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自由与秩序信息主权法律规制的价值博弈

浅析自由与秩序:信息主权法律规制的价值

博弈

一、问题提出: 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的张力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新信息技术，推动电子邮件、博客、微博、微信等信息流动新形式层出不穷，信息流动方式的分散化、信息传播主体多元化促成信息流动量日益加快。影响信息传播与主权关系复杂的因素是多样的，如国家间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体制、利益诉求与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国家与公民在信息空间中的互动关系，因双方对信息技术的不同主张而异于现实空间中的互动关系。面对高新信息技术的崛起，国家和公民的立场和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公民主张信息是自由流动的，而国家倾向于对信息进行控制、管理和共享，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矛盾因双方的不同主张在信息空间中被凸显。

第一，国家主张利用信息技术控制、管理和共享信息。信息技术似乎给每个公民戴上了居盖斯之戒，但事实上，信息技术使国家收集、分析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大为提高，1982 年美国16 个政府部门共拥有35 亿份美国公民的档案文件。国家能够实现对信息的控制、管理和共享，其中需借助的重要手段便是强制性技术。国家从信息技术中获益，也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强制性技术。以信息监控技术为代表，国家通过卫星系统、远程监控照相技术、电子定位设备、血液呼吸监控设备、生化监控设备、电子指纹、声音鉴别系统等监督个人信息或商业信息。对于一种整体的强制性技术系统来

说，强制性技术的变化创建一个更复杂的指挥、控制、通讯、智能和武器系统，并能使其具有更广泛的跨国性和国际互联性特征。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并不能够成为国家强化对内主权的证据，高新信息技术提升国家收集、分析和利用信息能力的同时，也为非国家行为体和公民获取日益增多的信息提供了便利。第二，公民主张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由于信息技术为信息的自由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公民顺势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之一，国家对信息的控制、管理和共享能力因此受到冲击。高新信息技术开辟了一个社会公众控制信息的新时代，信息正逐渐从公共领域转移到私有领域，以前在公共领域的信息可以免费得到，现在私有领域必须有足够的费用才能得到。

信息技术成为了公民之间信息交流的中介，无论是来自一国内的亦或国界外的信息在公民之间频繁交流。即便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强制性技术，并不能必然地加强国家对信息控管的能力，这是源于: 在国际上，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同样能够获得相关强制性技术。信息的高效传播促使信息空间日益突破国家地理边界的限制，卷入全球通讯系统并成为其组成部分，冲击了国家控制、管理信息跨国界流动的能力; 在一国内，国家使用相关强制性技术受到来自诸如人民主权说等政治学说的挑战。信息监控技术的广泛利用明显加强了国家对信息的控管能力，却忽略了公民更清晰地感受到国家对信息控管的事实。国家对信息流动新形式进行管理举步维艰，尤其以信息安全问题为代表。第三，信息主权有助于调和信息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的张力。国

家行使主权的方式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存在差异，且国家行使主权的客观能力与主观需求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因此需要将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进一步细化，具体包括能力、对内自治、对外自治和主观自治。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提升了信息跨国流动的效率，对信息空间中国家能力及其对内、对外自治和主观自治产生了影响。由于国家和公民面对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各自的主张存在一定的张力，因此，信息技术对主权的影响是模糊不清的: 一是国家利用信息技术应用于强制性技术，以信息监控技术为代表，提升了控管信息流动的技术条件; 二是在国际上，国家即便将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应用于强制性技术，也可能面临其他国家掌握该项技术的风险; 三是在一国内，国家在领土主权的范围内，面临着公民借助信息技术不断突破国家对信息控管的趋势; 四是信息技术与强制性技术的结合，表面上符合传统主权理论的要求，却使其难以获得公民的普遍认同。

可见，信息技术与强制性技术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日益复杂的趋势，这不代表公民维护信息权利的能力提高，也不意味国家控管信息能力的强化。事实上，公民和国家对信息自由流动与控管的范围和程度均受到限制，这源于在越来越一体化的全球政治、经济和信息技术体系中，国家和公民仅仅是巨大链条上的一环。信息技术为公民获取、使用和传播信息提供便利，却未改变连接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民主机制。信息技术无法改变既有的国内政治制度和国际政治关系，也无法创立一种国家垄断或公民肆意妄为的信息控管机制。

二、信息主权的法律规制: 连接信息主权的政治现实与道德追求

为了应对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信息管制之间矛盾，主权理论被丰富、发展为信息主权，将国家行使信息主权的能力进行分类，足以发现信息主权本身并非一种任意妄为的权力。国家控管信息的边界、公民信息自由的维度、国内外信息纠纷如何解决和信息主权的正当性事由等一系列问题均需要探讨。信息主权的法律规制需要法律规则与信息技术相匹配，既要对信息空间中权力博弈的政治现实进行考量，同时也应秉持着法律规制本身追求的道德追求。

( 一) 信息主权的政治现实

信息主权是信息时代主权的自然延伸，根源于社会分工，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物质基础和心理依托成为其存续事由。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古典政治哲学家均假设了社会契约，以此为理论前提来证明主权的来源。社会契约论即便在推理、论证方面甚是缜密，却无法掩盖其理论假设的本质。正如涂尔干指出社会契约的概念在今天已经不堪一击。信息主权的出现亦是顺应信息时代的潮流，其产生是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社会分工而形成的。在物质层面，基于掌握的力量、财富、声望、权威等资源差异，信息主权是人类在信息空间中对主权依赖的结果，有助于信息空间良好秩序的形成。在心理层面，信息主权是由习惯生成的，受到本国公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因对信息资源控管的非对称化，而形成人们对信息主权的认同，并逐渐转变为因习惯而产生的认同。

同时，由于个人反抗既有秩序的成本很高，挑战信息主权的几率较低，对信息主权认同的心理因素成为信息主权维系的重要因素。尽管

主权本身并不是某种具体的权力或权利，但其内核却是权力和权利的复合。权力表征着一个行为体对于另一个行为体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信息主权是主权在信息空间中的自然延伸。当信息主权作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并肆意妄为时，造成赤裸生命的可能是不容忽视的。在一国具有管辖权的信息空间内，控管信息的权力促使国家能够发布政策，而公民必须遵守政策，继而接受以命令-服从为特征，信息权力-信息权利线形格局的政治现实。信息主权一旦进入国际信息空间中，随即失去了命令-服从的权力结构特征。通过追溯信息主权的形成历程，并分析信息主权的对内、对外面向，足以发现信息主权的政治现实是无涉价值或法律的，具有非社会契约性、非绝对性的特征。

三、结论

围绕着自由与秩序两种法的价值，对信息主权进行法律规制乃是题中之义。通过比较美、英、法为代表的相对宽松的规制模式与德、韩为代表的相对严格的规制模式，发现各国在处理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关系的两种态度，或强调自由或强调秩序，体现出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在各国信息权力( 利) 立法中的博弈关系。以信息权力( 利) 立法作为信息主权法律规制的起点，因吸收自由与秩序两种法的价值，拉近了信息主权的政治现实与道德追求之间的间隙，有效弱化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的张力，在维持信息空间中良好秩序的同时，为信息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必要空间。

博弈论视角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与现象

姓名：学院：专业： 年级：2010级 学号： 题目：博弈论视角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与现象 关键词：经济学，大学生，考试作弊。 内容摘要： 考试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是检查教师教学效果, 是检验学生对知识和技术掌握程度的一种手段。近年来考试作弊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并呈现不断蔓延之势,严重影响了考试应有的严肃性、公正性和科学性,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考试作弊行为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考试功能的正常发挥,同时也严重损害着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品德培养。如何有效地杜绝和减少学生考试作弊行为已成为近年来高等教育势在必行的一项工作。本文从从成本-收益分析维度对考试作弊行为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分析考生作弊的成本，提出控制作弊的对策。 一、大学生考试作弊的成本-收益之博弈 作弊行为包括夹带小抄、桌面留言、互对答案、偷看他人答卷、互换试卷、替考等,呈现出方式多样化、主体多样化、规模集团化、过程组织化、人员职业化、手段现代化、水平专业化等特点.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活动主体总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正是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内在动因。因为考试成绩是衡量学生表现的关键指标,它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奖学金、评优、入党、提干、推研、就业和心理满足。在这一动因的作用下,大学生在考试中可能会违背学校规定,具有作弊、不作弊和按照一定的概率分布进行作弊等三种不同的行为选择。寻求最佳的作弊与不作弊的概率分布是大学生的行为选择。在个体理性作用下,大学生选择行为时常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将作弊带来的超常收益与作弊被发现而受惩罚的损失进行对比,若作弊的超常收益低于受惩罚的损失,将不会试图作弊,否则,作弊有利可图,就会发生作弊现象;二是估计作弊被监考教师发现的可能性,如果这一可能性很大,作弊概率就小,否则作弊概率就大。 1.学习机会成本大，课堂学习收益小

论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

论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 论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 法律解释的目的是在规则与事实发生冲突时，借助于法律技术，例如类比推理、法律发现以至于立法等手段。来弥补那些在立法过程中没有被立法者所发觉的法律漏洞，从而起到一种调和作用，以期消除规则与事实之间的不同步。与此同时，借助法律解释方法还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填补规则不确定而出现的权力真空。 法律解释方法主要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和社会解释等。学者们对于适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的先后顺序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致的共识，即：文义解释具有严格的优先性，若文义解释的条件得到满足，它就优先于其他解释方法被采用；只有具备足够的理由对文义解释的结果表示怀疑时，才有条件考虑上下文解释和体系解释；而比较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则通常是最后的选择。这一解释间的排序虽然确认了某种解释方法相对于另一种解释方法具 有优先性，却难以回答在何种情况下，后位的解释方法可以取代前位的解释方法。当面对疑难案件时，其判决将是充满未知数的，进而导致司法过程不具有可预期性，不利于司法的稳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借助于法律解释，司法可以巧妙地回应一些深刻的社会麻烦，并有助于缓解传统的司法意识形态对疑难案件的判决所施加的压力。 在进行法律解释的时候，人们往往偏向于从法律文本的范围内去完成解释，因为这只需要考虑较少的解释因素，并可以使解释的结果一目了然。这种逻辑体现的是形式合理性，即追求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然而这种形式合理性的缺陷表现在，它试图把实体性问题作为程序性问题来一并处理；而且疑难案件的判决一般都需要综合权衡法律内外的各种复杂因素。司法中的法律解释并不限于对法律文本的解释，甚至主要不是对法律文本的解释。法官必须兼顾法律规则与个案案情，平衡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法律解释就是要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下面通过分析里格斯诉帕尔默案来解释在判决疑难案件时如何选择解释方法。

法的价值冲突及处理原则

法的价值冲突及处理原则 法律的基本价值包括自由、正义、秩序等诸多方面。法律的各个基本价值之间可能会出 现相互间的冲突。在协调上述冲突的过程中，法律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解决法的基本价值之间的冲突包括如下三个主要原则： 1、价值位阶原则； 2、个案平衡原则； 3、比例原则。 法的价值，是指法这个客体对满足个人、群体、社会、国家需要的积极意义。自由、正义、秩序是法的基本价值。 1、自由 自由是法的最高价值，其和法的关系是： （1）自由是法的目的 法以自由为目的，体现在： 第一，从法的权利和法的义务来看，法的权利是为自由而设定的，而法的义务也是为自 由而设定的。法的权利的设定与自由相抵触就必然违反法的初衷。法的义务的设定与自由相抵触，法的权利就成为乌有，自由也就没有法的根据和保障。 第二，从法的授权、禁止和义务的规定来看，法上的授权固然是对自由的确认，法上的 禁止和义务也是为确保自由而设立。 第三，从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来看，法的制定要以自由为出发点和归宿，以自由为核心；法的实施必须以自由为宗旨，法的保护或打击、奖励或制裁都应以自由为依归。 西塞罗：“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 洛克：“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者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 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 （2）法确定自由的范围，对自由进行限制 自由必须受到法的限制，法限制自由的目的并不在于限制自由本身，而在于实现自由和 保障自由，在于扩大自由并为自由的享有提供条件和手段。 第一，法对自由的限制必须以必要为原则。这意味着法对自由的各种限制和限制程度， 相对于作为目的的自由来说，应当是必要的。法对自由的限制后果相对于不限制来说应是更有效益而必要的。也就是说，对自由的限制也有个效益问题，即以最小的自由限制获取最大的自由效益。 第二，法对自由的限制要以法为准绳。即自由的法律限制必须以法律规定作为表现形式，而不能以非法律的政策规定、道德规定、纪律规定等作为表现形式、法在自由的限制上不应是含糊的、模棱两可的，而应是清楚的、具体的。并且法对自由的限制应当是公开的，稳定的，不能频繁变化而使人不可捉摸。 第三，法对自由的限制只是自由所受限制的一个方面。自由还要受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社会精神生活条件的限制，还可能受到自由本身的限制。自由之间存在着矛盾，一种自由可

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实证法学派与非实证法学派的不同立场 道德与法律是否存在概念上的必然联系是区分实证法学派与非实证法学派的关键，自然法学派认为，道德与法律有本质的联系。自然法实质是道德法则，它不仅是法律制定的最终依据，而且是评价法律好坏的最高标准。实证法学派认为，道德与法律没有必然联系，法律中不能有道德因素的参与，存在的只有实在法。 非实证学派（主要是自然法学派）中，19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所持的观点是自然法是至高无上、永恒不变的，理性的最高体现，是自然万物存在之前就己确立的，其实质是道德法则，它是构成人定法和正义的基础。因此，它不仅是法律制定的最终依据，而且是评价法律好坏的最高标准。到了现代，新自然法学进一步兴起，它关注点由自然跟理性转向道德。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富勒，他不仅强调法律与道德不可分，而且强调法律本身的存在也必须以一系列法治原则为前提，这些法制原则就是法律的“内在道德”，也即“程序自然法”。 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富勒指出：“法是使人类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从这一事业要求法必须具有一般性或普遍性，必须公布于众、可预测或非溯及既往、明确、不矛盾、可为人遵守、稳定、官员的行为必须与己公布的规则一致。这些要求属于“法的内在道德”，他们之所以是“内在的”，乃是它们内含于法的概念之中：之所以是“道德的”，乃是因为它们提供了评价法律和官员行为的善恶标准。由此可见，法律与道德是存在必然联系的，是不可分离的。另一位自然法学家德沃金在他的代表作《认真看待权利》一书中，指出权利是要求保护的“道德主张”可以是法定的权利，也可以是道德的或政治上的权利。他强调，只有政府认真地看待权利，它才能够认真地看待法律，才能够使公民尊重法律。为此，政府必须保护个人权利，法院在处理案件，尤其是宪法案件和棘手案件时，应依据公认的道德原则做出保护个人权利的决定，这就是他的权利核心之所在。他还在《原则问题》一书中指出，法是由规则、原则、政策等要素组成的，法的原则，如“不得不公正的损人利己”、“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利”本身就是道德原则。从“原则”的角度看，法与道德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此外，像“犯罪”、“过错”、“责任”等法律的概念和“合理的便利”、“公平行为”、“正当程序”等法律的标准，都是由它们所服务的目的形成的，在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概念和标准时，不可避免地涉及法律应当是什么，法律的作用是什么等道德和正义的问题。 自然法学派关于道德与法律有本质联系的理论，虽然为法律提供必要的价值基础和准则，但是由于他们认为道德在法律制定、解释及法官确定法律标准时都起着重要乃至决定作用，实质上是将法律归于道德，等同于道德，使法律成为道德的附庸，而失去其自身的独立品格和至上权威。 与资产阶级革命催生出充满浪漫情怀，激进而富于幻想的自然法学派相比，实证法学派关注现实的经验生活，强调立法的基础应当是个人和社会的实际利益，而非自然法学派所说的超越时空的道德法则。如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边沁极力反对古典的自然法学，他认为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自然法都是一种虚构，一种猜测，一种纯粹的逻辑幻想。实证主义法学派断然否定道德与法律关联的必然性，认为法律来源于经验的总结，不存在有自然法这种东西。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基本观点是：恶法亦法；法和道德之间，实然的法和应然的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法是国家主权者的命令。在法和道德本质联系的问题上主张不符合道德的法不影响法的实在性的观点。 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极力主张把实际的法和应当的法分离，把立法学和法理学分离。他指出，法是立法者的意志或命令，立法的目的必须是维护公民的安全、平等、富裕和生存，而非捍卫自然法所说的抽象正义。他认为仅仅从一个规则违反道德标准这一事实，就断言这个规则不是一个法律规则，这将导致无政府状态或放纵。仅仅从一个规则合乎道德愿望这一事实，就认为它是一个法律规则，这将导致政治上的混乱或专横。

法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弈

分数：__________ 北京大学《法律导论》 课程期中作业 论文题目法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弈

法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弈 【摘要】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依法治国首次被列入专题来讨论，可见当今的中国越来越重视法治社会的建设。从商鞅变法到唐律，中国的律法体系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其对当今法律的贡献却微乎其微。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德治、人治，重视“人情”关系密切。而这些文化传统，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的法治进程。本文试图从传统文化与法治的比较，分析两者间的矛盾与解决之道。 【关键词】现代法治、中国传统文化、人治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的矛盾 德治，人治，还是法治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历史上，性善论最早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孟子的《滕文公上》。它开篇即写到“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虽然近几年港台儒学界有向善和性善的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孟子在总结人生哲学时已明确指出人生来便有具有良知，这也是人和禽兽最基本的差别，1即“人禽之辨”。 在孟子生活的年代，他的学说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然而当儒学逐渐在中国确立其统治地位时，这种思想逐渐在统治阶级的执政理念中根深蒂固。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史，“仁政”一直是整个社会最高的政治理想。在这个中国式的“乌托邦”中，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给予人民基本的生活保障。应该说，从百姓利益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思想是好的，因为它强调统治阶级不应过度剥削人民。然而以德治国，强调以民为本，却是建立在人民皆“性本善”的基础认知上。这样的治国方针不可避免的将导致法治观念的缺失。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法家”这样的思想和众多的律法，但它们根本思想并不是用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而是用法律来约束老百姓，即被统治者的行为，从而巩固统治者的权力。于是，中国古代的律法逐渐成了统治者剥削人民的工具。就 1赵法生《孟子性善论的多维解读》

社会福利之中的博弈论视角

社会福利之中的博弈论视角 20091020234 社会工作 赵志东根据福利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福利之享有者双方来划分，可以将两者广义的看做是局中人，往往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决策者，而福利的享有者未必可以真正在其中扮演好对抗者。后者往往动作是滞后的、默认的、被动的，但最终占优。而在这一过程之中，双方的博弈开始逐渐衍化，又起初的对抗变为合作博弈，而也会从追求均衡到非零和，共同寻求发展。 我单纯的认为将政府和最广大的福利享有者以博弈论的视角下来看，两者博弈的狭义应该是从博弈双方变化为博弈内容，也就是说由开始的对抗者追求享有福利的权益，变化为已享有福利者对于福利内容的追求，这里所指的追求可以是保障或是对于福利内容再界定。 对抗者往往处于被动，因此对抗者只能寄希望于决策者劣势的策略选择，但是在博弈中不能忽视的是博弈双方往往存在着信息不对等的问题，因此对抗者很难通过单纯的对抗来获得优势。因为双方不同的社会作用和地位，在这个博弈之中，几乎不会出现一方打倒一方的情况，只能出现优势的倾斜。参与博弈的对抗者想通过这一过程来扩大自身的福利，或是争取自身的福利。而决策者则要考虑更多，如何

寻找到双方博弈的平衡点应该是决策者首先考虑的因素。而决策者要害更多顾虑，由于决策者的政策往往具备了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因此决策者并不能在单纯刨除了自身利益关联及其他因素之后，就能完全的偏向对抗者的意愿，决策者必须使得规则在顾及了全体局中人和参与者的意愿之后，又不存在种种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诱因。决策者与对抗者的种种矛盾决定了两者在社会福利的制定、实施、修改、完善等各方面都充斥着博弈行为，而且这一系列的博弈是不可消除的，同时也是不能逆的，因为在博弈双方不断试探和找寻平衡点的过程中，社会福利也随着进步，无论是哪一方面。福利享有者在享有了福利之后，便不会再忍受福利的倒退，而决策者也必须充分听取最广大社会成员的意见，毕竟那是权利构成的基础。 如果将在社会福利相关之中的双方的博弈行为看着是不断发展的，那么中国的社会福利无疑还处在第一阶段的博弈，即社会成员还在追求自身的福利，而同时表现出了不同的博弈者所追求的福利界定还不尽相同。在具体的操作上由政府代表国家提供福利。表面看来，福利的提供主体是政府，实际上，政府只是一个中介机构，真正提供福利的是国民，其基本途径来自于税收。然后相较于knowledge is power 这句名言，power is power 似乎更能说明在中国产生差异的原因。过于注重权力导致了上重下轻的社会结构，大量的资源集中在了掌握权力的人群手中，相较而言，权力缺乏的人群往往得不到福利的保障，或者只能得到可以涵盖绝大多数人的部分福利。

法律解释中的真理与方法――加达默尔诠释学与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中的真理与方法――加达默尔诠释学与法律解释法律解释[1]是国外法律理论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些系统的方法[2]，这些方法都体现了对法律解释问题的一些洞见，揭示了部分真理，也都受到部分法官和学者的主张与支持，从而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对于这些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在发生冲突和矛盾时如何加以取舍和协调等问题，则一直聚讼纷纭。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研究中心的著名教授埃斯克里奇(Eskridge)长期以来一直研究立法和法律解释问题，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居于美国学界的领先地位。[3]他认为，法律解释是人类所有解释活动的一个分支，要深入理解有关法律解释问题的争论，必须回到对解释活动本身性质的探究上。而针对解释活动的特性在法学之外已经有了大量的讨论，因此法学研究者应当对这些文献加以系统考察以深化对法律解释性质的认识。他于199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加达默尔与法律解释》[4]的论文，企图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加达默尔所创建的哲学诠释学引入法律解释问题的研究。[5]他根据加达默尔诠释学提出的动态(dynamic)法律解释理论[6]在美国法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7]虽然加达默尔式的法律解释理论以及埃斯克里奇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动态法律解释理论也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境，但其中确实也蕴涵了很多真知卓见，而且在转型中国的法律解释中强调法律解释的动态性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对该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作一介绍，意图推进国内法律解释问题的研究水平。

加达默尔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论哪一种解释方法，都不具有排他的适用力，不应过度地指导和约束解释者。无论解释者采用的是哪一种方法，解释永远是通过历史传统为中介，寻求在文本与解释者之间对真理的共同理解。论文的第一部分就是考察加达默尔的论点以及对其论点的哲学批判。 论文第二部分考察加达默尔诠释学对法律解释的意义。诠释学认为，将我们的视野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文本、立法者的预期或者当前的政策，都无法帮助获得法律含义之真理。这些视角应当协同努力，并互为补充。加达默尔的诠释学将法律解释看作是解释者的当下视角和文本以及立法者的历史视角之间所进行的对话(conversation)。法律解释的辩证法既非考古学或文本主义的观点对解释者的强加，也非解释者用自己的观点取代法律文本的观点，而是这些不同的观点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在元理论的层次上，加达默尔的诠释学为动态法律解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基础，有助于建立一个法律解释的一般理论，并且为思考法律解释中的一些特别的问题，如解释的戒条、立法史的运用以及法律先例的角色等问题提供帮助。 论文第三部分考察我们能否从那些反对加达默尔式法律解释的主要观点中获得一些有关法律解释的真知灼见。以对加达默尔理论的哲学上的反对意见为基础，对于加达默尔式动态性法律解释理论存在三种反对意见。第一种涉及被广泛提出的“反多数民主的困境”，这种反对意见认为动态性法律解释无视议会作为首要的甚至排他的立法主体的宪法地位。这种反对意见的问题在于，诠释学已经说明对于久已通

当下中国司法实践中“法理情”与“情理法”的博弈

2009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当下中国司法实践中“法理情”与“情理法”的博弈目录 第一卷、实践活动总览 第一部分活动概述 一、目的 二、时间 三、地点 四、团队成员 五、调查课题 第二部分行程回望及感悟 一、初到永吉 感悟：酒文化与政治圈 二、永吉县法院座谈 感悟：寻求规则与实践的最佳契合点 三、教育实践基地挂牌 感悟：时间的宝贵 四、永吉检察院座谈 感悟：法律人的素质 “法理情”与“情理法”的博弈 五、问卷调查 感悟：普法的必要性 六、素质拓展训练 感悟：理性思维与领导的素质 第三部分、活动结束 第二卷、论文报告 题目当下中国司法实践中“法理情”与“情理法”的博弈 第一部分摘要、关键词 第二部分正文 第三部分结论 第四部分参考资料 第三卷、结语

第一卷实践活动总览 第一部分、活动概述 一、活动目的 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着法学教育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们感觉到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感受到理论在实践中运用的“跑偏”。作为法学本科学生，单纯的理论灌输，冰不能满足教育的目的，同时社会的复杂，千变万化以及包罗万象，使学生更不易把握所要学习的精要。为了弥补这种教学实践的空白与不足。吉林大学法学院从2006年开始，每年暑假都组织学生下乡实践。深入农村，走访村民，开展调查。同时与基层的法院和检察院的通知们座谈，相互学习，相互了解。以此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提高实践的操作能力，丰富自身的阅历。与此同时，下乡实践也可以适当宣传法律知识，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使农民多一道利益防线。 二、活动时间 2009年7月1日——2009年7月6日 三、活动点点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 四、团队成员 领队：刘培强（法学院团委书记） 指导老师：李国强（法学院民法讲师) 辅导员：高岩（法学院在读博士07级本科辅导员） 小组成员： 第一组：徐芳洲唐乐王红霞任诗滢苏云飞 第二组：刘文君高世超陈冰刘艳丽云海峰 第三组：沈煜刘健张硕彤张晓薇曲侠潼 第四组：马郑卓陈星语潘纪强李文姝李航 （注：每组第一人为该组组长） 五、调查课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转让 第二部分、行程回望及感悟 一、初到永吉 7月1日，团队如期到达永吉县，受到永吉县团委的热情欢迎。团委安排我们住进了永吉县人民武装部招待所，并且热情款待我们一行20多人。 感悟：酒，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含义；酒，在中国的政治圈中更是扮演了重要

浅析法律的内在道德性及其价值内涵

浅析法律的内在道德性及其价值内涵

浅析法律的内在道德及其价值内涵 张宇衡 【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作为法哲学领域内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中几经争议却又历久弥新。在20世纪中叶的哈富论战过后，富勒所提出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性以一种新颖的视角使得对于“道德”的探讨不再局限于原先笼统的概念之中，也提出作为“使人类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的法律的概念。本文试图以哈特与富勒的论战为起点，通过对于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的梳理，进一步探寻隐藏在其下的价值内涵。 【关键词】法律的内在道德；目的性事业；价值内涵 一、问题的提出：哈特与富勒的论战 自奥斯丁开创法实证主义以来，实证主义法学派通过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并藉此赋予法律以科学性与清晰性的研究方法打破了原先自然法将道德统摄于法律的概念之中的观点。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纳粹德国暴政的反思使得对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讨论再度陷入扑朔迷

离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法理学教授H.L.A.哈特在《实证主义和道德与法律的分离》一文中为法律实证主义进行辩护，就此揭开与美国哈佛大学法理学教授朗.L.富勒之间长达十余年的论战。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法学事件之一，这场论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观点和借鉴。而在这场论战中，富勒对于“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的论述以一种崭新的视角，赋予了法律的道德性以新的内涵。 1、哈特：法律与道德的分离 在《实证主义和道德与法律的分离》一文中，哈特重申了实证主义对于法律与道德分离命题的主张，即对于“实然之法”与“应然之法”的分离。追求此种分离命题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法律理论研究中的科学性和清晰性，更是面向法律实践而揭示出“忠实于法律”的内涵。通过重述边沁与奥斯丁的主张，哈特明确了法律与道德关系之中的两项具体主张：在缺乏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个规则违背了道德标准而否认它是一个法律规则；相反，也不应因为一个规则在道德上是令人向往的，便认为它是一个法律规则。[2]599简言之，哈特主张：一

关于道德与法律的论文

关于道德与法律的论文 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关于道德与法律的论文，请参考！ 关于道德与法律的论文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 ［摘要］慕课背景下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改革，是在当前学生学习平台的开放性、学习主体的自觉性以及学习途径多元性的背景下提出的。做好慕课背景下的课程改革，教师要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充分挖掘慕课学习平台的功能，注重加强学生专业基础，探索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课程学习模式，使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确立，在获得更丰富学习资源的同时，也充实着学习体验。 ［关键词］慕课;学生主体;课程改革;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 慕课，是新近涌现出来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它发展于过去的那种发布资源、学习管理系统以及将学习管理系统与更多的开放网络资源综合起来的新的课程开发模式。“慕课”建立的基础是学习者的大量参与，这些学习者可根据他们的学习目标、背景知识和技能以及兴趣爱好自由选择课程并安排自己的学习进度［1］。慕课的现代新型学习方式，受到了学习者的欢迎，是值得推广和应用的。 一、慕课背景下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学习特质 (一)学习平台的开放性 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主体，学习平台的开放性，已经成为现代学习的主要方式之一，人们的信息和资讯量大，

传统的口授或者书本，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学习需求，尤其是学习欲望强的大学生群体，他们思维活跃，喜欢尝试新事物，而良好的学习平台就至关重要，人们对于资讯，喜欢上网搜集信息，已经成为网络化的生活环境，网络也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因此，传统的课堂教学，以教材为主的学习方式，很难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而且学习方式单一，与信息量大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这已经成为教学上的弊端，也不能养成学生收集资讯，利用资讯，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因此，学习平台的开放性，尤其要在教学中重点关注，紧跟时代潮流。 (二)学习主体的自觉性 21世纪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个体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主动和自觉学习是个人的一项优秀特质，主体的自觉性对于学习、对于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高校教学中，教师要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树立现代学习理念，转变为探究和自主合作学习，这样学生的创造力可以最大限度的被激发，学生的能力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对于提升学生自身整体素质以及主体价值意义的追寻，对于学生从学习中领略乐趣，用学习完善自己的生命体验，对个人的价值和意义都是至关重要的。 (三)学习途径的多元性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量日渐加大，学习途径也日渐多元、丰富，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途径的多元性对人们提

论法律解释中的价值衡量

论法律解释中的价值衡 量 张力婷2010049007法学101 2011/6/20

论法律解释中的价值衡量 价值衡量又称作利益衡量，利益衡量”作为法学方法，上世纪60年代兴起于日本。它冲破了概念法学的樊笼，主张在进行法的解释时，应当僭越概念法学奉为圭臬的形式三段论，在法义不明存在多种解释之际，须针对从属于具体事实的利益作价值的衡量和判断。利益衡量论的生成源于对概念法学的批判。一般认为，利益衡量论在日本的最终生成，是德意志的自由法学运动和美利坚的现实主义法学双重作用的结果。 价值是法学一直不变的主题，利益在法律中的重要程度，对于每一个学习法律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法律所追求的也正是实现利益的平等，或者可以说是最大化的争取利益，正是因为如此，法律中利益价值的均衡分配与否成为法学家所追捧的问题，甚至我们可以不夸张的说，法官即使在判例案件时价值也会影响法官所作出的法律解释，利益衡量在法官的裁断过程中是自然而然的下意识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法官在了解个案事实后总是习惯先入为主。可以说，利益衡量论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业已存在的这种思维方式。正如加藤一郎指出的：“法学乃是以控制人的行为、预先规范人的生活的法为根据的，裁判中加入实质的判断，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避免的自然之理”。这就更显示出了法律解释中的价值衡量的重要性。 一、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价值衡量 1 法律解释的释义 法律解释是对法律文本的意思的理解和说明。其中用词的基本含义为，法律，主要指制定法;“法律文本”指“法律条文”;“意思”也即通常所说的“含义”、“意义”，包括内涵和外延，或者说“涵义”和“指称”;“理解”指解释者对法律文本意思的内心把握;“说明”指对理解结果的外在展示。简言之，法律解释就是解释者将自己对法律文本意思的理解通过某种方式展示出来。 2 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价值衡量的界定

我国民事立法中价值目标的冲突与选择

我国民事立法中价值目标的冲突与选择 关键词: 民事立法 内容提要: 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众多疑难的价值判断问题让立法者难以选择，而对民法价值目标的研究能为民事立法者提供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方向，指导立法者进行更合理的利益考量和规范设计，有利于减少争论、提高立法效率。民事立法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分为三类，而民法价值目标冲突的评价与选择是其中之一。所有民法的价值目标可归结为公平和效率、自由和秩序两对既对立又统一的价值目标，在当下我国立法者应以“效率优先，兼顾最低限度的公平”; “安全优先，保障最高程度的自由”的排序作为价值选择活动的指导原则。 一、民事立法中价值因素的界定及分类 日本川岛武宜先生认为:作为实用法学研究对象的法包含着两个要素，“即赋予立法与审判以动机并决定其内容的价值判断及作为实现该价值判断的手段所采用的词语的技术”。［1］（244）据此并考察立法实践，我们可以将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面临的选择分为两类:其一是立法技术因素方面不同方案的选择;其二是价值因素层面的立法选择。立法中的技术因素是指立法者在立法过程所要考虑的将要制定的法律的形式因素，如篇章结构、体系安排、词语运用等问题。价值

因素是指由民事立法者根据国家社会控制的需要所要考虑的、应当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以及与这些内容相关的，可能对立法、法律适用以及整个社会控制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价值因素是立法价值选择的对象。回顾我国多年的民事立法实践，不难发现，立法者面临的多数疑难问题都是价值判断层面的问题，如在合同法立法中是否要规定情势变更原则、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和时如何适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争议较大的关于土地征收征用问题的立法设计、关于建筑小区车位所有权的归属问题等;侵权责任立法中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是否构成共同侵权、安全注意义务的适用范围等问题都属于立法中要面对的价值因素。众所周知，价值判断问题向来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深海湾，它要受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习俗、民族心理、甚至价值判断者个体的综合因素等等的影响，正因如此，面对价值因素时，立法者才会有这么多争议和困难，故非常有必要研究立法中价值选择问题的方法，而对民法价值目标的研究可以为立法中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提供指导。 通过对作为民事立法中的价值因素基础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民事立法中价值因素可以进行分类:民事法律调整的市民社会关系所涉及的主体不仅有个体(自然人、法人)，也包群体、社会，这些主体既存在平等性，又有一定的层次性;主体的利益也很复杂，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既包括人身利益，也包括财产利益;而从民法本身的社会功能目标角度讲，民法既有最终的正义追

《法律的道德性》读书报告

《法律的道德性》读书报告 ［摘要］通过对富勒经典著作《法律的道德性》的阅读，对书中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纳总结，及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法律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对富勒观点进行梳理，梳理后会阐述自己的一些浅显理解和见解，来完成这个读书报告。 ［关键字］富勒；义务；愿望；法律；道德 这个假期对富勒的经典之作《法律的道德性》进行了拜读，虽然通读了一遍，但是对这本书的理解还是浅显的，而对这本著作的深层次的理解，还是需要今后更多的知识积累来充实的，不只是法学知识，还有其他学科类的知识，只有不断地积累知识扩充知识，才能更好的学习法律。下面对这本书中主要阐述的观点进行一个梳理。 《法律的道德性》是富勒最为著名的著作，他的这本书是自己对关于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阐述说明，是对当时所涉及法力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文献的不满，也是对哈特观点的争论和回应。 一、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 在《法律的道德性》这本书中，富勒在书中写到当时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文献中有着两个重要不足，第一个不足方面关系到在界定道德之含义本身上的失败①，而此书第一章就是对这第一个不足进行论述。 在对道德的论述中，富勒提出了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的区分，这是将道德类型化了。义务的道德是最低层次的道德，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达到特定目标的基本规则。义务的道德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人们去遵守它，它规定出社会的一些“应当”做的，或者“不得”做的，通过义务的道德来约束人们，这是一个有序社会生活的必须条件。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卓越的道德，它充分实现了人的力量。愿望的道德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层次。愿望的道德，不是人们去遵守的，而是去倡导的，它没有强制的形式，而是通过建议、忠告、鼓励的形式来表达，愿望的道德是美好的，可以说愿望的道德是一种理想，是对我们美好生命的努力。道德的阶梯，也就是从底层的义务的道德上升到高层的愿望的道德。 富勒与哈特的争论点也就在此，富勒认为道德的标准决定了法，道德使法律成为了可能，道德影响着法律，而哈特的观点是与他相反的，哈特觉得良法与恶法是没有区分的必要。 法律法规作为人们在社会中行事的标准，义务的道德在其中是充当着重要角色的，义务的道德是法律的“表亲”，在义务的道德里，可以找到可行的裁断标准，可以找到有助于去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应当为法律所禁止的尺度，不履行义务的后果便是受到相应的惩罚。 愿望的道德与法律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性，但是它还是间接的影响着法律。法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构建更好的和谐社会，而愿望的道德便是法律最为向往的目标，一个“大同”社会。实现愿望的道德，是对个人价值的提高和实现，是自身的完善，它的结果是受到表扬，所以，愿望的道德不涉及惩罚后果。

中国人情与法律的博弈

中国社会“人情”与“法治”的博弈 ——小谈“亲亲相隐” 内容摘要： 1.法治与人情的冲突——“亲亲相隐”为典型代表 2.儒家文化中亲亲相隐的历史渊源 3.“亲亲相隐”现代化延伸“熟人圈子” 4.“亲亲相隐”的去与留——西法东渐后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中的人性光辉不可磨灭关键词： 人情法治儒家亲亲相隐熟人社会封建社会 伦理文化刑法人性人治道德价值 正文 文献综述 在儒家文化中，一直被人们诟病的“亲亲相隐”制度从汉代的刑法中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就成为中国历史中不可动摇的传统，被各朝代沿袭。当西法东渐以后，人们立刻把“亲亲相隐”这一封建社会的残留下来的人治思想被迅速剔除，而其现代化的延伸“熟人社会”却愈演愈烈。那么这一在我国封建社会存在两千多年的的制度，难道真的没有文化价值吗？答案是否定的，亲情、家庭是人类感情的皈依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法律为了实现个别正义而不惜伤害亲属之间至真的感情，甚至制裁这种感情，则有违法律保护社会的本意。如果“亲亲相隐”的思想应该被我们的刑法取其精华，那法律对人性的关怀将更上一个台阶。 法制与人情 为了弄清楚这个一直潜伏在中国文化里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一下“人情”和“法制”的定义： 人情：人之通常的心情事理；交情，情面；人际往来应酬的理解习俗；礼物。① 法治：由统治者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法律由人民制定，统治者严格依据法律进行统治，形式上统治者只对法律负责，统治者通过对法律负责来间接对人民负责。 本人的理解：人情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一定传统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特有伦理界限或者仅仅出于本能的价值判断。而”法治”是带有强制性的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成文的规范手段，一旦成立，就不容许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法律的建立是以维护大多数人利益为基础的，那么当法律的裁决与个人利益相悖，而这又牵涉到人伦与法律的不和谐时，即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与“法治”必须选择其一时，它们就发生了博弈，那么谁胜谁负，这就决定于人们对自己潜意识里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烙印抑或是本能判断的影响与现实中原则性法律的抉择。 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以中国儒文文化中的“亲亲相隐”为例来进行讨论。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其子证之。”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两千多年前，楚国的叶公向游历至此的孔子介绍当地法制建设成就：“我们这里有位道德模范，他的父亲偷羊，他向有司进行了举报。”孔子回答道：“我们那里对道德的理解略有不同，父亲包庇儿 ①“人情”以及“法治”的定义均来自百度百科

博弈论视角下的公共决策分析梁伟

第9卷第1期 2012年1月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an.2012Vol.9No.1 传统的公共决策视角是一种权力视角，这种视角从权力主体的单一立场出发，其决策的结果往往背离公共决策公共性价值，造成决策失误，给社会和人们带来严重的危害和经济损失。基于这个事实，本章将引进博弈论的视角对公共决策的主体、内涵以及决策过程进行重新考量，以促进公共决策正义性价值的实现。 一、公共决策中博弈论视角引入的背景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利益主体对自我利益的强烈关注以及整个社会对利益主体权利义务的理性认识提升了各利益群体对决策介入的迫切需要。那些在利益格局中本已存在的或新近出现的诸多主体都有着表达其要求，希望政府作出利于自己决策，以维护自我既得权益的强烈愿望。可以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国家和人民从封闭走向开放、公民权利意识从沉睡走向觉醒，利益的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以“权力视角”为中心，以政府为单一决策主体的公共决策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公共决策领域急需引入另一种视角———“关系视角”。博弈论视角正是这种关系视角，它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 [1] 在博弈 论里，个人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简而言之，决策主体在做出决策时，在考虑其他理性人最大效用的基础上实现自己效用的最大化。同时，它充分尊重所有决策主体参与决策的自由和权利，强调决策中各博弈主体力量的规制与均衡。这种通过利益相关方自由博弈的“关系视角”正迎合了时代对公共决策正义的吁求。 笔者把博弈论引入公共决策分析，首先从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启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分为两种市场：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经济市场在尊重每个理性人基础上分配利益,政治市场不仅分配具体的利益，更重的是它还分配人的权利。如果人的平等、自由、受尊重等权利在分配利益的经济市场里能得到完整和维护，它更理应在分配权利的政治市场里受到同样的对待。原因显而易见，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上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 行活动。博弈论是应用于经济市场的重要理论，它从个体选择出发，尊重个体选择过程中的理性行为，在公共决策中引入博弈论视域，尊重个体理性，体现了个体理性在“两种市场”选择逻辑的一致性。 其次，作决策是个人、集体、国家运行中常见的事项。决策可分为个人决策、集体决策、公共决策等。个人决策决定的是具有私人独享性的个人利益，集体决策决定的是具有组织分享性的集体利益，公共决策决定的是具有社会分享性的公共利益。博弈论作为20世纪40年代开始兴起的现代决策理论，被个体决策和集体决策广泛应用于决策的过程中。公共决策分配的是公共利益，内含公共性价值，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个体决策和集体决策都不是单方面单角度的决定过程，而是博弈的过程，那么公共决策更应该如此，即充分尊重利益相关主体选择的自由和权利，让他们参与到具体决策的博弈中，这是公共决策正义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 再次，当今中国发生的一些公共决策案例很好地证明了这种假设：在公共决策中，如果公民和社会团体能够出场和公权力进行博弈，则会促进公共决策的公平正义。比如：2004年深圳西部通道工程原计划要经过居民小区，小区居民因为工程的污染而意见纷纷，此后，政府和小区居民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博弈，博弈的结果皆大欢喜，小区居民作出了让步———同意工程继续进行，政府机构也作出了妥协———改变工程设计方案，以尽可能减少对沿边居民的影响。基于以为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三点理由，我有理由认为“博弈论视角下的公共决策分析”并非是不合时宜的，问题在于，对此探讨的努力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这种时宜。 二、博弈论视角下公共决策内涵的重新考量 传统“权力视角”的公共决策主体单一化，公共决策目标更为强调效率，公共利益模糊化和虚拟化，博弈论视角下的公共决策内涵必然要从以下几方面重新审视和考量。 第一，公共决策主体。博弈论视域下的公共决策主体不同于政府单向度的传统公共决策，它是多向化的。现代社会“人们已经不能再接受这样的观念,即政府的公共政策是由那些掌握权力,声称代表公共利益，但拒绝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少数领导人制定的。”[2]西方一些学者把政治现代化概括成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化的过程，从历史考察，这种过程的逻辑模 博弈论视角下的公共决策分析 梁 伟 （广东培正学院，广东广州510830） 摘 要：博弈论是应用于经济市场的重要理论，本论题把博弈论视角引入公共决策中，试图对公共决策的主体、 目标、公共利益作重新的考量和分析，以寻找公共决策正义的进路。 关键词：博弈论；关系视角；公共决策 45··

论法律解释的思维方法

论法律解释的思维方法 法律解释是法官进行司法裁判的基本方法,也是确保司法公正、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由之路。开拓思路,运用多种思维方法进行法律解释是实现立法目的、解决现实矛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标签：法律解释;司法裁判;思维方法 1 法律解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法律解释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既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又是保障法律活力和促进法律发展的重要方法。法律解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法律是抽象概括的,而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只有对法律做出理解和解释,才能将法律适用到具体案件当中; (2)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中有对法律进行解释,才能使法律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 (3)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决定了任何制定法都是有局限性的,只有通过解释,法律才能趋于完善。 总之,法律非解释不能适用。这种结论不仅得到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证明,而且在法学界已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法学家德沃金认为:“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政治家汉密尔顿等人认为:“法律如果没有法院来阐明和界定其真正含义和实际操作,就是一纸空文”;哲学家伽德尔认为:“法律不是摆在这儿供历史性的理解,而是要通过被解释变得具体有效”;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也认为:“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事实上,法律解释活动是法官日常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作为法官应该掌握的一门基本方法和技巧。法律解释不仅直接决定了被告人的命运,还直接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因此,无论是对于诉讼活动中的当事人,还是公诉人,法律解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法律解释体现公平、公正与正义,其运用的解释方法就非常重要。 2 法律解释的思维方法 关于法律解释的方法,在理论上依据不同的标准可有多种分类方法。比较常见的有,将法律解释方法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两大类,其中又可细分若干小类,例如文义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系统解释、历史解释等十几种方法。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提出法律解释有四个基本要素,即语法要素、逻辑要素、历史要素和体系化要素。萨维尼认为:“不能根据自己品位和喜好来选择四种不同的类型的解释;必须将这些不同的行为统一起来,解释才能奏效。不过,有时是这种解释的地位突出,有时则是另一种解释,只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这个方向不能

论道德的法律支持及其限度(一)

论道德的法律支持及其限度(一) 道德与法律是两个有着广泛而深刻联系的社会规范系统。它们相互作用，彼此支持，维持着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在现实的层面上这巳是不争的事实。理论上所要讨论的是法律与道铬的关系的性质判断、道德与法律互动的内在机理、法律作用于道德的方式及其限度。一、历史上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论争道德与法律是否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这是道德与法律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在西方的法哲学领域，而在伦理学领域一般都对此作肯定的回答。西方影响最大的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正是由于对此间题的不同回答而成为彼此对立的两种法学理论。自然法学主张道德是法律的存在依据和评价标准。所谓自然法是自然万物的理性法则其实质是道德法则，它在人和社会中的充分实现便是法。因此，它不但是法律制定的最终依据，还是评价法律好坏的最高标准。可以说，自斯多葛以来，尽管自然法学派的面目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其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的修正，但坚持法律应以道德为基础的核心观点，则一以货之。到了当代的自然法学派，更是抛弃了自然法之类的虚构，直接诉诸于道德。富勒认为法是使人类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作为一种"有目的的事业"，法律具有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所谓外在道德是指法律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和理想。所谓内在道德是指内含于法的概念之中并成为评价法律和官员行为的眷恶标准，它包括法律必须具备的八个因素:一般性或普通性、公布、可预测性或非溯及既往、明确、不矛盾、可为人遵守、稳定性、官员的行为与已公布的规则的一致性。一个有效的法律必须具备这两种德性，否则就丧失了法律的存在资格。他还提出义务的道德和向往的道德的区分:"义务的道德"是法律的堂兄弟，如摩西十戒等，它既是道德又是法律;向往的道德是人们的较高的道倦追求，如博爱等，不能成为法律，但作为法的目的是有意义的。另一位自然法学者德沃金亦认为法律的运作不可能避免或拒绝法律应当是什么的指引，法律的构成包括规则、原则和政策等因素，其中"不得不公正地损人利己"、"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利"等法律原则本身就是道德原则。自然法学者主张法律应以道德为依据和标准，也带来了难以避免的理论困惑。首先，自然法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组超越时空的永恒、抽象的道德规则之上的，这不能不是虚幻的假设因为这类道镭规则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是不存在的。第二，在法律的概念里加入价值判断作为必要特征是否会导致混同了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并最终破坏法律?对这个危险，自然法学者没有在理论上彻底化解。第三，将道德性质作为法律的必要条件，是否会导致"存在即合理的"的结局，反而扰乱了道悠作为法律的批评武器的功能?正是基于这些担忧和困惑，实证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的分离，否定两者的内在必然联系。著名实证法学代表人物奥斯丁说:"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优缺点，是另一回事。"(转引自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扒法律出版社版，第85页》这就是"恶法亦法"论。他指责把法与道德混淆的倾向，讥讽它是产生无知和困惑的来源。主张"纯粹法学"的凯尔森更是否定了法律和道德在内容上的任何联系，他说:"法的概念无任何道德含义，它指出一种社会组织的特定技术"。(凯尔森，《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1949年英文版，第5页)新分析法学的代表人物哈特没有如此"纯粹"，他承认存在"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这是实证法学派立场的一次倒退，不过他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即主张严格区分"实际是这样的法律"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律"。他说:"这里我们所说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意识，是指这样一个简明的观点: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的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第85页)这是值得注意的大多数实证法学学者的主张，他们并不否认道德与法律的历史联系，但他们主张这种事实上的联系，并不意味着法律的概念就逻辑地内含道德的因素。分析实证法学的实然与应然分开的理论，仍然是在抽象地谈论法律与道德。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与道德都是具体的，法律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它不能不受立法者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的联系是必然的，但它与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则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处在对立的地位。可见，分析法学者的"纯粹立场"反而是搞混两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