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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现状及走出去的困局

中国的文化现状及走出去的困局
中国的文化现状及走出去的困局

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广。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

中国数千年古老文明,是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国文明也曾经为西方文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方启蒙时代哲学吸取了很多中国的理性主义文化。我们常常强调“四大发明”,这些是技术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实践领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东亚地区,而达至西方。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是中国的文官制度。传统上,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也最有效的文官体系。那么大的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建立帝国的是武力,但统治帝国的是发达的文官体系。西方也经过帝国时代,但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的文官体系。西方从近代国家的产生,到后来的民主政治的转型和运作,没有文官体系是不可想象的。隐含在中国的文官体系里面的几个原则,对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是皇权和治权的分离。天下是皇帝打下来的,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权力,即治权或者相权(宰相)是向社会开放的。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权式的考试制度来录用官员。这和西方历史上的家族统治,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引入了中国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现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而政治和行政的分离,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运作的制度前提条件。

二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变的,但如何保证一个国家的政策的连续性呢?如何保证治权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而中断呢?中立的文官制度就是关键。在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规则的制约,但文官制度的运作具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响。这一点在任何一本西方教科书都会有论述。

三是文官的轮流掌管不同部门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掌权,皇帝会把他们进行调动,类似于现在人们所说的“干部交流制度”。这里有两个目标,一是防止地方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形成,二是为了让官员积累治理不同地区的经验,便于他们升迁,累积治理整个国家事务的能力。这一点对近代西方国家政权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说在亚洲了。

这里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传统中国也是等级制度,有“士、农、工、商”等,但中国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的等级制度,例如基于宗教、种姓、民族等之上的等级制度。对中国的儒家来说,人只有“接受过教育”和“没有接受过教育”之分,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传统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够接受教育的是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接受教育的权利为社会的绝少数人所垄断。中国的“有教无类”思想对西方后来的“大众教育”影响很大。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往往垄断知识,中国本身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制度,

但“有教无类”的思想则在西方演变成为“大众教育”制度。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逐渐民主化,而大众教育则构成了大众民主有效运作的最重要的一环。

那么,当代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这里我们可以从讨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运动开始。随着经济崛起,中国感觉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文化“走出去”,中国其它方面的“走出去”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企业“走出去”往往被视为是对外在世界的威胁,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等等。所以,这些年中国正在努力把中国文化推向国外,包括孔子学院、各种名目繁多的“媒体走出去”项目。那么,这些“走出去”项目的国际命运怎样呢?在何种程度上成功了?

营销效果取决于实际内容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正如商家做营销,你要推销产品,首先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怎么好也会无济于事。

孔子学院在做什么呢?在推销中国语言。各种媒体“走出去”项目在做什么呢?对西方来说,中国是在做“出口转内销”的努力,就是说中国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概念,经过中国包装之后再出口西方。

实际上,如果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客观形势不容乐观。简单地说,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即西方文化和穆斯林文化正在急剧扩张,而中国文化则越来越处于守势。

西方文化,也就是地中海产生和开始兴起的文化,仍然占据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这个文化从地中海开始一路扩张,先占据了大西洋两岸,现在又扩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西方文化基于宗教之上,具有使命性。这种宗教使命一直是推动其无限扩张的巨大动力。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的是,这种文化尽管还具有宗教性质,但很多方面已经被世俗化,也就是不再具有原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在亚洲尤其是东亚,这种变化更有利于其传播。

另一宗教文化,即穆斯林文化,近年来因为西方反恐怖主义战争,似乎处于守势,甚至消退。一些人把穆斯林文化简单地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穆斯林文化总体上并非鼓励暴力。从事恐怖主义的也只有穆斯林文化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极端的基本教义派。实际上,这些年来,尽管有西方的反恐战争,穆斯林这些年在世界上的扩张相当迅速,并且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即使在基督教为主的欧洲社会,穆斯林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在欧洲,穆斯林信仰者和基督教信仰者经常发生冲突,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穆斯林在

欧洲的扩张。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穆斯林的扩张同样迅速。

如果和基督教文化相比,穆斯林文化的扩张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上所说,基督教文化倾向于世俗化,或者说世俗化成份在增加。推行基督教文化的主体是作为这一文化产物的世俗政府。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努力推行其民主、自由为载体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穆斯林文化圈内,政府的力量相对软弱,并且也没有类似自由、民主那样的吸引人们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西方的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体系,也对穆斯林文化圈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穆斯林文化扩张的主体就是社会本身。这是一种信仰和道德体系的扩张。从长远看,会不会随着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穆斯林文化会占据越来越多的信仰空间?这需要人们的关注。

中国文化处于守势

和这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相比,中国尽管有经济崛起,但文化则处于守势。这种守势,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是很显然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的思维本身就已经相当西方化了。中国现在所进行的文化推广活动,尽管声势浩大,但不会对中国文化的扩张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中国缺少的是一套核心价值(core value),也缺少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价值(shared value)。很显然,中华文明如果不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共享价值,那么就会被前面两种文化逐步消解和融化。

关键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知识产品,更没有基于文化产品质上的话语权。西方从中国的传统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已经大大超越了中国。中国很难再继续依赖传统来推销自己了。不求进步,光想着从传统中找些什么,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已经解释不了当代中国。尽管今天的中国有传统传承的一方面,但已经不再是传统文化中国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当然,这种巨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以来的历史。这要就我们生产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追求新的话语。没有这些,一种新的文化无从谈起。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吗?这种新文化能否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呢?也就是说,这种文化不仅为中国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为处于其它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接受。

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至少离这个目标还远得很。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让“他者”了解自己呢?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者”能够自

愿接受这种文化。这是软力量的本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广。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是西方政治软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要把这些价值强行推销到其它国家,强迫其它国家接受,那么便不再是软力量,而是软力量的反面。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文化,因此各种“推销”行为显得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不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不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否解释自己。中国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现在所有的产品是复制品,具有浓厚的“山寨”味道。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不简单照抄照搬,要不就是应用性,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显然的。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很难像一些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更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等国那样把自己打扮成是西方国家。中国强力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自己,但什么是中国自己的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很多年里,在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大家都在呼吁“文化创新”。但是效果怎样呢?这些呼吁往往沦落为简单的政策口号和政策运动。现在国家有钱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块蛋糕。能否把得来的钱用在文化创新上呢?没有人能够知道。但以往的经验告诉人们,一旦得到了钱,往往是不了了之。即使所得到的钱能够用到“文化创新”的领域,也不见得能够保证文化创新。

实际上,从历史上看,钱不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条件。欧洲丰富的文化的确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钱是结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创造都是在贫穷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西方,如果去掉了那些在贫困潦倒的条件下进行艰难创作的哲学家、小说家、画家、音乐家,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文明就不会如此吸引我们了。实际上,一旦个人或者文化的创造者沦落为钱的奴隶的时候,就很少与文化创造相关了。要进行文化创造或者创新,就要寻找另外的途径。

缺少文化发展和创新使得中国文化很难“走出去”。不仅如此,正如上面所讨论的,中国文化的生存空间反而受到其他宗教文化的巨大的挤压。不过,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世俗文明成功地消解了其它的宗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人们可以相信,中国可能也能够再次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一种能够容纳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世俗文化性质的文化。要不就被消解,要不再次重生,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种情形,那么就必须重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创新的全部意义。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障碍及对策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障碍及对策 在90年代,中国经历了历史变革的时期。外商投入中国的巨大资金和大量技术有如输血;于是,继60和70年代意大利、东亚四小龙相继成为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发展的“福地”之后,中国成了新的“成本洼地”和“世界工厂”。中国政府对外商的低税收优惠政策、近于零成本的污染宽容政策以及“血汗工资制”,使得中国在外资眼中成了一个巨大的“掘金场”。 在使用外来资本发展本国经济多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实体已经经历了巨大的蜕变。进出口总额实现了成倍的增长。如今的中国,坐拥近两万亿的外汇,充当着美国的债主,在金融危机扫荡了全球之际,也在重新计划着它走出国门的投资计划。然而,这场雄心壮志的旅程究竟面临怎样的困难呢?对于这些障碍,又将怎样扫除,值得探讨。 60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其中,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2008年已达到8%以上。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如今的中国,走过了在产业链低端积累财富的岁月。在我们的劳动力优势被我们使用殆尽,面临着西方贸易伙伴的频频反倾销,贸易保护。也许,在贸易转型的时期,我们“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也要转变一下我们的思维方式。 从世界的加工厂到品牌发源地也许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可是在任何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都会孕育着微弱但是清晰的机遇。对中国来说,也许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了。在世界的智囊库普遍停止转动时,中国有了“走出去”的最好机会。去海外并购,或者直接投资设厂。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无疑都是面向机遇去的。可是海外市场陌生的环境,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都让这场掘金之旅变得障碍重重。 近5年我国对海外直接投资增速达40%以上,2008年全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多种困惑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多种困惑 中国文学中任何一种的小说都可以代表中国走出 去。然而,如果在“走出去”的中国文学中没有严肃文学的踪影,或者说严肃文学不受人们的待见,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说中国文学真正地“走出去”了。 如果我们想以真正的中国文学融入到世界文学中去的 话,丢掉了自己民族传统的文学算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如果一个作家抱着为走出去而走出去的心理进行创作,他的小说可能会一时性地“走出去”,但那不过是秀一下“红地毯”而已近日葛浩文先生在《文学报?新批评》上发表了《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一文。在该文中,葛先生表达了想与中国读者切磋一下中国文学该如何走出去的愿望。这个提议非常好,葛先生既是大家所公认的中国当代文学最权威的译者之一,又是把中国当代文学引领到西方文学舞台上的有功之士。这双重的身份,就决定了他是提出该话题的最佳人选。加之,在世界文学趋向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文学到底该以何种形态参与其中,也的确是个亟需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毋庸置疑,这个话题的专业性很强,要谈好、谈透并非那么容易。巧的是,近两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葛先生的翻译工作,对葛先生的翻译理路有一点点自以为是的理解,故而决定写这篇文章参与讨论。 “走出去”中的“大众”与“小众” 葛先生在文章的一开篇就提出了三个问题:何谓中国文学?只有 严肃文学才可作为中国文学向外传播的类型?中国文学获得了诺奖就算

走出去了? 葛先生的文章写得很是聪明,他用了一连串的问句抛出了自己的观点,还对读者表白说:“问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我有答案,而是希望借此可以激发大家更深一层的思考和讨论。’葛先生不是没有答案,他只是不愿用肯定的方式把答案直接说出来而已,葛先生当然可以如此潇洒,可我们却潇洒不起来。因为倘若想与葛先生的观点碰撞出火花,就必须得把葛先生没有直接说出来的话说出来。唯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商榷与讨论。 葛先生设问何谓中国文学?这并不意味着葛先生对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有兴趣,而是说葛先生想纠正存在于中国人心中的一个偏颇,即一提中国文学好像就是严肃文学的代名词;一提中国文学“走出去”,好像只有“严肃文学”才有资格“走出去”一样。显然,葛先生问何谓中国文学是假,为通俗文学鸣不平是真。否则他怎么会以瑞典通俗作家史迪格?拉森的“千禧三部曲”为例,来强调这是“近年来瑞典文学走出去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葛先生在上面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都可归结成一个问题:中国的通俗小说到底 可不可以“代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 至此,想必对葛先生的翻译工作有所了解的人不难觉察, 葛先生对中国文学的翻译立场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这之前,葛先生是很少提到通俗文学的,在他所翻译的作家名单中,也绝对是以严肃作家为主体的。有时,他翻译了一本不够那么严肃的小说,如春树的《北京娃娃》,还会特意声明是出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阅读练习及答案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17?19题。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楼宇烈 ①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不一定只靠孔子学院,其实交流的途径还有很多,交流的内容也很丰富。说到“软”实力,软在我们理不直气不壮,我们总是去迎合别国的口味。传播中国的文化,就应该以我国文化为主。每年都有交流团出国,但许多人的指导思想是要迎合别国,而别国却恰恰不需要迎合。来中国交流的外国人是来看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借鉴学习。有一些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许多东西都是模仿、抄袭,没有自己独创、独立性的东西。也有一些外国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存在模糊、片面的理解,有的人甚至根本看不起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个研究科学史的学者就曾说过:“中医阴阳五行的那套说法,打死我也不会认同的。”我们给外国人讲阴阳五行,有的一下子就接受了;给中国人讲,国人反而听不懂。我们还有什么地道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了呢?有人说我们的国乐走出国门了,但现在中国的乐律其实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西洋的乐律了,我们其实没有把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东西传到国外。 ②经济全球化后,信息交流更方便快捷了,古代流行的东西可能要过几十年、几百年才能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现在只要几秒钟全世界 ————来源网络搜集整理,仅供个人学习查参考

就都传遍了。文化会不会趋同呢?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很多人为追求时髦,把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抛弃掉了。有些学者主张文化要寻根,不能把根丢掉了。我很赞同这个观点。跟世界接轨不是消除自己的特点,而是要让现代人认识、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也不一定要普遍接受。我们存在很多思想误区,例如,有的东西一被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想尽办法要把它变成全民文化。我觉得越是这种文化就越是小众的,把小众的文化变成大众的,无形之中这种文化就被搞没了。我觉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绝如缕就可以了,把传统文化的种子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而不是一下子把它变成大众都热热闹闹搞的东西。不求轰轰烈烈,但求不绝如缕,这是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看法,这样它才能保留今人要借鉴的东西。 ③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除了艺术之外,还有中医。中医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国外从事中医事业的人比国内的要多,其中很多人是从国内出去的,也有外国当地的。中医现在在世界上除了中药没有被完全认同外,中医的针灸、推拿、按摩、心理治疗都被普遍接受。有一个自然医学派,其理论都出自中医,它七条总的原则跟中医是一样的,比如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治病要找原因,不能只找它表现的症状;医生不应该只是开药的,而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生活的老师。有一次,我在中医会上提出、重要的不是强调中医的“技”,而是强调它的“道”,要传播中医文化,而不是只偏重中医治疗。 ④中国其实有很强的文化软实力,但在文化传播的时候只是从

中国企业走出去案例分析与策略探讨

现代服务业学院 课程论文 题目中国企业“走出去”案例分析与策略讨论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132班 姓名李家炜 指导教师吴卫芬 完成时间:2015年6月

中国企业“走出去”案例分析与策略探讨 目录 一、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总体态势 (1) 二、成功案例分析:吉利收购沃尔沃 (2) (一)收购背景 (3) (二)吉利收购沃尔沃大事记 (4) (三)成功收购的主要原因 (5) 三、失败案例分析:光明收购优诺 (7) (一)收购背景 (7) (二)光明收购优诺大事记 (9) (三)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 (10) (四)光明从中吸取的教训 (11) 四、持续挑战与应对策略 (12) (一)持续挑战 (12) (二)应对策略 (13)

一、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总体态势 在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相对稳定,规模也不大,2002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额仅为2亿美元,2003年达到8.34亿美元。但是自2004年起,海外收购呈现出迅猛增长的势头。2004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额达70亿美元,仅联想收购IBM PC业务一项交易的金额即达17.5亿美元。2004-2010年间,我国企业境外并购交易额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4.9%,单项并购交易的金额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单笔金额达上百亿美元的并购(参见表1)。同时,并购的目的也正逐步从初期的拓展海外市场、获取资源逐步转向了获取技术、收购品牌、整合国内外资源和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此外,在进行大额并购时中国企业还表现出比较喜欢收购多数股权的特点。2000年至2010年,境外并购交易额在五亿美金以上的,收购多数股权的交易占到63%;而在境内的大额并购交易中,收购多数股权的交易仅占到36%。 表1 中国十大海外并购交易(2003-2010 )

《中国文化“走出去”》试卷 (100分)

考试标题 《中国文化“走出去”》试卷 本试卷共有判断题 10 道,单选题 20 道,多选题 10 道,总分 100 分,85 分及格。 所属课程 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一):《中国文化“走出去”》 倒计时 42:8 一、判断题 (10 道)您的得分:100.0!恭喜,您通过了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考试! 1. 中国文化“走出去”既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外交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正确 错误 2.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如今美国人对中国的流行文化认知度相当高。 正确 错误 3. 经贸合作并不能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文化互信问题。 正确 错误 4. 事实表明,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接受度几乎是一样的。 正确 错误 5. 《朝鲜日报》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 正确 错误 6. 艺术历来是了解一个民族内心生活的一面镜子。 正确 错误 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国际文化交流。 正确

错误 8.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正确 错误 9. 孔子学院已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国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受到了全球许多国家的好评与肯定。 正确 错误 10. 文化建设问题是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的重点研究问题。 正确 错误 二、单选题(20 道) 1. 截止到2010年底,全球已建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共计()所。 A. 421 B. 523 C. 691 D. 768 2. 文化“走出去”的四个基本元素分别是政府、民间、送出去、卖出去。其中,()是最佳选择。 A. 民间+市场 B. 民间+送出去 C. 政府+卖出去 D. 政府+送出去 3. 为在世界各地推广汉语,中国政府于()年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简称“汉办”。 A. 1978 B. 1983 C. 1987

(谢天振)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谢天振 我们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总以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或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化和文学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 首先要树立一个国际合作的眼光,要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摒弃那种以为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只能靠我们自己”、“不能指望外国人”的偏见。 对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历来非常重视,有关部门对此也做了不少工作,甚至还有大量的资金投入。然而坦率地说,与我们的投入相比,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恐怕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有一个例子也许多少能说明这个问题:前几年作家刘心武访问法国,他发觉接待他的法国人中间几乎没有人知道鲁迅。按理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我们翻译出版了不少鲁迅的著作到国外,有英文的,法文的,还有其他语种的,接待刘心武的法国人也应该都是些文化人吧?但他们却都不知道鲁迅。 还有一个例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一直是被国内翻译界推崇备至的中译英的经典译作。事实上,它的翻译质量也确属上乘。但它在国外的影响如何呢?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对一百七十多年来十几个《红楼梦》英译本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并到美国大学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数据,发觉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闵福德翻译的《红楼梦》相比,杨译本无论是在读者的借阅数、研究者对译本的引用率、以及发行量、再版数等等,与霍译本相比都有较大差距。 对这两个例子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发现在此之前,我们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总以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或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化和文学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这显然是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而没有考虑到译成外文后的作品如何才能在国外传播、被国外的读者接受的问题。一千多年来中外文学、文化的译介史早就表明,中国文学和文化之所以能被周边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并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不是靠我们的翻译家把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成他们的文字,然后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的,而主要是靠他们国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感兴趣的专家、学者、翻译家,或是来中国取经,或是依靠他们在本国获取的相关资料进行翻译,在自己的国家出版、发行,然后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产生影响的。譬如古代日本就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古代的文学和文化典籍,然后对古代日本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否则,我们即使出版了一本甚至一批翻译质量不错的中译外的译作,但是如果这些译作没有能为国外广大读者所阅读、所接受、所喜爱的话,那么凭借这样的译作,中国文化显然是难以走出去的。 因此,今天我们在思考“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时,首先要树立一个国际合作的眼光,要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摒弃那种以为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只能靠我们自己”、“不能指望外国人”的偏见。其实我们只要冷静想一想,国外的文学和文化是靠谁译介进来的?是靠外国的翻译家,还是靠我们国家自己的翻译家?答案是很清楚的。事实上,国外有许多汉学家和翻译家,他们对中国文学和文化都怀有很深的感情,多年来一直在默默地从事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译介,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走进他们各自的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假如我们对他们能给予精神上、物质上、乃至具体翻译实践上的帮助的话,那么他们在中译外的工作中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中国文学和文化通过他们的努力,也必将在他们的国家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从而产生更大、更有实质性的影响。 有鉴于此,为了让中国文学和文化更有效地走出去,我觉得我们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件是设立专项基金,鼓励、资助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中国文学、文化的译介工作。我们可以请相关专家学者开出一批希望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的书目,向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中译外翻译家招标,中标者不仅要负责翻译,同时还要负责落实译作在各自国家的出版,这样做对促进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在国外的流通有切实的效果。与此同时,基金也可对主动翻译中国文学和文化作品的译者进行资助。尽管这些作品不是我们推荐翻译的作品,但毕竟也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作品,而且因为是他们主动选择翻译的,也许更会受到相应国家读者的欢迎。 另一件事是在国内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一个中译外的常设基地,这种基地相当于一些国家的翻译工作坊或“翻译夏令营”。邀请国外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来基地小住一、两个月,在他们驻基地期间,我们可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和作家与他们见面,共同切磋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今年3月,英国艺术委员会(相当于英国文化部)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联手在杭州莫干山举办的一个为期一周的中英文学翻译研讨班,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个讲习班邀请了20名在国外从事中译英文学翻译的翻译家和20名在国内各大出版社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资深编辑,同时还邀请了两名英国作家和两名中国作家,共同就中英文学翻译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我在讲习班上就翻译理论做主题报告时,就提到我的上述建议,结果引起那20名来自国外的翻译家极其浓厚的兴趣,报告结束后他们纷纷走上前来询问我这两个建议有无实现的可能。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国内从事中译外的翻译工作者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一事上就无所作为了。前不久《中国读本》一书由上海长江对外出版公司翻译成英文后在海外的发行就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其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在进行翻译时,并不是简单地把文本从中文译

当代跨国公司的发展趋势及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

当代跨国公司的发展趋势及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的引擎,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和科技全球化极其重要的驱动力量,正在超越国家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体。21 世纪的今天,在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强烈冲击下,跨国公司正在经历全球性的经营战略调整,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最新发展趋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当代跨国公司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将会对世界的未来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成员之一的中国,能够及时把握住当代跨国公司最新发展的脉搏和趋势,对于中国更多的企业成功地走出去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 一、当代跨国公司的最新发展趋势 具体而言,当代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的影响下,突出地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一)经营理念日趋全球化、绿色化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加速推动下,面对迅速形成的全球市场,跨国公司前所未有的进行经营理念与经营战略的调整或转变,它们从过去以母国为中心的跨国经营转向多中心网络型的全球经营。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决策者越来越以“地球村”作为公司的长远战略市场,谋求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吸纳整合各种有形、无形的优质资源,金字塔式的、公司总部拥有绝对决策控制权的中心辐射等级制管理模式在转变为在全球若干重点国家或地区拥有地区总部的、多中心多结点式的全球网络管理模式,这种全球网络模式有利于跨国公司针对动态、复杂、多变的全球经营环境迅速地做出相应地反应,以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比如麦当劳、肯德基、家乐福、沃尔玛等跨国集团公司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自己的分

公司,不断拓宽自己的市场。据调查显示,麦当劳现在已在美国各州建立了连锁店,在国外的业务迅速拓展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余几个跨国集团也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扎下了根。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渐渐淡化公司的母国国籍,民族中心文化潜移默化为全球多元文化,本土化观念日趋增强,整合地方文化特性于管理理念之中,寻求全球一体化与本土化的一个协同效应,这有利于吸纳与有效激励全球各地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加速促进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方向迈进,客观上也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是,随着全球人类作为一个“地球村”上的整体,正日趋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和人类生存危机,当代跨国公司在寻求全球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过去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提升到包括股东、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在内的全球公司责任体系,推崇绿色管理,以期逐步改善全球经营环境,并给社会和公众留下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促进公司全球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也标志着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的完成。全球经营将成为跨国公司发展的常态。 (二)生产经营体系日趋全球化、网络化 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欧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互联网革命带来的时空距离的缩短与拉近,全球市场竞争强度不断加大,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驱使跨国公司在追逐规模经济性与范围经济性的同时,更加看重速度经济性与网络经济性。在遵循全球本土化战略的思维模式和全球产业价值链最优配置的原则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行了诸如通过兼并收购、战略联盟与战略性外包等手段,跨国公司将经营重点转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附加价值最大的研发与营销服务环节,放弃或退出附加值低的某些制造组装环节,将其转移到全球新兴市场或最适合加工组装的国家、地区,并按照自己的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概况

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中国文学的本原是“道”。 先秦文学的“主流”是《诗经》《楚辞》和先秦散文(含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追本溯源→三种基本形式: ①神话传说(开天辟地神话、种族和文明起源传说) ②原始歌谣(原始祭歌、原始劳动歌谣、早期爱情歌谣) ③散文的雏形(殷商时期甲骨卜辞→金文→西周钟鼎铭文→周代散文) 中国上古时期的诗歌是诗乐舞三位一体 儒家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 历史散文:如左传,国语诸子散文:如论语,庄子 秦汉文学 秦代唯一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文人是李斯,代表作《谏逐客书》 西汉:①“文景之治”,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汉初文学以总结秦亡教训为主(贾谊《过秦论》)贾谊与晁错(写有《论贵粟疏》等文)的政论文被鲁迅称为“西汉鸿文” ②汉武帝时期,汉大赋体制。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司马迁《史记》 ③汉宣帝号称中兴之主,有王褒、张子侨、刘向等辞赋大家 ④汉元帝以后,扬雄《甘泉赋》《长杨赋》等,但汉大赋呈衰落之势 以抒情为主的小赋继续发展,班婕妤《捣素赋》《自悼赋》刘歆《遂初赋》 东汉:“光武中兴”,今文经学的谶纬迷信逐步泛滥→抒发个体情志的作品,文学批判性增强辞赋:赋体文学居主导,汉大赋渐衰,抒情小赋益兴 张衡《归田赋》完成赋体文学革命性的变革 赵壹《刺世疾邪赋》为批判现实的代表作 诗歌:班固《咏史诗》倡其端,秦嘉《赠妇诗》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古诗十九首》代表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质朴直率,意境深婉 叙事诗《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散文:抨击统治集团大力提倡的今文经学,针砭时弊的佳作。如班固创作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汉赋四大家:(西汉司马相如,扬雄)(东汉班固,张衡)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建议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建议 不同民族会创造出不同的文化。民族之间的交往既是人口与商品的交流,又是文化和观念的交流。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多。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走向改革开放,在外国文化和科学技术等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开始敞开国门走向世界。并且,随着我国成为经济大国,我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如何塑造好中国形象,便成为当今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也把中国文化的输出作为文化工作的重点之一。本文将就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面临的现状、困境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些困境和问题提出针对性强的对策和建议。 一、我国文化走出去现状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文化产业贸易发展迅速。影视、动漫、出版、新媒体等等已经形成规模,产业链也在不断完善和提升。从2001年到2010年,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规模分别增长了2.8倍和8.7倍,图书版权的进出口比例也从2003年的9:1下降到了2010年的3:1。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1 052亿元,占同期gdp的2.75%,而在2012年第九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提到我国2011年的文化产业总产值预计将达到3.9万亿元,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3%。这些都表明我国的文化对外贸易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和丰硕成果。看到取得成效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忽视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起步阶段,产业链不完善、创新能力不强、中国文化特有属性有待凸显。从横向来看,中国的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远不如美国、日本等国家,取得的成就也还无法扭转我国现在文化贸易逆差较大的现状。 在文化内容层面上,我国有着五千年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带有独特的中华印记。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也是将中华文明传递出去。我国进行文化走出去战略,在对外文化项目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文化交流、互访频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宣传活动,包括开展对外文化合作、举办学术交流会议、对外中国文化教育培训等。这些活动的开展都大大增强了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和与其他各国的互动,互通有无的过程也使得中国文化更容易走出去、被接受。我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无论是在经济贸易方面还是文化本身方面,都取得了快速发展,收获颇丰,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在进步的背后还有许多困境尚待解决,走出去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尚待挖掘。 二、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产业和文化困境 虽然我国在目前的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也收获了很多成就。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文化输出结构、规模、经济价值、影响力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有着发展的局限和困境。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有很多,分析很难做到全面,因此笔者着重从经济(文化产业)角度和文化自身的本质和规律这两个方面进行困境分析。 1.我国文化产业不完善,输出能力和水平有限 在产业结构、产品输出、国际影响力方面,我国的文化产业链不完整,没有形成从创意到研发到形成产品到包装宣传到出口贸易再到提升附加值这一整套完整的产业链,大部分是文化企业各自为政,进行小规模输出,缺乏大规模集群效益。同时文化企业的整体实力不足,文化产品的竞争力不强。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但是这种积淀在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需要自我的认同和对市场的清晰把握,而我国的文化产品恰恰缺乏这两点。首先是自我的认同,只有对自身的文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自信,才能有资格谈文化走出去,只有将本国的文化充分融入产品当中,才能谈及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才能让别国信服。其次在市场的把握和产品的质量上,中国的文化产业缺乏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闭门造车,不考虑国际消费者的接受习惯和喜好成为了文化走出去困境中的重要因素。目前对外输出的中国文化产品主要集中于负面或者缺乏创新的产品,比如反映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社会黑暗的电影、影视、文学作品、民家杂耍,缺少真正体现中国博大精深文化内涵的产品,也没有展示出日益强大的中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翻译策略及方法

【摘要】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主要翻译者――葛浩文功不可没。葛浩文作为翻译者的成功典范,为中国文学在翻译领域“走出去”提供了一个研究契机。毋庸置疑,对其成功经验的细察,将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学“走出去”之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再度思考与重新定位。 【关键词】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中国文学;“走出去” 【作者单位】毕冉,辽宁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中国文学“走出去” 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出去”,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是我国政府一直关注和高度重视的问题。从1951年英文版《中国文学》面世,到20世纪80年代《熊猫丛书》的海外出版,再到21世纪初汉英对照的《大中华文库》在西方的全力推介,结果在海外引起的反响都只如蜻蜓点水般,几乎无任何涟漪,让国人不免沮丧。2012年中国本土作家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这不仅在世界文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在中国学界也众说纷纭。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中国本土作家莫言已经摘得了世界文学的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说:“我们走出去了。”那么是否真的走出去了呢?仍有待商榷。正如莫言作品的主要翻译者葛浩文先生所说:“一个作家的作品能代表全中国的文学吗?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算走出去了吗?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曲高和寡,虽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青睐却不受国外读者的欢迎,这算不算走出去了?中国文学家追求的是什么?希望有广大的国外读者群,还是得到小众欢迎就满足了?”中国文学是否能真正地“走出去”,涉及诸多因素,比如中国文学创作者的水平、写作态度、写作视野;中外出版发行市场的对接程度;文学翻译等。其中,文学翻译是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关键一环,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面临诸多挑战,翻译问题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谁来译、怎么译是值得政府和学界共同探讨和商榷的问题。 二、中国文学“走出去”翻译策略和方法 1.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谁来译 中国文学走出去关键一环在于翻译,而翻译行为所牵涉的各个环节,译者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事实上,译者在文学的对外传播过程中起到纽带作用。因此,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道路上,作品由谁来译,就成了一个重中之重的话题。《人民日报》评论说,“莫言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国外汉学家葛浩文和瑞典汉学家陈安娜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们将莫言的主要作品翻译成优美的外文,莫言此次或许会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远的不说,就中国近代而言,在文学成就上超过莫言的作家不在少数,比如老舍、林语堂等就多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然而最后都是无果而终。究其原因,翻译的作品没有深入西方读者的心灵是主要因素。 (1)中国本土译者模式存在的弊端 目前,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人员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中国本土译者和国外汉学家。在过去的几十年,出版社对国外汉学家一直心存芥蒂,认为其无法原汁原味地再现作品的中国元素,所以把中国文学翻译的重任交给了中国本土译者。正如汉学家葛浩文所说,“很多人都执拗地笃信,只有中国人才能完全理解中国文学,外国人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不管他的翻译技巧多么成熟,对中国语言文化多么精通”。然而在中国文学走出去屡遭挫折后,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这种一厢情愿的“本土情节”? 事实证明,与中国本土译者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相比,国外汉学家翻译的作品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取得了更好的国际声誉。比如,最显著的莫过于美国籍汉学家葛浩文,他翻译了10余本莫言作品,帮助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译作在世界各地图书馆馆藏量名列前茅;他还翻译了萧红的作品,让萧红享誉世界;他翻译贾平凹的《浮躁》,使其在1989年获得美

中国企业走出去问题与应对策略

1.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问题 1.1政治阻力 中国企业走出去最难应对的是来自东道国政府的阻碍,当东道国政府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和意图,如果对我国企业的态度是一种害怕、歧视、遏制的态度时,中国企业的立足将是很难的问题,更不要说是谋求更大的发展了。 1.2法律与行业标准 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担心的是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等与东道国的法律或者行业标准差距甚远,这样就给了东道国政府或者同行一个很大的借口,中国企业的生存也是很困难的。国外的市场竞争环境让中国企业走出去受到很大的压力。 1.3文化、宗教环境 国内与东道国的文化宗教环境截然不同是,企业的适应能力将会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的时候,甚至是一小部分人的意见也会左右企业的未来。 1.4管理问题 中国企业走出去由于自身的能力等各方面条件难以适应东道国的竞争环境,这对一个企业来说是很痛苦的。还有就是适应能力和本土化的能力,对企业的生存至关重要。 1.5国家稳定性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而且有的时候还很难预测,企业本身又不可控。这就给企业在海外生存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最糟糕的也许是血本无归,甚至危及生命。 1.6汇率问题 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受到中国与东道国的汇率稳定和结算方式的影响。 2.中国企业走出去成败分析 在过去25年,INSEAD商学院教授斯图尔特?布莱克和他的同事一直对日本企业的兴衰进行跟踪研究,并写成了《国际化的前车之鉴》一文,值得中国企业借鉴。斯图尔特?布莱克发现:推动日本公司早期成功的因素,恰恰也是导致了它们在海外市场失败的因素。这些成功因素分别包括:1、忠于自己的“经营之道”;2、孤立的国内市场;3、驯服的劳动力队伍;4、同质化的高管团队。这些日本企业的成功因素和目前中国企业的成功因素非常相似,这些成功因素会不会导致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失败因素,值得警惕! 3.解决措施: 3.1企业研究和制定“走出去”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和规划。 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不同阶段的目标和任务也不一样,应该采取不同的对策,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3.2知己知彼 企业应该有选择地走出去,必须对东道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等环境进行充分的调查和深入理解,结合自身的特点和能力进入才能减少不必要的不确定性风险。

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三篇)

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三篇).txt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不能得到的更要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留作回忆。第一篇中国当代文学岂止“60年”? 因为今年是“建国60周年大庆”之年,举国上下都用“60年”说事。一些当代文学批评家也不例外,纷纷做起了“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文章,于是为之做各种评价、定位的论说有之,甚而至之的,还有胆大而创意者,推出了“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盛世狂想浪漫曲。 为什么对于这些批评家们,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定位”如此重要、如此迫切呢?用福山的话说,难道他们是在“历史终结”之前抢救“历史”吗?实际上,他们的本意并非立足于历史,而是着眼于当下,着眼于“中国当代XX60年”这个最当下的意识形态主题。他们的“历史感”是如此“当下”的,他们不过是不失时机地在“中国当代XX60年”这个总工程中,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定位中国当代文学60年”)作为一个具有“长城事业”意义的意识形态工程来进行。他们把动态的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设计为一个自己应当在预定的当前完成的工程,从而“履行自己的历史职责”。然而,对这个工程的设想和预期又给予他们难以承受之重,在他们的内心激发了难以释放的“历史焦虑”。在新近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就听到了两位颇有影响的当代文学研究家表达“中国自己的学者”叙事当代文学的“历史焦虑”。这“历史焦虑”从何而来?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是,他们为当代修史的意识形态工程行为将仍然在运动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提前“历史化”了。中国古有“当朝不修史”的传统,因为“当朝”是“现实”,而非历史。对当代文学的提前历史化,实际上是人尚未亡,不仅急着盖棺,而且急着定论,正是这种超前的意识形态工程使这些当代文学批评家们沦陷于他们自己所谓的“无可定位”的学术困境和心理焦虑。 应当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当代XX60年”是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概念,而非文学史概念。中国当代文学的运动历程是不能纳入这个概念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是人为地斩断历史的话,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起点是“1942”,而不是“1949”。如果以“1949”为起点,那么赵树理、孙梨和路翎们的写作就要放到自由主义的“现代文学”那里去了,然而,他们的作品却是当代文学发端时期最纯正的作品,是1949以后17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原型。同时,“2009”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备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个“终点”或“拐点”的意义,2009与2008或将来的2010,没有任何不同的文学表现(如果我们不以某些批评家习惯于为数年来沉寂平淡的当代文坛造势立说为怪的话)。“2009”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庆”这个政治意义外,不具备任何独特的文化意义。 伴随着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意识形态工程意识的,是其在方法上的“去西方化”思潮。这种思潮的代表性表达,就是晚近从西方归来的学者甘阳今年在一个访谈中提出的“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论调。姑且不论这是20世纪之初中西碰撞开始时就出现的旧调重谈,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20世纪以后,在全球化背景下,怎样去厘定“中国的方式”?而且,“中国当代文学”就只是“中国的”吗?用“中国的方式”,尚且不能解析鲁迅那一代人,更何况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作家?当代女作家刘索拉有一部小说,题为《剩下的都属于你》。对于一位当代文学批评家,剔除了“西方”,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那些曾是以“某某手法”、“某某叙事”和“后某某”而成名的“后新时期写作”还剩下什么?据说剔除了“西方”,当代中国文学的“经验”就会向我们“昭示”:当下是“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时代。这些乞求“中国的方式”的批评家们,就是要让它在此显灵吗?

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遭遇的现代困境 在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文治教化、礼乐典章的含义,中国传统文化也一直强调以伦理道德教导世人。到了近现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中,“救亡图存”的危机感使对中华文明的守护更多地体现在对家国的捍卫上,文化的发展也因社会的动荡一度停滞不前。新中国成立后,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大好平台,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国文化承前启后地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相较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的古国文明,现代中国文化的渗透力以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就显得比较薄弱和有限了。除了文化的发展与推广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律,不可一蹴而就外,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文化的片面认知与刻板印象。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选取,不但反映了编纂国对于异国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该国人民的历史视野与文化胸襟。西方国家业已成为全球文化传播领域的主导者,其传媒“霸权”地位导致一旦他们对于中国文化进行非公正、不客观的宣传,就会使受众形成带有偏见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与推广。就拿法国来说。很多法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神秘”是他们谈起这个文明古国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而谈到中国历史,不少人对于儒家思想与汉唐文化印象模糊,但提起毛泽东、邓小平以及“文化大革命”却都能说上几句。究其原因,大多数法国人对于中国的认识仅仅源自学生时代的教科书,而法国初高中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涉及中国的内容非常的少。用该国一位教师的话说就是,在初中部分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完全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国度”。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尽管单独有一章用来介绍中国,但其所论内容十分有限,介绍与评点非常片面,尤其是对我国“民主”与“人权”状况的横加批评,更是导致法国民众至今对中国存在偏见与歧视的重

中国文学翻译出版“走出去”:问题与对策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6c15390671.html, 中国文学翻译出版“走出去”:问题与对策 作者:黄梨 来源:《出版广角》2016年第02期 【摘要】翻译是实现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而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出版则是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切实有效地将中国文学译介至国外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文学作品甄选、译者素养、翻译策略选择和翻译评价机制四个方面探析了当前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出版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文学翻译;出版;问题;对策 【作者单位】黄梨,黄河科技学院。 中国文学一直都不乏优秀的作品,也有不少作品被译介至国外,然而整体上中国文学翻译在国外市场的接受度并不高。英国翻译家蓝诗玲说,“尽管媒体对中国多有关注,尤其是政治经济方面,但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对母语为英语的大众来说始终不易被接受。你若到剑桥这个大学城浏览其最好的学术书店,就会发现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而已,其长度不足一米。” [1]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并努力将中国优秀文学作品推介至海外,从而提升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2012年,莫言成为中国 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使得中国文学翻译再次迎来了一个契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将是今后一个热门的话题,也将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作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翻译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成败。本文探析了中国文学在译介过程中关于作品甄选、译者素养、翻译策略选择和翻译评价机制的问题,并尝试提出了应对策略,以期对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有所裨益。 一、中国文学出版“走出去”存在的问题 中国文学出版“走出去”,首先应该解决的是翻译问题。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有不少文学作品被陆续翻译介绍到海外,但有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译作中的大部分作品在国外并不热销,没有引起足够多的关注,读者群相对较小。因此,它们并没有很好地促成中国文学出版切实有效地“走出去”。究其根本,中国文学出版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译者的素养问题 对于不少翻译外行而言,他们认为,只要懂外语就能翻译,翻译无非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而事实上,由于世界各国所处的地域不同、历史发展轨迹不同、政治经济不同,信仰更是千差万别,它们在文化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2]。一直以来,我国的文学译介人员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中国译者和海外译者。为何 莫言的作品获奖,这跟美国译者葛浩文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他作为母语为英语的译者,很清楚

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现当代文学思想情感语言 【论文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用现代的文学语言和形式表达现代中国思想情感的文学。本文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状,并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展望。 中国现当代文学通过现代社会和人的意识情感的加入,来改变中国古典文学造成的封闭和隔绝,使文学在内容和表达上与当代中国人的实际有更多的联系和契合。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在一种无孔不入的话语的渗透之下,一些像“全球化”之类的词语,成了神圣的词语,只要说出来就具有天然合法性,而不论其所指何物。与此同时,一些诸如“革命”、“救亡”之类的词语,却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一说出来就成了天然的“非法”,甚至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当下的语境中,“纯文学”、“新时期文学”、“先锋文学”等成了人见人爱的时髦话语,而“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小说”、“底层写作”等则成了人见人怕的危险思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现当代文学究竟如何发展变化,又处在何种现状呢? 一、现当代文学研究目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在以和平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文学队伍主要是由两代作家构成,一代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大部分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遭到不公的批判和打击,并在社会底层度过了一段苦难日子,他们的创作里充满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干预精神和对人性的赞美。另一代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其中大多数人曾在“上山下乡”中感受了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熏陶,因此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从农村经验中汲取创作素材,由最初的知青题材到稍后的寻根文学,呈现出新的民间化创作趋向。两代作家们胸中涌动着知识分子新生的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与自信,他们在揭露社会弊病的同时,把希望寄托于批判的社会效果,在这种希望之中正滋生着已经消失了近三十年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这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 而今天的当代中国作家,一部分忙着追逐“诺贝尔”文学奖,期望以此来奠定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另一部分则忙于追逐市场。由于读者的欣赏情趣和阅读趋向主导了市场,市场又左右着作家的文学创作,导致现在的文学市场化、快餐化、娱乐化、庸俗化、视觉化倾向。在现当代文学中,以两种文学思想表现最为突出。 (1)精神溃败。在这种精神溃败之中,有的作者干脆放弃信仰,放弃寻找精神出路的企图。如余华就在《活者》中传达了“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是胜利”这样一种人生哲学。正如余杰所说,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 (2)性文学进入文坛。90年代末期,性文学卷土重来进入了中国文坛,在这些描写性的文学中声势最响的是贾平凹的《废都》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它们都描写了男人在生存困境中表现出的依赖性和脆弱性。 二、现当代文学存在“现状批评”现象 现状批评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具诱惑力的部分,变化无穷的文学现象和不断推出的新人和作品,既联系着社会生活、文化思潮的搏动,又提供了不重复的新鲜刺激,批评的创造性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最为活跃。因此,许多人把当代文学研究与“现状批评”画上等号。这一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它可能迟滞了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研究,以至于这三十年的文学已从一些人的研究视野中消失。这些部分文学研究,往往构成现当代文学研究最脆弱的环节。很显然,这三十年的文学创作总体水准的普遍性缺陷,是难以吸引更多注意力的重要原因。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这一曲折的文学进程,又蕴含着某些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问题和矛盾,这涉及现代文学传统、作家精神结构、现代文学艺术形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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