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内容摘要】中国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象是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选择他们所认为的最适宜的某种方式追求最大的效用和利益。基于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这种针对弱势群体的违法犯罪活动，从而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防控的。

【关键词】经济学原理；拐卖妇女儿童；经济分析

收稿日期：2010-08-02

作者简介：

张晓敏（1984-），女，河北邯郸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警察行政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张晓敏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100038）

拐卖妇女儿童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活动。

这种犯罪在全部刑事案件中占不小比重，是公安机关的重点打击对象。近年来，一些地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猖獗，并呈发展蔓延之势，犯罪团伙组织日趋严密，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狡猾、残忍，危害日益严重。这种犯罪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我们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在预算的限制下，选择最适宜的某种方式追求最大的效用和利益，或者在固定效用或利润下追求最小的成本投入或支出。犯罪人之所以实施犯罪行为是因为犯罪人认为实施犯罪行为所获得的效益要大于非犯罪行为所获得的效益。据此可知拐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

一、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象的经济成因（一）犯罪成本分析

犯罪成本是商品生产的产物，是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在犯罪学中的反映。主要由现实的犯罪成本和惩罚成本构成。

1.现实的犯罪成本

现实犯罪成本是指犯罪分子用于实施犯罪、贿赂、逃避侦查、逃跑等所支出的费用。拐卖

犯罪实施所采取的一切手段都需要一定的物质支持，为实施犯罪活动做铺垫。同时为逃避惩罚并更猖獗作案，贿赂领导干部的不在少数，这也构成现实的犯罪成本。

2.惩罚成本

惩罚成本是指犯罪分子因犯罪受到惩罚而遭受的损失。犯罪分子如果因犯罪受到惩处必然会降低甚至抵消其犯罪收益。但是,惩罚成本是预期成本犯罪分子因犯罪而受惩处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犯罪有败露或不败露、被捕定罪或不被捕定罪两种可能性。同时，

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前后所经历的恐惧、悔恨等心理成本也属于惩罚成本，但长时间作案以及形成团伙的拐卖犯罪消除了单独作案时的势单力孤和易受打击感。一般说来犯罪组织内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同主流文化相对立的犯罪价值观,组织成员之间意气相投,相互强化了反社会心理,降低了罪责感。也就是说这种心理成本一般上会随犯罪程度的加深而呈下降趋势。

（二）犯罪收益分析

当前拐卖犯罪活动呈团伙趋势发展。这类犯罪活动已经发展为内外勾结，由过去的“单打”———发展到现在的

“一条龙”，有“中转站”、“交通第8卷第3期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Vol.8No.32010年9月

Journal Of GANSU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

Sep.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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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落脚点”，从拐骗、接送、中转到处买各个环节，形成了分工严密的地下网络。甚至与境外犯罪分子勾结，从事贩卖妇女、儿童的勾结。

1.直接的金钱收益

犯罪分子把所拐骗妇女、儿童视为商品来进行买卖，根据“商品”的特性：妇女的年龄、姿色、被拐卖次数、儿童的性别以及健康状况等，为商品定价，而在有这种需求的市场里进行交易。一般都是以成千上万的价钱出售“商品”，从而获得直接的金钱收入。

2.团伙勾结的规模效益

规模效益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犯罪组织内部各种犯罪要素按相同比例变化时所带来的犯罪收益的变化,一般来说，犯罪链条严密相承，必然会带来犯罪收益的增加。因此，在利益最大化原则支配下，拐卖犯罪活动必然团伙相勾结，呈扩大性发展。

二、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象的经济原理

拐卖犯罪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活动区域越来越大，侵害的对象也多极化发展，受害人年龄也趋小，犯罪手段更趋恶劣，并且团伙犯罪急剧增加，在此我将用经济学的原理浅析下这种现象。

在市场经济下，拐卖现象的存在表明有其生存的土壤，也就是说这种供给有需求市场。婚龄错过、相貌不佳的贫穷汉，没有后代，而传宗接代思想严重的人的需求都为拐卖提供了市场。并且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在需求多样化的情况下，罪恶之手不仅触及文化程度较低，观念较落后的农村妇女，还触到了高素质人群，近年来大学生被拐卖呈急剧上升趋势表明了这点。需求刺激供给。同时，人贩子的多样化供给也影响着需求的发展。

经济学理论认为，价值决定价格，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价值量又等于社会劳动生产率乘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生产者为了在竞争中赚取较多的利润，就必须不断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缩短个别劳动时间。团伙犯罪的急剧增加反应了该原理。人贩子为了获取最大利润，有组织分工，有具体的计划行动，在拐骗、运送、出卖等各个环节上都有人分管，形成“一条龙”式的犯罪团伙。

三、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经济分析

我们知道，当成本或收益变动时，人们的行为也会改变。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犯罪人，也会对犯罪成本和犯罪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做出决策。因而要控制、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从经济学角度可以采取提高其成本与降低其收益的措施。

（一）提高犯罪成本

如前文所述，犯罪成本由现实的犯罪成本和惩罚成本构成。而现实的犯罪成本是犯罪分子自己可能控制的，也就是说犯罪分子本人可以支配这些成本，外界是无法或者说是难以控制的，因此提高犯罪成本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提高惩罚成本。就犯罪分子来讲，刑法的规定是他们在实施犯罪行为以前首先考虑的因素，同时，刑事案件破案率的高低以及刑法的执行力度也是影响犯罪发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司法机关应当从立法上强化拐卖犯罪活动的违法性，并使其惩罚法定化，同时加大对包庇此类违法活动官员的法律惩罚。公安机关要加强控制及打击此类活动，提高其犯罪成本。根据经济学的投入效益分析，设计和选择经济效益佳的预防犯罪策略和措施无疑是人类社会刑事司法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减少犯罪收益

一要增强“需求对象”的法制观念，提高其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进一步纠正许多群众对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的错误认识，从而使这类犯罪活动的需求市场缩水，进而减少其收益。

二要增加合法活动的收益来侧面减少犯罪收益的办法。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建设良好的会环境，其中包括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社会诚信度，健康的社会风气，社会为个人提供宽阔的发展空间和诸多的发展机会。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如果在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依靠合法方式，凭借自己的才能就会有着各种发展机会，并能取得较高的收益，必将比拐卖犯罪有着更大的吸引力，最终就必然削弱这类活动的社会基础。

三要增强防骗意识，加强舆论制约。目前人贩子拐卖妇女儿童的手段虽然是呈多元化发展，但主要的手段还是实行骗术，因此，增强公民的防骗意识至关重要的，在心理上筑起一道警惕的防线。另外舆论对于犯罪行为的谴责力度，是形成预防犯罪社会氛围的有力条件，他使

张晓敏：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法学研究34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The Discuss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Miners'Personal Rights

Hu Qian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38)

Abstract:Personal rights is the civil rights enjoyed by natural personal,it's also the precondition for a natural personal to exercise other rights.In recent years,as the building of our law system,people's personal rights get better protection.But the Disaster of WangJialing Mine reminded people the facts that there is such a group of person whose personal rights can't get protection and their life and health are constantly threatened and abused.On the ba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personal rights'protection,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and construct the most reasonable protected mode in the protection of colliers'personal rights.

Key Words:Personal Right ；Collier Right of Life ；Right of Health

（上接第39页）矿难中，

矿方之所以制定出“花钱买进度”

的指导方针，就是由于发生事故时的赔偿费用远远低于可获得的利益。利益原本在矿工和煤矿上、管理人员、矿主之间分配就严重不平衡，在矿工人身权受到侵害后赔偿标准的过低只会让矿主更加追求利益最大化，更加无视对矿工权利的保护。因此，要通过提高赔偿标

准来改变这一现象。另外，

现行法律对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过于笼统，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比较模糊，导致实际操作比较困难，且不同情况下赔偿数额差距较大。这就需要建立明确的标准和计算方法，以使矿工的人身权受到损害后能及时有效地得到救济。

责任编辑：马晓慧

法学研究

张晓敏：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犯罪的风险成本加大，从而成为抑制犯罪行为发生的制约因素。

通过上文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拐卖犯罪的产生和发展是人贩子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结果，非

法利益驱动违法犯罪活动的产生。据此我们可以从提高犯罪成本、减少犯罪收益入手打击、控制拐卖犯罪违法活动。尽管同其斗争具有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但是只要我们策略得当，采取针对性措施，拐卖犯罪是能够控制的。

[参考文献]

[1]宋浩波.犯罪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2]瞿丰．侦查成本论[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1，（3）.

[3]伊莱恩

·皮尔森.中国人口安全流动问题：如何防止拐卖女童和青年妇女现象———国际劳工组织政策性文件[J].妇女观察,2006.

Economic Analysis of Trafficking of Women and Children

Zhang Xiao-min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38)

Abstract:The trafficking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China now is the choice of economic man in order to maximize his/her efficiency and interest.The paper,through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crime against underprivileged people,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phenomenon is inevitable,yet it can be controlled,Keywords:Economic Theory;Trafficking of women and children;Economic Analysis

责任编辑：马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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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经济学分析

法律经济学分析 法律是一种制度，但这种制度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其制定也在权衡着资源的合理配置，收益与成本的关系，效率的高低，使得法规的出台能够有利于合理配置整个社会的资源，减少整个社会的成本，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 以“破坏性程序对计算机系统的损害”和“盗窃或损毁计算机”的法律对受害人的保护的差别为例来分析。 首先，面对黑客攻击、病毒感染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行为增多和其危害性的日趋严重，我国刑法新制定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这一项法律条文。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和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破坏，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 其次，法律对于盗窃和毁损公私人财物的犯罪行为也有所规定。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者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则被判处为盗窃罪。 法律条文对于这二者的规定有以下三点差别： （1）法律对这两种行为的后果严重性的界定的差别。 “破坏性程序对计算机的损害”的后果严重性程度要高得多。必须达到造成十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主要软件或者硬件不能正常运行的；对二十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进行删除、修改、增加操作的；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给国家、集体或者个人造成特别重大的经济损失的；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等等。 与此相对的，是毁损和盗窃罪的后果严重性规定：盗窃金额达两千元就已构成盗窃罪而毁损财物则不以钱财多少来定罪。 （2）法律对这两种行为的刑事责任轻重界定具体程度及可行程度不同。

关于拐卖妇女儿童案诱因(1)

浅谈贵州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诱因 2012年3月16日之今，我有幸到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一处打拐办实习，对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有了近一步的了解，在这里我的工作主要是统计各市、州上报的有关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数据，这让我对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居高不下的数据感到疑问，对该类案件做了系统的调研，在此浅谈贵州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诱因。 【摘要】：拐卖儿童犯罪严重侵害儿童的基本权益和身心健康，造成相关家庭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破坏社会和谐。近年来，虽然在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的发展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拐卖儿童犯罪仍然屡禁不止，犯罪形势愈加复杂和严峻。因此，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严惩犯罪分子，还家庭一份祥和，还社会一片净土，是当下公安机关以及全社会务必积极行动起来的一件大事。 【关键字】：拐卖妇女儿童罪诱因打击预防 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以出卖或收养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权利与人格尊严。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或者偷盗婴幼儿的行为。妇女，是指已满14周岁的女性，既包括具有中国国籍的妇女，也包括具有外国国籍和无国籍的妇女。儿童，是指不满14周岁的男女儿童。拐骗，是指以欺骗、利诱等非暴力手段将妇女、儿童拐走，以便出卖的行为。 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贵州省破拐卖儿童案件274起。破拐卖妇女案件362起；打掉拐卖团伙81个；抓获拐卖犯罪在逃人员836名（其中公安部A级通缉拐卖犯罪逃犯3名，省级通缉逃犯3人）；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914人，全省共解救被拐卖妇女491名，解救被拐卖儿童325名，侦破了一批拐卖妇女儿童的大案、要案。

浅析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成因分析及应对措施

浅析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犯罪现状、成因及其预防 拐卖妇女、儿童罪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自建国以来，我国对拐卖妇女儿童现象进行了几次专项打击，但拐卖儿童现象却久经打击而不绝，并呈现出以下新特点：从个人分散作案到集团化拐卖儿童；从境内作案发展到跨国作案；从单纯的拐孩子传宗接代到强迫孩子做非法盈利活动；拐卖手法也从单纯的偷发展到明抢明夺，甚至为了拐卖儿童出现杀害儿童亲人的恶性案件，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了预防和惩罚这种犯罪，《刑法》中除了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以外，还规定了收买赦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聚众阻碍解救收买的妇女、儿童罪等相关犯罪。但是，由于这些犯罪情况复杂以及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严厉的刑罚并不能铲除滋生犯罪的社会土壤，因此，拐卖犯罪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不仅要从法律上预防，还应当从社会中打击，进一步遏制这一严重侵犯儿童身心健康的犯罪。 一、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历史沿革 拐卖儿童罪的前身是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拐卖人口罪。拐卖人口行为在旧中国曾经非常猖獗。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府的严厉打击，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现象基本绝迹。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80年代初，拐卖人口犯罪数量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并开始出现拐卖儿童犯罪。基于严重恶化的治安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9月2日做出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拐卖人口犯罪被列为“严打”重点，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 1985年以后，随着“严打”活动接近尾声，人口贩卖现象又出现强劲反弹，直至1990年仍然增势不减。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199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拐卖人口罪做了重大修改与补充。根据司法实践中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大量发生的现状，将拐卖人口罪修订为拐卖妇女、儿童罪，并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刑罚，增加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由此展开了对“人贩子”的又一轮严厉打击。1997年修订刑法时，拐卖儿童罪及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被纳入刑法，基本延续了“决定”的内容。2000年3月20日，公安部、司法部等6个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又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规模空前的打拐战役。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打拐连续进行了四次，成效显著。2000年以后的数据显示，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数量直线下降，每年有2000起左右。然而，2007年至今，拐卖犯罪死灰复燃，很多地方还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二、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现状 （一）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状况 近年来，我国被拐卖儿童的数量逐年攀升，数目惊人，这使得拐卖儿童罪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拐卖儿童犯罪摧残人性，践踏公序良俗，严重侵犯被拐卖儿童的人身权利，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家破人亡，并由此引发一系列 社会问题。因此，要求严惩拐卖犯罪、保障孩子安全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对于拐卖儿童犯罪，我国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自199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以来，我国侦破并依法处理了一大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根据有关数据，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353件，比2007年上升9.91%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161人，同比增长11.05% ，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1319人，同比增长10.1%，重刑率为61.0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重刑率45.27%。2009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

腐败经济学的因素分析与模型分析

腐败经济学的因素分析与模型分析 （一）制度性缺失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寻租型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制度性缺失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三）寻租型腐败将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主要腐败类型。 （四）治理寻租型腐败是一项从个体到政府制度再到外部法制的系统工程。 （五）了解腐败行为选择及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对治理寻租型腐败很有帮助。 （六）治理寻租型腐败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通过对腐败行为可能发生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腐败的成本与收益，权力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腐败问题——需求性腐败和供给性腐败，并分别对其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探讨。最后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各有侧重、综合治理的措施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腐败腐败经济学腐败可能性函数需求性腐败供给性腐败 一 腐败（权力腐败），用经济学家樊纲的话说，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1）。腐败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腐败行为如何将公共品——权力作为投资，低成本或0成本地谋取利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降低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以最低成本取得反腐败的最大收益的途径。影响腐败行为发生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腐败的成本与收益，同时包括社会公众的容忍度和心理预期，以及反腐败所带来的收益（如“警示作用”）等等。假设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T，T=f（Y，

P，Q，G……）。Y代表腐败收益，即腐败者通过权力投资得到的好处，腐败的收益就等于腐败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净损失（即不包括给社会造成的精神损失，如司法精神的“磨损”，制度缺口的打开，权力规则的破坏，以及给市场秩序带来的混乱等等）。显然，腐败收益越大，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P 代表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它与腐败行为的可能性成反比，即查处的概率越小，腐败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反之。Q代表腐败查处的力度，或惩治腐败的程度。而腐败行为的成本C应包括个人成本C1和社会成本C2，个人成本C1为腐败查处的概率（可能性）与查处的惩罚力度二者之乘积，如果P为0或接近于0，则个人成本也为0或近接近于0。由于腐败者并不是权力的所有者，当其进行腐败投资时，只有“使用权”，投资后也不会马上（有可能一直不会）被剥夺权力，故个人成本实质上是一种风险性成本，或“预期成本（机会成本），而社会成本C2则是个人成本的“外溢”，实际上等于收益，即Y=C2。也就是说，腐败行为造成的净损失部分构成腐败收益的来源。那么，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可能性）越高，则个人成本越高，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低；腐败惩罚的力度越大，个人成本越高，其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与腐败查处的概率和惩罚相关的现实因素是制度（包括司法制度）的完善性，执法的规范性、公正性，监督防范措施的严密性、前瞻性等等；当然，各些因素之间也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

工作总结-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总结 精品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总结 篇一：石塘镇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工作总结石塘镇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总结今年以来，我镇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预防为主、打防结合、以人为本、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标本兼治，积极开展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切实维护了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一年来主要做了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明确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指导思想及总体目标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预防为主、打防结合、以人为本、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标本兼治，积极开展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切实维护了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健全反拐工作协调、保障机制，明确相关部门职责任务，加强合作，建立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提高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轻被拐卖妇女儿童遭受的身心伤害。 二、采取有力的保障措施（一）加强了部门协调配合，完善工作机制，整合资源，完善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全社会参与的反拐合作机制，保障《行动计划》顺利实施。 （二）采取政府投入、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资办法，筹资了1万多元，为实施《行动计划》提供经费保障。 镇政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年度预算给予保障；同时积极争取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助，多渠道募集资金。 （三）派出所强化对拐卖拐骗流动人口、强迫流动人口劳动以及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残疾人的各类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做好善后安置工作。 （四）坚持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全面治理的原则，在全镇范围内开展日常性反拐工作的同时，强化对重点区域的治理。 （五）在挖掘现有机构和人员潜力基础上，推进反拐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 （六）根据中央、省、市、县的部署和安排，派出所积极建立反拐信息系统，为加强反拐工作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 （七）加大宣传力度，我们利用镇有线电视，标语等宣传，树立并提高尊重

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现状

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现状 一、我国被拐及走失儿童的现状及特点： 现在很多人问过我，中国到底有多少失踪儿童，这个数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官方数据，但宝贝回家网站上现在已经登记了一万多例，可是宝贝回家现在只是个民间组织，很多人对他们并不了解，所以，在该网站上登记的数据也只是失踪儿童的一少部分，2008年宝贝回家到杭州组织过第一届全国寻亲大会，当时昆明市去了十二个家长，他们带去了一份262人的昆明市2001年到08年失踪的儿童的名单，当时我们在网站上核对了一下，只有四名儿童在我们网站上登记了，公安部公布了2014年打拐专项行动解救了四千多个被拐儿童，这些孩子中，只有十几个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登记，所以，宝贝回家现在网站上的数据应该与实际数据还有很大我差距，这个比例可能至少要加上几十倍，也就是说，我国的累计被拐儿童应该是数十万甚至过百万。 尽管从建国以后，我国对拐卖妇女儿童现象进行了几次专项打击，但拐卖儿童现象却是越来越严重，具体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从个人分散作案，到集团化拐卖儿童。从一个人拐了孩子后直接找买家到现在拐运销一条龙，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批发被拐儿童的人贩子，从境内作案发展到跨国作案，从单纯的拐孩子传宗接代到强迫孩子做非法盈利活动，拐卖手法也从单纯的偷发展到明抢明夺，甚至为了拐卖儿童出现杀害儿童亲人的恶性案件。有一个案例，人贩子从陕西拐了孩子卖到河南，这个跨省拐卖案件从拐到卖，仅用了三个小时就完成了跨省交易过程，由此可见，现在人贩子的拐卖活动达到了非常专业的水平。 二、拐卖儿童的根源在哪里，打拐为什么越打越多，屡打不止？如何整治这种现象？ 1、我国养老保障不到位及生育基本国策的共同影响，使拐卖儿童现象逐渐增加。 我国的很多地区的妇女在生育了二胎以后，他们就会被强行做了绝育手术，而在农村都是靠养儿防老的，所以，家里没有男孩的这些家庭为了老有所依，就不惜一切代价买个男孩为自己将来养老做准备。当然也有一些一些残疾人，由于没有家庭，家里就会买个孩子给他们，留做以后给这些残疾人养老。 2013年广西5·19案件中解救的覃晓翔就是卖给了一个傻子当儿子，那个傻子傻到生活都不能自理，覃晓翔一直生活在傻子的妹妹家，他们打算等覃晓翔再长几年，能够做一些简单家务了，他们就让覃晓翔与那个傻男人生活在一起，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负责为他养老送终，如果覃晓翔不是及时被解救，他的一生都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生活。 2、一些地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使一些地区购买女孩的现象加重。 近年来，由于一些地区重男轻女的影响，很多人在怀孕以后去做性别鉴定，如果检查出胎儿是女孩就打胎，结果致使很多地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而这些地区原有的女孩，很多长大以后到大中城市打工，他们在这些城市增长了见识也不愿意再回到偏远的山村去生活，所以很多农村的男孩长大以后娶老婆都是个难题，因此，有些精明人家就趁孩子不大，几千块甚至几百块就买回个女孩养着，等这个买来的女孩长到十几岁，就直接给自己的儿子当媳妇，这样，就比娶一个媳妇的成本低出很多。另外，有些地区流行娶媳妇收彩礼，而且彩礼金额非

读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读《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学派”教授加里·S·贝克尔的代表作，这本书堪称后来被人们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宣言书。这本书集中体现了贝克尔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认为人类一切活动都可以归源为效用最大化，而经济分析是效用最大化、偏好稳定和均衡分析的三位一体，经济分析可以对人类行为作出统一的解释。根据这个观点，他分析了歧视现象、犯罪行为、人力资本和时间分配、非理性行为、婚姻家庭以及社会相互作用等传统上由法律学、政治学、人口学、社会学及社会生物学等学科考察的广泛的人类行为，并建立模型来进行经济学的解释。 事实上，贝克尔的学说刚提出时，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应和极端歧视，传统学者认为这是根本无法接受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当时看似狂想的理论已经在某些方面成了经济学的范式，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贝克尔的主张。贝克尔于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看作是对贝克尔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的肯定”，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肯定。 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是一部文集，内容是由贝克尔从他已发表的诸多论述中精心编篡而成，各个章节具有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又彼此关联。该书共由七篇构成，第一篇导言是方法论的阐述，其他六篇则是这种方法论的进一步发挥，这六篇分别是《价格与偏见》、《政治和法律》、《时间和家庭》、《非理性行为》、《婚姻、生育力和家庭》、《社会相互作用》。 第1篇导言 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第1章《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的“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的确，许多行为同时为几门学科所研究……但我认为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这是因为，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贝克尔的分析方法就是“更明确更全面地假定最大化行为，假定家庭、厂商、工会或管理当局的效用或福利函数能够最大化。假定存在着不同效率的市场以协调各方参与者。假定人们（的）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贝克尔认为追求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三位一体假设及其运用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解释经济行为，而且可以解释“语言的进化、出席礼拜频次、死刑、法律制度、动物绝种，以及自杀、离婚率，等等”。一言蔽之，“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 在方法论的部分，贝克尔阐述了对于经济学展阶段的看法，认为经济学经历了研究物质资料生产和消费的第一阶段，研究货币交换关系的第二阶段，现在到了研究人类全部行为的第三阶段。这样，把所有人类在资源稀缺下的选择行为都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这样，他研究了犯罪、自杀、婚姻、爱情、生育子女等等诸多以往经济学不会研究，经济学家也决不会涉足的领域。而通过他的研究方法，理论上我们可以将经济学的研究推广到所有这些人类的感性层面的领域，并建立完善一套研究分析的范式。在贝克尔看来，作为通用科学的经济学，完全有能力并胜地任解决人类所有问题。在其眼中，宗教、人群、社会、国家、基础是最复杂的文化与人的心理解释完全可以抽象化和量化为个体行为分析解决。

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三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三起典型案例 目录 1.吕锦城故意杀人、拐卖儿童、黄高生拐卖儿童案 2.何聪拐卖儿童案 3.李中梅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 案例1 吕锦城故意杀人、拐卖儿童、黄高生拐卖儿童案（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吕锦城，男，汉族，1985年7月17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黄高生，男，汉族，1965年9月5日出生，农民。1988年4月6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1991年1月7日刑满释放。 被告人吕锦城、黄高生为拐卖儿童牟利，密谋偷盗被害人黄金花（殁年26岁）刚出生不足8个月的男婴黄某某，并商定如被发现就使用暴力抢走婴儿。后二人为此进行了踩点，并准备了撬门和行凶的匕首、啤酒瓶等物，黄高生通过潘荣国（同案被告人，已判刑）联系了买主。2008年9月2日3时许，黄高生骑摩托车载吕锦城到福建省南安市罗东镇罗溪村黄金花家屋外，由黄高生在屋外接应，吕锦城潜入黄金花和黄某某的卧室。黄金花和黄金花的奶奶戴术治（殁年75岁）发现后呼救。为制服被害人以抢走婴儿，吕锦城持匕首先后捅刺黄金花和戴术治，致黄金花失血性休克死亡，戴术治因右颈静脉离断致失血性休克并脑功能障碍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二被告人抢走男婴黄某某，将其以37000元卖出。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吕锦城与黄高生以出卖为目的，绑架儿童，其行为均构成拐卖儿童罪；吕锦城在实施绑架行为时，持刀捅刺，致两名被害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罪行极其严重，应数罪并罚。黄高生所犯拐卖儿童罪造成两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但没有与吕锦城共谋杀人，亦未具体实施杀人的行为。据此，依法以拐卖儿童罪判处黄高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吕锦城死刑，以拐卖儿童罪判处其无期徒刑。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吕锦城已于日前被依法执行死刑。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与思考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

关于依法征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法规标题】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 ?【发文字号】法发〔2010〕7号 ?【颁布时间】2010-3-15 ?【失效时间】 ?【法规来源】https://www.wendangku.net/doc/8c5765097.html,/paper/html/2010-04/02/content_6807.htm ?【全文】 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法发〔2010〕7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印发《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加大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为加大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贯彻落实《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就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依法加大打击力度，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自1991年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侦破并依法处理了一大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犯罪分子受到依法严惩。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353件，比2007年上升9.91%；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161人，同比增长11.05%，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319人，同比增长10.1%，重刑率为61.0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45.27个百分点。2009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636件，比2008年上升20.9%；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413人，同比增长11.7%，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475人，同比增长11.83%。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部分地区有所上升的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此类犯罪严重侵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出发，进一步依法加大打击力度，坚决有效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上升势头。 2.注重协作配合，形成有效合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与效率，保证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切实做好有关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各地司法机关要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涉案地域协调和部门配合，努力形成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合力。 3.正确贯彻政策，保证办案效果。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往往涉及多人、多个环节，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综合考虑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依法准确量刑。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组织策划者、多次参与者、拐卖多人者或者具有累犯等从严、从重处罚情节的，必须重点打击，坚决依法严惩。对于罪行严重，依法应当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要注重铲除“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坚决依法追究。同时，对于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要在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的基础上，依法从宽，体现政策，以分化瓦解犯罪，鼓励犯罪人悔过自新。 二、管辖 4.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依法由犯罪地的司法机关管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犯罪地包括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以及拐卖活动的途经地。如果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 5.几个地区的司法机关都有权管辖的，一般由最先受理的司法机关管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人数较多，涉及多个犯罪地的，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

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认定

论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标准 摘要：我国的79刑法在第141条规定了拐卖人口罪，9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刑法》进行补充修改, 增设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对于《决定》中的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问题已经产生了争议。笔者在总结理论上争议的基础上，对于各家看法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拐卖既遂行为犯 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款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罪，刑法理论界中有着很大的争论，不仅仅对于其犯罪对象的争论，对其既遂未遂的标准也各有说辞。 一，理论上对于既遂的标准的争论：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1997 年《刑法》第240条的规定，只要行为人主观上以出卖为目的，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这6 种行为之一的，均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由于这6 种行为的性质不同，因此，其既遂形态的判断标准也不完全一致。在这6 种行为中，拐骗、绑架和收买行为属于手段行为，只要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置于行为人的控制之下即应认定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中转和接送行为属于中间行为，实施中间行为的，应以行为人将被害人送到指定地点或交给指定人员为既遂；贩卖行为属于结果行为，实施结果行为的，应以行为人将被害人贩卖出手作为判断本罪既遂的判断标准。1 第二种意见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罪是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应以行为人行为的完成作为本罪既遂形态的判断标准。在单独犯罪或者简单的共同犯罪中，行为人实施手段行为如拐骗、绑架、收买的，应以行为人实际控制被害人为既遂标准；行为人只实施结果行为即贩卖的，应以贩卖出手为既遂标准。在复杂的共同犯罪中，应以手段行为的实际完成即被害人被实际控制为本罪既遂形态的判断标准。中间行为如接送、中转是以其他犯罪人已经实际控制被害人为前提的，因此，中转、接送行为本身无所谓犯罪既遂与未遂。2 第三种意见认为，在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形态进行判断时，应当结合1997 年《刑法》第240 条对本罪构成要件的规定进行具体分析。从1997 年《刑法》第240 条第2 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本罪是行为犯，应以法定行为的完成作为犯罪既遂形态的判断标志。因此，行为人只要以出卖为目的，实施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或者中转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无论被害人是否被卖出，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否已经达到，均齐备本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从而成立本罪的既遂。3 1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典型案例评析及法律法规精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年版，第230~233 页；刘宪权主编：《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法律对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63 页 2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 年版，第890 页。 3陆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与未遂》，载《人民法院报》2001 年2 月13 日；王明主编：《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年版，第143 页；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罪名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公共权力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

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５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ａｎ．２００８Ｖｏｌ．５Ｎｏ．１ 公共权力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 吴卫东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８） 摘 要：从公共经济学视角来看，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行为的收益大 于成本，腐败就会产生。腐败是社会肌体上的毒瘤，严重地侵蚀了社会肌体的正常运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本文从经济人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寻租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成因进行分析，并探讨治理腐败的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腐败；经济学分析；对策建议 一、腐败的概念界定 何谓腐败（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据《汉书?食货志上》对腐败一词的解释记载：“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意指（谷物）发霉、腐烂，这是腐败概念的生物学释义。许多政治、法学、社会和经济学家也从不同视角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但基于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不一致，对腐败的范围有不同的界定和标准，因而始终没给出“腐败”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１］耶鲁大学苏珊?罗斯?艾克曼教授认为：“腐败是国家管理出现问题的一种症状。这种症状表现为那些原本用来管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机制，却被官员用来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国内学者王沪宁给腐败下的定义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目前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腐败必须符合“滥用公共权力”和“为私人谋取利益”这两个基本条件，否则就不应归属于腐败之列。我们认为：从广义来说，凡是个人在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均可被视为是腐败行为，如：黄、赌、毒等行为，从狭义来讲，腐败是指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达到谋取某种私利的行为，我们在这里所要分析的是一种狭义的腐败。 二、腐败成因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一）经济人假设理论分析 根据经济人的假定，人们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终其目的在于谋求自身的个人收益。这一个人收益不仅包括当事人目前能获得的各种有形的经济利益以及无形的个人满足，而且也包括履行职责可望得到的各种预期收益，比如：工资、权势、晋级、利润、市场份额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官员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不断寻求着自身经济效用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将每一个人放在经济人的前提下进行分析，经济人行为具有以下四种本性：（１）利己主义：即每一个经济人都以其自身的利益为最大化为目标。（２）机会主义：也就是经济人不但自私，而且只要能够利己，就会伺机去损人；（３）外部性：即个人的某一行为会给其他人带来影响，其影响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４）有限理性：也就是人对事物的认识由于自身生理和社会条件的局限性不可能 作出完全理性的选择，而只能是较优。以上的经济人行为假设表明，利己是人之本性，在有限理性之下，在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人们为了自身利益可以不惜伺机去损害他人，这不仅包括一般市场经济人，也包括那些权力操纵者。权力操纵者的这种利己机会主义行为就具体表现为腐败，其后果必然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社会分配的不公，从而对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失。 （二）成本收益理论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Ｓ?贝克尔认为，人类一切行为都蕴含着追求效益最优化和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性动机，都有以尽量小的成本换取尽量大的收益的要求［２］。为此他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作为了解和研究人类行为的有效工具，现已被大家广泛采用。其要点是，当预期收益＞预期成本时，人们的动机就会转化为现实行为。以成本—收益公式（Ｗ０－Ｗ１）＋Ｍ＞Ｂ（１－ １／Ｐ）（１）为例，对产生腐败的行为进行分析。其中，Ｗ０表示一 个人正常状态的收入，Ｗ１表示因为腐败行为被查处降职以后的收入，Ｍ为腐败行为被惩罚所带来的损失，Ｂ表示腐败所带来的额外收益，Ｐ（０＜Ｐ＜１）为被查处的概率。上式的左边可以看做因腐败受到查处后的私人成本，它由丧失的金（Ｗ０－Ｗ１）和额外惩罚Ｍ构成。 右面就是腐败诱因，它是按一定概率计算的腐败者的私人收益。当腐败诱因既定时，腐败者的私人成本为 Ｗ０－Ｗ１＋Ｍ，它包括薪金损失和惩罚损失两部分。在Ｗ０既定时， 查处降职后的收入Ｗ１与腐败私人成本成负相关关系。如果腐败者受到查处后被解雇，则Ｗ１＝０，原职位薪金全部成为腐败成本。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在我国现行体制之下，权力操纵者的预期收益总是大于预期成本的，而群众和监督表部门的预期收益总是小于预期成本的。这可以从当前我国腐败的现象和数据中得出：根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腐败事件被揭露的概率不足１０％，而受到相应刑事处罚的概率更为不足１％，因此，许多腐败行为处于“灰色地带”。 （三）寻租空间理论分析 寻租理论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下，一切可以获利的交易全部被竞争的作用使利润减少，但在商品和要素 ５３??

严防边境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的有效措施探析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8c5765097.html, 严防边境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的有效措施探析 作者：蓝彩箫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8年第08期 摘要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这是一个不均衡的概念。快速发展指的是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高精尖人才都在东部地区，高技术新区也在东部地区，是这小部分地区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全国的发展。如果用词语来描述东部地区的话，先进、高科技、网络化等都是其描述语言，而落后、愚昧、贫穷、闭塞则成了落后地区的代名词，这就是拐卖妇女儿童这一男女不平等观念的最根本的原因。本文将探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及其有效措施，就其拐卖妇女儿童的基本问题和防范措施做了具体分析。 关键词边境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 女权运动在上世纪早己完成，所以我们现在认为男女平等是非常正常的、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在闭塞封闭不和外界联系的地方，男女不平等，非法买卖妇女儿童这种非常愚昧的事情仍然存在，他们买卖的这些人不知道这是触犯法律的，不知道这是犯罪行为，更不知道这会判刑，而一般这种地方都是边境地区，尤其是西南边境，而流动方向大都是卖到比原来的地方更落后的地区，比如山西落后地区卖到比山西还落后的陕西边界，更普遍的是边境的妇女儿童拐卖现象，从云南山区卖到比云南还要落后的越南地区，这是非常普遍的。其原因主要就是贫穷，让妇女来生孩子换钱，或者直接把妇女转卖掉，妇女儿童也没有太大的反抗力，而在当地这种事情也是被默认了的，所以这种事情的解决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在本文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浅薄意见，希望对解决这一事情有些许帮助。 一、边境拐卖妇女儿童的基本问题 （一）被拐卖妇女儿童大都在边境的原因 这里所讲的边境主要是越南，越南主要与中国的广西、云南省接壤，这属于我国西南地区，在云贵高原上，经济不发达，山区广布，交通闭塞，除了少数大城市之外都比较落后，人们教育仍然跟不上，思想封建迷信，温饱问题仍需解决。所以就靠买卖妇女儿童来赚钱获取温饱。而我们的邻国越南也是发展中国家，直接拐卖越南妇女，一名可以挣到上万元，除去邮费的收入也相当可观，所以导致了边境拐卖妇女儿童的盛行。另外，经贸往来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引发了拐卖妇女儿童问题的凸显。从中国的国家地域来看，西部等物价低的地区是拐卖妇女儿童最多的地区，这就是我国接壤省份边境出现的问题，因为西部物价低，但是贫穷，有很多成年男子娶不起媳妇，所以妇女就被买卖用来当做传宗接代的工具；东部地区等物价高的地区是物价高且富裕，都是高精尖人才，婚姻观念不是那么落后，高精尖人才所追求的婚姻是精神领域相契合，不是简单的抚育下一代，而且他们不具有买卖妇女儿童的动力。从中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内容摘要】中国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象是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选择他们所认为的最适宜的某种方式追求最大的效用和利益。基于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这种针对弱势群体的违法犯罪活动，从而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防控的。 【关键词】经济学原理；拐卖妇女儿童；经济分析 收稿日期：2010-08-02 作者简介： 张晓敏（1984-），女，河北邯郸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警察行政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张晓敏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100038） 拐卖妇女儿童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活动。 这种犯罪在全部刑事案件中占不小比重，是公安机关的重点打击对象。近年来，一些地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猖獗，并呈发展蔓延之势，犯罪团伙组织日趋严密，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狡猾、残忍，危害日益严重。这种犯罪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我们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在预算的限制下，选择最适宜的某种方式追求最大的效用和利益，或者在固定效用或利润下追求最小的成本投入或支出。犯罪人之所以实施犯罪行为是因为犯罪人认为实施犯罪行为所获得的效益要大于非犯罪行为所获得的效益。据此可知拐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 一、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象的经济成因（一）犯罪成本分析 犯罪成本是商品生产的产物，是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在犯罪学中的反映。主要由现实的犯罪成本和惩罚成本构成。 1.现实的犯罪成本 现实犯罪成本是指犯罪分子用于实施犯罪、贿赂、逃避侦查、逃跑等所支出的费用。拐卖 犯罪实施所采取的一切手段都需要一定的物质支持，为实施犯罪活动做铺垫。同时为逃避惩罚并更猖獗作案，贿赂领导干部的不在少数，这也构成现实的犯罪成本。 2.惩罚成本 惩罚成本是指犯罪分子因犯罪受到惩罚而遭受的损失。犯罪分子如果因犯罪受到惩处必然会降低甚至抵消其犯罪收益。但是,惩罚成本是预期成本犯罪分子因犯罪而受惩处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犯罪有败露或不败露、被捕定罪或不被捕定罪两种可能性。同时， 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前后所经历的恐惧、悔恨等心理成本也属于惩罚成本，但长时间作案以及形成团伙的拐卖犯罪消除了单独作案时的势单力孤和易受打击感。一般说来犯罪组织内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同主流文化相对立的犯罪价值观,组织成员之间意气相投,相互强化了反社会心理,降低了罪责感。也就是说这种心理成本一般上会随犯罪程度的加深而呈下降趋势。 （二）犯罪收益分析 当前拐卖犯罪活动呈团伙趋势发展。这类犯罪活动已经发展为内外勾结，由过去的“单打”———发展到现在的 “一条龙”，有“中转站”、“交通第8卷第3期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Vol.8No.32010年9月 Journal Of GANSU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 Sep.2010 33

张明楷解读拐卖妇女、儿童罪罪

拐卖妇女、儿童罪 (一)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概念与犯罪构成 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本罪是选择性罪名，可分解为拐卖妇女罪与拐卖儿童罪。 1.构成要件的内容为，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1)行为对象仅限于妇女与儿童，既包括具有中国国籍的妇女与儿童，也包括具有外国国籍和无国籍的妇女与儿童。被拐卖的外国妇女、儿童没有身份证明的，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妇女包括真两性畸形人和女性假两性畸形人。儿童是指不满14 周岁的男女。出卖捡拾的婴儿的，成立拐卖儿童罪。拐卖已满14 周岁的男性公民的行为，不成立本罪，符合其他犯罪构成的，可按其他犯罪论处。 问题是，出卖亲生子女或者所收养的子女的行为，是否成立本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 年10 月27 日《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情节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2000 年 3 月20 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营利为目的，出卖不满14周岁子女，情节恶劣的，应以拐卖儿童罪论处。出卖14 周岁以上女性亲属或者其他不满14 周岁亲属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0 年3 月15 日《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本节以下简称《意见》)指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符合遗弃罪特征的，可以遗弃罪论处。"(67) 上述三个司法解释的内容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精神相同。特别是后两个解释，均将营利、获利目的作为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的主观要素。 本书认为，只要是将子女作为商品出卖的，就应认定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第一本罪是侵犯人身自由与身体安全的犯罪，出卖者是否具有获利目的，并不影响其行为是否侵犯了被出卖者的人身自由与身体安全。第二，在法定的出卖目的之外，另外添加获利目的，并无必要。第三，出卖者与被出卖者之间具有父子、母子关系，也不影响对被出卖者人身自由与身体安全的侵害。第四，既然出卖14 周岁以上女性亲属或者其他不满14 周岁亲属的，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那么，出卖亲生子女的，更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本书也赞成《意见》中"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的结论。但是，这种行为之所以不成立拐卖妇女、儿童罪，是因为其本身就不是出卖行为，而不是因为没有获利目的。反之，明知对方没有抚养目的或者没有扶养能力，仍然将亲生幼儿交付给对方以获取一定对价的，就应认定为拐卖儿童罪。 (2) 行为内容为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拐骗是指以欺骗、利诱等方法将妇女、儿童拐走;以出卖为目的"收养"子女的，属于这一类。绑架是指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控制妇女、儿童;以出卖为目的强抢儿童的，属于这一类。收买是指以金钱或其他财物买取妇女、儿童。贩卖是指出卖妇女、儿童。接送是指为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接收、运送妇女、儿童。中转是指为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提供中途场所或机会。此外还包括偷盗婴儿的行为。只要实施上述其中一种行为的，就构成本罪。同时实施上述几种行为的，或者既拐卖妇女、又拐卖儿童的，只构成一罪，不实行数罪并罚。 (3) 行为主体没有特殊要求。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将所诊疗、护理、抚养的儿童贩卖给他人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明知他人系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仍然利用从事诊疗、福利救助等工作的便利或者了解被拐卖方情况的条件，居间介绍的，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