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分类文学常识全集著名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破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白了。至今还有他出生百余天“略识之无”和初到长安“顾况戏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诗不仅在中国，在日本和朝鲜等国都有广泛影响，他还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
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等极为有名。
邓肖达曾说：“正是因为白乐天的诗老妪能解，才确立了他的诗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
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刺讽喻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问刘十九》,《买花》,《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等。
为官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

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嗜酒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亲白季庚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

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和劳动进行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问刘十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

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

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谕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历程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

》。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唐宪宗元和年间，即公元九世纪最初二十年，安史之乱已过去半个世纪，唐王朝终于又从衰乱中想有所作为了。于是整顿赋税，以增加收入，平定几个闹独立的藩镇，使全国终于又形式上统一了。诗坛上于是也逐步摆脱八世纪下半叶那种内容单薄、形式精巧的诗风，不仅出现了以韩愈为首的奇崛险怪的诗派，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派，而且还有柳宗元、刘禹锡等独树一帜的名家。

所谓乐府诗，是指东汉末年至唐代，即从二世纪后半叶至七世纪初，可以用作歌词来歌唱的那些诗，如李白的《行路难》、《蜀道难》等等；而所谓新乐府，则指模仿乐府诗而又不再用乐府旧标题，而依据内容另取一个新标题的那些诗，如杜甫的《兵车行》以及“三吏”、“三别”等等。

新乐府运动是一次颇有声势的诗歌运动。其代表人物是元稹和白居易，虽然文学史上一贯称元白，但白居易是这一派的理论奠基人，诗歌成就也就更高，是真正的代表（洛阳白居易墓）。

新乐府运动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主张诗歌要为政治服务，即诗要“为君为臣为民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初年，即九世纪最初十年，创作了大量揭露弊政和各种不合理现象的讽喻诗，最著名的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观点鲜明，提法尖锐，使执掌军政大权的达官显贵咬牙切齿。不过他这种政治热情保持的时间较短，写讽喻诗的时间更短。到四十四岁时，他遭到了报复，被贬为江州

司马。经过这一次打击，他就礼佛参禅，走上了独善其身，埋头写闲适诗的道路。

为了充分起到宣传作用，这一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主张用浅切平易、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写诗。据说白居易写诗一改再改，一直改到不识字的老妇人都能听懂为止。这自然不免夸张，不过他的诗读起来轻松，比韩孟诗派好懂，这也是事实。

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一丛深色花”，就相当于十户中等收入的人家所交纳的赋税。十户人家交纳的赋税才够贵族买一束花，那么，农民该怎样把骨头磨成钱，才能满足贵族的其他享受呢？

他《新乐府》中的《新丰折臂翁》，更是叫人心酸得无法读下去。“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垢。”老翁为什么会成为独臂的残废人呢？因为天宝年间宰相杨国忠为了建立边功，提高威信，两次发动对云南南诏的战争，共动员兵力二十多万，都全军覆没。“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为了逃脱必死无疑的出征，于是“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从诗的角度来说，这首诗到这里，应当说恰到好处。其余一切，该由读者自己去想象，由读者根据诗人安排的逻辑去做结论。但是，正如白居易在诗题下加上“戎边功也”所提示的，其目的不在于写一首感天动地的好诗，而在于通过这首感人的诗使人受到教育。因此他接着写道：“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人生怨，请问新丰折臂翁。”从这首诗的动机来看，加这一段自然也合情合理。

他的另一首《卖炭翁》则注明“苦宫市也”，意思是苦于宫市的祸害。宫市是唐德宗贞元年间，即八世纪末至九世纪最初几年一种扰民的弊政，即由太监直接到街市上采购皇宫中所需要的一切。太监以皇帝的名义出来采购，还有不作威作福的！诗中的卖炭翁就遇上了这种比抢劫还要卑鄙的掠夺。“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老人在终南山辛辛苦苦烧炭，为的是把木炭拉到京城卖了以维持衣食。一场大雪后，老人赶着牛车卖木炭来了。尽管衣裳单薄，冻得发抖，他还是“心忧炭愿天寒”，因为越冷越冻，兴许越能卖个好价钱。结果偏偏就遇上两个太监，指令他把牛赶到成北的皇宫去：“两骑翩翩

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若悬河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这千多斤的一车木炭，是老人多少个日日夜夜烧出来的！可换回两个布头和一个万丈深渊一样的失望。也许卖炭翁当年就抱着两块既不能食、又不能用的纱绫死去了，可又有谁知道呢？！

白居易常用他的乐府诗帮着不幸的人讨回公道，除了卖炭翁还有那个《上阳白发人》。十六岁时，她“脸似芙蓉胸似玉”，因此被选入皇宫。可是，“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在皇宫里，没有值得回忆的，也没有值得遗忘的。“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一望四十多年，望成了白发人。这种现象原是封建社会无法更改的弊政。青春被迫凋谢在皇宫里的这个宫女，总算在白居易的诗中吐出了这一口泪血熬成的苦水。

不过也应当看到，白居易的思想在当时是比较保守的。在《新丰折臂翁》中，他把进攻南诏的战争罪责，完全推到了杨国忠头上，似乎与唐玄宗没什么关系。在《上阳白发人》中，也认国这个上阳人的悲惨遭遇，都是杨贵妃的嫉妒造成的。更有甚者，在《井底引银瓶》中，一少女为爱情而与男子私奔，最后受到封建礼教的迫害，他认为这是罪有应得，特意写这首诗来“止淫奔”，也就是告诫人要主动服从封建礼教。诗中写少女私奔后，“到君家舍六七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因为不是明媒正娶，终于被赶出来。诗人得出的结论却是“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可以说，白居易这种思想在唐代并不符合时代潮流。有意思的是，元代著名剧作家白朴写的《墙头马上》，虽然是在这首诗的提示下写的，最后却让这私奔女子变成名正言顺的状元娘子，当初迫害她的人还不得不向她赔礼道歉。

白居易是个神童，据说生下来才七八个月能认识“之”字和“无”字。后世称识字不多为略识之无，就是从这里来的。他十几岁时写的《草》这首诗，最足以说明他的天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关于这首诗还有个小故事：白居易年轻时，拿着诗集去拜访诗人顾况，想求他在公众场合帮着扬扬名。“居易”这个名字，根据词义可以解释为住下很方便。也许他对白居易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吧，就开玩笑说：京城里粮价高得很，住下很不方便吧。等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联时，不禁大为惊奇，忙说：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来，全国哪儿住下

都方便得很！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白居易一生，以四十四岁时贬为江州司马为分界线，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后期他日益消沉，用佛家的色空思想来看待一切荣辱得失，用道家的“知足不辱”来达到明哲保身，又用儒家的“独善其身”来求得内心平衡。

任江州司马时，他曾来庐山花径这里游览。这“花径”两个字，据传就是他写的。他在《大林寺桃花》里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的居易的绝句都有过分直露的毛病，这一首算是较好的。山下桃花已谢，而山上桃花正开，就像人生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因写新乐府而被贬谪，而苦闷，转到独善其身的道路上以后终于又得到解脱，这首诗正符合他这种心境。

不过，足以使白居易诗名不朽的，学是他三十五岁时写的《长恨歌》和四十五岁时写的《琵琶行》。唐宣宗在《吊白居易》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两首诗流传之广。直到今天，一般人知道白居易，多半还是由于这两首诗。

《长恨歌》写唐玄宗李隆基（陕西蒲城秦陵）和杨贵妃（陕西兴平杨贵妃墓）生死相恋的故事，是个爱情悲剧。只是由于李隆基是皇帝，身份特殊，一举一动都牵涉到国家的安危。他疯疯傻傻地爱着杨贵妃，以致“从此群王不早朝”，荒废政务，弄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发生了安史之乱。对李隆基这种举措失当的行为，捎带批评几句。这原是主题展开中必然要涉及的。更何况，白居易这时正全力以赴在写讽喻诗，因而说到李隆基时语带讥刺，也是极其自然的。可问题是，前三十句除了“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个别诗句带有明显的贬义外，其他各句都还只是客观地描述两人相爱的过程。一首一百二十句的诗，只在前三十句带贬义。就说这是先写好色误国，后写爱情悲剧，两个主题纠缠在一起，这是说不过去的。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唐玄宗是皇帝，而在一些人年来，皇帝是没有资格当爱情悲剧的主角的。可是在《长恨歌》中，却偏生以皇帝为主角。于是就只好说，前面写的是好色误国，后面写的才是爱情悲剧，以此来缓解自己给自己拆桥断路的所谓矛盾。

《长恨歌》极善于人叙事。写杨贵妃的美。“回眸一笑百媚生”，有了这一句，一切夸张她如何如何美的形容词就都有成多人造棉的了。“回眸一笑”是说明书态，“百媚生”是意态所引发的效应，一个活生生的美人朱在我

们眼前凸现出来了。“后宫侍丽三行人，三行宠爱在一身”，这样来正面写杨贵妃的得宠，概括得虽然精当，但显得抽象，缺乏震憾人心的力度。于是，诗人紧接着又补足两面三刀句“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小农社会从来就重男轻女，诗人抓住这一点进秆夸张，从天下父母不重生男重生女这种习惯心理的必变，来写杨贵妃的得宠和得势所造成的影响，真算是入目三分。由于主题是生死相恋写安史之乱就只用“渔阳鼙鼓动地来”一语带过，写杨贵妃的死也只用“宛转蛾眉马前死”就径直切入刻骨的思恋。在四川相思，是：“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这还是陪衬，重点是回到长安以后的思恋。

归来池宛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落叶时。西宫南宛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子弟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莹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这一段叙事又简洁，又丰满，每一句都有紧扣时令和眼前的实景。句句都有在叙事，又句句都有是抒情，情景交融，天衣无缝。接着又翻出一层波澜，写临邛道士升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灵魂，使生死相隔的两人再重见一面。

“闻道貌岸然汉家天子合，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扒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又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可是两面三刀人到底也没能见上一面，只留下一个无法填平的恨海，永远冲击着读者的心岸。”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能把这种生死相恋写得这么淋漓酣畅，白居易叙事的功夫真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屯步。

《琵琶行》作于十年以后，是他贬为江州司马的第二年，这时白居易已经四十五岁。被赶出朝廷，赶到江州——今天的九江时，这算不香多么沉重的一次打击，竟使他情绪一落丈。不过，他的热情毕竟还没有完全冷却，还能弹射出愤懑的火花，因此才提高了这首诗的品位。

“浔阳江头夜送客”，点出地点：“枫叶荻花秋瑟瑟”，点出时令：“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点出抒情主人人公的心境。这几句是为琵琶女的出场作铺垫的，同时又烘托出一种凄凉的氛围，写得极为紧凑。“别时茫茫江浸月”，明月皓皓，江水滔滔，一片空茫。正在这时，琵琶女出场了忽闻水上琵琶声“，然而却又：：”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摭面

“写弹琵琶这一段，最妙的是写得有声有色，有景有情。”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么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进入高潮以后，又“银屏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这些比喻都非常出色，使无形的声音，转化有视觉形象的审美对象，色是月色，弹奏前是“别时茫茫江浸月”，弹奏完了以是“唯见江心秋月白”。景是“东船西舫悄无言：，两面三刀条船在冷幽幽的月色中并靠在江边。情则是琵琶声唤起抒情主人公的惆怅。这种惆怅无处不在，琵琶弹出的每一个音，可以说都是抒情主人公心灵的颤动。”唯见江心秋月白“，”东船西舫悄列言“，这凄凉的月色，寂寞的船影，都有是饱和这惆怅的，反弹琵琶这一场景写透之后，诗人借琵琶女诉说身世。然后逼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琵琶女是从京城流落到九江这里来的，而诗人则是被贬谪而来相同的遭遇，自然有相同的感慨。琵琶女“暮去朝颜色故”以至“门前冷落车马稀”，年老色衰，终于被逐出旧日的约会快。这种心情是悲愤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抗议。诗人说：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这种感慨的底层，同样拆叠着悲愤。他又怎能不悲叹一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呢！这震撼人心的两句诗，一千多年来曾被人反复引用，成了一代又一代人抒发情感的闸口。

到晚年，白居易写献计献策特别爱表现它的闲适心情。这类诗对后世士大夫的影响很大。现在我们来读这首闲适的小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

绿酒红炉，红绿相配，在阴沉沉将要下雪的黄昏，一看就使人产生温暖的感觉。但寂寞无法排遣，于是想找朋友聊聊天。“能饮一无”，能来喝上一杯酒么？这一声问得多么亲切！
新乐府派运动是九世纪初元稹和白居易发起的。不过，在这一运动正式兴起之前，年长几岁的张籍和王建，就已经在写这种类型的诗了。

张籍与奇崛险怪诗派的领袖韩愈和新乐府运动的代表白居易，都有是好朋友。他的乐府诗，有许多还借用古题。如《董逃行》就是。不过，虽然是借用古题，写的却是时事，与白居易的《新乐府》性质不一样的：洛阳城头火瞳瞳，乱兵烧我天子宫。宫城南面有深山，尽将老幼藏其间。重岩为屋橡为实，丁男夜行候消息，闻道官军犹掠人，旧里如今归不得。董逃行，汉家几时重太平！（《董逃行》）

洛阳是唐朝的东都，在安史之乱中曾两次被叛军攻陷。在这种拉锯战中，老百姓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最苦的是，官军并不比

叛军好：叛军杀退了。“丁男夜行候消息”。——小伙子夜里下山来打听消息，听到的却是“官军犹掠人”——官军还在抢东西，抓夫子。

元代落曲作家张养浩说：“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潼关怀古》）不论是正在当皇帝的人丢了宝座也罢，逊是想当皇帝的人夺得了宝座也罢，受苦受难的还都是老百姓。

张籍还有许多乐府诗，则是根据内容来拟定诗题的。像《征妇怨》：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

“昼烛”这个比喻用得非常贴切。在封建社会里，女人出嫁前从父，出嫁后从夫，夫死则从子。这就是所谓的“三从”。现在这位妇人的丈夫战死了，腹中的胎儿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即便是男孩，十几年之内也根本不是依靠的对象。在生活中她完全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岂不是像昼烛——白天点燃的蜡烛一样，一点点耗尽自己，而对别人却毫无意义。

新乐府运动中一个重要人物李绅。他写了二十首《新题乐府》，元稹看了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和了其中的十二首。这又引发了白居易的诗兴，一气写了五十首，并改名为《新乐府》。可惜的是，李绅的《新题乐府》二十首全部失传。后人知道李绅这个名字，完全是由于他那首不朽的绝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悯农》）

这首“锄禾日当午”，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应当是古诗中流传最广的两首。这首诗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在于把“盘中餐”直接与“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联到一起，使人一端起碗来由不得就想到这“盘中餐”的“粒粒皆辛苦”。

王建是也是新乐府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和张籍是好朋友，后世因称他们的乐府诗为张王乐府。他和张籍一样，诗歌语言通俗平易，有明显的口语化倾向。像这首《渡辽水》：渡辽水，此去咸阳五千里。来时父母知隔生，重着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各与题本乡。身在应无回渡日，驻马相看辽水旁。

战争，是人类肌体上永远在流血的创口。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都在为它带来的灾祸呼天抢地，世世代代都在呼吁“净洗甲兵长不用”，却谁也没有能力使这个创口止血。古人曾经从各个角度诉说战争的残酷，早已把这个老话题说得惊心动魄了。王建这首诗，却只摄下士兵渡过辽河时的一个镜头。未过辽河，虽然“此去咸阳五千里”，故乡早已像梦一样地渺茫了，但毕竟人还活着，而一过辽河就“身

在应无回渡日”，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腐烂剩下的这把骨头能被送回故乡——“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各与题本乡”，使亲人早已衰竭的悲痛重新被唤醒罢了。驻马相看辽水旁“——在辽河旁边停下马来互相多看了一眼，留下今生今世的最后一个记忆吧！加为这是在走向战争，而战争，是吞噬千千万万的生灵也永远喂不饱的猛兽！这首诗没有写战争的过程，也没有写战争的结局，而只用战争开始前士兵们沉重的心情来打动读者。

王建还有写宫女生活的《宫词一百首》，在文学史上也是很有名的。有的写得也很有深度，至今仍有认识价值，如：宫人拍手笑相呼，不识庭前扫地夫。乞与金钱争借问：“外头还似此间无”。

被囚禁在皇宫里的宫女，就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样，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首诗看似轻松，却揭示了宫女所过的空虚惨白的一生。

新乐府运动最先的倡导者元稹，在当时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文学史上一直“元白”并称。

现代人提起元稹来，主要是因为他创作的传奇《莺莺传》，是一篇优秀的小说改编为《西厢记》后，至今仍在舞台上演出。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这是悼念结发妻子的。妻子死时二十七岁，元稹三十岁，因为还没有发达，所以特别强调“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由于是原配，两人共过患难，诗人写诗的时候动了真感情，诗写的也就特别投入。另外，律诗为了层次多，内涵丰富，就使诗句紧缩，诗句紧缩，就不得不打乱语序，根本不考虑口语的习惯。元稹这二首诗，则比较接近口语。感情真挚，用语浅近，放说两人在一起的种种琐事，因而使人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有人情味。“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妻子是那么贤惠，用野菜补充食物，扫落叶当柴烧，生活如此清贫也心甘情愿。可是“今日俸钱过十万”，等诗人发达了，俸钱多了，妻子却已死去，只能“与群营奠复营斋”，只能用这些钱业给妻子做道场。这才真正是“贫贱夫妻百事哀”！

元稹还有一首《离思》，头两句也至今还有人引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为修道半为君。”曾经沧海“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