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功的人”――王稼祥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1906－1974)，是中共建党以来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多次在党和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坚决支持毛泽东，使革命转危为安，走向坦途。因此，党和毛泽东对他进行高度评价，尤其是毛泽东的评价一直是肯定的。在中共“七大”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专门讲王稼祥的贡献的，并实事求是地对他的功过作了全面的、客观的和公正的评价。毛泽东除在“七大”上积极推荐王稼祥进人中央委员会，建国后还推举他担任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当毛泽东读完王稼祥给他的一封信之后，十分动情而恳切地说：“这样的老同志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说他功大于过，是有功的人等等，再一次肯定和赞誉王稼祥的功劳。直到党的“十大”时，毛泽东还排除“四人帮”之流的干扰，继续推荐王稼祥为中央委员。
第一个从教条主义中站出来
毛泽东评价王稼样说：“他是有功的人，他是从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人生在世谁无过?贵在知错必改，引以为戒，并把它作为正确的先导。王稼祥正是这样的人。他主要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犯过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1925年10月至1930年3月在莫斯科留学期间，他尽管满怀革命热情，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获得了比较丰富的革命理论知识，但是由于远离祖国，对于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近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不甚了解，在苏联就受到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回国后不久，又赶上了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1930年12月的《实话》报上，他先后发表了八篇署名文章，对李立三路线错误的实质、危害、阶级基础等进行过正确的分析与论断，但在这些文章里，他又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认为共产国际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还全盘否定六届三中全会，认为这次会议犯有“调和主义错误”等等。后来他参加了六届四中全会，会上虽未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受到四中全会后中央的重用，当时他是积极拥护和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
1931年3月，王稼祥在去中央苏区途中到达闽西时，在处理富田事变中搞肃反扩大化，后来，在土地革命中执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在1931年11月初的赣南会议上，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等。与此同时，由于他参加红军高层领导人研究战争问题会议，感到毛泽东在作战方针问题上讲得透彻，有很强的说服力，尤其钦佩毛泽东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加之在斗争实践中，他又注重调查研究，善于独立思考，总结经验，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逐步地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在不少问题上支持毛泽东。另外，当时在中央苏区，由于“左”倾宗派主义干部路线肆虐横行，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遭到错误的处罚，轻者被批斗，重者被关押、甚至杀头。在这危难之际，王稼祥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利用红军总政治郎主任的位置，经过认真调介研究，有效地保护了一批同志，如傅连嶂、邓飞、肖劲光、邓小平等。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对于毛泽东是否留在前线指挥部队的问题，只有工稼杆足支持毛泽东的，他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指挥红军的领导岗位，但是他当时处于少数。
1934年4月广吕战役打响，蒋介石组织了11个师的兵力，委任陈诚指挥，向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大举进攻，目的是诱使红军土力与其决战。而这次战役的红军总指挥又是共产同际派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他和博古都严肃地指出，要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吕，因此在战斗中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作战方式，并且命令红军在广昌周围修筑永久性战壕，以便死守广昌。结果这次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伤亡了5593人，
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这―惨痛教训更加引起了王稼祥的深思。他回想起自己到中央苏区三年多来的往事，历经从第二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各个过程，每一次争论，都是以战争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如果按照他的主张行事就能胜利，否则就必定失败。这就为他不久后的正确抉择打下了思想基础。
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在“七人”上，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在“文革”中又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是有功劳的。”
据有关历史资料考证，所谓“关键的一票”，并不是指投票时双方票数相等的情况下，王稼祥的一票决定多数或少数这样一种具体含义，而是如同聂荣臻回忆的，“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是批判他们(指李德、博古)的第一个发言人，王稼祥同志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事实上，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川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来反对。
然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之所以积极支持毛泽东并不是偶然的一时冲动，正如毛泽东所言：“从长征一开始，工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如1934年12月12日中央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改变红军行动路线的主张，认为如果继续执行北上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只行西进，向敌人的薄弱环节贵州进军，才有出路。毛泽东的这个主张，得到了手稼祥和到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支持。12月18口中央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又针对博古的错误意见，提出：“我反对现在和肖贺会师，我们应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一起建立根据地的意图，红军应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对此，王稼祥深表赞同，反对博古坚持原来的战略方针，并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硬是往敌人口袋里钻!蒋介石在这条路上布置了七个师，我们是自取灭亡!”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由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只得坐担架行军。毛泽东也因病坐担架，他们和张闻天一起行军和宿营，经常在一起交谈，商讨党和红军前途的一些重大问题。正是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王稼祥向毛泽东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他认为：“李德他们不从实际出发，先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和敌人硬拼；拼不过了，在退却中又没有章法，实行逃跑主义。真是乱弹琴，瞎指挥!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他的这些想法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同叫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和毛泽东的态度，同张闻天交谈，又得到了张闻天的赞同，接着又利用各种机会找其他一些负责人一一交换意见，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当王稼祥同聂荣臻交换看法，提出要把李德、博古轰下去，让毛泽东出来领导时，聂荣臻完全赞成。周恩来和朱德等也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意见，可谓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于是便适时地召开了遵义会议。
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积极支持毛泽东，建议毛泽东进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次会议上，先由博古作主报告，他谈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时，却强调客观原因，避开主观指导上的错误和责任。周恩来作副报告，主要是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接着就是毛泽东的发言，他集中地批评了李德、博古等人的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讲了一个小时左右。他的发言态度诚恳，认识深刻，论据充分，很有说服力，获得大多数于会者的认同和赞许。紧跟着，王稼祥旗帜鲜明地作了支持毛泽东的发言，严厉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提议把毛泽东增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去，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他的这一建议当即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应该说，遵义会议的召开，固然是我党好多老革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客观地讲，促成这次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就是王稼祥。
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毛泽东说：
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力；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样同志传达的。”
王稼祥在中央苏区时负重伤，并几次危及生命。当时因战争环境，医疗条件困难，未能及时根治。长征途中，他的伤口经常发炎，高烧、肠子流脓，加之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严重缺乏营养，身体十分虚弱。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由贺诚陪同他去苏联治疗伤病。他们于1936年12月上旬动身，辗转西安、华北等地，于1937年6月下旬才经上海去了苏联。伤情好转后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因为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康生要回国。
王稼祥这次莫斯科之行，除了治伤外，还有一项重大使命，就是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苏共斯大林介绍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他先是会见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他介绍厂长征的完成、抗日战争的开始，以及他个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看法。不久，季米特洛夫又陪同王稼祥，还有王明、康生、邓发一起去会见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一面急切地向王稼祥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包括抗战的情况，一面作了重要谈话和指示。
王明、康生回国后，王稼祥就担任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的经常性的工作，就是及时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反映中国党内、国内的形势，介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独立自主原则，用王稼祥自己的话说，就是把中国党刊党报上的材料，编成俄文材料送给季米特洛夫参阅，使共产国际能够了解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便提出建议让中共中央参考。与此同时，王明回国后却把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临别时对他的提醒和赠言抛在一边，竟以共产国际代表和钦差大臣自居，对中共中央执行的方针政策指手划脚，进行无端的指责。甚至多次不经延安同意，竟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声明、宣言和谈话；直接或间接地与延安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后来甚至发展到公然否认中央书记处权威性的地步。
随着王明与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共产国际对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了意见。在王稼祥离任回国之前，季米特洛夫面见王稼祥和新到莫斯科接替他工作的任弼时。谈话中，季米特洛夫明确地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旨定了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是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
王稼祥于1938年8月下旬回到延安，先是在9月14日至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了传达，接着又在9月29日开幕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传达。这样一来，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存在的第一个原因――共产国际的支持给取消了，进一步明确与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的问题，为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在我们党内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后来胡耀邦指出：“3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党内有一种不好的做法，就是党内争论、吵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去找共产国际打官司。这样一直到1938年工稼祥同志回来之后，情况才有了变化，因为那时斯大林说了中国共产党还是要以毛泽东同志为首。”
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1943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正当整风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来到延安枣园王稼祥的住所，看望他的病情和身体状况。两位老战友在寒暄过后，毛泽东便说：“过几天，党诞辰22周年的生日快到了，是不是请你写篇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王稼祥十分谦虚地询问毛泽东应该从哪些方面写，毛泽东说：“22年的历史你都知道，就从总结经验教训，再针对目前党内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写吧。”“那好吧，让我想想看。”王稼祥在接受毛泽东这一建议后，带着病便忙着查阅各种书刊上的有关资料。这一段时间，他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有时一直到大天亮才休息。在写作过程中，伤痛经常隐隐发作，他就一边捂住肚子上的伤口，一边伏案疾书。大约经过一周左右时间，他就把文章写好了，题目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经送毛泽东阅批后，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头版位置上发表了。
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在此之前，无论在党内还是在理论界多半都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主义”等提法，从无人使用过“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同时王稼祥在这篇文章里，还以清晰的语言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成熟和理论地位，以及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相联系等问题都作了初步的论述。譬如文章写到：“共产党所指出的抗战正确道路与抗战中的正确政策，早已在我党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表现得清清楚楚，并且在敌后抗战的实践中证实它的正确性。”文章尤其指出：“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并且，这个理论正在继续发展中。”这些论断都是非常精辟的。然而，王稼祥之所以能够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并用如此明确、深刻的观点来阐发毛泽东思想，这同他对自己曾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深刻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深刻认识，和自觉主动地亲近和理解毛泽东，以及他自身的深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功底是分不扑的。这允分表明了王稼样在当时就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列主义科学理论的。
自从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之后，就逐步地被我们党和理论界所接受。在党的一些文件中和中央许多领导人的讲话中都开始使用这一理论概念了，特别是在党的“七大”上，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又一面光辉旗帜第一次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之中。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集中全党智慧，包括吸收王稼祥这一伟大理论成果在内，对毛泽东思想又进一步作出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使毛泽东思想成为武装和教育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武器。
辉煌的后半生
王稼祥在其后半生中为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贡献是卓著的，其中有四件事必须提到。
其一，任东北局城工部部长时，在管理城市工作方面是很有成绩的。这一点曾受到毛泽东的首肯。1947年5月，王稼祥病愈从苏联回到哈尔滨，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局城工部部长。上任不久，东北全境解放，他就碰到如何管理像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当时哈尔滨市委内部争论很激烈，集中有这样几个问题：①进城后是组织市民和贫农以搞生产为主，还是以摘清算斗争为主?是以生产为主带动政治斗争，还是为了斗争而斗争?②对清算斗争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法?③对伪满时期留下的旧政权是暂时保存，还是彻底摧毁?④对民族工商业政策，是采取保护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在生产中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还是先斗争，斗争结束了再抓生产?⑤允许不允许农民进城抓逃亡地主?王稼祥上任后立即组织起一个精干的工作机构，经过调查研究，在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后，他作了明确的表态，支持哈尔滨市委的工作。认为进城后一定要抓生产，组织市民摘生产，不能首先搞斗争不抓生产；对旧政权的改造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彻底砸烂，不能影响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生活、公共卫生、城市交通都要保持正常，不能妨碍生产，
妨碍支援战争；农民进城要布个限制，不能让其自己抓人；工商业资本家按土改法规定，其农村财产交农民分配，城市财产不能动，并且还有意识地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保护起来，使哈尔滨市的工商业免遭破坏，城市生产秩序逐步恢复了起来。市委在王稼祥的支持下，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坚持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使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得以维持。
其二，出任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由于没有外事工作经验，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从头学起。王稼祥上任后首先组织使馆人员(包括他自己在内)学习外交业务，如外交礼节、礼宾程序、外交文书和法律条约等。当时，主要是晚上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给我使馆人员授课，介绍经验。事后将这些讲课记录整理出来，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和充实。还把这些材料送回我外交部，给外交部在编写外交礼节材料时作参考。再者就是严格执行外事纪律。他要求使馆人员必须做到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不准一个人单独行动。在外事交往中，他和使馆人员做到不卑不亢，有理、有利、有节，为新中国外交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全力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友好合作。特别是为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工作卓有成效，确保了这次访问的万无一失。
其三，出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首任部长，又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1951年，王稼祥从苏联离任回国，担任刚刚成立的中联部部长。首先他除了抓组织机构、人员编制和班子配备以外，还规定了中联部的三项经常性的任务：①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向中央作出报告和提出建议；②负责接待来华访问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会谈，并陪同访问；③应邀出席各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并要求领导干部要通晓业务知识，包括各国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情况，各国工人运动和其他各种群众运动，以及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托派的情况等等。他还要求工作要快和准，不快则可能失去了时效，不准则可能犯错误。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为止，经过短短五六年的工作，我们就已经同全世界60多个共产党建立了关系。这次代表大会有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超乎毛泽东的预计，这表明中联部工作卓有成效。毛泽东曾对王稼祥开玩笑地说：“我们八大是为兄弟党开的。”
其四，甘冒政治风险，为党出谋献策。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我国政治舞台上“左”的势头越来越严重，面对极左思潮，不少人头脑发热，而王稼祥却比较冷静。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他曾多次就国内和国际方面的问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言献策。其中有的被采纳了，有的未被采纳，还受到批评，甚至招来灾祸。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1958年11月，王稼祥参加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经过考察和深思熟虑后，他对会议将要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有关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和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表示忧虑，对急于过渡有异议，并且将自己的意见委托刘少奇向中央常委和毛泽东转达。当毛泽东得知王稼祥意见后，说这么多中央委员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唯独稼祥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毕竟在第二年二三月间的郑州会议上，王稼样在六中全会上的意见被重视和采纳了。另一个例子，1962年上半年，看到三年来我国经济困难，在对外斗争方面不太讲究策略，有一种四面树敌的倾向，于是他就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就我国外交政策总原则、战争与和平、民族独立运动、对外斗争策略、中国对外援助等问题陈述自己的中肯意见，然而这些意见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所利用，他们在“文革”中硬是以此给王稼祥扣上“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大帽子，进行诬陷和政治迫害，直到1979年2月16日中央才给这起冤案平反，痛惜的是这时王稼祥已离开人世多年了。
主要参考资料：
①《回忆王稼祥》，1985年1月人民出版社。
②《王稼祥研究论集》，徐则浩著，1991年12月安徽人民出版社。
③《王稼样侍》，施昌旺著，1998年8月安徽人民出版社。
④《青年王稼祥》，戴惠珍著，1992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⑤《王稼祥家世?情感?品格》，沈葵著，2001年9月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