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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王孙思邈的长寿秘诀!


揭秘 药王孙思邈的长寿秘诀!

孙思邈《养生铭》

陕西省耀县孙家塬是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的故乡。当地药王庙前立有一面石碑,上刻孙思邈所作《养生铭》,其言诚谛,其理通达,果能信受奉行,自当百病莫侵。全文如下:

“ 怒甚偏伤气,思多太损神。

神疲心易役,气弱病来侵。

勿使悲欢极,当令饮食均。

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

亥寝鸣天鼓,寅兴漱玉津。

妖邪难侵犯,精气自全身。

若要无诸病,常当节五辛。

安神宜悦乐,惜气保和纯。

寿夭休论命,修行在本人。

倘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

当以此为鉴,身体力行!

相信:"寿夭休论命,修行在本人。"(文章来自民间中医)
孙思邈的养生之道
文章来自 现代养生 2006年第6
孙思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医学家、养生家。由于养生得法,健康地生活了101岁,因此追求健康长寿的人对孙思邈的养生之道很有兴趣,希望能从孙思邈的理论与实践中汲取对自己的健康长寿有用的东西。孙思邈养生之道的理论与方法主要阐述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与《千金翼方(养性)》等文章中。本文尝试从这两篇文章中将孙思邈养生之道的理论与方法的内核挖掘出来,供当代对健康长寿有兴趣的人参考。为了便于论述,我们将《备急千金要方(养性)》简称为《要方》,《千金翼方(养性)》简称为《翼方》。

孙思邈养生之道的理论与具体操作方法详见于《要方》一文,而《翼方》是为补《要方》之不足而作。《要方》一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孙思邈养生之道的理论与方法,全文共分为八节:1.养性序第一;2.道林养性第二;3.居处法第三;4.按摩法第四;5.调气法第五;6.服食法第六;7.黄帝杂忌第七;8.房中补益第八。通观《要方》全文,最值得注意的是,孙思邈将自己的养生之道称为养性[见《要方》的小标题(养性)]而不称为养生。由此可见,孙思邈认为,养生的核心是养性。《要方》的第一节“养性序第一”的所谓序第一就是说养生第一位的事情是养性,第二节“道林养性第二”则是介绍养性的方法。在将养性放在第一位的前题下,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则介绍了居处法、按摩法、调气法——等各种辅助的养生方法。将养性放在第一位,再配以运动身体,饮食起居,营养药物等辅助的养生方法,就形成了孙思邈“养生之道”的完整系统。

《要方》的第一节“养性序第一”论述了什么叫养性及养性的重要性。什么叫养性?孙思邈认为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

品质,跳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淡化对名利的追逐,做到“于名于利,若存若亡,于非名非利,亦若存若亡”,使自己保持一种“宁静祥和”的心境,这就是养性。关于养性的重要性,孙思邈认为能养性就能够百病不生,健康长寿。孙思邈的原话是“性既自善,内外百病悉皆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孙思邈认为:“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就是说,不重视养性,只在服食药物等各种养生方法上下功夫,绝达不到健康长寿的养生目的。

在第一节“养性序第一”中强调了养性的重要性后,第二节“道林养性”则是介绍养性的具体方法。第二节“道林养性”将作到十二少与除掉十二多作为养性的具体方法。“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即十二少。“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即十二多。十二多恰好是十二少的反面,作到了十二少,就等于除掉了十二多,反之除掉了十二多也就等于做到了十二少。孙思邈认为:十二少仍养性之都契也,做不到十二少(也就是除不掉十二多)则必然荣卫失度,血气妄行,丧生之本也。

孙思邈认为要健康长寿就必须首先养性,养性就是调养自己的精神心性,使之常处于宁静祥和的境界。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十二少与除掉十二多。但是人生的常态恰好是恶十二少,喜十二多。所以要做到十二少与除掉十二多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大多数人很难接受孙思邈的养生之道。但是,当一个人到了中年以后,身体的健康水平逐渐下降,同时也能逐渐体会到身体健康的保持,重于身外的名利与追逐,就能够体会到孙思邈将养性放在第一位的养生之道的合理性,就有可能接受孙思邈的养生之道,并调养自己的心性,逐渐做到十二少与除去十二多。

孙思邈以嵇康与《黄帝内经》的养生理论作为自己养生之道的理论依据,他在《要方》中所阐述的养生之道就是对嵇康与《黄帝内经》养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要方》从嵇康的养生理论与《黄帝内经》中各引用了一段话作为自己将养性作为养生的第一位任务的理论根据:第一段话是,嵇康曰:“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五者必存,虽心希难老,口诵至言,咀嚼英华,呼吸太阳,不能回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无于胸中,则信顺日跻,道德日全,不

祈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此养生之大旨也。”第二段是,《黄帝内经》曰:“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嵇康强调养性的重要性,认为只要将心性修养到,去名利,除喜怒,去声色,绝滋味,少思虑,则不求长寿,自然能长寿。如果不能做到这五点,则无论吃何种滋补品,练何种功夫都不可能健康长寿。《黄帝内经》也强调养性的重要性,认为只要能保持宁静祥和的心境,将外驰的精神收回来内守自身,真气就会畅通全身,身体就不会受到疾病的侵害。总之,两段话的精神是,要想健康长寿,首先要养性,忽视养性,只重视药物滋补、身体锻炼等养生方法,不可能达到健康长寿的养生目的。为什么养性(即修养自己的心性,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能获得健康长寿的效果?嵇康认为:“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嵇康《养生论》)。就是说人的精神制约着人的肉体,只要人的精神不躁于中(即只要精神保持祥和宁静),人的肉体(形骸)就不会生病、死亡(丧于外)。

嵇康与孙思邈以养性为主的养生理论,是他们本人的经验直觉,但是一千多年后的现代“身心医学”却以成果证明嵇康与孙思邈的经验直觉是正确的。当代“身心医学”的重要成果之一的“心理神经免疫学”证明,“祥和宁静”的健康心理能够提升免疫系统的免疫能力,从而提高抵抗疾病的能力,使身体保持健康,有力地支持了嵇康与孙思邈的养生首先要养性的养生理论。

孙思邈并不是单打一只讲养性,而是以养性为基础,再配以其它养生方法来养生。《要方》第三至第八节就介绍了养性以外的辅助养生方法,这些方法是居处、按摩、调气、服食、杂忌、房中六项。这六项养生方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居处就是生活要有规律;按摩就是经常对四肢进行按摩;调气就是进行呼吸吐纳的修炼;服食就是注意适当的营养滋补及药物治疗;房中讲性生活要有节制;杂忌讲一些生活中的禁忌。可以这样说,孙思邈的养生之道是一种有主有从的较全面的养生之道,完全做到的确很不容易。但是你如果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愿意用孙思邈的养生之道来指导自己的养生实践,你就首先要时常调养心性,使自己的心境常保持宁静。然后再做到起居饮食有规律,适当的体育运动、适当的营养滋补及服用必要的药物,这样就可以达到健康长寿的养生目的了。

《翼方》是对《要方》的补充,强调养性的大要是: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论,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

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啬神、爱气指要节约神气的消费,是调养精神的具体要求。养形、导引是进行适当的肢体运动和练气的吐纳。言论是慎语言。饮食是讲注意适当的营养,但又不追求口腹之欲。房室是讲性生活要节制。医药是讲有病要服药治疗,也可以常服用一些保健药品。禁忌讲一切有害于身体健康的环境和事物都要避开。一般人都是追名逐利,追求口腹之欲的满足,追求感观的刺激,而孙思邈养生之道恰好相反,淡薄名利,不追求口腹之欲,更不寻求感观的刺激,这些称为反俗。孙思邈以灯用小炷这样一句很形象的话来形容他的养生之道,所谓灯用小炷,是说一盏油灯用细的灯芯,灯油就可以烧很长时间,如果用粗的灯芯,灯油很快就会烧完。养生就像灯用小炷,做到十二少就是节约能量的消耗,就是灯用小炷,就能延长生命,得到健康长寿。《翼方》还讨论了服饵(即服用保健药物),食疗等问题,但是这些内容并不是孙思邈养生之道的核心部分,我们就不作进一步的讨论了。

孙思邈的养生之道,是中国传统养生的重要代表。中国传统养生与当今流行的养生(实即西方的养生)是两种不同的养生之道。从能量的角度来看,西方的养生是以发泄能量为特征的养生,这种养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而运动的特点就是向外发泄自身的能量。中国的传统养生是一种积蓄或收敛能量为特征的养生,养神、调气、导引、少语、少动等,强调的都是一个啬字。啬即节约能量的消耗,也就是孙思邈所讲的灯用小炷。人是身心的统一体,从身与心两个方面来看,西方的养生,强调的是身体的运动与身体的滋补。是一种以养身为特征的养生,虽然名为养生,实为养身。而中国的传统养生,强调心理精神的调理,也可以说,中国的传统养生是一种养心之道。所以孙思邈将自己的养生称为养性,当然中国的传统养生并不是只讲养心或养性,而是在强调养性或养心的同时也讲养身(必要的肢体运动与身体的滋补)。但认为第一位是养心或养性,第二位才是养身。从表面上来看,西方的养生显现出一种向外积极进取的特点,符合人们积极向上精神,所以很受现代人的青睐。而中国传统养生则显现出一种向内收敛的消极特点,不符合现代人向外积极进取的精神,所以不受现代人的青睐。的确,正在为自己的事业进行奋斗的人们,要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很难接受以消极收敛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养生之道,我们也不向这部分人推荐中国的传统养生之道,但是过了中年,已经从事业的竞争中逐渐退出来的人,就应该将关注外界的心神收回来,关注

自己的身心健康,就能发现中国传统养生的确是一种能维护自己身心健康的科学的养生。孙思邈的养生之道就是中国传统养生学的重要代表,值得关心养生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们研究、学习与实践。〖编辑:上善〗 (严天放)
佛教对孙思邈医药学思想的影响

(一)

据记载孙思邈本就善谈老庄,兼好释典。卢照邻更形容他“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可见孙思邈知识之广博。孙氏自己也在《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习业第一》中提出医者应“涉猎群书”,开阔眼界以使知识广博“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孙思邈十分推崇佛教经典《华严经》,据民间传说,唐太宗曾向孙思邈请教过佛经并问他佛经中何为大,孙思邈答“《华严经》佛所尊大。”此说法在《释氏类说》中亦见记载。孙氏既然对佛经颇有心得,自然为佛教思想对其医学思想产生影响提供了可能性。

除了孙思邈本身的佛学造诣之外,他与名僧道宣的交往对他的医学思想亦有影响。 “大业八年(612年)孙氏71岁时,结识了道宣和尚。考道宣为律师三派之一南山宗创始人,佛教史学家,因常住终南山研究,宏传戒律,世称南山律师。后进京,一度主持长安西明寺,参加玄奘译场(专门翻译玄类常用的佛经机构),负责润文.当时道宣方从智首律师受具足戒后。之后道宣与孙氏同进京畿,又得相聚,成为孙氏唯一的方外之交,忘年之友。”(《孙思邈评传》干祖望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11月第1版)对于这段历史很多佛教典籍诸如《人天宝鉴》、《佛祖统纪》、《宋高僧传》等也都有记载,甚至有不少灵异附会之说。

孙思邈本就是“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之人,对各家学说兼容并好,与道宣的交往不仅使孙思邈在思想上受到更深的佛教影响,应该也接触到了不少关于佛教医学的相关知识。

(二)


在思想上孙思邈受到了佛教“慈悲喜舍,利乐有情”思想的影响,在《千金要方?序例?大医习业》中说道“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这里的《内经》应该就是指佛教经典而非《黄帝内经》,可见他将“慈悲喜舍之德”作为大医必须具有的品德。而孙思邈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应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思想也与大乘佛教济世救人、普度度众生脱离苦难的大悲心理念一致。大乘佛教主张兼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坐禅、智慧),不仅要通过修行达到“自渡”,而且要以大慈大悲之心“普渡众生”脱离苦海,孙思邈将佛教“慈悲喜舍,利乐有情”的思想看做大医应有的

操行。

佛教认为“无缘同慈,同体大悲”,就是说慈和悲都应该是不计得失、对众生的痛苦感同身受的。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医生对病人“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对病患的苦痛要感同身受,“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志存救济”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这种思想不仅是老子“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思想的体现,亦与佛教“不存分别心”的“平常心”思想吻合,与佛教“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是我父母”的思想一致,因此要 “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



佛教“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三世轮回”的观念也被孙思邈吸收到了对医德以及养生等的相关论述之中:《要方?大医精诚》中提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中说:“为善为恶,天皆鉴之”,“人有修善积德而遭凶祸者,先世之余殃也;为恶犯禁而遇吉祥者,先世之余福也”。 “这些明显带有佛教上天意志、阴阳报施的迷信色彩的观念被他用做督促医生履行医德规范的依据,虽然是缺乏科学性的,但在当时封建迷信及有神论流行的条件下对医生的道德行为也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和警戒作用”。(《试论儒佛道思想对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陈明华《中国医学伦理学》2002年12月第15卷第6期P61-62)



(三)

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医学也和番僧们一起进入了中国。虽然外来医学的传播范围并不广,但孙思邈曾被唐朝皇帝请入京师,当时的长安城可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外来医学必定在此汇集,而孙思邈作为被皇帝延请来的贵宾无疑有了接触外来医学资料和思想的便利条件。“孙思邈年长时,因避当时战乱和朝廷征辟,曾隐居太白山,后又隐居终南山。唐武德年间与道宣律师相识,结为知交,每一往来,谈论终夕,使他们在医学上都得到裨益。佛教的“医方明”也是有关医学研究的学问。孙思邈的医书佛教典籍中有关于印度医学的“四大”——地、水、火、风学说,百一学说,耆婆、阿伽佗诸方,天竺国按摩等内容。而道宣的医学知识对孙思邈是有影响的。相传“天王补心丹”就是道宣发明的。”(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二节孙思邈)

道教医家吸收印度医学思想并非始于孙思邈,南北朝陶弘景增补《肘后方》序已有“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

一百一病。”之论,无疑是在南北朝佛教盛行背景下受到了印度医学“四大”理论的影响。然而孙真人确实是将印度医药学大量引入中医并顺利将之与中医汇通、“洋为中用”的第一人。无怪乎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对其倍加推崇不吝赞美之辞:“倘学者荷重细致说而会通,以道于致精极微之境于医学,岂曰小补。则君嚆矢之功,其寿人寿世,讵可量欤。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九月,合肥李鸿章序。”(李鸿章《万国药方》序。1898年美华书馆发行,第三版。转引自干祖望《孙思邈是中西医结合工作第一人》,《中华医药文化研究》P223-226)


孙思邈的医书中有关于佛教“医方明”的“四大”(地、水、火、风)学说,百一学说,耆婆、阿伽佗诸方,天竺国按摩等内容。佛教的“医方明”是有关医学研究的学问,来源于印度医学。“医方,即医治之方法也。谓世间种种病患或癫痫蛊毒,四大不调,鬼神咒诅,寒热诸病,皆悉晓了其因,通达对治,故曰医方明。”(四大者,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也。)”(《三藏法数》明?一如等撰)医方明的基础理论就是“四大”,这一理论认为人和宇宙一切万物都是由“地、水、火、风”这四种元素组成的,人会生病是由于“四大不调”造成的。在《千金要方?序例?诊候篇》中就有一段内容涉及了印度医学中的“四大”(地、火、风、水)成病的理论:“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然愚医不思脉道,反治其病,使脏中五行共相克切,如火炽燃,重加其油,不可不慎。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须治而愈;一百一病,难治难愈;一百一病,真死不治”,这是佛教医学对孙思邈道教医学思想影响的表现。这一“四大”理论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医学的“五行”理论,然而孙思邈却很好地将四大理论吸收融合进了自己的医学思想体系之中。

中医理论的基础在于“五行”——木、火、土、金、水,而印度医学的基础则是“四大”——地、水、火、风。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著作中多处有受印度医学影响的痕迹,例如:《千金要方养性调气》中就有“计成四百四病”,“冷热风气,计成四百四病。病有四种,一冷痹、二气疾、三邪风、四热毒。”《千金要方序例诊候》亦有“四气合德,四种安和”等说法……这些说

法无疑与传统中医的五行学说有差异,而与印度医学的“四大”关系甚密。这些记载证明了孙思邈确实受过印度医学深刻影响并将其引入了祖国传统医学为我所用。

孙思邈将基础理论完全不同的中医五行说与外来传入的印度四大说接轨的方法可谓至妙:先从中医入手:“百病皆有五脏,五脏各有八十一种疾。”中医中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着“五行”—— 木、火、土、金、水。“五脏各有八十一种疾。”,五与八十一相乘,积数为四百零五,与印度医学所讲“四百四病”相当接近。这就使风格迥异的中医与印度医学的理论基础相接轨。值得一提的是,“八十一”这个数字的选择并非信手捏造,而是极符合中医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八十一是九乘以九的积,这个数字在中国被认为是天数,许多中医著作如《素问》、《灵枢》、《难经》都是八十一篇。孙思邈用极贴合中国文化的方式将印度医学引入并结合加以应用,这在中西医结合的历史上是极富创建和前瞻的。

孙思邈相当推崇古代印度医学家耆婆,尤其对耆婆“天下所有,无非是药。”(《佛说奈女耆婆经》)的用药理论倍加推崇。他在《千金翼方》中说:“有天竺大医耆婆曰: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非药者,斯大医也。”这种理论丰富了中药的来源取材范围。

同时,受佛教“众生平等”、“不杀生”思想的影响,孙思邈在用药上又主张不用动物生命入药,孙氏在《大医精诚》中写道:“至于爱命,人畜一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只有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之所不及也。”这种重视动物生命的观念,明显是受到了佛教“众生平等”、“不杀生”思想的影响。孙氏在《千金翼方》中,收集了比《要方》更多的古印度医方,比如“阿加陀药”、“耆婆治恶庐方”等,可见佛教医学丰富了孙思邈的用药理论和治疗方法。

印度医学当时在眼科方面成就斐然,国内眼科学多受印度影响,孙思邈有眼科专著《银海精微》《太清丹经要诀》中也有用于眼科的“造玉泉眼药方”。此外,《备急千金要方》卷6中的“治目赤及翳方”、《千金翼方》卷11中“赤眼方”也是眼科方,孙氏对眼科的精通当与佛教医学的影响关系很大。


另,孙思邈《千金要方》中对针灸亦很看重,主张针灸药三者并重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意义重大。而孙氏对针灸的看重(而同是唐朝的医家对针灸仍有顾虑,例如《外台秘要》的作者王焘就认为“针法古来以为深奥,进人卒不

可解,经云,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录之,恐伤性命。”而对《千金方》中的内容只取灸法,不录针法。)与印度医学亦应有联系。印度医方明包括“禁咒辟邪,药石针艾”。孙思邈看重针灸,而在《千金翼方》中又设《禁经》两卷,对于“禁咒”也很重视,虽不排除唐时禁咒本就被列入医科予以看重的原因,但其本人与佛教及印度医学的密切接触也应是原因之一。

印度按摩法亦为孙思邈所推崇和借鉴,孙氏将从印度传入的婆罗门按摩法和中国道教中的按摩术都收录在《千金要方》中,并评价“天竺国按摩”具有“一月后百病除,行及奔马,补益延年,能食,眼明轻健,不复疲乏。”的养生功效。



总之,佛教慈悲喜舍、利乐有情的思想影响了孙思邈的医德思想,佛教带来的印度医学更是扩展了孙思邈的病因说、药理学以及其它医药学思想内容,这使得孙思邈的道教医药学思想内容更加丰富、全面和科学。然而,尽管孙思邈在著作中引用了大量吠陀医学内容,但我们依旧能很明显地看出孙氏是在“变夷为夏”,它把佛教医学引入以更好的完善中医的体系,促进中医的发展。(来自铁血网原创)

药王孙思邈的长寿养生保健大法

 导语:药王孙思邈在西魏时代出生,相传活到101岁才仙逝,其长寿心得必有过人之处。但事实上幼时的孙思邈体弱多病,所以才因病学医,总结了唐代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编成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药方》和《千金翼方》。孙思邈的养生之法相信会对您有所裨益。
发常梳
将手掌互搓36下令掌心发热,然后由前额开始扫上去,经后脑扫回颈部。早晚各做10次。头部有很多重要的穴位,经常“梳发”,可以防止头痛、耳鸣、白发和脱发。
目常运
合眼,然后用力睁开眼,眼珠打圈,望向左、上、右、下四方;再合眼,用力睁开眼,眼珠打圈,望向右、上、左、下四方。重复3次。有助于眼睛保健,纠正近视。
齿常叩
口微微合上,上下排牙齿互叩,无需太用力,但牙齿互叩时须发出声响,做36下。可以通上下颚经络,保持头脑清醒,加强肠胃吸收,防止蛀牙和牙骨退化。
漱玉津
口微微合上,将舌头伸出牙齿外,由上面开始,向左慢慢转动,一共12圈,然后将口水吞下去。之后再由上面开始,反方向做12圈。从现代科学角度分析,唾液含有大量酵素,能调和荷尔蒙分泌,因此可以强健肠胃。
耳常鼓
手掌掩双耳,用力向内压,放手,应该有“噗”的一声。重复做10下;双手掩耳,将耳朵反折,双手食指扣住中指,以食指用

力弹后脑风池穴10下。每天临睡前后做,可以增强记忆和听觉。
腰常摆
身体和双手有韵律地摆动。当身体扭向左时,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在前的右手轻轻拍打小腹,在后的左手轻轻拍打“命门”穴位,反方向重复。最少做50下,做够100下更好。可以强化肠胃、固肾气、防止消化不良、胃痛、腰痛。
腹常揉
搓手36下,手暖后两手交叉,围绕肚脐顺时针方向揉。揉的范围由小到大,做36下。可以帮助消化、吸收、消除腹部鼓胀。
摄谷道(即提肛)吸气时,将肛门的肌肉收紧。闭气,维持数秒,直至不能忍受,然后呼气放松。无论何时都可以练习。最好是每天早晚各做20~30次。相传这动作是十全老人乾隆最得意的养生功法。
膝常扭
双脚并排,膝部紧贴,人微微下蹲,双手按膝,向左右扭动,各做20下。可以强化膝关节,所谓“人老腿先老、肾亏膝先软”,要延年益寿,应由双腿做起。(来自老中医养生网)
其实学养生就是在学佛,学会转变心态,学习降服贪嗔痴,学习慈悲喜舍,去恶行善。贪嗔痴是引起一切病的根源,要想健康长寿就要去掉贪嗔痴。孙思邈认为,养生的核心是养性。孙思邈认为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品质,跳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淡化对名利的追逐,做到“于名于利,若存若亡,于非名非利,亦若存若亡”,使自己保持一种“宁静祥和”的心境,这就是养性。做到“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即十二少。去掉“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这十二多就能健康长寿。孙思邈的养生学非常接近佛道当然并不彻底,不全面,不究竟,同理真的把佛法学好,落实在行动中,深入到灵魂深处,身体也自然会好,自然也就在养生之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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