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控诉_抗争到人格的重建_当代台湾女性文学历程考察
台湾研究?文化与人物 1996年第3期
从控诉、抗争到人格的重建
——当代台湾女性文学历程考察
黄丽梅*
女性命运向来是社会变革和社会思潮更迭的直接投影,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也正是人类对自身最原始的生存之根的思考,因而它历来为关心人类命运的作家所重视。但是,女性文学的产生却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是不可能出现的。一般认为,直到“五四”以后随着中国自身社会历史条件的质的变化及西方妇女解放思想的输入,中国女性文学才第一次从男性本位文化的水面上浮现出来,进入自觉的发展时期。
作为中国女性文学一部分的当代台湾女性文学发韧于50年代,经过60、70年代的求新求变和80年代以来的“新女性主义”浪潮,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台湾女性文学不仅继承了中国“五四”女性文学的传统、不断吸收当代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影响,更立足于台湾本土的文学环境,因而呈现出与大陆女性文学颇不相同的艺术景观。纵观40余年来的台湾女性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女性从哀怨控诉到叛逆抗争,再到反省救赎、重建人格的艰难历程,而这也正是当代台湾现实中女性所走过的路。
一
50年代至60年代初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奠基期。给两岸中国人带来巨大心灵创痛的社会变动,因缘际会地为台湾文坛带来了一个颇具才情的女性作家群。比较活跃的女作家就有苏雪林、谢冰莹、林海音、琦君、张秀亚、孟瑶、徐仲佩、钟梅音、艾雯、刘枋、潘人木、王文漪、繁露、蓉子、林泠、张漱涵、郭良蕙、琼瑶等等。据余光中对《中国现代文学大系》中作家背景的统计:“小说入选的一百多位作家之中,女性约占四分之一……散文入选的作者几乎一半是女性”。 可见当时女性作家创作风气之盛。
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通俗文学,主要是言情小说。在当时“言必反共”的“反共八股”盛行的污烟瘴气中,一批女作家以纤丽轻巧的文字,描写缠绵悱恻的爱情,给台湾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尽管遭到当局的有意排斥,但却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张漱菡的《意难忘》、《七孔笛》和郭良蕙的《心锁》都曾轰动一时,具有代表性。这类作品,用施叔青的话来说,表现的“总是苍白美丽而不快乐的女主角及其浪漫的爱情,文字上直承三十、四十年代的唯美滥情” 。不过,上述作品却开启了台湾当代女性言情小说的先河。至60年代,琼瑶从具有自传色彩的《窗外》发表后,一发不可收拾,更是以一出出带有“琼瑶模式”的爱情悲喜剧,将言情小说所能有的影响发挥到极至,但成功的市场效应并不能掩盖作家女性意识的淡薄,仅从女性文学史的角度看,这类作品的存在价值是很有限的。
第二类是所谓的纯文学,以林海音、琦君、张秀云、孟瑶等的小说为代表。林海音的一系列“婚姻的故事”,以“生为女子的悲剧”为主题,集中展现了在封建婚姻枷锁中女性的不幸与哀
*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当代文学专业94级硕士研究生。
怨。《殉》中的主人公为给病危的男人“冲喜”而与之完婚,最后成了一件活的殉葬品。《金鲤鱼的百裥裙》中的金鲤鱼永远跳不过为妾的“龙门”,可怜到连渴望在儿子的婚礼上,穿上显示母亲地位的百裥裙都不行,死后竟也要从边门出殡。《烛芯》中的启福太太、《晓云》中的晓云等女性上演的是同样的女性悲剧,她们为妻为妾,都不能得到作为一个人的公正待遇,身心倍受蹂躏。类似的是琦君的作品。她的名篇《髻》借对两位女性的发型的描述宣染,揭示了旧式女子无法自立,忍辱负重的悲剧命运。
50年代台湾女性作家多是出生于“五四”前后,在大陆受过良好教育,随国民党去台的外省籍作家(林海音虽为台湾苗栗人,但却是在北平成长起来的),而在日据时期颇为活跃的台籍女作家如叶陶、黄凤姿和杨千鹤等,则因语言障碍等原因在创作上陷入沉寂。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作品基本上仍延续了“五四”女性文学母题,多以对大陆时期生活的“怀旧回忆”为题材,即使表现台湾的现实生活,也多限于外省人的圈子之内,与台湾的本土文化是相当隔膜的。这些面容愁苦的旧式女性,既无经济上的独立,又无人格上的自觉意识,有的只是对自身命运的温和的哀怨与控诉,却少了莎菲那种强烈的个性主义和叛逆精神。女性作家更多的注意对造成女性悲剧的封建传统制度的批判,人道的关怀远远超过女性意识的烛照,从叙事的态度到艺术氛围,“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显示出女性化十足的阴柔美,表明她们更多的在寻求社会对自身不幸的同情(而这个社会又是一个男权的社会),少有对这种不公正现象的积极抗议,更缺乏对长期处于这一境地中女性自身性格积淀的反思,因而离真正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解放的命题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二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除了前述诸家持续创作之外,一批在台湾本土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女性作家迅速走上文坛,并成为女性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其中有以小说见长的陈若曦、聂华苓、於梨华、欧阳子、施叔青、李昂、黄娟、季季、曹又方等;以诗见长的如陈秀喜、杜潘芳格、洪素丽等;以散文见长的有刘静娟、张晓风、罗兰、薇薇夫人、三毛等。这些作家创作之初,大多正逢现代主义风气盛行之时,于是她们开始尝试以现代派手法表达“生为女人的悲哀”这一传统的女性主义命题,为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她们的作品更集中于爱情婚姻题材,人物的活动背景完全突破了上一时期的狭小格局,多表现当代台湾都市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在写作技巧上,她们也打破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原则,以大量充满变态、颠狂、梦魇的潜意识骚动,曲折地表现人物的深层心理,展现“现代人”在“文明社会”荒芜、流浪、无所归依的心境。欧阳子以同情的笔调表现“现代女人”的“黑暗的心”,追求“心理写实主义”,是典型的现代派作家。她的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是同性恋、恋母情结等变态性心理,《那长发的女孩》写寡居的母亲为了独占儿子的爱,竟忌恨与儿子谈情说爱的长发女孩。施叔青也善于用细致的笔触表现“在肉体上、心灵上、或精神上受过创伤的畸人”,她的《窑变》、《牛铃声响》中的方月、安安,在貌似幸福的婚姻中不知不觉丢弃了最初的理想,失去了自我,沦为男人的附属品,其心理体验与传统的怨妇有了很大的不同。
60、70年代探讨女性命运的现代派作家中,陈若曦最值得一提。她这一时期的作品《灰眼黑猫》、《妇人桃花》、《最后夜戏》都是以女性的种种不幸、挣扎为主题。《灰眼黑猫》的情节支架是一桩旧的封建婚姻中一个美丽的女性的惨死,似乎并未超越女性创作中控诉式的风格,但作者运用了象征隐喻等一些现代派手法,一只象征死亡的灰眼黑猫幽灵般地在主人公文姐短暂而苦难的一生中徘徊,试图暗示身为女人的文姐的不幸早已注定,而不是由于其父在酒醉后轻
率地错配她的婚姻这一偶然因素。女作家试图上升到神秘莫测的命运高度去探索传统女性的悲剧,但作品中灰眼黑猫的随时降临与文姐命运的发展稍显牵强,现代的技巧与故事的构成尚不能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她的另一篇作品《乔琪》中乔琪的苦闷焦灼让人很容易联想起三十年代丁玲笔下那位莎菲女士,同样苦闷焦灼的呓语独白,在莎菲的心灵中燃烧的是女性意识觉醒、性意识觉醒的渴盼与焦虑。而身处现代文明中的乔琪心中挣扎的却是被占有、失去自我的恐惧。父母离异,男友善妒,他们都在争夺她的爱,想把她据为己有,却没有一个人了解她,关心她对生命的孤独感和恐惧感。爱情已不再是乔琪这样的现代女性顶礼膜拜的圣物,保持人格的完整,人身的自由独立才是她最迫切的需求:“我怎能完整,怎能得到解脱,既然我总是被占有的目标?妈咪要占有,陆成一也要占有,即使能逃到另一个陌生的国度,我又怎能逃脱这些人性的枷锁呢?不是他人的错,我觉悟了,是我自己恐惧被占有,我厌恶属于任何人”。这与以前那些为了爱情自由苦苦抗争的女性形成了令人瞠目的反差。
应当说,现代派带给台湾女性文学的不只是一种技巧,还有对于女性的一种新的观察角度和思考方式。这一时期的创作,整体上已超越前一阶段压迫与被压迫、男人与女人的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主题,她们的作品不仅探讨了传统婚姻家庭中女性一方所承担的不幸,以及社会传统道德文化给女性造成的压抑,还把笔触探入女性的心理底层,描述她们对自身处境的思索与反抗,她们对自己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感知探索,和对人格独立、生命的自由完善的追求,从而具备了一些现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的因素。
三
80年代以后,台湾女性作家明确地打出“新女权主义”的旗号,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权问题的探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受7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女性主义、女权运动的影响,新女性作家们严厉批判男权文化制度观念对女性情感的压抑,对女性人格尊严的漠视与扼杀,她们塑造了一系列具有自我觉悟自我完善精神的新女性形象,充满信心地期望女性能由“自觉、自爱进而达到自强与自立,不仅在经济上,在思想与能力上也达到自主和独立”,这使她们的作品从风格到内容都与以前的女性作家有很大的差异。
这一时期活跃的女性作家,在小说方面就有曾心仪、陈艳秋、袁琼琼、钟玲、萧飒、西西、洪祖琼、黄有德、彭小妍、廖辉英、李昂、陈烨、吕秀莲、苏伟贞、周梅春、许台英、朱天文、朱天心、张曼娟、吴淡如、朱秀娟等;在诗歌方面有席慕蓉、冯青、张香华、洪素丽、利玉芳等;在散文方面则有龙应台、陈幸蕙、方娥真、廖玉蕙、胡台丽、方梓、黄怡等。
她们大多生长于传统家庭但接受的是现代教育,女性意识比前代作家大为增强,得以从传统的道德文化中走出来,冷静地审视女性自身的弱点,挖掘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廖辉英1982年获第五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的《油麻菜籽》,便是对女性传统宿命反思的结果。这篇被称为“台湾女性成长的珍贵记录”、“写尽台湾妇女30年悲苦生活”的作品,通过一个传统女性30年的悲苦生活,揭示了妇女命运、地位以及自身解放等多重问题。女主人公最大的悲哀并不是30年婚姻生活的坎坷不幸,而是她对这种不幸的屈从和认同。她认定女人是油麻菜籽命,落到哪里长到哪里,她先是成为这一父权秩序规定下的命运观的牺牲品,最终又成为这种传统伦理观念的捍卫者,如果可能,她同样会在麻木中把女儿送上同样的男性统治的祭坛。对男权文化秩序的认同已渗透到女性集体意识的潜层,使她们完全以男性的眼光看待女人,以男性权威的要求来规范自身行为与命运,最终使她们失去自我,沦为男性社会的奴隶或物化为某种附属品。这是女性自身的深层悲哀,是传统文化重压下女性人格精神的被戕害。《油麻菜籽》深刻
地反思着女性的这种沦落和物化现象,从女性自身寻找悲剧的根源,以求重新找回女性的人格的尊严,把握自我的命运。
最典型地代表对这种男性权威强烈抨击与颠覆的是李昂的《杀夫》。这篇于1983年发表在台湾《联合报》上的中篇小说,有着极其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林市几乎承载了女性的所有不幸:她是孤儿,还要背负强加给惨死的母亲的耻辱;她饥寒交迫,又被叔父以一张“肉票”的代价卖给屠夫陈江水为妻;她需要的是一点点温情,而陈江水要的只是女性的躯体,控制它,强暴它,侮辱它,以发泄最原始的暴力和兽性。在这种极端的耻辱迫害中,在半疯狂状态下,林市终于举起杀猪刀把熟睡中的男人砍成碎片。林市杀夫是一种彻底颠覆父权的象征,是千百年来被压抑的女性潜力震聋发聩的暴发。小说的发表在台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虽然是从‘负面’角度揭发女性性问题阴暗面,却间接影响了其后试图以所谓‘正面’角度描述女性情欲的作品——它开启了女性作家诚实面对、探讨女性身体的一扇门”!。
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女性苦难的真实展示,促使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作家们进一步思考探索女性生存境界,创作出大批探讨女性出路的作品,如曾心仪《彩凤的心愿》、廖辉英《不归路》、萧飒的《如何摆脱丈夫的方法》、朱秀娟《女强人》、《丹霞飘》、袁琼琼《自己的天空》、《小青与宋祥》等。廖辉英1982年出版的《不归路》是最早探讨现代女性追求情欲问题并产生很大反响的作品,“不归路”已成为单身女人介入他人婚姻关系的代名词。中国的女性一贯被教导要放弃自己的各种欲望,以换取她们在家庭社会中稳定的名分,但李芸儿为了自己的情欲,为了托身于方武男,却甘愿放弃家庭、金钱和社会地位,离家出走做成衣设计、开餐馆,倍尝艰辛。她是夹在新旧道德观念中的一个“伤痕女性”,在妇道森严、女性情欲追求还不被认同的时代,李芸儿是是敢于追求情欲的勇敢的女性,尽管她在追求的过程中饱受羞辱,毫无尊严。《自己的天空》里的静敏跨出了比李芸儿更为勇敢的一步。一贯依赖丈夫的她,在被丈夫抛弃后,竟然发现依靠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她坚强地奋斗着,终于在事业上开辟出“自己的天空”,成为一个“有把握的女人”。经济独立的静敏似乎终于走出了随时会受制于男性的传统女性角色,活在另一个新的角色中:她可以随意选择做人情妇,也可以痛痛快快拒绝结婚。但是,同80年代大部分探讨新女性问题的作品一样,《自己的天空》仍然是女性夹在传统与现代,奴役与独立间一种不彻底的质疑与叛逆。这些所谓新女性开始自强自立大都出于无奈,因为再也没有丈夫之类的角色可以依靠,而且即使她们自立了,也仍然难以超越男性所规定的某些意识模式,更不可能自觉地超越女性解放最根本的障碍——夫权制。正如张诵圣评《自己的天空》所说,它“很适切地描述了传统婚姻如何阻碍一个女人完整的人格发展以及女性的自我价值观等等女性主义议题,但是这一个故事却因在另一方面支持了进步的‘自由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婚外性关系模式,不自觉地又落入由男性立场定义的‘女性化特质’(fem ininity)概念”?。
李芸儿、静敏、林欣华(《女强人》)、小青(《小青与宋祥》)、苡天(《如何摆脱丈夫的方法》)等一大群女性在80年代的新旧价值间,在爱情、婚姻与自我不能两全中挣扎拼杀,试图寻求女性的自我定位。相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悲苦女性角色,她们已经拥有了反抗的勇气和能力,已经迈出了女性独立与解放的大大的一步,但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她们的反抗充满了来自于自身观念的束缚,她们的独立也掩盖着扯不清的来自于男人和社会的牵绊,“女强人”仍然不能成为和谐公平的两性关系中理想的女性。
早在1974年就以《新女性主义》一书闻名的吕秀莲,是80年代新女性文学的旗手,她的《贞节牌坊》、《这三个女子》等作品都成了新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前者“是就传统贞操观念所作的‘世说新语’”#。作品中的主人公蓝玉青因家遇变故,为偿父债不得不做舞女,但却能
维持独立人格,将贞操观念“从礼教的桎梏提升为人性的修炼,从被动的束缚转换为主动的操持,更从女性片面的伦理扩充为两性全面的道德戒律”?,并与“新男性”叶明真诚相爱,显示出两性和谐的理想主义光彩。后者则透过起点相同而际遇各异的三种女性人生状态,探讨了知识女性在两性社会中的人格建构和理想位置。不管是理想型的“新女性”高秀如,还是矛盾型的许玉芝、家妇型的汪云,最后都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奋斗中走向了新女性的成熟,成为不断走向自我觉醒和人格重建的女性楷模。吕氏在《新女性知多少》里明确表示:新女性并非以男性化、重女轻男为目标,而是崇尚阳刚与阴柔兼具、权力和义务平衡,并愿与有理性、重人道的新男性携手缔造更融洽、更繁荣的两性社会%,上述作品无疑体现了作者的这一理念。但就80年代台湾的社会现实而言,新女性主义显然还不能造就真正的新女性的,因为女性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女性在台湾现实社会中的“弱势团体”地位与新女性主义的期待更是十分遥远。
四
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台湾政治文化环境的进一步开放,台湾女性文学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其中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是,与妇女运动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显示“新女性主义”主张借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的双重助力,已被推进至社会运动的新阶段。
以何春蕤、张小虹、李元贞、吕秀莲、杨美惠、黄毓秀、顾燕翎等为代表的所谓“激进女性主义者”,是当前台湾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整个女性主义思潮中占据主流地位。何春蕤于两年前喊出了一个具有震动性和争议性的口号:“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将女性主义从经济自主、婚姻自主的层次,推向“身体自主”的层次。黄毓秀主张女性要做敢于“屠龙”的“女英雄”,向以“龙”为象征的男性本位文化挑战。在何春蕤、李元贞、朱天文等“激进女性主义者”的作品中,产生了不同于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建构,与前代情爱小说在内涵上截然不同的情欲文风膨胀,如何春蕤的《豪爽女子》,李元贞的三部“私语”——《爱情私语》、《婚姻私语》、《青涩私语》,成令方的《抓起头发要飞天》、朱天文的《荒人手记》等,性的探索与描述更加坦然。凸显自我,以同性恋为题材写作新感观的女性构作也极为流行。这也是90年代台湾社会政治方向迷乱、文化内涵虚无,人们内心荒芜迷茫、渴求更多跃动变幻的必然结果。
与主流思潮有所不同的是以曹又方、王碧莹、朱秀娟等为代表的“温和女性主义者”。她们认为“女性只需要自我努力加上一点运动,便可以成为‘全面成功的女人’”&。她们笔下的女性都是得到“好男人”宠爱的“幸运女人”:既得到经济自主,是事业有成的女强人,又精于形象包装,是“风姿绰约”的温柔女人。为了阐释自己的主张,朱秀娟专门写了《我把女强人变温柔了》,试图以“温柔的女强人”来兼顾、应付来自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这些女性身上既没有“激进女性主义”笔下的偏激与强烈的抗争性,又可拥有感情和经济的自主,似乎都是“全面成功的女人”。但是,“风姿绰约”这一标准仍要受制于男性眼光,显示其女性意识的局限性。
从50年代开始,台湾的女性文学就一直关注女性自身的命运,特别在7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思潮兴起之后,妇女的解放,女性人格的重建,新女性形象的设计,都成了女作家们最关心的命题。从她们充满义愤与激情的笔下涌现出一大批觉醒的新女性,她们走出了家门,走出了男人的保护与束缚,成了独立的职业妇女,“女强人”,挣来一片“自己的天空”。但这依然是一片充满矛盾与不平衡的天空,而其中最大的因惑是女性难以超越男权文化秩序规范出的女性传统意识,女性主义作家要求颠覆父权制或身体的解放,也不能超越二元对立的结构。男女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天空只有一个,一个平衡的天空需要男性和女性共同支撑,两性需要互相尊重,
互相欣赏,互相补偿。我们期待于不久的将来,在台湾女性文学中看到更为理智而成熟的女性作品,它能实现“对女性化和男性化(变态的女性化)的消解与超越”,“既摆脱了男性本位文化,也摆脱了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的制约”,进入更为自然的“无性化”状态 。
注释:
转引自杨匡汉《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第229页,上海文艺1995年12月版。
施叔青《试论台湾女作家》,《文艺报》1985年12月7日。
吕秀莲《新女性主义》,转引自任一鸣《台湾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简瑛瑛《屠刀上闪烁的月影》,台湾《中国时报》1996年1月8日。
?转引自刘叔慧《女人们》,台湾《中国时报》1996年1月9日。
#?吕秀莲《铁窗下摇笔杆?自序》,《这三个女人》,北方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转引自朱双一《台湾文学中的“新女性”角色设计》,《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1期。
&陈玉铭《台湾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台湾《文讯》127号。
参见余斌《论中国女性文学纵深意识的演进》(《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按照余文的观点,女性文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女性化、男性化、无性化。无性化才是女性文学健康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女作家将自己的性别角色收起,而是对女性化和男性化(变态的女性化)的消解和超越”,“女作家的性别角色仍然存在,其存在外化为一种女性美学的神韵,它不是刻意营造、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一种自自然然的呈现”。
(责任编辑:刘国奋)
简论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
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 有人说21 世纪是女性文学的世纪, 这个说法是否预言了事实只能由未来见证, 但它至少反映了当今世界女性文学的辉煌成就、蓬勃生机和发展态势。女性作家们活跃在文学的舞台上, 从浅表的意义上来说给这个长久以来由男权话语统治的人类精神园地带来了更加丰富的果实; 从深层的意义上说促进了人类两性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存, 从而提升了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通过女性文学的发展, 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西方女性文学的历程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变迁。正如艾丽斯·沃克在其著名的散文“寻找母亲的花园”中所说: 我们的母亲和祖母们不是圣人, 而是艺术家, 她们内心有永不停息的创造力。确实, 女性自始自终都拥有艺术的创造力。在西方, 女作家几乎与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史同在。古希腊文学乃西方文学之滥觞, 其间就有一位与荷马比肩而立的女性——被柏拉图称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女诗人萨福。萨福一生写过九卷诗, 但留存下来的只有两首完整的诗和一些残句, 她用简洁自然的诗句写出了自己复杂的心理变化, 受到西方历代诗人的推崇。然而, 嗣后两千年的西方文学史中, 从雅典的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至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顶峰莎士比亚, 再到德国狂飙运动的倡导者歌德, 在一连串我们铭刻于心的名字中间却难见一位女性。19 世纪以前的西方女性要想写出一部天才作品几乎是难以成行的壮举, 因为她连拥有一间属于自己房屋和足够维持生计的钱的最基本愿望都不能得到满足。不是女性失却了她们的艺术天赋, 而是两千年来, 西方女性在男权肆虐的社会里饱受性别歧视, 艺术创造力受到严重压抑。在这样的处境中,虽然也有极少数女性通过写作使自己的才华得到流露, 但其作品往往按照男权标准的衡量而被斥之于经典之外, 最终埋没于岁月的尘封里。 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女性文学产生于19 世纪。那是随着人权运动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在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人权等思想的影响下, 从19 世纪30 年代起, 西方开始了一场为女性争取教育、政治、法律和经济等方面权益的女权运动。与此同时, 女性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黄金时期, 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和作品。至20 世纪60 年代, 女权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在对父权制思想文化本身提出质疑的同时, 人们也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女性作家和她们的作品, 不仅重新审视父权制传统下的文学经典, 而且开始研究女性文学的意义。如今, 女性文学在西方的发展已呈波澜壮阔之景观, 从历史到现状、从精神到身体, 从风格到题材, 多元并陈, 色彩各异, 全面地反映了西方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风貌。本文试以时间为脉络, 对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做一简要梳理和评论。 一、西方女性文学的滥觞 西方女性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但根据目前的史料, 这一时期有名望的作家无一为女性。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编撰《诺顿女性文学选集》时, 穷尽故纸堆才发现, 英国中世纪留下笔墨的仅有三位女性: 离群索居的女修道士朱丽安, 献身基督教的玛格丽·坎朴, 以及生平事迹不详的朱丽安娜·伯纳斯。文艺复兴时代除了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一世, 有作品见诸于史的还有玛丽·锡德尼·赫伯特——著名诗人菲里浦·锡德尼·赫伯特的妹妹, 英国第一位出版诗集的女性伊莎白拉·惠特尼, 第一位从女性角度改写圣经中人类堕落的故事艾米丽亚·兰叶, 以及伊莉莎白时代最多产的女作家伊莉莎白斯·卡丽, 她17 岁就写作了诗剧《玛瑞姆的悲剧》, 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创作的全本剧本, 描写了女性面对婚姻和男权的矛盾心理。这些女性作者都与王室宫廷和教会有密
三十年台湾香港流行音乐感想
祝帅：两岸三地的歌课后感想祝帅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精彩的歌曲文化感悟课，感受很是深刻，当祝老师娓娓道来他的当年听这些三十年来的流行音乐的个人感悟和对其中所代表的文化的解读时，就更加吸引我了。 通过祝老师对三十年来流行音乐的变化的阐述，我感受到了，文化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有文化的解放和对自由的追求，其中“唱自己的歌”活动还表现了不仅仅是台湾人民的对自己的乡土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国自我认同的追求，还体现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潮流，那就是表现自我，彰显自己的存在价值。 其中给我印象很是深刻的一点就是祝老师经常提起一句话，就是这个不是中国人自己创作的歌曲，所以我在推荐列表里没有列出来。这一段话给我一点启发，就是不论是歌曲创作还是科技创作，不管是文学还是纯科学的事物，当一个以创新为特点的事物被精心创造出来，有很大的可能被人珍视。而仅仅是对外国的现有事物进行表观性改造，不一定能出现好的作品（当然好的作品还是有的，不能以偏概全）。 还有祝老师不仅是想我们提及流行歌曲文化，还向我们介绍了一种市场化的包装给艺术界带来的危害，其中老师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一点说，台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确实在我们华语音乐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承担着改革的先行者形象，但是在这五六年以来，台湾的流行音乐有着过于娱乐化的倾向，这导致了台湾音乐的停滞不前和一些真正的音乐难以重现，给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因此，台湾的流行音乐前景堪忧。这个也引发了我的深思，当一件事物被娱乐话过分包装以后，就失去了他原来的风采，也丧失了原来的质朴。而脱离了本真的思想感情的音乐必然会被腐蚀。 其中对“风告诉我”感受很深。歌词如下。 风告诉我 风告诉我春悄悄走 海鸥飞了好远好远 没有人问他从哪里来 蓝天里有多少白云 没有人问他何处去 风告诉我春悄悄走 也许你要说声再见 勿忘我在故乡等着你 如果你在遥远的地方 如果你在遥远的地方 想起我请你呼唤我 小燕儿飞呀飞 可知我深情 告诉我快告诉我 他是否曾在夕阳下 他是否曾在月亮下想念我 故乡的风很是好，所以把歌词抄了下来。 故乡的风歌词 南方故乡吹来的风 带着潮水的呼唤
浅析外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docx
浅析外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一.渡边澄子与《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 渡边澄子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研究者，大东文化大学名誉教授，并对野上弥生子等近代女性文学家进行研究，是日本著名的女性文学批评家。著有《野上弥生子研究》、《青踏的女性—尾竹红吉转》、女性作家评论系列的《与谢野晶子》等。渡边澄子所著的《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是通过对樋口一叶、清水紫琴、野上弥生子、平林泰子、佐多稻子、岸田俊子、与谢野晶子、宫本百合子八位日本当代著名女性文学家以及其主要作品的进行研究分析，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深入探究日本女性主义文学。这些勇敢的女性作家们不甘于受到不平等社会制度的束缚、生存的价值受到的否定，她们勇敢的追求自我的实现，通过笔端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激励女性们自我崛起、勇敢地与生活抗争，这是日本近代女性文学的重要意义。 二.渡边澄子对樋口一叶及其代表作品《自焚》的评价 在《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一书中，渡边澄子称樋口一叶为新的飞跃，一叶是明治时期著名的女性作家，在其短暂的生命中留下多不不朽的著作。一叶生活的时代，是深受男尊女卑思想控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男性甚至对女性使用尊敬的语言都会受到世人的嘲讽。一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进行创作的，其创作的作
品皆是描写在那样的时代生活的女性的悲惨命运。渡边对一叶的评价极高，她认为一叶是一位已超越喜怒哀乐、拥有最高级别感情的女性作家。在评论一叶的小说时，她没有像一般的文学评论者一样，选择《十三夜》、《青梅竹马》、《闽江》这类被称为一叶的代表作品去评论，而是选择樋口一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的小说《自焚》去仔细解读。创作《自焚》时，一叶已染病在身，该作品是一叶一边与病魔做斗争一边竭尽全力撰写的苦心之作。 小说《自焚》讲述了美尾与町母女二人悲惨的婚姻生活，揭露了在黑暗的封建思想和金钱至上的观念的迫害下，妇女的悲惨遭遇以及悲剧的传承延续性。母亲美尾是一个非常美丽、向往过富足美好生活的女性，但丈夫与四郎平庸不上进，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对妻子呵护有加的，但实质上只把美尾当作美丽的私藏品看待，并没有把她看做是有诉求有平等地位的人来看待。美尾在多次劝说丈夫与四郎努力上进未果后，在自己母亲的蛊惑下决然地放弃家庭，离开丈夫女儿离家出走依附于权势利益。与四郎在美尾出走后，感到受到奇耻大辱，开始不择手段地敛财，长期的劳累致使身体严重受损，早早离世，对于女儿町他毫无关爱，草草将其嫁给大她十几岁的上门女婿金村恭助。女儿町在缺乏父母疼爱的环境中渐渐长大的，虽然集财富与美貌于一身，最终也难以在黑暗的社会制度下得到好的归宿。恭助并非真正爱慕町，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综述
MOUNTAIN FLOWERS 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写作都是女权主义的，但许多女性主义文本反映了女权主义所关注的问题。在文学批评界，传统的文学批评因为倾向于以男性经验为基础进行普遍性的阐述而受到攻击。传统批评方式认为文学经典作品表达永恒不变的真理，而这种真理不受性别等世俗问题的影响。女权主义者则认为，这种批评方法拒绝承认经典文学作品常常推崇男性价值观和利益，从而使得男性偏见制度化和机构化，女性主义者因此必须提高女性对于性压迫这一事实的觉悟。这一时期的开拓性文学批评作品《性政治》选用了男性经典文学作品作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披露了在文学这种父权意识文化产物中的性别偏见和性暴力，解构了经典文学作品中被贬损的女性角色塑造。女权主义者力图通过提倡对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重新评价来唤醒人们对于女性价值的再认识。第二次浪潮中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在揭露文学作品中父权偏见的同时，还努力挖掘和定义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包括寻找和再版那些被湮没被遗忘的女性作家及作品，以及对于女性生活、创造力、风格、体裁、主题、形象等性质的重新定义。随着性别意识的不断加深，女权主义者大力提倡一种抵抗性阅读，其目的在于揭露女性是如何被迫去认同文本中压迫女性的性别偏见的，并且培养一种真正从女性视角进行阅读、拒绝与自己的压迫者合作的女性读者。这种观点在朱迪丝?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的作品《抗拒性读者》(The Resisting Reader，1976)中得到极为充分的表达。 女性主义质询在人类社会中，妇女为什么总是扮演从属于男性的角色。它关注在历史中妇女的生活是怎样变化的，探讨女性的经验与男性的有什么不同，不管是作为一种实质性的本体论或者心理差异的结果，还是作为历史印迹和社会结构的结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女性创作的文学是怎样表达或表现女性生活与体验的特点的。它也研究男性主宰的法则，以了解男性是怎样运用文化来推进他们对女性的主宰的。 从总体上讲，女性主义有一个漫长的政治史，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至少在英美发展成了一种实质性的力量。照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的说法，弗吉妮娅?伍尔夫(Virginia Woolf)是“当代女性主义论争开创之母”，她宣布了许多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她本人也成了某些论争展开的场地；伍尔夫的两个关键文本对女性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即《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1929)和《三个畿尼》(Three Guineas, 1938)。她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女性与男性相比在物质上的不利，第一本书集中讨论女性文学生产的历史与社会语境；而第二本则讨论男性权力与职业(法律、教育、医疗等领域)之间的关系。 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她还争论说，女性写作理应发掘女性经验，而不应该只是对两性经验的比较和对照。因此，这篇文章成为探讨女性写作传统可能性的一个早期宣言。伍尔夫对女性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她认识到性别、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能够受到挑战和发生形变。她拒绝“女性主义”意识，要求自己的女性性(femi-ninity)处于无意识状态：“像女人那样写，但是像一个忘记自己是女人的一个女人”(伍尔夫)，她挪用了布鲁姆伯里文人圈子里“双 性同体”(androgyny)的性伦理，希望在“男性”的自我实现与“女性的”自我消灭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在这一点上，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特别是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伍尔夫在两性冲突中采取了一种被动的撤退立场，但托里尔?莫娃（Toril Moi）则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她认为这是伍尔夫的一种策略。莫娃借取了克里斯蒂娃把女性主义与先锋派写作结合在一起的观点，提出伍尔夫的兴趣并不在男性与女性写作的平衡上，而在固定的性别身份的彻底移置上，她在自己的现代主义小说中打散了那些固定的观点，从而拆解了本质主义的性别观。 莫娃争论说，伍尔夫反对的只是那种颠倒了大男子沙文主义的女性主义，她对女性写作的独特性有十分清醒的意识。她认为，女性写的之所以与男性写的不同，并不是因为她们在心理上与男人不同，而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地位上与男人不同。因此，她要写作女性经验的意图就是要发现描写女性生活受到限制的语言表达形式，她相信，当女性最终获得了与男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平等之后，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她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了。 照哈姆(Maggie Humm)的说法，波伏娃及其《第二性》则成为“第一潮”女性主义的终结。《第二性》显然充塞着第一潮阶段的“物质主义”，但它也认识到两性之间在利益上有广大的不同，并严厉抨击男人在生理、心理与经济上对女人的歧视，从而召示了第二潮女性主义的到来。 此书极为清晰地确立了现代女性主义的根本问题。当一个女人试图界定自己时，她开始时一定说“我是一个女人”；而没有一个男人会说“我是一个男人”。这一事实揭示在“男性的”(masculine)与“女性的”(feminine)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男人界定的是人，而不是女人，这种不平衡可以追溯到《旧约》。女人散布在男人中间，没有自己单独的历史，没有自然的团结；她们也不像其他受压迫团体那样结合在一起。女人被铆进了一种与男人不平衡的关系中：他是“一个人”，而她只是这个人的“他者”。男人的主宰巩固了一种屈从的意识形态气候：立法者、牧师、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竭力说明，女人的从属地位是上天的意志，对人世是有利的。按照伍尔夫的说法，女人作为“他者”的假定被女人自己进一步内化了。 波伏娃的著作仔细辨析了性(sex)与性别(gender)的差异，而且看出了社会功能与自然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波伏娃）。正是与生理学、心理学、生殖、经济等相关的阐释系统建构了那“另一个人”(男性)的在场。波伏娃对“是一个女性”(being a female)与“被建构成‘一个女人’”(being constructed as‘a woman’)作了重要区分，由此她能够在女人只要求打破她们的客观化处境时彻底摧毁父权制。与其他“第一潮”女性主义者一样，波伏娃要求摆脱生理差异获得自由，她也同样不信任“女性性”，这样她也就与一些当代女性主义者划清了界限，后者更多地强调女性身体与无意识的重要性。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综述李丽琴 154
港台文学研究
大陆关于港台研究 (一) 持怎样的态度去评论香港文学,确实是个值得探讨 的课题。而目前研究、评论香港文学所出现的偏差, 也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在我看来,大陆学者不仅研究香港文学出现偏差,而且研究台湾文学也缺乏中肯、持平的态度。 今年二月初,笔者随香港作联代表团赴肇庆参 加粤港澳作家联谊活动。在座谈会上,我针对近年内地研究香港文学出现的不良倾向,坦率地提出自己 的看法。我毫不掩饰地指出:近几年内地学者、教授研究、评论香港文学存在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80 年代初大陆开放初期,内地评论界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香港文学,对香港文学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并冠之以“文化沙漠”、“通俗文学”、“色情文学”的帽子,有个别评论者甚至武断地认为香港没有峙纯文学”(即没有“严肃文学”).但到了近几年,内地评论者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大肆 把香港文学吹捧上天,往往是长篇大论,肉麻地把香 港文学高唱人云.更可叹的是,这些评论者,有不少 是专家学者、也不乏名校教授,实在令人惘然。 没料到我的简短发言,却引起在座作家朋友们
的热烈反响。广东社科院香港文学研究专家许翼心 认为,大陆研究香港文学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因 为存在许多“关系学”,有的“老前辈”人情难却.许教授还严肃地指出:内地评论者或许有这么一种想法:反正不在内地发表,便可放弃原则;有的评论者“把三流吹成一流”,从而自降身分。罗琅更一针见血地说,这些评论者是为了“报恩”,以便有机会申请 到香港交流,获得接待。 我们的发言得到在座的刘斯奋、陈国凯、欧阳翎 等广东作家的首肯以及港澳作家的认同。与会者一 致认为,如何正确研究、评论香港文学,或者说应该(二) 如众周知,大陆研究港台文学,是在1979年实 行开放政策以后篷勃发展起来的.此前,出于种种政 治因素,大陆文学评论界一直把港台文学视若洪水 猛兽,设置禁区,谁也不敢问津。后来拜开放改革之赐,评论界终于打破港台文学的禁区,有的人开始从 事研究港台文学。他们无论从宏观或微观的角度,或从历史的角度都认识到,港台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港台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两条重要的 支流,必将要汇合到中国文学浩荡的长河中去。 于是,港台文学的身价和地位在中国文坛获得
研究生读书篇目(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
研究生读书篇目：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版。 2. 【美】佩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 4.李小江，《女人：跨文化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5.任一鸣《解构与建构》九州出版社，2004年。 6.李银桥《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7.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8.玛丽琳J·波克塞《当妇女提问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广西妇女理论研究会出版《社会性别理论与实践》，2007年版。 10．王艳芳《女性写作与自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13．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4．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15．【美】琳达·诺克林等《失落与寻回——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美】卡米拉·帕格利亚《性面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英）弗尼吉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18.（英）罗瑟琳·科渥德（Rosalind Coward）：《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9.（法）埃莱娜·西苏(lelene Cixous)：《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0.（美）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作为妇女的阅读》，张京媛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肖瓦尔特创作第二个阶段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 弗恩的英国女性小说家》不同于埃伦莫尔斯等女权主义批评人士的观点，她认为女性文学传统是源源持续的，不是由仅有的几位著名作家 实现的，这其中还包括名贯古今的作家和被历史遗忘的普通作家。与 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历史上某些女性作家走红一时、转瞬即逝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事实被人们遗忘，造成历代女作家无法搜寻到属 于她们自己的成长历史，因此不得不重新翻看过去，反复地提醒和告 诫自己，女性应当充分增强自己的女性意识。透过维多利亚时代到现 在的英国小说来挖掘女性文学的历史特点，补充几位女性主义代表作 家之间的差距与不同。该书影响深刻，被赋予“时代杰作”之称，其 根本原因在于作品将长期被人们遗忘的英国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重读，在继承前人女性作家的优势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进行重新剖析，符 合时代潮流，并且手法独到。与此同时，该书将女性文学传统视为一 种“亚文化群体文学”，并指出，女性作家创作受亚文化影响深刻， 具有一定意义。总体而言，可将女性作家的作品划分为三个阶段。其 中最受关注的是女性阶段的创作，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史实方面， 都对女性文学史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女性批评要求通过女性自身的 努力重新建立女性文学传统，重新书写女性历史。女性作家们的友好 情谊由此显现，她们呼吁当代妇女增强沟通和联系，携手摆脱父权中 心文化的捆绑与束缚。“女性文学被称之为亚文学，仅仅一个‘亚’ 字就决定了女性在创作时必须顺从、依附于男性的知识、智慧和力量。肖瓦尔特提出了女性的理想化境界，即女性拥有很多金钱，并根据男 性的工作量付给他们酬劳。当然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法，所以肖瓦 尔特也提到了双性同体，即沃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中提出的男女 双性同体论。” 肖瓦尔特认为，女性批评重点在身为作者的妇女，对妇女创作的文学 的发展变化和结构分类进行分析。女性的心理学、语言学等相关问题 都在女性批评课题中进行了解释说明，少数女性作家或女性团体创作
黄春明作品集
3月12日至13日，中国作家协会和九州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行了《黄春明作品集》出版座谈会。 黄春明先生生于1939年，台湾宜兰人，是我国当代台湾著名作家，素有“小人物的代言人”之称。1998年10月，中国作协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与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人民大学华人文化研究所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黄春明作品研讨会。 为了增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让更多的大陆读者读到黄春明先生的作品，在中国作协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的协助下，九州出版社于2001年3月出版了三卷本的《黄春明作品集》，该书共收入黄春明先生60年代以来创作的《儿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青番公的故事》《锣》《溺死一只老猫》《莎约娜拉再见》《我爱玛莉》《苹果的滋味》等31篇作品，共计62万字。此次《黄春明作品集》的出版是黄春明先生的作品在祖国大陆的首次出版。3月12日上午，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主持了《黄春明作品集》出版座谈会开幕式，九州出版社社长杜大宁、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郑东宁分别致辞，对《黄春明作品集》的出版表示祝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出席了开幕式，并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向黄春明先生表示祝贺并对为黄春明先生作品集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的九州出版社表示感谢。他说，黄春明先生是一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著名作家，他从步入文坛的第一步起，就秉承了中国“五四”以来的优良文学传统，坚持为普通老百姓写作，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数十年来，他以丰富的生活经历，凭借对社会的热切关注、对乡土的真挚认同和对社会发展趋向的敏锐感知，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黄先生笔下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虽然穷困，备尝生活的艰辛，但在他们的身上却充分展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善良忠厚、勤劳坚韧、自尊自信、互助互爱、至孝事亲等等，他们以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在逆境中追求美好和幸福，也给读者以力量和希望。黄春明先生的作品不仅表现了巨变时期台湾社会中普通老百姓的命运，还以冷辣的笔触直指都市中的洋奴、买办，将作品的主题扩展到批判丧失民族尊严、崇洋媚外的种种社会现象，揭露日本殖民主义者对台湾的掠夺蹂躏。读黄先生的这些作品，如同纵览台湾几十年社会发展的形象画卷。黄先生刻画人物、驾驭语言的功力令人钦佩，他笔下的人物千姿百态，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形象。黄先生及其作品，是应该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重重写上一笔的。现在在祖国大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发生巨变，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矛盾给作家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如何肯于吃苦，勤于学习，真正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对于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作家也是一个新的考验。黄春明先生始终不渝地植根于社会，深入民众，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社会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践自己所信奉的“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的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文学”的文学主张，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个文学工作者学习。我相信，通过黄先生这套作品集在祖国大陆的出版，黄先生热爱乡土、热爱人民的情怀和关注社会的赤子之心，一定会感染更多的写作者和读者，赢得更多的共鸣和知音。 在随后由两岸学者共同主持的主旨为“新世纪再读黄春明”的《黄春明作品集》出版座谈会上，与会者从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承续、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黄春明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以及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等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深入探讨并充分肯定了黄春明的作品在21世纪的今天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论者认为，作为台湾“小人物代言人”的黄春明，其作品中有着深厚的“台湾情结”，而与此孪生共长、相辅相生的是他的“中国情结”。他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信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始终充溢着对中国的民族大义、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的坚决捍卫。走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道路，是黄春明创作的又一特色。不少与会者指出，黄春明的作品一方面抨击历史惰性，呼唤农业社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无情地针砭国民的奴性，倡导指引历史进步的民族化，因此可以说，他的作品既是田园生活的牧歌，又是民族古风的挽歌。与会者高度赞扬了黄春明作品中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和他对民
港台文学
港台文学对比 说起港台文学，我首先想到的是台湾的文学作品，比如《乡愁》、《城南旧事》，香港的电影《无间道》，武侠小说《鹿鼎记》、《射雕英雄传》。 其实，无论在形式或者内容上，港台文学都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在形式上而言，台湾的文学作品更倾向于小说、诗歌、散文，而香港则更倾向于电影、短篇、长篇连载小说。 这与两地的历史、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台湾在50年代后，大批大陆人士入住，文化习俗受到强烈冲击，整个社会处于调整期；同时国民党当局对于文化的传播有着严格的控制；而且，台湾的经济比较落后，电视电影等发展水平较低。而香港属于资本主义制度，城市化发展较为成熟，生活节奏快，实施以商业为主导的香港模式，电影更符合大众需求。同时香港纯粹的文学期刊不多且很不稳定。因此发达的报业给小说提供了重要阵地。很多长篇小说起初都是在报纸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发表阵地的“报纸化”，决不仅是发表方式的简单改变,这对小说创作的选材、叙述、结构、语言和手法都有很大影响。 从内容上而言，台湾文学的主旨大多与怀旧思乡有关，同时作品中总免不了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 台湾现代派先驱纪弦“槐树叶被夹在一册古老的诗集里，多年来，竟没有些微的损坏”，以在故国捡到的一片槐树叶作为自我寄托，表现出了深切的怀乡之情。我最喜欢的于右任的《思乡曲》中也写到：“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每每读来总忍不住欷歔慨叹。 白先勇的《台北人》由14篇故事组合而成，涉及到的人物从年迈挺拔的儒将仆公、上流社会的窦夫人、知识分子余嵚磊教授到退休的女仆顺恩嫂、帮佣工人王雄，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拥有着同样的历史背景——他们皆出生于中国大陆，都是1949年到台湾这个小岛的，而且他们在大陆的“过去”并没有随着迁台而完全消逝，在台湾也不真的是“新”生活，那些无法遗忘的回忆，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台北的现实生活。小说中处处充满着今日台北与往昔南京的对比，如钱夫人认为“台湾的衣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而“大陆货”则“细致”、“柔熟”。在她眼里，今是总不如昔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忧伤而无奈的怀念之情。从南京到台北，一切都已时过境迁。潜流于14篇中的撼人心魄之失落感，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遽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 作家陈映真称台湾文学为“在台湾的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脉”，“是以中国为民族归属之取向的政治、经济、文化运动的一环”。其实，从遥远的年代开始，台湾由于地缘的关系，在文学和社会形态上，承续的便主要是来自中原汉民族的传统。后来，由于政治原因，一大批大陆人士来到台湾，对于整个台湾的文化思想均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他们当中的文人作家也成为整个文坛的中流砥柱。对于旧生活的怀念，对于亲人故乡的思念都将整个文学带向了怀旧思乡路线。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简述
１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回顾 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经历了两大高潮。 第一个高潮从１９世纪中叶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主要目标是从法律上为女性争取财产权、选举权及受教育权。１８４８年，美国废奴运动积极分子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和卢克丽霞?莫特倡议、主持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并起草了女性主义第一个历史文件《观点宣言》。这是美国女性运动的第一次爆发，它其实是个体主义思想和女性在社会中从属地位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１８９５年斯坦顿编著的《妇女圣经》一书出版，掀开了女性对《圣经》中男性权威质疑与诘问的序幕。到２０世纪初，第一次浪潮进入尾声时，妇女在选举权、教育权和就业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女性运动的第二个高潮出现，运动的主要目标转向更深的层面。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女性主义从生物学、经验感受、话语、无意识和社会经济条件这五个方面对男子中心主义进行清算。如以自由主义女性为主体的女性主义理论关注从性别平等、性别中立转向性别差异和女性的独特性；激进女性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父权制。７０年代中后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重视对女性经典作家文本的解读，其中“女性视角”的提出构成了女性主义批评解读文本的基点。所谓“女性视角”，即用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关照作品，包括一套与男性迥异的阅读和写作标准。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伍尔夫， 美国的贝蒂?弗里、凯特?米利特、肖沃尔特，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等。其中，肖沃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试图为英美文学中的女性主义传统勾勒出一条线索，也即：（１）女权阶段（１８４０－１８８０）；（２）女权主义阶段（１８８０－１９２０）；（３）女性阶段（１９２０－）。较强调女性的性别特征。波伏娃《第二性》（１９４９）被誉为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经典。“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变成的。”这表明女性主义者开始不从生理上，而是从社会、文化上来考察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并认为法国和西方社会都是由男性控制的家族式的社会，女性在社会中是第二性的，是“他者”；还首次比较系统地清算了男性作家文学作品所虚构的“女性神话”，批评了他们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从思想和观念上给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多方面的启迪。２０世纪后半期法国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是克里斯蒂娃。通过采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她的符号学话语打破了传统语言定势的一统天下，目的是要颠覆作为男性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二分法，并超越这种充满菲勒斯中心的二分法；她提出的有关互文性的概念也给文本分析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由于第二次浪潮过于浩大，女性主义并未形成一个概念统一的学派，此后经过４０多年的发展，西方女性主义经受了不断创新、挑战、质疑与突破，从把女性视为被动的受害者到具有主动的能动者，从男女二元对立到多元的性别观，从身份政治到分裂矛盾的身份，从白人中心到后殖民女性主义，从后现代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这就是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和大致走过的道路。 ２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中西结合” 社会性别为女性主义者批评“男性逻克斯中心主义”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点，女性主义一切理论都从这里开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产物，它以女性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纲领，致力于挖掘女性在历史、文学、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从文学角度对性别歧视进行批判，从而达到发掘女性的语言、寻找女性文学史、重建文学新理论的目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不同的方法、角度、理论来研究的主题，主要有社会性别、性行为、种族、阶级、经典文学书目、再现角度、阅读、主观性、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欲望、身体、作家身份、母性、家庭等，其中以美、法、英研究最为突出。 这些国家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都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借鉴作用。一般认为，中国最先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是１９８１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四期发表的《＜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文学。还有在１９８３年选编了《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为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我国学术界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和研究日趋活跃，经过三、四代批评家的努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阐述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产生、发展的理论依据。有的批评家从马克思关于文学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关系的论述中阐述了女性诗学发展的必要性；有的从生理、心理的相互契合、沟通方面论述了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可能性；有的在不否定男女平等前提下，张扬女性的特殊性，以此建构一种自给自足的女性诗学；第二，在各种层面界定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内涵。批评界从主题、题材、体裁、结构、象征、比喻及叙事角度等方面寻找着女性特有的文学表达方式，探索女性主义文学的特殊性；第三，建立了一个以批评男性中心为支撑的理论框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猛烈轰击，揭示其压抑女性的真面目，呈现广大女性的现实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简述 石晓静 （太原理工大学阳泉学院，山西阳泉０４５００１） 摘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及其批评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下“中西结合”，结合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批评及中国女性的性别境遇而得到产生和发展，是一种非女权运动而产生的“文化批评”， 不断建立并形成自己的女性主义批评体系，但由于上路时间短，仍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关键词：女性主义；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Ｉ０４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１３６（２００７）０７－０１１３－０２ 科学之友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ｍａｔｅｕｒｓ２００７年０７月Ｂ １１３ －－
港台文学阅读书目
中文系高年级学生、研究生课外阅读参考书目 一、作家作品 《亚洲周刊》“21世纪中文小说百强”（2000年评选，台港海外华文作品38篇） 7、白先勇《台北人》15、陈映真《将军族》21、王文兴《家变》 23、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28、黄春明《儿子的大玩偶》29、金庸《射雕英雄传》31、金庸《鹿鼎记》33、赖和《惹事》34、王祯和《嫁妆一牛车》 35 邓克保（柏杨）《异域》 37、钟理和《原乡人》 40、李永平《吉陵春秋》 42、司马中原《狂风沙》 47、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 49、姜贵《旋风》51、西西《我城》 53、朱西宁《铁浆》 54、朱天文《世纪末华丽》 56、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60、施叔青《香港三部曲》 64、聂华苓《桑青与桃红》 65、王蓝《蓝与黑》 70、林海音《城南旧事》 72、刘以鬯《酒徒》 73、鹿桥《未央歌》 79、张系国《棋王》 80、黄凡《赖索》 82、李碧华《霸王别姬》 83、李昂《杀夫》84、古龙《楚留香》 85、琼瑶《窗外》 86、苏伟贞《沉默之岛》 87、梁羽生《白发魔女传》 88、朱天心《古都》 89、陈若曦《尹县长》 90、张大春《四喜忧国》 91、亦舒《喜宝》94、倪匡《蓝血人》 二、大陆地区台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著述 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上）（下）》，海峡文艺出版社。近期再版。 朱双一《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1999；《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曹惠民《台港澳文学教程》，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0，。 黎湘萍《台湾的忧郁︰论陈映真的写作与台湾的文学精神》，北京三联1994。 《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刘小新：《阐释台湾的焦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台湾文学与香港文学
台湾文学及香港文学 一、台湾文学 （一）台湾文学概述 由于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今天所谓的“台湾文学”，在时间上是指台湾被割让给日 本殖民者以后，直至今日两岸尚未统一这一特定时段的称谓。关于台湾文学的分期，一般 认为：台湾新文学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此前为古代、近代文学时期，与大陆文学相 一致。台湾文学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现代文学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1945年台湾光复，因这一时期台湾被日本殖民者占领，所以又称日据时期文学。当代文学阶段，从1945年台湾光复至今。 （1）现代文学时期（又称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大体与大陆的现代文学相呼应，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萌芽期：指20世纪20年代。台湾新文化运动是在大陆“五四”新文化革命的直接影响下 开始的。这个时期新文学运动的骁将为张我军，他以《台湾民报》为阵地，发表《致台湾 青年的一封信》、《随感录》等，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倡导白话文，向 旧文学、旧文人开火，言辞激烈。此外，赖和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发展期：指30年代初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个时期新文学的阵地逐步扩大，由报纸副刊 转向文艺副刊。主要作家有杨逵、扬华、朱点人等。 低潮期：至1937年至1945年。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得进步的文艺团体被迫解散， 文艺刊物停刊，新文学运动处于停滞状态。此时的重要作家有吴浊流（1900-1976），代表作为长篇小说《亚西亚的孤儿》。 （2）当代文学时期：指1945年以后的台湾文学，又称光复后文学。大体可以以10年为一阶段来划分： 50年代：“反共”和怀乡文学。1950年台湾成立中国文艺协会，推出机关刊物《文艺创作》，大肆鼓吹战斗文艺。与此同时，文坛出现了怀乡小说与回忆小说，如林海音的《城 南旧事》、张秀亚的《牧羊女》等。 50年代中、后期：现代诗歌在台湾兴起，涌现出三大诗社，最早由纪弦、郑愁予发起“现 代诗社”，随后，洛夫、痖弦组织的“创世纪”，谭子豪、余光中组织的“蓝星社”成立，这些诗人们的诗歌都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现代向倾向明显。
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至今仍在继续发展。它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因而有着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造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批判。它努力发觉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学传统，重评文学史；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关注女性作家的创作状况。它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女性主义写作方式。女性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改造和吸收了在当代西方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增强了它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 一、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背景和思想来源 首先，女性主义批评是西方妇女运动高涨的产物。 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在西方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就业、教育、福利和政治、文化各领域向现有的制度提出了质问，并努力将这种质问上升到对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的探讨。它包括妇女应是什么的问题，女性气质和女性特征怎样界定以及怎样重新界定的问题，它包括反对妇女作为供男性消费的性欲对象的战役，反对色情描写、强奸等暴力形式。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女性主义批评应运而生。它首先发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的存在（如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男性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性别歧视存在；及时女性作家的作品，多数也收到男性中心话语的控制），从而对之加以批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这样依托着争取女权的政治斗争的强大动力而发展起来的，它同时又反过来为女性政治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其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着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思想来源。 一是60年代起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转折，给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理论思路和方法上多方面的启示。当女性主义批评崛起的时候，正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走向没落、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转变、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日益扩大的时期。女性主义批评冲破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方法，注意吸收被新批评所摈弃的作家生平资料，并重视进行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分析；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对她们洞察妇女自身的地位及女性文学与阶级、种族冲突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帮助；解构主义则为她们消解文学创作和作品中的男女二元对立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二是女性主义批评继承了一些先驱者的理论创造。其一是弗吉尼娅·沃尔夫，她是著名的意识流作家。（1）她肯定了女性文学有不同于男性文学的独特题材、语言、风格等，并努力寻找妇女自己的文学传统。（2）她明确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3）她对妇女创作的考察常常注意从她们经济地位、社会阅历、文化教育入手，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不仅广泛的生活经验之门对妇女关闭，而且法律和习俗也严格限制了她们的感情生活。其二是西蒙·德·波伏娃，他在《第二性》中指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这种”女性是形成的“观点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对后来全世界的女性运动发生了重要影响。
女性主义参考书目
女性主义参考书目 1、【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2、【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6、【英】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 7、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浮出历史地表——现代 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王绯：《女性与阅读期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9、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挪威】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林建法等译，长春：时 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1、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2、【美】莫瓦：《性别/文本政治》，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3、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 15、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6、林树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7、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 18、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9、荒林：《新潮女性文学导引》，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0、【德】E.M. 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习承俊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 21、陈惠芬：《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22、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北京：三联书店 1997年版。 23、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作者另有《中国人的性 爱与婚姻》、《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等作品） 24、【美】克拉夫：《女性主义思想：欲望、权力及学术论述》，夏传位译，台北：巨流图书 公司1997年版。 25、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2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版。 27、【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8、徐坤：《双调夜行船——90年代的女性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9、盛英：《中国女性文学新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30、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1、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