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课程的考试答案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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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选 ( 共 6 小题，总分: 40 分)

1. 从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为（）

A.1.64%

B.2.64%

C.3.64%

D.4.64%

2. 1990年，马来西亚的投资率达到多少？

A.12.4%

B.22.4%

C.32.4%

D.42.4%

3.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2001年-2007年，我国外贸的年均增长率为（）

A.11.6%

B.21.6%

C.31.6%

D.41.6%

4. 2007年，马来西亚的工业占GDP的比重达到（）

A.37.4%

B.47.4%

C.57.4%

D.67.4%

5. 2008年，韩国的预期寿命为多少岁？

A.59.8岁

B.69.8岁

C.79.8岁

D.89.8岁

6. 1960年，韩国的预期寿命为多少岁？

A.54.2岁

B.64.2岁

C.74.2岁

D.84.2岁

二、多选 ( 共 3 小题，总分: 20 分)

1. 下列各项表述中正确的有哪些？

A.200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42.9%。

B.200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32.9%。

C.2001年，我国GDP增长率是8.3%。

D.2001年，我国GDP增长率是6.3%。

2. 下列各项表述中正确的有哪些？

A.人口抚养比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

B.中国过去参与国际竞争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和劳动力

的低成本优势。

C.本世纪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上世纪90年代比是下降的。

D.本世纪以来，我国结构性的改革似乎都是某个领域的修修补补，不是系统地调整，所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会有影响。

3.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二战以后，下列哪些国家和地区是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A.日本

B.韩国

C.新加坡

D.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三、判断 ( 共 6 小题，总分: 40 分)

1. 据瑞士信贷银行计算，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会占全球的14.1%。

正确

错误

2. 2009年，我国储蓄率是51.4%，过去三十年，平均每年上升0.44个百分点。

正确

错误

3. 王一鸣教授指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偏高。

正确

错误

4. 一般来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起伏很大，即便有几年增长率很高，也会迅速缩水。

正确

错误

5. 王一鸣教授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很高，这是因为被抚养的少儿（人口）比重很大。

正确

错误

6. 王一鸣教授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

正确

错误

中产阶层培育、发展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作用

【摘要】中国在经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后，正面临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严峻挑战，即面临所谓的世界难题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层的培育与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维视角，论证了培育中产阶层确实非常有必要，而美国、日本、韩国及拉美国家的相关经验教训为此提供了国际证据。 【关键词】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战略三维视角。 一、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二战以后，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实现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跨越后，一直无法突破10000 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种现象被世界银行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从中等收入行列跨入了高收入行列。其中，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仅有日本和韩国，完成这个跨越，日本花了大约 12 年时间，韩国仅用了 8年时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其经济发展起步甚至比韩国更早，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回顾近 3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从贫困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是十分成功的。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0 年底，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4260 美元，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与风险凸显的阶段，将面临诸多的挑战。林岗等（2011）认为，该阶段存在九大挑战：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科技创新难度增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体制改革更加复杂。与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但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不断增多。孔泾源（2011）指出，目前，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日益凸显：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失速风险增大；金融深化不足，风险过于集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公共服务总体不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发展严重不均；对低成本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惯性依赖，经济结构调整难度越来越大。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战略性难题。 二、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世界银行指出，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直接原因是：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有效提升价值链和以知识创新、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制约；对外贸易不平衡；存在金融系统风险。中国学者高世辑、卓贤（2011）、林岗（2011）、陈湘源（2011）、孔泾源（2011）、刘伟（2010）等学者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在以下问题：发展战略错误（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宏观经济不稳定（包括金融体系脆弱，过度依赖外资）、要素升级迟缓（包括科技创新不足，劳动力素质提高不快）、收入分配不公（包括贫富分化加大，基尼系数过高）、制度创新滞后（包括腐败丛生，政府效率低下）等。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观点评述。 部分学者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战略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转变发展方式（刘伟，2011），第二种观点是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高世辑、卓贤，2011），第三种观点是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马晓河，2011）。 （一）转变发展方式观点。转变发展方式与其说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与一定时期经济社会条件相匹配的，体现出阶段式特征。以中国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导刊 11 2011 / 04碰 撞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被突破，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自身机制及体制矛盾难以克服，不能成功过渡使发展陷于停滞，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出席停滞或回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的 表现特征与表现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有：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停滞或增长回落、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社会冲突加剧、腐败问题突出、民主乱象、金融体系脆弱等。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首先是，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如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 【关键词】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逾越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 |刘 波 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 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得较为突出。 第三，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与此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上世纪的日本社会曾经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第四，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我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第五，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 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行政垄断，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我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我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 陷阱”的诱因 目前，我国人均GDP 接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区域，我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长期以来 “加快增长”的目标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 “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粗放增长、过度投资驱动”的模式，造成了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许多问题，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严峻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可能为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首先，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要素的成本增长，投入边际报酬逐年降低，如沿海地带劳动力成本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受压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变弱。另外，我国出现所谓“超 常城市化”现象，城镇化加速时期带来了交

应对 “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摘要：从国际社会的发展来看，很多国家在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必须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本文首先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及中等收入的界定标准；之后以韩国和巴西为例，分析了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最后结合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论述，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验教训；策略；十九大 1 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时代规划。他指出，既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就必须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对大众来说并不陌生，之前笔者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接触过这一说法，近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这门课上，较为全面的了解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概念和深刻含义，课下也查阅了一些资料，现将自己的一些收获简述如下。 2“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及界定 2.1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2007年发表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的[1]。《报告》指出，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工资上涨而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竞争，又因创新能力不足无法与处于技术前沿的高收入国家竞争，丧失了比较优势，加之又面临着城市拥堵、收入不平等、腐败等问题，难以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2.2 中等收入的界定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是对中等收入的准确界定。确定中等收入概念，对于分析该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判定“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绝对收入标准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国民收入（GNI）分

如何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概念解释及相关时代背景】 (1)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2)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4)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观点】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的需要，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外源式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资源消耗性经济发展， (2)【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转向内生性经济发展、协调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的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 【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隐患、问题的成因】

(1)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收获“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之后，如果不能尽快积累形成内生增长能力，亦即资本积累形成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制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就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一个侧面。 (2)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的是社会风险，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同的是经济风险，比如，经济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退化，面临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经济增长的内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3)拉美国家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为他们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量不是内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进大量外资与外部技术、依托外部市场等途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正因为是外生的驱动力量，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会不断加剧，以至于继续努力创造的积极性下降。 【外国的经验】 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过“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是它们提前解决了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成功跨过了“陷阱”。 (1)英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为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税前收入政策和财产性再分配政策等措施，大大降低了人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2)日本在中等收入阶段，非常注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首先，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韩国也是如此：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实行了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政策 (3)与发达国家相反，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忽视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分析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案例分析 Document serial number【NL89WT-NY98YT-NC8CB-NNUUT-NUT108】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 （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 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

_中等收入陷阱_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

2010年经济：可以预期的 上述已知的，对于2010年经济走势意味着什么?分析其涵义或曰后续进程及其效应，当是预期2010年经济的出发点。在笔者看来，上述已知约束条件至少有三个层次的涵义： 其一，2010年经济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实体刺激政策的成本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如此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不说其隐含成本，单是显性成本就很大，最大的显性成本在于耗费的财力巨大。许多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已将未来若干年的财政预期收入搭了进去。 其二，2010年各国宏观政策的最大话题，将是干预政策的“撤出”问题。撤出政策实施的好坏尤其是全球大国的协调性，将左右世界经济未来走势。 其三，2010年中国经济走势，也将与政府刺激政策的撤出效应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经济此前的政策带有“非沉疴下了猛药”的特征，撤出政策的负效应当更大。同样，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宏观政策的政策撤出当更为紧迫，早点撤出比晚点撤出成本要小。这方面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岁末年初的经济增速已经达到超高速水平，通涨预期正在“变现”。 经济政策：须直面刺激政策“后遗症” 如果将2009年的大力度干预政策比作一剂“猛药”的话，那么它所引出的隐含成本，就犹如猛药“后遗症”了。笔者以为，这种猛药“后遗症”，当是未来一两年乃至数年内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一组重要约束条件。客观地来分析，在所有刺激政策“后遗症”中，最为突出，同时构成2010年政策选择重要约束条件者，大约可归入三个大的层面： 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通货膨胀威胁的提前到来。无论按照经济学常识判断，还是就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状态来看，都不难得出结论：大力度刺激政策促成的经济增速提升，多半属于数量型的，而非效率型的。 产业层次，表现为两个过度依赖的强化。一个是对那些原本调整压缩产业的过度依赖的强化。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钢铁业了。2006年起各方就一致认为中国钢铁产能已经过剩，2008年10月之前原本属于宏观政策打压的行业，然而随着年底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在2009年再次得以扩张。另一个是对房地产等“泡沫易生型”产业的过度依赖。房地产也曾是2008年10月份之前宏观调控政策针对的主要行业，调控的主要目标曾定义位于抑制过高的房价，防止泡沫发生。然而，随着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这个目标不仅未能兑现，反而发生了新一轮的涨价潮。 在对外贸易上，是对出口退税等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症。2009年，在全球市场极其疲软的环境下，中国外贸之所以能稳住阵脚，降幅远小于全球几个贸易大国，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发挥了作用。在国家商务部那里，这种政策目标被明确地定位于“保市场、保份额”。为此，所使用的最为频繁的政策工具，则要首推提高出口退税了。不容置疑，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及涵盖商品种类的增加，对于遏制2009年外贸下滑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必须看到此种政策的负面效应，除了贸易福利流失而外，出口退税还导致了一个恶性的路径依赖。由此形成如下“怪圈”：出口退税→贸易增长→国外反倾销反补贴→出口退税。这样的政策显然是难以持续的。 上述“猛药后遗症”或曰刺激政策的隐含成本，无疑将是未来一年乃至若干年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约束条件。 （汤摘自《浙江经济》2010年第5期赵伟/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民日报：中国预计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 2016年06月12日06:14来源：人民日报作者：郑秉文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综合来看，再用六七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问题的关键是，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必须着眼长远，在现阶段就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重塑增长动力源[-2.48%资金研报]，使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动力，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经济长期趋势如何？在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前后如何保持强劲增长动力？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及其发展经验 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二战以后，先后又有一些经济体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首先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几个小型经济体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纷纷进入高收入阶段。然后是中东欧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南美大陆的“优等生”，进入本世纪以来先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是南美一些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智利和乌拉圭在这一年成功跨越二战后南美国家集体陷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率先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国家。 先后发展起来的这些经济体，它们保持较高发展水平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条件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经验各有千秋，总的来说可归纳出三条主要经验：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创新活力的激发使这些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发展巅峰；虽然后来经历了经济波动和危机，但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第二，坚持对外开放。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搭上世界经济

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与策略

中等收入与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的内涵 所谓中等收入，一方面，它既可以根据GDP或GNI的相关指标来说明，另一方面，亦可以依据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明。 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一统计指标，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大致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最新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收入国家104个，低收入国家31个。以收入水平这一分配指标作为依据，可以判断哪些收入者可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因子。按照收入的标准，学者划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口径大致有四个:人均年收入1万一10万元和户均金融资产3万一10万元的群体;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 5万一3. 5万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万一7万元为基准;家庭财产达到45万元;年收入在1万一5万美元之间的核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对“中等收入者”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能够获得广泛接受的界定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其内涵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国际上因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等原因，从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指的是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亚洲的伊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有些则在较长时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自拔，或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有些则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又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与区别“收入分配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别以及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比重的差别。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从而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按照基尼系数，系数越低表明收入分配越合理，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合理。国际上通常把0. 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己接近0. 5，超过了国值得说明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不是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途径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风险——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社会风险—— 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正视风险—— 我国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难度更大。“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那么，该怎样看待我国面临的相关风险？ 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对的难关。 但是，也应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 与拉美等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从居民收入看，虽然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各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值普遍增加。 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工业的产业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

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人们对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在GDP拜物教迷雾笼罩下，那些把发展等同于发财的人们，忽视了生产方式变革前后增长基数和内涵的差别，很容易产生这种观念误区。其实，能够推动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冲上一个新台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变迁、技术革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集聚能量。任何国家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不是什么陷阱，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 现代化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人们如果发现被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开始危及生存，政府“维稳”成本不堪重负，送礼性出口已经成为拐杖，用脚投票的移民潮愈演愈烈，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早就陷入了现代化陷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病根在原始积累起步阶段就存在了，不是什么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来就在现代化陷阱之中，不过是现在脚下的水更深了，可以摸得着的石头越来越少了而已。 所谓现代化陷阱，就是对生产方式转化存而不论，把增长当作发展，以破坏自然环境和摧残劳动力为代价，开展现代化的达标运动。设计这个陷阱的人们，有意回避时代的性质，更不讲所谓现代化要把什么化成什么，用人均占有量指标体系的招魂幡，把发展中国家引入了八卦阵。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无一幸免陷入了这种对外送礼性出口、对内超经济剥削，用少数人的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让少数低素质的人在短期内暴富的现代化陷阱。这些国家经济总量或平均占有量短期内的高速增长，掩盖不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片面依赖国际市场甚至成为不挂牌的经济殖民地，难以避免发生社会动乱，不断延长原始积累的阵痛。 收入水平的高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国家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周期都可以划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只不过不同国家中等收入阶段长短有所不同。没有特殊机缘，一个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阶段性的收入增长缓慢状态。这就像“五十肩”一样，人在50岁左右大多都会患肩周炎，治或不治都迟早会痊愈。而人们所描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成因与发展阶段、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恰恰都是现代化陷阱的症状。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收入陷阱，只有道路陷阱。走错了路，不能怪坐骑，是人们的脑袋有问题，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措施不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本国的国情，如不改弦更张，只会愈陷愈深。把现代化陷阱误诊为中等收入陷阱，必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社会庸医常常把分配不公的结构性问题当作收入水平的总量问题，把民权问题当作民生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只能是止痛片、麻醉剂之类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中等收入阶段是必然还是偶然 一个国家砸碎了封建主义的枷锁，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各种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迅速提高，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都会以过去时代不可想象的速度剧烈地增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正是如此，人们的月收入从几十元上升到几千元，总共用了不到30年。其实，认真分析这种速度的成因，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原来的基数太低，翻着番的速度前进所达到的收入水平，还不到世界平均的1/2，如果扣除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人们就高兴不起来了。现在收入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但是增长的质量和绝对额与前一个阶段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应该懂得，在原始积累完成之后，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也就历史性地结束了，经济社会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主要不是靠解放旧制度压抑的潜能，而是靠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创新，经济增长逐步从外延型扩大再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分析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

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主义刚刚兴起。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实行了“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提出改造工业结构，扩大产业基础；发展综合化学、造船和机械工业，引进最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推动了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由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中上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发展被称为“汉江奇迹”。

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80分参考答案

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80分参考答案 一、单选 ( 共 6 小题，总分: 40 分) 1. 从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为（） A.1.64% B.2.64% C.3.64% D.4.64% 2. 王一鸣教授指出，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 A.46.6% B.47.6% C.48.7% D.49.7% 3. 2008年，韩国的预期寿命为多少岁？ A.59.8岁 B.69.8岁 C.79.8岁 D.89.8岁 4. 1995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多少？ A.8469美元 B.9469美元 C.11469美元

D.21469美元 5.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2001年-2007年，我国外贸的年均增长率为（） A.11.6% B.21.6% C.31.6% D.41.6% 6. 1960年，韩国的预期寿命为多少岁？ A.54.2岁 B.64.2岁 C.74.2岁 D.84.2岁 二、多选 ( 共 3 小题，总分: 20 分) 1.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二战以后，下列哪些国家和地区是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A.日本 B.韩国 C.新加坡 D.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2.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面临下列哪些挑战？ A.高储蓄率正在发生调整 B.劳动力成本上升 C.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降、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D.外部需求的增速放缓、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 3. 下列各项表述中正确的有哪些？

A.2003年，马来西亚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69%。 B.2003年，阿根廷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41%。 C.2003年，马来西亚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41%。 D.2003年，阿根廷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69%。 三、判断 ( 共 6 小题，总分: 40 分) 1. 王一鸣教授指出，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部需求明显收缩。 正确 错误 2. 据瑞士信贷银行计算，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会占全球的14.1%。 正确 错误 3. 王一鸣教授指出，我国由外需转向内需，不能理解为简单降低进出口的规模，或者简单去压缩投资规模，而是应进行系统性的调整。 正确 错误 4. 王一鸣教授认为，本世纪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上世纪90年代比是上升的。 正确 错误 5. 王一鸣教授指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偏高。 正确 错误 6. 王一鸣教授指出，目前，中国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正确

半月谈2020年第21期评论：创新是跨越“陷阱”的原动力

半月谈2020年第21期评论：创新是跨越“陷阱”的 原动力 “十三五”，一幅更为壮阔的发展蓝图承载着我们特别厚重的期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步迈向世界发达国家 行列。 目标宏伟，挑战巨大。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 平后，因为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内生动力不足， 社会矛盾凸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这就是国际上通常认定的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直面这个“陷阱”。 放眼世界，贸易规则在升级，经济格局在重构，技术革命在兴起。聚焦中国，经济增长在下行，产业结构在变革，发展动力在转换。何 以解忧?惟有创新。 创新是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也是跨越陷阱的原动力。怎样去进一 步唱响这主旋律，增强这原动力? 培育企业家精神，它是创新的文化引领。 这是一个投资者意识普遍觉醒而又分外浮躁的时期，也是一个企 业家精神特别宝贵而又持续流失的年代。发展转型的历史重任在拷问 中国的每一个企业家—— 我们是自甘于先进的跟风模仿，还是砥砺着自主的创新锋芒?诚然，在企业发展的起步时期，在市场成长的初级阶段，“山寨”版现象很 难避免，学习型模仿也不失为一条捷径。但是，当中国制造向着中国 创造挺进之际，模仿之路势必越走越窄。真正的企业家，将会从创新 和探索的风险中握有发展的成功机遇，在激情和胆略的投入中收获市 场的慷慨馈赠。我们是热衷于企业的规模扩张，还是追求着产品的独 一无二?中国的企业家，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排行榜情结，一当与政 府官员的GDP崇拜链接，就会产生追求低成本平面扩张的强烈冲动。

结果呢?风光很可能就是浮云。谁能够在市场凛冽的寒冬中屹然挺立，在金融危机的压抑中笑傲江湖?必定是那些拥有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占领行业的技术制高点的坚守者。他们有甘于寂寞的定力，有百折不回的韧性，有把品质做到极致的专业伦理。就像德国的那些企业，一个个以“质量过剩”为荣，虽然大多隐姓埋名，却也赫然是单打冠军。我们是沉湎于个人的财富积累，还是崇尚着社会的价值创造?追求利润是企业的本性。但是，往前多走半步就会误入歧途。那些热衷于舍本逐末逃离实业赚取快钱投机套利的企业，行走的终非大道。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有更为高远的视野和境界。为社会增添光彩，让生活更加美好，这将使企业研制的每一款产品、发展的每一步创新，都沉淀下更为厚重的文明进步的价值。 建设包容性制度，它是创新的力量泉源。 包容性制度倡扬的是发展自由。我们常常自得的政府主导业已显现压抑企业创新主体的种种弊端，我们早已娴熟的行政干预也极易带来扭曲市场机制的诸多隐患，更不必讳言其为权贵资本的滋生留下更多机会。还是要坚定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大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正是当下政府改革的核心内容。精简行政审批事项，推动权力清单制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型，已是响鼓重槌。当然，要一朝破除既得利益的藩篱，还显得分外艰难。包容性制度保障的是公平竞争。好的企业并不依赖政府给钱、给优惠政策，而是要求一碗水端平，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打破垄断格局，放宽市场准入，维护竞争秩序，规范产业政策，拆除贸易壁垒，保护知识产权，保障税负公平，让所有的竞争主体在法治化的同一个轨道上运行，这是企业家的热望，也是企业家的诘问。包容性制度指向的是共享经济。共享则理应是合作的，开放的，多赢的，这正是现代社会的创新理念、创新方式和创新路径。今天的企业，在向中高端的转型升级中，尤其注重企业间的联合突围、价值链的整体提升和众筹型的战略投资。今天的政府，也尤其注重在与市场的分工互动中，为企业构筑创新的生态系统、开放的网络体系和公共的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