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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桂冠诗人_将花落谁家_

本来,“桂冠诗人”作为西方文坛上一种源远流长的荣誉称号,是对诗人所取得成就的官方肯定。而今,“桂冠诗人”却越来越不好当了。一方面,“御用诗人”的身份难免会招致民众诸如“雇佣鼓掌人”之类的讥讽;另一方面,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英国王室和政府也表现出了改革的姿态,而各种媒体在“桂冠诗人”的提名甚至任命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不容小觑。时值现任桂冠诗人安德鲁·莫申任期将满之际,谁将最终能够“蟾宫折桂”成为其继任者自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呼声最高的要数女诗人卡罗尔·安·达菲(Carol Ann Duffy)和著名的“千禧年诗人”西蒙·阿米提奇(Simon Armitage)。

其实,达菲和阿米提奇都曾获上届桂冠诗人的提名,且一度被视为该职位的热门人选,却最终未能问鼎。当时舆论盛传达菲“太反传统”(她不仅是一位未婚母亲,当时还保持着同性恋关系),而阿米提奇则“太年轻”(获提名时他年仅三十五岁)。鉴于桂冠诗人既要很好地为英国王室服务,又要最大程度上被公众舆论所接受,布莱尔首相最终还是选择了在艺术上体现英诗传统而在政治上具有保守倾向的莫申。转眼十年即将过去,莫申也将离职,达菲和阿米提奇不可避免地再度被人们视为竞争对手,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究竟谁更有希望成为下届的桂冠诗人,一时间新闻界、出版界和评论界可谓各持己见,议论纷纷。

举荐达菲担任桂冠诗人者往往盛赞于她古朴典雅的诗歌形式、娴熟犀利的表现技

巧和不经意间触动读者心弦的睿智感悟。现年五十五岁的达菲曾担任英国《卫报》的诗歌评论家和诗歌杂志《境界》的编辑,目前在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教授现代诗歌和写作课程,同时还兼做曼彻斯特诗歌奖的评委。作为一名诗人,达菲迄今已经出版了八部诗集,囊括了包括英国两项诗歌大奖——

—维特布莱德(Whitbraed)和前进奖(Forward)在内的多项诗歌奖。而2005年出版的诗集《痴迷》(Rapture)更是好评如潮,为她赢得了当年的T.S.艾略特诗歌奖。此外,这个出版界和报界的宠儿在评论家和读者中素来享有良好的声誉。《卫报》把她称作是“继拉金和休斯之后最具代表性的当代诗人”;而在该报的编辑凯瑟琳·维纳看来,“达菲的诗作中表现出来的对爱情、缺憾、怀旧等平凡琐事的敏锐的洞察力使评论家们惊叹不已。而诗歌爱好者们则用只有在流行音乐会上才听见的掌声和尖叫来欢迎她的现场朗诵。”民众对于达菲诗歌艺术的肯定和喜爱由此可见一斑。

相较于十年前,而今的卡罗尔·安·达菲无论是在诗歌造诣上还是在舆论评价上都更有望获得这一殊荣。尽管未婚母亲的身份并没有改变,但她已经结束了同性恋的恋情,这使她更易为公众舆论和英国王室所接受。与此同时,要求打破传统,任命女桂冠诗人的呼声在英国国内似乎也有愈演愈烈之势。2008年5月,英国雷德伯里诗歌节(Ledbury Poetry Festival)的总监克罗埃·嘎纳就曾上书英女王和现任首相布朗,声称“女诗人与她们同时代的男性是一样才华横

“桂冠诗人”

将花落谁家?

姚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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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能撑半边天的性别却一直遭到诗坛的忽略”,要求将下届桂冠诗人的称号授予女性。尽管温迪·寇普(Wendy Cope)和福勒·阿多克(Fleur Adock)也是公认的当代杰出女性诗人,但鉴于两人均已明确表态不会接受这一职位,达菲无疑是最有希望获封的女诗人。此外,达菲本人似乎也低调地流露出了对桂冠诗人一职的向往和兴趣。在新近出版的诗集《帽子》中,达菲将一代代的诗人传递着诗歌的传统比作是人们将帽子传给后代,这不禁使评论界纷纷揣测她是否有意将自己视为这列传递“帽子”的诗人中的下一位。也许正如唐宁街的一位发言人所暗示的那样,如果达菲确获女王的提名,那么她极有可能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桂冠诗人。

而被舆论普遍视为达菲强有力竞争者的西蒙·阿米提奇也是当代英国文坛名重一时的人物,他不仅在诗歌艺术上颇有造诣,在戏剧、小说等领域也是游刃有余,备受赞誉。从凭借第一部诗集《人类地理》在诗坛上崭露头角起,阿米提奇几乎每年都会有新的诗集问世,近年来更是硕果累累,获奖频频。他曾被《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为1993年的“年度最佳新人”,并一度成为前进奖和兰南奖(Lannan Award)的得主。2000年阿米提奇更是凭借诗集《杀死时间》(Killing Time)而荣膺英国官方的“千禧年诗人”,名噪一时。此外,他还担任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诗歌编辑,并曾出任“格里芬诗歌奖”(Griffen Poetry Prize)和曼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 for Fiction)的评委。《泰晤士文学增刊》是这样评价阿米提奇的:“他的诗是后现代的,后工业的……与其说是反映现实的,不如说是富有启示性的。”关于阿米提奇的诗歌风格,《新政治家》的专栏作家大卫·赫德(David Herd)的评论很有代表性:“在他的笔下,高雅的风格和通俗的语言完美地结合起来,讲述着现代都市的落寞。”值

得一提的是,高雅与通俗相结合的诗风恰恰体现了诗歌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多元化、平民化的发展趋势,而这也正符合了人们对诗歌的民主化进程的期望。

尽管阿米提奇本人至今对“桂冠诗人”的提名乃至争论保持着缄默不语的态度,但舆论普遍认为其2006年发表的长篇诗作《忽然之间》(Out of the Blue)将为他在下届桂冠诗人之争中赢得一块厚重的砝码。这是一首为纪念在9·11恐怖袭击中遇难者而做的诗。按诗人自己的说法,他“试图展现那天在双塔中发生的事,赋予陷在困境和绝望中的人表达的声音”。尽管诗人否认该诗与政治有关,但毋庸置疑这是一首有关时事的主题诗,而对一位优秀的桂冠诗人来说,应景创作主题诗向来是不可避免的。对此,诗人克雷格·雷恩(Craig Raine)认为,“尽管卡罗尔和西蒙都能胜任桂冠诗人这一职务,但西蒙十分擅长写主题诗”。从传统的观点看,阿米提奇在艺术上独到而突出的贡献和对时事政治的关注使他得封桂冠也不是令人意外的事。

的确,达菲和阿米提奇无论在诗歌的造诣还是文坛影响力上都可谓各有千秋,不分伯仲,而“桂冠诗人”最终花落谁家还是一个未知数。对于英国王室和政府而言,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费时费神的选择过程。但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或许谁将担任下届桂冠诗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或她能否成为“人民的桂冠诗人”,透过诗歌来张扬英国人民的声音。正如评论家汤姆·波林所言:“我们需要的是一位诗歌大使。诗人应该通过朗诵、讲座和公开露面的方式来传播诗歌福音,而实在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必须应命作诗。”这不仅是下一任桂冠诗人肩负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今后诗歌民主化、多元化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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