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Nations Fail中文版
《Why Nations Fail》的笔记-第三章
南北韩的差异自不用赘述，从其差异入手，作者谈到不同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差异主要源于其采用了不同的制度，制度从激励角度影响了经济发展。试想南北韩的青少年们，北韩的青少年生于贫穷，所受教育全是政宣，不能拥有财产，根本没有努力工作的动力，更不必谈所谓创业精神了。而一线之隔的南韩则大相径庭，制度保护私产，鼓励创新，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为创新提供财务支持。---这就是两种典型的制度安排，包容型经济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和攫取型经济制度（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是指允许及鼓励更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地利用其潜力和技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并且能允许个人做出符合他们意愿的选择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有几个特点---保护私产；公正的法律体系；提供可以促使人们交换与订立协约的公共服务；允许新企业进入；允许人们自由选择职业。保护私产是核心，只有私产受到保护，人们才可能有投资与提高生产率的动力。私产保护，公共服务，法律体系，交换与协议自由这些全是由国家来决定的，另外，社会还需要国家提供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以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具有包容性的市场可以给予人们能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同时包容性经济制度孕育了经济繁荣的最重要的两样东西：科技与教育，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必然要伴随以科技水平的提高，而科技的持续创新则要以包容性制度为前提。这就是美国可以诞生爱迪生而不是墨西哥，南韩可以拥有三星现代等创新型的公司而不是北朝鲜的原因。另一个是教育，包容性的制度给予人民以接受均等教育的机会，而这些均是建立一个繁荣社会的基础。制度是由政治决定的，虽然包容性的制度可以带来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但是却可能损害特权阶层的利益，因此，北朝鲜基于共产党特权层的利益，巴巴多斯基于其种植园主的利益，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控制权。---在这里我们把政治制度也分成两种，专制主义和多元主义，专制国家其权力主要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公。而多元政治制度下的国家，权力分散在很多政治群体手中，更容易平均地分配社会资源，从而培育科技创新乃至经济发展的土壤。（鱼评：这一章其主要内容和Olson在其国家的兴衰中表达的观点类似，一个国家，如果形成一个坚固的特权阶层，就会形成社会硬化social rigidity，这种社会硬化会拒绝分享权利，抵制创新，再加上这些特权阶层牢牢地把持了政治权力，必然会阻碍经济发展。反观之，全球很多较快的经济发展机会全是利益阶层的坚冰被打破后实现的，比如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二战后的德国，日本等等）明明知道包容性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繁荣，但是要让一个社会转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曾提到过创造性破坏理论（creative destructive)就是说每一次创新实际上都带之以原有的生产格局变化，原有的生产模式的淘汰以及政治经济权力的再分配。比如工业革命初期，工业革新就曾经受到原有的贵族势力的阻拦，新贵阶层的产生必然会弱化老贵族们的政治经济利益，新旧贵族之间矛盾重重，因此，在一些原有贵族势力比较强大的专制型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就拒绝实行技术革新，从而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欧洲其它国家。经济发展并不是线性地进行的，而是一个基于创造破坏性基础上蜕变与再平衡的过程，社会经济只有在原有的特权基层无法阻挠的基础上才可能向前推进。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不同的利益阶层之间的斗争，如果原有的对于创新和发展持反对意见的利益阶层取得了控制权，那么经济发展一定会停滞不前。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上章中我们提到的刚果，从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带着枪炮与铁犁到达刚果开始，刚果国王只接受了枪炮，刚果国王及一小撮特权阶层以贩卖自己的国民为奴来谋取暴利，根本没有进行技术革新的动力，之后，比利时国王又对刚果采取了极端攫取型政策，将刚果象牙、橡胶源源不断运往欧洲，谋取暴利，刚果独立后，可怜的刚果人民落于独裁者Mobutu之手，Mobutu及其附庸贵族们穷奢极欲，完全置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于不顾。至今，刚果依然内战不断，人民极端贫困，这是因为，刚果建立起来的攫取型的社会制度至今没有改变。从这个极端的例子可以说明，权贵阶层的权力越大，经济进步的阻力越大。当然，攫取型的制度也并非全然没有经济发展，如苏联就在高度攫取型的政治经济制度下于1928-1970年间实现了飞速发展，还有一种是在政治采取攫取性制度的同时，对于经济实行部分包容性的制度，比如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其模式介于苏联和韩国模式之间。但是，要知道，攫取型的制度下，经济可能获得发展但是难以获得持续发展。比如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将原有的小型的农业经济转向重工业和大农庄，从而优化了资源配置模式，实现了效率提升，但是这个过程不是内生性的，也不可能持续性地产生技术革新，到了七十年代，一旦经济发展达到这种模式的临界点，持续性地发展就会难以为继。
《Why Nations Fail》的笔记-第四章
1346年，黑死病到达黑海沿岸，五年内席卷整个欧洲，带来一场巨大的浩劫，整个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消失了，英国，死亡人口接近一半。黑死病不仅给当世之人造成前所未有的伤痛，也改变了整个欧洲的社会运行轨迹。黑死病动摇了西欧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却强化了东欧的封建制，使东西欧原本比较微小的差异变得巨大。这是怎么形成的呢？黑死病后，欧洲劳动力奇缺，英国农民趁势争取权利，工资不断上涨，之后，政府通过劳工法想把农民工资压回到黑死病前的水平，但是英国农民在瓦特泰勒的领导下揭竿而起，虽然起义被镇压，但是农民的待遇得到提升，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但，东欧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劳动力也很缺乏，但是东欧封建领主的权力却要大得多，他们趁黑死病之机，大规模地进行土地兼并，强化了一小撮贵族的发言权，反而更加向攫取型的社会制度蜕变。到了十六世纪，西欧国家开始进行全球航海贸易，而东欧则成了西欧国家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更加强化了其农奴制度。可以说，1346年东西欧差别并不大，但是到了1600年，东西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别。西欧逐渐形成包容性的市场体制，而东欧则仍沿袭并发展了农奴制。（鱼评：东西欧的差别虽然不大，但早就开始有所显现，一是西欧海洋国家贸易的兴起打破了原
有的农奴封建制的格局，早在十一世纪波罗的海就开始有了一系列贸易中心。其次，频繁的王位变更，使英国等西欧国家国王的地位并不那么稳固，因此，王权，领主，教会，新兴贵族，小工商业主之间矛盾重重，他们经常会争取群众力量来与另一集团对抗，早在十二世纪英国就有了早期议会，此时英国王室内的征税权已经受到限制，十四世纪，英国开始出现最早的上下议会，贵族和普通市民分别开会，形成了权利的分散化格局。我认为韦伯提到的新教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是正确的，至少在权利的分散化上面，新教形成了重要影响。而东欧，因为务农为主，经济类型单一，原有的贵族和王权势力不容易被打破，因此就会一直维持农奴制，而且随着历史发展其农奴制愈加强化。）可以说，黑死病是一个历史结点----历史结点就是一把双刃剑，有的国家在历史结点处开始起飞，有的国家则在结点处开始下沉，这一切则全部取决于结点之前的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应该说，英国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国家，其权利的分散化并不是各个阶层协商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斗争的产物。其间有两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就是1642-1651年的内战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奠基了多元化的政治制度，从而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同样的，经济制度也渐趋包容化，英国的议会逐渐通过了产权保护法，专利保护法，促进税收合法化，取消垄断，促进商业，这一切都为工业革命铺好了道路，从而詹姆斯瓦特，里查德特里弗思克，里查德阿克莱特（水力纺车的发明者）才可能开展他们的发明创造并将之用于实践，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发明会有利可图，而且他们的产权会受到保护。英国能建立并维持这样的政治制度基于两点原因，第一，其政治的统一性和政治制度可以促使它建立包容性的社会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点，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一个限制王权和特权阶层的强大而广泛的联合体，形成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其实仅在100年前，1588年时，英法西之间并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分别，都是由君主统治下的国家。而且三个国家都有议会，国王都在和议会进行持续斗争。但是慢慢的，开始有了细微差别，首先，英西的议会有了征税权，就是国王没钱了就得向议会去要。但法国没有，国王还是享有财权。之后，英国国王很快就没钱了，不断得向议会妥协，但是西班牙国王有了美洲运来的大量白银，腰杆子硬了，没必要向议会弯腰。之后就开始了大航海时代，三个国家纷纷向海外拓展殖民地。但我们知道英国国王没有那么多权利，她（伊丽莎白一世）没法垄断海外贸易权。因此，英国就出现了东印度公司弗吉尼亚公司等股份制形式的公司分享贸易权。此时，大西洋的贸易弱化了英国王室的权利，却强化了西班牙和法国王室的特权。（鱼评，这里也要解释两句，就是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其实是一种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的机制，股份制为海外拓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而这些资金的回报促使英国源源不断地开展海外投资，从而成为第一殖民大国。而法西的王权发展形式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可能会存在对于风险的高估以及投资浪费，因此投资效率就不会那么高。）大西洋贸易是另一个历史结点，在这一个结点上，英国逐渐变成世界第一大帝国，而曾经辉煌的西班牙帝国却被甩在了后面。这个历史结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复制了英国模式的美加澳的成功和复制西班牙模式的墨西哥，秘鲁，智利的失败（鱼评，看过加拿大史，加拿大第一支铁路，以及大量的跨大西洋的渡轮全是英国股份制公司投资的产物，这期间英国人的投资带动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而投资人本身也是赚的盆满钵满。因此，后来加拿大涌现出一股铁路投资狂潮--当然美国也是这样。）。同样的，在同样的历史结点上，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中国和日本的例子。在西方列强入侵亚洲之前，中日经济和制度水平相差无己。但是中国的皇权要更集中一些，而日本人的皇权相对较弱，因此日本在危机之下实现了明治维新，分散了政治权利，改革了社会制度，促使经济迅速崛起，而中国却在专制主义的老路上继续萎靡不振。（鱼评，这里，其实想说两句，日本明治之前政治权利仍在德川幕府手中，皇帝相当于虚设，当外族入侵时，日本贵族、皇权派、立宪派能迅速集合成倒幕派，天皇上了位之后，自然也愿意将权力分散交出，实行立宪制。这个过程和英国的光荣革命其实类似。而中国当时皇帝的宝座还坐的牢牢的，要交出权来，不等到四十年后八国联军一通烧杀逼到家门是不能为之的。）如果说南美的现状是西班牙造成的，那么中东的现状则完全是奥斯曼帝国长期奴役的产物。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直到1918年一战后，奥斯曼土耳其一直采用了攫取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将收税权出卖给地方税官们，地方税官则对农民们征收重税。同时限制地方工商业，因此经济发展一直很缓慢。1840年，奥斯曼帝国曾有改革经济制度的想法，但是特权阶层们因害怕自己利益受损一直进行阻挠，故而直到一战后，中东地区仍然维持了原有的经济制度。直到今天，中东在没有石油的地区，人们依然贫穷如故。
《Why Nations Fail》的笔记-Why nations fail第五章笔记攫取式制度的经济增长
本章通过几个案例说明攫取制度下经济初期可获得增长但难以持续。第一个例子，苏联在攫取式制度下的经济增长和技术瓶颈之困：1917年，苏联布尔什维克刚刚建立，一个西方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列宁会见了他们，代表团成员之一，记者林肯.斯蒂芬回来后激动不已地说：“我看到了未来，而且很成功。”直到1980年，相信这话的人还不在少数。我们知道，当一个政权或者少数“精英”进行对大部分国民的控制后，首先这很难最大程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其次，社会资源也难以通过一种有效方式进行合理分配，允许人们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自由地进行选择才是一个社会有效利用其资源的最好方式。但是苏联实行了高速增长，为什么呢？1928年以前的苏联（俄罗斯）是一个半农奴制的国家，农民使用的农业生产方式还是比较原始的，斯大林通过把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厂的方式大力发展重工业，并通过集体农庄等形式建立起规模化，现代化的农业，集中资源进行集约化生产，这使生产效率有了大幅提升。但是到了七十年代，生产率的发展开始陷入停滞，原因很简单，攫取型的制度很难保证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其实早在1931年，斯大林就开始意识到，没有金钱激励，不可能使人人成为“社会主义的主人翁”自此之后，苏联开始实行差别式工资和奖金制，以激励生产。但是，激励可以促进生产线效率提高，高一层级的技术创新则很难靠这种简简单单的激励就能产生。当试图更大程度地调动每个人的潜力和智慧进行技术创新在苏联变成了不可能时，前苏联开始遭遇成长瓶颈。第二个例子，卡塞河两岸。----集权式经济采纳之初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刚果河有条支流叫卡塞河，卡塞河的西岸住着贫穷的乐乐人，而卡塞河的东岸住着富裕的布熊人。两
边的人群种族相同，语言类似，但一条河两岸状况迥异，乐乐人农业技术原始，生活水平低下，部族间战乱不断。而布熊人有了较为发达的农业技术，生活小康，人民安定。这一切源于1620年一位叫Shyaamr发动了一场政治变革，他创立了以布熊为中心的库巴王国并自立为王，他及他的后代们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式的政治法律体系。国王强推全国改良农业品种，引进产量高的农作物，军事力量的建立使布熊的库巴王国傲视群雄，无敌敢犯。但是这种攫取式的制度同样经历了如同苏联一样的成长困境，初次变革后，库巴王国再没有实行过大规模的技术革新，生产的持续发展停滞，最终沦为比利时殖民地。卡塞河的案例说明，在集权的攫取式制度建立之初，政府有意愿提高生产率以便取得税收，也确实能通过资源有效分配来提高农业生产率。但是之后则很难实现第二次技术突破。第三个例子，纳图法文明的农耕社会起源。公元前9600前始，地球的温度开始变暖，被考古学家Brian Fagan称为“漫长的夏天”开始了。世界上最早的种植业和驯养业始自中东，公元前9500年，约旦河西岸已经开始种植小麦，大麦和豆类，这些遗址被称为“纳图法文明”Natufian Culture。我们知道从采摘狩猎向农耕社会的转化是文明起源的重要前提，但是是什么使第一批游牧部落开始安定下来过上农耕生活的呢？作者认为，制度的革新即权力集中化是走向农耕社会的前提。也就是首先应该出现一小批人，他们变成政治精英，可以行使权力强化产权，维持秩序，并且从稳定的社会生产中攫取资源。因此，人类社会农耕文明的起源和刚果库巴王国一样，首先是制度革新使中央集权式的攫取式制度代替了无政府状态的部落制度，从而可以有效的配置资源，建立起国家制度来保证生产，并且有效率的组织生产，因此攫取式社会制度的创立之初会获得发展，但很快的，总会有人们不满于这些权力阶层的统治，并起来推翻他们的控制以取而代之，历史就会在同一水平线上不断的重复。第四个例子，玛雅帝国的兴衰。玛雅城邦发展于公元前500年，兴旺于公元后250--900年间，之后逐渐衰亡。此间，玛雅人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的攫取式国家，王朝建立者叫K'inich Yax K'uk' Mo'（第一长尾翠鸟金刚鹦鹉绿太阳王）, 公元426年，他建立起一个延续了400年的王朝。这个王朝建立之初兴建了全国统一的水利系统，组织起相对的分工化生产，具有成型的制陶、纺织、木刻、首饰业，王国也建立起文字，具有掌握天文历法的祭祀集团，因此王国建立之始，由于集权带来的资源有效分配，使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攫取式的制度最终没有给帝国带来进一步技术革新的源动力，使帝国在地外征战中逐渐陷于困顿，以至没落。
结论：攫取式的制度在集中分配资源方面是有效的，但只能带来一时的发展，而难以持续。正如我们现在看中国一样（15章会有详述）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人咋舌，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攫取式社会制度的典型范例，除非中国进行政治转型，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
《Why Nations Fail》的笔记-第六章漂离
本章，作者从威尼斯的发展及衰落讲起，谈及关于包容性制度起源的两个论点：第一，包容性制度并不是一直向前发展的，它们有可能会反向发展，如我们要马上要提及的的威尼斯及罗马案例。第二，前文我们讲过，微小的制度差别通过历史节点放大产生了包容性制度与攫取性制度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但是，这些微小的制度差别是短暂，稍纵即逝的。（鱼评：我认为作者其实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偶然性。即为什么英国成了包容性制度起源的国家，这是一种历史偶然性。但是偶然性里面也具有必然性，即历史的发展必然要产生的包容性制度，但是在什么时点，产生于哪个国家，这是具有偶然性的。）中世纪，威尼斯可能是欧洲最富庶的地方，拥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公元810年，威尼斯开始独立，之后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此时，欧洲一步步走出罗马帝国衰亡的低谷，查理曼大帝等欧洲国王们正在开始重建政治权力，欧洲社会稳定，贸易开始扩张，威尼斯这个船员国家凭地理之利得以发展，东方的香料，拜占庭的手工艺品，非洲的奴隶均以威尼斯为中转站。到1330年时，威尼斯的人口达到11万，与巴黎一样大，是伦敦的三倍。威尼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一系列“契约创新”促使其建立起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最著名的就是“commenda”，这是就某一单贸易而建立起来的联合性股份公司的早期形式（早期的VC 形式。想想这是公元900多年啊，此时我们中国正在五代十国的混乱中挣扎呢，关中经济的大崩溃也是自彼时起。）一个“commenda”里包括两方，一个“内勤”的坐镇威尼斯，一个“外务”的负责出海贸易，通常，内勤投入大部分资金，亏损则根据双方投入资金量比例共同负担。这样，那些没有资本的年轻创业者们得以通过努力跻身于富豪行列----这是真正的大航海时代，是一价平民得以通过冒险迅速登名造册的时代！据当时的官方资料统计，公元971年，威尼斯贵族中有81%是原本藉藉无名的新贵。此时威尼斯的政治制度也颇具包容性，公民大会，公爵会议（Ducal Council相当于贵族议会）和总督分享权利，互相制衡。但是经济发展使政治力量发生变化，社会压力就逐渐显现出来，1171年威尼斯总督被谋杀，之后建立起大议会（Great Council）制度，大议会可以选择参议院和40人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同时也限制了公爵会议的权力，公爵会议又对总督权限进行制衡。大议会政治改革实行初始，威尼斯获得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建立起独立的司法体系，建立起上诉法庭，有效地保障了私人产权，并且建立起最早的破产法。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也开始起步，现代银行的雏型即是自此起源于威尼斯。但是包容性制度下的经济发展也伴随以“创造性毁灭”的产生（上文提到过熊彼得的creative destruction，大家还记得吧？）新旧贵族不停地进行激烈斗争的结果是，一方面，大议会不断扩大（由450人扩大到1500人），另一方面大议会的政策逐渐走入封闭。（la serrata）---（这个逻辑可以理解，为了避免斗争，我们现在可以容纳眼前这些新的贵族，把他们全纳进来，但是我们得想想办法让制度不要产生新贵族，这样，以后我们才能保证长治久安。这是眼下新老贵族都能接受的方案）。于是，在创造性毁灭的力量下，威尼斯开始由包容性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渐向攫
取式集权制度蜕变。大议会先是废止了容易产生新贵族的commenda形式。然后到1314年，威尼斯开始对贸易进行国有化，垄断贸易。（将贸易利润在现有的贵族之间分配，提高贸易门槛，他人不能参与。）威尼斯也自此时起慢慢衰败，从经济强邦沦为历史博物馆。在理解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中世纪更为兴旺的罗马产生，我们需要理解两点，第一，罗马和威尼斯一样，同样经历了包容性制度过程中的制度革新过程，但是由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蜕变也是包容性制度逐渐蜕变为攫取性社会制度最终走向衰亡的过程。第二，在工业革命起源之前，欧洲历史经历了几个重要的节点，正是这些节点的分岔使英国最终走向了正向选择的道路。这几个节点分别是，A，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使奴隶制式微，走入封建制，原有奴隶主贵族垄断势力受到削弱；B，黑死病的爆发使城市平民与农民的政治权力增大，封建领主贵族的权力受到挑战；C，大西洋贸易的崛起，使新贵们又一次冲破了贵族势力，并且弱化了王权。（每一次节点，都意味着对原有贵族势力的打破，唯有打破social rigidity，进行不断的社会平权运动才是导致经济发展的新制度产生的土壤。）罗马共和国曾经建立起包容性的社会与经济制度，公元前5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117年，罗马进入令今人称叹的繁荣与开明时代，作为现代民主制先驱的罗马政治体系由代表平民的平民大会和代表贵族的参议院组成并相互制衡，平民大会选出保民官来代表平民利益。但是公元前133年，罗马保民官提伯留.格拉古在试图推行限制大地主扩张的限地改革时被参议院谋杀，（具体的历史可以见我另一篇博文…改革者的血痕?）自此后，罗马贵族势力逐渐扑杀了平民力量，权力越来越集中，直到公元前28年屋大维自称奥古代斯都.凯撒，建立起罗马皇帝。罗马正式蜕变成一个攫取型政治制度国家。之后，虽然罗马帝国通过政治统一也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期---到公元117年，罗马帝国到达鼎盛时期---但自从罗马开明皇帝马克.奥勒留于公元180年去世后，罗马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内战与纷争，直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步入崩溃。公元411年，罗马再也无力守住英格兰，遂自英伦岛上撤出，英国陷于极度贫穷与政治混乱，人民衣不蔽体，房无寸瓦，英国进入上百年的分崩离析状态。应该说罗马对英国的抛弃是突然性的也是彻底的，这与当时意大利与法国的情况不同，意法已经具有一些成型的本地统治机构。西罗马的崩溃对法意的冲击远没有对英国的大，英国自此经历了维京人，法兰克人，维斯高斯人，旺达人，勃艮第人等多民族入侵的过程，直到九世纪英国建立起封建领主制时，其封建领主制度远不如法意等大陆因家来的坚固，这也算是历史第一结点带来的契因吧，下一章我们再讲对英国历史的进一步分析及工业革命制度土壤的形成。
Why nations fail 第七章转折点
1583年，威廉姆.李刚从剑桥大学毕业成为本地神父。当观察他的母亲和妹妹用两根针一根线进行编织时，李想，为什么不能使用多针来完成编织工作呢？于是，他开始绞尽脑汁构思编织机，1589年，他的编织机诞生了，为了寻求专利保护，他托人找到了伊莉莎白女皇来参观他的新发明，不料，伊莉莎白一世看过他的发明后拒绝授予他专利，女王说：“如果我的人民使用了你的机器，他们就会因失业而成为乞丐。”李并没有灰心，他去法国试了下运气，但同样失败了。英王詹姆斯一世继位后，他又去找詹姆斯一世，又一次因同样原因遭到拒绝。这是现任统治者担心创新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 的典型案例。--伊莉莎白并非仅仅害怕失业问题，他们更担心的是新发明会导致政治利益格局改变而使他们的权力受到削弱。（在统治者看来，他们治下的人民最好不要受教育，而且要在低等级工作上保持非常忙碌的状态，这是实现维稳的最好方式。）因此，现任统治者会千方百计地反对创新。英国统治者也不例外。但是，英国自十七世纪开始，与欧洲意大利等国家相比，其工人工资却开始渐渐上升，这是什么时候原因呢？我们知道，历史上总是充斥着资源分配及政治权力的斗争，英国也不例外，英国中世纪历史就是一部王权与属民之间斗争的历史。1215年，贵族们，就是国王之下的精英阶层，强迫当时的英王约翰签署了Magna Carta，即大宪章。这部宪章的基本原则是对王权的挑战，宪章规定，在未与贵族商议之前，国王不得擅自提高税收。限制财权是很厉害的一招，约翰王被迫签署之后很不开心，事后他虽然请求教皇废止了大宪章，但这直接导致了第一次诸候战争。英国贵族的政治权力得以扩大，而大宪章的影响则更为深远。1265年，英国第一次出现议会选举。英国议会自始即表现为两个特征，第一，议会成员一开始是封建贵族，慢慢的，为了对抗国王，议会开始广泛联合，包括更多的利益集团，小贵族，商业人士，企业人士，还有新兴贵族以及自由民；第二，议会始终将限制王权做为主要目的。1485年之后，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曾经试图强化王权，贵族们则开始有意识的用拉拢大多数的方式来对抗王权，这直接导致了英国政治体制的多元化。1603年，亨利八世之女伊莉莎白女王去世，无子嗣继位，于是，都铎王朝由斯图亚特王朝取代，詹姆斯一世继位，詹姆斯一世和其子查理一世一直试图强化王权，他们利用出售垄断权的办法来获得财权，激起贵族们的反对。1649年，议会党在克伦威尔的带领下击退了保皇党，查理一世成为唯一一个被处死的英国国王。1660年查理二世在独裁者克伦威尔死后复辟，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试图强化君权，打击新教，贵族们再一次应声而起，这就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被迫退位，贵族们拥立了其女婿威廉登基。威廉继位时贵族们宣读了“宣言”，“宣言”进一步限制了王权，限制国王出售垄断权，将所有财权收归议会，强化英国海军以保护英国国际贸易商人的的海外利益。在当时英国多元制度的影响下，议会采纳了petition制度，即任何团体都有权利去说服议会以影响决策。议会还改革了财政金融体系，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小额贷款银行纷纷涌现，大大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工业革命的主要成就在于交通，冶金以及蒸汽动力，但是最有意义的创新在于纺织生产的机械化以及工厂这种组织形式的发展。应该说工业革命的制度基础产生于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不仅打破了产业垄断，同时建立起一个保护产权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比如光荣革命之前，所有土地属于国王领地，但光荣革命之后，议会保护私产，任何人当其私产受到侵犯时都可以上诉至议会。光荣革命之前，东印度公司通过行贿詹姆斯二世获得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光荣革命之后，这种垄断权被打破，新的贸易公司开始成立。光荣革命之前，为了保护英国毛纺业，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穿轻质材料的服装（非羊毛），光荣革命之后，由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投票和上诉说服影响议会，生产更便宜的棉制品的企业主终于促使议会通过曼彻斯特法案，允许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穿着更为便宜的棉制及亚麻服装。制度的宽松使英国
经济得以飞速发展，英国贸易商和企业主获得高额利润，这些企业主再将利润投资于技术革新和新兴领域，1760年后，英国专利数和技术革新获得了空前发展。棉纺织业的一系列发明使棉纺织业机械化成为可能，在棉纺织品带动下，1780年到了1800年短短20年间，英国出口翻了一倍，交通运输的创新也层出不穷，运河，公路，铁路，这些领域的发明者全是新人。与此同进，技术革新也带来了创新性毁灭，工厂这种形式的产生，使大量工人聚集在城市，自1820年起，工人要求政治和经济权利的运动和示威也开始频繁暴发，在双方的斗争中，议会开始让渡给工人阶层以更多的政治权利，这使英国更进入包容性制度的正向循环。工业革命产生于英国源自其独特的，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而这种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则以光荣革命之后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为基础。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使詹姆斯瓦特这种才能及智识之士得以施展才华。通常，这些人一旦成功后，他们会力图阻止新进入者与他们竞争，但是光荣革命之后，阻止新入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光荣革命的起因本来是王权与贵族的对立，但是，结果却是立足于宪政体系上的宪章制与政治多元化。我们前文曾分析过，微小差别在历史结点的放大作用，英国在历史结点的选择上，恰好站在了正确的位置上。西罗马帝国衰亡之际，英国没有统一的王权，因此起初就没有形成一个铁板一块的统治集团，在这片领土上，先后到达本地的各族人在与丹麦统治者及法国统治者的斗争中，王权自九世纪建立起来之后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稳固过。如果说大宪章的通过是对王权权利的约束，黑死病这个历史结点则使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权利相对均等化，直到光荣革命，不但王权彻底受制于宪章，旧贵族也受到了宪章的约束，为了对抗王权，各方势力广泛联合，新贵族和平民有了议事权，产权保护成了立国之本，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人运动更使平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系列的节点选择中，英国产生了历史上深具包容性的经济制度。
Why nations fail 第八章笔记没搭上这艘快船：发展的障碍
1445年，德国美因茨，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在此之前，书藉要么是手抄本，要么是木版印制，非常昂贵。活字印刷在欧洲迅速传播开来，到1476年，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甚至东欧的布达佩斯相即出现印刷厂。但是，奥斯曼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却禁止穆斯林使用印刷术，这之后的历任苏丹沿袭了此政策，直到近200多年后的1727年，苏丹阿哈茂德才授权伊卜拉辛.穆特弗里卡开办了第一家印刷厂，但是，印刷厂所印书藉受到严格限制，因此，穆特弗里卡一生只印制了17本书，最终他们家族放弃了印刷事业。在其它国家，印刷厂成立的时间甚至更晚，1798年，拿破仑进入埃及后，埃及才出现第一家印刷厂。结果是1800年，奥斯曼土耳其识字率只有2-3%，而在当时的英国，这一比率是60%，在德国和荷兰，识字率更高。奥斯曼等攫取式政治制度国家限制印刷厂的理由很简单--维稳---书藉传播观点，使群众更难于管理，管理层只希望将获取知识的权力控制在政治高层和少数精英手中，以保障政治地位不受动摇。奥斯曼帝国保持了极权主义，直到一战后被彻底击溃。同样，极权主义国家俄罗斯也是如此，俄罗斯沙皇将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及不到全国人口1%的少数贵族手中，1905年俄罗斯没有议会，直到1905年，沙皇设立了杜马，但他又很快将授予出去的这点权力给收回了。其实极权主义不是唯一阻止工业化的政治制度，还有一种很糟糕的情况是缺乏政治统一性，因此无法建立基本的法律体系来维持秩序，保障产权。即使今天，还有一些国家，如阿富汗，海地，尼泊尔和南撒哈拉非洲仍陷入这种无政府状态不能自拔。这一章，作者主要讨论了为什么很多国家没有乘工业革命之利获得发展。----这些国家要么拥有极权主义--即攫取型的政治制度，要么是尚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政治体系，没有基本的司法体系来保护产权。十七世纪开始，极权主义在英国摇摇欲坠，但是却在西班牙得到了强化，西班牙是1492年通过伊莎贝拉女王与斐迪南大公的联姻，将卡斯蒂里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合并而成。之后，西班牙驱逐了摩尔人和犹太人，并通过不断的联姻将帝国逐渐发展壮大，西班牙成为欧洲经济最强大的国家，极权主义得到巩固。1520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发现了白银，随后的墨西哥、秘鲁、阿根廷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西班牙本土，更强化了西班牙的极权主义，西班牙王室拥有极大的权力后，相当不重视其子民的产权，比如，在十五世纪占领行动中，西班牙国王下令驱逐了二十多万的犹太人以及大量的阿拉伯人，不允许他们带走任何金银钱财，后来查理五世期间曾多次欠债违约，摧毁了西班牙两大银行世家（前文分析过，英国议会限制了英王室的财权后，英国王室被迫出让权力，建立起英国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但是西班牙王权太大，议会完全没有权力，西班牙从美洲获得大量的金银后，王室权力又一步强化，因此形成social rigidity，这种极权主义极大的阻止了技术革新）。我们前文提到大西洋贸易使英国产生了大量新兴贵族，这些新兴贵族成为包容性政治制度的重要催生力量，但是西班牙的情况正好相反，西班牙的大西洋贸易是只赚不赔利润翻番的好生意，国王将大西洋贸易垄断在自己人手中，不允许外人染指，大量的白银进入西班牙后，西班牙完全没有创业精神，政府腐败，人民生活日渐凋蔽，十七世纪初，西班牙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十七世纪末，西班牙城市人口锐减了一半，西班牙开始步入衰落。当英国轰轰烈烈地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欧洲却有很多国家并没有搭上这条船，除西班牙外，典型的例子是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在工业革命开始之际，奥匈帝国是欧洲一个重要国家，但哈布斯堡商人的政治地位远远低于伦敦，奥匈治下的东欧仍然处在农奴制，哈布斯堡王朝对政治的控制力较之斯图亚特王朝要强很多。女皇特蕾莎与其子约瑟夫二世统治期间曾力图强化中央政权，建立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但是他们并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实行多元化政体来来制约行政权力。到了十九世纪初，著名极权主义者，神圣罗巴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弗朗茨一世统治期间，愈发极权，弗朗茨在任期间，为了强化权力，反对一切革新与变化。他解散了特蕾莎在任时设立的议事机构，实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极端保守主义。比如，他曾对兰巴赫学校的教师们发表演讲说：“我不需要学者，我只需要好公民，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年轻人变成好公民，你们必须教我要求你们教的东西，如果有任何人做不到这一点而擅自主张，我就让你走路。”哈布斯堡保持了农奴制，农业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从而丧失了经济活力，哈布斯堡极权主义者同时限制了贸易和垄断，实行高关税，城市由行会控制，大大提高了新进入者门槛。弗朗茨为防止大批工人在城市聚集，极力反对工业化，拒绝进口机器、设立工厂。同时，他也反对兴修铁路，直到1860年，奥匈帝国才拥有了第一台蒸汽机车。在弗朗茨保守政策
的影响下，奥匈帝国一直到一战后分崩离析也没有实现纺织产业化。与奥匈帝国相同的还有俄罗斯帝国，工业革命开始时，俄罗斯还是基本处于农奴制基础上的极权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自由流动。俄皇尼古拉斯一世期间的财政部长康克林在十九世纪抑制社会革新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康克林上台后就废止了其前任力图建立国家商业银行给企业贷款的政策，他设立起国家贷款银行，限定只能给大地主贷款。1825年俄国爆发十二月党人革命家，1848年，欧洲又爆发了一系列革命，这使尼古拉一世吓破了胆，为了防止产业工人聚集，他于1849年通过法案，限制开设工厂的数量，尤其是禁止开设棉毛纺织厂和炼铁厂，其它类型的工厂设立则需报地方军事长官批准。与奥匈帝国相仿，俄罗斯也限制兴建铁路。直到1853年-1856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的中遭到英法重创，发现其运输能力不足的掣肘之后，才开始兴建铁路，但已经晚于欧洲其它国家很多年。远在东方的明朝，早在1402年，明朝永乐皇帝登基时，中国造船业水平为世界一流，中国开始了官方发起的大规模的海外贸易，郑和率领一支拥有有62只大船、190只小船及一系列补给船、27800人的大型船队出海，到了1433年，郑和共七次下西洋，但是海上贸易在这之后被宣德皇帝禁止，到1436年，造船也被视为违法。明朝之后，清朝继续闭关锁国，1661年，康熙皇帝命令所有从浙江到越南的沿海居民（曾经中国最富庶的贸易重镇）统统退入内地17英里外居住，彻底粉碎任何人进行海外贸易的可能性。---中国明清皇帝限制海外贸易的理由同样是惧怕创新毁灭，担心商人海外贸易会影响国家政治安定。非洲一个极权主义的典型案例是埃塞俄比亚，自从阿克苏姆王朝国王伊扎纳皈依基督教以来，埃塞俄比亚一直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八世纪以后，穆斯林的崛起使埃塞俄比亚被孤立。埃塞俄比亚国王自十四世纪以来多次派人去欧洲寻求基督教国家援助来对抗阿拉伯国家的入侵。根据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和旅游者们的记述，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国家，为了保障国王的权利，国王每几年就要没收或者交换一下属民的土地，因此，当时埃塞俄比亚国民们甚至连树都不愿意种，只是靠简单的种粮来维持基本生活。19世纪中叶，欧洲国家开始了对埃塞俄比亚的渗透。1869年，英国入侵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战败，国王狄奥多尔二世自杀。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各国殖民者对埃塞俄比亚虎视耽耽，1895年，意大利宣布为埃塞俄比亚的保护国，埃塞俄比亚皇帝麦纳利克二世发表抗战宣言，第一次意埃战争爆发。1896年，两国军队在阿杜瓦决战，意大利惨败，意大利无条件承认埃塞俄比亚独立，埃塞俄比亚最后一任皇帝海尔.塞拉西执政44年后，于1974年被一支信奉共产主义的军人政权推翻，并在古巴和苏联的援助下建立起共产主义政权，1991年，共产主义政府被推翻。应该说，一直到了1991年，埃塞俄比亚一直推行的是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大多数人生活在缺水少电，没有学校和医院的农村贫困地区。在极权的攫取式经济制度下，皇帝和少数贵族独享了经济利益，将人民的生活挤压到赤贫状态。今天，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极权主义并不是唯一一个无法建立起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政治体制，在非洲很多国家，仍然没有统一的政治体系，不能保障最基本的法律和秩序，必然无法建立起现代化经济。比如非洲之角---索马里是一个没有建立起统一政治体系的典型国家。索马里全国分萨马莱和萨布两大族系。萨马莱族系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分为达罗德、哈维耶、伊萨克和迪尔四大部族。萨布族系分为迪吉尔和拉汉文两大部族。这六大部族又分为几十个次部族，部族之间通过支付diya---血债来解决部族冲突（即杀死伤害对方部落或者自己部落的人需要支付多少钱等等。）即便如此，部族冲突不断。（背景知识：1840年开始，英、意、法相继侵入和瓜分索马里。1960年，英、意年同意英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独立，两地合并成立索马里共和国。1976年成立“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并接管最高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权力，同月西亚德任总统。1991年，西亚德政权被推翻后，各派部族之间为争夺权力相互混战，索马里由此陷入了动乱不止的内战。2012年，哈桑·谢赫·马哈茂德当选索马里新一任总统，这意味索马里长达21年政治过渡期的结束。马哈茂德也由此成为自1991年年索马里进入无政府状态以来，第一位由议会选出的正式总统。）多年战乱之后的部族间军事力量已经发展到很难驾驭，各部族之间互不相让，谁也不肯率先放下手中的枪，即便在联合国的扶植下，索马里建立起正式政府，弱化各部族权力、建立统一政权的道路依然漫长。可想而知，在这种政治格局下，经济发展，创新，产权都是空中楼阁。
Why nations fail 第九章反向发展
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群岛是由三个群岛组成，在十七世纪早期，北摩鹿加有提多、特尔纳特和巴占王国。中摩鹿加是安邦国，南边则是班达群岛。摩鹿加群岛是全球香料中心，是世界上丁香，豆蔻和肉豆蔻的唯一产地，其中，豆蔻和肉豆蔻只产于南部的班达岛。十六世纪末，葡萄牙人已经开始到达摩鹿加群岛进行香料贸易，当中东地区的航线被奥斯曼帝国控制后，欧洲人通过好望角走出了一条进行香料贸易的财源滚滚之路。葡萄牙人为得地利之先率先控制了马六甲，扼交通要道，但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则更为野蛮，这家通过贸易致富具有超强军事实力的公司力图通过控制香料原产地来彻底摧毁欧洲及亚洲的其它国家的香料商人。160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摩鹿加的安邦国签订了垄断协议书，要求荷兰人垄断安邦的所有丁香贸易，他们在打败葡萄牙人控制了一个重要的港口疏通航线后又与北摩鹿加的提多、特尔纳特和巴占王国签订协议书，要求北摩鹿加诸国不得再出产香料。之后，荷兰人力图控制香料更为丰盛的南摩鹿加班达群岛，但是班达群岛和北中摩鹿加不一样，那里的人们实现城邦自治，有很多的小城邦，每个城邦都有市民大会议事，荷兰人无法象与中摩鹿加那样与他们签协议一举了事，班达群岛的人继续与英国，葡萄牙，中国，印度商人做生意，哪个国家出价高，就把香料卖给谁。眼看荷兰东印度公司想要垄断香料产地的愿望即将破产，1621年，巴塔维亚（现雅加达）的荷兰总督---简.皮特斯佐恩.科恩以一支舰队空袭班达群岛，对岛上居民开展大屠杀，共杀死15000人，其余幸存岛上居民全部充为奴工。之后科恩建立起种植园制度，将班达岛分成六十八块领地，分给68名荷兰人（全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员工），再给这些种植园主分配奴工以进行生产，劳动力不足者可以再向公司购买奴隶。这种野蛮的攫取型政策确实为东印度公司谋取了一时之利，十七世纪，全世界香料供应降低了60%，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得以垄断了香料贸易，并将价格提升了百分之百。从此以后，东南亚各群岛的本地人纷纷开始砍伐香料，胡椒等经济作物，只种植维持自己百姓生存的基本粮食以避免战祸。殖民者的暴行直接摧毁了本地经济，使东南亚一直没有纳入到世界的贸易体系中来，并在小国寡民地贫人穷的道路上维持了很久。当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扩张势力时，非洲也正在进行一场利润丰厚的贸易---贩奴。贩奴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早在古罗马帝国时，就开始奴隶买卖，但奴隶主要来自于斯拉夫人和北欧人，1400年之后，欧洲人开始不用自己人为奴，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南撒哈拉地区。非洲，并没有象欧洲那样经历奴隶制向农奴制转变的过程，马里、加纳和桑海帝国（非洲的几大帝国）一直利用奴隶来进行军事战争、政府管理和农业生产，复制了北非穆斯林国家的政治模式。十七世纪加勒比海糖业种植园的发展，催生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贩奴运动。到十六世纪，只有30万非洲人贩往美洲，55万非洲人贩往欧洲，但到了十七世纪，贩往美洲的非洲人达到135万，到时了十八世纪，有600万的奴隶被贩向大西洋彼岸，总计共有逾一千万的非洲人被贩到美洲!出现于非洲的饥渴的欧洲奴隶贩子们不可避免地改变了非洲的政治经济结构，被贩往美洲的非洲人大多数为战俘，非洲国家通过与奴隶贩子用奴隶换枪支发展成一种以军事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模式----买枪打仗，获奴，贩奴换枪再打仗。在十八世纪末，单单英国每年售往非洲的枪支就达到283，000---394，000支。贩奴在非洲造成了两方面的制度转变，第一，非洲许多国家变得愈发极权，他们组织成单一的生产模式，贩奴换武器进行战争，而不能进行和平生产。第二，非洲国家这种竞争模式完全摧毁了非洲的法律秩序。例如，非洲中部的Oyo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依靠军事力量贩奴而壮大起来的帝国，十七世纪初，Oyo帝国通过向北非购买马匹发展成骑兵部队而摧毁了其它部落之后迅速发展壮大，帝国建立起贩奴海岸，成批成批的奴隶每天在这里被贩到美洲去。非洲著名的黄金海岸（就是现在的加纳）就是另一个著名的贩奴国家阿桑特在不断击败其它部落后向美洲贩奴的基地。贩奴对非洲最大的影响是人口的减少，贩奴本身以及在获奴战争中杀死的男丁大大减少了非洲的人口数量，1850年，按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曼宁估算非洲人口应为五千人上下，但实际人口只有一半不到。十八世纪晚期，在William Wilberforce 的领导下，英国开始发起大规模的废奴运动，1807年，废奴主义者终于迫使英国政府通过贩奴非法法案，但直到1834年，英国才开始进行真正的废奴行动。之后，面对大批卖不上价的奴隶，非洲国家们只能自己使用，比如前文提到的阿桑特就拒绝用技术革新，而是使用奴隶们进行黄金开采和粮食生产，国际贩奴实际上转入了非洲内部，阿桑特等奴隶国家人口中有一半是奴隶，在1900年，原法属殖民地，从塞内加尔到马里，以及尼日尔、乍得等国家有30%的人口仍然是奴隶。大多数非洲国家，直到20世纪还保留着奴隶制，使非洲国家根本无法进行经济转型。（现在非洲仍然存在的丛林军事力量，掠夺儿童作为儿童军，其实仍然是十八世纪贩奴运动的制度后遗。）“二元经济”的范式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于1955年率先提出来的。“二元经济”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个是传统部门一个是现代部门，现代部门与城市生活、现代工业和创新技术相联系，而传统产业通常与农村生活、以及落后技术相关。刘易斯认为，传统产业中，劳动力使用效率很低，因此，劳动力可以在不影响传统部门生产的情况下转移到现代部门中去。对于发展经济学家们来说，发展问题实际上就是将劳动力及资源从传统的农业产业转移到现代工业中去的过程。1979年，刘易斯因其经济发展的理论获得诺贝尔奖。可以说南非就是二元经济的一个典型案例，即使在今天，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在南非也有明显的呈现，比如，克瓦祖鲁-纳塔尔省和特兰斯凯省的交界是大凯河，大凯河东是是富裕的纳塔尔，有海滩上临海豪华别墅，绿色的甘蔗种植园和宽阔整齐的街道，有完整的私产保护法律体系，现代化的工业和商业。大凯河西则是贫穷的特兰斯凯，土地是褐色的，人们居住在简陋的窝棚里，不久前还是共有产权，权力掌握在传统的酋长手中。这种二元化现象，其实完全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南非的白人精英们一手缔造的结果。南非和博茨瓦那距离欧洲较远，是两个不多的没有进行贩奴运动的非洲国家，南非气候温润，也没有中非国家大规模的传染病，当荷兰人在好望角建立基地开展亚洲贸易之时，南非内陆地区的特兰斯凯人辛勤地进行农作，他们采纳了铁犁等欧洲传来的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传统的酋长们自然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进行抵抗，认为这会改变他们的世俗权力，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却在慢慢的推进过程中使那些掌握生产技术的人成了新贵，特兰斯凯人慢慢地走向小康生活，传统的酋长制得到瓦解。1867年，金伯利发现了钻石矿，1886年约翰内斯堡发现了铁矿，这促使英国人与原来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荷兰后裔--布尔人展开了布尔战争，1902年以英国人胜利告终。1910年，英国人整合纳塔尔，好望角和周围的省份建立了南非合众国。随着殖民者的进入，特兰斯凯人生产大量的农产品以满足需要，变得更加富足起来。但是，二十世纪初，这种状况却开始发生了改变，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非洲农民成功地降低了农产品价格，导致欧洲农民不满。第二，南非矿业的涌现使欧洲殖民者们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两个令人不齿的理由，促使南非白人统治者做出了令南非本地人贫困化的决定----剥夺南非黑人土地，使他们不得不去矿山打廉价工。---1913年的本地人土地法案的通过将南非分成了两个部分，白人特权社会与黑人贫穷社会。根据土地法案，87%的南非土地被不到人口20%的白人瓜分，黑人丧失了土地，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不得不到矿山打工，白人矿主却从中大发横财，这直接造成了今天特兰斯凯人的惨状。白人的富裕与资源的发现结合在一起，确实造就了南非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到1970年左右开始停滞，南非政治上随即陷入动荡。（鱼评：秦晖教授曾屡次用南非经济奇迹来提示中国的经济奇迹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权利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发展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注定不能长久。因此制度改革至关重要。可以查阅秦晖的关于南非的系列文章。）1976年，索维托起义（南非黑人反抗种族压迫的起义，起义得到镇压，最终有500人丧生）之后，种族隔离的政权越来越受到挑战，直到1994年这种政体才得以最终瓦解。这一章讲的主要是经济发展的后退，这几个案例多是人为不平等导致的政治制度的恶化的结果。结论还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追求的发展没有内生性，不会持续下去。
Why nations fail 第十章繁荣的蔓延
十八世纪的澳大利亚是英国的犯人流放地。英国监狱人满为患，本来犯人都是被流放到美国去，美国独立战争后拒绝接收英国犯人，英国又曾想把犯人流放到西南非洲去，但无奈西南非传染病流行，是免疫力低下白种人的“白人墓地”，最后，只好人性化一点，多一点路费将犯人流放至地广人荒的澳大利亚。1788年1月，有一支十一艘船只组成满载犯人的船队到达澳大利亚植物湾，他们把这里叫新南威尔士，并在悉尼湾扎下营来，在其中一支叫做亚历山大的船上有一对犯人，苏姗娜和亨利夫妇。苏姗娜是盗窃犯，在监狱中爱上了犯人亨利，两人生了个孩子---小亨利，苏姗娜被判决独自流放至澳大利亚，正要被迫离夫弃子，事也凑巧，此事儿传到一位贵族卡多加女士耳中，卡多加女士听闻此事大为不忍，主动活动有关司法机构，使他们一家团圆，得以一齐流放，临行前，好心的卡多加女士还为这家购买了20多英镑的安家物资。但当他们到达悉尼时，这20英镑的安家物资不翼而飞了。根据1787年英国法律，犯人没有财产权，也就是说犯人丢了东西也没有办法依照英国法律进行起诉。亚利山大船的船长敦坎. 辛克莱可能正是依据这一点想把这些财产据为已有。如果在英国这事儿就算完了，但这里是澳大利亚，殖民地法官科林斯组织了一个陪审团，最后陪审团判决船长敦坎.辛克莱对丢失物资负责，理应赔偿。这是澳大利亚领土上判决的第一个民事案件。之后，澳大利亚渐渐建立起独立于英国之外的法律体系和政治经济制度（鱼评，在这里还要感谢于英国采用的判例法系，如果英国是大陆法系，在这个案例里，澳大利亚在国家没有成型之前，应该不能实行这种判决。）新南威尔士的殖民地主要是由囚犯和士兵们建立起来的，囚犯一开始要被迫劳动，但和美国情况类似，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即没有土著人可供奴役，又没有香料可供贸易，慢慢的，囚犯们的主动权就开始多了起来，士兵们为了激励囚犯们干活，不得不给他们自由，囚犯们很快不仅有了自主性，不少人还变成了企业主，雇佣其他囚犯干活。我们上文提到的犯人亨利在1809年时已经拥有了九个农场、470英亩地、以及一系列商店和房屋。（难怪十九世纪英国人颇为嫉妒地称澳大利来为幸运之地，说他们什么都不用干，坐在地上就能致富。）经济权利的开放必然带来政治权利开放，1831年，囚犯得以进入陪审团，1856年，维多利亚州和塔斯曼尼亚州是世界上最早开始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的地方。澳大利亚就这样和美国一样建立起包容性极强的政治经济制度。除了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两条建立起包容性制度的道路之外，大部分欧洲国家在法国大革命的推动下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在战争之下进行制度改革。1789年的前三个世纪，法国一直处于高度极权主义体制下，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主要是贵族，第二等级是神职人员，第三等级是其它老百姓。十八世纪法国第三等级的生活非常困苦，制造业由行业工会把持，后来者根本无法进入。农村还残存着农奴制遗留，农民们要上交租子给国王，给贵族，给教会，生活贫苦不堪。在这种背景下，法国大革命对社会现状进行了彻底的改变。国民制宪议会通过了一个新宪法，其中第一条就规定：国民会议在此彻底废除封建制度。第九条规定：任何人在税收上的特权都将予以废除，税收的收缴应平等地，以相同征收方式适用于所有人及所有财产。最极端的应该是是第十一条：所有公民无论出生如何，都应当平等的享有从事任何职业及任何职位的权利，无论是教会，公职人员、还是军事人员。教士阶层再没有征税权利，职业限制及行会被取消，僵硬的政治制度被彻底打破。在此之后，经历了几十年纷斗与战争，1870年法国建立起第三共和国，真正意义上地实行了同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类似的议会制包容性政体。正是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对攫取式社会制度的摧毁，才使得法国没有继续停留在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农奴制的老路上。是什么使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忽然走向崩溃的边缘呢？1661年到1715年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了法国四十四年，他实行了极权统治，尽管当时法国有议会，但是路易十四从来不召集议会，此间，由于大西洋贸易获利颇丰，法国在极权的政治制度下，经济上还是取得了一些发展。但是路易十四连年征战，奢靡浪费，财政方面已经入不敷出，到了路易十六时期，财政状况更为恶化。1756-1763年，法国在对英国的七年战争中（就是这场战争使法国人丢掉了加拿大）耗费大量钱财，到了八十年代，法国已经陷入财政危机，当时的财政部长内克尔建议改革财政体系，建议路易十六召开贵族议会，与贵族们商量增加税收之事，贵族们自然不愿意增加税收，而是把问题推给了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中，第三等级与其它等级争论纷纷，事态愈发恶化。（背景资料：适逢1788年，法国出现了雹灾，农民生活困苦无以富加。）当时，极端情绪已经在平民中酝酿，路易十六周围的保守派看世态不济，又建议撤掉开明派的财政部长内克尔，消息传来，第三等级们怒不可扼，一举之下攻陷了巴士底狱，导致了著名的法国大革命。群众情绪一旦被调动起来就再也无法收拾，在你砍他的头，我砍你的头的运动中，巴黎断头台的血迹有几年从来没有干过。1794年，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也被国民议会送上断头台，革命开始步入平静期。1799年，拿破仑执政之后，法国几乎攻克整个欧洲，法国革命军在所到之国摧毁了原有的农奴制，改革土地制度，废除了限制新进入者的行会，取消了教会阶层特权。拿破仑非常重视对欧洲占领之国的控制，尽管在有些国家，拿破仑仍然任用了原有的贵族阶层进行行政统治，但是拿破仑在推行改革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他在整个欧洲强力推行了以罗马法为基础，奉行平等原则的拿破仑法典。当然，拿破仑这些改革并非不可逆，比如在德国汉诺威，当拿破仑倒台之后，原有的贵族迅速夺回了权力，但是欧洲大多数地方，封建制，行会，贵族被永久的摧毁或者削弱了。总之，法国军队的确给欧洲带来了纷扰和痛苦，但是，他们确实改变了原有的攫取型的社会制度，建立了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使西欧的工业化得以立足生根。到十九世纪中叶，工业化已经在欧洲法国控制的地方（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德国等国）迅速发展，但是法国没有控制的国家，奥匈帝国及俄罗斯则仍然保留了原有的农奴制，在法国只是临时控制的国家，波兰和西班牙，仍然保持经济停滞。法国大革命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就是促使新兴产业资本的催化剂---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银行家阶层的兴起，在法国大革命家之前，欧洲犹太人被严格控制，比如德国法兰克福，犹太人只能住在犹太人区里，晚上和节假日均不得离开，犹太人只有在25岁以上才准予结婚，且一年最多只能有12对犹太人可以结婚，犹太人人不能从事农耕，他们不能贩运香料、酒、武器和粮食。1791年，法国国民大会解救了法国犹太人，1796年，法国人攻占法兰克福，解放了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犹太人，犹太人大批逃离，其中就有著名的梅耶.安姆歇尔.罗斯柴尔德。此前，梅耶在法兰克福犹太人隔离区进行铸币古董交易，根据法律，他不能在犹太人区之外做生意，法国人解放了犹太人区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迅速抓住了生意机会，到十九世纪中初，罗斯柴尔德已经为欧洲最大银行，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那不
勒斯和维也纳都建立了分行。1867年，日本萨摩藩武士大久保利通在积极联系土佐、长州各藩进行倒幕活动。此时，日本天皇没有实权，其政治权力自1603年起就一直被德川幕府架空，德川幕府实行了极权制度，禁止贸易，农民需要的缴纳高额税收，生活窘迫。但是德川幕府对日本的统治也不是完全的，比如南部的萨摩藩就相对自治，他们通过琉球群岛与西方进行贸易。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一直想推翻幕府统治，扩大海外贸易，废除原有的封建制度，他发现了大久保利通的出众才干，提拔他进入藩府，1858年，岛津齐彬去世，但是大久保利通并没有停止暗中进行的倒幕行动，1868年1月3日，德川幕府被迫退位，一月后，明治天皇登基，明治维新的大幕随后开户。（本书没提，但我认为不能忽视西乡隆盛在倒幕运动中的巨大贡献。）倒幕不只是将权力交归天皇，在德川庆喜接受的八条意见书中，其中第二条就是建立起以上议院和下议院为基础的政治体系，所有政府政策应基于民意。日本封建制完全废除，领土分封制变成了郡县制，法律规定人人平等，国内迁移障碍被废除（我国现在还没废呢，哭！），贸易壁垒被打破，国民产权受到保护。日本开始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1869年日本建立了东京到大阪的航线，并且修建了东京到横滨的第一条铁路，军事、纺织、机械工业开始突飞猛进地发展。1890年，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具有成文宪法的国家，这些变革使日本很快成为亚洲工业化第一强国。如果我们进行一个对比，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一样落后，同样面对西方船坚炮利不得不割土求和的困境。但是，当时中国更加集权，权力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日本，天皇早已被架空，幕府虽然独裁，但并不能牢牢控制日本全境，日本在迅速完成转变之后，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二战之后，更是在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中国则在极权的道路上盘桓良久，1949年在毛革命中走向极度极权的道路。
Why nations fail 第十一章良性循环（一）
1722年，伦敦城西温莎城堡的守林员Baptist Nunn曾在日记中记载，“这天晚上有几个黑面人向我开了三枪，有两枪射穿我卧室的玻璃，后来我被迫给了他们5个几尼（英国钱币）。”这些黑面人是一些将脸抹黑以隐藏身份的本地居民，他们在南部英国到处盗猎，烧掉草垛和谷仓，毁坏篱笆和鱼塘。在英国，针对王族和贵族们的偷猎行为早就屡见不鲜，1640年内战期间，温莎城堡的所有鹿都被猎杀完了。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建立起多元性的政治架构，偷猎行为在此不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违法行为，他们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平民对于侵夺公共财产的贵族们的反抗。1722年，辉格党领袖威廉姆.卡多根在温莎城堡西购买了1000英亩的土地，建起一个240英亩大的鹿苑，这片土地侵占了周围居民进行放牧和拾柴的公共土地，自然引起本地居民不满，他们化妆成黑面人，猎杀了16头鹿。在卡多根等人的努力下，1720年，以辉格党为首的议会（代表新兴商人和金融家利益的辉格党自1714年到1760年占了议会大多数）通过一项黑色法案，黑色法案不但认定持枪非法，而且认为抹黑自己的脸也属于非法行为。此时，正值辉格党的新兴资本家们大肆购买土地之际，很多著名的贵族、政治家都购买了土地，侵占了原有的公用地，因此黑色法案的通过，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这里，我有个疑问，既然是公用土地，为什么可以出售，是谁出售给贵族们的？但在网上查了半天没有查到，谁要了解，望解惑。）1724年，一位本地居民，约翰.亨特里奇被指控为帮助、唆使偷猎者，这种指控直接来自于辉格党高层，按照黑色法案，如指控成立，亨特里奇将被判处绞刑，但是陪审团经过八九个小时的审判，认定亨特里奇无罪。此时业已与光荣革命前不一样了，即使国王也干涉不了独立的司法审判结果。那为什么辉格党要接受这样一个审判结果呢？他们为什么要妥协呢？要知道光荣革命并不是一批贵族取代另一批贵族的起义，而是一个多元化政治体系建立的过程，其结果是法律规则的建立，----无论你属于是哪个阶层，无论你出身如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多元化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结果。国王不能拥有特权，那么任何一个阶层都不能拥有特权，如果否定了这一点，就会彻底否定整个革命结果，导致王朝复辟的危险。包容性制度以对权力的限制、多元性政治力量分布以及以法律为准绳三原则为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良性循环就逐渐产生了，政治权力在这个过程中越发趋于包容性和多元性。另外，多元化也允许媒体自由，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不再进行媒体管制，媒体在授予大众知情权，集合大众力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黑人法案这个案例使越来越多的平民认识到他们可以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很多成年男人还没有公平选举权，女人也没有选举权，但这些慢慢在改变，一旦良性的循环建立起来，权利多元化平均化的过程虽然是缓慢的，但是却在稳步推进，虽然也并不能说这个过程没有反复或者说完全平和的，十九世纪的前几十年，英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比如1811-1816年的卢德运动，（背景，卢德运动是英国诺丁汉的工人们发起的大规模捣毁工厂和新机器的行为，工人们认为，新机器的采用会给他们带来失业。卢德运动后经过审判大部分人被判刑，很多人被流放澳大利亚，之后卢德luddite这个词就成了反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代名词）。1819年在曼彻斯特爆发的彼得卢屠杀惨案，（背景：1819年8 月16日工人们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举行8万人大会，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废除谷物法和取消禁止工人结社法。大会组织者邀请英国激进的政治改革家亨利·亨特讲话。曼彻斯特市政长官命令军警逮捕亨特，遭到群众反对。事先已聚集在会场上的军警和骑兵立即出动，顿时，血溅广场，有11人死亡，400余人受伤。事后亨特等许多人以谋叛罪被监禁两年。）英国的政治精英们也试图阻止政治制度的开放，但是这些努力均告失败。（如英国政府于1819年11 月颁布六项法案，禁止集会、游行，限制出版自由等。法案被群众称为“封口令”，结果1820年4月，格拉斯哥爆发了6万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六项法案不得不废止。）1838年又爆发了工人要求普选权的宪章运动。在一次次运动的推动下，政治改革一次次被推上政府的议事日程，1831年，格林公爵成为首相，开始说服各方力量，进行政治改革，1832年，第一次改革法案通过。1832年的改革法案是温和的，有限的。之后，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依然在进行，1864年，国民改革联合会成立，1865年改革联盟成立，1866年七月，伦敦海德公园召开以改革为目的的大规模演讲集会，这直接导致1867年第二次改革方案的通过，工人们的选票数翻了一倍，成为选民主流，1884年，第三次改革方案通过后，60%的成年男子有了选举权；1918年，所有21岁以上成年男子和30岁以上成年女子都获得了选举权。1928年，所有成年女子全部获得选举权。与政治开放相对应
的是经济开放和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1846年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废除，谷物价格下降。1871年，政府建立起透明的行政公共服务监督体系，所有行政服务全部开放以方便公众监督（令人真心羡慕）1906年自由党执政期，政府开始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如健康失业保险，养老金改革，最低工资，税收再分配等等。1891年，实行全民免费小学教育，十岁儿童入学率1870年只有40%，到1900年已经达到100%。就这样，英国社会制度进入不断开放不断包容的良性循环。法国乃至欧洲大陆的制度转变过程是激烈的，是在对原有贵族进行摧毁的基础上实现的，但是英国却在和平中实现了制度转变，是渐进式的改革，这种改革相对来讲更为有力，也更利长远。
Why nations fail 第十一章良性循环（二）
美国的包容性制度早在殖民时代就已经在弗吉尼亚、巴里兰、卡罗林那州确立起来，但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在正向循环基础上的不断反馈、强化、发展的过程。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所有白种男人已经有了投票权，美国独立战争后，经历了一波快速发展，铁路和商业街和工业迅猛发展，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兼并狂潮方兴未艾，垄断组织迅速增多和扩大，一小部分人如摩根、范斯比尔德、洛克菲勒等人形成垄断资本，大批中小企业被吞并或破产，垄断组织对森林和矿产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经济发展的天平开始倾斜，财富不平等通过垄断而加剧。此时，开始了美国的平民主义运动(The populism movement)，平民主义运动，应该追溯到1867年“格兰奇”（Grange,全称为“National Grange of the Patrons of Husbandry”）的建立。这个带有秘密色彩的农民自发组织最初的目标是为农场主提供教育和社交的机会。其领导人奥利弗·哈德森·凯利（Oliver Hudson Kelley）原是农业部的一名办事员，在内战结束时巡视了南部的农业状况，回华盛顿后着手组织了这样一个互助组织。随着内战后农民处境的日益困窘，格兰奇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成为当时最大的合作网络组织。到1875年，格兰奇的成员已经超过了85.8万人。其功能也由初期的教育和社交发展为经济上互助合作为主，在许多州设立供销代表，为农场主生产资料购买和产品销售作代理，甚至尝试着建立自己的农具工厂。1874年在圣路易斯全国会议上，格兰奇参与者通过的宣言明确要求：反对贷款制度和抵押制度，反对垄断资本，反对高薪金、高利率和商业暴利等有可能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很快的一系列平民运动对立法开始施加影响，1890年，议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以限制大资本家垄断资本为政治纲领的总统，如西奥多. 罗斯福，威廉姆. 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开始就任总统，1902年，罗斯福利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拆分了北方证券公司，阻止了摩根、杜邦、美国烟草和标准石油的扩张。他的继任者威廉姆. 塔夫脱比他还要激进，他强力推进改革，引入了联邦收入所得税，于1911年拆分了标准石油公司，并通过了宪法十六修正案（背景：美国宪法十六修正案的内容是联邦政府有权征收个人所得税---请注意，在此之前，联邦政府是没有固定地征收过个人所得税的，之前，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关税，曾经因为南北战争资源不足时短期征收过，联邦通过累进税制对富人征收所得税是自此时起。）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在平民主义的灰烬上，燃起了新的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s)的火焰，进步运动主要是以新兴小中产阶级为主，从纲领上也更加明确，反对大集团垄断，要求人人机会平等。进步主义运动使代表中产阶级的伍德罗.威尔逊就任总统，威尔逊总统主持通过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Clayton Antitrust Act）创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并在普乔委员会的激励下，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限制金融领域的垄断。（普乔委员会Pujo Committee，由路易斯安那州议员普乔创办人，专门进行金融业垄断调查。---这个普乔委员会的先例对于目前美国华尔街大而不倒的现状颇有借鉴意义。）在美国经验中不得不提到媒体所起的重要作用，1906年老罗斯福把那些专门揭露社会或者大公司丑恶面的记者们称为muckraker （粪耙子），这些记者通过深入的采访报道了垄断资本家丑闻，揭露了地方以及联邦政治中的腐败现象。比如Ida Tarbell在1904年他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一书中深刻揭露了标准石油公司的问题，直接导致了标准石油公司在1911年被拆分。Louis Brandess ,在他的《银行家怎么滥用别人的钱》一书中揭露了金融业丑闻，此书直接影响了普乔委员会，Brandeis后来被威尔逊任命为高级法院大法官。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在他的Cosmopolitan系列中揭示了美国的参议员选举的问题，这导致了美国宪法第十七修正案的通过。不消说，当时的大财阀们恨透了这些“粪耙子”，但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保障了任何一方都不能将这种声音扑灭，正是在这种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防止了垄断基础上的利益集团利益僵化，通过其制度的纠偏作用继续保障包容性制度的正向循环。大萧条之中的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总统，此时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失业，为了迅速拯救经济，罗斯福开始推行新政，1933年，他提出了致力于经济复苏的国民工业复兴法，法案第一部分，罗斯福及其团队认为加强工会力量，减少竞争，提高工人条件，是经济复苏的良药。在法案第二部分，提出公共基础投资计划，拟大规模地兴建基础设施以使经济走出谷底。在法案已经开始着手实施两年后的1935年，高级法院的大法官们判决此法违宪。他们裁定：“特殊的情况可能需要的特殊的处理办法，但即使在特殊的的情况下，也不能扩大宪法以外的权力。”1936年，罗斯福高票连任后将矛头指向反抗他新政的高院大法官们，认为他们过于保守僵化，没有尽力拯救美国经济。1937年，罗斯福以大法官工作负担太重为由，提出大法官们70岁必须退休，他将新提任法官，并拟将七位法官改为六名。但是他的提案遭到参、众两院的高票否决。此时罗斯福在全国享有很高声誉，如果这是在秘鲁和阿根廷，他就可以利用他的群众基础关闭议院，换上自己人，或者修改宪法，秘鲁的藤森总统和现任总统查韦斯正是这样做的，但是美国分权制度已经形成，分权观念深入人心，罗斯福此时也无计可施。阿根廷曾经也拥有象美国一样的大法官制度，但1946年当选的阿根廷总统庇隆将军上任后立即将五名大法官起诉撤掉四个，这使庇隆变成了极权者，1955年，庇隆在另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推翻，阿根廷的政体摇摇晃晃一直没有稳固。1990年，阿根廷终于出现了一位民选总统----卡罗斯.梅内姆，梅内姆一上台就开始暗中促使五位大法官辞职。其中一个有意思的桥段是，梅内姆曾经给大法官法伊特一个大使的职位，暗示让他辞职，法伊特回赠了梅内姆一本自己写的书，书名叫《法律与伦理》，在扉页上，他对梅内姆写道：“别忘了，是我写了这本书。”梅内姆这招不成，又想了一招，他以和罗斯福相同的理由，向议会提出大法官们工作任务太繁重，要求将五人大法官变为九名，议会通过了这一提案，梅内姆自己任命了四位大
法官之后得以为所欲为。（阿根廷是一个很悲催的国家，二十世纪初，它在经济方面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但是二十世纪，他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性制度，而是一直在一个极权推翻另一个极权的道路上徘徊。）（鱼评：我曾听过一个故事，哈耶克二战后在美国，坐出租车时听到了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新闻，他的出租车司机评价说，“这真是一个好总统，但他在大法官那件事上做错了”。为此哈耶克感慨良多，一个出租车司机能这么评价，说明美国普通民众对于三权分立的意识非常清晰。）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都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是在利益集团的不断斗争博弈中走向正向循环。能建立正向循环至少要有几个机制，第一，多元化的政治机制保障权利不会被独裁者、一小部分人、或者某一集团或者党派滥用，权力应有相互制衡。第二，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应互相支持。第三，媒体自由很重要。
Why nations fail 第十二章恶性循环
塞拉利昂（我们前文提到过，是十七世纪非洲贩奴比较猖獗的地区之一）于1896年成为英国殖民地，首都弗里敦。实际，此时塞拉利昂腹地仍然是由许多小国组成，英国人与这些小国们签署了协议，称这些地方为保护地，把这些小国的国王们称为“大酋长”。1898年1月，当英国人想征收棚户税的时候（每家征收五个先令）这些酋长们不干了，他们联合起来爆发了“棚户税叛乱”，叛乱在南部曼德兰地区尤其激烈一些。当时英国人已经开始修建一条从弗里敦向内陆的铁路，这条铁路本来是要修往东北方向的，起义爆发后，英国人改将铁路向南修，力图使部队能尽快伸入到南部曼德兰腹地平叛。这个铁路本来是出于军事目的修建，结果对塞拉利昂经济贡献很大，南部曼德兰出产的咖啡，可可，钻石源源不断地运往首都和港口弗里敦。1961年，塞拉利昂独立了，英国人把权力交给了米尔顿.马尔盖和他的塞拉利昂人民党手中，1964年，米尔顿.马尔盖的弟弟阿尔伯特.马尔盖当选为总统，马尔盖兄弟俩的支持者大本营在南部曼德兰地区。1967年，马尔盖的塞拉利昂人民党在竞选中败给由斯亚卡.斯蒂文斯率领的全民议会党，而全民议会党的支持者们多集中在北方部族。新上台的总统斯蒂文斯毫不留情的把给塞拉利昂人民带来繁荣的铁路给关停了。他的理由很简单，凡是对他的竞争对手马尔盖不利的事情，就会对自己有利，这条铁路是通向南方的，关了就可以弱化马尔盖的大本营。斯蒂文斯既然可以置国家经济利益于不顾而关闭铁路，他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强化自己的独裁者地位，1967年之后，他就开始残害他的竞争党派，实行一党专制，之后，他以使塞拉利昂更加贫穷为代价，成功地当了近18年的独裁者，1985年，他将权力交给他选中的继任---约瑟夫.莫蒙。殖民地时代，英国人设立了一个市场委员会，本意是想帮助殖民地农民，平抑可可、咖啡等经济作物的价格（国际市场上价格低时政府就高价收购一些，等价格高时再低价卖出）这个政策初衷是好的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越来越走了样，委员会开始从中渔利剥削农民。（鱼评，这个认我想起了王安石的青苗法，一样一样的啊！）但，英国人对塞拉利昂农民剥削的远不如自己人来得狠，独裁者斯蒂文斯在任期间，农民向委员会出售咖啡和可可等，只能拿到国际市场价格的10%不到，其它的钱全部被独裁者们中饱私囊了。难怪塞拉利昂农业产量一直非常低，农民根本没有积极性。英国人除了遗留给塞拉利昂剥削农民的工具--市场委员会之外，还给塞拉利昂遗留了一个攫取型的贵族制度，英国人曾规定塞拉利昂腹地部落的大酋长们只能从一个认可的统治团体中选出，而这个统治团体中全是和英国人关系好的那些小国国王的亲戚们，这就人为地形成了一个固化的贵族阶层，这些酋长们不但要维持法律秩序，还要征税，而且还是土地的守护者--说白了就是地主，土地不能被买卖和抵押，如果你是外邦人，你就不能在此地种可可和咖啡。（就是户籍制啊。）1930年，塞拉利昂发现了钻石矿，这个钻石矿是个浅表矿，英国人成立了一个垄断机构塞拉利昂选择信托来管理这个矿，并将采矿权卖给了南非最大的矿石采矿公司--德比尔斯，当时德比尔斯为了防止盗矿，有一支自己公司的军队，这支军队比塞拉利昂的军事武装还要强。但即使这样，德比尔斯还是无法防止盗采。1970年，民选独裁者斯蒂文斯将塞拉利昂选择信托直接收归国有，成立了国家钻石矿业公司，实际控制了钻石资源，斯蒂文斯及其家族暴富了，百姓却愈发贫困。从塞拉利昂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英国殖民者的恶劣影响，先是贩奴使塞拉利昂走向军事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国王贵族们靠掳掠人口发财，后来是建立一个本土的贵族圈子，并且建立市场委员会等压榨农民的工具。当英国殖民者撤离后，留给塞拉利昂的是贫苦不知道权利要求的贫民、一些只靠压榨他人为生的贵族、还有市场委员会、钻石信托等现成的敛财工具。塞拉利昂只是一个例子，和塞拉利昂一样走在恶性循环的道路上的还有安哥拉、布隆迪、乍得、象牙角、刚果、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卢旺达，苏丹、乌干达等大量非洲国家。1993年，拉米欧.德利奥.卡匹奥成为危地马拉总统，他任命卡斯提里奥为财政部长，斯尼巴尔迪为发展部长，这三人全部都是十七世纪西班牙征服者的后代。危地马拉的社会学家阿尔祖曾经做过一个分析，自从1553年起，危地马拉的22个核心家族与26个半核心家族通过联姻构成了危地马拉的政治和经济核心。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是英国等国殖民者建立起攫取式政权之后，把攫取式的政治制度遗留给当地的领导者。而危地马拉等南美殖民地则更加简单，当地的征服者后裔们牢牢地控制住了祖先遗留下来的权力。当西班牙殖民者到达危地马拉时，危地马拉是个人口稠密的国家，有将近两百万玛雅人，后来因为杀戮和传染病影响，本地人口有所减少，之后，西班牙人控制了这片土地，本地人则要根据mandamiento强制从事劳动。贵族们，这些征服者的后裔，不但从强制性劳动制度中坐收渔利而且建立了垄断的贸易行会，将贸易权垄断在自己人手中。十九世纪初，同墨西哥一样，危地马拉为抵制当时西班牙进行的民主进程，保护自已人利益，危地马拉独立了，征服者后裔同以前一样，仍然在这片土地上作威作福。他们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限制了危地马拉经济发展。比如，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危地马拉贵族们一直没有在太平洋沿岸修建港口，以避免权利的分散化（担心会产生新兴贵族）。1871年危地马拉自由党推翻了保守党统治，J.R.巴里奥斯就任总统期间（1873-1885）试图改革经济，修建铁路，鼓励咖啡种植，但是1871年到1883
年，危地巴拉100万英亩土地落到了贵族的手中---之后又大批地卖给国外公司，贫富分化越趋严重。而且，自由党总统巴里奥斯只有经济发展观念，丝毫没有人权自由的观念，根据1877年的177条例，农民还要延续以前的强制劳动制度。每个都要携带一个工作本，叫做liberta，里面详细登记了每人的工作记录和债务（就是咱们国家的档案啊）如果对雇主欠债则不允许离开雇主到别处工作（而以当时对农民的报酬和强制劳动制度，家里有点事儿就得欠债，欠债是很普遍的事情）基本上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这项制度直到1945年才取消。1931年，军人乌维科·卡斯坦亚达攫取了政权（通过一场没人反对的选举），他独裁13年期间，反对技术革新，剥夺人民权利，最夸张的是，他在任期间，“工人”，“工会”，“罢工”等都成了敏感词，（谁用这些词，谁就可能进监狱）。1944年，在大学生们的发动下，全国掀起了反独裁统治的运动，乌维科·卡斯坦亚被迫下台，1945年建立起民选政府，但1954年又一起军事政变将民选政府推翻，直到1986年才再一次建立起民选择政府。(背景：此书没讲美国人做的一件肮脏的事儿，1944年，原为大学教师的民选总统何西.阿瓦罗上台后，针对危地马拉土地兼并状况，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大量外国企业的土地和贵族土地，给无地农民分地，1950年底,阿瓦罗的继任阿本斯·古斯曼继续了他的土地改革。改革之前的危地马拉，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兼并了大量土地，为了反对土改，美国联合水果通过CIA指责阿瓦罗和阿本斯是共产主义分子，秘密策动支持军政府推翻了民主政府。使危地马拉的改革戛然中断。）（背景：危地马拉人民太惨了，从1954年到1986年，简直是厄运连连，军事独裁一直伴随着人民的反抗，1970年军事独裁者杀死了50，000所谓的左翼分子，1976年危地马拉地震，27，000人死亡，100万人无家可归，1981年，11，000人在反军政府的运动中被士兵们杀死。此间，游击队和政府军的持续斗争，即使在1996年签署了停火协议后，危地马拉至今仍充斥着大量的贩毒集团和反政府武装。）十九世纪中期，采用蓄奴制的美国南方比北方要贫穷的多，到1860年，南方所有州的收入还不如马萨诸萨一个州多，北方有3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可南方只有9%，北方的铁路密度（铁路公里数除以土地面积）也是南方的三倍。南方当时也没有技术革新的动力，从1837-1859年，小麦、玉米等北方农作物，其技术专利每年能有十几个，但棉花等南方主要产品的技术革新专利平均每年只有一个。南北战争之后，奴隶制被取消，但是南方并没有立即从攫取型的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反而依然在恶性循环中挣扎，在所谓的Jim Crow 相关规定影响下，黑人并没有什么权利。（背景：Jim Crow这个词来自于戏剧名Jump Jim Crow , 是白人抹黑了脸假扮黑人的一部讽刺剧，Jim Crow laws吉姆·克劳法则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非裔美国人（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强制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比如，公交、餐厅、学校等公众场所，全是黑白分离。）虽然南北战争奴隶制被废除，但是南部种植园主的土地保持了原样，黑人依然没有土地，内战中，黑人曾经被承诺过，如果奴隶制废除，每个奴隶可以分到40英亩地和一头骡子，谢尔曼将军部队中的一部分黑人甚至已经分到了土地，但是战争结束后，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废止了谢尔曼将军的政策，黑人再也没有能得到土地。（背景：我们知道这个安德鲁.约翰逊是来自南部田纳西州，但他一直主张南方不应该分裂而受到林肯的重视成为副总统，林肯死后，安德鲁.约翰逊采取的是调和政策，很多政策照顾了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北方共和党人相当不满，曾经想过弹劾他。）之后，南方白人种植园主依然保持了原有的制度，1865年，阿拉巴马州通过了黑人法案，限制黑人人口流动，力图仍然以较低廉的价格压制黑人。而当时，黑人没有地，不打工也难以谋生，美国南方就这样一直在恶性循环，直到1950年之后的平权运动。1974年，在苏联和古巴的武器支援下，一个埃塞俄比亚共产主义组织德格（Derg）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皇帝海拉西，德格首领蒙斯图成为国家领袖，1978年，蒙斯图稳稳地安坐在曾经的皇帝宝座上进行军队检阅。他的一个部长回忆说：当年，在我们一起革命时，我们不穿好衣服，不驾车，甚至认为打领带这种事都是资产阶级行为而加以唾弃。但是革命胜利后，一切都变了，物质主义开始占了上风，国家和军委领导都要从欧洲订制高档服装，我们开最好的车子，住最好的房子，吃最好的食品。以前我们和蒙斯图聊天时，会把手插在口袋里象和老朋友一样，现在，只要他一出现，我们要立即垂手侍立，以示敬意。（看着这段熟悉不熟悉啊？）这个现象就是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所说的寡头铁律,寡头铁律是指所有的组织形式，无论你当初想法是什么，只要你的权力不受限制，实行的是层级制体系，结果都会变成一样。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就是自我重复，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了闹剧。”我们来看看，非洲，那些想推翻殖民者的反殖民领袖们都曾承诺过要给人民好日子过，最后搜刮起自己人来，比殖民者还要狠毒。马克思主义者蒙斯图要让人们挣脱皇权的铁链，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但是他用了一个更粗的铁链锁住了他的人民，他享受了皇帝的待遇，人民依然是皇权之下的子民。都是闹剧，但是却比第一次那场悲剧还要悲哀！寡头铁律就是指新的政权在打破旧的政权后，什么都没有改变！那么什么样的革命才能形成英法式的包容性制度呢，有几点比较重要，第一，这个革命中要有新兴阶层的产生和强烈参与，他们要求打破创新障碍，寻求权利。（就是让旧的利益集团的动摇）。第二，革命一定要有广泛参与度，不能只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权利要分散化。第三，革命后要建立一个分权的制度，一个保障人人平等的宪章。（说到根本，良性循环的产生是对权利产生了限制，分权和平权的要求时时在进行。恶性循环的产生就是权利的集中，底层被压榨到没有权利意识，让一批人为所欲为。寡头铁律其实就是说不要指望在没有斗争和权利争取的情况下，统治阶层能自觉地走向理想化的让权分权道路，如果不分权，即便能取得一时发展，利益阶层也迟早会固化起来，攫取大批人利益，阻碍社会发展，所以权利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Why nations fail 第十三章现在，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上）
2000年1月，在津巴布韦哈拉雷，查瓦瓦正在主持一个津巴布韦银行（一家国有银行）对客户的抽奖仪式，当打开奖券的时候，他目瞪口呆，最大奖10万奖金的获得者竟然是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津巴布韦银行解释说：总统获奖可是在成千上万的名字里抽出来的。--呵呵，你相信吗？穆加贝自1980年就通过各种手段成为津巴布韦的铁腕统治者，在他领导下，这个国家采取了典型的攫取型政治制度，2008年，津巴布韦人均收入仅仅是1980年它刚刚独立时的一半，2008-2009年因为健康体系恶化，暴发了全国性的霍乱，导致4，293人死亡。2009年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调查结果显示，津巴布韦的失业率已经高达94%。津巴布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
1890年，塞西尔.罗德斯的英国南非公司派了一支军事探险队到时达恩德贝莱王国，他们使用先进武器很快征服了这些非洲小国，1901年建立起南罗德西亚殖民地，1923年，他们力图说服英国进行半自治，同南非一样，这些白人统治者们通过国家土地法案在南罗德西亚建立起种族隔离的二分制度（前章讲过，南非曾经实行过国家土地法案，白人人均可以拥有大块土地，但是黑人只能拥有一小块土地），这样把大批土地集中到不到人口5%的白人手中。1965年，欧洲殖民地帝国开始崩溃，罗德西亚白人贵族们在易安.史密斯的领导下宣布独立，但这时国际社会并不承认这个白人政权，一些黑人在游击队的组织下持续与白人政权斗争，其中就包括穆加贝率领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1980年，穆加贝获胜，津巴布韦建国，之后，穆加贝逐渐建立起攫取型的政治制度，他建立起国有企业，市场委员会等组织，将经济命脉紧紧地攥到自己手中，严格限制新商人阶层的产生（同第二章加纳的例子一样），在这种半计划经济下，津巴布韦自1991年起开始经历了几次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使一些反对人士开始挑战穆加贝实行的一党专制，穆加贝的支持率开始下降，为了提升自己的支持率，2000年，穆加贝保护甚至怂恿内战中的老兵去侵占白人贵族的土地（由于历史原因，白人地多），导致白人大规模逃离和资金外撤，（国际社会也开始对津巴布韦进行制裁）津经济受到重大打击。穆加贝开始大力印刷货币来收买人心，结果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可怕的通货膨胀（通胀率达到231，000，000%，甚至发行了世界上票面价值最大的钞票，1000亿元）津巴布韦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清楚地反应攫取型国家经济发展不能持续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政治制度设计上不能保障人们有动力去进行储蓄、投资和创新。前文我们提到过塞拉利昂，斯亚卡. 斯蒂文斯建立起独裁政府，后来，他得了癌症就把总统交给了他的亲选接班人莫蒙，这时候塞拉利昂的经济已经快崩溃了，公路荒废了，学校解散了，信息部把转播器和无视发射塔给卖了，电视广播系统也瘫痪了，莫蒙给公务员和教师发不起工资，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全国各地叛乱此起彼伏，要求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响，这时塞拉利昂一位下士桑科带领他的革命联合阵线（RUF）决心推翻腐败的莫蒙政权，但是随着桑科的向前推进，他的人文理想主义情怀消失殆尽，为了征兵，RUF开始掳掠儿童做为儿童军，很快塞拉利昂内战演化成儿童军之间的较量。2001年内战结束，十年内战，八万人死亡，整个国家经济完全瘫痪（目前塞拉利昂是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悲催的是，由于缺少医疗，疟疾在这些年大肆发作，塞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因罹患疟疾而无法工作，国民平均寿命只有27-29岁！）。在非洲，象塞拉利昂这种由极权政治陷入内战的案例比比皆是，如象牙海岸，安哥拉，刚果，莫桑比克，乌干达，索马里，苏丹等等。哥伦比亚曾经被认为是一个两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但是它只具其表而无其实，保守党和自由党两党之间的党派纷争使暗杀与政变充斥了哥伦比亚独立后的现代史.。1948年到1958年的十年内战，导致20万人死亡，这时，一系列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游击队开始侵扰乡邻--绑架、谋杀。哥伦比亚老乡们都要给这些土匪交保护费，来保证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1981年，一个共产主义的游击队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绑架了一位牛奶场主卡斯塔尼奥并索要赎金，这家人正在办理押地换钱手续的时候，FARC却很不道义地将人家撕票了，这位牛奶场主的三个儿子不干了，拿着枪就要报仇，卡斯塔尼奥三兄弟能力还很强，到了1997年，他们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全国化的武装组织－－哥伦比亚联合防御力量（AUC）拥有了三万追随者，他们从事贩毒，谋杀和绑架，甚至用武装力量控制了半个国家的地方选举。2002年，乌里韦当选为哥伦比亚总统，乌里韦同卡斯塔尼奥兄弟类似，他的父亲也是被左翼FARC谋杀，他立即中止了他前任进行的和FARC和谈的进程，联合AUC打击左翼势力，作为交换，乌里韦总统对AUC采取了宽松政策，2006年，乌里韦在修改哥伦比亚宪法中总统不能连任的条款后顺利当选为第二届总统（2010年，桑托斯当选为哥伦比亚总统）。哥伦比亚这些年情况有些好转，但是这个国家只所以陷于连年征战，政府对毒贩子集团束手无策，正是由于哥伦比亚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阿根廷在2001年陷入经济危机，这三年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欠下了大量外债，这是由卡罗斯.梅内姆政府在1989年采取的稳定通货膨胀的政策造成的。1991年，梅内姆将阿根廷比索与美元挂钩，为了鼓励人们的信心，在阿根廷可以随意开立美元帐户，提取美元，但这导致阿根廷出口停滞，进口却蜂拥而入。阿根廷不得不举借外债以稳定币值，但是很快就撑不下去了。人们对比索开始丧失信心，于是将大量比索换成美元。2001年12月1日，政府突然冻结了国民的所有银行帐户，每人每周限取250比索，美元帐户则全部冻结不能动，除非将美元换成比索。然后，政府强制将人们的美元帐户里的美元全部换成比索，但不是以当时的一比一的汇率，人们发现他们每一千美元，只换成了250比索，政府强行拿走了75%。前面提起过，阿根廷是一个很悲催的国家，1914年之前，阿根廷经历了50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与美国相当，但是之后却一直止步不前甚至在倒退。阿根廷从来没有建立起包容性的社会制度，1930年阿根廷经过第一次军事政变，之后，一直到1983年，阿根廷一直在独裁和民主之间摇摆。庇隆将军能在选举中获胜主要是通过利用腐败得来的钱购买选票，1990年当梅内姆总统的任期到期后，他通过权利修改了宪法，使他得以延长任期，上面那个例子说明，阿根廷政府根本没有私人产权意识。选举不能保证一定能带来民主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在哥伦比亚，1/3选票都由毒贩集团控制，在委内瑞拉，查韦斯炒掉竞争对手、封锁媒体、随意剥夺产权。当民主制度在拉丁美洲兴起时，这实际上一直是贵族统治，拉丁美洲的民主制度为什么于会深深地植根于攫取型社会制度呢？因为，在拉丁美洲，不平等的攫取型政治制度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在平等的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拉丁美洲人民更倾向于选择一个强势领导。并不是阿根廷人天真到不知道庇隆将军的独裁特征，或者说委内瑞拉人民就是尊敬查韦斯，而是他们首先希望这些总统们能建立起公共服务，如教育，交通等设施以使他们先从本地贵族的剥削中解放出来。但，也正是这种对强势的依赖才导致了他们继续更深地陷于攫取型制度的陷阱中。
Why nations fail 第十三章现在，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下）
大家一定还记得，2009年11月，北朝鲜搞了个汇率改革，政府发行了一种新朝元，每100旧朝元兑换1新朝元，每人必须在一周内兑完，否则旧钞做废。最绝的是，每人不得兑换超过100，000元，（后来放宽到500，000元），100，000元相当于40美元，就这样，政府有
效地洗劫了全民财富。在北朝鲜政府看来，使人民贫穷是安全的统治方法，北朝鲜人民贫穷地无以复加，金正日自己却享受着财富的乐趣，他有一个装配有酒吧、卡拉OK机、电影院、游泳池、冲浪机等豪华娱乐设施的高达七层的娱乐中心。每年光金家从法国轩尼诗公司购买的干邑白兰地就高达80万美金。二十世纪新极权主义--共产主义发源立旨于消灭剥削，实现人人平等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列宁和他的同伴自己却变成了新精英阶层，之后，斯大林的大清洗干掉了他四千万同胞。俄国的共产主义是血腥的、残忍的，但却不是唯一的，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中国、北朝鲜无不经历了清洗和杀戮。共产主义政权将权力集中在共产党手中，对于权利没有丝毫约束，完全是攫取型的政治制度。棉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命脉，其棉花出口占了全国总出口的45%。前苏联时，由2048个国有农场在乌兹别克斯坦地区进行棉花种植，前苏联解体之后，总统卡里莫夫（此人原来是乌国计委副主任和财政部长，自1990年苏联解体起一直到现在还连任总统）通过计划来决定农民们可以种什么，种多少和棉花收购价，不消说，棉农拿到手的钱和国际市场棉花价格没法比，其余的全归了政府，棉农们自然没有了积极性。当乌兹别克斯坦于1990年独立时，40%的棉花靠联合收割机完成，但随着棉农利润下降，他们不愿意购买和维护机器。这时候，卡里莫夫想出一个便宜的办法---学校儿童。卡里莫夫强令地方政府给学校们分配棉花采摘指标，每年九月初，全国270万儿童在各大棉田劳动，每年收割期为两个月，农村孩子还好，可以住在自己家里，城市孩子则只能自己带饭，晚上睡在仓库或者牲口棚里。现在乌兹别克斯坦有75%的棉花是儿童采摘的。为什么乌兹别克斯坦会出现这种诡异情况呢？乌兹别克斯坦是典型的攫取型政治体系。直到今天，在乌兹别克斯坦，不能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团，媒体受到限制和压制，在2005年的群众示威中，有至少750人被军警打死。1990年，卡里莫夫当上总统之后，他通过修正案将他的总统任期延期，2000年，他又一次以91.2%的支持率当选，2007年，他以88%的支持率再次当选总统。（虽然这次选举被广泛认为是欺诈选举）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1937年苏联的那次选举，纽约时报转发了来自莫斯科的报道，激动地宣称，斯大林同志以100%的支持率被选为苏维埃国家主席！乌兹别克斯坦还有1/3以上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是总统的女儿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帝国，没有人知道她有多少钱，只知道她的触角延伸在各行各业。（乌兹别克斯坦媒体称她为乌国大美女，维基解密却称她为乌国最招人恨的人。）1954年，埃及推翻了君主制，之后进入了纳塞尔总统领导的半社会主义国家。此期，埃及的经济命脉为国有企业，1990年埃及开始进行改革，市场放开，私营企业开始发展，但是埃及并没有进入包容性经济制度，商业命脉主要掌握在以候塞因.穆巴拉克为首的NDP（国家民主党）手中，商人开始与政界利益勾结，很多的商业人士被提拔到政府要职，在很多行业，商业贵族们通过种种政府政策来限制新进入者，保护现有商人利益。大财阀如阿赫曼德.埃兹Ezz（钢铁大亨），萨维里斯（媒体饮料和电信大亨）等基本垄断了全国的主要行业，Ezz垄断了全国70%的钢铁，他还是国家的预算委员会主席和NDP高层，与穆巴拉克的儿子有密切关系。与墨西哥相仿，九十年代埃及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催生了大量的权贵阶层，卢克索集团的扎伊阿特通过资本运作，以空手套白狼的形式获得了ABC集团(Al Ahram Beverages)埃及最大的啤酒一生产商，然后又收购了Gianaclis红酒垄断集团。穆罕慕德.诺塞尔通过与埃及公共商业部长的关系无障碍的收购了埃及一家装瓶公司（可口可乐在埃及的唯一装瓶公司）三年后以三倍的价格出售。在这个大收购过程中，政府高官，商人通过VC等形式结合，成功的利用了资本市场，成功地聚集了大量财富。穆巴拉克建立起一个权贵结合的攫取型政权，还力图将总统一职传给钟爱的次子贾迈勒，但阿拉伯之春后，他在大规模示威中被迫辞职。这一章，我们讲了很多国家经济难以发展的恶性循环的案例---从拉美的阿根廷，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到非洲的塞拉利昂、津巴布韦、埃及，还有亚洲的乌兹别克斯坦、北朝鲜等等。这些国家全部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攫取型的政治制度形成了攫取型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财富从平民手中聚集到权贵精英阶层。恶性循环同样说明，即使这些国家出现了革命，象塞拉利昂、津巴布韦，依然难以建立起多元化的政治体系和包容性的社会制度，结局很有可能还是重复。主要原因是长期历史上形成的权力不受约束的权力失衡的机制所造成，解决之道并不容易，但也并非不可能。英国内战之后，议会派胜利，克伦威尔却变成了极权主义者，但当时议会已经成型并且具有发言权，议会已经形成了了多种利益和多种观点的多元化现象，这就使寡头铁律难以发挥作用，克伦威尔很快被推翻，这之后，英国就迎来了光荣革命。下一章，我们会讲一些打破攫取型模式的国家的例子。（综合这几章来分析，普通百姓，无论是谁，都要对自己的利益争取发言权，这才能导致最终包容性机制的建立。这个过程不容易，但是如果不争取，而象拉美和非洲那样一味地放任依赖强人政治，结果只能是在攫取式的老路上受压榨。）
Why nations fail 第十四章打破旧模式
1895年，贝专纳兰（现博茨瓦纳）三个部落的酋长来到伦敦请求维多利亚女王支持，希望英国能保护贝专纳兰八个部落免受塞西尔.罗德的侵扰。（塞西尔.罗德我们前文讲过，是南非白人，曾派遣军事探险队由南非向北，建立了南北罗德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和赞米比亚）。这些部长与英国殖民部长尚伯雷谈完之后，又去了英国各地巡回演讲，以获得英国民众支持。在三位酋长同意英国修建一条通过贝专纳兰的铁路之后，英国作出决定，贝专纳兰将受到英国的保护，女王会任命一位官员驻临贝专纳兰，但是本地人的生活将不会有更多的改变。应该说博茨瓦纳人民是幸运的，首先，博茨瓦那一直以来采用一种相对集中但是民主议事的组织制度，每位成年男子都可以通过kgotla享有发言权（我理解是一种氏族大会）。其次，英国虽然将博茨瓦纳设为保护国，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殖民地的晚期，殖民地管理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英国对博茨瓦纳仅是间接管理，基本没有干涉内政，并没有象在塞拉利昂那样建立起市场委员会等一系列攫取式的政治管理制度。而且，英国还阻止了南非等周边白种人对博茨瓦那的入侵。当然1966年，贝专纳兰独立成立博茨瓦纳时，博茨瓦纳是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根本没有什么基础设施，英国基本上也没什么投入。而且当时，博茨瓦纳周边全是白人治国的国家（南非，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这些国家对这个黑人国家充满了敌视。整个国家只有12公里的铺设公路，22个大学生。
但是45年后，博茨瓦那成了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人均收入与爱沙尼亚或匈牙利相仿。他们是如何打破模式的？首先，他们从建国开始就实行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进行常规的竞争性选举（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大多采用了英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但是巧妙的把酋长院纳到政治体系内），因为这个有效的政治制度，博茨瓦纳从来没有过经历过内战和武力干涉。政府保障私人产权，致力于宏观经济稳定，并且建立起市场化经济体系。博茨瓦纳的民主制度是在酋长时代的部族协商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很重要的是，这个政治制度并没有经历过殖民者的破坏。博茨瓦那的独立是由凯特马.西瑞和塞瑞茨.卡马于1960年建立的博茨瓦那民主党（BDP）领导的，卡马是国王卡马三世的孙子（这个卡马有个很富传奇色彩的人生，适合拍大片，哪天我单独写一篇八卦博客讲一下哈。）独立后，BDP成立了肉类委员会，（那时博茨瓦那以肉类出口为主），肉类委员会主要是服务机构，主要任务是防止肉类疾病和促进出口，并不是其它非洲国家市场委员会那样低买高卖，从中渔利。之后，博茨瓦那发现了钻石，政府立即宣布钻石矿国有，将钻石矿利润全部投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产业。（背景：独立之时，卡马和开国精英们就确立了几个建国原则：多党制、总统制、言论自由、三权分立。目前博茨瓦那的政治清廉指数高达全球第36位，在非洲国家是当仁不让的第1位，新闻自由度很高，成人识字率达到85%以上，小学和高等教育全免费（小学生中午免费午餐），中学教育国家负担大部分学费；农民的养老保险达到100%，公立医院看病一切医疗费用全免）（鱼评：博茨瓦纳这个例子，其实我认为一个最关键点，就是博茨瓦那这八个部族的每位成年男子一直有参政表决权，这个表决权从部落始，没有被殖民时代给毁掉，最终独立后每位公民会很习惯性地去参与选举，每位政府公务员会习惯性地接受选举者监督。但是现在也出现了贫富分化问题，所以还不能乐观的说这个社会制度一定会持续下去，我回头还是要单独写博客聊这个国家。）1955年12月，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警察拘捕了一名叫做罗莎帕克的黑人妇女，罪名是她坐在公交车的白人专区上，而且不愿离开，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黑白分离的吉姆克劳法，罗莎帕克理应被罚十美元。罗莎帕克本人是国家有色人种进步委员会（NAACP）蒙哥马利分部的秘书，她的被拘激起了一场大型抗议活动----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号召黑人兄弟姐妹们拒乘一切巴士。这场运动持续了两周，直接导致了最高法院宣判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黑白分坐巴士违宪。这场运动最终改变了美国南方的政治制度，打破了其攫取型模式。象我们在12章看到的那样，南北战争后，美国南方依然保留了攫取型制度，南方的经济一直落后于北方。但1950后，南方制度开始有所松动，一是经济危机和二战后，南方黑人大量迁移到北方，南方的棉花种植园主开始实行机械化；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民权运动，黑人们开始大规模地团结起来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其间，联邦政府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1944年，美国高院宣判美国南部各州只有白人能参加的选举违宪。1954年，高院在布朗教育委员会一案上宣判黑白分校制度违宪。1962年，在贝克尔起诉卡尔的案子上，高院裁定了一人一票的原则。当然，美国南方的原有精英为维护原有利益，曾强烈抵抗反对黑人平权，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联邦法律。1957年，联邦通过第一次民权法案，1965年通过第二次民权法案。1960年密西西比州只有5%的黑人进行投票，但是1970年，这个数字提高到50%。和博茨瓦纳类似，美国的南方发展了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起源于黑人在原有制度下的反抗，南方最终在美国联邦政府包容性的法律体系之下进行了制度转变。（个人认为这个案例不是很具有代表性，毕竟这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美国南方要从属于联邦法律体系，黑人可以全国性流动，这是国家的大制度环境已经决定了南方必然要进行改变。）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后建立起一个极度攫取型的政权，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牢牢地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他一举粉碎了私人产权，摧毁了市场经济，限制人口流动，实行工业国有化。毛泽东还倡导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运动。（这些我就不写了，都知道了。作者写的还是比较细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一次针对政治对手的清洗运动，此期间邓小平被贴上党内第二大走资派的标签发配到江西去劳动。他于1974年复出，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同意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周邓开始在工农业生产中实行一定的物质激励，恢复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清除党内的派。但，此后毛泽东的健康开始恶化，他开始越来越多的将权力收归到以他的妻子江青为代表的左派团伙--四人帮手中。邓小平也被四人帮撤销职务。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开始重用华国锋。九月，毛泽东去世。中国的历史转折点发生了，华国锋也希望能清除掉四人帮，于是毛去世仅一个月，华国锋逮捕了四人帮，1977年，邓小平被请回，1978年9月，邓小平公开批评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并且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口号。邓小平知道此时的中国人民急需提高生活水平，为此就需要改革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为此邓小平启用了赵紫阳、胡耀邦等一大批改革派，任用锐意进取，思想灵活的年轻人。1983年，邓小平采用了胡乔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提案，开始改革农业，在城市，国有企业被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权，实行计划和市场双轨制。中国的农村经济率先起飞，1984年，粮食产量比1978年增长30%。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也大幅提高。应该说，中国的重生是从原来极端的攫取型经济制度向包容型的经济制度进行的明显的转变，对中国工业和农业采取的市场化激励政策调动了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对外开放引进了外国资本和技术，都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尽管中国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它打破了原有的攫取型的经济模式，但是下章我们会讲道，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包容性，但是很难说中国走上正向循环的道路。
Why nations fail 第十五章理解繁荣与贫穷（上）
全球不同国家间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很大，我们提到过，美国和墨西哥、南韩和北朝鲜，仅一线之隔，却有很大差异。因此，这本书试图提供了一个理论来解释繁荣和贫穷的成因，我们并不幼稚地认为一个理论就可以解释所有这些现象，但是希望我们的理论应该能在细节之中提取事物背后运行的原动力。我们的理论主要是：第一，解释了攫取型以及包容型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区别，第二，解释了为什么有的国家成功地建立起包容型的制度。我们理论的核心是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和国家繁荣之间的关系，包容型经济制度会强化产权，建立公平竞争，鼓励新技术投资，而这种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是由包容型的政治制度支持和保障的，而包容型的政治制度以多元
化分散政治权利，建立起法律和秩序核心为主要特征。现有的社会之间的制度差异是历史上制度差异的结果，我们曾经谈到过，微小的差别在历史节点处可能会放大，从而走向不同的道路。历史是一把钥匙，关键节点是历史转折点，我们需要研究历史才能发现产生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制度差别的本质。但是，我们不是历史决定论者。决定历史的还有很多偶然因素，我们并不能对未来进行精确预测，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论来探讨什么样类型的国家在未来可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比如我们可以预测到索马里、阿富汗和海地这种国家很难一时建立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同样，象中国这样仍然存在着攫取型政治制度的国家，其长期发展也很难持续。中国的例子戴国芳早就意识到到中国未来的城市化，他预测，中国的高速公路，商业中心，住宅和摩天大楼将继续大规模兴建，因此，他信心满满地认为他的江苏铁本钢铁公司将以低价成本打败那些国有企业，在常州市政府的支持下，戴国芳的钢铁巨头梦在2003年开始扩张，2004年3月，项目被停产，戴国芳被拘留。之后，他被冠上某些不重要的罪名（偷税漏税罪），过了五年失去自由的生活，（鱼评：戴国芳是在超长违法羁押之后才找到的一个罪状。因当时有20,000多人替他求情，必须要有合适的罪状才能服人心，这个罪状很难找，就拖了很长时间。）他真正罪状是在没有经过党高层批准的情况下兴建大型项目与国有企业竞争。（鱼评，此处，作者明显有些误差，我们中国人更熟悉的实际原因是，铁本项目违规是地方政府一心追求GDP与中央政府在2004年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之间的冲突所致，中央说宏观经济过热，忙着喊刹车，地方却忽啦啦地赶着上马了这么大一个项目，一头撞在枪口上。当然，与国有企业竞争也不能说完全不是原因。---现在来看，即使是出于宏观调控，这么着调也是在市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计划经济的遗留。）共产党政府对企业家的这种态度并不意外，有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曾经指出，“大型国企可以参与到大项目中去，但是如果私营企业也这么做，麻烦就会接踵而至。”即使中国经济确实比三十年前市场化了很多，但是中国经济仍然是在攫取型的政治体制之下发展，中国的发展成就是在采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大规模投资而获得的，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大规模创新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的的方面是中国对于产权保护的意识不强，象戴国芳这种私营企业主受政策影响很大，商业与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商业人士需要依赖政府进行商业活动，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可以以优惠价格得到合同而限制了真正市场意义上的竞争。实际上，目前中国的发展让我们想起了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苏联，苏联在当时的攫取型政治制度下通过计划经济强制将所有资源集中到重工业获得了较快发展，虽然中国在经济制度上比那时的苏联包容，但是其政治制度依然处于攫取型政治制度阶段。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国家政府、媒体、军队、以及国有经济，中国人民依然不能进行政治参与。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自然会带来民主与政治多元化，但，1989年的坦克碾碎了这一期望，改革者赵紫阳等人被清洗，他的公共活动记录被渐渐抹杀，媒体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现在，党对媒体和互联网的限制仍然是史无前例的，这些都是通过媒体的“自我监督”实现的，媒体们很清楚他们不能提赵紫阳和刘晓波。“自我监督”机制可以监督报纸、网页、论坛，甚至能选择性的封闭个人博客。当2009年，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的网站上报道中共总书记胡的儿子腐败时，监督机器立即启动，严密封锁了这一消息。因为党控制了经济，大规模的创造性破坏基本上成为不可能。（背景：creative destruction，创造性破坏是熊彼得提出的，我们之前提到过，熊彼得指出创新就是要从内部不断革新旧的经济结构建立新的结构。也就是必须对原有的经济秩序不断地进行破坏才能创新。）（鱼评：尽管熊彼得探讨的是资本主义实质和企业家精神，但后来创造性破坏引入社会经济学领域，主要意思是，原有的利益阶层固化会对社会创新形成抵制作用。对原有的利益阶层无法打破会导致社会无法前行。）与美国和西方相比，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不高，中国经济比当年的苏联要多元化一些，中国的企业家们也具备一定的创新精神，但是，如果这种攫取型的政治制度不为包容性的制度腾出位置，那么旧的制度一定会限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中国经验确实在全球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热烈讨论。重要的的是，中国这几十年的成功激起了政客们的极权主义欲望，希望能通过这个案例探讨极权模式下实现增长的可行性。这种增长模式与华盛顿共识是背道而弛的，它最大的魅力在于给予全球那些攫取型制度下的统治者以维护权力的借口。正如我们的理论分析过的，攫取型政治制度下，某种形式的增长是可能的，但却是不能持久的。中国通过模仿引进西方技术，出品低端产品实现的追赶式增长是可能的，但是一旦中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增长将很难持续。中国共产党以及日益增多和富裕的中国经济精英们必然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牢牢控制住权力，那么社会制度倾斜之下，中国的各个机体内，创新就会受到压制，中国这些年高速经济增长就会慢慢蒸发。当然，中国也可能在碰到增长极限前通过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来避免这种结果，但是我们下文会讲到，在中国，实现无痛苦的向包容性政治制度的转换难度太大。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指出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我们认为他是明智的，尽管很多人怀疑他的诚恳。有一些人对此观点并不赞同，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另一种增长模式，一种在极权制度下的增长模式。但是他们错了，正如我们前文分析的，中国这三十年增长通过改变了原有的僵化体制解放了生产力，机制的改革激励了贸易的活跃及生产率的提高，这些年，中国只所以得以高速发展，并不是出于其攫取型的政治制度而是其由高度攫取型的僵化经济制度向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转变。但是这种转变的持续性在极权攫取型的政治制度下将愈为困难。另一种观点认为极权主义的增长模式只是一种过渡模式，这个观点承继了西蒙.马丁.利普塞特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认为，所有社会自他们产生起都在朝更为先进、民主、和文明的方向迈进。（西蒙.马丁.利普塞特，20世纪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政治发展理论聚焦于民主的社会基础，认为稳定民主的社会生态建立在多元的社会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为：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物质基础，民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民主制度的发展。）因此有一派现代化理论的拥趸者认为，只要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民主就会来临。现代化观点在理解攫取型政治制度国家的主要问题方面是不正确的，现代化观点的证据之一是现在全球富裕国家基本上都是尊重人权的民主政府，有市场化和包容型的经济制度。但是，象我们本书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是包容型的政治制度支持了包容型的经济制度才导致了国家繁荣。比如，一些拥有自然资源财富的国家，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加蓬、委内瑞拉就不太有可能由攫取型的政治制度转向包容型的政治制度。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都是最富的工业化国家，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德国和日本建立起军事政府，
将政治和经济制度突然转向高度攫取制。阿根廷是十九世纪末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人民受教育程度也很高，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它在二十世纪走向一个独裁接着一个独裁的政治攫取型制度，最终丧失了经济活力。在这里，总结三点，第一，极权制度、攫取型政治制度下的国家，如中国，虽然可能取得一段时间的发展，但很难在真正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和不断的创新破坏中取得持续性发展。第二，和现代化理论相反，我们不能指望极权主义的的发展能导向民主和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中国和俄罗斯目前经历的发展都有可能在他们改革政治体制，建立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之前到达极限。第三，极权性的增长从长期来讲是即无利又不可行的，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一定要警惕这种模式，避免这种观点被极权主义者滥用，作为维护他们统治的工具。
Why nations fail 第十五章理解繁荣与贫穷（下）
本书中，我们并无意去进行国家政策咨询。正如我们在第二章讲过，我们的经济学家在加纳力图进行政策建议时发现，不是加纳总统科菲.布西亚不知道怎样去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效率，而是这些政治家们的动机使他们首先会考虑到自己的权势，根本没有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国际组织如IMF等意识到很多贫穷国家是由旧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所致，因此，他们力图提出一系列改革清单来让这些国家采纳。（华盛顿共识里面就包括这个清单）。这个清单里面包括很多敏感政策，比如，降低政府部门的规模、自由汇率体系、资本帐户自由流动、还有一些更微观的，比如私有化，提高政府公共效率，反腐败等等。国际组织没有意识到这些国家政治制度的约束性，结果这些建议往往不能成功。在八、九十代拉丁美洲，经济停滞，国际组织在这些国家没有改变政体的情况下建议推行上述一系列改革，结果往往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或者只采纳对政府政权有利的一部分建议，结果总体设计纷纷失败。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独立央行政策，央行独立就可以使货币政策不受政府影响，而避免利益对经济的不必要干涉。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采纳建议于1995年宣布津巴布韦中央银行独立，此时，津巴布韦的通胀率是20%，到了2002年达到140%，2007年为66，000%，2008年就达到了创记录的230，000，000%！在一个总统都能赢大奖的国家（前文提到过），宣称中央银行独立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在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实行了央行独立后，确实有效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但在这些国家，因为政体没有改变，政治精英们依然需要靠敛财来收买选票，不能印钞了，他们就改用其它办法，结果是央行独立了，政府开支却大幅增加，导致债务大增。还有一部分的政策咨询者们也认识到不可能一夜之间找到致富良方，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也不一定能够，因此，他们试图从微观角度上进行改良，一点点的解决微观领域存在的问题，比如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养老体系等等。以期撬动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道理，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是基于社会整体问题的表象反映，基于攫取型政治制度体系下的国家政体不改，这些微观改革很难推动。政策制度者本身可能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方向的改革都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动一点都会触动利益既得者的奶酪，这怎么可能改的动呢？说一个例子，塞瓦曼蒂尔（Seva Mandir）是一个印度拉基斯坦省的志愿者组织，他们曾经试图改变印度公立医疗的无效局面。印度有公立免费医疗，但是贫穷的农民得不到医护，因为地方的医疗所长年不开门，贫民没有钱去昂贵的私人诊所。2006年塞瓦曼蒂尔和一群经济学家们实施了一个计划，期望改变这种局面。这个计划也简单，无非是设计了一个打卡器，让印度护士们每人每天打三次卡以保障他们能呆在医疗所里为农民提供服务，但是只实行了一年多，很快护士们就不干了（关键点是，护士们在私人诊所的工资要高），打卡器很快就坏了，塞瓦曼蒂尔想更换打卡器，但是地方医疗主管部门却不同意，这项改革就此停滞。地方医疗主管部门不支持改革是因为他们和护士们是一伙的，他们支持改革也没什么好处（关键是没有行政监督）。在大的攫取型政治体制下，这么一个小的改革都推动不了，怎么能期待这个体制进行自我改良呢？911之后，美国与其联盟推翻了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建立起以卡尔扎伊为首的过渡政府。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此时阿富汗最迫切的问题是需要国际援助，因此各种NGO纷纷发动起来，世界人民（尤其是西方人民）慷慨解囊，成千上万的援助资金筹集起来，运往阿富汗。（背景：来自于维基百科的资料显示，在2001年至2010年之间，各国共为阿富汗提供了35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但是，据调查，估计只有10%到20%的资金最终到达目的地。首先，联合国抽走了20%作为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行政费用，其次联合国将这些援助行为分包，各NGO抽走了20%作为它们的行政费用，剩下的经费在阿富汗三层组织中分别被抽走了20%，最终这些钱还要花费在高价雇用伊斯玛尔. 可汗（阿富汗的卡车垄断商，前阿富汗政府官员）的卡车上。阿富汗的案例在国际援助里还算成功的，还有成亿的国际人道主义资金流向非洲国家的独裁者手中，这些独裁者，如蒙布图（前刚果大独裁者），通过国际援助反而愈发强化了自己的权力。援助是西方政要及各公益组织的重点政策，但是，国际援助的失败却一再地在重复，还有很多人一直在呼吁，西方国家需要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来解决南撒哈啦、加勒比、中美洲、和南亚等地的贫困问题，但是这些国家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意味着国际援助是失效的。如果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那么通过资金去继续支持攫取型政权是无益的。有人也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实行有条件的援助，接受援助的政府必须答应一定的条件(小布什政府就做了一系列有条件援助），比如民主化，自由市场经济等等。但是，这个计划结果也不乐观，可想而知，这些独裁者只是要援助，他们不会为了援助来削弱自己的权力。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叫停一切人道主义援助，西方很多公民都在为全世界出现的经济和自然灾难感到痛心，提供援助可以使他们认为他们至少积极努力地做了实事在帮助这个世界。而且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需要援助。但是要牢记两点，第一，贫穷之源在于制度，国际援助解决不了贫穷问题，第二，既然发展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关键，那么如果国际援助能达到这一目的，这种援助才能是更为有效的。1978年5月12日，巴西圣贝尔纳多的一家拖拉机工厂在听到政府要修正通胀率指标（原通胀指标被低估了）的新闻时开始罢工，（背景：表面上看起来不相关的小事成为事件导火索是有一定原因的，巴西1964年军政府上台后一直实行独裁统治，从1968年到1973年，巴西经历了年10%以上的快速增长，1973后后受石油危机影响，巴西的经济增速放缓到7%左右，但通货膨胀却开始抬头，通货膨胀率一直在两位数以上，因此工人们非常关注通胀指标。）罢工狂潮迅速席卷全国，圣贝尔纳多钢铁工人协会主
席卢拉创建了一个左派政党，工人党。1982年，工人党开始参与地方选举，1988年，工人党已经控制了36个市政府，阿勒格雷市工人党开始提出了“预算参与”的议案，即一个普通市民可以参与城市财政预算和支出的监督机制。---这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改善政府公共服务的模板。也是这一年1988年，军政府被推翻，巴西开始实行民主选举。2002年，卢拉当选为总统。巴西在持续的工人斗争基础上建立起包容型的政治制度，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尤其是工人党执政后，广泛提高了人民的受教育水平。（鱼评：作者在这里把巴西这个例子说的太简单了，有几点想评一下，一，六十年代军政府时期，虽然军政府不允许社团和政治活动，压制媒体自由，但巴西的工人斗争一直持续不断。二，巴西媒体是1988年才放开的，但是直到现在巴西的腐败现象依然存在，前期巴西刚刚爆发了工人党内部的腐败丑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可能还需要假以时日吧。）巴西的崛起即不是国际援助，也不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巴西内部各个阶层积极进行权利争取的结果，与英国光荣革命类似，要打破寡头铁律，必须要在革命后实现各个阶层都能参与权利分配和意见表达的包容性多元化政体。多元化，是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基石，是防止权力集中在一部分人手里的最好办法。在巴西，卢拉并没有将权利集中在党内一部分人手里，而是一直在致力于民众参与，给草根阶层授权是巴西成功走向民主化道路的法宝。委内瑞拉同巴西一样，早在1958年就过渡到民主政体，但是委内瑞拉并没有给草根阶层以权利，因此就没能建立起多元化的政治体系，委内瑞拉瑞拉仍充斥着政治腐败，裙带关系和利益纠葛，结果是当选民们走向投票站时，他们会把选票投给他们心目中的“强人”查韦斯。当巴西冲开了攫取型政治模式时，委内瑞拉仍深陷其中。实话讲，并没有一种能确保建立起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固定办法，可能不断包容大多数阶层的分权过程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大规模联合才能保证在现有攫取型政权被推翻后国家即不致于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中，也不致于将权利落到另一小批人掌握的恶性循环中去。但是这些都要历史中慢慢发展，巴西的案例说明建立民权机构和社会组织以提高草根阶层参与性的重要性，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媒体，使草根阶层具有权利意识，唤醒群众的权利要求，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的知识普及阶段。媒体在普及大众权利意识，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包容进来，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政体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使英法等国群众广泛增强了民主意识，现在新媒体，如博客，脸书，推特在伊朗群众反对内贾德竞选作弊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样的，新媒体在阿拉伯之春革命，各国群众推翻突尼斯和埃及攫取型政权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极权政府了解媒体的威力，他们会想尽办法压制媒体的声音，比如秘鲁的藤森1990年当选为总统后建立起独裁的统治，他让他的左膀右臂蒙特西诺（秘鲁国家安全局的头子）四处贿赂收买媒体，同时还用录像记录了贿赂过程。比如一次他们收买一个电视台就花了一千万美金。中国共产党的攫取型政权也控制了媒体，而且控制方法日趋“精密”。当然新科技产生了新的通讯工具，这些改变可能会在调动社会参与度，发动草根阶层，强化群众权利意识方面有着积极意义，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