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_顽童_张大春

72 |中国新闻周刊| 2009.8.31

小学，一家人迁居台北市。一家报纸前来约稿，编辑问他“你最近在做什么？”张大春很诚恳地回答，“带孩子啊。”

“那带孩子的经验可以写。”编辑说。

一向讨厌“我是一个好爸爸”腔调的张大春，扭转了主题，把给孩子们说文解字的小片段

写成了专栏，讲古之中夹杂着亲子之间的温馨、无奈和恶作剧。

之后结集成了《认得几个字》。“这属于为公众服务。”张大春指着这本书说。

在这个笔被电脑取代的时代里，汉字的书写已经成为某种传说和记忆，而追究字词的起源与演变更为奢谈。张大春的行为更近乎对于遗忘的抵抗。

于是，他自己每天坚持练习书法，为搞清“中国诗学到底是怎么一个抽象概念”而开始每天写上几首旧体诗，坚持到现今大约已有11年。有时在家中写诗，他的小

儿子会凑过来说，“你又在平平仄仄平平仄了？”

但是他并无暮气，与记者对谈时也会在引经据典中间偶尔间杂“国骂”，掉书袋的呆板书生形象瞬间被瓦解。

在这本“认字书”之前，最先被引入内地的是张大春的另一本书《聆听父亲》。这本书来自其父摔伤卧床后，张大春对家族记忆的整理。一经出版，该书即被阿城等一众作家热捧，并煽情地定义为“一段抢救出来的家族记忆，几代中国人的乡愁与命运”。

两本书的共同之处，在于连接了祖辈与子女、历史与传承，张大春于是以一种“温良恭俭让”的形象定格在大陆读者面前。但这其实只是他诸多角色和性格的一个侧面，甚至在多年前，张大春代表的是顽童性格，是批判现实与先锋主义。

我行我素的“非职业作家”

1989年，张大春以“大头春”为笔名发表了《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热卖26

本刊记者/杨时旸

作为台湾一线作家，近日出版的《认得几个字》是张大春第二本被引进大陆的书。在这本书中，他抛弃了自己以往作为先锋小说代言人、新武侠写作旗手、电影编剧、电台主持、顽童作家等诸多人们给予的角色定位，变成了一个尚未“老朽”的解字人。以一对绕膝儿女做诉说对象，用温婉且俏皮的语言解释了89个汉字的发端与演变。

不只为了“认得几个字”

张大春的小女儿张宜在台北读音乐班，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她并不喜欢练琴。张大

春在接女儿放学的路上，用25分钟给她讲解了“练”字的起源和多种意义，除“反复从事”之外还有“父母过世周年祭”的意思。这之后，当张大春板着脸对女儿说，“该练琴了。”张宜就缩起脖子坏笑，“还不到‘练’的时候，还不到‘练’的时候。”张大春只能在心里自嘲，“这也算是记得了一个字吧。”

他就一直如此——在生活中对一对儿女巧布陷阱，处心积虑地寻找讲解文字的机会，有时讲解之后，孩子们就嘟囔“又被他洗脑了”。

五年以前，张大春的儿子要到台北读

他被冠以“当代最优秀的华语

小说家”之名而介绍进大陆，尽管仅有两本他的“非代表作”在大陆出版，尽管了解他及其作品的人少之又少，台湾作家张大春两次携新书到来，却都能引来众多追随者

文学“顽童”张大春

张大春。 摄影/本刊记者 刘震

文化

文学

LITERATURE

万本。“似乎是我唯一一部畅销小说。”20年后他这样说。

这部小说是一个少年的自述，以写周记的形式呈现出来，分为一周大事、一周生活、读书报告、检查以及老师评语，文本的复杂衍生出多种含义，在学者看来深刻，在读者看来搞笑。由于切进现实，“批判性相当强”（张大春语），批评家们开始胡乱揣测，“小说里父子关系隐喻了政府与底层民众的关系。”

小说热卖之后，编辑前来“要挟”，“如果不写续集，我就找别人写个大头妹当续集。”张大春怕被糟蹋，随便用菜单写了回“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

七八十年代，张大春基本靠写作为生，

同时也在电视台做节目，拍纪录片，偶尔

在大学讲课，杂事缠身，稿约不断。直到

1988年，他进入台湾一家报社任副刊主编。

可数月后便递交了辞职报告，理由是“不

以一流作家之身伺候三流作家之文”，辞呈

被报社坚拒，放假一月复工后，仍端坐原

先座位，以“撰述委员”的奇怪头衔“白

拿钱”。

于是，他开始每天早晨看30份报纸，

将有趣新闻摘录，胡编成小说，下午见报连

载。“这小说一半有自己的故事，但背景都

是当天的新闻。”张大春说，“就是写着玩。”

这包含着政治人物和社会现实的戏谑小说

却引发了读者追捧，连载一年余，结集《大

说谎家》——既隐喻自身又揶揄政客。

张大春的聪明有目共睹。他纯粹胡编

地写了一篇《伤逝者》却拿到了台湾科幻文

学奖，稍稍认真的专栏结集，就成了文学理

论著作《小说稗类》。

“顽童作家”的帽子如紧箍咒般套在了

张大春的头上，他并不在意，仍我行我素，

既批判现实又胡乱幻想，并且开始抽身反观，

照顾起古典文化这个“被遗弃的孩子”。

在台湾，一些作家都颇具家学渊源，

诸如朱天文、朱天心一家，交往的还都是名

流，较于他们，张大春的父亲虽偶写打油诗，

但只是普通公务员，与文坛无甚渊源，他算

是硬闯进文坛；另一批作家诸如白先勇和李

欧梵等，西洋与旧学的双面背景让他们进入

了台湾文学的名人堂，之于他们，爱好说书

和相声，念国文专业且靠诸多俗常工作养家

的张大春算是“土”的一类。

做一套“为人民服务的书”

在成为“先锋派”的同时，张大春并

没有扔掉对于说书、相声之类传统曲艺的热

爱。1999年，凭借说书的才能张大春获得

了一个他称其为“至今为止最长的工作机

会”。那时，新创立的某电台，友人邀张大

春“随便做什么都可以”。一小时的主持时

段里，他用半个小时做访问，内容涉及音乐、

出版、科技、交通，“浓度很强的”；剩余半

小时，他用来说书，拍惊堂木“说书人张大春，

今天伺候您一段”——内容包括他说听过的

古典故事，也说自己写的新作。节目播出后

不久因反响热烈，被延长为两小时，至今，

他就凭借每日这两小时工作养家。

做电台同时，他开始写作《城邦暴力

团》——一部外界称奇自己亦认可的小说，

“我在电台说书说过一遍”，他说。这部被归

纳为武侠小说的作品，将武林、侠义、江湖、

绿林全部搬到台湾现实中，向前追溯到明清

两代，写江湖纷争写青帮起源，细节均有考

证，但又似乎满眼虚构。至于书中真实与虚

构的界限，“不能告诉你”，张大春撇撇嘴说，

“写小说的，直接告诉你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那还搞什么？”

《城邦暴力团》首版达到1100页，如

皇皇巨著般。但他并未满足，认为还应有前

传与后传。

声名再涨之后，他准备向意大利文学

鬼才卡尔维诺看齐。卡尔维诺整理了意大

利的传说故事以滋养后代，于是张大春开

始整理中国古代笔记野史，分别在四本书

中嵌入春夏秋冬四字，做一套“为人民服

务的书”。

张大春一直以作家身份享名，但从来

没有停止写作之外的杂事，因为他不想“被

‘作家’两个字异化”。他曾给导演当编剧，

被要求改稿13遍，也绝不耍脾气，甘当“打

字员”；他为周华健、潘越云写歌词，还到

深圳广州跟崔健混迹七天做深入采访；他与

专家谈论交通和政治，与不相识的老人透过

电台互通小楷书信 诸多的身份中，但他

绝不想被称为诗人——虽然他的旧体诗同

样被人吹捧。在他看来，诗人是个“粘性很

强的标签，不容易撕掉”。 “而且，我说自

己是个诗人，拿个罐儿放那儿，又没人给我

钱。”张大春说。

如今，张大春说，自己每天做很少的事。

6点半起床，7点看着老婆送孩子上学，之

后直到下午两点，在家练字、写诗、读书、

做家务，下午3点至5点做电台节目，之后

与家人晚饭，帮孩子温习功课，然后再去读

书写作，每天往复。

“别人上班每天八小时，我只有两小时。

比别人多六个小时，读书写作之外，还能打

圈麻将。”在新书见面会现场，张大春呵呵

坏笑地描述自己的“简单生活”，身后站满

了拿着书等待签名的粉丝。 ★

目交予编辑，用26天写了续集《我妹妹》——虽然他没有妹妹——续集也不再搞笑，但读者仍然买账，《我妹妹》卖出16万本。编辑于是阴魂不散，进一步“威逼”，“我们要买仓库啊，帮忙再写一本。”于是，又写一本《野孩子》，在结尾隐约将大头春“写死了”才算完事。

其实在此之前，张大春已算是台湾的知名作家，“这点我就不客气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自我评价说。80年代之前，台湾文坛一如其他地方，文学风格一窝蜂地相似，张大春也被裹挟其中，“写魔幻现实主义”，于是，他写出了《公寓导游》，立刻被封为“台湾现代派和先锋派代言人”。

如今，讲到类似的头衔，张大春总要加上“所谓”二字。当他的书被引进大陆后，在作者介绍一栏，张大春已被夸张地定格为往事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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