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三维转换”——以唐代边塞诗为例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0, 8(4), 482-488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0 in Hans. https://www.wendangku.net/doc/622163952.html,/journal/ml

https://https://www.wendangku.net/doc/622163952.html,/10.12677/ml.2020.84067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A Case Study of Frontier Poems of Tang Dynasty

Meiling P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Jul. 13th, 2020; accepted: Jul. 28th, 2020; published: Aug. 4th, 2020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viewpoints of eco-translatology, translation involves a dynamic transplanting process of adaptive sel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make the translation harmonize well with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TL, the translation ecosystem restricts and optimizes translators’ behavior in terms of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world cultures,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s of great value for it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tructing and enriching the world cultural ecosystem. When promoting the overseas translation, eco-translatology provides trans-lator operative ways to maintain cultural flavour of the poems and achieve the compatibility with the ecosystem of the TL. This paper takes the frontier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as examples and discusses the strategies to achieve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in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nto English from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perspectives.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C-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 Poetry,

Frontier Poems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

“三维转换”

——以唐代边塞诗为例

潘美玲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

潘美玲

收稿日期：2020年7月13日；录用日期：2020年7月28日；发布日期：2020年8月4日

摘 要

根据生态翻译学观点，将源语文本转换为译语是在翻译生态圈中进行“适应性选择”和“适应性转换”的动态移植过程。翻译生态圈通过语言、文化、交际等三个维度对译者行为进行制约和优化，从而使译文与目的语文化生态相适配。中国古典诗歌以独特的艺术气质在世界文化独树一帜，其海外译介在构建世界文化生态圈举足轻重。在推动中国古典诗歌海外译介的过程中，既要保持其自身文化特色，又要与目的语生态圈实现良性兼容，生态翻译学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供操纵的范式。本文拟以唐代边塞诗歌为例，从语言、文化、交际维度探究中国古典诗歌在目的语生态圈中的“适应性转换”策略。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适应性转换，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边塞诗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s://www.wendangku.net/doc/622163952.html,/licenses/by/4.0/

1. 引言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的提出旨在从生态视角构建“综观和描述翻译的研究范式”，并通过提出一系列与之相适配的概念，如“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群落”“文化语境”“文本移植”“三维转换”等，突破了翻译研究理论的“泛文化”倾向和传统二元论的桎梏。在该理论范式中，翻译过程需同时涉及源语生态圈和目的语生态圈。胡庚申教授(2008)从“生态”视角出发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这一定义强调了移植后的文本对于目的语生态圈的联动影响，即译文对目的语言生态系统、语言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形象塑造等多个方面产生的影响，并未将翻译研究囿于文本移植本身。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首先需要对译文在目的语生态圈中的兼容和适应程度作出合理预判，结合预判从语言、文化、交际等三个维度对译文进行适应性调节，从而确保译文在目的语生态圈中延续生命力，构建动态平衡、多元多样的生态理性。因此，翻译生态环境因素也就成为了译者进行优化选择的主要根据之一。

自本世纪初生态翻译学提出以来，其理论构建和阐发应用已经取得较大发展。胡庚申(2011)从生态范式、译者中心、关联序链、生态理性、事后追惩和“三维”转换等方面廓清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视角和研究焦点[2]。此后，该理论便开始进行纵深全面发展，着重体现在从生态视角出发探究译文对翻译生态圈的联动影响。例如李黎(2014)探究了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电影字幕英译，并总结道“三维”转换不是割裂独立的层面[3]。魏雷(2020)等从翻译管理生态系统、翻译教育生态系统、翻译市场生态系统和翻译本体系统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公示语译写的生态构建，从“三维”构建角度提出了公示语外宣功能的传达策略。这些研究是佐证从生态视角探究翻译理论可行性的有力理据[4]。

古典诗歌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其海外译介对于世界文化生态构建有着重大意义。唐代边塞诗以其雄浑的意境，多样的体裁而著称。在边塞诗的海外译介中，其恢弘的意境的传达不仅涉及到语言层面的Open Access

潘美玲

转换技巧，还涉及到译文与目的语文化生态的兼容性和相融性。此外，考虑到交际意图的传递，诗歌译介在交际维度的传达同样也是考量的重要方面。因此，从生态翻译学探究唐代边塞诗的“适应性转换”

策略具有理论适用性。

2. 边塞诗歌英译的“三维”转换

2.1. 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

胡庚申(2008)指出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5]。

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语言层面重构译语的生态环境，需要涉及到音韵、词序、句式等不同方面。

从语言形式差异来讲，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即前者各个成分之间的存在较为明显的语义逻辑关系，而后者具有内隐的逻辑关系，其语义关系不依赖于各个成分之间的形态变化。汉诗语言高度凝练，高度意合，其意义的表达往往不会囿于语言形式之中，英诗在形式上则结构严谨有序。基于英汉诗歌语言之间这一显著差异，译者在进行转换时有必要在语言维度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目的语的语言生态。

例1：

凉州词

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译文一：

Starting for the Front

With wine of grapes the cups of jade would glow at night,

Drinking to pipa songs, we are summoned to fight.

Don’t laugh of we lay drunken on the battleground!

How many ancient warriors came back safe and sound?

(许渊冲译) [6]

译文二：

A Song of Liang-zhou

They sing, they drain their cups of jade,

They strum on horseback their guitars.

Why laugh when they fall asleep drunk on the sand?

How many soldiers ever come back home?

(Witter Bynner译) [7]

王翰的这首《凉州词》描写了出征前壮士们开怀痛饮的热烈场面，格调感伤却不失悲壮，是唐代咏边的名篇之一。如前所述，汉诗在意义的传达上虽不严格依赖于语言形式，但并不意味着各个成分之间毫无语义逻辑。因此，有必要在句式上作出相应的转换以适应目的语的语言生态，将原文中隐含的逻辑

潘美玲

在译文中通过词类、词汇、语法等层面的调整进行显化。原诗中易引起误解的在于前两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其难点之一在于“琵琶”与“欲饮”之间的关系问题。该句意为“马上的琵琶声似乎在催将士们出征”，显然这里的“琵琶”不会是“欲饮”的宾语。如果将原文按照字面照搬到译文，则会引起误译，因此对于本句的成分关系需要在译文中进行调整。在译文一中，许渊冲为前两句加上了逻辑主语“we”，使译文在语言形式上融入到目的语的语言生态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译文一选择的以第一人称做为视角，将自己作为将士，更加符合原诗中的叙述视角。译文二也同样添加了逻辑主语“they”来代指将士们，从译文传递的意思来看，痛饮美酒的是将士们，在马上催征的也是将士们，将“饮”和“催”的逻辑主语混为一谈，与原文中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相悖的。事实上，第二句中的将士们应该是被催征的对象，而不是催征的主语。从语言维度的处理来看，译文一的处理在确保原文意思传达的同时，也将原诗的语言形式调整至符合目的语的语言生态。

2.2. 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

中西文化语境的不同决定了目标语读者和源语读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解构路径存在较大差异，由此而引发的情感共鸣和审美体验亦有差异。脱离文化语境探讨语言转换技巧无异于转故纸堆，诗歌翻译要处理的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要着眼于如何跨越中西文化上的鸿沟。

边塞诗富于意象，例如展现边塞自然风貌的大漠、白草、长河，也有描述战争场景的铁骑，金鼓，羽书，角弓等。正是这些意象构筑了边塞诗雄浑的气势，并赋予读者苍凉悲壮的情感体验。然而这类具有文化独特性的意象对于目标语读者而言并不都具有共知性，因为也难以使目标语读者感知到和源语读者类似或相近的情感体验。根据生态翻译学观点，在诗歌翻译中对文化维进行调整时，译者应充分发挥主体性作用，同时着眼于源语言和目的语所属的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不仅仅要考虑顾译文与目的语生态圈的兼容性，同时也要充分关注原文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的传递，具备丰富目标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大视野和大格局，对诗歌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适当的转换和阐释。

例2：

凉州词

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译文一：

Out of the Great Wall

The yellow sand uprises as high as white cloud,

The lonely Great Wall lost amid the mountains proud.

Why should the Mongol flute complain no willow grow?

Beyond the Gate of Jade no vernal wind will blow.

(许渊冲译) [8]

译文二：

Liang County Song

潘美玲

The Luteous River glares heavenwards to the white clouds,

And a lorn pile lies by a mount a hundred furlongs high.

Why need the Qiang flute plain in a song of Plucking Willows?

Spring breezes would not be wafted out of the Jade Gate Pass.

(孙大雨译) [9]

该诗运用了丰富的意象来营造了辽阔悲怆的意境，如“羌笛”“杨柳”“玉门关”等。“杨柳”作为古诗中常见的意象，因与“留”谐音，故衍生出了留恋、送别之意。此诗中的“杨柳”指得是《折杨柳》曲，对于目标语读者而言，在“杨柳”和“送别”之间没有建立起认知关联，难以传递该诗所表达的意义。在译文一中，许渊冲将这一意象直译为“willow”，而译文二中，孙大雨将原有的“杨柳”意象进行了意义上的增补，译为“折杨柳曲”(a song of Plucking Willows)，从意义上的传达来看，后者将“杨柳”所代指的本意向目标语读者更加清晰的表达了出来，对原文中意象的文化所指进行了还原。

2.3. 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

奈达曾提出(Nida, 2001)翻译本身即交流，这一过程取决于译文读所能接收的内容，判断译文的有效性不能只停留在词汇意义、语法类别和修辞手段的比较上，重要的是译文的接受者所能正确理解和领会的程度[10]。同理，在诗歌翻译中，除了关注语言和文化层面的转换，还要注重其交际意图的实现，也就是说译者需在翻译过程中为实现交际目的而进行的适应性转换。而事实上，出于跨语言、跨地区、跨文化差异等因素，原文与译者之间存在的共性认知非常有限，当文化信息影响到译入语读者的理解时，也无法达到传递其交际意图的目的。此时，译者应充分运用生态理性，在原文和译文读者建立与原文和原文读者相近的默契，传递原文的交际意图。

唐代边关战事频繁，成为了滋生边塞诗歌的土壤。边塞诗或写尽边疆奇美风光，或传达着将士们盼望战事结束迫切归家的渴望，或褒扬保家卫国的赤子之心，也许又暗含着将士们对戍边生活和连年战事的厌倦之情。因此，唐代的边塞诗歌除了审美功能和信息功能之外，还兼具交际功能，传达着作者对戍边生活的真切感受和某种情感。

例3：

出塞(其一)

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译文一：

On the Frontier

The age-old moon still shines o’er the ancient Great Wall,

But our frontier guardsmen have not come back at all.

Were the winged general of Dragon City here,

The Tartar steeds would not dare too cross the frontier.

(许渊冲译) [11]

潘美玲译文二：

Off the Fortress

The same fortress of Han and the moon of Qin,

See the soldiers ten thousand miles away fighting.

If we had more intrepid generals like Li Guang,

Towards Yin Mountain the northern tribes would not move in and on

(刘军平译) [12]

王昌龄的这首《出塞》以其雄劲的笔触、深远的意境、悲壮的情感和鲜明的意象成为了边塞诗中脍炙人口的典范，是对当时的戍边生活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首先，诗歌的前两句，从字面来看，作者是将“月”和“关”分别置于“秦”和“汉”的历史背景下，让边关更增加了一份穿越时空的苍凉感。《唐诗选》(2009)给出的注释是：“修筑长城以御匈奴，起于秦汉，故谓明月照临关塞的景象在秦汉时已是如此。”[13]诗人通过拓宽时间的维度，暗指战事持续时间之久远，进一步突出下文中战士们对战事早日结束的渴望。译文一并未将“秦”和“汉”译出，而是进行了简化处理，但是却明确了原文所要传递的含义。相比之下，译文二亦步亦趋的翻译在交际意图的实现和传递上则稍显不足。

末尾两句通过应用典故，表达了对良将的渴望和将士们视死如归的气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飞将”的处理。从修辞学的观点来看，“飞将”的本体即“西汉名将李广”，因其骁勇善战、骑术精湛，故而得此名号。许渊冲将其处理为“winged general”只译出其表意，忽略了其背后所指，同时对“飞将”和“龙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误译。如若尝试将“龙城”与“飞将”之间的关系阐释清楚，译文中的信息就会负载过重，对读者理解原文造成困难。在译文二中，译者以目标语读者为导向进行了重构，译为“intrepid generals like Li Guang”，将原文中“飞将”的信息进行了显化处理，通过明确其所指还原出了其内涵意义，同时省略了“龙城”，减轻译文中的信息负荷，从而优化交际效果，达到了传递原文交际意图的目的，体现了作者对像李广那样的猛将的渴望。

3. 结语

生态翻译学是将生态学观点引入到翻译研究的有效尝试，强调了源语和目的语言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而语言、文化、交际的“三维”转换理念也为翻译各个主体之间实现良性互动提供了可供操作的范式。从“三维”操纵的目的来看，翻译研究的生态取向旨在实现译语与目的语生态圈的“和谐共生”，但并不意味着译者要将译文以顺应目的语生态为导向进行调节，而是要对译文在目标语生态圈的适应性和联动影响进行预判，以确保译文生命力。在调节两种语言生态系统的过程中，译者在具有主体性地位。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转换模式为边塞诗在译语中重现其艺术价值提供了可供操作的范式，通过从语言、文化、交际等三个维度的调整使译文在源语生态圈和目的语生态圈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从而实现边塞诗歌英译中的意义转换和传递。

参考文献

[1]胡庚申. 适应与选择: 翻译过程新解[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8(4): 90-95.

[2]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 2011(2): 5-11.

[3]李黎.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当幸福来敲门》的字幕翻译[J]. 电影文学, 2014(17): 154-155.

[4]魏雷, 汪承平, 高瑞阔. 生态翻译学理论下的公示语译写生态构建——以六安市为例[J]. 皖西学院学报, 2020(1):

108-112.

[5]胡庚申. 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 上海翻译, 2008(2): 1-5.

潘美玲

[6]许渊冲. 唐诗三百首新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 13.

[7]许渊冲. 中诗英韵探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54.

[8]许渊冲. 唐诗三百首新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 15.

[9]孙大雨. 英译唐诗选[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13.

[10]Nida, E.A. (2001)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96.

[11]许渊冲. 唐诗三百首新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 50.

[12]刘军平. 新译唐诗英韵白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43.

[1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唐诗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