同文、汪元吉负责各支派世系图和文稿的考辨,然后交主修裁正。明万历五年(1577)刊印的《新安大阜吕氏宗谱》集中了36人的力量,设有总裁、编修、催督、考订、誊书、刊谱等多个职责岗位,各司其责。正因为如此,族谱的规模宏富,篇幅一般都比较大。清乾隆十八年(1753)刊印的《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8卷,每卷长51厘米,宽31.5厘米,共重15公斤。民国六年(1917)婺源《清华胡氏宗谱》24卷首1卷末1卷,26册,装在一只高约1米的木匣子内,一个人轻易不能搬动。 私撰家谱由于是以个人力量撰写,谱的规模、篇幅 67①参见翟屯建:《族谱的纂修与管理》,载上海图书馆 编:《中华谱牒研究》,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徽州文化的发展

徽州文化的发展与“瓶颈” 徽州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 作为古老中华文化长河中的一条重要支流,徽州文化能够延续至今,且依然让无数人为之吸引,的确有着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现代的徽州人已经充分意识到,徽文化中有着许多引以为豪的优秀品质。人们在徽文化的发扬光大中已获得了甜头,并从文化旅游开发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从中积聚了继承发展这种文化体系的信心。比如,其最直接最现实的意义可以在黄山市的发展中窥见一斑。黄山市以旅游立市,以“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作为其发展战略。区区一个地级市,有两处世界遗产,世所罕见,这不能不说是徽州文化的功绩。 世世代代的徽州人在这片不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挥洒汗水,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创造了通转楼、马头墙、天井、美人靠和谦让墙,创造了徽菜、徽戏、徽雕、徽墨、歙砚等文化符号,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州刻书、徽州漆器、徽州造纸等文化技艺,孕育出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宗族意识、庙会文化,其丰富性、多样性,和其独特的书香韵味、山野情调,是其它文化流派无法比拟的。 如今,在古徽州的土地上,仍有随处可见的民风淳厚的古村落,可以看到徽派风格的马头墙,到处仍是清一色的方言土语,充满了与现代都市迥然不同的人文韵味,在婺源、绩溪的乡间山村,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小桥流水的静谧,依然是这片天地的主色调。 但是,在徽文化的开发和发展中,我们正面临着不可回避的“瓶颈”问题。一方面,现在的徽州人一味守旧,只懂得把老徽州的传统文化拿出来反复折腾。这种“啃老本”的发展模式,也许现在还能赚到荷包满满,但是这样的徽州文化,失去发展的活泉,只会日渐枯竭、腐朽,成为一滩死水。另一方面,现代徽州人往往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本着盈利最大化模式进行徽文化旅游开发。过度的旅游开发对徽州文化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有些地方把古宅、古祠、古牌坊等拆迁集中为旅游景点,损害了其最宝贵的历史价值;有的村落拆墙开门、大量开店设铺、兴办旅馆饭馆,破坏了古宅的建筑风貌和古村落的宁静氛围;低水平模仿性开发,普泛化的徽州文化旅游开发严重地伤害了徽州文化的真正内涵。 徽州文化要开发、要发展,但这种开发、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就如一位徽学研究学者所说,徽州文化的发展必须基于这样三个前提:一是保持文化的传统性。如果徽文

(通史版)2021版高考历史一轮复习 第1部分 第1单元 中

第一单元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奠基 ——先秦时期(远古—公元前221年) [时空坐标·单元概览] [阶段特征] 先秦是指秦朝统一以前的历史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勃兴阶段。这一时期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精耕细作的农耕经济模式确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基本奠定。 [时空坐标] [整体感知] 政治—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到西周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最高统治权力传承秩序逐步确立和完善;西周实行分封制,但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政治制度由贵族政治开始向官僚政治转变。 经济—农业耕作方式从刀耕火种向铁犁牛耕过渡;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出现,小农经济模式逐渐形成;手工业和商业出现并发展。 文化—“百家争鸣”是社会变革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文学方面,诗歌成为当时代表性的文学形式。 第1讲先秦时期的政治与经济 先秦时期的政治 [主干整合·厘清史实] 一、夏、商的政治制度 1.王位世袭

夏朝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家天下”的局面逐渐形成。 2.神权色彩 通过占卜决定国家大事,王权具有了神秘色彩。 3.行政管理 商朝中央设相、卿士等,掌管政务;地方封侯和伯,定期向商王纳贡,并奉命征伐。 王位世袭制按血缘关系传承王位。从禅让制到王位世袭制是私有制发展的结果,是“家天下”取代“公天下”的开端,也是历史的进步。 二、西周的分封制——权力分配制度 1.背景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 2.目的 进行有效统治,拱卫王室。 3.内容 分封对象王族、功臣和古代帝王的后代 核心内容土地和人民 主要诸侯国鲁、齐、燕、卫、宋、晋、楚等 诸侯义务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朝觐述职 诸侯权利再次分封、设置官员、建立武装、征派赋役 等级序列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1)积极:周朝初期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统治,扩大了统治区域;稳定了当时的统治秩序,使周朝的政治文化得以稳定延续。 (2)消极:周朝后期诸侯势力强大,周天子的权威逐渐削弱,是导致诸侯分裂、割据混战的重要根源。 三、西周的宗法制——权力继承制度

徽商及徽州文化的内涵及历史渊源

徽商及徽州文化的内涵及历史渊源 无梦到徽州,一生痴绝处 ——汤显祖徽州文化即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敦煌学、藏学、徽学)之一。指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不等同于安徽文化(安徽文化由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三个文化圈组成)。 徽州位于皖南山区,黄山雄奇甲天下,白岳旖旎称神州。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思想伟人,学术巨子,灿若群星;新安文化,徽州艺术,万紫千红。勤劳的徽州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引领风骚千余年。提到徽州文化,人们总以博大精深相称。所谓博大,指其取得的辉煌成就,几乎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在思想哲学、道德伦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典籍、科技工艺等各个领域都有上乘表现,且自成体系;所谓精深,乃言徽州文化的水平并不是一般性的,其所展现的高深的思想造诣、精湛的艺术水准与丰厚的文化内涵,既显示了地域特色,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一个代表。它集中地体现了当时文化发展主流的诸多方面,异彩纷呈,贡献巨大。那么,如此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又是怎样的呢? ?徽州历史沿革 徽州,简称“徽”,古称歙州,又名新安,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统称“一府六县”。由今黄山市及婺源县(现属江西上饶)、绩溪县(现属安徽宣城)组成。徽州脱胎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所置的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府治所在为歙县,历宋元明清四代。1934年由于蒋介石的军事需要,婺源被划入江西,

后因婺源民众发起返徽运动及同乡胡适等人奔走努力,迫于民意,抗战胜利后划回徽州地区。但由于军管问题,1949年婺源又被划入江西省,延续至今,此为徽州历史上的两次婺源隶赣事件。 1987年,为响应中央打好黄山牌以发展旅游业,绩溪县与太平县交换被划入宣城,徽州地区改名黄山市。 徽州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重镇。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江南省过大,为维持中央统治,顺治将江南省拆分为“江南右”与“江南左”。1667年,“江南右”取江宁府、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省,“江南左”取安庆府、徽州府首字,改称为安徽省。 ?徽州商人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句俗谚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徽州人经商传统的由来。 徽州地区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说,山地贫瘠,耕地甚少,按照农耕文明的逻辑,生在徽州当然是“前世不修”。被逼无奈的徽州人为了生计只能外出闯荡,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但也由此造就了一个纵横数百年的商帮。

安徽第一卷2015届高考模拟安徽省高三高考信息交流卷(三)语文试题(整理精校版)

安徽第一卷2015届高考模拟安徽省高三高考信息交流卷(三)语文试题 高考模拟试卷 0217 16:17 :: 安徽第一卷2015届高考模拟安徽省高三高考信息交流卷(三)语文试题 第Ⅰ卷(阅读题,共66分) 一、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商文化 徐彬 ①从史学影响看,司马迁创立的史表是徽州家谱的主要渊源之一。明清徽州地区普遍认为“谱为一家之史”。自觉地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了许多家谱以留传于世。明清徽州家谱的基本面貌大约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②一是数量多、善本多。现存馆藏明清徽州家谱约1300种左右,很多都是古籍善本。出现这种情况,与徽州地区重视及时续修家谱和大量文人学士的参加密不可分,明代程敏政、汪道昆、清代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③二是家谱种类繁多。从名称上看,有族谱、宗谱、家谱、世谱、会宗统谱等,它们或为一门之谱,或为一族之谱,或是一村或是一县,内容虽有侧重,但皆以体现血缘与地缘关系为主旨,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如程敏政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是关于徽州地区范围内具有血缘联系的程氏宗谱,而汪道昆修《汪氏十六族谱》则是记唐模等十六族的汪氏宗谱。 ④三是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明清徼州家谱基本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墓图、祠图、像赞、村居图、谱传、进呈谱表、诰封褒章、族产文书、翰墨文章、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以世系为时间主线,通过对宗族生活各层面的记载,对明清徽州宗族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体现了“谱为一家之史”的主旨。 ⑤在徽州特有的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徽商文化特征。比如宣扬商业理念,体现了重视商业的文化旨趣。汪道昆在《太函集》表达出“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明隆庆《许氏世谱》记许秩语:“丈夫非锐意

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宋长琨 关键词: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地理分布 摘要:在徽州府志、徽州府各县的县志,以及《新安名族志》、《登科录》、《进士题名碑录》等历史文献中,共有464名明代徽州进士的记载,其中454人出处有据,履历翔实。有明一代,徽州进士的人数在全国各府中位居第十一位,在万人进士数上位居第五位。这454名徽州进士在徽州府六个县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不但如此,即使在同一县份的不同地域之间,这种不平衡性也有所体现。 SONG Chang-kun (Associate professor, be studying phD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Amount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zhou Jinshi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Huizhou; Amount of Jinshi;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bstract:In Huizhou Fu-zhi, Xian-zhies of counties of Huizhou-fu,Xinan Ming-zu-zhi, Dengke-lu, Ti-ming-bei-lu of Jinshies and other historical literatures, include 464 records of Jinshes of Huizhou in Ming Dynasty. In these records, there are 454 people who have historical figures. In Ming Dynasty, the amount of Huizhou Jinshies ranks No. 11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in comparative amount it ranks No. 5. In all six counties of Huizhou,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454 Jinshies is unbalancing, and this unbalancing feature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amount of different counties, but also reflect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same county. 《嘉靖婺源县志》云:徽州“儒风独茂,科甲蝉联”;[1]《万历歙县志》云:徽州“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2]《乾隆绩溪县志》云:“徽为朱子阕里,彬彬多文学之士”;[3]《道光徽州府志》则说:徽州“人文辈出,鼎盛辐臻”;[4]元末学者赵汸《商山书院学田记》更称:“新安为东南邹鲁。”[5]徽州之所以“儒风独茂”,“人文辈出”,成为“东南邹鲁”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科甲蝉联”,即徽州以盛产进士而著称。徽州因其历史与人文的特殊性,历来为学界所关注,而进士作为一个特定群体,也同样成为研究的热点所在。本文旨在通过对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及其地理分布进行考察,以期为相关研究积累一点素材。 一 关于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各研究者得出的数字相去甚远。今列举几种说法:吴宣德《中国教育通史》明代卷中,利用了《题名碑录》等文献对明代各县的进士数据进行了统计,其数据是以户籍所在地为依据的,对寄籍的进士按照寄籍地为准,得出的徽州进士数据为340人。[6]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中的数据是405名。[7]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中的数据是452人。[8]出现如此分歧的原因,是明代徽州人因为经商、做官等原因,“多客游于外,往往即寄其地之籍以登仕宦者”。[9]在这些数据统计中,李林琦先生的数字最接近于明代徽州进士的真实数字,不过也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县志。县志的编纂规格较低,所依据的资料有限,有些记载未必可靠,必要的考证也有所欠缺,可谓翔实有余而准确性不够。的确,县志中所记载的进士数量是最多的,但并不是县志所记载的都是徽州进士。第二,如李先生自己所说的,只是“进行了粗略地统计”,其统计方法和统计结果均有可商榷之处。经笔者核实,县志所记载的并不是452人,而是446人,出现统计误差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在统计中只根据各志的记载进行了笼统的加总,而没有注意到其中各 *作者简介:宋长琨,1964年生,黑龙江青冈县人,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专业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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