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国维的幽灵搏斗--胡适、王国维的《水经注》研究评议
浅谈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浅谈王国维在文学研究中的美学思想 ——论叔本华对其的影响 俞捷琦110110079 中文师范2班 王国维是本世纪初中国美学的创始者和奠基者。其学术渊源, 绝大多数论者都追溯到德国唯意志主义哲学家、美学家叔本华。他从叔本华那里吸取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其“原罪——解脱”说；二是“第三种悲剧”说。这两个方面都植根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是其在伦理学和美学上的延伸。 王国维在写作《红楼梦评论》时正醉心于叔本华哲学，他以此分析《红楼梦》，并从中找到了某种对应关系，进而宣扬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因此，解读《红楼梦评论》有助于了解叔本华哲学对王国维的影响。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的第一篇美学专论。在此文中，王国维借评《红楼梦》为契机，系统阐发了他从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获得并信奉的美学思想。叔本华说认为人作为“意志的个体”就生活在无尽的痛苦中，而解脱之道就是消除自我意志、成为一个纯粹的“认识主体”；艺术的作用就是让人作为纯粹的认识主体来看待世界，因而得到暂时的解脱。他说：“生活本身、意志、存在本身，是一种持续的痛苦，它部分是可悲的，部分是可怕的。然而，这同样的事情，当它只是作为表象、单纯被观照，或被艺术再现出来，就摆脱了痛苦，成为一种有趣的景观展现给我们。”王国维以同样的观点立论，他说：“宇宙，—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悲剧思想的影响。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对三种悲剧类型的划分和表述均来源于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理论，而且基本是从叔本华的理论中照搬过来的。对人生悲剧的构成，王国维认为有三种：一是悲剧的主人翁，所蒙受的种种苦难是由极恶的人所造成的；二是由某种机遇或命运所造成；三是由于巨大主角所处的位置、关系而不得不然地构成悲剧的结局。前两种悲剧是偶然的，较为罕见的。因为在人的一生中，不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如蛇蝎的恶人；也不一定
论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
论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 摘要：郭沫若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编写了多种甲骨文论著，不仅开创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下，运用甲骨文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风气，而且把甲骨文和古代社会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郭沫若；甲骨文；商史研究 甲骨文是商朝晚期（公元前十四——前十一世纪）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资料。从1899年被发现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字鼎堂）从1928年开始研究甲骨文，共经历了整整五十个年头，无论是在早期紧张的革命环境里，还是在建国后繁忙的公务活动中，一直没有间断过对甲骨文和古史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内屡创新说，成为甲骨文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目前关于郭沫若的研究很多，但大多将眼光集中在他的诗歌、戏剧及他的个人生活（如他的日本夫人金娜和他的感情生活），对于他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并不太多，一般局限在胡厚宣等学者对他的回忆、评价等，较为系统研究其甲骨文方面的是曾参与编著《甲骨文合集》的王宇信先生。本文在王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加入本人的一些浅见，希望能对郭老在甲骨文研究和古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能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在生活的重压下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一）早期革命生涯 郭沫若（1892—1918），字鼎堂，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时期，他的白话文诗集《女神》气势磅礴，豪情激荡，洋溢着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强烈地表现出了“五四”时代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教育了千百万青年。1926年夏，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广州到武汉，再到南昌，他踏遍了关山险阻，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就在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郭沫若满怀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奋笔疾书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随后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通令缉捕郭沫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由“五四”时期的诗人，北伐时期的军人，在被迫流亡日本后，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逐渐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古文字学家、史学家，一名享誉学术界的大师。 （二）流亡中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正是在日本流亡期间，郭沫若于1928年6月在东京的书店拿到了王国维写作的《殷墟书契考释》，从此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虽然他对甲骨文一字不识，但他坚信通过对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他以异乎寻常的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入门书看起，没有老师的指导，全靠自己摸索。当时，他住在乡间，图书资料奇缺，因此天天要跑到东京借书。而且因为没有职业，生活极端困难，全靠朋友接济。自己只能搞点文学创作、搞点翻译，来挣些微薄的稿费糊口，有时甚至连一只毛笔都买不起，要向朋友求助。但就是在生活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每天从住处跑到东京，
王国维美学观研究论文
王国维美学观研究论文 精品文档 王国维美学观研究论文 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关系”论使美学的研究由对对象的研究转向了对审美主体的认识，现代美学的诸多流派都离不开“审美态度”这一基本概念，而“审美态度”正是由“审美无利害关系”发展而来。自然界的存在物可以说都和人的“利害”相关，都有着与人相关的目的，超出某种利害关系似乎是个人的事，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界的存在，尽管其本身的客观属性并没有改变，但是在人的观念中，它则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超功利的美学观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曾遭到一些批评，因为审美从广泛的角度上看，总是带有功利性的，即使是“休息身心”、“凈化心灵”，它毕竟也还是一种功利。然而，康德所谓的超功利是有一定的指向的，他说: 凡是我们把它和一个对象的存在之表象结合起来的快感，谓之利害关系。因此，这种利害感是常常同时和欲望能力有关的，或是作为它的规定根据，或是作为和它的规定根据必然地连结着的因素。2 也就是说，康德将“利害”仍然归结为夏夫兹博里所说的“价值和欲望”。当然，价值——对于“一个对象的存在之表象”的“现实性”，与欲望是一致的，如黑格尔所说的: “欲望所要利用的木材或是所要吃的动物如果仅是画出来的，对欲望就不会有用。同理，欲望也不可能让对象自由 1/ 20 精品文档
存在，因为欲望的冲动就是要消灭外在事物的独立存在和自由，要表明这些事物之所以在那里，就是为着被消灭被利用。”3 所以其关键在于现实的有用与无用。 无用之用 “价值”问题对王国维来说也正是有用无用问题。他不但在美学上坚定坚持“无用之用”，在其他学科方面亦是如此。他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说: “况哲学自直接言之，固不能辞其为无用之学而自间接言之，则世所号为最有用之学，如教育学等非有哲学之预备殆不能解其真意，即令一无所用，亦断无废之之理，况乎其有无用之用哉?”4 但是王国维在哲学之价值问题上还是持其有用的观点，而且“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其功用言之。”5。不过他的“用” 亦是“无用之用”。 “用”对王国维来讲主要还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功用”，如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 “永再次动笔，题目意思只具而下笔乃甚枯窘。盖我辈于政治本甚阔疏，思为有用之文则甚费斟酌，若为无聊之文则又不知所以下笔，故屡提笔而终辍。”6 此种“用”已不同于人民生活所需品的“财用”之用，具体到学术上，便是“应用”、“实用”。他评培根之学术曰: “实则彼之说，太偏于实用，彼盖纯以厚生利用为诸学问之目的者也。”所以“倍根非大思想家也，乃大应用家也，大修辞家也。”7在王国维眼里，这种具体的 2/ 20 精品文档 “应用”是属比较狭隘的“用”。而他所宣扬的“无用之用”则主要是源于庄子思想。 儒家不十分强调这种“应用”和“无用之用”，如其论“用”，则主要是指社会功用而言的。如果说“用”带来的是“利”，那么它正是孔孟之所“罕言”的。 这与庄子的“用”是有很明显的不同的。庄子论“用”与“无用”亦分两个层面，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和言》
甲骨文字研究上册沫若手书 中华民国二十年五月印刷 中华民国二十年五月刻版发行所大东书局 甲骨文字第十二释郭沫若譔述 释和言 说文“和”、“龢”异字。“和”在“口”部，曰：“相应也，从口禾声”。“龢”在“龠”部，曰：“调也，以龠禾声，读与和同”，“是许以唱和为‘和’”以调和为‘龢’。然古经传中二者实通用无别，今则“龢”废而“和”行，疑“和”“龢”本古今字，许特强为之别耳。卜辞中有“龢”字，文曰：“贞甲龢罪唐”（前二卷四五叶二片）。罗释“龢”谓“从龠者”是矣。案“龠”字《说文》以为“从品侖，侖理也”，然考之古金文，如克鼎之“锡女史小臣龠鼓钟”作龠。而 从龠之龢字，如王孙遣诸钟【氵允】儿钟子璋钟公孙班钟之作 , 钟之作，鲁钟之作，虢叔钟之作，君妇壶之作， 字均不从品龠。谛观之，实乃从“ ．．”象形，象形者象编管之形也 ．．．．．．．．．．．．．。金文之作若者，实示 ．管头之空 ．．．．，示此为编管而非编简，盖正与从“”册之龠字有别，诗书反以龠理释之，大悖古意矣。 龠字既象编管，与汉，以后人释龠之义亦大有别。后人均以为单独之乐管注似笛，然或以为三孔，（说文解字，郑玄《周礼·笙师》《礼记·少仪·明堂位注》，郭璞《尔雅·释乐注》）或以为六孔（《毛诗》邶风简兮“左手执籥”传）或以为七孔（《广雅》）是皆未见古器
之实状而悬擬之耳。形之相悖如彼，说只参差复如此，故置汉人龠之似笛之说全不可信。 《尔雅·释乐》云“大籥谓之产，其中谓之仲，小者谓之箹”，而《说文》“籁”字注云“籁，三孔龠也，大者谓之笙，其中谓之籁， 小者谓之箹”，是则龠之与籁是一非二。庄子《齐物论》云“人籁则 ．．． 比竹是矣”，籁为比竹 ．．．．．．．．．．．．．．．．．．，与龠之字，形正相一致。许知籁龠为一而不 知龠 ．．。故以“三孔龠”释籁，其误与龠下注云“乐之竹管，三孔”者正同。知龠、籁为比竹则知其大者自当为笙，《尔雅》“产”字盖形而讹，不则当因后人不识龠而妄改者也。（仲籁之异其理亦同，盖后人以籁为箫疑中龠名籁与龠不合也。）知此则诗简兮“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而后方可说明，诗之意，殆言万舞者，以乐器自为节奏，右手秉翟而舞，左手持籥而吹，龠而果似笛。或乃六孔七孔则双手不能成节奏，而左（右？）手尤不能也。疑三孔之说即为调和此诗而生，盖三孔则左手勉强可能也，然《说文》于笛，字注下云“羌笛三孔”， 则知中国古无三孔之笛，今之龠本比竹，于诗之义乃豁然贯通。盖比 ．． 竹如今之口琴 ．．， ．．．．．．．．乐器 ．．．．．，舞者自吹此单纯之．．．．．．。双手优能吹之，在狂舞之时 节奏亦容易构成，（向？）非笛之比矣。故此诗于此（讁？）可为互证，盖由龠始得解诗，亦可以知龠也。 知龠则知龢，龢之本义必当为乐器 ．．．．．．．．．，由乐声之谐始能引出调义， 由乐声之共鸣始能引伸出相应义，亦由（犹）乐字之 ．．．本为琴 ．．．（罗说，“象丝附木上，其加白者乃象调丝之器”案即琴矣。）乃引伸而为“音乐”之“乐”与“和乐”之“乐”也，引申之义行而本义转废，后人
史料研究方法_谢泳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史料的搜集和运用） 谢泳 第一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念 1、史料先行：凡做研究，先以整理相关对象的完整史料为研究的基本前提，在熟悉相关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先发现问题，产生研究方向，在此前提下，再选择研究的基本方法，无坚实的史料基础，再高明的研究方法，也难作出一流的学术研究，只有在熟悉已有史料的基础上才能谈到发现新史料，新史料是相对旧史料才存在的，不熟悉旧史料也就无法判断史料的新与旧。 2、离开史料的思想是无力的。 3、材料与史料之关系：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材料；与研究对象建立史料关系的材料。 鲁迅研究： 教科书《日语日文科》口语化文体特征文言向白话文过渡的痕迹 知识界评价鲁迅文体《国语文选》《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4、“文献”的概念：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 第二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范围 1、广义的史料可以认为是过去和现在一切物质材料和文字记载，语言历史和口头传说。 2、狭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大体可以定义为一切与中国现代文学活动（作家、作品、思潮、社团、学校、报刊等）相关的史料，都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国现代史） 第三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类型 1、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一是零散，一是数量比较大，再就是史料方向很难确定。 2、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一般来说，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只有参考日记的回忆录才相对可靠。 3、同时代史料和非同时代史料：同时代的记载，就史料价值判断，一般说来要高于异时代。 4、原料和次料：最初材料，由此以上不可溯源；原料中变化出的各种著作。 第四节成型的与不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1、成型的文献：同一主题下，经过研究者编纂而成的较为系统完备的文字史料。 好处：能在短时间内熟悉文献的基本存在状况，同时了解学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成型的史料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基本方法：凡存的成型史料，力求齐全完整。 同时与异时： A、越早的文学越有史料价值。时间近，做事认真。
甲骨文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_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
管子学刊1999年第4期 α学术动态 甲骨文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 ——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 范毓周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 210095) [中图分类号]K87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28(1999)04—0082—04 今年是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甲骨文研究也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在这一百年间,甲骨文研究已经取得哪些成就,目前存在什么问题,今后应当如何发展,这是中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也是我们在世界之交应当考虑并作出回答的。下面试就这些问题略陈一些远非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海内外治契学者。 一百年前,山东福山人王懿荣首先从一向当作“龙骨”而屡遭毁弃的殷墟出土卜用甲骨上发现甲骨文后,甲骨文研究即成为一门新学问,并很快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同在淮安出生,成长起来的刘鹗、罗振玉很快就认识到甲骨文的学术价值,成为继王懿荣之后最早接触甲骨文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刘鹗在罗振玉的动员下,率先将其所藏精选拓印,于1903年出版了甲骨文的著录专书《铁云藏龟》,为学者提供了最初的研究资料。浙江瑞安人孙诒让以他丰富的学识,在第二年便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研究,并写出了第一部文字考释专著《契文举例》。1912年以后短短四年间罗振玉相继刊印《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精华》、《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合编》等一系列甲骨文著录书,并对甲骨文进行了初步研究,于1914年先后出版《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墟书契考释》两书,在孙治让考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识读出甲骨文近千字,使甲骨文资料成为基本可以通读的史料。毫无疑问,罗振玉在甲骨文早期研究中是做出贡献最多的学者。与罗振玉同时并深深受其影响的另一位甲骨文学者是王国维,他最先把甲骨文当作历史资料,先后撰写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可靠性并纠正其讹误,第一次把甲骨文研究纳入历史文化研究的范围。应发说,甲骨文研究的基础是罗、王二人奠定的,因此后人多称“罗、王之学”,足见其在早期甲文研究中的影响。 1928年开始1937年结束的殷墟十五次发掘,为甲骨文研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思路,也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背景性资料。在殷墟发掘中导夫先路的董作宾,以其惊人的感悟力,凿破鸿蒙,于1933年发表《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例》,将一向混沌一团 α [收稿日期]1999—04—05 α[作者简介]范毓周,男,南京大学教授。
中西文化张力下的王国维美学
中西文化张力下的王国维美学 ; 王国维是20世纪初中国美学的创始者和奠基者。他的美学思想,孕育在同西方新学思潮的接触里,诞生在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体认中,他十分注意?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从一开始就重视西方哲学与文学的联系,意识到美学对文学批评的规范作用,并在构建自己的美学观念时大量借鉴了德国古典美学。与此同时,?生于斯养于斯?的民族文化的薰陶,又使他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材料出发,对外来的美学与文学观念进行了改造重构。; 所有这些都是学界公认的。问题在于,这一构成的过程和形态需要作具体的分析,需要正确地辨析述介的成份和创立的成份,弄清王国维的着述中哪些不提名地转述了德国古典美学或哲学的观点?哪些属于他本人的见解?哪些又是误读或创造性复述?不过,正是此种复杂的情况,展露出以学者意识为契合点的不同思想文化交叉融汇的特征,从而为考察从中西二元抗衡及其张力的背景下生长起来的中国现代学术提供了极佳个例。; 自律的文艺观:传统的反思与康德、叔本华的移植; 王国维的美学建树大致可以1907年左右分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吸收移植外来理论学说为主,对美学基本观念论述得较为集中而有条贯;后期不再倡言美学,而以研讨中国古典文学遗产为主,但基本观 点已在参互中西的基础上形成。前期接受西方美学及作为美学理论基础的哲学的观念,主要来自康德和叔本华。《静安文集〃自序》曾自述他研习康德与叔本华的过程:先从康德开始,因康德过于艰深而转向叔本华,通过语言通俗优美的叔本华又重新回到康德。; 王国维之所以选择康德与叔本华,并非偶然。通过对中国本土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反思,他认识到,西方文化有两大特点是中国本土文化不具备的,一是哲学与文学艺术的密切联系,二是作为这种联系的产物美学的超功利性。相比之下,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则表现为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不是
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贡献
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贡献 物理与电气工程学院11自动化2班宋宇光111102101 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一带，出土有大量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我们称之为甲骨文。1899年，开始认识到甲骨上刻的是古文字，这是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可以这样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对甲骨卜辞的研究是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是使甲骨卜辞成为一种新的学问的奠基人之一。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且看他的自述：“辛壬之交初抵日本，与叔言参事整理其所藏书籍，殆近一年，此时无书可读，故得诗二三十首。嗣是以后始得重理旧业，数年零星纂述共得四十余卷，皆系小品，且涉各方面，无足以就正宏达者。惟有一二事堪以奉告者，叔言前撰《殷墟书契考释》，于殷先王之名已十得八九，前年维复于甲骨中考得王亥一人（即《史记·殷本纪》之振、《世本·帝系篇》之核、《作篇》之赅。）乃与《大荒经》称正同。今年复考上甲微以后六世，系统与《世本》略殊。后复见一骨折为二者，合之，乃证明此事。”关于甲骨文资料的整理，王国维有《哈同氏之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其中“余亦有考释”。“余复据此种材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作《殷周制度论》以比较二代之文化。”从王国维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对甲骨学研究的独创性贡献，主要在于用甲骨卜辞这种考古发现来探讨和印证商周历史和典章制度。其中主要文章有《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鬼方昆夷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等。 《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是王国维依据甲骨卜辞所见地名与古文献相印证而撰写的。共考定龚、孟、雍、亳、曹、祀、雇等处地名，并指出“此八地皆在大河南北千里之内，又周时亦有其地，殆可信为殷天子行幸之地矣。”这篇文章与王国维主要用文献和金文资料所写的《三代地理小记》、《鬼方昆夷考》以及《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亳》、《说耿》、《说殷》等文，对包括都邑在内的方国地理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是我国甲骨学发展成为一门成熟学科的标志，也为王国维本人奠定了在这个学科中的领先地位。他考证殷代先公先王，首先从王亥开始。卜辞中屡见王亥之名，并且是殷人的祖先，祭礼特别隆重。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王亥其人，《世本》亥作胲，《帝系篇》作核，《楚词·天问》作该，《汉书·古今人表》作垓。可见胲、核、该、垓皆亥之通假字。《史记》于《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两处均作振，与核、垓二字形近。《吕览》作王冰，冰字篆文作，亦与亥字相似。经他这样一考证，先公王亥就被确定下来了。接着他又考证卜辞中的王恒。《楚辞·天问》有“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和“恒禀季德”等语。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两人为兄弟，其父季亦见于卜辞，应即《殷本纪》之冥。然后考证上甲。在卜辞中数十次出现，应即《殷本纪》之上甲微。总之，经过王国维考证，有商一代的先公先王，多数得到甲骨卜辞材料的证明。王国维通过研究还发现卜辞中王恒之祀礼与王亥相同，大丁之祀礼与大乙、大甲相同，孝己之祀礼与祖庚相同，因而知道商人兄弟无论长幼与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盖无差别。王国维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世本》《史记》之为实录，确实可信。在当时疑古之风盛行，学术界对古籍普遍产生怀疑的时候，王国维文章的问世，证明了《世本》及《史记·殷本纪》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王国维的一本小册子《人间词话》,是一部评词的论集，其主要的观点就是用“意境说”来衡量诗词之高下。他在《人间词乙稿序》里就很明确的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这里他提到了几个根本的问题，第一就是人心内外的关系。文艺作品中的“意”是用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抓住情思，而从这个意，外化出来的境，就是主要为了同别人起共鸣，即“感人”。所以意境都是要有的，是要统一于诗文当中的，而这统一的手法有高有低，就决定了上乘作品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上乘的作品追求浑然天成，不着痕迹，合二为一。这个就是王国维的主要的评价标准。第二是文学的本质的问题，王国维认为，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在于是出于一己之意，而感动外界的，只要缺其一个，就不是文学了。纵观他整个文学思想体系，能够感觉到，前者是更为本质的，因为王国维是一个很纯粹的学人，他对于文学有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定位，反对社会功利性，政治性。这跟后来五四的个人主义有一定相似的地方。而感人只能够说是它的效果，不能起着一个根本上的定位。 这里他又依据意与境的根本关系，物与我以及创造意境的不同方法出发，将意境区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 王国维将这两种写法对立起来，是有一定的深刻的见识的，但我觉得，所谓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也仅仅相对意义上的，因为从根本上讲，所有的文艺都是有我的，是人化的一种东西。有无之间的差别，能够用一句更明了的话来说，就是所体现的境是与意的色调一致，就是有我之境；不一致，或者不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就成了无我之境。 王国维在此，并无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仅仅将其简单的罗列开来。但只要看他在全书中所表现的观点，就知道他是更为欣赏无我之境的。因为相比于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更加自然、和谐，更加浑然天成，更加不留痕迹，这是意境的高度融合。而有我之境相比之下就显得有点刻意。如果说无我之境是将人与境拉开一段距离，人透过这个段距离来观境，那么有我之境的人就是贴近了看景，有时甚至会进入境化成境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距离的、清淡的、可回味的美感。所以王国维说： 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非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这句话就很明显的认为无我之境是很难写并且是很具有审美价值的。基于此种理解，王国维便有了造境和写实两派的区分：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以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这就很像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了。但王国维不会在这个结论上止步，他不满意，他要得出一个能够解释所有的结论，所以这里又回到他那个意境说上面去。他基于意境说，不赞成把这两点完全对立起来，而将其统一到意境这个大的评价标准上去，认为不管什么派，都是来源于自然与人生的，都必须以“意境为上”。王国维的整个文艺思想体系，都是离不开这个意境说的，也就是他是主张诗词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中无不人化的风景。
王国维生平思想简介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父亲王乃誉是一商人。4岁丧母，父亲经常出门经商，对子女教育严格，养成王国维孤僻的性格。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未中，便倾向新学。甲午战争后，到上海，为《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用业余时间入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从日本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上虞罗振玉看到王国维扇面上所写咏史诗，赞赏其才学，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王誓事罗振玉并终生依庇于罗。1901年王曾赴日留学，次年因病回国。1903年任南通师范学堂教员，1904年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1906年，罗振玉调京，在学部做官，王随之入京，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馆编译。他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颇有兴趣，在《教育世界》发表过一批哲学论文，介绍德国哲学，又从事词和戏曲的研究。1908年《人间词话》问世，1912年《宋元戏曲考》问世。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罗对王讲：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王听了罗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应哈同之聘，为《学术丛编》杂志编辑，后又任包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关系密切。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故宫，王国维认为是“大辱”，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1925年，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工作。1927年4、5月，北伐军进抵河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于6月2日写就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便投颐和园内昆明湖自杀，结束了他遗老的生活。 综观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先是研究哲学，继而转向研究文学，再而转向研究史学，以史学的研究贡献最大。哲学 王国维研究哲学，先是读康德的书：《纯粹理性批判》，书很深奥，难以悉解。他便又读叔本华的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受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和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等论文，全面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各方面的阐述都运用了叔本华的思想。他认为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恒的真理，人生哲学就是探求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以及其解脱之道。美学是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揭示人生的真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的解脱的功效。他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等文，是发挥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名篇。他又写了《红楼梦评论》一文，分析曹雪芹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他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一书的基本精神是展示了生活之欲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这一观一悟，写出了彻头彻尾的悲剧，具有典型的美学价值。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独具慧眼，第一次道出了小说的内在含义，推倒了封建文人视《红楼梦》为“诲淫”之作的偏见，也批评了“索引派”繁琐的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推举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作品，肯定了它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王国维研究哲学产生了疲惫的心态。他曾在《自序》中述说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① 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有两大潮流：一是英国的实证主义，如洛克、休谟、斯宾塞等，即严复所宣传的一套实证论、经验论思想。另一是德国的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思
甲骨文的五个时期
甲骨四堂和甲骨文的五个时期 一、甲骨四堂 甲骨四堂是指中国近代四位著名地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甲骨四堂：董作宾（彦堂），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及郭沫若（鼎堂）合称“甲骨四堂”（他们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堂”字）。著名学者陈子展教授在评价早期的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唐晓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雪堂罗振玉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罗振玉自幼研读古籍，对文物古董造诣很深。1902年罗振玉第一次在刘铁云家看到甲骨文字的墨拓本，认识了甲骨文字，1906年，他任学部参事官，不仅广为收集古物，也着手调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他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是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罗振玉将甲骨文的出土地考订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并确定小屯村即为商代晚期都城。这是他对甲骨学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罗振玉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和篇章的通读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14年写出了6万余字的《殷虚文字考释》。仅其个人破译的甲骨文字就有561个。他以一人之力共征集甲骨30000余片，先后编印出《殷虚书契》等多种著录书，为甲骨文的搜集、拓印、流传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观堂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2日-1927年5月3日），字静安，号观堂，是我国近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1917年，王国维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他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王国维最早进行甲骨断片缀合工作。他发现了甲骨文中先公先王的世次与史记不合，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被誉为甲骨文发现19年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郭沫若曾评价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他做学问的最大特点，不是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史上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史上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史上 ,王国维具有突出的地位 , 郭沫若曾评价王氏的论著“不仅是拓荒的工作 , 前无古人 , 而且是权威的成就 , 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1 ] 。缪钺称赞“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 ?? 求诸近三百年 , 殆罕其匹” [ 2 ] 。就王国维的一生而言 , 他的治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次是从研治哲学转而从事文学、美学批评 , 一次是由文学、美学转至古史与古文字学的研究。其中 ,王国维研究文学、美学的时间不长 , 重要集中在1902 — 1911 年, 不到十年 , 先后出版了《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著作, 这些都堪称中国文学、美学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一早在 20 世纪初, 就已经开始了对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1914 年, 署名“破浪”的作者在《江东杂志》第 2 期发表《学词随笔———隔与不隔》 ,据笔者所知 ,这是研究王氏的第一篇文字。到目前为止 ,王学研究已有80 余年的历史。总的看来 ,80 余年间的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呈现出三个各具特色的历史阶段 ,对此,笔者试加述评 :第一阶段,1914 —1949 年。1927 年旧历五月初三 , 王国维出人意料地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 这一举动让国人震惊 , 随之而来的是掀起王国维研究的热潮。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中期 , 《国学月报》、《东方杂志》、《文学周报》、《文学季刊》、《人间世》诸杂志纷纷推出多篇王学研究的论文, 有的更是出版研究专号 , 讨论其生平经历及学术建树。据笔者统计， 1949 年以前,对王国维的著作加以校注的本子共有 5 种, 主要集中于《人间词话》之上,即:1926 年,俞平伯校点《人间词话》 ,由北京朴社出版。 1928 年,北京文化学社出版靳德峻的《人间词话笺证》。1933 年, 人文书店出版沈启无校点的《人间词及人间词话》。1937年, 南京正中书局出版许文雨的《人间词话讲疏》。1940 年, 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徐调孚的《校注人间词话》。这一阶段有关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论文共有 30 多篇,其中也有一些属上乘之作 , 如:朱光潜以移情作用的理论来阐释《人间词话》 , 是运用西方文论比较成功的范例 ; 李长之结合王国维内倾而矛盾、忧郁而苦闷的性格特征来谈他的文艺批评 ,给人不少启迪 ;郭沫若、任访秋分别将王国维与鲁迅、胡适进行比较 ,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论者研究视野的开阔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3 ] 。不过,就总体而言 ,这一阶段的文章论述范围比较狭窄 ,不外乎《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诸书 , 涉及《红楼梦评论》的不多,而对其文艺思想进
刘钊专家：甲骨文研究的春天来了
古建家园-开启建筑+互联网+文化的新纪元! 刘钊专家：甲骨文研究的春天来了 早在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大地上的不同地域和文化中，就已萌生文字的雏形。其中既有与汉字有承续关系的，也有与汉字无关的其他民族的雏形文字，这些文字雏形被称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因为它们还不能逐词地记录语言，因此也不能视作严格意义上的文字。成熟汉字约形成于夏商之际，而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是汉字的童年时期。虽然甲骨文中还残留一些早期文字不规范、不严密、不准确的地方，但已经属于可以严格记录语言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 汉字记录汉语，同时也记录汉语所表现出的思维。中国古代一切思想观念、文化、文明，都通过汉字这一载体才传布久远，保留至今。而甲骨文是目前已知成系统的汉字的最早形态，因此说甲骨文是中华文化的基因、中华文化之源、中华文明的早期结晶，一点都不为过。 甲骨文的形体结构体现“六书”的造字理据，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字形。其造字方法甚至有超出“六书”的地方，体现出古人的独出机杼和奇思妙想。甲骨文总字头数已经达到400 0多，可以自由记录汉语。甲骨文中常用字的结构已经基本定型，这些字经过几千年演变，虽然笔势笔意屡有变迁，但其基本结构没有变，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如其所记载的中华文化一样，承传有序，源远流长。 甲骨文中有很多象形字和会意字，其中有不少还保留着早期形态，这是古人采用“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手段，借助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经验积累所得，从中可以体会出古人造字时的立意和取象。如“尹”字为一只手拿着笔的形状，因此“尹”在古代用为官吏的通称；“得”字像手持贝，表明古代的“贝”为宝物或用作货币；“獲”为手持一只鸟形，表示俘获的“获”；“穫”像一把镰刀在收割庄稼，表示“收获”的“获”；“粪”字的本义为垃圾，用作动词为扫除，甲骨文的粪字就像一个箕中有垃圾的形象；“馘”字像带有头发的头皮形，体现出古代杀敌后割下头皮计数献功的习俗；“监”字是人用器中之水照面的形象，表示的是古人以“水”为镜的习惯；“休”字像人在树荫下休息，所以古代“休”字有休息、止息和“荫”的意思；“保”字像一个大人背着一个孩子，从大人的角度讲是对孩子的保护，从孩子的角度讲是对大人的依仗，所以“保”字古代有“保护”和“依仗”两个意思。 甲骨文记载的汉语，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词汇，其所记载的内容也包罗万象。有些文字较多的记事刻辞更是具有一定的情节，甚至富有故事性，完全可以视为最早的文学作品。 甲骨文已经是符号化的文字，古代“书画同源”，因此甲骨文也具有一定装饰性和美化倾向。很多形体犹如美术作品中的速写，在构字时尽量采用简单的线条，抓住描写对象的典
文学研究方法
关于20世纪文学观念及文学研究方法变革初探 此次读书报告是基于第一章“20世纪文学观念的变革及其方法论意义”及第二章“20世纪初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的。这两章主要谈了中国古代及五四前后对于“文学”概念的探讨、文学观念的变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以及以进化论为指导的考证法的进步性和历史局限。 通常来讲，“一种文学观念的改变，也往往是一个时代学术思潮变革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一个时代文学研究方法变革的基础”。因此，在探讨文学研究方法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我国古代至近代以来的文学观念。 不同的时代，对于“文学”的定义也不同。从古代《论语·先进》中的“文学：子游子夏”到当代著作中常说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韩非子·五蠹》中的“修文学，习言谈”到今天教科书中“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从曹丕《典论·论文》里“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功用文学观到《南齐书·文学传论》里“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的审美文学观。百年来，众多学者一直追问着“文学是什么”，答案却莫衷一是。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是没有与现代的“文学”完全相对应的概念的，与今天“文学”概念相关的表述是“文”“文章”和“诗”或“诗赋”。古代所谓的“文学”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而是一种泛文学观。 “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孔子在谈论弟子的特长时曾说“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指的是文章博学，即对所有文献经典的学习。《荀子·大略》中“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王粲《荆州文学记官至》说“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这些句子中的“文学”也是类似上面的意思，它们一般都与道德教化有关，而不是与审美有关。这种泛指的“文学”概念长期延用在传统国学研究中，近人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还称：“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直到国学大师王国维首开风气，从科学、历史与文学的差别角度给文学下了一个定义后，这才开始摆脱传统的思维框架。王国维之后，谢无量在其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引用了英国学者庞科士所下的定义。虽然谢无量没有提出自己的文学定义，他的《中国大文学史》中还包括经学、文字、史学方面的东西，可他毕竟强调了文学陶冶性情的方面，特别指出了对文学要做“精神上之观察”，要注意文学的“美的特质”，这样明确的理论主张，比起王国维来又有了发展。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五四”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研究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研究 内容摘要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把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文的美学观点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戏曲方面，卓有贡献。虽然，他的美学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对人生有着悲观色彩，具体论断亦不一定都准确，但是，其对封建主义儒家文学理论专讲“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种突破。此前，梁启超、黄遵宪致力于“诗界革命”，偏重于内容带有政治色彩，而对于诗中美的境界的艺术塑造探讨很少。近代讲美学是从王国维开始的。因此，他的美学思想、文艺批评是有历史贡献的，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1）以《红楼梦评论》为例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早期的一篇重要美学论文。王国维借对《红楼梦》的评论，表达了他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苦苦思索。他以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为基础，融含中国的道家思想，对人生作出的分析是：人既有身，就必有欲望，有欲望就不可能没有追求。然而在生活中，并不是人的所有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一个欲望被满足了，就会有其他的欲望随之而产生，如此生生不已、循环往复，人就永远处于欲望不能被满足的苦痛之中。但是，即使人的所有欲望都获得了满足，人不再有新的欲求对象了，人也不会感到幸福。因为当人无所事事的时候，空虚、无聊、厌倦之情就会立刻同人袭来，这时生活本身就将变成一种不堪忍受的重负，这同样是一种痛苦。由此，王国维得出的结论是：生活即欲望，人生即痛苦。 王国维将入生的本质归于欲望与痛苦当然片面，但这种敢于直面人生、不粉饰和掩盖人生患难的生存态度是比那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要深刻的。王国维还把对《红楼梦》美学价值的体认与对国民性的剖析结合起来。他认为中华国民的精神是世间的、乐天的，表现在艺术趣味上，则是喜欢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的“大团圆”结局。《红楼梦》却一反这种传统的乐天文化，以悲剧告终，从而使人透彻地看待人生与痛苦的关系，虽然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正是其深刻美学价值之所在。 面对人生的痛苦，王国维把艺术作为解脱的途径。在他看来，艺术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关系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这里面似乎隐藏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只要不是借艺术的象牙之塔来完全逃避现实的责任，我们就不能否认艺术给那些终日作稻梁谋的人们所带来的心灵的慰藉，而且当人摆脱了现实世界中各种功利关系的桎梏和枷锁而进入一个完全自由的艺术世界时，审美的关照方式就可能使人走上接近真理的超越之路。 （二）提倡美育是王国维在美学上作出的一个很大贡献，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他能着眼于发展国民的新精神，为使国民感情健康、趣味高尚而谈实施美育，这就尤其具有独特的意义。王国维倡导美育，与当时“教育兴国”的时代风气和他所接触的西方美学思想本身就包含美育的内容是分不开的，那时不少国人吸食鸦片、政府又屡禁不止的现实则给了他直接的触动。他分析中国人之所以笃嗜鸦片，是因为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和无所寄托，而更为深刻的原因除了政治腐败、教育落后，造成国家贫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希望、无慰藉之外，还在于我国文学艺术极不发达，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他曾以饱含感情的口气说道： 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即荷马——引者按）、英之狭斯丕尔（即莎士比亚——引者按）、德之格代（即歌德——引者按）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其所以不能答者，殆无其人欤？抑有之而吾人不能举其人以实之欤？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说，则我国之文学不如泰西；由后之说，则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前说我所不知，至后说，则事实较然，无可违也。我国人对文学之兴趣如此，则於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印度之佛教亦久失其生气。求之于美术欤？美术之匮
《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高考阅读练习及答案(2016年全国I卷高考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星期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编程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