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诗的阅读问题

早期新诗的“阅读问题”

姜涛

新诗的“发生”历史,从新诗的发明人胡适开始,就有不厌其详的讲述,在这个“故事”中,有主角(胡适自己),有配角(美国的梅光迪、任叔永以及北大的陈独秀、钱玄同等),有与反对派的激烈论战,有个人的“实地实验”,更有一批新诗人的响应。(注:有关新诗的发生史的经典描述,可参见胡适的《尝试集》自序,《逼上梁山》等文。)后来的文学史描述也多沿用这种套路,主要从诗人、批评家的言论和实践中,寻找“新诗”发生的历史轨迹。然而,在这个完整的“故事”中,似乎漏掉了一个关键的因素,即:新诗的读者。对于某一类文学体式而言,其兴起或发展,都与一个读者群的确立密切相关。(注:伊恩·瓦特就18世纪读者大众与小说兴起的关系作过研究,见《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在新诗的发生期,新的读者群的寻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新诗成立的决定性的环节,在谈论“文学改革”的程序时,胡适就说:首要的任务是要“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注:答盛兆熊书,《新青年》4卷5号。)只有得到了一定范围内读者的认同和阅读,新文学(包括新诗在内)的成立才不是一句空话。对新诗发生初期,读者问题的考察,也就是本文讨论的起

点。

一、作为一种阅读时尚的新诗

具体说来,新诗“读者群”的形成,是与新诗传播的扩张相伴随的。最初,胡适在美的白话诗尝试,只局限于私人的讨论和书信中,是《新青年》上的发表,确立了新诗的起点。(注: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4卷1号上。”)发表无疑使个人的诗歌实验得以进入公共的阅读,也使一批北大教授参与到新诗的“实验室”中来。但最初的发表、阅读空间并不很大,主要作者无非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三四人,同人之间多次写作“同题诗”现象,更是说明“新诗”交流的“同人

性质”。(注:在《新青年》4卷1号上,就有胡适和沈尹默的两首同题诗《鸽子》和《人力车夫》;4卷3号上,则有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四人的同题诗《除夕》。)新诗传播空间的大幅度扩张,应是伴随五四前后新出版物的激增而实现的。(注: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称,有人估计在1919年中,至少出了400种白话报。)当时在各类新式杂志上,登载“新诗”成了一种风气,“报纸上所载的,自北京到广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诗出现。”(注:《谈新诗》,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双十”纪念专号。)在某种意义上,“新诗”成为了新文化的标记,一位批评者就讽刺说,当时“无论什么报章杂志,至少也得印上两首新诗,表示这是新文化。”(注:张友鸾《新诗坛上一颗炸弹》,《京报·文学周刊》2号,1923年6月16日。)《新青年》外,《新潮》、《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成为主要发表机关,培养出一批新的读者和作者。(注:1919年的郭沫若就是因为在《学灯》上读到了康白情的新诗,而投身于“新诗”写作的,见郭沫若《创造十年》,《学生时代》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尝试集》、《女神》、《草儿》、《冬夜》等新诗集的出版,更是扩充了读者群,苏金伞就回忆:“当时新出的诗集,如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儿集》,汪静之的《蕙的风》,谢冰心的《春水》等等都买来读。”(注:《创作生活回顾》,《新文学史料》1985年3期。)读者的欢迎,也可由新诗集的发行量见出,《尝试集》出版3年已出4版,印数15000册,据汪原放统计到1935年亚东结业时,共出47000册,数量惊人。(注: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53页、82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11月。)《女神》出版两年内也出四版,至1935年也达12版之多,与《尝试集》不相上下。《蕙的风》也“风行一时,到前三年止销了二万余部”。(注:此说法出自汪静之《中学毕业前后》,1935年开明书店。)在当时,一本文学书籍的销量超过一万,就属于最畅销之列,(注:化鲁曾言:“文学书籍的销路,在中国至多不过一万,而报纸行销至四五万,却是很平常的。”(《中国的报纸文学》(一),1922年7月21日《文学旬刊》44期))其他几本早期新诗集,虽不似

这三本风光,但销数都很可观。

诚如很多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与新式教育的展开,有着密切的关联,新知的普及是一个方面,同等重要的是,新学校也培养出了一个相应的读者群。“以著名学者为领袖,以全国学生为中心,其传播之主要媒介则为出版物”,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构成方式。(注: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387页。)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新诗”的读者群,自然也以“青年学生”为主,他们不仅阅读新诗,而且主动模仿,既是最初的读者,也是主要的追随者,如茅盾所言:“初有写作欲的中学生十之九是喜欢写诗的”,(注:茅盾《论初期白话诗》,《文学》8卷1号,1937年1月1日。)当时在中学读书的曹聚仁也回忆:“关于无韵自由诗,几乎成为我们尝试写作青年最爱好的体裁。”在《觉悟》的编辑室里,他还看见成千份的诗稿,一位诗人,十天之内写了三百多首白话诗,可见写作与投稿之兴盛。(注:《尝试集》,《文坛五十年》146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学衡派在攻击新文学时,抨击胡适等人投合一般少年的心理,(注:梅光迪就称:“今之学者,非但以迎合群众为能,其欲所取悦者,尤在群众中幼稚分子,如中小学生之类。”(《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2期,1922年2月))这

反倒暗示出一般读者群的构成。

然而,在新式教育培养出的“知识青年”中,真正趋近新文学的人数,不可过高估计,(注:后来王任叔就说,在大革命前新文学“还只能盘旋在几个文学者和文学青年之间。仿佛一本新书出来,读者的数目,大致早可决定的。”《新双的踪迹与其出路》,《文学》8卷1号,1937年1月。)具体数目曾虚白曾有一个估计:“也不过三四万人吧!”(注:《一家言》,《给全国新文艺工作者的一封公开信》,转引自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317页,上海古籍书社2000年。)“新文学”的阅读或许只属于一小批“激进青年”,许多学生的阅读空间仍是被通俗小说和流行杂志所占据,(注:譬如,陈广沅《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学生生活》一文记录,读小说是当时学生的首要娱乐,“差不多一种《礼拜六》在校内就有二百

余本”。1922年7月5日《学生杂志》9卷7号“学生生活研究号”。)至于新诗以及新文学,在很多地方并不受欢迎,(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更是出版一册反对新诗的《诗学研究专号》,在《文学旬刊》上引发一场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人的大争论。)接受状态的差异,与整个新文化传播的不均衡有关,地域的差异,学校的基本氛围,阅读出版品的种类,多种因素往往会影响到青年读者的取向,一般说来,在旧派文人把持的校园,学生的文学取向就趋于陈旧,而在新知传播便利、思想活跃的地方,新式青年往往会得风气之先。(注:杭州浙江一师学生对新文学的参与,就是一个可资讨论的个案。五四前后,浙江一师成为东南新文化的一个重镇,学生中涌现出湖畔诗人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这首先与杭州的地理位置相关,杭州地当沪杭铁路的终点,上海、北京出版的书刊容易先看到,接触新人物的机会也较多。另外,刘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等新文化人物先后到这里任教,也带动了学生的新文学热情。同是在杭州的宗文中学,也很有名气,但被旧派人物把持,学校中除了教科书中的古诗词,能看到的只不过是林纾译的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在该校读书的戴望舒、杜衡、张天翼、施蜇存等人组成“兰社”,一同在鸳蝴刊物上发表小说,文学起点与汪静之等迥然不同。)

“新诗”的吸引力,当然与白话自然、清新的活力相关,(注:谢冰莹就说“像胡适的《尝试集》和俞平伯的《冬夜》等都是我喜欢看的书。其中以胡适的《除夕诗》和《我们的双生日》,完全用通俗的国语写成,不但易懂,而且非常有趣。”《胡适》,《追忆胡适》366页,欧阳哲生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也投合着年轻人追新逐异的心理,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以“新”为价值尺度的阅读时尚中,阅读“新诗集”已经成为某种获得共同的“代际经验”的方式。依照文学社会学的观点,参与某种“文学活动”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社会身份追寻的冲动,布尔迪厄就认为,获得某种文学能力,是被允许进入某一精英文化圈的资本。这一点在“新诗”的接受中就表现出来,不仅是新式学生,就连旧派人物也尝试新诗,“时髦”之中就包含着对成为“新人物”的渴望。譬如上海的鸳蝴派文人

胡怀琛,就努力求新,不仅主动为胡适改诗,还出版一册《大江集》,自封“模范的新派诗”,他的一位同情者也暗里讽刺说:许多人对新诗没有十分研究,“胡凑几句,就冒昧的刊在报上,以为可以借此得个新学家的头衔,功名富贵,不难坐得。”(注:余裴山《给胡怀琛信》,《诗学讨论集》71页,新文化书社1934年再版。)顾颉刚也说当时,“凡能写此白话文章的,人家都觉得很了不起,我参加新潮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写文章。”(注:《回忆新潮社》,张允侯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24页,三联书店1979年。)而退位的宣统皇帝在与胡适会面时,还在炕几上摆上康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的《西游记》,并问起康白情,俞平伯,还问及《诗》杂志的情况,有意迎合这位新文学的领袖。(注:《宣统与胡适》,1922年7月23日《努力周报》12期。)宣统是否真的喜欢新诗,他人不得而知,但对自己阅读取向的故意暴露,无非是要表明自己“趋新”的身份。胡适也曾说,文学家的养成“决不能说是看了几本《蕙的风》、《草儿》、《胡适文存》之类的书籍就算可以了”。(注:《新文学运动之意义》,1925年10月10日《晨报副镌》。)从这段话中不难揣测出“新诗集”,在当时作为新文学的范本,已成为获得新“文学能力”的入门手册。

然而,将参与文学活动,看成是为了获得某种“文学能力”,提高参与者的声誉,但这种说法有可能简化文学生活的多样性。从一个更周详的角度看,阅读文学,就是一种“文化参与”的方式,它与多种动机联系在一起,在阅读中形成一种与“他人协作”集体性共同经验就是重要的功能。(注:对此问题的讨论,可见《机构和阅读能力的社会分层》,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173~1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西方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18世纪兴起的小说和报刊,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联系起来,认为在小说和报刊的阅读中,不同地域的人们会形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思路也开始被引入现代文学的讨论中。在近现代中国,每一次社会性运动往往伴随着阅读活动的兴盛,这本身就说明了书刊阅读对某一类“经验共同体”建立的贡献。五四前后,对于新一代知识青年来说,打破传统的地域、血缘的联系,在一种新的基础上建立经

验联系,是一种主动的构想。(注:傅斯年就说:“我们是由于觉悟而吉合的……我以为最纯粹、最精密、最能长久的感情,是在知识上建设的感情,比着宗族或戚属的感情纯粹得多。”《新潮社之回顾了前瞻》,《新潮》2卷1期,1919年10月30日。)这种构想的实现,与书报的流通、阅读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人就说:“报刊,书籍,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去,邮寄去。有了新出的好书,如果不寄给朋友看,好像是对不起朋友似的。友谊往往建筑在书籍的借阅、赠送和学术的讨论上。”(注:钦文《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984~9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一些新的社团组织,也是围绕“阅读”形成的。(注:夏衍回忆五四后,诸种新杂志不仅在青年学生中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而且还逐渐地把分散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目标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伍。”8月下旬,杭州一些青年“通过阅读《新青年》和给这个杂志写通讯的关系,开始联合起来,打算出一份刊物(《浙江新潮》)”。(《懒寻旧梦录》)增补本30页,三联书店2000年9月)。)共同的“阅读”带来了共同的代际感受和经验构成,汪静之就说过:“当时青年人是否阅读《新青年》、《新潮》,看一个青年进步还是落后。”(注:汪静之《爱情诗集<蕙的风>由来=,王训昭编选《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29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新诗”的阅读,也发生在这一背景中。艾芜的一段回忆生动地记录这样的感受:在小学时代,他的国文教员十分严厉,在学生眼里并不亲切,有一次却看见他也在看《新青年》,“不知怎的,这一发展,使我们学生对他的感情,格外亲近了好些,仿佛有什么东西,把师生间的距离缩短了。”而另一位教师打扮时髦,在休息时,“居然摸出新诗专号的《直觉》来看。我是第一次看见他,但在人丛中,他却变为我最亲近的人”。(注:《五四的浪花》,《五四运动回忆录》(下)964~965。)阅读“新诗”,在标志一种“新”身份的同时,也建构起一代人在经验上的情感联系。

二、读者分类与新诗的“阅读程式”

在早期新诗讨论中,最早关注读者问题的,应该是“新潮”社诗人俞平伯,他曾以分类的方式细致地勾勒出新诗读者诸多面貌(反对的分三派,赞成的分两派)。(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俞平伯主要是从对待“新诗”的态度上着眼的,但从读者的身份看,对新诗的读者还可进行一种分类。

如上文所述,新诗的发生,是从朋友、同人间的讨论、实验开始的,而发生的空间与阅读的空间,往往是重合的,比如,在美国与胡适争论的梅光迪、任叔永等友人,以及支持胡适的钱玄同、陈独秀,替他改诗的周氏兄弟,作为后辈的俞平伯、康白情等,都可算得上胡适最重要的读者。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一般都拥有相对自主的观念和趣味,身份也多以能够公开发表意见文人、批评家为主,或本人也是新诗人,宽泛地说,可以算得上是一类“经验的读者”,胡适自己就说,最初提倡新诗时:“读者圈不大,但是读者们思想明白而颇富智慧”(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八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这一“读者圈”不只存在在胡适身边,对于其他新诗人,情况也很类似。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当时虽然身处异域,但通过投稿《学灯》结识宗白华、田汉,三人的通信结集成《三叶集》出版,其中很大一部分篇幅,就是围绕着对郭沫若诗歌的解读、评价而展开的,宗白华、田汉可以看做是标准的“经验读者”。除此之外,他的作品还在张资平、郑伯奇等人中传看,创造社的元老们形成另一个“读者圈”,那时他们还尝试过一种回览式的同人杂志,即:将某人的作品订成小册子,在友人中传阅,每人都在后面的空白上写一些读后的评语和感想。(注:可参见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忆创造社》两文中的相关回忆,饶鸿竞编《创造社资料》752页、84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相对于精英范围内的“经验读者”,对于“文学”并无太多观念和经验,受风尚驱使、处于阅读的“无名”状态的“一般读者”,却构成着新诗接受的真正主体。当然,“经验读者”与“一般读者”之间无法做清晰地划分,许多“文学青年”也可投稿报章,发表自己的见解,成为“经验读者”中的一员;而批评家的言

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般读者的观感。但是作出这一宽泛的、“策略性”的划分,目的在于分析新诗阅读的某种基本状态。

如许多人所描述过的那样,新诗的发生是处在“四面八方反对之声”中的,攻击之声此起彼伏,即便是在持接受态度的读者那里,打破既有诗歌规范的新诗,同样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存在。譬如郭沫若的《女神》出版后风行一时,激昂扬厉的诗风颇为符合五四青年的“阅读心理”,但在这种公共化的说法之外,另外一些读者的反应,也值得重视,聂绀弩的回忆就生动地记录了他读到《女神》时的困惑:

一位老书记官拿着一本“怪书”给他看,嘴里说着:“不通不通,这算诗么?”“我呢,看着听着,渐渐走进一种高度的迷惑的情境……这是诗么?这诗好么?我一点也不晓得,如果一定要我发表意见,也很简单:岂有此理。”(注:《<女神>的邂逅》,《文艺生活》1卷3期,

1941年10月。)

“这是诗么”的疑问,与《女神》特殊的想象空间和泛神论背景当然有关,但也可能是从既有的诗歌观念出发的,对新诗整体上“陌生化”效果的反应。俞平伯就说过,读者反对新诗,是因不明“文学是什么?文学的作用是什么?诗是怎样一种文学?”而这三个问题“本是有文学常识的人都该能解答的。”三个问题,已大致勾勒出阅读新诗的一个常识性的框架。(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这意味着,懂与不懂,接受与不接受,要取决于新的“诗”观念的有无。然而,观念的普及毕竟还有些抽象,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观念的接受,首先应落实为一种与新诗相应

的“阅读程式”的建立。

“阅读程式”一语,出自西方学者乔纳森·卡勒,在卡勒看来,具有某种意义和结构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读者当做文学来阅读,原因在于读者具有一种无意识中的、基于“约定俗成”的“阅读程式”。这意味着,所谓“文学性”不仅是具体的文本属性,它的存在

还有赖于读者间达成的一种协议。(注:见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第6章《文学能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这个角度说,“新诗”成立与否,也不只是写作和理论上的问题,它还是一个阅读上的问题,即能否在一般读者那里,形成一种有效的“阅读程式”。

具体说来,虽然,无论“新诗”,还是“旧诗”,都含有普遍的文学共同性,(注:当时反对独尊“新诗”一家的学衡派,就是站在某种普遍的文学立场,反对新旧的说法。吴宓就称:“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或笔法,具音律之文或文字,表示胜任之思想情感者也”,是世界古今的通例。(《诗学总论》,《学衡》9期,1922年9月);吴芳吉也说:“文学惟有是与不是,而无所谓新与不新”(《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原载《湘君》2号,收入《吴芳吉集》451页,巴蜀书社1994年10月。)但是相对于旧诗,新诗仍然是对另一种审美可能的追求,在形式特征上迥然不同,但很多读者仍是以旧诗的“阅读程式”来接受新诗的,词句的精美,诗意的含蓄,音律的和谐,都是这一“程式”包含的因素,譬如,在诸多因素中,“音节”的有无,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如胡适所言:“现在攻击新诗的人,多说新诗没有音节。”(注:《谈新诗》,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双十”纪念专号。)鲁迅小说《端午节》,就描写了一个教师捧着《尝试集》摇头晃脑、咿呀诵读的滑稽场面,就是阅读惯习的生动写照,(注:见《呐喊》,《鲁迅全集》第1卷。)而报章之上一些读者的反应,更是说明了问题,譬如一位名为郑重民的读者曾致信西谛,说稍有旧式文学根底的青年,都不十分反对新诗,“但他们有个共通的不满意于新诗的地方,就是旧诗可以上口吟诵而新诗不能。”(注:1921年1月1日《文学旬刊》24期。)阅读的“失效”与“不满”,就与“阅读程式”的错位相关。一位20年代读者,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更为准确地谈出了这种感受:“到底是我没有读新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不是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两样都是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心头。”(注:友人致胡适,1923年10月7日胡适日记,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4册,台北远流版1990年。)是不是“诗”

的观念,与读诗的习惯,在这里是互为表里的。

因此,在既有的诗歌阅读程式之外,建立一种相应的阅读习惯,就成为新诗成立的关键,有人曾言:“中国新文学创造者的第一职务,是在改变读者的taste。”(注:傅东华对“冰”的《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的补充意见,见1920年1月23日《学灯》。)从这一角度看,“经验读者”与“一般读者”的影响关系,也就显露出来了,即:少数新诗人和经验读者间的先锋性探讨,必须从“同人圈子”向外扩散,影响、甚至塑造一般读者的阅读程式,新诗的广泛接受,也就显现为一个“教化”和普及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许多环节:利用现代知识资源进行理论的建构,正确的“文学常识”的大规模介绍,新诗作品的广泛阅读,书报上的批评阐释,诗集的序言,以及国文课堂上的教学实践,都有所贡献。譬如,作为一个“超级经验读者”,胡适的作用就不容小觑,喜爱“戏台里叫好”的他,不仅忙于为自己的《尝试集》定位,(注:譬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针对守旧的批评家“一面夸奖《尝试集》第一编的诗,一面嘲笑第二编的诗”,亲自指出真正的“白话新诗”,以免读者“误读”了自己的努力。)还热衷于为他人作序(《蕙的风》序)或评介(《草儿》、《冬夜》书评),为读者指点阅读新诗的门径,而新文学史上的两部经典《三叶集》和《女神》,则为讨论“经验读者”对“一般读者”的影响,

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契机。

三、从《三叶集》到《女神》

上文已提及,畅销不衰的《女神》,最初在某些读者那里,接受起来并不如后来想见的顺畅,下面几条材料,也可说明这一点。郑伯奇就谈道:“郭沫若君的诗,据上海的朋友们讲,一般人不大十分了解。”(注:《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1921年8月21、22、23日《学灯》。)谢康也说:“沫若的诗,颇有些人不大了解。”他自己1919年初读郭诗时,就感到“如此雄放,热烈,使我惊异,钦服,但是不大懂得。”并认为要读懂郭沫若,至少要受过中等教育,因而“了解者是不及其他诗人的普遍的。”这一说法表明,要读懂《女

神》,某种通过教育得来的“文学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更有意味的是,谢康还说道:读者对于郭诗“不大了解”,“这大概是未曾读过《三叶集》的……《三叶集》是《女神》Introduction啊!”(注:《读了<女神>以后》,《创造季刊》1卷2期,1924年2月28日。)直接点明了《三叶集》在阅读层面与《女神》的关联(这一点也被《女神》

的第一个批评者郑伯奇指出)。

在新文学的发轫期,《三叶集》与《女神》一样,都是最初的创作实绩,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注:《三叶集》1920年6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当时“引起了青年们的兴趣和社会的关注,书销售得很快,几次重印”,还被田汉称为中国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宗白华《秋日谈往》,《宗白华全集》1卷31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另外,据汪原放统计,至“亚东”结业时,《三叶集》前后共销出22950本,《回忆亚东图书馆》53页。)它与《女神》在出版时间上,相隔一年有余,表面上看是彼此分离、各自独立的两本书,但如上文所述,《三叶集》可以看做是宗白华、田汉这两位“经验读者”对《女神》的先期阅读。重要的是,对于《女神》来说,“阅读”是先于“写作”结集问世,可以想象的是,当一位20年代读者拿起《女神》时,他(她)的阅读视野里可能首先会浮现出另一本书——《三叶集》。与同一时期动辄冠以“长序”的其他新诗集相比,《女神》“无序”似乎是个例外,但从某个角度看,作为“Introduction”(介绍)的《三叶集》,似乎可以看做是它的一份长序。20年代初的文学青年冯至,已开始接触新诗,但不满足于当时的样本,处于迷惑之中:

正在这时期,我读到了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当时对我却起了诗的启蒙作用。我从这三个朋友热情充沛

的长信里首先知道了什么是诗……

阅读《三叶集》时,冯至住在故乡的小城内,没有一个朋友,“这个小册子便成为我的伴侣”,“直到第二年《女神》出版了,我的面前展开了一个辽阔而丰富的新的世界。”(注:《我读<女神>的时

候》,《诗刊》1959年第4期。)从《三叶集》到《女神》,对于冯至来说,是一个“阅读程式”塑造的过程,更是一个“诗”的启蒙过程,是一个“什么是诗”的问题获得解答的过程。当对新文学所知不多的聂绀弩,面对《女神》大呼“这是诗么?”“岂有此理”时,阅读了《三叶集》的冯至则知道了“什么是诗”,这种比照本身就意味深长。

在讨论《三叶集》对《女神》的导引作用之前,有必要对《三叶集》作简要的分析,表面上看,三人的通信你来我往,十分默契,但田汉、宗白华二人对郭沫若诗歌的阅读反应是有所不同的,形成了微妙的“双声”现象:对于倾心于哲学研究的宗白华来说,他最感兴趣的是,郭沫若诗中“清妙幽远的感觉”,自然玄思是他主要的“阅读焦点”,对“泛神论”因素的著名解说,就由此发生。(注:见《三叶集》3~4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3版,以下引文页码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郭沫若对此虽然十分认同,但他真正关心的是“人格公开”的表白,这其实偏离了宗白华的阅读焦点,形成某种对话的错位。(注:对于宗提出的“诗人人格”的说法,郭的反应十分强烈:“可是,白华兄!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恐怕还未十分知道呢。”接着,便讲述起自己“比Goldsmith还堕落,比Heine还懊恼,比Baudelair还颓废”的真实人格。(8~9)这种“引申”其实已偏离了宗的重点,形成了对话的“错位”。因为后者关注的并非是真实生活中的诗人,而首先是一种观念领域中的人格造型,果然,宗白华对郭的坦率,似乎也不很积极:“你的旧诗,你的身世,都令我凄然,更不忍再谈他了。”(24)后来,当郭四川的同窗魏时珍将郭过去的劣迹向宗和盘托出后,他也只是在信中敷衍了一下而已。(28))相比之下,在《三叶集》中,郭沫若与田汉更是一拍即合,首先吸引田汉的,正是郭沫若有关自己“人格”的讲述:“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我深信‘一诚可以救万恶’这句话。”(30页)进而大力标举“人格公开”。郭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我现在深悔我同白华写信的时候,我不曾明明快快地把我自身的污秽处,表白了个干净。”(35页)由此,郭、田的通信便以“人格公开”、“忏悔的人格”为契机展开了,田汉的介入改变了《三叶集》的重心,使它从诗歌观念的讨论移

至诗人的自我。当“忏悔的人格”成为讨论的重点,它也同时成为诗歌阅读的前提。(注:田汉将自己的诗作《梅雨》与自己的家事联系起来(59页),郭沫若也顺着如此的思路,把《独游太宰府》一诗解读为灵魂困境的写照。(72页)在读到郭的《抱儿浴博多湾》与《鹭》后,田汉说尤喜爱前首,“因为既知道了你的career就知道你的诗,都是你的生之断片啊!”(79页))如果说宗白华欣赏的是郭的“抒情天才”,那么田汉却说:“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79

页)

从“泛神论”的哲理着眼,与以“人格公开”为阅读前提,这就形成了《三叶集》中微妙的“双声”现象,隐隐包含着“情感”与“理智”的对立,并对后来的阅读都发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将《三叶集》说成是《女神》的“Introduction”的谢康,就说到自己读过了《三叶集》,才知道“泛神论”是重点,沫若的诗“全是以哲理打骨子的”,由此解开了初读时的困惑。(注:《读了女神以后》,《创造季刊》1卷2期,1924年2月28日。)显然,这里回响的是宗白华的声音。“泛神论”的哲理解说,也成为《女神》阅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被后来的论述反复征引,宗白华的声音回响在后来的文学史中。

然而,宗、田二人的“声音”在《三叶集》中并不是对等的:在186页中,郭沫若的书信占84页,田汉的书信占68页,而宗白华只占了14页。显然,宗白华的文字所占比重很少,其声音是相对微弱的,《三叶集》中主要的篇幅都留给了郭田之间的“人格公开”。相对于哲理的解释,“人格公开”似乎更具影响力。闻一多就说:“我平生服膺《女神》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叶集》中可考见。”(注:《致顾一樵》,《闻一多全集·书信》41页。)郭沫若自己也向友人推荐《三叶集》,在致陈建雷的信中说:“不知道曾经蒙你鉴识过么?我的信稿大概是赤赤裸裸的我,读了可以看出的大概。”(注:《新的小说》2卷1期,1920年9月。)不难看出,基于一种内在感性的“人格公开”,由是成为

《女神》的阅读参照,譬如郑伯奇就认为,郭诗不大受人了解,“这原因大概就由于不晓得沫若君的境遇和个性所致。”他自己开始对郭沫若狂暴的诗歌形式,是不很接受的,在阅读田、郭间的书信,“知道我所爱读的那位诗人的身世”后,才改变了态度,因为“不久我很怀疑我对于诗形的那种成见”。(注:《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1921年8月21、22、23日《学灯》。)从“不接受”到“怀疑自己的成见”,《三叶集》的作用,其实是在为《女神》构造一种有效的“读法”(“阅读程式”)。谢康更是向读者建议:“作者是一个possional,我希望读者须用passion去读才可以。要是求知识的根据,理性(狭小的)的满足,读这书的只有堕于不可解之渊而大叫失望

罢了。”

将“境遇个性”或“身世”作为有效阅读的前提,方式本身无太多特别之处,甚至还是传统诗学批评模式的延伸,但重要的是,从《三叶集》到《女神》某种“阅读导引”被建立了起来,在《女神》天马行空的体式面前茫然不解的读者,找到了一种途径和这本诗集间建立联系,即:诗歌阅读首先要从内在的主体性话语开始。这种“阅读”

上的导引,与新诗观念的建立和普及,有密切的关联。

如果说胡适等新诗倡导者们,主要是从一种特殊的历史意识出发(新/旧、文言/白话),去论述“新诗”的合法性的,那么,在后起一代对现代学术的专业分工有了更清晰的自觉的新诗人那里,(注:罗家伦就呼吁: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问,专门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2卷4期。)利用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为“新诗”建立知识基础的诉求(而非新与旧的历史冲突)上升为中心。(注:康白情的《新诗的我见》、宗白华的《新诗略谈》、俞平伯的《诗的自由与普遍》,发表在《学灯》上的郭沫若与宗白华的论诗通信、叶圣陶《诗的源泉》、王统照的《对于诗坛批评者的我见》、郑振铎的《论散文诗》《何谓诗》等是其中代表。)梁实秋曾将“型类的混杂”,当做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特征的一个表现,比如

“用散文的方式写诗”“用诗的方式写小说”等。(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梁实秋批评文集》41页,徐静波编,珠海出版社。)但其实,“型类的混杂”,不过是“型类重建”的一个环节而已。对“诗”而言,当外在的格律形式,不再成为合理的规定,其本质以及边界,必须重新获得诠释。在相关的诗论中,诗的文类规定不是仅仅停留在字句、音律、章节之美的强调上,从发生学角度进行的,有关诗歌的“主体性”论述大幅度扩张,“情感”与“想象”代替形式上的规约,成为诗的根据。颇有意味的是,当新的“诗”观念建构集中于发生学层面,作为诗歌的发生源泉的“诗人人格”,往往会被当做最终归结点。俞平伯声称:“至于怎样才能解放做诗底动机?这关于人格底修养,是另外一个问题。”(注:《作诗的一点经验》,《新青年》8卷4号。)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要预备新诗的工具,根本上就要创造新诗人;——就是要作新诗人底修养。”可以说对一种具有丰富内在感性的“现代人格”的向往,构成了新诗讨论的一个前提,以至有人抱怨:近来国人的讨论,“都偏重于诗的作用价值,及诗人的修养……却于诗的形式,大概存而不论”。(注:李思纯《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少年中国》2卷6号。)

“主情”的转向与“诗人人格”的讨论,共同交织在新的“诗”观念建构中,构成了不拘平仄,不拘短长的“新诗”最初的合法性基础。但应当注意的是,这种观念必须与读者的具体阅读结合起来,“新诗”的成立才有社会性基础。由《三叶集》及相关评论为《女神》阅读所作的导引,所起到的正是常识化、普及化的功能,即:新诗的成立,不只是理论和形式的问题,而必须在“经验读者”对“一般读者”的影响中,转化成某种普遍的“阅读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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