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侠客的政治依附性与理想文学形象

（侠文化论文）谈侠客的政治依附性与理想文学形象

侠客有其政治依附性，又有文人、百姓寄予美好愿望而形成的理想形象。不管是历史上还是文学上，从“侠”出现开始，其政治依附性与理想形象就处于既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中。那么在从古到今的侠文化与侠文学当中，这两点有着怎样的关系形态，体现出怎样的不同的侠客形象呢？

“侠”之起源：先秦两汉之侠

韩非子在《五蠢》中首先写下“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于是，在文学作品中首次有了“侠”的概念，并从“以武犯禁”“上之所养”这两方面给“侠”下了定义，使“侠”有了法规破坏者的形象，揭示了侠客在当时是依附于政治势力的事实，尽管在后来的有些文学中这点被淡化了。最典型的例子是，战国四公子等被承认为“卿相之侠”的人，就是既有自己的理念、品德，接济前来投靠者，又最终为政治所服务。

后来在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当中，侠客有了更明确、理想化的崇高形象：“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然而剧孟曾依附于周亚夫，郭解曾依附于大将卫青，大侠与权贵之间“结成双向的互利关系”。此时的侠还停留于史书实录的阶段。而后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侠，则是有高强武功甚至神怪之力的异人、武侠，往往出于公心、大是大非而替天行道，而政治依附性则被大大弱化了。

唐传奇之侠

唐传奇文学开始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萌芽阶段走向成熟，篇幅加长，描绘具体，叙述婉转，人世百态尽显。其中的侠虽然不一定有“武“的成分，但个性鲜明，形象生动，或“为王前驱”，或报主人之恩，或报知己之恩，不再是纯粹出于公心、理念、大是大非而行侠。这些侠客虽与政治有关，但最后总是归隐江湖，保留独立自由、笑傲江湖的形象。这里主要讲《虬髯客传》《聂隐娘》两篇。

《虬髯客传》讲隋末之时，李靖与有“龙虎之气”，有争夺天下野心的虬髯相遇，进而遇到有王者气象的李世民，虬髯明白到李世民才是真命天子，于是倾其家产赠予李靖，让他辅佐李世民夺取天下。这篇传奇目的非常明显：宣扬李家天下的天授地位不可撼动。而虬髯的侠客形象在于其豪迈不凡，英雄气质，辅助君王后飘然离去。

《聂隐娘》讲的是魏博大将聂锋之女聂隐娘10岁被女尼偷去山中学艺，归来后为报陈许节度使刘昌裔的知遇之恩，帮助其退却前来暗杀的杀手精精儿、空空儿。后来刘昌裔入觐﹐聂隐娘告别而去。刘死后﹐聂隐娘又到刘墓前恸哭。当中，聂隐娘有了高深的武术，能白日刺人，而人不能见，行事也有不拘于世俗的侠女风范，是后世女侠的范本。但她纯粹为报恩而行事，致使其政治工具的作用明显。

从以上两个唐传奇来看，作者不是有政治目的的创作，就是创作受当时政治时局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创作使小说本身有了想象与现实的交叉点，读来更引人入胜，更能使人代入情感，也使得侠客的人情味更浓，行侠更具有说服力。

《水浒传》——长篇侠义小说中侠客依附清官的开始

《水浒传》前面的回合结构比较松散，描述的晁盖、宋江、武松等侠客形象有先秦两汉的侠客遗风：或仗义疏财，结客交游，或为民除害，扶危助困，或独立不

羁······到了群雄聚义梁山泊后，开始走上依附清官的道路，虽然这之后梁山群雄成了政府手下的工具，潇洒独立、放荡不羁的英雄形象也渐受限制，然而故事情节也开始连贯，故事结构更加紧凑，同时还能制造出群雄之间的冲突，反映出不同人的不同性格及其必然遭遇，大大增加了可阅读性与文学深度。以宋江为例，他首先因仗义疏财而受到江湖人景仰，却也因为这样，以阎惜娇事件为契机上了梁山。这之后，读书人及官宦出身的宋江体现出了非同一般草莽英雄的办事能力，同时结识了武松等重要人物，将他们带上梁山，声威日盛，已经表现出“大哥”的气象。晁盖之死使他顺理成章坐上第一把椅，得以尽情以自己的理念来带领这个帮派。坚守忠君思想，相信除掉朝中小人就能救世的宋江最终还是选择了依附于宿太尉，归顺朝廷，并最终服下毒酒而死。

虽然依附清官似乎是侠客的末路，也不是最理想的侠客形象，但从历史上讲，理想的侠客形象中，其放荡不羁是来源于最初的“侠”为了目的不惜“以武犯禁”这一点，最初的“侠”本来就有其政治依附性；从文学上讲，小说篇幅加长、文学性加深，必然要求有明确主线带动故事发展。个人认为，在《水浒》后半段中，这条主线表现为宋江的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形成故事主线。当然，因为依附于宿太尉的确使得故事整体性更强了，这或许就是后来公案小说群侠依附于一个清官的模式的开创。

侠义公案小说之侠

明清时期，因为侠义小说叙述模式的成熟、定型，对市井通俗文化的大量需求，忠君报国思想仍为主流等原因，侠义小说走向全盛时期，产生了以《三侠五义》《施公案》《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等为代表的侠义公案小说。这些小说大部分以一个清官断案为主线，表现清官旗下群侠的侠义神勇事迹——“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总领一切豪俊”。

最典型如南侠展昭，“彼虽在庙堂，心存江湖，旷达如初。数年间，收五鼠，定君山，平襄阳，殚精竭智，无往不胜。”世人对于展昭的评价大约有三点：“一言其殿前献艺之时奴颜媚骨；二言其行事之时颇有大将之风；三言其人谦和稳重，乃温润君子，比之锦毛鼠之辈则少见愚钝。”可以见得，这时的侠义小说对于人物描写已经相当细致，也有一定篇幅去表现人物，同时人们对于侠客，即使是如展昭这般的侠客的归顺行为难免有所异议。这大概就是明清公案小说的侠客的政治依附形式及其大致形象了吧。至于黄天霸之流，已经彻底功利化，走到侠义精神的反面。

侠客依附清官的叙述模式正式成型，的确使小说内容整体性更强，内容更丰富，但同时小说里的侠客之功利性、政治性也达到新的高度，自由放荡的形象、纯粹为了公理而行侠仗义、扶危助困的精神也被压缩到了最小程度。这种模式的小说到此以难以为继，后世的武侠小说需要注入新的精神、思想，换新的叙述模式才能放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