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政治学_价值中立_观述评_省略_兼论社会科学能否做到_价值中立_罗爱武

2010年第7期2010年7月

经济与社会发展

ECONOM I C AND SOC I A L DEVELOP MENT

VOL.8.N o.7

J UL.2010

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0观述评

)))兼论社会科学能否做到/价值中立0

罗爱武

[摘要]行为主义政治学致力于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0,/价值中立0是其主要诉求之一。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两分说0和逻辑经验主义/价值情感说0是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0主张的理论基础。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科学0的政治学研究必须实现研究对象、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三方面的/价值中立0。/价值中立0主张就方法论这一层次而言在一定限度内是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的,但行为主义政治学把这一主张的适用范围过于夸大,又导致其丧失了其合理性,实际上社会科学研究要做到完全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价值情感说

[作者简介]罗爱武,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D73/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7-0033-05

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曾是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政治学流派之一,它是在批判传统政治学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又被称为/行为主义革命0。其/革命性0的总特征是强调政治学研究要摆脱传统政治学/哲学化0的研究方式,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0。/价值中立0是行为主义实现其政治学研究/科学化0诉求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其相对于传统政治学研究途径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一主张既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派在二战后迅速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快速衰落的重要原因。要理解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的这一戏剧性的发展轨迹,就必须了解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0观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及其合理性和内在缺陷。

一、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0观的理论基础

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0主张是建立在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两分说0与逻辑经验主义的/价值情感说0理论基础上的。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问题又称/是0与/应该0问题、/实然0与/应然0的问题,最早由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他认为在以往的道德学体系的推理方式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思想的跃迁,即从以/是0或/不是0为连系词的事实命题,向以/应该0或/不应该0为连系词的伦理命题(价值命题)的跃迁,而这种思想跃迁是不知不觉发生的,他认为这种推理方式既缺乏相应的说明,也缺乏逻辑上的根据和论证[1](P509-510)。这个有关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0以及价值判断不可能独立地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的主张就是休谟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根据意义证实标准,即一个命题是否有明确的证实真伪的方法,进一步指出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差别所在:有无认识意义。逻辑经验主义据此将所有命题分为有认识意义的事实判断和没有认识意义仅有情感意义的价值判断两类1。有认识意义的事实判断对客观事实有所断定,命题本身有真假可言,这类命题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分析命题,它根

1卡尔纳普在5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6一文的评注中指出,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意义0有两个不同方面的意思,/一是认识性的(指称的,有所指的)的意义,一是非认识性的(表达性的)意义成分,比如情绪和动机,形而上学句子无意义是指它们没有认识性的意义,没有断定性的内容,但它们仍然有非认识性的表达性的意义0(载洪谦主编:5逻辑经验主义6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页)。也就是说逻辑实证主义的所说的意义是指认识性的意义,所谓有意义是指有认识性意义,无意义是指无认识性意义,但有情感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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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身所包含的那些符号的定义判断其真假;一类是综合命题,它根据经验事实判断其真假[2](P54)。而无认识意义的价值判断本身对客观事实没有做出断定,它只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命题本身无真假可言,/只表达道德判断的句子是没有说出任何东西的。它们纯粹是情感的表达,并且因此就不归入真与假的范畴之下0[2](P89)。这就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价值情感说0,这一观点认为价值判断纯粹只是情感和态度的表达,既不真也不假,是无认识意义的命题。

依据/价值情感说0,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以客观地认识世界为目的的科学研究只能解答与经验相关的问题,只有事实问题才是科学研究可能解答的问题,回答事实问题的事实判断对经验事实有所断定,其真假可以由经验证据加以检验;而价值问题是科学研究无法解决的问题,它的回答对经验事实无所断定,只表达了某种情感和态度,无法用经验证据来进行检验。/科学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应是什么。0[3](P222)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只能回答事实问题,作出事实判断,哲学和伦理学才试图回答价值问题,作出价值判断。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0的具体内容

根据休谟/事实和价值两分说0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价值情感说0,行为主义认为政治学研究应该进行/价值祛除0、保持/价值中立0。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0主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研究对象看政治学应该研究政治现象的因果联系等经验事实问题,不应该研究好坏善恶等规范价值问题;从研究过程来看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保持/价值中立0,不应将个人的情感、价值观等混入到研究过程中去;从研究结果来看研究者应只对结论作出因果事实判断,不要作出善恶价值判断。

第一,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0。所谓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0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在研究对象上政治科学应从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科学应当只研究事实问题,而不应当研究价值问题。他们认为/科学是-价值祛除.的,,科学关心的是的问题,不是应该的问题;是经验的问题,不是规范的问题0[4](P33)。

传统政治哲学在研究对象上着重关注的是诸如正义、善、自然法、自然权利、国家制度、国家起源、政治权力性质等等一些抽象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相对忽视了对社会政治现实的研究,从而削弱了政治学的应用价值。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批判了传统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从传统的角度看,政治理论可以说就是政治哲学,它坚持并鼓吹自己仅只探求和理解美好生活的本质,或者只限于把握先人对此问题的看法。高踞于理论之特权等级巅峰的是道德分析,而不是严格的经验世界的分析0[5](P61)。行为主义政治学家认为传统政治学局限于探讨一些抽象的/应然0问题,忽视研究现实政治的/实然0问题,这一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使政治研究脱离了社会现实,对政治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今天政治学方面可以用来了解政治生活的知识非常不够,这种不足主要倒不是指显而易见的理想知识,而是指那种可以用手头的分析和研究工具来获取的知识0[6](P84)。行为主义认为摆脱这一困境的有效之举在于实现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转向:从执着于/应然0问题的政治哲学的探讨转向关注/实然0问题的政治科学的研究。

因此,他们主张摒弃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让政治学从传统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学研究/实然0的事实问题,把/应然0的价值问题留给政治哲学。卡特林(G eorge#C atli n)认为政治可以被划分成三个部分,首先从原理上可以把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区分开来,但同时政治理论本身又可以分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两部分[7](P2)。在区分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基础上,行为主义认为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学应放弃对价值问题研究,转向关注现实的政治事实问题。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也纷纷提出了他们各自认定的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如拉斯韦尔认为,从研究对象看/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0[8](P3)。伊斯顿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受权力分配和运用的影响下的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0[5](P139)。怀特(W illi a m#W hy te)主张/政治学家应该对政治学感兴趣。他们应该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他们自己首要关心的应该是政治行为的描述与分析0[9](P697)。罗伯特#达尔则将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0[10](P17-18)。关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他们各自的主张显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他们的共性也是相当明显的:即都主张将政治学研究对象由抽象的政治哲学概念、法律、政治制度、正式的政治机构等转向非正式结构和政策实施过程,通过对可观察的政治行为的研究来解释现实的政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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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0。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0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者认为,政治科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祛除价值0或/道德上中立0,避免夹杂个人的政治倾向、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以免影响研究的客观性要求:不管研究者怎样去理解善与恶,他们在善与恶的冲突中要保持中立。对所有政治科学家来说,他们据以进行调查和讨论的共同基础,只能通过摆脱道德判断的过程或通过从道德判断中不断超脱出来的过程来达到,也就是说,道德上的价值中立是科学分析的必要条件。

行为主义政治学者认为政治科学是研究/是0的问题而不是/应该是0的问题,是研究/实然0的问题而不是/应然0的问题,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客观政治现象客观中立地观察研究以发现其中的客观规律。客观的政治现象是研究的对象,客观的观察、理性的分析是研究的手段,客观的政治规律是研究的结果。为了确保政治分析和结论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这既是科学的要求,也是科学的标志),行为主义主张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该保持/价值中立0,不应当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带入到研究中去,不应当去从事为特定人或社会服务的价值判断研究。如果某个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带入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个人的情感、价值倾向就可能会造成对研究结果的歪曲,这将有损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要求。如果某个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没能做到/价值中立0的话,行为主义政治学者就会认为这个研究者不是在就某一问题进行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在做伦理学的探讨了。/政治学的任务在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0[8](P3)行为主义认为政治研究不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政治研究只是陈述种种条件,政治哲学才会为各种价值进行辩护。换句话说,/实然0的研究不同于/应然0的学习,分析政治冲突的过程不同于评价政治冲突的后果。政治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不可引入个人的价值判断[11](P17-21)。早期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卡特林(G#Catlin)也曾经指出,政治学是一种纯粹的科学,除了出于严格的假设外,它绝不应涉及价值判断。政治学家不但必须区别价值判断与政治研究间的差异,而且必须注意价值判断闯入政治研究的危险。政治学家的任务在于不动感情地研究某些能够实现特定目的的条件并且客观地检验这些条件[12](P297-349)。研究过程价值判断的介入将使研究结果也成为一个价值判断,从而破坏研究的客观性要求。

第三,研究结论的/价值中立0。研究结论的/价值中立0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政治学家对研究结果应只作因果事实判断而不应做好坏善恶的价值判断。行为主义政治学家认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有逻辑上的区别的,描述性的事实判断有经验意义,可以凭借经验和事实来断定其真伪性;而价值判断没有认识意义,仅仅是情感和态度的表达,其真伪性是无法通过经验研究来确定的,它们既不真也不假。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强调只有事实的判断才是科学范围之内能够做到的事情,价值判断超出了科学的范围。

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强调作为/科学家0,严谨的政治学家应避免作出价值判断,也不宜对价值判断发表意见,对一切重要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政治哲学家的任务,政治哲学家才总是试图作出决定、提出建议、阐发道德标准、提出价值判断来估计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7](P163-164)。卡特林明确提出政治学关心手段,政治哲学才关心目的。不管我们大家的选择或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愿望就是要达到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就必须了解采取什么手段最为有利,提供适当的有助于实现社会政治目的的手段的知识是政治科学的唯一的功能,而且只有政治科学才能做到这一点[7](P36)。奥本海姆(Fe lix#E#Oppenhei m)同样指出政治学研究应该限于作出能够由可观察证据证实的客观事实陈述,价值判断仅仅表达政治学家个人的主观偏好,它不需要也不应该介入政治学研究中来[13](P54)。

三、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0观的简要评论

作为当代西方曾经影响最大的政治学流派之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快速兴起和最终衰落都与其/价值中立0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从/价值中立0主张提出以来围绕它的争论就没完全停止过,这一争议实际上并不局限于政治学这一学科范围内,而是围绕另一个范围更大的问题展开的,即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否能够做到/价值中立0、是否应该做到/价值中立0。详细解答这一问题不是本文的主旨,仅就方法论这一层次而言,笔者认为行为主义/价值中立0主张应该说在一定范围、一定限度内是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问题就在于它把这一主张的适用范围过于夸大,超出了可能的限度,导致这一主张又丧失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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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这一意义上说行为主义的衰落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事实上,不仅对于政治科学,而且对于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来说,要完全做到/价值中立0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行为主义提出这一主张,首要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对象局限于价值问题、忽视对现实政治问题研究的弊端而提出来的,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如果长期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对现实社会问题既不能指出理论上的解释之道,也不能提出实践中的解决之法,长此以往必将会危及该学科的/合法性0。从这一点看行为主义主张让政治科学从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科学研究应该关注现实政治问题,不容否认是合理的。同时,/价值中立0主张也开拓了政治学的视野,为政治学研究开辟出了一块相对独立的崭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正是在行为主义影响下,政治学的新交叉学科、新理论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生态学、政治人类学、政治系统分析理论、角色理论、团体理论、决策理论、精英理论等纷纷涌现,客观地说在促进政治学学科发展上行为主义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但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是现实社会问题,而现实社会问题往往是既包含事实问题也包含价值问题。虽然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明确地对这两种问题做出区分,但在现实中这两类性质的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分开,因此,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既研究事实问题也关注价值问题。如果说传统政治哲学在研究对象上强调了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事实问题的研究的话,那么行为主义政治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强调了对事实问题的研究却又忽视了对价值问题的探讨,从这一点看行为主义/价值中立0主张的偏颇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一主张在研究实践中也带来了另一种与传统政治学相似的困境:在/价值中立0的旗号下,行为主义者往往过份关注细枝末节的政治行为,而忽视重大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再次造成了政治学研究与社会现实脱节的问题,这也是行为主义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行为主义内部针对研究对象/价值中立0的主张,不同的声音也从没停止过,当怀特(W illia m#W hyte)提出政治学家应对政治学感兴趣,而要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时,阿尔蒙德就曾批评说,对政治学而言,公共政策是首要的依据,在对政策的后果所作的分析中,政治学家的职责是要判断一种已被认为以某种方式将会导致公共利益的特定政策究竟是否真的有效,而在讨论这些/伦理0问题时,哲学家是缺少必要的知识与技能的,而政治学家只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就完全具有这种能力。因此,他认为政治学家不应把/伦理学0留给哲学家,在公共政策领域实际判别/善与恶0是政治学家的特殊职责[7](P356)。

第二,从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来看,行为主义提出/价值中立0是为了维护政治学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尽量做到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是保持研究结果客观性的必要条件。但从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现实的,因为每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研究活动是研究者在自己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选择性行为,而每一种选择性行为背后实质上都有一种价值判断:研究方法的选择涉及价值判断,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只有具有某种确定的方法论才能开展研究,这本身就涉及到认为这个方法是好的价值判断,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要实现/价值中立0,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另外,研究对象的选择也涉及价值判断,任何一种学说必须把取材于有关社会生活的某些事实或事件看作是重要的,这种取材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判断。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客观性就不重要,研究过程就不要做到价值中立、不能做到价值中立。关于在政治学研究过程中如何做到/价值中立0,贝蒂#H#齐斯克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他将整个政治学研究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课题的系统化;调研的设计和调研手段的发展;资料的搜集;对资料的分析和阐释[14](P18)。他认为在课题系统化阶段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选择那些最可能对自身的价值有所推动的问题,但/课题一旦选定(我们希望这一抉择既是在相应的价值基础上又是在理论重要性的基础上作出的),其后的两个研究阶段的结果若要令人信服,就应该完全不抱成见0[14](P19)。也就是说如果说在研究的第一阶段研究者介入自己的价值观还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一旦进入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即在调研的设计和调研手段的发展以及资料的搜集阶段研究者则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客观科学地收集数据,用这些数据来客观地检验理论假设,而不应带有研究者的偏见。如果研究者在这些过程中仍带有自己的价值观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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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的结论可能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因为科学的研究结论要求经得起经验证据的重复检验,那种通过选择性证据得出的有偏见的结论是经不起重复性检验的。这两阶段的/价值中立0是研究客观性的必然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必须做到的。但是如果要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和第四阶段就排除研究者的个人价值观则是不现实的。

第三,关于研究结果的价值中立,虽然社会科学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对社会现象的理论解释,但这不是研究的全部目的,人们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认识客观社会现象及其规律,而且还要根据人们的价值观来评价社会现象。深刻的社会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评价,评价就不仅涉及论述中经验的规律性,也要涉及论述中社会现象、社会活动、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道德性质。社会科学的评价往往是事实与价值两者的交融。关于价值观的研究和价值的建设性发展,是社会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看到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区别,但却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仅从事实判断确实不能合符逻辑地推出价值判断,但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出发却可以合符逻辑地推出价值判断。从这一点看行为主义研究结果的/价值中立0主张就失之过分严格了。

对于完整的政治研究结论来说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相互独立的,但也是缺一不可的,利奥﹒斯特劳斯指出不形成价值判断而去研究社会现象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了解了某种思想、行为或者工作而不对它作出评价,如果那样就不能对它形成恰如其分的理解,/价值中立0的政治科学是不可能的[7](P66-67)。乔治#H#萨拜因认为所有政治理论都包括三个要素:事实方面的、因果关系方面的和价值观念方面的。无偏见的政治理论是不存在的,那些对未来真正不关心的人,是不会找麻烦去搞政治的。人们关心未来的态度本身就表明他们在作两种判断:既包括对什么是可能的判断,也包括对什么是可取的判断,也就是说一种政治理论即包括了对可能性的估计也包括了对价值观念的估计[7](P14-15)。关于政治科学研究结果是否应做到/价值中立0,作为后行为主义革命的重要发起人伊斯顿的主张是明智的、合理的:他认为虽然伦理评价与经验解释是两种不同的命题,这两种命题必须在原则上加以区别。但是,作为政治行为的研究者,只要不将其中一类的命题误认为是另一类的命题,那么就既能不禁止他断言这两种命题中的任何一种命题,也不应禁止他结合这两种命题而作出断言[15](P7)。贝蒂#H#齐斯克也为伊斯顿的这一主张作了很好的诠释,他认为在政治学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即分析和阐释结论阶段,要排除研究者的价值观念是很困难的,但研究者可以把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在研究结论中区分开来分别陈述[14](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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