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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一八事变”之前前后后

一“九·一八事变”之前前后后

(一)日本之侵略准备

(二)日军早期侵略东北之概况

(三)日本以东北地区作为侵华反苏基地

(四)关东军之成立及其侵略活动

1.参与阻止北伐与制造皇姑屯事件

2.利用中东路事件,搜集中、苏军事情报

3.“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之形成经过

4.中村震太郎等之军事侦察

(五)我国当时之军事、政治形势

(六)东北军之战斗序列

(七)关东军与“九·一八事变”

1.关东军之兵力与部署

2.关东军司令官等人的侵略构想

3.事变前关东军之准备

4.东北军兵力与部署

5.事变之爆发

(八)朝鲜军及飞行部队之增援

(九)我国民众之抗日怒潮及国联之态度

(十)“九·一八事变”后,苏联、美国、英国在远东对日本之战备措施

(十一)追究失地之责,蒋介石被迫下野

(十二)日本天皇对关东军之敕语

(1931年9月)

进入十九世纪的后半叶,欧美列强继续向东方进行大规模侵略。

此时的法国占领了非洲东部的马达加斯加岛、亚洲的越南和我国的澎湖列岛,并攻进了台湾、福州地区,强行租借了广州湾;德国则占领了马绍尔、加罗林、马利亚纳、俾斯麦群岛和新几内亚,还强行租借了我国的青岛;帝俄此时则占领了我国新疆的西部地区,将其势力伸入朝鲜与我国的东北,强行租借了大连、旅顺,并依托这一陆上、海上基地,与日本及在远东的英国势力进行直接对抗;占领了所罗门群岛并在阿富汗与俄国进行抗衡的英国,突然于1885年5月,占领了朝鲜南部的巨文岛,企图扼制、监视俄国的海参崴舰队由朝鲜海峡、对马海峡进入黄海,并强行租借了我国的威海卫作为军港,以便与在辽东的俄国军事力量对峙;美、西战争后,美国则占据了原属西班牙之关岛和菲律宾。

(一)日本之侵略准备

处于东方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家开始统一,行政效率逐步提高,并且注意引进西方之科学文化,以增进国民之知识,同时培养日本民族固有之奋发、进取精神(以后称此为明治精神),不断充实国力。当它环视亚洲各国,特别是当它注意到我国的贫困、落后及满清政府昏庸无能、军阀混战等情况后,便积极从各方面搜集情报、扩充军备,以图乘机侵略我国。

1874年4月4日,日本借口琉球渔民54人被台湾人杀害的事件(1871年

12月18日),派其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部队3000余人乘军舰“日进”、“孟春”、“云扬”号攻占台湾,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抢劫。满清政府对日本这一侵略行径居然无能为力,这批敌军直至年底才退回日本。日军通过这次试探性的作战,实地了解了我国的国防概况,助长了他们继续对我国进行侵略的野心。

1875年9月20日,羽毛渐丰的日本,无所顾忌地下令“云扬”号铁甲舰闯入与我国友好的朝鲜,在其西海岸的江华湾内测量水道,结果与朝鲜的海防部队发生炮战,随后日军在江华岛以南的永宗岛登陆,烧毁了岛上的村镇。这次事件,朝鲜部队牺牲了30余人,一部火炮被敌夺走。

日本为了培植一支得力的外征部队,在军事建设中,首先是在军队里灌输侵略思想,同时大量生产对外战争所需要的现代化陆、海军装备。

在培植侵略意识方面,首先是提高军人的政治地位,增强其优越感,极力提倡“武士道”精神,称其部队为“皇军”、其统帅是天皇;提出国家之安危、荣辱,均系之于皇军一身;皇军是国民之精华,帝国之忠良,国民精神之代表;英勇战死之皇军,其遗骨均供入神社,受天皇及国民之参拜,其遗族受国家之抚恤,受社会之尊重;服过兵役获得过国家授予的军衔是终身荣誉。1878年8月,日本首任陆军卿山县有朋,在所制订的“军人训诫”中,特别要求军人必须忠实、勇敢、服从,称这是军人武德的集中表现;并称良兵即是良民,军队是国民优良品性的养成所。1883年1月4日,明治天皇睦仁,向陆海军军人赐与敕谕时,称军人是其所赖之股肱,并在忠节、礼仪、武勇、信义、素质这五个方面,作了具体之晓谕。以上这些培植日本军人侵略意识和为其树立精神支柱的做法,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一直没有改变。

在武器生产方面,日本的新式枪、炮、军舰等,原来均购自国外,其陆军之武器主要购自德、法等国,而军舰则主要购自英国。明治维新初期,开始设厂仿造,然后自行设计和生产。1872年大阪的炮兵工厂开始仿制法式山炮,1873年则又仿制法式野炮,1880年已按村田经芳中佐参照欧洲各国步枪的优点进行设计与生产了13年式步枪(即明治13年),从此日军的步枪全部国产化。至1884年日本的大阪炮厂,已可生产24公分口径的加农炮及机关炮,并能仿制德同克虏勃山炮,至1887年则可生产20公分口径的要塞炮。

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在明治5年(1872年)已有作战舰只17艘,即“东”、“龙骧”、“筑波”、“富士山”、“春日”、“云扬”,“日进”、“第一丁卯”(指1867年)、“第二丁卯”、“凤翔”、“孟春”、“乾行”、“千代田形”、“摄津”铁甲舰和运输船“大阪”、“春风”、“快风”等。以上船舰之总吨位为13832吨,其中仅有138吨的“千代田形”为国内石川岛造船厂自制。

军工生产与国防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日本向外扩张,首先要解决船舰问题。1876年6月下旬,日本国产大型军舰“清辉”号在东京湾西岸的横须贺造船所竣工,1878年4月初,军舰“天城”亦在该造船所完成。同时英国为日本制造的“扶桑”、“金刚”、“比睿”号三舰亦与“天城”号同年下水。从1914年开始,日本的军舰则全由国内的横须贺、川崎、三菱、吴、佐世保、舞鹤、三井物产、浅野、播磨、浦贺、三井玉野等各造船所生产。这些造船所及东京、大阪炮厂、坦克厂和神奈川县相模原的坦克厂及后来的中岛、川崎、立川、三菱、川西、昭和、爱知时计、海军航空等各飞机工厂,则担负着日本全部的重武器生产。其生物武器工厂则设在我国东北哈尔滨以南的平房等地;其毒气工厂则设于国内广岛县竹浦、三原之间铁路忠海车站以南、约4公里之濑户内海的大久野岛上。

另外,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缴获了15艘可

用的作战舰只。其中在黄海缴获了我国海军的11艘为“镇远”(与“定远”为同型舰,排水量7310吨)、“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号以及水雷艇“福龙”号;缴获俄国海军的为四艘,日本分别将其改为“石见”、“壹歧”、“冲岛”、“见岛”号。

图1-1甲午战争时,日军侵入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之经过及拟攻向北京之计划图(1894年6月至1895年3月)

日本在武器国产化之后,相继出现了不少有名的武器设计专家。

在枪、炮方面有陆军少将村田经芳、陆军中将南部麟次郎、陆军炮兵少将有阪成章。村田所设计的步枪,因时间较久已不多见,而南部所设计的“三八式”步枪(明治38年即1905年)、“大正11年式”(1922年)轻机枪、“大正14年式”手枪,在侵华战争中则为主要制式轻武器。有阪成章虽然是火炮设计专家,但亦精于炮兵应用,当1904年冬乃木希典的第三军对旅顺久攻不下时,有阪等建议将国内的各要塞28公分口径炮18门,拆运至旅顺参加进攻,结果俄军长期据守之旅顺被其攻陷。

在海军舰只设计方面,有平贺让海军造船中将、藤本喜久雄海军造船少将、福田启二海军造船中将。日本的各大型战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均由这些人主持设计。

在作战飞机的设计方面,有小山悌、堀越二郎教授以及技术中佐山名正夫。后期的日本各种新型作战飞机,都是由他们领导设计的。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国力稍加充实,就极力整军备战,向外扩张进行侵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更加处心积虑地准备与俄罗斯帝国开战,首先在我国东三省兵戎相见,企图将其逐回西伯利亚,使日本帝国之势力,伸展至亚洲大陆的“满蒙之野”。

当日本在我国东北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而跻入世界列强以后,它更加紧了新的战争准备,特别是加快了重武器火炮、坦克、飞机、军舰及特种武器的研制与生产,以图侵略我国和苏联,并将英、美在东亚之势力逐出香港、马来亚和关岛、菲律宾等地。

(二)日军早期侵略东北之概况

从1904年2月8日至1905年9月5日,日军在我国的东北战败俄军之后,按“朴次茅斯条约”继承了俄国在东北的部分权益,接管了辽东半岛的租借地以及

中东路南满支线即旅顺至长春的铁路。从此,日军大部队开始常驻我国东北的内陆地区。

中东铁路是根据1896年6月3日李鸿章在俄国首都,与其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微特,为两国专防日本而签定的“中俄密约”所兴建的。因我国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就有了联俄抗日的准备。该铁路西起我国的满洲里国境,经海拉尔、哈尔滨、牡丹江至我国的东部绥芬河国境线,两端均与俄国的铁路相连接。

“中俄密约”签定后不久,俄国乘德军于1897年11月14日因山东教案事件而占领我国青岛之机,将其太平洋舰队驶至我国旅顺,占据了旅顺和大连,并且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27日签定了中俄旅顺、大连租地条约,随之在7月6日又签定了将中东铁路由哈尔滨经长春,奉天(今沈阳)续建至大连的南满支线协定。这样,俄国多年一直未能实现的出黑海和波斯湾的计划,却由于得到旅大这个不冻港而轻而易举地通向了世界海洋。

中东铁路及其南满支线,因是俄国出海与军事上对付日本的战略性铁路,所以其兴建进度极为迅速,从1898年6月9日开始由哈尔滨向东、南、西三个方向同时测量和施工,经3年即至1901年7月5日全部建成。

在严寒地区,三年之内建成经过草原、沼泽、丘陵、山地,总长度为2669公里和有92个车站的宽轨铁路(轨距为1.524公尺),并于1903年7月14日全线投入营业,可见俄国对这一铁路的极端重视。1900年我国北方数省发生义和团事件,俄国于7月6日以保护其在东北的权益为名,组成由皇帝尼古拉二世为总司令、陆军大臣克鲁包特金为总参谋长的17万部队,分别从满洲里、黑河、松花江口、宁安、珲春及旅大地区攻向我国东北内地,此时,铁路工程就显得更为紧迫。

中俄合建之中东路(开始称东清铁路)及其南满支线,按规定,从通车之日起在36年后,我国可给价收回;八十年后,则无代价的为我国所有。

这条铁路在兴建时日本即已相当关注。俄军于1900年因东北义和团焚烧了俄国的教堂、车站、医院,而于7月中旬由多路攻入东北。经与我国军队多次激战后,至11月4日先后占领了爱辉对岸的(黑龙)江东64屯,黑河、齐齐哈尔、珲春、宁安、依兰、阿城、哈尔滨、吉林、奉天、辽阳、鞍山、牛庄、新民、锦州、凤城、安东等主要地区。此时,地处孤岛上的日本,亦预感到它面前的形势极为不利。

1901年9月7日,满清政府与英、法、美、日、德、意、俄、奥、比利时、西班牙、荷兰11国签定了辛丑条约后,各国因“庚子事件”而进入华北的军队,相继撤兵,但俄国的军队却借故依然占领着我国的东北,从而激起了我国民众的反对浪潮。

此时,原为日本陆军大将已任首相的桂太郎、陆军大臣寺内正毅、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外交大臣小村寿太郎、参谋总长大山岩、军令部长伊东佑亨、参谋次长田村恰与造等军政要人认为,俄国多年处心积虑企图占领中国的东北,而今终于实现了,以后俄国将以此为基地继续挟朝鲜以遏止日本的大陆政策,这对日本向外扩展已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因此,应在俄国立足未稳之时,倾日本国力而与之一战。

随后,日本除秘密加强陆、海军之战备外,即展开外交活动以孤立俄国和增强自己之同盟。此时的英国,对俄国在远东继续大肆扩张已具戒心。日本经多方活动,终于在1902年1月30日由驻英公使林董与英国外交大臣蓝斯顿在伦敦

签定了日英军事同盟条约。这是日本对俄战备的一个重要步骤,使它减少了在海上的后顾之忧。

至1903年,俄国不但仍以各种借口,不按商定的时间撤走在我国东北的军队,而且于四月,在朝鲜鸭绿江口的龙岩浦等地兴建海防工事。8月12日,俄国政府竟下令在旅顺设立由阿列克赛也夫为总督的远东总督府,以管理被占领的我国的东北和阿穆尔州以及朝鲜的军、政事务。10月3日俄国最后一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居然决定停止与满清政府关于东北撤兵问题的谈判。在帝俄看来,东北已是属于他的殖民地了。但俄国也知道,这一行动必将引起战争,为此,极力作了防御的部署。

根据俄国的这些行动,日本从国力考虑,于当年6月23日由明治天皇睦仁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继续循外交途径与俄国进行谈判,以解决“满、韩”问题。其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8月17日曾与俄国外交大臣拉莫斯托夫进行接触,但不得要领,因此时俄国皇室受到既得利益者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控制。8月24日,俄、日两国同意将谈判地点改至东京,并于10月5日重新谈判。但在谈判中俄国始终认为:东北是属于俄、中两国的问题,第三国无权过问,俄国不能与第三国签定这方面的协定。日本的立场是:朝鲜与东北问题,必须同时解决,以制止俄国独占“满洲”。这场互不相让、无休止的谈判,直到双方的战争开始为止。

在进行谈判的同时,日本则继续加强战备,10月20日,日军新任参谋次长、反俄派人物儿玉源太郎在参谋本部的各部长会议上,讨论了以陆、海军协同,歼灭俄军主力于奉天以南的作战方针。即第一期作战,攻占朝鲜;第二期作战,进攻“满洲”。在1904年2月4日睦仁天皇的御前会议上,最后确定对俄战争。

当时日本的作战计划为:

第一期

(一)以联合舰队,首先从海上突然消灭俄军舰队,夺取制海权;封锁旅顺口、仁川港、镇南浦,掩护步兵登陆,协同陆军攻占沿海地区。

(二)以近卫、第2、第12师团,后备步兵第10旅团,从朝鲜的仁川港、镇南浦登陆,攻占汉城、平壤。然后经义州、昌城渡过鸭绿江攻向辽阳,与后续部队相配合,围歼俄军在该地之主力,遮断其运输线,阻止俄军向旅大地区增援。

第二期

(一)以第10师团在鸭绿江口以西的大孤山登陆,经岫岩、海城攻向辽阳,策应鸭绿江、旅大方向作战。

(二)以第5、第6、第11师团及后备步兵第1、第4旅团,从大连以东之盐大澳地区登陆,围攻金州以南之俄军。在海军联合舰队的协同下,攻占大连及旅顺海军基地。

(三)以第7、第8、第9师团为战略预备队。

日本在发动对俄国进攻前的1904年1月6日,驻北京的公使内田康哉,奉命劝告满清政府:如日、俄在满洲发生战争,希望中国保持中立。实际满清政府因力量不足,早在去年的12月30日已向各省发出:一旦日、俄发生战争,中国严守中立的电报。

图1-2日、俄两军在我国辽东半岛初期作战之经过概况图(1904年5月上旬) 1904年2月6日,日本宣布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而这一天,东乡平八郎所率之联合舰队,已秘密驶入黄海。该舰队在出海前的2月3日,曾得到俄国舰队已驶出旅顺基地但去向不明的紧急情报。

2月8日晚,东乡的舰队在其政府未对俄国发出宣战通告的情况下,突然以舰炮轰击了旅顺口。2月9日又炮击了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同日,第12师团亦在仁川登陆,攻向汉城。接着5月1日,在朝鲜的日军3个师团1个旅团渡过鸭绿江进入我国的东北并与从辽东半岛登陆的各师团同驻在得利寺、南关岭、旅顺、辽阳、沙河、沈阳等地的俄军进行了几次大的战役后,日本获胜,但日方此时已无力向昌图、四平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的能力。俄军也因西伯利亚铁路为单线、运输能力有限,而且国内在1905年春发生革命,无力与日抗衡。于是,双方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调解而停战言和。

图1-3日、俄两军在辽阳、沙河地区会战之态势图(1904年秋、冬)

图1-4奉天会战后,日、俄部队在昌图、四平地区态势图(1905年5月) 日、俄在美国的朴次茅斯签订了条约之后,在当年的12月22日,我国与日本签定了东北三省的善后条约,承认帝俄将旅大地区及由该地至长春的铁路权

益转让与日本,并规定日本在这一铁路的沿线,每公里亦可派兵15名进行护路,但铁路地区的行政主权仍属我国。开始,日方对我国军政人员至车站维持秩序、检查行人等,并无异议。但不久便仿效俄国于庚子事件后在中东路沿线不许我国军警执行任务的做法,最后全由日方军警控制铁路沿线地区。为此,我国与日本经多次交涉均无结果。

日俄战争对我国而言,惨痛的教训是由于满清政府腐败,没有保卫国家安全的国防力量,而且在没有坚强的军事力量作后盾的情况下,外交上竟采取了在两个列强之间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北夷”刚一登堂,“东夷”当即随之,结果两夷相争,北夷败走漠北,东夷强据关东,继而涂炭中原贻成我国40年为夷所制之大患。

日俄战争之后,1905年10月18日,日本在其占领区的辽阳成立了“关东总督府”,由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任总督,并指挥当时驻于东北的第14和第16师团。第2年4月,总督府移至旅顺,7月31日改称“关东都督府”,下设陆军、民政两部,以管理其占领地区的军事、政务。

开始,日军驻于其新占领地区的为第14、第16师团,从1907年10月开始直至“九·一八事变”,驻在旅顺至长春,安东(今丹东)至奉天(今沈阳)铁路沿线的日军为一个师团和1907年4月成立、辖有6个步兵大队的独立守备队。师团司令部位于辽阳的北大营。这支部队每2年与日本国内的部队进行一次轮换,轮换的时间大都在当年的4月或5月。

独立守备队为分段常驻单位,其司令部设于公主岭。

从此,日本开始利用它在我国东北的权益地区作为基地,进行种种侵略活动。其中包括利用1918年5月16日与段祺瑞政府签定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于当年8月16日将其第7师团、8月24日将其第3师团,从长春调往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以及黑河、绥芬河,配合在海参崴登陆的第12师团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联的“十月革命”后的事务。

(三)日本以东北地区作为侵华反苏基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并退出了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有近7万名原属奥、匈帝国的捷克人部队,因有着强烈的民族独立要求,在战争中乘机主动归顺了俄军,从而脱离了奥、匈帝国的控制,希望在战后成立独立的捷克新国家而留在了俄国。

十月革命以后,经列宁同意、由布拉格大学有名的哲学教授马塞列克于1917年底至苏联将这支由7万人组成的捷克军团,开赴西欧参加对德作战,以争取捷克的独立,战后成立捷克新国家(捷克共和国于1918年10月28日成立,马塞列克任总统)。

捷克军团,原拟从苏联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经挪威海去西欧,但因船只困难,改由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至海参崴,然后经太平洋、美洲大陆、大西洋转去欧洲。

当捷克军团在1918年5月间经西伯利亚铁路向海参崴开拔时,德国根据当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要求苏联解除反德的捷克军团武装,为此,苏、捷军队发生了冲突。

当苏联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签定了布列斯特和约并退出战争后,德、奥军队即转向西欧进攻英、法、美军,从而使德国的西部战场暂时有了转机。

随之,协约国便打算在革命后的苏联境内的乌拉尔以西地区开辟新的战场。名义上是从东方进攻德、奥,实际上是企图干涉苏联的革命和支持已被推翻的俄国皇室。

协约国对该战场的设想范围,是北起白海东岸的阿尔汉格尔斯克;东至乌拉尔山;南至伏尔加河口及里海以西地区。

5月30日英、法、美希望日本同意出兵西伯利亚。6月7日英、法、美三国在法国的凡尔赛军事会议上决定,从西伯利亚出兵干涉苏联,以开辟东方战场,并通过英、法、意大利政府劝说日本同时出兵。对此,日本于6月21日表示同意,并以作战地域限于西伯利亚东部地区为前提。

一向对日本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也于7月8日向日本提出共同出兵,由海参崴登陆以援助捷克军团。经几度磋商,最后确定日、美双方各派出7千人的部队。

此时,捷克军团已迅速东进,并控制了萨马拉以东的部分铁路和城市。

位于苏联东部地区鄂姆斯克的原帝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等所组成的白色政权,则乘此机会扩大反革命势力。

这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还以接受俄国临时政府在海参崴的地方政权,1月份希望协约国派兵镇压该地区革命力量的请求和援助捷克军团的名义,乘机入苏进行干涉,造成了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危难时期。

日本政府于1918年8月2日发表了出兵干涉苏联的宣言,随后便成立了海参崴派遣军,任命陆军大将大谷喜久藏为司令官,辖第12、第7、第3师团。大井成元中将的第12师团由日本国内乘船于8月11日首先在海参崴登陆。其作战飞机31架,也于8月13日到达。

图1-5为干涉苏联,日军一部经由我国进入西伯利亚地区图(1918年8、9月) 此时驻于我国东北的藤井幸槌中将的第7师团一部,也由长春北上,8月17日至哈尔滨,然后经齐齐哈尔,分别向黑河、满洲里地区集结,并以一个步兵大队的兵力配合斯米尔诺夫的反动武装于9月8日攻占了赤塔。以两个步兵大队的兵力由赤塔沿铁路东进,策应从海参崴登陆的第12师团,由伯力攻向海兰泡及其以北的铁路沿线地区。

第7师团在黑河的另外两个大队,配合沿铁路和溯黑龙江过来的第12师团5个步兵大队,于9月18日攻占了海兰泡。

大庭二郎中将的第3师团于9月1日开进东北,随之即由奉天(沈阳)、长

春、哈尔滨、昂昂溪、海拉尔至满洲里,然后入苏经赤塔于9月21日到达了苏联的后贝加尔地区。

日军第12师团8月11日开始从海参崴登陆后,24日经战斗占领了兴凯湖以东的克拉也夫斯克车站并继续北上,9月5日占领了伯力,一部于9月中旬占领了黑龙江口的尼古拉也夫斯克港(庙街)。

在此期间,驻菲律宾的美军两个团约9000人;驻香港的英军一个营约800人;驻越南的法军一个半营约2200人,先后到达了海参崴。我国段祺瑞政府所派的两个营约1500人的先头部队也于8月8日到达哈尔滨,然后由萝北县渡过黑龙江进入苏联的沿江城市尼柯莱斯克。意大利则从驻北京的部队中编成一个大队,于10月中旬进入西伯利亚。这些干涉军统由日本的大谷喜久藏指挥。

由于各国干涉军的插手,俄国在鄂木斯克的高尔察克反动政权才有了喘息的机会。在此期间我国的北洋政府还于1919年4月20日特任命范其光为驻鄂木斯克的公使。

当各国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联时,日本乘机介入了对帝俄在我国东北合办的中东路权益的处理,他们暗中与驻哈尔滨的俄国中东路坐办陆军中将霍尔瓦特进行接触,把帝俄在该路沿线的军警力量作为高尔察克白色政权和该政权的远东总司令谢米尔诺夫所属白军的后盾,而表面则主张这条铁路由日、中共管,以便避免由于英、美势力深入北满,给日本以后在该地的行动造成的麻烦。但协约国,尤其是美国则主张国际共管。最后由协约国包括中、日在内各派1人组成共管机构,下设技术、运输两部,其它仍以中、俄在该路的原有机构进行正常运输,从而使日本的企图未能得逞。

帝俄唯恐我国收回该铁路,便借口原投资于该路的道胜银行已将部分债权经巴黎的俄亚银行转让于法、美等国而进行要挟。我国为避免国际纠纷,而确定该路仍为中、俄合办,并于1923年3月成立了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管理中东路之军政事务。

在1918年1月19日,革命后的苏联政府在尚未取得全国政权时,曾发表宣言,愿将中东路及帝俄在华之一切特权无条件的放弃并归还中国,以此希望我国对苏联新政府在外交上的承认和阻止日军以我国为基地进行反苏活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德国正在对新兴的苏联进行军事干涉,不少国家对苏联新政府的政策还不很理解,沙皇政权仍统治着俄国的不少地区。根据以上情况及国际间的微妙关系,我国对苏联政府的宣言并未作出反应,也未乘机收回中东路。

日本经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它环视了远东形势,了解到中国的种种情况,认为这是它依仗武力,向外推行侵略以扩大其版图的最好机会。在几次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中均已得势,因而侵略气焰逐渐嚣张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已成为列强之一。凡国际上特别是远东地区一旦发生重大问题,日本都要插手过问。如1914年8月1日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国于8月6日宣布中立,而日本则认为这是他向外扩展的天佑,于是乘机出兵。其神尾光臣中将的独立第十八师团于9月7日在胶东半岛的龙口登陆加上其海军第二舰队的四艘军舰,共约91000人,并第一次使用了由法国雷诺工厂购进的“霍曼”式飞机参加作战。11月7日与英军联合攻占了德国从我国租借去的青岛,俘虏德军约5000人。

同时,日本第18师团一部于9月25日占领了潍县,10月2日占领了济南。其理由是须占领德国权益地区的胶州湾及胶济铁路的沿线地区。

日本以参加对德作战为名,于1914年10月中旬相继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

上的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使其国土延伸至赤道及外南洋附近。

1915年,正当欧洲大战处于紧张时刻,日本竟向我国提出要挟性的“二十一条”。其中关于旅顺、大连以及旅顺至长春的铁路之租借时间,将1898年3月27日原中、俄两国签定的租借期25年均延长到99年,并迫使袁世凯政府于5月25日签了字。

当苏联境内发生捷克军团事件时,日本不但立即参与了干涉,而且派出军队最多,竟达三个师团,人数为44700人,连同涌入西伯利亚的“开拓者”如人类学者、地理学者、历史学者、气象学者、记者、语言学家、情报专家、政治家、文学家、考古学家、国会议员、特务人员、各株式会社的商人等约27700人,共达72400人。

随同日军到达西伯利亚的学者,在海参崴、伯力、海兰泡、赤塔、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等城市、乡村、野外,处处有他们的足迹。海参崴的东方学院、博物馆、伯力图书馆、海兰泡的国民图书馆、伊尔库茨克的博物馆,是他们搜集资料常到之处。这些考察人员,不少是由各大学、研究机关、社会团体及财团如“三菱”等资助的。

经过这些专家、学者、教授们先后近4年的实地调查后,在日本相继出版了这些方面的书籍。将俄国人以往流放犯人的原始、荒寒、锁闭、神秘的西伯利亚展示在日本的学术界、教育界、经济界、政界、军界及国民的面前。其中如动物、植物、矿物与水利资源、气象、交通、商业、政务、军备、民族以及风土民俗等情况,比日军参谋本部1892年9月编写的“西伯利亚地志”还要详细。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以德国代表在法国巴黎东北的贡比涅签定投降书而宣告结束。但日本则继续对苏联进行军事干涉,理由是支持帝俄的原政权,保护日本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权益,防止共产主义向东方蔓延。至1919年春,日本在西伯利亚的侵略军,仍保持第3、第14、第16共3个师团。日军参谋本部,为使更多的军队了解苏联情况,采取了短期换驻的方法。

日本在出兵西伯利亚期间,美国等国对其未与盟国商量即增加兵力及各方面人员占领从海参崴至贝加尔湖的铁路及其沿线地区;攻占与捷克军团撤退无关的黑龙江口城市尼古拉也夫斯克(庙街);阻止美军工程部队修复西伯利亚铁路,以及日军特务人员广泛插手西伯利亚事务,多方侦察情况调查资源,并以保护其驻高尔察克政府的加藤恒忠大使安全为名派兵(第5师团的1个小队)至乌拉尔以东的鄂木斯克等等问题,十分不满。

尤其是美国,它联系到日军在1914年冬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之后,实际已包围了美国的关岛和菲律宾一事,已有相当的警惕。美国在欧战结束后的1918年11月16日,以日本动用了这样多的军队至西伯利亚而不与美国协商,提出了严重抗议。

接着,美、英等国以捷克军团已通过海参崴去西欧,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各自的军队,没有理由再留在苏联,而相继于1920年撤离海参崴。

然而,日本不仅没有撤兵,还向该地增派了第13师团,并于1920年4月派一个步兵大队进入北库页岛。6月3日又增加4个步兵大队至黑龙江口的尼古拉也夫斯克港。其理由是所谓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防止苏联的“过激派”势力向“满洲”和朝鲜扩展。

由于苏联红军加强了反击,以及日本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日本侵略者才被迫于1922年10月25日经由海参崴开始全部撤出他的侵略军队。

在撤兵的同时,其“海参崴派遣军司令部”亦随之撤消。

此时的苏联,正处于革命后的虚弱时期,各项事业亟待恢复,日本根据这些情况,确定继续加强对苏联的作战准备,并将该任务委之于驻旅顺的关东军,企图相机从北满及海参崴方向再次进攻苏联。

1924年5月31日我国政府与苏联签定了恢复邦交和中东铁路由两国共管的协定。日军为继续加强对苏联的战备,其参谋本部与关东军经研究后认为,应首先建设好向北满的进攻基地;然后进攻中东铁路和沿线地带;再经中东路攻入苏联,占领贝加尔湖以东地区。

为进攻基地的建设及做好战场的准备,日军参谋本部及关东军曾数次派参谋人员到北满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绥芬河一带及中东路沿线进行实地勘察,收集有关的兵要地志资料。人数最多的一次是1926年,日军派出其参谋本部的参谋井出铁藏、永见俊德、笠原幸雄、森冈皋、板花义一、桥本欣五郎等分路调查、核实中东路沿线地区,大兴安岭、呼伦贝尔及绥芬河、东宁、三岔子周围情况后,提出了对苏用兵方案。同时提出兴建敦化至图们,图们至牡丹江,吉林至五常,长春至大赉,洮南至索伦这五条铁路的建议,以保证将来对苏军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大会战的军事运输。

日军参谋本部将上述兴建铁路的建议,提交政府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通过政友会干事长“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于1927年10月10日、11日与张作霖进行了谈判,并于10月15日签定了同意日本兴建上述五条铁路的密约。但日军对北满地区的调查,仍在进行。

从1926年日本就开始制定对苏、对华、对美侵略的作战计划,打算在原有17个师团的基础上再组建15个师团,达到32个师团的兵力,其中大部用于对我国和苏联作战。其具体分为对苏、对华、对美作战的三种用兵方案,即:对苏作战:

由沿海州攻向阿穆尔州1个军3个师团

由北满方面出动1个方面军3个军10个师团

由南库页岛方面出动1个支队(旅团以下)

对华作战:

东北方面关东军5个师团

华北方面1个方面军2个军7个师团

华中方面1个军3个师团

华南方面台湾军1个师团

对美作战:

菲律宾1个军3个师团

关岛1个支队

(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军即是按此计划进行)

(四)关东军之成立及其侵略活动

日本政府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远东形势,苏联革命后的影响,我国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为了继续支持苏联国内的反革命势力,抵制苏维埃政权,获得在西伯利亚地区的特殊权益,策应海参崴派遣军作战;为了继续扩大对我国东北和内蒙的侵略,企图以武力作后盾将该地区形成特殊局面,于1919年4月11日在旅顺成立了“关东军司令部”这样一个高级指挥机关。其表面的任务是:指挥其在东北的陆军部队,保卫关东州和铁路沿线地区。

第一任关东军司令官,由关东都督立花小一郎中将担任。

关东军成立后直至“九·一八事变”,其历任的司令官有:

立花小一郎中将1919年4月至1921年1月

河合操中将1921年1月至1922年5月

尾野实信中将1922年5月至1923年10月

白川义则中将1923年10月至1926年7月

武藤信义中将1926年7月至1927年8月

村冈长太郎中将1927年8月至1929年7月

畑英太郎中将1929年7月至1930年9月

菱刈隆中将1930年9月至1931年8月

本庄繁中将1931年8月

以上历任关东军的司令官,除村冈长太郎在任期间,因发生其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村冈负有责任而未予以提升外,其它人在卸任后,为表彰其指挥进驻国外部队的功绩,均被晋升为大将(三颗星)。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军部队便轮流进驻于旅顺至长春和奉天(沈阳)至安东(丹东)的铁路沿线各城市。轮换时间为二年,其进驻的部队先后有:第14、第16师团1905年至1907年10月

第10师团1907年10月至1909年9月

第11师团1909年9月至1911年4月

第5师团1911年4月至1913年5月

第2师团1913年4月至1915年5月

第17师团1915年4月至1917年5月

第7师团1917年5月至1919年5月

第16师团1919年4月至1921年4月

第15师团1921年3月至1923年4月

第6师团1923年4月至1925年6月

第10师团1925年5月至1927年4月

第14师团1927年4月至1929年4月

第16师团1929年4月至1931年5月

第2师团1931年4月

日本自从占领旅大及南满铁路后,即以此为基地展开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活动。经常派出具有各种身份、各种专业的人员在东北多次翻越荒无人烟的大小兴安岭、完达山、老爷岭、长白山等东北内地和边陲地区,有些还深入到内蒙、华北、西北以及新疆的伊犁、塔城,南疆的哈什等地侦察情况,绘制地图,了解气象,调查矿业、林业、水利、农产、畜牧等各项资源。一些历史、地理学者则对东北少数民族的形成、现状、与汉族之间的关系等写成符合日本侵略东北观点的著作。同时日本还特别注重调查了解我国当时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和执政者对国家、对民众的政治责任感以及我国不统一对日本进行扩张所形成的有利条件等等。

1.参与阻止北伐与制造皇姑屯事件

当1928年夏北伐军快速向前推进,失败的奉军退出北京返回关外时,关东军乘机炸死了奉军首领张作霖,企图利用混乱的局势占领我国东北。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擅自成立国民政府遭到武汉政府汪精卫、

唐生智等人的反对而被迫下野去日本。第一次北伐在革命军打垮了吴佩孚在湖南、湖北、河南的部队,击败了孙传芳在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一带的部队并到达徐州、郑州地区后停止。

11月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其私邸会见了蒋介石和张群。田中向蒋表示:当前应巩固江南,扑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然后再继续北伐。但蒋则提出若日本能支持中国北伐,统一中国则国民的反日情绪自然平息,满蒙问题亦不难解决。

此时在山西的阎锡山和在河南的冯玉祥部队,倍受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张宗昌之威胁,因而阎、冯联名去电日本,请蒋回国领导第2次北伐。蒋于11月10日回到了上海。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再次任出伐军总司令。2月15日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以4个集团军分路攻向平津地区,以消灭孙传芳、张宗昌和张作霖之军阀部队。这4个集团军的首领为:

第1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兼)

第2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

第3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

第4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

这4个集团军的出击路线为:

第1集团军约15万人由徐州沿津浦路北上,消灭在山东的孙传芳、张宗昌和在天津以南的奉军韩麟春部队之后,攻向平津地区;

第2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由郑州沿平汉路北上,消灭沿线地区张学良的奉军攻向石家庄附近;

第3集团军由山西分两路消灭奉军攻向北平、天津。即一路出娘子关经石家庄击溃荣臻、胡毓坤、张学良、王树常所率奉军,攻向保定;一路从晋北沿平绥路经张家口击溃张作相、汤玉麟部攻向北平。

蒋介石于4月7日发表了北伐宣言后,10日各路部队开始向北进攻。在津浦路北段的孙传芳、张宗昌部队因自去年在江南的龙潭战败后已无斗志,因而节节败退。

此时驻济南的日本武官酒井隆少佐,根据北伐的形势即准备制造事端,企图阻止北伐军进入济南。4月16日,他向其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大将发出电报报告了有关情况,并提出此刻正是日本向山东出兵的最好时刻。

日军参谋本部在接到酒井隆的电报并得到天皇裕仁的批准后,借口保护在济南的侨民,调驻其国内的福田彦助中将第六师团至山东。该师团的八个步兵大队及炮兵、骑兵、工兵等于4月25日秘密在青岛登陆。随即以火车运送于26日到达济南。

北伐第1集团军先头部队约40000人于5月1日到达济南时,市民欢呼北伐胜利并游行庆祝。

进入济南的北伐军人数较多,有些与日军的宿营地相距很近。5月3日,日军开始挑衅,其借口是北伐部队第40军的人员侮辱了日本的国旗,随之发生了冲突。40军是胜利之师,对此当即予以还击而演成巷战,并击毙了一些敢于袭击北伐军的日本侨民。之后,第1集团军主动离开济南,于5月5日的晚间渡过黄河继续北上。

阻止北伐,是日本的预谋行动。济南事件后,日军统帅部于5月4日将驻朝鲜汉城龙山的第20师团之第40旅团调至我国东北,并派原驻东北第14师团的第28旅团和原驻朝鲜的临时派遣飞行队增援济南,归第6师团长指挥。由于

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形势依然紧张,5月9日,日军又调其国内的第3师团5个步兵大队及驻天津的5个步兵中队至青岛集结。

在两国进行交涉期间,福田彦助的第6师团于5月11日拂晓占领了整个济南市,直至1929年5月20日才最后撤走。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及其参谋长斋藤恒少将,在第28旅团于5月17日由山东回东北后,即研究阻止北伐军可能由平津地区经山海关进入东北的作战方案,并于当日向其参谋总长发出电报,提出为保护南满铁路的正常运输,保护铁路沿线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拟于5月20日将14师团的一半兵力前出至锦州,将朝鲜调来东北的第20师团之第40旅团驻于奉天(沈阳)。日军统帅部对村冈的上述意见未予答复。

各路北伐部队,从4月10日沿北方的各条铁路发动进攻以后,奉军的形势急转直下,尤其是阎锡山的部队,它除了沿平汉、平绥线进攻之外,还令第7军副军长张荫梧指挥李服膺的第14师、李生达的第15师和陈长捷的1个师,由浑源、灵丘攻向涞源和紫荆关,使北平和保定的侧翼都受到威胁。

晋军徐永昌的第3军、杨爱源的第2军由平汉路正面,商震的第1军由平汉路以西迂回保定时,张学良、王树常于5月下旬放弃了保定。至此,奉军所控制的平津地区,已失去屏障。

当奉军败局已定时,关东军预计张作霖很快将退回东北,因而村冈长太郎以及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都在布置暗杀,拟除掉不听日本摆布的张作霖。

村冈的方案是派参谋竹下义晴少佐前往北平进行刺杀。

河本的方案则是令东宫铁男大尉指挥工兵在皇姑屯的铁路立交桥上放上200块方形烈性黄色炸药,在铁路的一侧附近部署了一个小队的射手,在铁路上安装了脱轨机。准备趁炸死张作霖之后的混乱局面,出兵占领东北各地。

6月3日晚,张作霖由北京站乘慈禧太后专用过的高级公务车第80号共有22节车厢的列车,于6月4日上午5点23分在通过皇姑屯铁路立交桥的瞬间,东宫大尉按下了电钮,张作霖等所乘的列车在一声巨响中被炸出轨道约10余公尺,吴俊升等当场被炸死。受重伤的张作霖由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救入汽车,回到公馆后不久即死去。

此时的阎锡山以张荫梧的第7军为左纵队,孙楚的第6师为右纵队,沿平汉路两侧快速向前推进并于5月8日占领了北平,以后又占领了天津。随之阎锡山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张荫梧任北平警备司令。结束了奉军从1926年4月中旬以来占领北平的局面。

奉军此时已退至滦河以东,形成与白崇禧所指挥的第4集团军一部的对峙,但未交战。因为北伐军如出山海关,接近日本权益的旅顺至长春之铁路沿线地区,其结果很难预料。特别是奉军首领张作霖,刚被关东军谋杀。这些就为南京国民政府对统一东北的问题,从多方面提供了进行政治解决的条件。

随着第二次北伐的胜利,我国也渐趋统一。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7日宣布废除外国在我国的不平等条约,接着于7月19日通告日本:1896年7月21日的中日通商条约及1904年追加的条约无效。

关东军司令部的指挥人员,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张胆的在另一国家杀害了该国的高级军事人员,世界各国为此而瞠目。日本在舆论及道义的压力下,田中义一内阁于1929年7月1日倒台,6月28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退出现役,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被停职,编入预备役。其它如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中将、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仅作了一般处分而了事。但日本方面,对张作

霖之死,却认为是“千古之谜”!

2.利用中东路事件,搜集中、苏军事情报

在东北统一于国民政府之后的1929年5月27日,发生了中东路事件。日军则利用这一机会,观察、搜集中、苏两军实际作战能力的情况,为今后对中、苏用兵时参考。

革命后的苏联政府于1918年1月19日宣称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权和中东路。但在以后红军节节胜利、白匪败退而苏联政权开始稳定的1922年,苏方则认为该路的路权并未放弃,并于当年1月派越飞前来我国商谈该路应由苏联管理的问题,但无结果。

1923年8月苏联代表卡拉罕与我国代表王正廷再次商谈中东路的问题,并一致否认了原帝俄通过俄亚银行策划的日本、美国、法国对该路有债权之说。1924年5月31日,我国由顾维钧、苏方由卡拉罕在北京签定了中、俄共管中东路的协定。

此时的东北,实际是在地方势力张作霖的掌管之下。张因对这个协定不满而拒绝实行。苏联对此亦无办法,便于6月间派库兹涅佐夫为代表至奉天(沈阳)与东北实力人物张作霖之代表郑谦、吕荣寰、钟世铭作具体磋商,直至9月20日才又商定了对中东路共管的具体问题。最后决定仍以鲍贵卿为该路的督办兼理事长,从10月3日开始中、苏共管这条铁路。

中东路事件之直接起因是东北军根据侦察得知第三国际将于5月27日在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召开宣传及地区会议,参加者为苏方铁路的重要人员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共产党人等。根据这一情况,东北军派出部队于这一天突然包围和搜查了苏联总领事馆,搜查出两卡车宣传材料和书籍等实物。东北军认为苏联违反了1924年5月31日所签定不得以中东路进行政治活动的协定,当场逮捕了苏联总领事梅尼柯夫、中东路苏方局长莫沙诺夫等39人,停止了苏方正副局长的职务,查封了苏方沿铁路线的工会等机构,并将苏方59名人员驱逐出境。

继而,张学良命令东北军于7月10日全部占领了中东路,解散了全线苏联的工会,逮捕了铁路上的苏方人员约300名。7月13日苏联政府为此提出抗议。7月18日南京与莫斯科均宣布断绝相互间的外交关系,随之两国即处于战争状态。

8月6日,苏联任命布留赫尔元帅(即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之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接替库比谢夫将军为远东特别集团军总司令,辖第18、第19军共9个师又两个步兵旅、2个工兵营、1个坦克连、1个有14艘军舰的黑龙江内河区舰队、航空兵等共约15万人。主力5个师部署在满洲里西北的达乌里亚地区,在绥芬河东南的双城子附近部署了2个师,内河区舰队位于松花江口附近,在松花江口的黑龙江北岸部署了1个师。

与此同时,东北军亦于8月15日下令编成两个军,分赴东面的绥芬河与西面的满洲里方向作战,其编成为:

第1军军长王树常

参谋长李端浩

(负责东线绥芬河方向作战,位于哈尔滨)

步兵第4旅旅长刘翼飞

步兵第12旅旅长张廷枢

步兵第19旅旅长孙德荃

暂编骑1师师长郑泽生

炮兵第2团团长黄永安

第2军军长胡毓坤

参谋长刘忠干

(负责西线满洲里方向作战,位于博克图)

步兵第5旅旅长董英斌

步兵第14旅旅长徐永和

步兵第24旅旅长黄师岳

骑兵第3旅旅长张树森

炮兵第5团团长张福山

工兵第1营营长周葆全

8月18日苏军阿巴该图第18军攻向满洲里侧后之扎兰诺尔车站。防守在该地的韩光第步兵第17旅战斗力较强,苏军连续多次进攻均未得手。其间,苏联派出便衣部队,进入扎兰诺尔后方的嵯岗、尺干、赫尔洪德一带,破坏这一带的铁路约30多公里,并且外蒙骑兵万余人也到达新巴尔虎右旗,破坏东北军的后方运输并增加满洲里西南——新巴尔虎右旗的威协。苏军于11月17日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于11月18日夜占领了扎兰诺尔。守军第17旅旅长韩光第战死,约6000人的部队半数战死战伤。随后苏军便集中力量围攻满洲里,22日防守该地的第15旅阵地被突破,旅长梁中甲被俘。满洲里亦于当天被苏军占领。

占领了满洲里的苏军,随后又沿铁路两侧的雪地大草原东进,于27日攻占了海拉尔。

在双城子方向的苏联第19军,与位于绥芬河一带的赵芷香第22旅激战后,于9月8日占领了绥芬河。另一部在兴凯湖以北地区,渡过了乌苏里江而占领了虎头、虎林及密山一带。

此时的苏联,正处于第一个5年计划的第一年,基于国力的情况,根据对华政策和防止日本关东军的借故介入,苏军东西两路的部队即在上述地区停止。

苏军的黑龙江内河区舰队,由其空军掩护载步兵第2师,从同江上陆与在该地的东北军李杜的第9旅激战后,占领了同江、富锦、萝北和绥滨。东北军松花江舰队的11艘军舰中,7只被击沉。苏方军舰3艘被击沉(包括旗舰“谢洛夫号”),击伤四艘,苏军飞机两架被击落。苏军黑龙江区舰队司令拉斯妥切柯夫少将亦战死。

因一条中东铁路及其南满支线,在26年内,引起两次国际性战争,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此次作战,苏军伤亡近1万人,东北军则损失了扎兰诺尔的第17旅和满洲里的第15旅,在富锦方向的第9旅伤亡亦重。东北军经此损失后,愿意和谈,此时的苏联正在恢复生产建设亦不希望战争,因而双方于12月22日签定了如下的“伯力议定书”。

(一)铁路仍然共同管理;

(二)释放被捕的苏联公民;

(三)中国答应解除白匪武装,并将其组织者驱逐出中国东北境域;

(四)恢复中苏国境和平状态,双方随即撤兵。苏联驻中国东北领事馆和中国驻苏联远东领事馆恢复活动。

中东路事件发生时,日军认为这是它了解中、苏两军作战能力的最好时机。注视着这一事件的关东军,经多方搜集、整理中、苏两军的情况,其中对苏军的

看法大致有:

(一)经过托洛茨基、伏龙芝领导建设的苏联红军在气概上与往日旧俄军队的怠惰作风迥然不同;

(二)此次作战,在战略态势上,苏军充分利用了它外线的有利条件,发动了从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密山方向的多路进攻,使处于内线的东北军防不甚防;

(三)集中兵力于西线的达乌利亚,有着坚实的后方,且缩短了运输距离,因而取得了扎兰诺尔和满洲里战役的成果;

(四)战术上的迂回,是动摇对方、减少自己损失,得以全歼扎兰诺尔、满洲里两个旅并攻占海拉尔的重要手段;

(五)在指挥上的东西配合、空炮协同、多路策应、行动快速等方面,有着出乎意料的长进;

(六)在装备上,空军,尤其是炮兵,有着明显的优势,这使东北军极为惊恐;

(七)在后勤供应上,部队在严寒地区作战,有着良好的防寒服装,从满洲里向海拉尔追击时,部队在大草原上配有面包车、烧水车,照常供应热食;

(八)红军纪律严格,据在满洲里特务机关的川俣雄人大尉(川俣以后相继任驻苏武官及陆军中野特务学校第三任校长)观察记载,苏军在进入满洲里的8天内,无人进入民房,有两名士兵因至饭店用餐,当即被勒令回营。

3.“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之形成经过

当时的日本,把中、苏两国都作为他的敌人,通过这次观察、分析,以便针对中、苏情况,进行侵略准备。

经第二次北伐和1930年5月至10月,蒋、冯、阎军的中原大战后,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开始稳定,因而在外交上对以往的不平等条约,采取了分阶段逐步予以废除或改定的措施。

1931年4月14日,即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成立的这一天,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接见了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时,向他表示了我国的外交方针和对以往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或改定,将分五个阶段逐步予以实行,即:第1阶段收回关税自主权;第2阶段废除治外法权;第3阶段收回租界;第4阶段收回租借地;第5阶段收回铁路、内河航运和沿海的航行权。并明确告诉重光,收回的租借地包括日本租借的旅大地区;收回的铁路权包括旅大至长春的铁路。

根据王外长的谈话,重光感到问题严重,因而立即回国述职。日本外务省并将这一情况通报给陆、海军。

日本,特别是其上层及军部,对经过日、俄战争从俄国手中取得我国东北部分地区的租借权益之后,即已作为其“固有国土”看待,根本没有到期归还我国的打算。代表这一侵略思想的典型人物就是出任过两次内阁总理大臣、三次陆军大臣、四次参谋总长,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元帅。他在1909年4月提出“对清(华)政策”的意见一文时曾提到:

辽东半岛,应建立永久为我帝国领土之确乎不拔基础。此已不容置疑,若存有到期归还中国之意,则不如早日予以放弃为上。盖此半岛之地,为耗去20亿资财,伤亡20余万生命所获得。如到期尚未确实成为我之纯粹附属地区而予以归还,则不仅对前人及后代为莫大之耻辱,亦有何面目见两次战役阵亡勇将烈士之英魂于地下?此余之所以常抱深忧,而敢于草此卑见,幸诸君谅之。

山县有朋已于1922年死去,但他这种将日本引向危险道路的侵略思想,却一直在蔓延着。

关东军司令部接到其外务省关于我国将收回东北权益的通报后,素称对德国克劳塞维茨军事学说有深刻研究并写有军事专著和具有战略家之称的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认为:

中国现正进行着恢复国权的民族运动,这一运动必将获得成功,而张学良正依仗此一运动为后盾进行排日。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亦在顺利进行,当其国力充实时,军备则自然增强,不久的将来,日本将面对着这个强大的敌国。

为了在中国真正统一之前,即将东北形成特殊局面,造成对苏俄赤色势力即将南下之防波堤,必须在最近以武力占据东北。

此一行动国际联盟必将干涉,且未来的日、美战争,必然因日、中两国冲突而引起,但在20年内须设法予以避免。日、美战争必将发生,但就日本来说,进行这场战争的先决条件,是建设、巩固、利用好满洲基地。

根据以上的看法,石原对我国收回旅大租借地和东北铁路一事,他的意见是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总退却;一是以武力解决。因此,他即同关东军另一作战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根据其数年来对我国东北政治、军备、地形、交通、气象等情况的了解,着手制定出于本年内在东北制造事端,进行军事侵略的计划。

不久,关东军于6月初向其参谋本部正式提出“变满蒙为日本领土”的意见。新任若槻内阁陆军大臣的南次郎大将,经考虑后于6月11日指定陆军省的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大佐,参谋本部的编制课长山胁正隆大佐、欧美课长渡久雄大佐、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大佐,由参谋本部第2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主持,与这5名中枢课长进行关于满蒙问题的国策研究。

建川与这些人经八天的思考、讨论、研究并作了多方面的权衡之后于6月19日制定出在一年内侵占我国东北的“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其内容为:(一)为缓和满洲张学良政权的排日方针,在努力与外务当局取得密切联系的基础上使其实现。对此,关东军之行动务须慎重。

(二)虽经以上努力,而排日行动仍有发展时,最终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

(三)解决满洲问题,必须得到国内外的理解,因此陆军大臣应通过内阁会议,努力使各大臣知悉当地情况。

(四)应使全体国民特别是新闻界知悉满洲实情。此项事务主要由军务局负责,第二部予以协助。

(五)军务局与第二部,要和外务省的课、局取得密切联系,使有关各国了解满洲排日行动之情况,以便万一发展到需采取军事行动时,使各国对日本的决心能予以谅解,不致产生反对和干涉。为此要订出预案,并经批准以便实施。

(六)采取军事行动时,需要何种兵力,由作战部与关东军联系后,定出计划报上级批准。

(七)为求得国内外对此施策的理解,并得以顺利实施,从现在起至明年春天,约需一年之时间。

(八)应使关东军领会中央之方针,在未来的一年内隐忍持重,避免由于排日行动而发生纷争。万一发生时,应努力不使事件的范围扩大,限于局部处理。

以上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和日军参谋本部所进行的策划侵略活动之有关情况。其区别在于关东军主张激进,在当年就突然进行;而参谋本部则主张缓进,待各方面做好准备后,在翌年的春季行动。

4.中村震太郎等之军事侦察

1931年的夏季,日军又派其参谋本部负责后勤的参谋中村震太郎,负责研究我国事务的参谋森赳、长勇,化装成平民分别至齐齐哈尔及扎兰屯地区、大兴安岭一带进行军事侦察。

中村震太郎大尉于5月25日在我国军事禁区的乌兰浩特西北约30公里察尔森附近的四方台,被东北军关玉衡的步兵第3团所属第三连捕获。同行的除已退役的上士井杉延太郎之外,尚有为其领路的白俄希罗柯夫及本地人各1名。中村所测绘的地图,记载着交通、气象、土壤、水源、兴安岭驻军等情况,他们所携带的“三八式”步枪、“南部式”(即大正14年式)手枪各1支,洋马3匹、蒙古马1匹及毒品海洛因等全被缴获。在审讯中,中村承认是来侦察我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布防及该地区之铁路建筑情况。

关玉衡是一位富有爱国心的军官,他对日军参谋本部居然敢于派出军官携带武器潜入我国早经宣布的军事禁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的罪行,非常注意,并知道如将该间谍上送,日方可能通过各种手段将其索回。因而在弄清了中村等的罪行后,他即令该团第3连连长宁文龙、第4连连长王秉义等于晚间将日军的这4名间谍全部就地枪决。

日军参谋本部从5月下旬与中村失去联系后,即以各种办法进行寻找,当得知中村已被我国军队将其正法之后,日方即开始将这一不名誉的行为进行颠倒黑白的宣传,在国内外,大肆造谣诬陷中国军队枪杀了日本军人,并为中村举行了大规模煽动性的追悼会。8月底日本政府又向我国东北地方政府,提出了至乌兰浩特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等3项无理要求:

(一)辽宁省政府主席藏式毅及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向日军谢罪。

(二)对此事件之责任者屯垦军代理第3团团长关玉衡以下人员,予以严处。

(三)对受害者中村震太郎、井杉延太郎赔偿20万元。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即利用中村事件进行宣传,为其侵略制造借口。

(五)我国当时之军事、政治形势

“九·一八事变”前的相当一段时间,我国一直处于军阀混战和内战之中,在北方,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为继续扩展其势力,从1920年以后数次率兵入关,参与军阀之间的混战,其势力一度曾到达南方的京、沪地区。

1925年10月间,奉军与南方苏、浙、皖地区的驻军和冯玉祥西北军的关系继续恶化。江苏省驻军师长陈调元、浙江省督军孙传芳因不忍奉军的压迫,乃联合苏、浙、皖地区的皖系部队,利用奉军在这三省尚未站稳的机会,以双十节阅兵的名义,集中力量分路进攻南京、苏州等地的奉军,10月15日孙传芳以苏、皖、赣、闽、浙5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反奉通电。杨宇霆、姜登选处此不意的情况下,被迫离职率部退出苏皖而北返,但有一个多师被皖系部队缴械。

汉口的吴佩孚,于10月21日以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之名义发出通电,响应孙传芳的反奉行动。

在华北与奉军相接的冯玉祥,根据孙传芳、吴佩孚的反奉情况,亦决定对奉军采取行动。其计划是由保定攻向天津,切断由南方至山海关的奉军退路;并暗中与奉军内痛恨内战、反对自戕国力的革命将领郭松龄,商定了反张的作战部署。10月18日冯部的邓宝珊,从保定攻向天津;郭松龄则按与冯玉祥11月20日所定之密约,于22日在冀东的栾县发出了讨张的通电,指出张为一己之私利,不惜危害国家祸及民众,而连年穷兵黩武等之罪行,要求他息兵下野,交出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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