肤纹揭示四川木雅人可能是西夏国党项人后裔
Communication o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2011, 5, 4-10/ e2
doi:10.4236/coca.2011.51002 Published Online March 14, 2011
X Y Z
REPORT
Dermatoglyph reveals that Muyag people in Sichuan may b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Western Xia Kingdom
Jie Liu1,2,3*, Shuang Wang2,3, Dongbo Peng1,2,3
1. MOE Key Laboratory of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netic Engineering,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3. These authors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work.
Email: * jliu1011@https://www.wendangku.net/doc/6011680499.html,
Received: Feb. 24th, 2011; revised Mar. 12th, 2011; accepted Mar. 14th, 2011.
Abstract: Relationship between Muyag (Minyag) people in Sichuan and Dangxiang people of the Western Xia Kingdom has been concerned by many scholars. However, only linguistic resemblances between the two populations have been reported, and no genetic study has been performed. Here, we verified three hypotheses of the origin of Muyag. 1) Muyag people are the descendants of Dangxiang people. 2) Muyag people are the descendants of original Dangxiang people in Sichuan. 3) They are admixed by both origins. Fingerprints and palm prints of 12 individuals from Muyag people were collected in this research. The dermatoglyphic data were compared between Muyag people and the 56 Chinese ethnic groups. Dendrogram cluster analysis showed that Muyag people was closest to the populations from Ningxia and Qinghai, not close to the Tibetan peopl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clustered Muyag with the populations from the Northwest China (once of Western Xia), not with the Southwest population. Thus, we concluded that Muyag people might be the descendants of ancient Dangxiang people of the Western Xia Kingdom.
Key words: Dermatoglyphics, Sino-Tibetan, Muyag people in Sichuan, Western Xia Kingdom, Dangxiang people
现代人类学通讯2011年 第五卷 第4-10页研究报告
肤纹揭示四川木雅人可能是西夏国党项人后裔
刘杰1,2,3，王爽2,3，彭冬铂1,2,3
1.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200433；
2.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200433；
3.并列作者.
摘要：四川木雅人与党项人的关系已经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但基本上是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并且二者
的关系依然扑朔迷离。本研究对以前研究所提出的三方面推断(一认为四川木雅人就是西夏党项人后裔；二认
为四川木雅人是原始党项人后裔；三认为兼有二者)进行肤纹学方面的验证。我们通过12份四川木雅人肤纹
样本与中国56个少数民族的肤纹数据进行树状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发现四川木雅人在聚类树上接近
青海和宁夏的群体，并不接近藏族人群；而在主成分分析上靠近西北地区原来西夏范围内分布的人群，而偏
离西南地区人群。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四川木雅人可能是西夏灭亡后党项遗民的后裔。
关键词：肤纹学；汉藏语系；四川木雅人；西夏；党项人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起缘
肤纹是体质人类学重要的特征之一，研究历史悠久[1]，并已被证实有遗传性[2-4]，是种族群体遗传学研究的重要经典指标[5-6]。虽然有小部分肤纹是单基因遗传，并且受环境影响，这为肤纹研究增加了复杂性，但整个肤纹还是被认为是多基因遗传，不同民族和种族间的差异显著[7]。我国民族肤纹学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分析不同民族肤纹间的关系，可进一步探讨各民族起源演化及
刘杰 等：肤纹揭示四川木雅人可能是西夏国党项人后裔 研究报告
图1木雅人形象 Fig.1. Pictures of present Muyag people.
人口迁徙等重要问题。
党项人原居住在四川松潘高原一带，后来部分党项人北迁内徙，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了一个封建制度的国家，即西夏；其都城为兴庆府(今为宁夏银川市)；其统治范围大致包括今宁夏、甘肃、新疆东部、青海、内蒙古西南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其疆域方圆数千里，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界萧关，北控大漠，幅员辽阔。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生活长达189年的领地，在战乱中，部分人选择逃回了曾经的故乡，而也有许多人坚守着家园与其他民族杂居共生，渐渐被汉、藏、蒙古等民族所同化[8-9]。西夏王朝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慢慢被人们所淡忘。然而，数百年后，尘封不住的西夏光芒再次进入了人们的瞳孔。二十世纪，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就西夏灭亡后党项遗民的去向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现认为西夏党项遗裔主要分布在西夏故地、四川、安徽、河南、河北、青海。在这些地方中，由于大部党项遗裔已经被其它民族完全同化，区分和识别真正的党项人变得困难重重。然而，四川的木雅人让研究者们看到了一丝曙光，他们居住的环境相对与世隔绝，保留下了不少民族特征，使之成为了研究党项人的起源演变和迁徙融合等方面的重要人群。
上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学者S.N. Walfenden[10]来到西康地区，对当地部分居民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这些人群的语言特征，Walfenden推测该地区的人群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下逃亡到川康地区的党项人后裔。1980年，宁夏学者李范文[11]进入四川木雅人聚集的地区，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生活在该区域的人群。根据汉藏文献和历史记载，结合调查结果，他认为四川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南徙遗裔和留居当地原始弭药人融合形成的后裔。他还对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土著居民进行了调查，发现该地居民的语言与藏语有较大差异，且有别于木雅语，但与西夏语颇为接近，因此他估计道孚人不是藏族，有可能是一直生活在当地的原始党项弭药人的后裔。
以上从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以及历史文献的记载，对四川木雅人得出三方面推断(1)西夏灭亡后南迁内徙的党项后裔；(2)原始的党项后裔；(3)西夏灭亡后南徙的党项遗裔和原始党项人融合形成的后裔。本研究将用体质人类学的方法来验证这些推断，通过肤纹数据来分析四川木雅人与党项人的关系。
二、材料与方法
1.群体样本
本文研究对象为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蟹螺乡猛种堡子的居民，男8例，女4例，共计12人，年龄19－67岁，均为木雅人(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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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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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肤纹的划分与分类。图片引用[7]，方向标志：d(远端)、p(近端)、r(桡侧)、u(尺侧)
Fig.2. Part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Dermatoglyph (cited from [7]), Direction: d (distal), p (proximal), r (radio), u (ulnar)
2.肤纹的采集和分类
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捺印被调查者左、右手肤纹，并保存于白色耐酸纸上。指纹统计指纹类型(分为简弓(As)、帐弓(At)、尺箕(Lu)、桡箕(Lr)、螺斗(Ws)、圆斗(Wc)、双箕斗(Wd)、指纹嵴数(FRC)、总指纹嵴数(TFRC)。掌纹统计指间区纹、大鱼际纹、小鱼际纹、轴三角百分距(tPD)、atd 角(∠atd)、a-b 掌三叉间嵴数(a-b RC)。我们以L 代表左手，R 代表右手，以1至5个数字分别代表拇指、食指、中指、环指和小指。一根手指指纹嵴数(FRC)是指三叉点与指纹中心点的连线上的嵴纹数。三叉点与指纹中心点不计数。弓形纹的指纹嵴数为0，对于斗形纹有两个三叉点和两个指纹嵴数时，仅对较大的一个计数。十个手指的嵴纹数相加称为总指纹嵴数(TFRC)。手掌前部是指间区，后部为鱼际区。指间区中，从食指至小指，四指的根部分别会有一个由三个不同方向的嵴纹形成的“三叉点”，我们以a 、b 、c 、d 代表。三叉点a 与拇指间的区域为Ⅰ，三叉点a 、b 、c 、d 间的区域分别为Ⅱ、Ⅲ、Ⅳ。手掌正面拇指根部突起的区域称为大鱼际(T)，而在另一边三叉点d 下方的区域则为小鱼际(H)。手掌大、小鱼际和指间区中，箕型纹和斗型纹被计为真实花纹。轴三角百分距(tPD)是手掌下
方三叉点t 到手掌近端折痕P 的垂直距离与手掌近端折痕P 中点到手掌远端折痕D 中点的距离的比值的百分数。atd 角(∠atd)是三叉点a 、t 、d 所构成的角。a-b 掌三叉间嵴数(a-b RC)是指三叉点a 和b 间的嵴纹数，不包括a 和b 两点(图2)。
3.数据分析
我们对四川木雅人的肤纹数据与中国全部少数民族的公布数据[12-13]进行比较。运用统计软件SAS9.1进行了树状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树状聚类分析运用平均联结法构建聚类树，主成分分析前进行了数据标准化，通过主成分画出主成分散点图。
三、结果
1.木雅人肤纹参数比较
从表1可见, 尺箕(Lu)和螺斗(Ws)出现的频率相当高，然而没发现简弓(As)和圆斗(Wc)。尺箕(Lu)多见于小指和中指，螺斗(Ws)多见于环指。经χ2检验，男女、左右手之间观察到的指纹型分布并无显著差异(P ＝0.895＞0.05，P ＝0.473＞0.05)。经t 检验，男女、左右手之间每个手指的指纹嵴数也较为相近，同样无显著差异(P =0.097＞0.05，P =0.927＞0.05)。
从表2 可见，真实花纹出频率最多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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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四川木雅人指纹类型频率(%)和指纹嵴数
Tab.1. Frequencies of the fingerprint types (%) and FRC of Muyag people
性别手指At Lu Lr Ws Wd FRC
男L1 57.14 28.57 14.29 15.25
L2 42.86 57.14 13.20
L3 14.29 42.86 28.57 14.29 13.75
L4 14.29 71.43 15.56
L5 57.14 42.86 15.50
R1 25.00 62.50 12.50 19.17
R2 37.50 12.50 50.00 13.20
R3 62.50 12.50 25.00 12.45
R4 25.00 12.50 62.50 15.40
R5 12.50 37.50 12.50 37.50 12.13
合计 2.67 40.00 5.33 48.00 4.00 152.06
女L1 75.00 25.00 15.60
L2 25.00 75.00 13.20
L3 75.00 25.00 13.44
L4 25.00 75.00 15.44
L5 50.00 15.25
R1 50.00 50.00 19.50
R2 25.00 50.00 25.00 13.22
R3 50.00 50.00 12.40
R4 75.00 50.00 15.11
R5 100.00 11.71
合计 2.50 50.00 2.50 42.50 2.50 137.37
合计 2.61 43.48 4.35 46.09 3.48 146.53
表2 四川木雅人掌纹参数 Tab.2. Palm parameters of Muyag people
性别手别手掌真实花纹频率(%) tPD ∠atd a-bRC
T/ⅠⅢⅣH
男L 71.43 21.77 41.21° 37.14
R 12.50 37.50 75.00 37.50 17.85 40.75° 36.88
合计 6.67 20.00 73.33 20.00 19.68 40.97° 37.00
女L 25.00 75.00 25.00 24.48 45.83° 36.00
R 25.00 100.00 50.00 28.03 49.75° 38.00
合计12.50 12.50 87.50 37.50 26.26 48.07° 36.86
合计8.70 17.39 78.26 26.09 21.97 43.23° 36.95
域在指间区域Ⅳ，且花纹多出现在右手，经χ2检验，男女、左右手之间Ⅳ区域真实花纹出现的频率并无显著差异(P＝0.621＞0.05，P ＝0.640＞0.05)。我们在区域Ⅱ中没有观察到真实花纹。经t检验，两性之间轴三角百分距(tPD)和atd角(∠atd)的差异分别都有统计学意义(P =0.017＜0.05，P =0.01＜0.05)，女性稍高于男性。男女、左右手之间a-b掌三叉间嵴数(a-b RC)无显著差异(P＝0.939＞0.05，P＝0.797＞0.05)。
2.树状聚类分析
数年来，随着中国肤纹研究合作团队的努力，中国人群的肤纹研究越来越多，中国全部少数民族的肤纹数据已经公布[12-13]。我们主要运用张海国[12]文章中的人群数据，并且额外引入党洁[13]文章中宁夏回族和汉族的相关数据，结合我们从四川自己采集和整理的数据，进行了树状聚类分析。
四川木雅人群在当地被称为木雅藏族，并且该人群也都认为自己是藏族，为了验证木雅人是否与藏族同源，我们对四川木雅人与中国全部少数民族人群的肤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各人群的聚类树(图3a)。图中显示四川木雅人(MuyagSC)的肤纹信息最接近青海撒拉族(SalarQH)，二者聚为一类，然而四川木雅人却和藏族人群聚集较为密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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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四川木雅人与中国其他人群的肤纹比较。(a)四川木雅人与中国全部民族人群的肤纹数据的平均聚类树。样本缩写包括人群名称和省份，如“Achang1YN”代表阿昌族1号人群样本，采集自云南。样本缩后标有*号的表示为一个民族几个样本的合并。(b)四川木雅人与西南地区(四川和西藏)及西北地区(西夏范围)人群的肤纹数据的平均聚类树。
Fig.3. Comparison of Dermatoglyph of Muyag People and other Chinese populations. (a)Average clustering dendrogram based on dermatoglyphic data of Muyag people and the 56 Chinese ethnic groups. The abbreviation of samples includes the names of the population and provinces, such as "Achang1YN" represents Achang population No. 1 sample, which were collected from Yunnan. An asterisk ‘‘*’’ after the name, it is a combined sample. (b)Average clustering dendrogram based on dermatoglyphic data of Muyag people and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China population.
区域(包括T.B.3SC 、T.B.5TB 、T.B.4SC 、T.B.*、T.B.8TB)相距8个人群，由此可见四川木雅人与藏族主体人群并非最为接近，应该不是同源的。
为了更详细地分析四川木雅人与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西夏范围)人群的关系，我们挑选出四川、西藏、宁夏、甘肃、青海以及陕
西人群的肤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树(图3b)。我们可以看到四川木雅人(MuyagSC)和宁夏汉族(Han16NX)形成了一个类群，也与甘肃的保安族和藏族接近。
3.主成分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现居西南地区的四川木雅人和西北地区(西夏范围)人群的关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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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四川木雅人与周边相关地区人群的肤纹数据的主成分分析图。
Fig. 4. Principal component plots based on dermatoglyphic data of Muyag people and the populations around.
们对四川人群，西藏人群和西夏统治范围(宁夏、甘肃、青海以及陕西)人群的肤纹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分析结果中前三个成分累积贡献为89.16%，达到了80%以上，但由于特征值只有前两个大于1,故我们只做了基于PC Ⅰ和PC Ⅱ的主成分散点图(图4)。从主成分散点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四川的木雅人接近于甘肃的保安族(Bonan2GS)和东乡族(DongxGS)，散落在西北地区(西夏范围)人群中，而偏离西南地区(西藏和大多数四川地区)人群。
四、讨论
本研究中，我们采集了12例四川木雅人的肤纹信息，虽然样本量不足，但实际信息可用率达到了90%以上，并且采集的样本都是长期居住在当地的个体，基本保证了样本质量。由于当地人外出生活和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这样长期封闭环境下保留下的人群正逐年减少，有效的样本量非常少，这对我们样本采集工作带来了困难。
由于肤纹有复杂的遗传背景，文中数据分析所展示的距离是综合距离[14]。我们通过对各民族人群肤纹数据的差异分析，构建出聚类树(图3)。聚类树把相似的人群聚类到一
起，把不同的人群彼此分开，而对于没有历史关联的人群被聚类到一起，可以解释为最近有共同的起源。
从图3中，我们发现四川木雅人与青海撒拉族较为接近，并与四川四土藏族(嘉绒人)[15](T.B6SC)和羌族(Qiang2SC)聚在一起。嘉绒人在民族上属于藏族，血缘上是羌族；而木雅人同样民族上属于藏族，而许多研究[10-11]都认为其是党项后裔，而党项人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谓之“党项羌”。再根据《旧唐书?西戎传》“党项羌，在古析支地，汉西羌之别种也”的记载，可知党项最初兴起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8]。又据《新唐书?党项传》“其地古析支也，东距松州，西叶护，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处山谷崎岖，大抵三千里”。可知入唐以后，党项的活动范围大致扩展为东至松州(今阿坝松潘)，西叶护(指西突厥，今新疆地界)，南春桑(周山，今阿坝金川)，迷桑(今阿坝县)等羌，北连吐谷浑(今青海省北部)，党项部落当时散处在今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辽阔的区域上[9]。由此推测，我们所研究的四川木雅人从地域分布以及与羌族的接近关系来看，是较为符合木雅人是党项后裔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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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们做了更有针对性的聚类分析，对四川木雅人和西南地区(四川、西藏)和西北地区(西夏统治范围)的人群肤纹构建聚类树，发现四川木雅人和宁夏汉族聚到了一个类群。而宁夏作为西夏的都城领地，西夏人曾相对集中地居住于此，这个聚类分析结果偏向于英国人Walfenden[10]从语言特征方面得出的推断，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南下逃亡到川康地区的党项人后裔。
我们进一步对西北和西南地区的28个人群进行主成分分析。我们的主成分分析的前三个成分能解释89.16%的方差(每个成分分别能解释44.27%、29.69%和15.20%)，相比于以前33个中国民族106个人群38个基因位点的研究，其前三个成分仅能解释59.8%的方差(每个成分分别能解释30.4%、17.2%和12.2%)[16]。我们所用的肤纹数据比以前研究的遗传标记能多解释29.36%的方差，这表明经典的体质特征仍然是很有力的研究工具。
主成分散点图(图4)显示四川的木雅人接近甘肃地区人群，属于西北地区(西夏范围)的人群，而偏离西南地区(西藏和大多数四川地区)的人群。根据相关历史以及聚类树和主成分分析，我们的结果相对支持四川木雅人可能是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的推论。
本研究结果从肤纹学方面对四川木雅人进行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该人群与西夏国党项人的关系。但要进一步明确四川木雅人的来源，可以进行分子遗传学层面的深入研究，相信随着对四川木雅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党项人后裔的神秘面纱终将被揭晓。致谢
本研究得到复旦大学研究生会实践部的资助，得到了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李辉老师、谭婧泽老师和管海娟助理提供的人体测量工具和技术支持，得到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蟹螺乡乡长姜成强及猛种堡子村长陈万品等人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要深深的感谢为本课题提供样本的志愿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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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军阀的真实嘴脸
中国“异域”到抗战大后方：四川的身份转变也因这种隔绝，在民国初年到七七事变之前，四川被很多国人视为“异乡”。 险恶的环境和交通是“异乡”发生的原因之一 国中“异乡” 四川地处西南，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离较远。四面环山，铁路未修，交通不便。与西南以外地区的联系，水路主要经三峡，陆路主要经剑门关，这两处又多险峻。地理因素一直是四川与外隔绝，一个主要原因，也因这种隔绝，在民国初年到七七事变之前，四川被很多国人视为“异乡”。 除了地理的主因外，自1924年熊克武以北伐名义率部出川，其后的10年间，国民党基本上在四川丧失了政治影响力，四川政权落入新兴军人的手中。比起更具全国性质的国民党人，四川新兴军人行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善于内斗，而不大参与全国政争。自1920年代始，新兴军人占据权力中心，四川战争乃真正成为“内战”，也就丧失了道义上的正当性。1925年，就已有人批评四川军人“并无何等远大思想，只求其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金钱狼藉，于意已足”。 当时人认为，四川新兴军人“没有统治全国的奢望”。窃以为“奢望”二字颇能曲尽四川军人的心态。川军多头并立，军事竞争十分激烈，能站稳脚跟、立定地盘已不易，遑论“统治全国”？四川军阀刘文辉曾称，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自以为已经能够收拾四川的其他军人了，就“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从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但很快败退。大部分军人还是要实际得多，以自保为主。 与此同时，四川军人的自信心也在下降。不但无向外发展的“野心”，连统一四川甚至自保也要引外援为助。当时，“在国内几乎没有一个较大的军阀处，甚至没有一个通都大邑没有四川军阀的代表”。四川多头并立，不能统一，颇为外省军人看不起。因此，他们很少与川军结盟。结交外援成了一厢情愿，结果只能用内斗的方式解决问题。
《走向共和》背后的真实历史人物
《走向共和》背后的历史真实 主要人物 慈禧太后（１８３５—１９０８），又称西太后。１８５１年选为秀女，次年入宫，封兰贵人。１８５６年生子载淳，次年晋懿贵妃。载淳继位后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对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外执行妥协政策。１８９８年反对戊戌变法，发动宫廷政变。１９０８年立溥仪为帝，自为太皇太后，次日病死。 光绪帝（１８７１—１９０８），醇亲王之子。１８７５年登基，继位时年仅４岁，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１８９８年宣布变法，起用维新人才，发布诏书。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将其幽禁。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被慈禧挟持逃往西安，从此不问政事。１９０８年死于赢台涵元殿。 隆裕太后（１８６８—１９１３），慈禧太后侄女，１８８９年被立为光绪皇帝皇后。１９０８年光绪帝驾崩，尊为皇太后。袭慈禧以行“垂帘听政”，并立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１９１２年她被迫宣布清帝退位。 溥仪（１９０６—１９６７），清代最后一个皇帝，辛亥革命爆发后退位。１９１７年复辟帝制，１２天后二次退位。１９２４年，废帝号，出皇宫。１９３１年充当满洲国傀儡，１９４５年被苏军俘获，后移交中国政府。１９５９
年获特赦。 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直隶（今河北）南皮人，清末洋务派首领。中法战争中主张抗法，战后兴办洋务。１８８９年调湖广总督，是“洋务派”后期代表人物。中日甲午战争中为主战派，１８９８年撰文攻击维新思想，１９００年力主镇压义和团运动。１９０６年授军机大臣，１９ ０８年督办粤汉及川汉铁路。 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安徽合肥人，清末淮军主帅，洋务派首领。１８５３年在皖北举办团练，抵抗太平军。１８６５年署两江总督，又创办江南制造总局与金陵机器局。１８７０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创立北洋水师学堂，建立北洋海军。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１９０１年受命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 奕（１８３８—１９１８），１８８４年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１８９４年进封庆亲王。１９００年与李鸿章同任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议和。１９０３年升任军机大臣，武昌起义后，派兵镇压起义军。１９１２年清帝退位后，携 巨资避居天津。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派领袖，后为保皇会首领。１８８８年上书皇帝，请求变法，未达。１８９５年同梁启超等发起“公车上书”，要求
川军混战不乱战_人生故事
川军混战不乱战 近代史上川军军阀割据的特点。 俗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民国时期，四川内战举国有名，每年都有好多场战事，打个没完，一锅粥，一团浆糊。但打来打去，这么多军阀派系，却没见谁真的被消灭了。原来有多少军阀，到内战打得差不多了，还是那么多军阀。战争的结果，只是彼此的势力此消彼长，排头大哥换了人而已。 四川军阀，要说起家，要归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前，四川先来了个保路运动，各地保路军蜂拥而起，军人、民团、袍哥、土匪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各显威风。革命成功，都变成了革命元勋，更加威风。民初的整顿，也不过是小整合，稍微大一点的团伙，都成了正规军，但谁也不听谁的。蔡锷讨袁，云南军队一进入四川，点燃了内战的引
线，从此就打起来没完了。每场战事，都起的快，打的更快，稀里哗啦，一边就败了，败者肚皮立刻瘪了，肚子里的东西，都进了胜者的肚囊。 这东西，不是钱财，而是人马。原来，川中各派大点的军阀，都是由小军阀拼接起来的。这些小军阀是墙头草，随风倒，哪个势头大，就跟哪个。小军阀，守着自己的家乡，无论是出身袍哥还是土匪，别的不讲，守护自己的乡土、父老乡亲的心劲儿都蛮强的。归顺于哪个，不过是挂名而已，没有哪个哈儿（四川话傻瓜）会当真效忠卖命。所以，战争中只要不是双方或者多方的嫡系部队碰了面，一般不会死打。像川外动辄围城围上三个月的苦战，川中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一般来讲，即使是所谓的大战，过程也不过是这样的；一场认真一点的战役过后，胜者就会势如破竹，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又一个城市，都会望风而降。民国十三年，熊克武和杨森大战，绿林出身的小军阀杨春芳守泸州，算是杨森的人，熊克武的部将吕超来攻，杨春芳见势不妙，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沉重打击四川军阀
军史: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沉重打击四川军阀 大巴山延绵数百里，横亘于川陕之间，山势雄奇，岩悬壁绝，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素有“秦川锁钥”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巴人英勇善战，出兵助武王伐纣，助秦王灭六国，刘邦据巴蜀之地，在巴山建牟阳城筑巴峪关，得巴人以争天下。 1932年12月初，红四方面军1.5万人，翻越秦岭来到大巴山的南麓，寻求新的立足点。12月20日，西北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通江两河口。从此，开始了川陕根据地建设，至1935年3月全军西渡嘉陵江，历时2年零4个月。期间，经历两次“反围”斗争、三次外线进攻作战和嘉陵江战役，毙伤俘敌10万余人。根据地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部队扩大到8万余人，建制由4个师发展到5个军15个师。开辟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一、反“三路围攻” 1932年12月15日，红四方面军在陕南西乡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趁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在川西混战、川东北地区兵力薄弱之机，向川北进军。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先遣部队进至两河口，20日部队进驻通江。 1933年1月28日，田颂尧宣誓就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将他在川西参加混战的部队调回川北，部署对川陕苏区实行三路围攻。田颂尧的29军辖5个师及军师独立旅，共60个团，他投入三路围攻的部队30多个团，约3万多人。2月12日，田颂尧发动三路围攻，很快控制了巴河右岸。 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城列宁公园召开了军事会议，徐向前总指挥提出了反田颂尧三路围攻应采取“收紧阵地、节节御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分兵固守隘道要口，节节抗击敌人，尔后集中兵力实施反击。 至3月18日，敌军虽然占领了巴中、南江两座县城，却付出了伤亡8000多人的惨重代价。红军主力根据作战方针，在北起贵民关，南沿官渡口、观光山、大明垭、杀牛坪至得胜山一线，步步设防，阻击敌人。又由得胜山向东北沿麻石场、龙凤场、竹峪关一线占领新的阵地，继续与敌周旋，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从3月下旬至4月25日，敌我双方呈对峙状态。 4月26日，田颂尧部又向红军阵地发起强大攻势。红军继续依托险要阵地、工事，以猛烈的火力、灵活的战术，顽强地进行阻击，并再次收紧阵地，主动放弃通江县城，将红军主力集中于通江空山坝一带。 5月17日，红四方面军在空山坝指挥所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改变作战方针，停止收紧阵地，转为对敌反攻。徐向前总指挥提出反攻的首要对象是打击已冒进至空山坝的敌人左纵队13个团，并对部队行动作了具体部署。5月20日夜，红军各部队进行了声势凌厉的大反攻。仅10余日，就将田颂尧花了4个月占领的地区全部收复，毙伤敌人官兵1.4万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成等官兵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8000余支(挺)，迫击炮50门。田颂尧的部队损失近半，残部退守嘉陵江沿岸。 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之后，不到半年时间，川陕苏区的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北起陕西的镇巴、西乡，南至仪陇、江口，东达万源，西抵广元、苍溪附近。纵100余公里，横150公里，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00余万人。 二、三次外线进攻作战 1933年8月，川陕苏维埃政府在巴中城召开了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任务》的决议。会议决定在进行苏区建设的同时，依托根据地，采取由北向南、各个击破、全面推进的作战方针，主动对敌发起外线进攻。 (一)仪(陇)南(部)战役
四川马兰钱研究
四川马兰钱研究 四川“马兰钱”是四川机铸铜币中的特殊品种，自辛亥革命成立民国以后，四川军政府接管造币厂，铸行“军政府造四川铜币”。当时四川省己经有了省长和督军，但是全省各地的实力派，纷纷割据，在政权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有各自的防区，成为军阀的地盘，在防区内甚至有自己的造币厂，马兰钱就是在这个年代产生的。 马兰钱是四川铸币的一种独特造型，钱币正面是一匹“马”，背面是一束“兰花”，因此称为“马兰钱”。 马兰钱拥有一个大的家族，除了有各式各样的骏马、兰花作图案外，还有以鸟、牛、蝴蝶等动物作正面图案的，背面除了千姿百态的兰花叶，还有梅花、菊花、嘉禾等等图案。马兰钱仅有极少数铸有文字和数码，个别铸有年代。已故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成恩元的论著中，有“马兰钱不仅是骏马和兰花图案的铜币，凡属于四川军阀防区时期，具有货币形式的馈赠钱或纪念币，都属于马兰钱系列…”。 四川军阀防区时代，军阀们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就是大量铸造低银质的半圆银元和用废铜烂铁铸造小50、小100和小200的铜元，这是牟取暴利的捷径。至于铸造精美的马兰钱，是军阀们作为婚嫁、祝寿、乔迁、奖赏的赠送品，因此每次铸造数量不多。 马兰钱在当时市面上，可按其直径大小，与小50、小100、小200同等流通，成为无面值的货币。但是在流通的瞬间，就被人们收藏了起来，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也是马兰钱到今天，品相都很完好的原因。马兰钱是个大家族，种类繁多。成都市钱币学会收藏的马兰钱，有74个品种共一百余枚。《四川铜元》一书中，有“马兰钱”一章，共有不同品种的马兰钱拓片图94幅。据笔者所知，尚有少数珍稀品马兰钱，保存在收藏家手里。 在众多的不同种类马兰钱，从钱面图案造型，可以分为下列几类： 1、以骏马为正面图案的马兰钱，共有79种。其中有作奔跑状的马、卧马、昂首前视马、昂首回视马、低头马等等。在群马图案当中，多数马匹是头向左的，只有少数是头向右方。另外还有带马鞍和无马鞍之分。在鞍马当中，有的是小头小眼驯马，有的是大头大眼烈马。正面马图周边，又分为齿边、光边和珠圈多种。 2、以其他动物作正面主饰图的马兰钱，共15种，其中有青蚨、春牛、蝴蝶、折技花叶、松鹤图等等。 3、马兰钱背面图案，以兰花作图案的最多。其中有蟹爪兰、石束兰花、插枝春兰、五瓣兰花等等。此外还有少数其他图案的，如嘉禾、芙蓉、牡丹、菊花、梅花等等。 4、个别马兰钱中，有中华民国早期的五色国旗和后期的青天白日旗。也有数码，如“1”、“2”、“5”、“10”、“100”等等。 5、马兰钱不铸文字，极个别刻有“古今君子”，“某某人制赠”的文字。 6、背面无图无文的光面，有4种。马兰钱的型制，大体是按照当时流通铜元小50、小100和小200三种规格尺寸铸造。也就是五文型、十文型和二十文型的尺寸。有个别是特大型的。尺寸大小如下： 五文型：直径20.5-23.5毫米，厚度：0.9-1.1毫米 十文型：直径26.0-28.0毫米，厚度：1.1-1.2毫米 二十文型：直径30.0-33.0毫米，厚度：1.2-1.3毫米
由籍贯和官职看蜀国派系集团的地域特点
由籍贯和官职看蜀国派系集团的地域特点 三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人才辈出、群雄逐鹿的大时代。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斗争。汉晋之间，天下一分为三，魏蜀吴成鼎足之势。以曹孙刘为代表的三大势力集团不仅相互之间的争夺不休不止，其内部不同派系之间也是明争暗斗，如火如荼。这些错综复杂的纠缠与争斗都与这一时期豪族的崛起和门阀的兴盛有关，透过各个派系之间的争斗，我们在分析每个人物角色的时候可以清楚的发现：所有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都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鉴于曹魏的派系集团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孙吴的党派又略显单调。或许还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吧，兹就对蜀汉内部有代表性的人物与派系作一下简单的梳理。 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到刘备拉起自己的队伍在西蜀建立起政权，到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再到后来的白帝城托孤，孔明病逝五丈原，几乎每一次的大事件都影响到了各派系之间权力的更替与消长。先后出现过的比较重要的派系有：元老派、荆州派、益州派以及来自于其他偏远地区不掌握重权的闲散派。 首先来说说元老派（兹统计38人），主要人物有： 1、来自幽州涿郡（今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的刘氏一族：刘备（蜀国开国皇帝）、刘禅（后主）、刘封（刘备养子）、刘永（甘陵王）、刘理（安平王）、刘璿（太子）、刘瑶（安定王）、刘恂（新兴王）、刘瓒（新平王）、刘谌（北地王）、刘虔（上党王）；张氏一族：张飞（右将军，车骑将军）、张苞（早夭）、张绍（侍中、尚书仆射）、张遵（尚书）；还有刘备的同乡谋士简雍（谋士，昭德将军）。 2、来自并州河东郡（今山西运城）的关氏一族：关羽（前将军）、关平（将领）、关兴（龙骧将军，侍中，中监军）、关统（虎贲中郎将）、关索（将领）、关彝。裴氏一族：裴俊（光禄勋）、裴越（督军）。 3、来自冀州常山（今河北省正定）的赵氏一族：赵云（征南将军、镇东将军）、赵统（虎贲中郎）、赵广（牙门将）。 4、来自豫州汝南（今河南省平舆县）的许氏一族：许靖（司徒）、许钦、许游（尚书）。陈氏一族：陈祗（镇军将军）、陈粲、陈裕、陈到（征西将军）。 5、来自徐州东海郡（今江苏连云港）的糜氏一族：糜竺（谋士，安汉将军）、糜芳（南郡太守）、糜威（将领）、糜照（虎骑监）。 6、来自青州北海郡（今山东昌乐西）的孙乾（谋士，秉忠将军）。 能够跟着刘备一路跑到荆州的元老派都是精英。但因为种种原因，很快凋零。又随着曹魏统治的稳固，而且蜀汉偏处西南，北方的人才不可能南下投奔。关羽、张飞等相继去世后，元老派日渐衰弱。虽然有他们的后人在朝为官，但到了蜀汉中后期，元老派已经没有影响国策的实力了。甚至在蜀汉建立前，已经不能成为一股强有力的势力了。只有那一个个名字，作为三国最辉煌的人物，为后人所铭记。 其次是荆州派（兹统计53人），主要人物有： 1、来自徐州琅琊郡（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的诸葛氏一族：诸葛亮（丞相）、诸葛均（长水校尉）、诸葛瞻（卫将军、平尚书事）、诸葛乔（驸马都尉）、诸葛攀（翊武将军）。 2、来自荆州襄阳郡（今湖北襄阳）的庞氏一族：庞统（军师）、庞弘（助军左校尉）、庞林（钜鹿太守）。马氏一族：马良（侍中）、马秉（骑都尉）、马谡（丞相参军）。向氏一族：向朗（左将军）、向条（御史中丞）、向宠（中都督，中领军）、向充（尚书）。廖化（右车骑将军）、杨仪（丞相长史）。 3、来自荆州零陵郡（今湖南省湘乡县）的蒋氏一族：蒋琬（宰相，大司马，大将军）、蒋斌（绥武将军）、蒋显（太子仆）、刘巴（尚书令）赖恭（镇远将军）、赖雄（丞相西曹令
试析中国近代军阀割据形成的原因
试析中国近代军阀割据形成的原因 内容摘要： 1916-1928年间，中国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这一现象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时期演绎到顶峰，长达十几年的军阀混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异常混乱。在辛亥革命后形成的北洋军阀集团在袁世凯死后分化，他们依靠手中所掌握的军队以及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力培植个人势力，拥兵自重，占据不同地区，就此中国形成了割据的局面，中央政府的权威不复存在。而割据军阀为了扩大个人势力，彼此之间进行战争，造成军阀混战的局面，从原先的中央集权到现在的军阀割据，在清末以来的民族危机下，中国政局发生剧烈变化，军阀割据局面便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除了受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外，还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关联，而当时的思想界的自治思潮对这一局面的形成也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军阀割据、危机、帝国主义 中国近代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清朝末年由于帝国主义入侵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当时存在的地方社会政治思潮以及运动密切相关。 第一：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 一、中国地理的分割性 中国国土辽阔，同时地形复杂多样，北部为辽阔的平原，西部为崇山峻岭，南部是高山丛林，中间被江河湖泊以及山地分割，而这种复杂的地形使中国分割成各个相对独立的地方统治区域，当中央权力衰微之际，
这些相对独立的地方区域便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而先天的地理优势又为这些割据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在近代，同样的地理优势被利用，成为军阀割据形成的先天性条件。 近代军阀割据势力在地理优势方面运用的最好的莫过于四川。四川全省几乎全被高山包围，与外界的交流较为困难，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四川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实行自治。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熊克武掌握着四川的军政大权，在护国运动之初，四川便宣布自知，护法运动时宣布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1918年，熊克武以四川靖国总司令之名派军驻防各地，同时收取赋税，就此掌控四川的军政大权，而下面的各防区也依据地理优势形成“小王国”里的割据势力，此后的刘湘、刘存厚等在四川盘踞多年，所依托的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孔凡义在书中说道“四川省的独立性在传统社会中成为反集权主义的潜流，在军阀政治时代则成为在地方军阀割据的天然屏障”①。由此可见，在中央衰微时，中国先天的地理分割性对于军阀割据的形成有一种无形的促进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着割据势力。 二、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近代中国的经济形式仍然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在一定的区域内，传统的自然经济可以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而无需与外界进行过多的资源交换。而且由于这种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使得一定的区域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对于外来事物比较排斥，这种经济性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近代军阀割据势力的形成具备①孔凡义：《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第59页
1925年四川军阀要员云集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
1925年四川军阀要员云集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1925年四川军阀要员云集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 四川自熊克武任督军时，实行防区制，形成军阀割据。在防区内，擅自撤委官吏，截留税款，横征暴敛，自由发展。破坏了军队不得干预地方行政、财政的规定,以致十几年战争不息。 四川军阀在北京政府中各自依靠一个后台而得到支持。杨森是四川军阔之一，投靠曹锟、吴佩孚，得到曹，吴的支持和援助。曹锟任命杨森为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攫取兵工厂和造币厂尽量制造械弹和劣质银币，尤其得到盐税的分拨更是如虎添翼。不到两年时间，已拥有十万之众，实力雄厚，在各军阀之间，首屈一指。据此，寻找借口，发动了统一四川的内战。 在四川军阀中，除杨森外，还有刘湘、刘成勋、陈洪范、邓锡侯、赖心辉、刘文辉、田颂尧、陈国栋、刘存厚、刘斌、何光烈、吕超、另有客军、黔军袁祖铭，陕军王鸿恩等各有人枪和辖县多少不同，多的人枪万余辖十余县，少的人枪数千辖数县。军费自筹，野心更发展。对于盐税，都想自己多分。 自流井盐产丰富，销区最广，税收占四川盐盐税三分之二，掌握盐税，就可以拿握四川政局。由于盐税的争夺，就成了四川内战的主因之一。 杨森发动内战前，作了一些封官许愿，挖墙脚的活动。接受的,临时改番号， 持异的，就以武力解决。所以在战争的前一阶段中取得胜利。 第十师师长刘斌的部队、驻广汉、什那至绵阳附近，杨森拉刘的旅长夏首勋，被夏拒绝后，夏即随时侦察成都及其附近情况，作适当的准备，适驻梓渡的陕军王鸿恩部移防昭化，刘斌派队进驻梓波、杨森以刘斌不听命令，撤去刘斌的师长职务。一九二五年旧历元旦拂晓，杨森派队向驻什邦的夏旅攻击。夏已预作谁备。当
杨部进攻时，受到内外夹击，伤亡甚重。夏以拒敌目的已达，于当晚向安县、北川撤去。 杨森旋令驻新都、中江、三台的部队向绵阳进攻，围攻时，刘斌急命夏旅协同夹击后退出绵阳。即同川西边防军向康衡(四个团)相商，准备反攻绵阳。问及刘的旅长乔得寿，已受杨森封宫，不接受刘的指挥。刘斌即率余部到阆中，继又向合川撤去。将余部交夏首勋负责，自己宜布辞职。夏以现有部队编成第十师，接受刘文辉指挥、成为刘文辉的建制部队。第二军军长刘成勋所部两个师一个混成旅、驻防新津，双流、温江、崇庆，灌县、邓睐等十余县。边防军赖心辉所部五个混成旅、驻防资阳、资中、内江、荣、隆、富顺等县。 一九二五年四月中旬，杨森以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的名誉对刘成勋、赖心辉等下讨伐令。部署各路集中待命的部队，分向指定的目标前进。五个总指挥之一的何金鳌率本师并指挥向康衡及乔得寿两部向双流、灌县、新津、彭山攻击。刘成勋驻灌县的郑旅和驻双流的陈旅，战前已接受杨森许诺倒向杨森。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接受杨森指示派队向邛崃攻击。刘部已成三面受敲之势，遂放弃新津，彭山之线、经乐山、宜宾向重庆撤去。第八师师长陈洪范所辖部队是十五旅、十六旅、独立旅、第二混成旅、警卫团、补充团、驻防嘉定七县及眉，青、井研、雷马、屏、峨等十四县。每月在五通桥盐务稽核分所截留盐税约十三万元，以作军饱。当刘成勋部经嘉定撤向重庆时，杨森即命何金鳌、郭汝栋，白驹向荣县、井研、眉山陈洪范师攻击。陈师十五旅及警卫团，溃败不振，第二混成旅旅长蓝文彬接受杨森委任为师长，叛离陈师，离开战场。川边军张光典到夹江，孙涵羊清全到峨眉，陈洪范命令各部向键为转进，继经沐川，越五指山过金沙江，到横江及其附近。十六旅旅长蒋福康到金沙江边后，即率三十一团转回键为附近，并派李光明到成都，杨森任命蒋福康为第二混成旅长，暂驻键为。蒋即将三十一团扩编为两个团。陈洪范到横江后即将所到部队整编为四个混成旅，
四川军阀混战
、四川军阀混战（1917—1934） 在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四川军阀之间发生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到了30年代初，经过长期的混战，四川的一些老牌实力派，如熊克武、刘存厚、杨森等人，或失败下野，或被严重削弱，都丧失了争夺四川霸权的实力，二刘则成了最强大的两支势力。到1931年，四川军阀主要分成两大派系：一是以刘湘为首的四川速成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主要成员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瓒绪、王陵基等；二是以刘文辉为首的保定系（保定学堂），主要成员有邓锡侯、田颂尧等。这两大集团分别以成都、重庆为中心对峙。1932年10月二刘大战爆发。它是四川军阀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场混战。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1933年，刘湘成为四川王。刘文辉退居西康雅安。 二、川陕革命根据地（1932.12—1935.4）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个重要根据地，毛泽东在第二次全苏会议上讲话时称川陕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1935年4月，张国焘自动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转而进行长征。6月，与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 三、蒋介石图川 蒋介石图川措施主要有：①利用局势强迫刘湘东下。由于刘湘对川陕革命根据地 无能为力，蒋介石迫使刘湘东下南京乞援。②参谋团进驻重庆。在参谋团要求川军服 从命令的同时，康泽率领别动队深人重庆等四川腹地，着手控制川军。表面上看是“援 川、助刘、剿共”，实际上是“消灭赤匪、控制四川、打击刘湘”。③整肃军队和财政， 四川进一步“中央化”。④设立重庆行营。其法律地位在四川省政府之上，专管川、康、 滇、黔四省军事、政治、经济。通过以上措施，蒋介石基本成功地控制了四川。 四、大后方（1938—1945） 抗战八年中，川军将士分别参加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浙赣会战、滇缅战役等十几个大型会战，为抗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川军共战亡263,991人，伤365,269人，失踪26,025人，共64万余人。 抗战八年中，未被日寇侵占的省份，到最后只剩下四川、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西康8省。四川为保存国家经济实力、文化精华等方面贡献巨大。除了延安为抗日的中心外，全国精英几乎都来到四川，为抗日救亡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四川的解放 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50万大军进军西南。11月30日二野主力解放重庆。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仓皇飞逃台湾。国民党将领郭汝瑰、罗广文等纷纷起义。北线解放军12月21日解放绵阳后直逼成都。12月23日，胡宗南飞逃海南岛。12月27日，成都解放。1950年1月，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再次飞到尚未解放的西昌，负隅顽抗。1950年3月27日解放西昌，胡宗南再次飞逃海南岛。 1
《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读书笔记
《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读书笔记正如罗伯特·A·柯白先生开篇所言，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即1927年至1937）中国四川省内的黩武主义和分裂主义，也是对在政治上谋求中央集权的人在长久的分裂之后力图把省重新统一到全国政治中去的种种努力的研究。 政治统一与分裂倾向之间的冲突，是秦完成大一统来我国历史的特点。1905年君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及后来1916和1917年间复辟帝制梦的彻底粉碎后，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政府失败，各地分裂成无数独立地区又个别军人或军人派系把持政权。 古老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土崩瓦解导致政治思想的四分五裂，全国范围内又没有任何现成的公认的可以取代割据的途径与成熟的政治结构与思想体系，再加上各地区历史背景不同，造成了国内各地的地方分化与自治，而有限的地方自治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帝制时期不可缺少的中央与地方保持适当平衡的途径。1917年以后政局的难以预料社会的动荡不安致使军阀主义在全国蔓延。 整个四川省从1912年起到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这段时期中，外部权利与军事力量对四川鞭长莫及，这与四川省本身地理上独据一方、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同中国其余地区政治脱离的历史源流有关。然而即便如此，四川的方言、烹饪、农舍具有本省特点的的同时又是中国式的，这表明四川省始终是中国国家一体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及四川省从骨子里对其他中央集权的承认。 本书首章地方政治的演变主要考察了从辛亥革命到1926年国民党北伐这一四川军阀主义兴起的酝酿时期。四川第一代军人大都是四川武备学堂毕业或者参加反清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他们中很多都在日本士官学校接受过军事教育。早先曾同孙中山的同盟会进行接触。这一代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即使当他们退出四川军阀舞台时他们依旧年轻，并且在当地的士绅中大受尊敬。 第一代军人的崛起与全国的形势有关，辛亥革命后四川因为不知道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权形式，所以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四川分裂为众多不稳定的军事割据，不仅仅是借助于地方的名义。第二代军人则是纯粹的地方主义，他们完全从自身角度看问题。刘湘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地方自治战士姿态。这样一来军阀主义在四川蔓延的这几年，外界对四川不断进行干涉，但未来势力又无法控制四川。而北洋军人遭到失败，国民政府力量太弱，四川军人便虚有其表的对南京政府表示效忠。 第二代的四川军人是现代化军事教育的头一批毕业生，由于没有现成的全国性的官阶体制，他们只能凭借个人武装实力通向权利。他们都是四川本地人，出生非名门贵族，无任何传统学位，不曾出国留学，只在军事院校接受过军事方面的训练。其中，刘文辉压迫人民胜于其他军阀;邓锡侯狡猾而胆小，常乘人之危坐收渔翁之利,人送外号“水晶猴子”；田颂尧既猥琐又颓废，体态肥胖，打仗无能，军队素质低；刘湘貌似绅士，平常表现得平淡无奇，但胸有城府，为达目的不折手段，残忍得像一只鹰；杨森头脑简单，做事鲁莽，空有想干一番事业的心。 总的来说，“如果让他们（第二代军人）排成一排，谁也不比谁特别出色，他们是在四川连年的内战中孕育成长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之中找不到任何一个出类拔萃的将军的原因。跟随第一代军人战斗时，他们关注地不是如何去消灭敌方部队而是如何在自己的队伍中爬上去，重视纵横捭阖之术，事实上还不懂得任何主义。他们都太年轻，缺乏外事经验，远离中国的革命中心，升迁甚早且
川军军阀人物和军队编制介绍
[键入文字] 川军军阀人物和军队编制介绍 熊克武刘存厚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 川军，是对民国时期四川地方军队的称谓。川军，大部是在1906 年7 月编列的四川常备新军第33 混成协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川军军阀分为：熊克武所属川军，刘存厚所属川军，刘湘所属川军，杨森所属川 军，刘文辉所属川军，邓锡侯所属川军，田颂尧所属川军和赖心辉所属川军。 川军军阀：熊克武 熊克武（1885 年－1970 年）字锦帆，四川省井研县盐井湾人。1904 年东渡日本，1905 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民国初年四川著名的长衫军人。 刘湘所属川军第2 军编制序列（1920 年5 月）川军第2 军军长刘湘第2 师师长唐式遵第4 师师长潘文华第9 师师长杨森第3 混成旅旅长李树勋第4 混成旅旅长袁斌第6 混成旅旅长魏楷刘湘所属川军改变国民革命军第21 军编制序列（1926 年12 月17 日）刘湘第1 师师长唐式遵第2 师师长李雅材第3 师师长王陵基第4 师师长王缵绪第5 师师长向成杰第6 师师长潘文华第7 师师长朱宗悫 1938 年1 月1 日，刘湘在病中特发表《长期抗战中的四川》元旦论文，重申四川支持抗战的决心。但当天，武昌行营突然命令唐式遵接任刘湘兼任的第23 集团总司令一职，蒋介石的这一决定，给了重病中的刘湘以极大的心理打击，使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昏迷不醒，于1 月20 日死于医院，终年48 岁。 川系军阀：杨森 杨森，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四川广安人，1882 年出生。幼年就读于广安县紫荇书院，后入南充市联合中学。1906 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弁目队。1907 年考入四川高等军事讲习所（后改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学成后被分配到成都新军17 镇当排长。1910 年晋升为四川陆军33 混成协第1 营右队队官，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