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增加社会流动性

蔡洪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增加社会流动性比经济转型更重大的课题，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增加社会流动性——这也正是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财新网】（特约作者蔡洪滨）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GDP 迈过3000美元的门槛之后，如果不能及时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长期停滞在某一个中等收入水平。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否成功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维持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8~2009）》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增长源泉来自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基本生产要素的积极性；第二，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增长源泉来自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尤其是调动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第三，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持续增长的源泉来自创新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活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按名义汇率计算，2008年人均GDP 首次突破3000美元。可以说，中国已经走过了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效率驱动的发展阶段。显然，只有改变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经济必须转型的原因。

然而，根据世界范围内可得的跨国经济发展数据，可以发现，除少数国家人均GDP一直在1000美元贫困线上下波动之外，大部分国家人均GDP都能够从1000美元增长至3 000

美元。然而，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多数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持续增长，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目前学术界和媒体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政府规模、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国民健康，与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密切相关，受到普遍关注。我们的初步计量研究表明：第一，政府规模过大，确实会对经济

增长起反向作用；第二，在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三，教育水平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第四，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也是正相关关系。

我们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没有任何一个经常提到的结构性因素，比如进出口比例、投资比例、外资比例、工业比例和通货膨胀等等，能够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简单地强调某一个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能误导相关的政策讨论。

我们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具体而言，社会流动性的定义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其测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事实上，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关于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厉以宁教授曾经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一个社会从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转变的重要环节，就是充分的社会流动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的2008年的研究显示，一个由精英阶层垄断社会资源的社会，能够实现短期繁荣，但是不能实现长期繁荣，这主要是因为精英阶层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会设置各种进入壁垒，导致社会流动性低下。

根据Hertz等学者2007提供的跨国数据，我们考察了社会流动性与GDP增长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社会流动性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受到“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拉美国家，例如秘鲁、智利和巴西，其代际教育相关系数分别为0.66、0.6和0.59。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代际教育相关系数都低于0.5，美国为0.46，欧洲一些国家是0.3左右。

从理论上看，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出现的社会流动性下降，主要由于从“贫困陷阱”摆脱出来之后，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尚未建立起来，同时，在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政府还无法扮演一个公平和中立的角色。这导致部分精英阶层利用制度和政策的缺陷为自己谋求利益，阻碍了社会流动性机制的确立和完善。此外，一个国家在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社会流动性一般比较高，对于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难免关注不够，难以形成共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中国如何保持合理的社会流动性

在改革开放的开始2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仍然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近10年来，有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有不断下降的趋势。2010年，Khor和Pencavel 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论文中指出，2000年之后，中国家庭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

扭转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是当前中国刻不容缓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极为复杂和艰巨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四个方面展开努力：

第一，在体制上，一方面，需要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让社会各阶层有平等的机会；另一方面，必须防止和根除各种形式的限制社会流动的制度障碍，放松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要求我们对机会公平有正确的理解。对于起点低的人群，公平不仅意味着不受歧视，还要求在制度上有所保护。

第二，在政策上，一方面要大幅增加对教育和健康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我国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在投入的结构上，必须着重解决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教育和健康资源分配的平等，可能比总量更重要。以日本为例，法律规定，全国的学校设施和师资要尽可能统一标准，东京最好的小学人均教育经费不超过最偏远山区小学人均经费的2倍，而目前北京等大城市最好的小学和我国偏远山区小学的差距却何止20倍。教育机会的公平获得是提高社会流动性最重要的渠道，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有逐渐恶化的趋势。

第三，要提高各类机构组织维护社会流动性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最终要落足于各类机构和组织为所有人——尤其是起点较低的阶层人群——提供公平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各级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公立学校和其他公共组织，都是用纳税人的钱运转的公立机构，理所应当在这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的社会责任不仅在于捐钱支持公益事业，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给没有机会或者缺少机会的群体以更好的机会。

第四，要逐步形成增强社会流动性的社会共识，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持久和贯彻。现在，很多社会公益救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政府应当积极鼓励和扶持，而不是限制和控制。

总之，中国社会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着经济转型这一重大课题，但是，一个更大的课题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增加社会流动性。这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应对 “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摘要：从国际社会的发展来看，很多国家在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必须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本文首先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及中等收入的界定标准；之后以韩国和巴西为例，分析了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最后结合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论述，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验教训；策略；十九大 1 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时代规划。他指出，既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就必须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对大众来说并不陌生，之前笔者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接触过这一说法，近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这门课上，较为全面的了解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概念和深刻含义，课下也查阅了一些资料，现将自己的一些收获简述如下。 2“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及界定 2.1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2007年发表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的[1]。《报告》指出，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工资上涨而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竞争，又因创新能力不足无法与处于技术前沿的高收入国家竞争，丧失了比较优势，加之又面临着城市拥堵、收入不平等、腐败等问题，难以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2.2 中等收入的界定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是对中等收入的准确界定。确定中等收入概念，对于分析该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判定“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绝对收入标准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国民收入（GNI）分

如何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概念解释及相关时代背景】 (1)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2)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4)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观点】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的需要，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外源式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资源消耗性经济发展， (2)【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转向内生性经济发展、协调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的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 【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隐患、问题的成因】

(1)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收获“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之后，如果不能尽快积累形成内生增长能力，亦即资本积累形成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制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就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一个侧面。 (2)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的是社会风险，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同的是经济风险，比如，经济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退化，面临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经济增长的内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3)拉美国家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为他们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量不是内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进大量外资与外部技术、依托外部市场等途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正因为是外生的驱动力量，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会不断加剧，以至于继续努力创造的积极性下降。 【外国的经验】 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过“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是它们提前解决了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成功跨过了“陷阱”。 (1)英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为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税前收入政策和财产性再分配政策等措施，大大降低了人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2)日本在中等收入阶段，非常注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首先，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韩国也是如此：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实行了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政策 (3)与发达国家相反，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忽视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

_中等收入陷阱_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

2010年经济：可以预期的 上述已知的，对于2010年经济走势意味着什么?分析其涵义或曰后续进程及其效应，当是预期2010年经济的出发点。在笔者看来，上述已知约束条件至少有三个层次的涵义： 其一，2010年经济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实体刺激政策的成本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如此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不说其隐含成本，单是显性成本就很大，最大的显性成本在于耗费的财力巨大。许多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已将未来若干年的财政预期收入搭了进去。 其二，2010年各国宏观政策的最大话题，将是干预政策的“撤出”问题。撤出政策实施的好坏尤其是全球大国的协调性，将左右世界经济未来走势。 其三，2010年中国经济走势，也将与政府刺激政策的撤出效应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经济此前的政策带有“非沉疴下了猛药”的特征，撤出政策的负效应当更大。同样，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宏观政策的政策撤出当更为紧迫，早点撤出比晚点撤出成本要小。这方面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岁末年初的经济增速已经达到超高速水平，通涨预期正在“变现”。 经济政策：须直面刺激政策“后遗症” 如果将2009年的大力度干预政策比作一剂“猛药”的话，那么它所引出的隐含成本，就犹如猛药“后遗症”了。笔者以为，这种猛药“后遗症”，当是未来一两年乃至数年内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一组重要约束条件。客观地来分析，在所有刺激政策“后遗症”中，最为突出，同时构成2010年政策选择重要约束条件者，大约可归入三个大的层面： 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通货膨胀威胁的提前到来。无论按照经济学常识判断，还是就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状态来看，都不难得出结论：大力度刺激政策促成的经济增速提升，多半属于数量型的，而非效率型的。 产业层次，表现为两个过度依赖的强化。一个是对那些原本调整压缩产业的过度依赖的强化。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钢铁业了。2006年起各方就一致认为中国钢铁产能已经过剩，2008年10月之前原本属于宏观政策打压的行业，然而随着年底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在2009年再次得以扩张。另一个是对房地产等“泡沫易生型”产业的过度依赖。房地产也曾是2008年10月份之前宏观调控政策针对的主要行业，调控的主要目标曾定义位于抑制过高的房价，防止泡沫发生。然而，随着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这个目标不仅未能兑现，反而发生了新一轮的涨价潮。 在对外贸易上，是对出口退税等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症。2009年，在全球市场极其疲软的环境下，中国外贸之所以能稳住阵脚，降幅远小于全球几个贸易大国，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发挥了作用。在国家商务部那里，这种政策目标被明确地定位于“保市场、保份额”。为此，所使用的最为频繁的政策工具，则要首推提高出口退税了。不容置疑，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及涵盖商品种类的增加，对于遏制2009年外贸下滑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必须看到此种政策的负面效应，除了贸易福利流失而外，出口退税还导致了一个恶性的路径依赖。由此形成如下“怪圈”：出口退税→贸易增长→国外反倾销反补贴→出口退税。这样的政策显然是难以持续的。 上述“猛药后遗症”或曰刺激政策的隐含成本，无疑将是未来一年乃至若干年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约束条件。 （汤摘自《浙江经济》2010年第5期赵伟/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

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陷阱

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陷阱 我们常说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就会出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7400美元。而2015年7月1日世界银行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4126-12735美元之间，很显然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中国只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在今后的十年内进入高收入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这里我要说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对此西方学者是故意不说的，这陷阱的问题我以前也讨论过，在教育层面是非常关键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财富外流，而教育的外流影响是最大的。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这些国家就有可能出现留学的数量激增的趋势。 在以前收入低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基本是需要奖学金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有奖学金，要能够自费的，也是社会当中最少数的人群，而且这些人在本国教育环境相对落后，他们出去以后再回国还有教育落差，这个教育领先和他们原有的地位，就足以吸引他们回国，他们留学的收益是正的，就如我们民国时期和留学，现在印度的留学一样。 而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本国的教育也大发展了，外国教育的领先落差缩小，最尖端的有奖学金的这些人回国的动力降低，他们的外流是国家的损失。更进一步的是大批的富裕中产也能够留学了。就如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在国内不得了了，百万元的简直是神话，面对上百万的留学费用，就算是当年国内的顶级富豪，也是难以承受的。而到现在200万左右的留学费用，不足北上广深的半套房子，随便把房子卖了，就够留学了。因此在核心城市的人群都有自费留学的财力。尤其是中国计划生育下的独生子女一代，爷爷家和外公家各留下至少一套房，爸爸妈妈也有房子，祖辈离世房子本来就有富裕，这个留学的费用就更容易支付了，这可是巨大的群体啊！北上广深是有大约一亿人以上的！还有这些核心城市的北漂沪漂等等，他们落户不下，但当孩子上大学时刻，也是有了一套房，卖了房举家移民，对难以落户的他们是非常现实的选择。因此我们的教育问题，教育体系带来的大量人员以留学为第一目标的外流，是足以给中国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带来巨大社会压力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当中的教育陷阱。 2015年，我国的GDP达到67.7万亿元人民币，近1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已经超过10000美元，甚至超过15000美元，中高收入消费人群正在聚集。人均在15000美元，那么对高端的TOP5%人群，就是有与美国人同样的收入的，如此高的收入意味着他们的孩子，都有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能力，而且中国人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倾囊而出的投入的，把多年的积蓄用于孩子的留学，支付能力是超强的。微观上个人的消费能力没有问题，但在宏观上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顶不住的，中国的国际收支是难以平衡的，而且在现有的外汇报表统计当中，这些留学的刚需和未来增长的预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计算，这些必将成为中国崛起的巨大压力。留学刚需的支

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摘要：二战后至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然而，有不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进入高收入行列。拉美地区是典型代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加大，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因此，中国要积极吸取拉美国家的教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脆弱经济改革社会问题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概念和现象，是由世界银行的专家学者（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2007）基于一个长的历史视角从众多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实际中整理概括出来的，最主要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使之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导致一直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并伴随着一些其他特征，如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纵观世界历史，二战后许多国家顺利摆脱贫困，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11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南风窗》的一篇文章中给出这样一组统计数据，在数据齐全的87个发展中国家中，1980年有71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国家)，到2009年仍有61个，即86%仍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按照世界银行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超过其当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UMC)国家3976美元分界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我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已有7省市破万。那么中国是否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从拉美的实践中中，中国有可以获得哪些教训呢？本文将着重探讨。 二、分析与论述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和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国家人均GDP分别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时隔40载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的拉美，一直被各种危机和挑战困扰，比如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以及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尽管进行了社会政治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金融自由化改革，但

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与策略

中等收入与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的内涵 所谓中等收入，一方面，它既可以根据GDP或GNI的相关指标来说明，另一方面，亦可以依据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明。 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一统计指标，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大致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最新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收入国家104个，低收入国家31个。以收入水平这一分配指标作为依据，可以判断哪些收入者可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因子。按照收入的标准，学者划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口径大致有四个:人均年收入1万一10万元和户均金融资产3万一10万元的群体;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 5万一3. 5万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万一7万元为基准;家庭财产达到45万元;年收入在1万一5万美元之间的核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对“中等收入者”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能够获得广泛接受的界定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其内涵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国际上因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等原因，从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指的是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亚洲的伊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有些则在较长时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自拔，或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有些则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又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与区别“收入分配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别以及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比重的差别。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从而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按照基尼系数，系数越低表明收入分配越合理，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合理。国际上通常把0. 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己接近0. 5，超过了国值得说明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不是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人们对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在GDP拜物教迷雾笼罩下，那些把发展等同于发财的人们，忽视了生产方式变革前后增长基数和内涵的差别，很容易产生这种观念误区。其实，能够推动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冲上一个新台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变迁、技术革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集聚能量。任何国家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不是什么陷阱，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 现代化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人们如果发现被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开始危及生存，政府“维稳”成本不堪重负，送礼性出口已经成为拐杖，用脚投票的移民潮愈演愈烈，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早就陷入了现代化陷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病根在原始积累起步阶段就存在了，不是什么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来就在现代化陷阱之中，不过是现在脚下的水更深了，可以摸得着的石头越来越少了而已。 所谓现代化陷阱，就是对生产方式转化存而不论，把增长当作发展，以破坏自然环境和摧残劳动力为代价，开展现代化的达标运动。设计这个陷阱的人们，有意回避时代的性质，更不讲所谓现代化要把什么化成什么，用人均占有量指标体系的招魂幡，把发展中国家引入了八卦阵。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无一幸免陷入了这种对外送礼性出口、对内超经济剥削，用少数人的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让少数低素质的人在短期内暴富的现代化陷阱。这些国家经济总量或平均占有量短期内的高速增长，掩盖不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片面依赖国际市场甚至成为不挂牌的经济殖民地，难以避免发生社会动乱，不断延长原始积累的阵痛。 收入水平的高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国家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周期都可以划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只不过不同国家中等收入阶段长短有所不同。没有特殊机缘，一个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阶段性的收入增长缓慢状态。这就像“五十肩”一样，人在50岁左右大多都会患肩周炎，治或不治都迟早会痊愈。而人们所描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成因与发展阶段、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恰恰都是现代化陷阱的症状。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收入陷阱，只有道路陷阱。走错了路，不能怪坐骑，是人们的脑袋有问题，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措施不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本国的国情，如不改弦更张，只会愈陷愈深。把现代化陷阱误诊为中等收入陷阱，必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社会庸医常常把分配不公的结构性问题当作收入水平的总量问题，把民权问题当作民生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只能是止痛片、麻醉剂之类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中等收入阶段是必然还是偶然 一个国家砸碎了封建主义的枷锁，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各种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迅速提高，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都会以过去时代不可想象的速度剧烈地增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正是如此，人们的月收入从几十元上升到几千元，总共用了不到30年。其实，认真分析这种速度的成因，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原来的基数太低，翻着番的速度前进所达到的收入水平，还不到世界平均的1/2，如果扣除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人们就高兴不起来了。现在收入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但是增长的质量和绝对额与前一个阶段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应该懂得，在原始积累完成之后，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也就历史性地结束了，经济社会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主要不是靠解放旧制度压抑的潜能，而是靠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创新，经济增长逐步从外延型扩大再

为什么贫富悬殊的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贫富悬殊的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 李尚勇 2012-02-20 22:54:06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几天前，中国改革论坛网发表了一篇题为《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辨析》（以下简称《辨析》）的文章。 该文谬误不少，罗列的资料也很多。本文也使用《辨析》一文的那些资料，但得出与其完全相反的结论。 该文认为，“只要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就一定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论并不可取”；“在具备‘中等收入陷阱’特征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人力资本问题、技术创新问题都是影响一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障碍，收入分配问题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因此，“不能夸大收入分配不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并认为“任何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努力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冲击，都会因减少储蓄、投资而令经济增长中断”。 一、贫富悬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此后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表现为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发展经济学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称为“贫困陷阱”，1000～3000美元称为“起飞阶段”，3000～5000美元称为“中等收入陷阱”，1万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门槛。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与之相对的是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它们分别花了12年和8年时间，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下表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GDP徘徊情况”：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 GDP徘徊情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分析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案例分析 Document serial number【NL89WT-NY98YT-NC8CB-NNUUT-NUT108】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 （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 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

中等收入陷阱破解

“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破解之道 摘要：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历程中陷入过“中等收入陷阱”。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世界性难题，破解 引言： 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伴随而至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越来越多被经济学家们提起。在当前中国国情中，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值得人们深深思索。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存在问题的描述，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分析当下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提出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案。 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及存在问题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飞速发展，人均GDP从1981年的195美元从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7593美元，翻了39倍，实现了巨大的飞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从勉强温饱到基本小康。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小康水平处

样本进行比较。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不同。以人均GDP增长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亚为4.0%，而韩国为6.3%。 第二，研发创新能力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悬殊。韩国2011年达到4.04%，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1.07%和0.65%，从研发人才来看，2011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究人员达到5.92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1.23和1.64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4.81倍和3.60倍。 第三，贫富分化程度差异较大。从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基尼系数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和阿根廷明显存在贫富分化较大的现状。 第四，政府政策作为不同。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实风险在哪里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实风险在 哪里？ （据某日报采访记录稿整理） 中国确有很大风险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报：最近关于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有不少讨论。您一直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也就国民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算过很多细账。根据您的研究，中国到底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有多大？ 王小鲁：基于目前收入差距悬殊、国内消费不足的现实，我认为中国确实有很大风险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差距悬殊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造成内需不足、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而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扩大内需又导致产能过剩和其他无效投资，影响经济发展。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经济增长会持续乏力，最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导致这种危险的原因，无论从国内情况还是国际经验来看，主要都不是所谓的过度福利化。首先我们看那些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上世纪以前，西方国家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制度，导致收入差距巨大，而且不断爆发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来，西方国家在保持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陆续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改变有效减少了收入差距，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严重的局面，缓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不衔接造成的经济危机。 所有发达国家都随着蛋糕做大，在切蛋糕上做了巨大的制度改进。正因为这些改进，它们保持了增长，成为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成功地解决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它们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再来看失败的例子。拉美许多国家在上世纪70-90年代经历了长期停滞，甚至负增长，现在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还没有爬出来。它

们经济停滞时期也都是收入差距很大、社会两极分化特别严重的时期，基尼系数大多超过0.5，有些时候超过0.6。这些国家都经历过军事独裁政府时期，搞权贵资本主义，权力与资本勾结掠夺社会，扩大了收入差距，造成社会激烈冲突、政权更迭。有些时候左派政府上台，又过度搞平均主义，影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对贫富两极分化的反弹。这种左右摇摆、社会动荡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与拉美国家相反，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二战以后实行缩小收入差距、同时保持市场主导经济的政策，实现了经济高增长；基尼系数从0.5左右降到0.3~0.4之间，同时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人均GDP从拉美国家一半上升到拉美国家的3倍左右。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成绩巨大。但同时发生的是，较长时期以来收入差距在扩大，社会冲突在加剧，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权贵集团和严重腐败现象。这当然会加剧社会不安定，也会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包括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失衡，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乏力。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危险就在这里。 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铁律”吗？ 日报：说到收入分配，最近还有一个争论，是关于工资收入增长幅度的。有人认为我国工资收入快于GDP增幅，这样就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不利于经济发展。还有人认为现在总的工资水平还不高，不应该限制工资的增长。您是什么观点？ 王小鲁：我注意到了这个争论。我做过反复计算，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二十几年间中国的工资增速是显著低于GDP增速的。2000年以后工资增长加快，特别是2007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工资增长进一步加快，工资增速超过了人均GDP增速。但这仅仅是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具有偿还欠账的性质，是对过去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的一个补偿。

经济大循环理论_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对策

经济大循环理论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对策 周 学 内容提要:我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3000美元,不仅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3000 10000美元之间),而且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高潮。但在这一关键时期,遇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阻碍和困扰。本文从经济大循环理论出发,提出了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方法和对策,为我国以持续扩大的内需来弥补外需不足、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关键词:经济大循环理论 主导消费需求 中等收入陷阱 内需不足 一、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大循环理论 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服务社会(或称后工业社会、第三产业社会)3个阶段。以后,人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工业化是一个以轻纺工业为主向重化学工业为主转变的过程,因而将工业社会又细分为轻纺工业阶段和重化学工业阶段。 为什么社会经济会沿着农业社会阶段!轻纺工业阶段!重化学工业阶段!服务社会阶段这一顺序发展呢?这是市场机制根据人们的选择,自发调节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消费决定生产,生产要根据消费的变化而变化。凯恩斯曾指出,?一切生产的目的都是满足消费者#。?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由于经济是人类生产活动的总称,%因此要了解和掌握经济的发展变化,必须首先了解和掌握消费的发展变化。 消费虽然种类繁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衣、食、住、行、服务,其中?食#是指农产品;?衣#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不仅有衣服,还包括各种生活用品等,统称为轻纺产品;?住#指住房,?行#指各种出行工具,如家用小汽车、公共交通工具等。由于汽车本身就是重化学产品,住房的主要材料,如钢材、水泥等也都是重化学产品,因而它们属于同一个层次,都是重化学工业产品,可以合在一起,统称为?住行#;?服务#指商业、饮食业、金融业等所有非物质产品,也就是第三产业产品。于是消费大体可分为衣、食、住行、服务4大类。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经济发展的4个阶段,正好与4大类消费一一对应。这难道是巧合吗?当然不是,它正是消费决定生产的现实表现,下面加以具体说明。 在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十分落后,主要靠人力和畜力进行生产,因此衣、食、住行和服务4大类消费虽然都是人们所需要的。但以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即使将主要力量投入农业,也常常食不果腹。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要务,因此人们的收入,主要用于购买食物,?食#也就自然成为当时的主导消费或主导消费需求。换言之,人们将货币选票(即货币收入)主要投向食物的购买,极大地推动了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农业因有效需求的大幅度增加,而成为主导产业,直到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与?食#相比,其他消费需求只能作为次要需求,在社会生产能力允许的条件下给予部分满足。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农业是主导产业,农产品需求是主导消费需求,因而也就称为农业社会阶段。 工业革命的爆发和机器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将经济从农业社会阶段推入工业化阶段。由于上一阶段的全力发展农业,已经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因而?食#也就从主导消费需求下降为次要需求。但当时工业基础还十分薄弱,重化学工业规模很小,只能主要支持轻纺工业的发展,没有能力大规模生产住房等大量耗费重化学材料的消费 48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怎样从“中等收入陷阱”中突围林毅夫 【摘要】：正"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经济增长放缓,未能继续缩小与发达国 家的收入差距的现象,其原因是在产业和技术结构上无法不断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升级所致。一个国家 能否摆脱收入陷阱的关键点在于技术能否不断创新、产业能否不断升级。只要能这样去做,居民的收入就 能不断增长,发展的速度也一定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必然有一些产业已经接近世界前沿, 【关键词】：中等收入发达国家陷阱产业升级收入差距不断创新经济增长技术结构收入水平关键点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定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 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 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经济学家认为的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 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1] 2主要特征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 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3主要表现世界银行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 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 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 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 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 第三个挑战是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 报告说，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 报告说，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 布拉姆巴特说：“在面对金融危机后复苏所需要的各项改革十年之后，东亚现在必须面对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其中部分改革的挑战性之强绝不亚于1997年7月后进行的改革。”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目录 1定义 2主要特征 3主要表现 4发展现状 5典型代表 6特征比较 7陷入原因 8中国式特征 9规避方式 10专家解析 10.1 原因 10.2 表现 10.3 举措 1定义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经济学家认为的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1] 2主要特征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3主要表现 世界银行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 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 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 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 第三个挑战是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 报告说，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 报告说，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 布拉姆巴特说：“在面对金融危机后复苏所需要的各项改革十年之后，东亚现在必须面对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其中部分改革的挑战性之强绝不亚于1997年7月后进行的改革。” 在题为“东亚城市边缘的可持续发展”的特别聚焦部分，报告分析了对东亚地区城市化的惊人预测。到2025年，城市人口预计会猛增5亿，增幅高达65%，对已显不足的公路、电力、供水和卫生系统形成巨大的压力。 4发展现状 1、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将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要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在中国，这就意味着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其他压力和不平衡，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在危机前增速低于2%的若干经济体，投资相对较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在这些经济体，集中精力强化投资环境和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是关键，让企业得以找到新的竞争优势。 2、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