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批评理论与实践
研究生论文
论文题目：传媒时代下的艺术媒体批评
学生姓名：张迪
学号：2010020620
专业：艺术学
指导老师：孔新苗
2011年8月10日
摘要：在媒体社会的今天，艺术的受众改变了，艺术批评也在媒体的语境下发生了很大改变，艺术媒体批评成为一种趋势，也是一种新的批评方式。本文试分析艺术媒体批评。
关键字：传媒时代，艺术媒体，艺术批评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和繁荣，中国迎来大众传媒时代，艺术批评也随之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亨利·吉罗等西方学者曾描述艺术批评的新旧对比，“传统评论式批评往往依附于创作而存在，总是针对具体作品谈感受或开药方，从而沦为创作的附属品；新时代的传媒批评并非传媒实践的附庸，它与传媒实践之间，应该是一种‘文本间性’的平等‘对话’关系，而不是从属于传媒实践。”［1］在这样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的艺术批评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潮，一个个专业或者非专业的话题进入大众视野，评论文章层出不穷，争鸣之声此起比伏。在此背景下，我认为真正的艺术批评家要积极进行避免和挑战霸权的思考实践，为建构一个传媒时代合理、有效的公共批评话语空间贡献一己之力。
1 传媒时代下艺术媒体的功能
在传媒时代下，媒体可谓是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在这个信息时代，失去了媒体人们的生活也会由彩色变成黑白。
1.1 艺术媒体对大众有导向功能
在科技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电子媒介日益成为主流传播方式，媒体成为影响人们视野和思考的重要日常资源，大众得到的大部分信息都是通过媒体而实现的。艺术媒体掌握了批评权与话语权，因此，艺术媒体不止简单是一个客观展示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的平台，同时更有树立其自身立场的责任和明确其受众群定位的意识。麦克卢汉1964年提出的“媒介即信息”这一现代传播学的革命性原理，预见性地揭示了媒介不仅改变了我们接受信息的方式，而且改变了信息的内含。”［2］信息的发布、报道和传播，本身就是大众媒体行使其导向权力的过程，加之媒体对于发布信息的相关反馈和讨论的管理，对于大众就更具有影响力。这一点在艺术媒体领域显现得尤为典型，任何一个艺术展览、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展示，都期待着受众的审美判断和评价。一方面媒体自身的评价可能
引导着受众的感受，另一方面受众的评价又构成了媒体内容的重要部分。媒体的“意义通过在场者和缺席者复杂的交互作用产生出来；表征既通过展现而运作，也通过未展现而运作。”［3］而这背后的控制权是在媒体手中的，但是同样媒体选择阐释角度的选择反过来也会也决定着媒体报道的最终效果。
1.2 艺术媒体满足了大众的主体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技术导致艺术韵味的消失，在艺术的功能上，展示价值代替了膜拜价值。膜拜与神圣性和权威性相关，它规定了艺术接受者与艺术作品不可亲近的距离。复制时代的来临，艺术作品能够成批的复制，这就大规模地增加了它的可展示性，同时也缩小了艺术与欣赏者之间的距离，使艺术下落到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本雅明分析了灵韵艺术衰落和后灵韵艺术兴起的社会基础：群众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增大，社会越来越开放，当代群众渴望物体在人性和空间上更贴近自己，因此热烈地接受复制品以克服其神圣性。这就促进了复制技术从独一无二的对象中来榨取这种“平等感”。同时，他明确提到，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性改变了大众对艺术的关系，大众可以参与到艺术活动中。本雅明拉开了覆盖在艺术上的神秘帷幕，使之从神圣的祭坛上走了下来，来到大众中间。而艺术媒体批评的勃兴和发展正体现而且大大的促进了这种变化。传统艺术批评以高校教师、研究生和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为接受主体，其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一般的大众只能对其敬而远之；而大众媒体的发展，使艺术批评面向普通大众，其具有亲和力，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大众不仅可以接受，而且还可以参与进来，大大的满足了他们的的主体性。艺术媒体的生存有其浓厚的现实基础的。
2 传媒时代艺术媒体批评的特征
研究发现，艺术批评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已经有近二百年的历史。1824年的巴黎，已有20家报纸开设了美术批评的专栏，此外还另有十余种专门报道美术沙龙展的杂志和传单式手册，而且在此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艺术批评已经成为很多文化学者关注或研究的文化时尚。19世纪早期的作家对当时的美术批评家颇为重视，因为他们自身还常常是重要的诗人、文学家或哲学家。例如，19世纪中叶的欧洲美术批评兼作家罗斯金、诗人波德莱尔对当时的美术批评曾做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到了20世纪，以格林伯格为代表的批评家愈来愈擅长运用
现代传媒的手段将现代主义艺术推广到大众视野。其后，在各种媒体上发表批评文章的艺术批评家的数量急速递增。中国现代艺术批评的发展，经过上世纪80年代美术讨论的热潮和90年代艺术市场的活跃，在新世纪初期伴随着各种艺术研讨会的盛行和批评家年会的召开，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与现代媒体的形成和发展相伴相生。它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并且从大众的角度考察艺术现象的文艺批评。在媒体时代下的艺术批评不同于以往的批评主要表现在：
2.1 艺术媒体批评重时效性、话题性，通俗性与批评话语的公共性
在当今的“眼球社会”，艺术批评的受众对象是广大的大众群体，所以依靠媒体传达自己的思想，吸引大众关注，成为各领域知识分子立足于专业领域乃至介入整个社会的重要甚至唯一快速有效的途径。而大众群体喜欢在色彩斑斓的文化世界里享受轻松休闲的视听与阅读。这就要求批评家在阐述个人主张时充分考虑并适应大众群体的兴趣和需要，关注或发起大众知道的热点问题，并围绕着一个共通性的公共话题展开讨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大众的眼球。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提出的话语理论认为，“正是由于话语“采纳”了某些特定方式谈论一个话题，限定一种可接受的和可理解的“方法”来谈话、写作或为人；由于限定，话语同时也“排除”、限制和约束了其他的言谈方式、与该话题有关的为人方式或建构有关其知识的方式。”［4］在传媒时代下艺术媒体批评所遵循的普适性价值标准，正是这种限定和约束，可以看作是传媒时代下艺术批评的一种新准则。2.2 艺术媒体批评主体的多元化
在大众文化下，大众与艺术的互动性越来越明显，特别是网络媒介的发展，为大众主体参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大众参与到批评当中一点也奇怪。所以批评主体，既有编辑与记者主导的“即时的批评”；高校教授、艺术专业的研究生、艺术研究机构的学者为主体的“职业的批评”；也有作家与读者积极参与的“自由的批评”。此外，批评主体还呈现出批评意图多维化和批评精神媒介化的整体特征。有的人批评是站在专业的角度，有的人是怀着娱乐的心态，这都是大众文化、现代媒体环境正常的现象。
2.3 艺术批评家具有身份建构意识
一些艺术媒体的专栏批评家开始出现，由于大众的影响越来越成为主流，批
评家们当然越来越在意其在公众视野中的群体形象与个体形象，并愈来愈倾向于传媒型知识分子，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前些年美术批评界提出的“社会学转向”可看作是此趋向的先导，而实际上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由人文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向，恰是媒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既是推波助澜者，又是其中的浪潮本身。因为大众参与是借助媒体才得以大范围实现的。
2.4 媒体批评家与艺术创作者“联姻”
文化研究学者凯尔纳说，“每一个社会的具体斗争都在媒体文化（特别是在文化产业的商业性媒体）的文本中搬演出来；这些商业性媒体如果要变得受人欢迎和有利可图，就必须制作那种同人们的所思所想相共鸣的文本。”［5］围绕着对于艺术品，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评估，传媒时代的批评家与艺术品创作者往往易于陷入一种“共谋利益”的关系，甚至供求关系。在艺术市场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艺术家与批评家，艺术家与媒体之间，批评家与媒体之间的“订单文章”，使艺术批评面临着沦为变向广告包装的危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逐渐成为了批评的有力杠杆，批评家成为艺术家作品的鼓吹手，艺术媒体的摇钱树，或者可以说他们是互为摇钱树。这似乎应了古典时代的一句名言：阿波罗被诗人抵押给书商，神圣的艺术正在变为唯利是图的职业。
2.5 艺术媒体批评的传播效果
就传播效果而言，艺术批评媒体化的积极意义与负面影响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媒体批评凸显大众消费的主体参与地位，激活了艺术—消费产业链的建构；弘扬艺术交流的自由民主精神，推动建立艺术对话的“公共空间”；突破相对单一的艺术批评模式，促进形成多元互补的艺术批评格局。另一方面，在其快捷的、平面化的、片断化的传播过程中，拷贝与经典并存，娱乐的消解严肃的，大众的压倒精英的，种种文化症候已然映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也渗透到对于艺术的思考研究与审美判断中。
3 大众媒体与艺术批评家关系的反思
近几年，大众媒体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如，“余秋雨现象”、周国平的“学者散文”、《百家讲坛》的“学术超男”“学术超女”、学者名人文化畅销书现象等都曾启发了激烈论辩。曾有一种形象而刻薄的比喻，称传媒时代的媒体和知识分子就像“互搭梯子攀援的小偷”，或者是“跑接力赛的选手”。同样，
这种戏剧性的暧昧关系在艺术界同样存在：一方面，知名批评家的参与有效提高了艺术媒体的传播效果与学术质量。另一方面，艺术媒体也为批评家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发表自己的评论观点提供了场所，为艺术家展示作品与成就搭建了平台。面对艺术家，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媒体的联姻，我们并不能简单的就断定艺术走向功利甚或堕落。换一个角度，从学术价值的积极实现角度，批评家利用媒体的话语权力，未尝不是一种参与精神消费的积极姿态。依据这样的前提来看艺术批评，媒体化批评或媒体的批评化，乃至艺术批评的消费化，都应该是一种合理的、健康的、需要不断成熟的开端，同时也开启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亲密接触并相互博弈的新一轮较量。而且在今天艺术批评界，大多数艺术批评家都身兼学院教授、媒体主编或展览策划人等多重职务，我们已经很难辨析所谓“学院派”艺术批评与“媒体派”艺术批评的界限，因为二者几乎已经合一中，其实这对于艺术批评多维度展开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艺术媒体批评作为当代艺术批评的新兴范式生存在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体联手打造的文化现实中，肯定是不成熟的。不仅面临着来自外部的种种诱惑与挑战，尤其是传统批评的质疑与挤压，还面临着自身的局限以及冲破这局限的种种障碍。当然，艺术批评界有识之士的自我“批评”与反思也从未中断，如对于艺术批评的“失语症”、“西语化”、“广告化”等的指责。事实上，如同一件艺术作品最终要进入美术馆接受大众的欣赏和指责一样，艺术批评同样需要一个平台，接受受众的检验与共鸣，而不是在自己的小圈子中自娱自乐。而艺术媒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平台。当然，正在兴起的媒体化的艺术批评也应有意识地更正自身的陋习，在赞颂艺术家与作品时不应该失去自己的批判力与独立性，自觉地与艺术市场和商业操作保持适当的距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学术判断力与高水平的审美趣味。媒体批评必须在多元化的批评样式中充分利用媒体优势和对学术资源的整合利用，避免过分的商业操作和浮薄的批评文字损害了自身的批评品格，艺术批评的形象建立，重要的不是逢迎或盲从，而是质疑和反思，不是称颂与献媚，而是批判与剖析。艺术批评家在行使话语权力的时候，应始终持有审慎态度，而不是仅仅作为媒体的从业者与市场的配合者。艺术批评家应该以一种更健康的姿态参与到艺术批评的建设中去，才能有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
注释：
［1］亨利·吉罗、大卫·季维、詹姆斯·索斯诺斯基等《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黄巧乐译，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3］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4］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年。
［5］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周宪、许钧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