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咏马诗浅论

杜甫咏马诗浅论

蔡　亮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倾向。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咏马诗颇具特色,历来为人称道。他的诗突破了前人咏物仅对外在形貌作具体细腻描写的传统,借马言志、托马抒怀、寓情于物,使人、马浑然一体,具有丰富的比喻与象征意义,从而达到外秀内美的境界。

关键词:杜甫;咏马诗;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5379(2009)0120138205

Expo sition about Du Fu’s Poet ry of Horses

CAI L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As the greatest realistic poe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Du Fu endows his poetry with rich social content,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 and a strong political inclination.In all his works,the poems chanting horses have distinct character2 istics and are always well commendable.In his poems,Du Fu has broken through his predecessors’tradition of detailed de2 scription of the morphology,but expresses his own aspirations and feelings with the metaphor of horses.So Du Fu’s works are rich in metaphors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 which reach to a realm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scribe the different types of horses,analyze their images and discuss the realm of art about objects in Du Fu’s poetry.

K ey w ords:Du Fu;the poems of horse;image

杜甫好咏马。但直至20世纪50—60年代,当杜诗题材研究成为学界焦点之后系统研究杜甫咏马诗的工作才得以展开。20世纪80年代至今伴随着杜诗分类研究的全面深入,杜甫咏马诗研究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关注,这一时期问世的多部杜甫传记著作,如陈贻焮先生之《杜甫评传》,开始明确提出“杜甫一生最爱咏马”。同时出现了多篇涉及杜甫咏马诗的论文,这些文章或将咏马诗纳入到咏物诗、题画诗的大框架中加以探讨,如陈友琴的《漫谈杜甫的题画诗》、宋廓的《论杜甫的咏物诗》、雷履平的《杜甫的咏物诗》、程千帆、张宏生的《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读杜甫咏物诗札记》;或将马之意象作为独立主题,予以专题探讨,如周裕锴的《一洗万古凡马空———谈杜甫的咏马诗》、陈志昂的《杜甫的咏马诗》等。一时间可谓硕果累累、新意迭出,但以“马”这一诗歌形象为专题详析其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而探讨杜甫人格的论著尚不多见。现有的研究成果也往往热衷于探讨咏马诗中的骏马意象,而对诗中出现的瘦马、病马意象类型缺乏应有的关注。因此,笔者针对杜甫咏马诗中出现的两大意象类型:骏马和病马、瘦马进行探讨,试图阐释杜甫的人格内涵及其咏马诗所达到的艺术境界。

一、骏马:英雄志士建功立业的自我期盼

咏马诗,顾名思义,即以马为主要表现对象而加

第7卷第1期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7,No.1 2009年2月 Journal of Sout hwe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Feb.2009

①收稿日期:2008205207

作者简介:蔡　亮(1980—),男,湖北钟祥人,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诗词学。

以描写、歌咏,归根结底属于咏物诗之列。然而中国传统咏物诗中的“物”几乎从未被诗人判定为单纯的客体形象,通过客体形象来表达主观之情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也是诗人创作过程中乐于采用且难以逾越的艺术思维定势。“……把要表达的意思寄托在所咏之物中表达出来,显得隐约曲折。这形成一种观念:咏物诗词一定要有寄托”[1],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咏物诗必定有所寓意,或借以抒怀,或起兴发端,我们总可以从诗人笔下之物感受到其主观之情。杜甫咏马诗就体现了这一特征:物态描绘与抒情言志相结合,不仅生动地描写骏马的形貌神采,还将身世之感、胸怀抱负融入其中。

“一种诗风的形成,固然是诗歌自身发展的结果,但也与外在因素的刺激作用密不可分。”[2]盛唐时代国力强盛,开元、天宝年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使唐王朝别具雄大的魄力和自信,整个社会弥漫着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面对着“一个开扩的时代,一个外向的时代”,“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时代,一个充满英雄主义的时代”[3],甚至连一贯对战争持厌恶态度的杜甫也不禁写道:“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业功,焉能守旧丘!”(《后出塞五首》其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作为对时代风习的回应,《房兵曹胡马》就完美体现了这一锐意进取的精神———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或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正值诗人漫游齐赵、裘马清狂之时。在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中,天马的形象呼之欲出,挟风雷之势而踏风疾驰,威武雄壮,神采飞扬。尤为可贵的是,面对“竹批双耳峻”、

“锋棱瘦骨成”的大宛宝马,诗人并不只是把笔墨集中于对其外表的描绘,而是重其形又取其神。张綖曰:“此四十字中,其种其相,其才其德,无所不备,而形容痛快,凡笔望一字不可得。”[4]18上半写马之状,下半赞马之才,可见杜甫笔下的天马虽气势不凡,但其最打动人的却是那种可与人相依随行、堪托生死的不俗品格与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作者先是被自然景象(马)所感动,对自然景象(马)的形式美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体验,同时把自己的道德情感渗入其中,在这一过

程中情感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性连接起来。所以,我们从《房兵曹胡马》中可以直接地领略到一种英雄对于驰骋疆场与志士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望。这里,用马的某一性质与人的某种德行相比拟,自然物的某种可贵的品质让诗人联想到人的某种可敬的德行,尔后,为了激发、培育某种道德情感,诗人到自然物中去寻求启示和依托。杜甫笔下的马之所以体现出既是咏马又是咏人就在于对“比德于物”手法的高超运用。

这种矫健骁勇的骏马形象在杜甫笔下不断出现。又如作于天宝八载(公元749年)的《高都护骢马》,其“比德于物”的倾向十分明显。

“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写这匹宝马的品格,具有人一般的情感。接着展示了马的来历、曾立功西域及马的性格,“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腕促蹄高如踣铁”四句写马的骨相才气,末四句写马的志愿。“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写时刻不忘立功沙场。尤其是“万里方看汗流血”,写得豪气干天,必须万里,方见汗流,写马之才力。“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则是代马说话:青丝络头,老死槽枥不是我的志愿,赴疆场建立功勋才是心中所愿。在这首诗里,诗人借马咏怀,青骢马被赋予了强烈的人格色彩,早已经脱离了一个单纯的客体形象,而升华为集合作者情感的“意象之物”。仇兆鳌引张綖语,曰:“凡诗人题咏,必胸次高超,下笔方能卓绝。此诗‘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如此状物,不唯格韵特高,亦见少陵人品”[4]88。

“杜甫素怀大志,自许甚高,对于国家、人民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一往无前、腾骧万里的骏马正好与诗人的远大抱负所契合。”[5]3452346又因为马的形体匀称雄壮、神骏健美,因而必然合乎杜甫的审美需要,杜甫具有“雄豪的性格、伟大的抱负、高尚的人品、阔大的胸怀,这些内在因素决定了他在审美情趣上倾向于壮美……杜甫思虑深刻,笔力雄强,这样的诗人不是不能描写细小、寻常的事物,但是真正让他驰骋才思、显露笔力的还是那些奇伟不凡的事物。换句话说,只有壮美才能与杜甫的才思笔力相称”[5]349。而马除了外在的匀称雄壮、神骏健美,还具备忠诚驯良的品性,在形与神两个层面上都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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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品格,早已被视为贤良志士的代指。因而杜甫喜马,且善于咏马便毫不奇怪了。

二、瘦马、病马:“民胞物与”情怀的自然流露

施补华尝云:“少陵马诗,首首不同,各有寄托,各出议论,各见精彩。”(《岘佣说诗》)这种说法基本上符合杜甫的创作现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杜诗中的瘦马与病马,这类畸马形象虽不多但意义尤为深刻。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春杜甫奔赴凤翔,受左拾遗。后因疏救房琯而触怒肃宗,经人援救方得以免罪,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其间诗人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变、君王的更替,亲身体验了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生活,感受到民生的苦难,更无时无刻不忍受这一种才不尽用、忧国忧民的焦虑。”[6]《瘦马行》即作于此时,诗歌以马的昔用今弃写自己宦途的浮沉,又以马的形容憔悴写自己的忧愁痛苦。“当时历块误一蹶,委弃非汝能周防”,正是说自己疏救房琯的本意是要匡助君王,没料到反而触怒了肃宗,以至见疏远被放,正如那被抛在郊外的瘦马一样,而“更试明年春草长”则又表达了作者仍希望济世有为的思想。

虽题为瘦马,但它绝非与骐骥相对立的驽骀,饶是被委弃,它也是“病乘黄”,曾“细看六印带官字,众道三军遗路旁”。从对瘦马憔悴外形的描绘到对马悲楚内心的揭示,惆怅压抑之情贯穿诗作,感伤马的遭遇,叹息良才的废弃。瘦马本具才能,却因病困而失其所,这无疑是值得同情的,联系杜甫此时的遭遇不难体会到其中深意。仇兆鳌注:“此叙瘦马悲楚之情。以内厩乘黄,而至远放不收,又叹其昔贵而今贱也。公疏救房琯,至于一跌不起,故曰历块误一蹶、非汝能周防。……身经废弃,欲展后效而不可得,故曰谁家愿终惠、更试春草长。寓意显然。”[4]473联系古来忠义之士遭逐、贤良之士受诬,心事不能自明,惟有借悯伤瘦马以抒悲楚之情,大抵这般。

从本质上说,前述各篇中的马始终体现着一种飞腾驰骋的气势,甚至《瘦马行》中的那匹瘦马,也出于天子之厩。“六印带官字”,其来历之不凡与胡马、御马一致无二,只是因为不可测的原因才命运多舛,

身世偃蹇。而作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病马》则是个特例。

病马是匹平平常常的马,除了“驯良”之外,似乎并无太多特出之质:毛色、骨相亦与众无殊。从诗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一种真挚、怜爱之情。“少尽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之所不为也。”(《说苑》)面对着曾经相互依靠、同舟共济的老伙伴,主人稍有恻隐之心便不会弃之而去,更遑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而“穷年忧黎元”的杜甫。申涵光曰:“杜公每遇废弃之物,便说得性情相关,如《病马》、

《除架》是也。”[4]622《病马》中突出的是一种忠诚的品行,也渗透了杜甫“民胞物与”的仁爱情怀。“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二句,乃不称力而称德之意,这种德是病马所具有而又深深打动杜甫的。“病马,见爱物之心。……或以伤心属马,非也。尽其力者由人,则见病伤心者亦当属人。或以意不浅指人,亦非也。惟马有恋人之意,故人对之而不胜感动。”[4]6212622可见,杜甫在此处表达的怜悯之情纯系抒泄心中的哀怜,这种哀怜直接指向病马本身,体现出作者的“民胞物与”情怀。

与《房兵曹胡马》、

《题壁上韦偃画马歌》等塑造的那些骏马不同,《病马》则取象于弱小、病态、衰微的物体,并寄予了更多的关注与同情和无限的哀伤与怜悯。诗人不再专注于描绘那些远不可及、卓尔不群的骏马,而把眼光移到身边的真实物态之上,从充满幻想而不甚真实的理想世界转而审视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存在。“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有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正是这种“民胞物与”的思想凸显了杜甫倾真情于“微物”的情怀,这种“因为仁民而爱物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诗人视物与民具有同等的品行,把物看做是自己的亲爱的朋友,是造化的一分子,因而,诗人在哀物怜物的咏叹中,流露出的却是爱民的情怀”[7]84。如果把《瘦马行》、

《病马》同《病柏》、

《病橘》、

《枯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种“物与”精神则更为明显:塑造的意象不论是马、柏、橘,都属于残损之物,或是“中路颜色坏”,或是“交横集斧斤”,或是“萧萧半死叶”,但它们并非生来就注定要沦落至此。可以说,杜甫的病物诗展示的是一种反常态情境下的非正常意象,这种情形本不应当发生,然而却又客观地存在,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无论它们是多么微不足道,但它们并非毫无价值,以病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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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被践踏、被遗弃、被伤害的此类形象并不能简单归结于对现实不平的揭露,对这类形象的怜悯也不应当简单地归结于对自身遭遇的自伤,即使这类诗歌有可能确实具备揭露时弊与以己观物的因素,但这种试图将自然界与现实世界机械对应的模式不可避免地消磨了杜甫诗歌应有的丰富性。在这一部分作品中,“充分表现出他对(弱势的)人和(脆弱的)物的关爱、宽容和同情”[8]。对平凡事物的珍爱、对弱者的同情是如此浓郁,这正是杜甫爱心所至与小生灵心息相通的表现。

把物(马)“看做自己的朋友,……那些小动物更是一些与诗人心息相通的充满灵性之物”[7]85,但这种“物我同一”强调的是情感上相互交流的状态。这一自然流露的哀悯之情“正由于杜甫的仁爱精神具有推己及人的性质,所以当他目睹天下苍生(乃至天地间一切生命)遭受荼毒时就如自身或自己的亲人在受苦受难一样,为之忧愁、焦虑、哀伤、愤怒。广博的仁爱精神使诗人自觉地承担起人间的一切苦难,并把解救苍生视为自己的使命”[5]288。这种忧伤、哀婉、沉痛、震惊,之所以会如此强烈地震撼读者,根源就在于植根于杜甫心灵深处的同情与恻隐之心,就在于杜甫倾注于作品之中的“物与”之情。

三、骨重神寒:马之内质与外美的融汇

作为艺术作品,仅仅满足于外在形态的相似并不是最高境界。杜甫非常熟悉马,了解它们的外表、性格、毛色、骨相,其笔下的骏马显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的胡马(《房兵曹胡马》),“腕促蹄高如踣铁”、

“五花散作云满身”的骢马(《高都护骢马行》),“骖驔飘赤汗,跼蹐顾长楸”的玉腕骝(《玉腕骝》),“毛为绿缥两耳黄,眼有紫焰双瞳方”的骠骑(《天育骠骑歌》)……这些诗歌中的骏马充满力量、瘦硬遒劲、骨力刚健。但他对马的描绘却不止于外形,而是倾全部身心于诗歌创作,融主观感情于诗歌意象,最终实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塑造出了那些形神兼备的骏马形象。

“杜甫无论是就写意图而咏,还是为工笔画而题,都不是机械地摄取画面上的景物和人物,而是对画面有所选择、有所详略的艺术创造”[9]。

“韦侯别我有所适,知我怜君画无敌。戏拈秃笔

扫骅骝,欻见骐驎出东壁。一匹龁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题壁上韦偃画马歌》)

这首诗并没有对马的外表作过多的描绘,“骅骝”、

“骐驎”二词便已使人遥想两马之神骏,“一匹龁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则使画面由静而动,充满动感,重点落在“与人同生亦同死”上,“公爱其神骏,而欲得此以同生死,其所感于身世者深矣”。这马体现出一种以身报国的志向,显然喻指报国志士,体现出忧国之思。

杨慎云:“马之为物最神骏,故古之诗人画工,皆借之以寄其情。”[4]1152这就要求作者必须具有以精妙的语言再现画面形象的能力,而杜甫在这方面所体现的高深造诣可谓有目共睹。

作于广德二年的《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对马的刻画尤为详尽、生动。“此皆骑战一敌万,缟素漠漠开风沙”,二马虽然只是画中之物,然展轴之际,犹如奔驰在莽莽风沙之中,与“欻见骐驎出东壁”一句异而同妙:后写七骏,“迥若寒空动烟雪,霜蹄蹴踏长楸间”,这样一类激情式的抒写中,马的内在精神气质显露无遗,“顾视清高气深稳”所流露的气度与神韵又岂是单凭拟形绘状所能及?

就此诗来说,杜甫既是描绘画中之马,又不可避免地透过卷轴感慨时运,昔日“翠华拂天”,如今却“龙媒尽散”。于是,我们不难发现诗人对昔日盛况的缅怀,对当下乱世的感慨,对曹霸无人赏识的同情,对自身怀才而不见遇的失落。写马的同时也在写人,写人的时候也在写己。在这种心物交接之际,马就成为内情与外象融合的审美体现。

钱泳云:“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履园诗话》)一般说来,咏物诗要“体物工细”,即对歌咏之物要作形象化的描写;另一方面要遗貌取神,去形写质。这就是说咏物诗既要切合于物,又不能为物所囿;既要体物精微,又要命意高远。可以说杜甫的咏马诗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度,骏马雄健的外表与神骏的内质兼具,也借咏马来写人,带有浓烈的主观情感,物我两融,形神兼备。这种形神之辨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则体现为以“骨相”来传神写照。

曹霸画马之所以能达到“一扫万古凡马空”的艺术境界,并不在于对马的外形做穷形极相的描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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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善于捕捉马之神韵,正所谓“将军善画盖有神”,为了突出内在的风骨、气韵的重要,杜甫指出:“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意谓韩干只重表现外在皮毛,不重揭示内在风骨,“至韩之画肉,非失于肥,盖取姿媚以悦人者,于马非不婉肖,而骨非千里,则‘骅骝丧气’矣”[10]。偏于外在的描绘显然是以丧失精神内涵为代价的,因而虽然“亦能画马穷殊相”,却难以达到形神兼备、妙合无垠的境界,自然也就难以打动人。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不同的艺术理念的表现,杜甫对韩干的批评虽未必无可指摘,但却明确地反映了杜甫个人的审美趣向:追求神韵。他的作品也确实表现出他在创作过程中对这一原则的自觉遵从。反观杜甫的咏马诗作无不体现出神形兼备这一特色。从根本上说杜甫咏马就是在咏人,或美,或讥,或悲,或惜,无不饱蘸情感;或是“托物言志”,或是“托画寄意”,大多因马见人,物我两融。

“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11]马在杜甫笔下,始终以一种象征的意义存在着,代表着一种完美的理想人格。杜甫咏马重骨,实则将马拟人化,是从品鉴人物上着眼的。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始终是失志之士对世俗轻薄势利的慨叹。总之,杜甫的咏马诗代表了唐代咏物诗的最高水平,马的形象不断出现于杜甫诗歌之中,出现在杜甫人生的各个阶段。杜甫的咏马诗既有壮辞,也有悲歌,诗人以其如椽巨笔,托物言志,借马抒怀,构建了一个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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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　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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