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保护农业的法律制度

考核农政的案例记载:“天水太守陈立,劝民农桑,为天下最”。是对天水太守陈立的褒奖。

宋初规定:“州县官抚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见户每十分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以劝课农功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标准。其中在建隆二年,给事中常准在馆陶县“括田不均”,被削官2级,县令程迪被“决杖流海南”,商河令李瑶度田时受贿,事发后被杖杀。这些案例说明考核中的奖惩非常分明。

元政府规定:“有能安集百姓,招诱逃亡,比之上年增添户口,差发办集,各道宣抚司关创申省,别加迁赏;如不能安集百姓,招诱逃户,比之上年户口减损,差发不办,定加罪黜”。这样,把地方官吏置于司农司、劝农使与户部、提刑按察司等政府机构的监察之下,形成了一套赏罚皆由中央机构参与的严密管理系统。这种制度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否作为地方官吏的考核依据,激发了地方官吏组织和指挥农业生产的热情,成为地方官吏传播农业知识、推行适合于当地农业经济政策、力劝农桑、保证农业生产发展和繁荣的例证。

在明代,朱元璋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规定:“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者,“皆论如律”,并下令全国,“每乡里各置木铎(古代宣传法令用的木铃),选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铎彻于道路。又令每村置一鼓,凡遇农桑时月,晨起击鼓会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责之。里老不劝者罚”。还规定,有司考课地方官吏,必书农桑治绩,“违者降罚”。在这些规定的督促下,明初出现了一批劝课农桑卓有治绩的地方官员。

清代通过制定《部院则例》规范管理机关(包括农业机构)的活动。乾隆41年编制成《钦定户部则例》,规定分立户口、田赋、库藏、仓庾、漕运等管理规则,规范了河防、水利等的管理。

3保护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稳定

封建时期制定了保护生产秩序的法律,为农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在《秦律杂抄?戍律》中规定:“同居毋并行,县啬夫、尉及士卒吏行戍不以律,赀二甲”。规定官吏不得在同一时期从1户中抽掉2个以上劳动力去服役,否则要赀二甲的惩罚;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之《法律答问》中记载:“或盗采人桑叶,藏(赃)不盈一钱,可(何)论?赀徭三旬”。即对偷采别人桑叶,计赃(款)不足一钱的,罚服徭役30天。《睡虎地秦墓竹简》之《效律》规定:“仓漏朽禾粟,及积禾粟而败之,其不可食者不盈百石以下,谇宫啬夫”。

《唐律?杂律》规定:“诸于官私田园,辄食瓜果之类,坐赃论;弃毁者,亦如之;即持去者,准盗论”。通过保护农作物来保护农业生产。《唐律疏议》之《户婚律》规定:“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徙一年。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

宋治平年间,王安石变法,提出《青苗法》,规定每年春正月和五月青黄不接时,由政府按户等高下贷粮食或钱财给农村主户,待收获后加息二分还。

元禁止毁农田为牧地,并安置无地农民。元朝曾多次诏令蒙古贵族和军队,将所占为牧场的土地退给农民耕作。如中统二年,“敕怀、孟牧地,听民耕垦”,“凉楼俟农隙,牧地分给农之无田者”。第2年,又申诫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地,命令蒙古贵族和军队归还冒占农民的田地,“听民耕垦”。这

些法令对于抑制蒙古贵族变农为牧的流弊,对于保护耕地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尽管蒙古贵族和军队强占民田为牧地的现象直至元末仍未绝迹,但自忽必烈之后明显减少了。奖励垦荒的政策比禁止占农田为牧地的政策贯彻得更为坚决。中统二年,忽必烈颁布了流民还业免税1年,第2年减半的诏书,规定:“凡逃户复业者,将原抛事产不以是何人种佃者,即便吩咐本立户下,合著差税一年全免,次年减半,然后依例验等第科征”。元朝还禁止贵族大臣子弟郊外放鹰,以防“扰害人民,蹂践田园,伤残牲畜”;禁止小民以至宫中祭祀、筵宴、殡葬使用骡驴,保护农业生产力。这些措施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非常积极的。

4保护林牧业的生产,促进农业多种经营

封建社会还对桑、枣、榆等林木生产制定了法律规范。北魏孝文帝大和九年九月,下诏均给天下民田。“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田,依法课莳榆、枣。……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诸麻布之上,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从良,皆从还受之法”。对种植桑、枣、榆、麻给予奖励和倾斜。唐“武德七年,始定均田制……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宋建隆二年,“是春,诏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植。每县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种杂木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同年“禁民伐桑枣为薪”。

耕牛在宋代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严格保护。当时对耕牛的认识已提高到“农家以牛为耕种之本”的高度,认为“牛最为农事之急务,田亩赖是而后治”。但是,由于牛疫、荒灾、官役等多种原因,耕牛的自然死亡和人为宰杀相当严重,耕牛奇缺一直是宋代的社会问题。为此,宋初即三令五申禁宰耕牛,至大中祥符九年甚至颁发了《禁屠杀牛诏》:“自今屠耕牛及盗杀牛罪不至死者,并系狱以闻,当从重断”。“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牛马者徒一年”。如此严厉保护耕牛的规定,这在前代是不曾有过的。为增加耕牛数量,官府除租给农家耕牛外,还鼓励耕牛贩卖。北宋景德年间,河北发生牛疫,牛价急涨,商人“以牛往贸易甚众”,但过澶州浮桥时却被课以钱财,为此,真宗下令:“自今民以耕牛过河者勿禁”。至大中祥符年间,又通知诸路州军,凡买卖耕牛者均予免税。这些措施促进了耕牛的合理流动和贸易,使当时的汴梁等大城市都出现了很大的牛行。耕牛贸易的发达,对于农业生产和家庭饲养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元政府在元至元七年,颁布农桑条例14条,规定:“种植之制,每丁课种桑枣二十株。立性不宜者,听种榆桑柳等,其数亦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令各社布种首猪,以防饥年。近水之家,又许凿地养鱼并鹅鸭之数,及种行莲藕、鸡头、菱角、蒲苇等,以助衣食”。5鼓励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后稷教民稼穑的传统促进了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这种传统在以后的封建农业中也得到了发扬光大。早在秦时,《秦律?仓律》就以法律的形式对种田技术作了明确规定,规定种稻、麻每亩用种子二又三分之二斗,谷、麦每亩近一斗等,从播种量上给以规范;西汉时期,皇帝诏谕全国大面积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代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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