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建国的历史合理性_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考察_曹振华
理论界·总第４８４期·
２０１３第１２期
□曹振华
李彬
以党建国的历史合理性
———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冲击后发生前所未有大变局，中央权威的周期性坠落，社会结构解体，政治民族缺失，不具备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同时，在西方新观念和新势力的东渐中催生新的社会政治力量，政治势力风起云涌，民主宪政思潮成为普遍的政治价值诉求，是政治合法性的标志。在民初议会政治试验不成功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转向以党建国，借鉴苏俄政党组织模式和社会动员模式来建构现代国家。从当时的社会情形来看，国民党这种以党建国，建构现代政党国家的做法具有极强的历史合理性。
一、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范形态
现代民族国家是民主的民族国家，是民族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民主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结构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民族性和国家性，作为国家认同基础的政治民族建构和作为权力合法性基础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安排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两个方面。作为地缘、血缘、文化认同的民族共同体与理性化的政治共同体融为一体就产生民族国家。民族与国家是相互建构的，领土地域上的民族共同体需要建构政权作为政治治理机构，政权建构过程将地方性的族群整合为整体性的相互关联的，对政权有普遍感的政治共同体，形成政治民族（国族）。现代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是西欧，地缘政治竞争导致的战争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最初动力，比如英法百年战争形成民族国家的雏形。与此同时，资本追逐利润并不断扩张的逻辑是推动民族国家建构并形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强大动力，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1〕
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要素，对内是最高权威，对外独立自主。要实现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的转移，就要在作为国家建构第一层次的政体选择和基本政治制度结构安排上坐实主权在民原则，这是国家权力获得合法性的正当性理据。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民主是用来安顿主权在民理念的，解决权力归属于民，权力配置遵循代议制和分权制，权力行使遵循法治等等问题。〔2〕这就要建构符合宪政架构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公民资格的范围上是包容的，人人生而平等，公职向所有公民开放。国家职能的正当性范围是有限的，社会是多元的，国家、市场与社会保持法律明确划定的界限，在国家职能范围内有效执行治理社会的法令。权威的来源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本身，被统治者的同意才是政府合法性依据。在权威结构方面权力是分散而不是集中的，横向结构是权力分立制衡，防止形成专断性权力，纵向结构是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联邦与州）权力界限和事权范围，实行地方自治。〔3〕
二、以党建国历史合理性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面临多重危机，一是中央权威分崩离析，内轻外重，权威下移。其次，对外独立主权丧失，任人欺凌，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再次，传统社会解体，社会呈现碎片化状态，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缺乏主导型力量。这三重危机既是晚清帝国所面临的危机，同时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危机所在，从另一面相上来讲，也是以党建国其历史合理性的史实依据所在。而政治民族的缺位，文化民族并不能够承担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任以及以党建国自身的优势所在则构成了国民党最终选择以党建国的理论依据。
１．中央权威危机：权威下移，外重内轻
中国近代以来政治转型发生的起点是传统帝国，维持了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收稿日期］2013－07－20
［作者简介］曹振华（1978－），男，贵州毕节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政治；
李彬（
1990－），男，湖北随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政治。摘要：近代以来，中国闭关锁国的东方朝贡体系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冲击的粉碎，卷入世界体系，重新开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面临着多重危机。在中央权威弥散，对外独立主权丧失，传统社会解体，政治民族缺位的建国困境之下，国民党选择了以党建国之路，这具有历史合理性。在历经议会政治失败之后，孙中山毅然选择了以党建国之路，设想依靠强大的革命性政党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先后经军政到训政，最后实现宪政。
关键词：民族国家；以党建国；历史合理性；国民党〔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3）12－0141－03
【历史长廊】
141
理论界
·总第４８４期·
２０１３第１２期两千多年的古典国家，稳定不变的基本政治结构和典章制度遭遇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席卷下发生了全面危机。危机遍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这些危机同时发生而且无法从传统中发掘和借鉴解决危机的本土资源。
〔4〕
晚清中央权威承袭了中华帝国历久以来中央集权和地方分离之间的周期性权威变动格局，并无从摆脱盛世中央集权，乱世地方叛离中央，地方割据的历史宿命。乾嘉以降，国势转衰。洪杨起势，满清旗兵绿营不堪一击，汉人士绅曾国藩训练湘军，李鸿章训练淮军，镇压叛乱之后地方督抚高位多为汉人控制，形成督抚专权，外重内轻，汉重满轻。晚清中央权威跌落，地方势力速起，四分五裂。此后，预备立宪运动夭折，立宪党人转而同情革命，孙中山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在各省独立响应下建立新法统和政统。可是南北对峙，南京并没有足够军事实力统一北方，边疆蒙、藏、回也不认同南京，只好孙袁易位。但就算是一代枭雄如袁世凯者的政治强人也无法力挽中央权威下降的狂澜。待袁公去世，掌控中国政局的北洋集团分裂，直奉对决，地方军阀崛起，进入军人政权时代，中央权威丧失殆尽，使得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面临着巨大危机，但同时也是转机所在。
２．对外独立主权丧失，被迫卷入世界体系
当古老的中国与世界体系开始发生碰撞之后，中华帝国此时外来挑战的对手已经不是前朝的北方边陲夷狄，而是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工业化，向世界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中华帝国古典国家形态———天下体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来冲击下被迫向现代国家转型。西欧地理大发现后怀着冒险精神和传教热情的殖民者到东方进行商业探索，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新世界，其余殖民者也相机东来。随后西方经过科技革命、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不断向外扩张，建立资本主义体系，这与明末清初东来的传教士们尊重中国礼仪，接纳汉学，取得政治当局和士大夫认可后再行传播科学的姿态截然不同，殖民者们傲倨横暴，不再尊重中国自视的天下体系的文明中心位置，直接冲击中国的朝贡体系，不接受藩属地位，而是把欧洲国际关系中惯行的法规和外交惯例强加给中国。〔5〕
中华传统帝国由此被卷入世界体系之中，旧有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内部发生巨变，主权受到削夺，西方的冲击促使中国由一个中世纪古典国家形态向现代民族国家形态转变。中国维持了多个世纪的朝贡体系随之轰然坍塌，不仅如此，中国也逐渐成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与西方签订条约，开放通商口岸。到甲午中日战争惨败，割地赔款，震动朝野。辛丑拳乱后主权又进一步丧失，列强不仅获得了关税自主权，还获得了治外法权，在华驻军权。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被迫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华帝国在西方国际交往规则中开始产生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产生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寻求民族国家认同。在危机中帝国高层启动变革，施行预备君主立宪，开始建构现代国家。
３．传统社会解体，社会结构碎片化，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缺乏主导性力量
晚清中华帝国在列强铁蹄的践踏之下，再也无法维持之前和平有序、经济繁荣、文化精深的局面了，科举制作为农业社会和帝国官僚体系交相作用的制度建制也受到冲击并在预备立宪中被废除。这样一来，士大夫作为官僚体系的主体成员和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者，面对科举制的废除与西方的冲击，无法从传统中找到应对时局的思想资源，显得无所适从。而接受西方新思潮的读书人成为新式知识分子，极力倡导变革。农村经济在西方廉价质优的商品竞争中破败了，手工业破产了，受损害的农民从最初对西方器物的新奇感变为反感和仇视。新兴的工商业者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与新式知识分子一样，同样主张变革。最有影响力的地方士绅则与军阀结盟，派系对立，从此内乱不止，传统社会趋于解体，对此孙中山痛心疾首，称之为“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以至于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6〕社会结构的碎片化并没有形成一个能够主导国家建构的社会阶层，而要在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一个列宁式组织严密的高度集权的政党正好具有动员和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合力的政治组合功能。孙中山后来模仿苏俄以党建国之路，设想通过军政、训政、宪政来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正是在传统中国社会解体之下的应激之举。
４．政治民族缺位，文化民族不能提供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要素
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终结了王朝国家，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但是与西方在拥有共同语言文化的民族共同体基础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国路径截然不同，中国缺乏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政治民族。
中华帝国的民族形态是基于文化认同程度差异的族群，是一文化民族而非经过政权的渗透整合形成的支撑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民族。古典的文化－国家（culture－state ）在国家统治理念上依赖文化与文明认同，“华而夷者夷也，夷而华者华也”，在制度建制上是一套道德感化的机制。“仁心－仁政”，“内圣外王”的古典制度建构基本精神贯穿古典中国的整个历史。制举措上的为政以德，与民休息等等，都体现了古典国家的德性化定位。中国古典国家结构与中国现代国家结构的差异，就是一个自然结构与一个人为结构的差异。而古典中国国家结构所具有的以文化的基本价值支撑国家机构的特质，并不能够支撑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因为古典国家建制主要依靠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着，而近现代国家则是依靠政治民族来维系。如果将文化民族规定为古典国家基于文化价值认同形成的社会集群，政治民族就可以被规定为通过国家建构形成的社会－政治集群。就此而言，文化民族支持的是古典国家，政治民族支持的是现代国家。〔7〕因此，从根本上而言，文化民族也就不能够提供现代民族建构所需的核心要素，而以党建国则恰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空缺。
三、以党建国具备应对民族国家建构危机的优势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是在没有政治民族基础，中央权威离散，传统社会结构断裂解体，古典帝国终结，社会主导力量无法组建成强大的建国联盟的历史处境中开启的。面对内忧外患，不能等到各种建国要素齐备后再行建国，建国的
【历史长廊】
142
理论界·总第４８４期·
２０１３第１２期
急迫性呼唤政党来承担起建国的历史责任，而政党正好具备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来提供建国所需条件的结构和功能。作为文化民族存在的古典国家的主体，在现代国家诞生之时无法提供给国家以政治民族的支持力量。而政党则不一样，政党在取得了建构国家的优先权后，由此替代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中心作用。〔8〕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现代制度建构思想并落实到实际政治过程中。政党的社会动员方式一是政党因素楔入民族转型，即促使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为政治民族，二是政党因素注入社会运动，即由政党担当组织如散沙般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使之形成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并使得进行这种组织的政党足以获得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绝对权力。〔9〕正如邹谠所言：“中国20世纪初期，国家在军阀混战中解体，社会中的各个领域的传统制度都在崩溃，日常生活涌现出不少问题不能从传统的思想和常规方法中去解决。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一些仁人志士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和各个领域中的危机。他们看到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个领域中的组织和制度，才能解决新问题，克服全面危机。
”〔10〕中国接受西方文明，先后以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制度结构层面的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作出回应。民初议会民主试验的不成功让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转向构建现代国家的另一路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经军政、训政后过渡到宪政，实现建国目标。孙中山在接受苏俄党国体制前已经萌发中华革命党垄断政权，领袖集权，独自负责建国的政治理念，而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制度和领袖独裁模式正是孙中山所需，于是在毫无西方援助的情况下孙中山有条件地接受苏俄援助，联俄容共，重组国民党，建立国民革命军，并最终走上了以党建军，以党建国之路。
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军队是国家的根本支撑，要实现以党建国，首先必须实现以党建军。孙中山以苏俄军队为楷模，以党领军，用党的主义治军，在军队中逐渐建立党代表制度作为政治工作制度，以文官节制军官，建立听命于党指挥的富有战斗力的党军。
在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便开始践行以党建国，再造民国的政纲，将广州大本营大元帅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制定建国大纲，奠定起以党建国的路径。国民党中央全国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闭会期间由其执行委员会代行职责，处理日常政务，之后为集中全力，孙中山接受鲍罗廷建议，仿照苏俄中央政治局建立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实质上指导和监督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政治会议成员同时兼任国民政府重要职务，是真正的实权人物。党在国上，以党领政，党国一体的国民政府就此形成，成为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的雏形，孙中山以党建国的理念“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得以实施。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是以建构英美式宪政政体为最终目标的暂时性党国政治，虽然是在形式上的宪政框架下运作，但却已经具备了民主、法治、分权、地方自治、人权等现代国家构成要素。
四、结语
国民党人面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全面危机，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走上了以党建国之路，是对民初议会政治试验不成功的回应，更是挽救民族危机的需要，也是利用强大政党来重建国家的需要。苏俄革命的成功以及其为国民党所伸出的橄榄枝更让国民党在以党建国之路上坚信不疑。但国民党以党建国一时的成功却始终无法弥合以党建国其历史合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即由以党建国所塑造起来的“党国体制”（Party－State ）与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安排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为此，孙中山用军政、训政、宪政建国三阶段论来化解党治与宪政之间的紧张。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所向往的欧美民主社会，事实上是将中国人理想社会——
—大同社会与民主社会相结合，追求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此外，国民党人的建国方略蕴含的现代性事实上奠定了传统帝国从党国政治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现代化方向，确立了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定位，建构起三民主义的国家哲学和权能分离、五权宪法的国家运行结构。在国民政府偏安台湾之后，60、70年代开放报禁、在八十年代后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循军政、训政、宪政建国之路，结束党治，走向政党政治，在本土化过程中一步步推进了民主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74－276．［2］［美］乔治·萨拜因著．政治学说史（第三篇）：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等相关论述．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
［3］莱斯利·里普森著．《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相关论述（第10版）．
［4］邹谠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41－72．
［5］徐中约．《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第五章《对外关系》，第六章《国运逆转：由盛到衰》．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1，（1）：73－102．
［6］孙中山全集（第6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5：412．［7］［8］［9］任剑涛．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近代政党－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学海，2010（4）．
［10］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3－4．
责任编辑：邱枫
【历史长廊】
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