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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与章学诚史学思想比较

刘知几与章学诚史学思想比较
刘知几与章学诚史学思想比较

刘知幾与章学诚史学思想之比

——《史通》与《文史通义》读书札记

刘知幾与章学诚同为中国古代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史学思想代表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其代表作《史通》及《文史通义》则是两人思想精髓的体现,他们的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幾的思想,因此两人的思想在史学批判理论、史家修养理论等方面存在诸多共通,但同时两人又在史识与史德、史法与史意及史书编纂等地方各有其独到的见解。

一、史学批判理论的共通之处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判发展历程中,刘知幾奠定了古代史学批判的理论基础,而章学诚则完善了史学批判理论,使其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因此,他们的史学批判思想存在着共通之处,表现在:

一、注重秉笔直书,讲求实事求是。刘知幾在《直书》和《曲笔》篇中总结了历代史家两种截然相反的“直书”与“曲笔”操守,他本人倾向于撰述能够“秉笔直书”,反对“文过饰非”。他强调史家写史要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实录”精神(《史通·直书》)。在史书文风上,他强调贵在“质朴”,切不可“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史通·载言》),否则就会在写作时失实,导致以文害事。

章学诚继承和发扬了刘知幾这种“秉笔直书”的修史之法,并强调史学“实事求是”的重要性。章学诚强调史家应“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文史通义·史德》),即在史书的书写中应尽量尊重客观史实而不要过分地掺杂个人的主观臆测成分。

二、强调史学的现实功能,即“经世致用”。刘知幾在修史过程中一直坚持着“以史为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的立言宗旨。他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曲笔》),同时又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史通·直笔》),他

坚信史书的记事载言,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

章学诚提出对学问的研究必须做到“经世致用”。在《文史通义》一书开始他就说:“六经皆史”。章学诚认为:六经都是先王的政典,是保存先王制度的史书,“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由此可以看出,章学诚主张通过史书来借鉴治世之道。

三、反对文人修史。刘知幾认为文与史“较然异辙”,世人看重文采,崇尚浮丽,写史者追求词藻之华丽,文句之对偶,结果“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这样的史书“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史通·载文》)。当然,也不是说他不主张史家修史讲究文采。他在《史通·叙事》篇中说道:“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所以,他认为编撰史书一定要讲究叙事,好的史家也一定要善于叙事。何谓善于叙事?他提出了三条标准:简、晦、朴。简是“文约而事丰”,晦是言简而意赅,朴是清晰明白,不滥加修饰,浓墨重彩。

章学诚认为文人写作注重手法技巧、修辞炼句,但史家写史则注重史料,注重言之有据。反对文人修史,实际上是反对文人在写史时掺杂过多个人情感。他认为,文人不能修史是由两种学科的分工不同造成的,并不涉及个人能力大小。

二、史家修养理论的异同

刘知幾提出“史才三长论”,明确指出一个史家应同时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史才”指具备历史的编纂方法和表达能力。“史学”指具备广博的知识、积累充足的史料。“史识”则指对历史事件、人物是非曲直的鉴别、判断能力,即史家应具有独立的历史见解、彰善贬恶的立场和善恶必书的态度。

所谓“史才三长论”,是刘知幾当时对礼部尚书郑惟忠“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的回答。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旧唐书·刘子玄传》)。

章学诚对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十分推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提出了“史德”说。因此,刘知幾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既有相同处,又有不同点。

一、刘知幾与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

刘知幾认为:“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史通·核才》),从事历史写作,文字语言的表达能力非常重要,没有好的文字语言表达能力就无法准确流畅地表达出作者的思想,自然也难以广泛流传。关于“史学”,他主张博学多闻,广采众说,认为积累充足史料、扩大眼界是治史的基础。他指出:“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史通·采撰》)。刘知幾明确史家只有做到博学多闻才能成为一家,流传于后世。至于“史识”,刘知幾则强调:“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史家要有忠于史职、坚持直书的精神。他在《史通·鉴识》中指出,历史传承主要靠文章,史学家在写文章时应当“辨其利害、明其善恶”。他指出史家还应具备认识历史的理论水平,“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史通·杂说下》),如果史家对史料缺乏鉴别能力,即使拥有再多的材料和知识也是枉然。

同样,章学诚也主张一个良史应具备“史才”,他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说:“非才无以善其文”,如果一个史家没有组织史料和文字表达的能力,就不能写好文章,而文章写不好,就不能达到以史传意的效果。章学诚也认为历史需通过具体史事来体现,没有丰富的史料,历史的研究进程就无法推进,即“非学无以练其事”(《文史通义·史德》)。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说林》中对“史识”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文辞,犹财货也;志识,其良贾也”,他认为文辞就像财富货币,而史识像一个精明的商人,会经营比拥有财富更重要。由上可见,两人都认为“才、学、识”是史家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

二、刘知幾重“史识”,章学诚重“史德”

刘知幾认为“史识”最重要。他认为史识是史学的灵魂所在,“夫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史通·采撰》)。在收集材料时,应具有史识,要能辨别材料真伪,要具备对

历史事件、人物是非曲直的鉴别及判断能力。在写作历史时,一个重要原则便是秉笔直书。为此,刘知幾在《史通》中专门作《直书》、《曲笔》两篇,强调秉笔直书,反对曲笔阿时。他极力赞扬历史上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家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大无畏气概,对那些曲笔之徒则进行了猛烈批判,把他们当做“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因此,在刘知幾看来,“史识”最为重要。

章学诚则最重“史德”。虽然章学诚对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极为赞赏,特别对“史才三长”中的史识更是推崇,但他认为如果仅用“史才三长”来概括优秀史家应具备的全部修养是明显不够的,正如他在《文史通义·史德》中所说:“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因此,章学诚在总结刘知幾理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史德”说,深化和发展了刘知幾的史家修养理论。“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所谓“史德”就是史家的心术,这种心术指史家在从事历史写作时,是否对历史存有敬畏之心,能否忠于客观史实。章学诚在《史德》中指出:“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惑,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66~67)。写文章时要有史德,要心平气和,心术端正。如果一个人没有史德约束,不能做到心平气和,那么写出来的文章就容易加入个人感情,容易丧失客观真实性。因此,章学诚认为“史德”是更为重要的。

虽然刘知幾的史识中也包含按照客观事实、秉笔直书的观点,但章学诚把它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在刘知幾“史才三长论”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史德”说。

三、“史法”与“史意”

刘知幾撰写的《史通》主要探讨和总结史书体裁、体例,尤其详细讨论了纪传体史书体例的源流和得失,认真分析和总结了纪传体史书的编纂经验,提出了一些改造前朝史的主张和设想。与刘知幾所不同的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侧重对史家撰述思想的研究,他自己也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文史通义·家书二》)

“史法”,按章学诚的说法大体是指“馆局纂修”,即史书编纂的方法。《史通》全书的主要思想是史学批判,刘知幾自称此书“商榷史篇,下笔不休”,(《史

通·原序》)。从此书内容看,刘知幾着重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撰、文字表述、撰述原则等。从以上来看,《史通》可看作是一部探讨“史法”的著作。当然,刘知幾不仅重视“史法”,而且也并未忽视对“史意”的探讨,如“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史通·自叙》)。刘知几的“史意”在于维护名教,实现史学的彰善瘅恶的社会功能。“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如此。由斯言之,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

章学诚通过对前代史学家特别是刘知幾的比较分析,认为只有具备“史意”的史学才是正真的史学,“史意”是史学的核心问题。章学诚所说“史意”就是治史的“意旨”,即宗旨和意图。他说“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籍人之力以成之”(《文史通义·史德》),“史意”必须要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历史发展中得出客观认识,才能达到“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最终目的。

可以说,刘知幾确实重“史法”,但同时也重“史意”。刘知幾的“史意”倾向于维护名教,惩恶劝善,强调史学彰善瘅恶的社会功能;章学诚的“史意”则着重指出史家要有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形成所谓的“独断之学”。

四、史书编纂主张的比较

刘知幾与章学诚同为我国史学大家,他们对于以往史书的编纂方法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批判,并同时有着自己的观点。

刘知幾对历史编纂学的论述,在《史通》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无论是对各类史书的批评,还是对历代史书修纂情况的论述,都贯穿着自己对于修史方法的看法。内篇对纪传史各构成部分的撰写方法、义例尺度详加申述,对史书载文、书事、记人等,都有专篇议论。他的主张主要表现在:

一、主张史书编纂的规范化,提出本纪只能记载帝王,批评《史记》为项羽立本纪;批评班固不该在《汉书》中设《古今人表》;批评《隋书》纳入南朝梁代史事不合断限。指出本纪不能写成列传一样的形式,对世家、列传等义例的问题也都有明确见解,主张史书规范化的倾向十分明显。

二、主张改造创新书志。他主张删改《艺文志》,认为汉书以下历代正史多

设艺文志,“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者乎”(《史通·书志》),这样长此以往重复记载现象严重,因此他建议“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后世许多纪传体史书采纳了这一主张。再者,他还主张增设都邑、氏族、方物三志。刘知幾提出“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书志》)。他认真考察历代正史,认为诸志列名,可以前略而后详,也可以古无而今有。

章学诚在吸收前人史学编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表现在:

一、主张改进史书体例。针对纪传体史书体例趋于僵化的弊病,他提出:首先,史书应当立图、设人物表,这点与刘知幾认为图表繁复无用的主张正好相反。章学诚认为“图像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而行,虽欲缺一而不可者也。况州郡图经,尤前人之所重耶”(《文史通义》和州志·舆地图),图表具有清晰明了记载史事的作用。其次,他还主张列传除了记人之外还应以记事名篇、设立“史篇别录”等,这些创见多得自修志中对方志体例的实际改进和创新。

二、提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章学诚泛读群史,发现史书虽多为史官所撰,却都不为史官设立专门类传,于是提出纪传体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的见解(《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他推想史书的史官传也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

综上所述,刘知幾与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同异并存。在史学批判思想方面,他们都注重秉笔直书,讲求实事求是;都注重史学的现实功能;都反对文人修史,认为文人修史会使史事失实。在史家修养思想方面,他们都推崇“史才三长”,但刘知幾更注重“史实”,而章学诚则明确提出注重“史德”。在“史法”与“史意”方面,章学诚认为刘知幾主“史法”,他主“史意”,实际上两人都谈及“史意”,只是所关心重点不同。在史书编纂思想主张上,刘知幾与章学诚都主张对以往的史书体例进行创新,但在具体的建议上两人存在着差异。相比之下,章学诚的史学思想研究比刘知幾的更加深入,更加体系化,以致推动中国古代史学走向了巅峰。

——1.刘知幾撰、蒲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章学诚撰、吕思勉评:《文史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七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七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内容提要〕司马光创作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实践为我们提了一 个典型。司马光在其著作中力求描述历史的本来面貌用“国家兴衰、生民休 ”两项纲领作为修史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提出考异法、无修长编的修史原 。正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才得以完成《通鉴》这一“岁宏冒、 思精”的编年史。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编年史只是假历史是空洞的叙述、 的事物。孰是孰非一留给学者们深思。 体大 无言 戚则 〔作者简介〕孙方明1915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 研究宋史曾参与写作尚钱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 争护尹砂诊~沪~~沪、 、. 争一 \ 司马光(1019一一108G年)字君实宋朝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出身于宫僚地主 家庭父司马驰历仕宋真宗、仁宗两朝官至天章阁待制、三司副使为“一时名臣”①。 司马光二十岁时(1。38年少考中进士甲科随因服丧在籍。到庆历六年(104G年)至京师 官大理评事大理寺垂嘉砧七年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英宗时任尚书吏部郎 中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锉。神宗时摧翰林学士权御史中尽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继 因反对变法请求外任专心编写《资治通鉴》。哲宗继位之后拜门下侍郎尚书左仆射居正宰相之位。有人说他“大用于砧际奋身许国揭万代之规模张胆极言切一时利病”②。其实司马光从丰八年五月至京师初任门下侍郎旋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 下侍郎到砧年九月初一病逝在位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特别是他晚年执政期间排斥新党一意孤行。但在史学方面却有着杰出的贡献。 司马光从小爱好史学他说:“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 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③。壮而从政之后更加倍致力于史价“常欲艾去芜杂发挥精篱穷探治乱之源上助圣明之鉴”④。治平三年完成《通志分八卷上之英 宗皇帝。他说。“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忽遇皇帝陛下……留意艺文……讲求古训臣有先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⑤。他编

简述刘知几的史学思想

简述刘知几《史通》中的史学思想刘知几(661-721),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一生著作颇丰,但除《史通》外,其余皆亡佚。 刘知几生活在武后、玄宗时代,供职史馆多年,虽然自身才气勃发,却因为官职卑微,修史时处处仰承监修旨意,郁郁不得志,因而后来退出使馆,私自编撰了一部史书《史通》。这部史书与唐代以前的作品有所不同,即他并非描写某一时代的人物史实,而是对之前的各种史学作品作出评论,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这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因为此时正处唐朝全盛时期,此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史学作品,时代的发展需要对此做出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因此《史通》应运而生。《史通》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 由于刘知几除《史通》以外的各种作品都已流失了,因此,要想研究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只能从《史通》和新旧《唐书》去寻找材料。但是新旧《唐书》成书于后代,因此《史通》更能直接客观的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 《史通》文字简约,全书不过数万字,这跟中国古代史书动辄数十万数百万比起来,算是不折不扣额的小部头了。不过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这部书提出了许多关于史学的观点,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则是关于史学家素养的“史才三长”理论,即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该具备三种才

能,史才、史学、史识。这是刘知几对中国以往史学优点的深刻总结,对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史才,是指一个史学家必备的能力,包括掌握和运用文献史料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进行文字表述的能力。简略言之,既是一个史学家必须学会博采史料,集腋成裘,这是史书编著的基础;同时他还必须学会恰当的运用题材体例,善于剪裁纷繁复杂的史料,以使史书条理分明,便于读者去了解当时的史实;最后,一个史学家还必须善于进行文字表述,原则是真实(秉笔直书)和简洁。 史学,是指一个史学家必须具备丰富的学问,因为史书编撰的基础是史料,因此史学家最重要的学问就是鉴别史料的真伪。这种鉴别要求将一些夸大不实或者根本就是虚构的史料剔除,否则就会影响作品整体的真实性。 史识,是指一个史学家的历史见识,对历史的分析评价能力,这是刘知几认为的史学家最重要的素养。史学家作为人,总是会将自己的主观观点或多或少的加入作品中去,而史实本身却是客观的。因此刘知几要求一个史学家应该“兼善”、“忘私”,“兼善”是指博采各家之所长,不要厚此薄彼;“忘私”是指排除自己的主观看法,抛弃个人好恶,完全根据客观事实描述。 “史学三长”论是刘知几《史通》提出的关于史学的重要观点,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后世的史家们,都

关于陈寅恪的精神及治学思想

反刍 清华大学王观堂(王国维)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半个多世纪前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的序:“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的批语中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窃疑中国自今日后,即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的唯识论,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的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2000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複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為若干卷,刊行於世。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為之序。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故受命不辭。謹以所見質正於天下後世之同讀先生之書者。 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繼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著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 今先生之書,流布于世,世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于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嘗綜攬吾國三十年來,人世之巨變至異,等量而齊觀之,誠莊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於一時間一地

司马光论德才

司马光论德才 ———读史札记曾敏之 读《资治通鉴》,不能不佩服古人治学治史的严谨勤奋作风。司马光穷十九年的精力,荟萃史学人才,遍阅历代旧史,旁采诸家传记,删繁去冗,举要提纲,编成《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人事尽搜其中,向封建统治者提供“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因此,《资治通鉴》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研究的重要著作,司马光成了八百多年来享有威名的史学家、政治家。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以他的才识反映于对历史事件叙述所加的按语之中,表现了他对事物的推移变化所持一分为二的观点。例如司马光论才与德,他强调用人要讲究德才兼备。他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说法是点明两者相互的关系,但是“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这是说云梦的竹是品质优良的,如不能锻炼成材,成为强有力的坚实的箭弩,就无用了。他又指出:“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 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这是说金属之物,要经过 铸冶炼才可能成为利器,否则不能制强敌。司马光就是举这样的例子,比喻德才兼备的重要性,他的结论是“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两者兼全当然是难得的人才了。 但是司马光却不是唯德才兼备论者,他考察了历代兴衰史所反映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他进一步论证德与才的关系,很有值得深思价值。他认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既然把德才作了这样的划分,司马光用怎样的态度以取人呢?他说———凡取人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

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在司马光看来,无才的人既愚,就是智力很差,力不能胜,要控制他是容易的,唯有“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如小人而又有才能,就如虎添翼,其为害是很大的。权衡下来,司马光指出“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一般世俗用人的眼光“多蔽于才而遗于德”。意即世人多偏才重才,而失于重德,乱臣、贼子、败家子是因德不足而形成破坏力量的,“才有而德不足,以至于颠复者多矣”。 可见,司马光是重德而宁愿略才的。 值得探讨的是德的标准是什么?在封建社会,统治者要求的德是效忠、尽职、驯服……带有奴性的德,所以取“愚人”更好供其驱使。正如“女子无才便是德”,以三从四德为女子做人的本分,实质是奴役妇女,加桎梏于妇女的教条,这样的德是封建统治者所赞美的。 时移势易,到了现代,对德的观念自与司马光所持者有所不同,当不是奴性的,也不是“愚人”的了。至于“小人”却是需要现代化的制度严加甄别、制裁、淘汰的

西方史学史期末简答题

西方史学史期末简答题

1.古代希腊史学产生的原因: 2.希罗多德贡献(史学思想) 3.俢昔底德史学思想: 4.比较希罗多德和俢昔底德治史观: 5.比较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相似之处:6.波里比阿史学成就: 7.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 8.中世纪史学的历史地位 9.浪漫主义史学思想 10.理性主义史学(18世纪):特点:11.客观主义史学: 12.伏尔泰的史学思想 13.历史哲学: 14.百科全书派史学贡献: 15.罗马史学的共性: 16.评述塔西佗的史学成就: 17.评述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 18.19世纪为什么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19.康德是怎样论述历史发展的,试以康德《世界公民视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译文为例加以说明。如何评价: 20.浅析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21.20世纪妇女史的研究重点有哪些?22.为何称希罗多德是“史学之父”?23.普罗科匹厄斯有什么作品传世? 24.李维对史学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何处?25.7.P55塔西陀为何被称为是“暴露史学大师”? 26.. 查士丁尼有什么代表作? 27.扼要介绍康尼娜及其作品。 28.为什么说“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29.19世纪与20世纪西方史学的特征分别是什么? 30.20世纪西方史学的特征: 31.西方现当代史学的共同趋势与特征:32.谈谈你对“历史是时代火车头”的理解。33.当今西方社会为何将历史学称为是“受人追捧的园艺学(公共史学)”? 34.评特纳。 35.P110评马基雅维里对欧洲近代史学的贡献。 36.为什么说卡尔《历史是什么?》一书问世,成为历史学著述演变的分水岭? 37..请你介绍一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Ξ □ 白 云 摘 要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较完整地反映了两人对历史编纂学的认识,对今天的历史编纂学研究与实践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 刘知几;章学诚;《史通》;《文史通义》;历史编纂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128(2002)05-0020-06 唐代刘知几和清代章学诚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史通》和《文史通义》集中体现了两人的史学理论成就,刘知几《史通》注重“史法”(史书形式和内容)的探讨,而章学诚《文史通义》侧重“史意”(史学思想和功能)的阐发,但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两人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本文即以二书为中心对刘知己、章学诚的历史编纂学思想略作探讨比较,以期有助于理解和借鉴两位大师的史学理论成就。 一 “六家二体”与“记注撰述”: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古代史籍的划分 史书的体裁和体例是历史编纂学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刘知几和章学诚对它们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古代史籍的划分之上的。“六家二体”,是刘知几对古代史籍的划分,侧重于史书形式和内容的把握,其《史通》即以《六家》、 《二体》开篇,总括古代史籍。《六家》篇云:“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1](六家)认为古代史学是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是不断演进的,他把古代史籍分为记言体(《尚书》家)、记事体(《春秋》家)、编年体(《左传》家)、国别体(《国语》家)、通代纪传体(《史记》家)、断代纪传体(《汉书》家)六家,并一一考镜其源流发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认为“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六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1](六家)于是专门设《二体》篇,对二体(编年、纪传)衡长论短,认为二体“互有得失”、“各有其美”,“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当“并行于世”。[1](二体)刘知几把二体看作正史,视为古代史学之大宗,“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1](二体)另外,又在《杂述》篇中列了偏记、小说等十种,①一一阐明其源流和史学价值。“六家二体”(含《杂述》)基本括尽了古代史籍,浦起龙说“《六家》举史体之大全,《二体》定史家之正用”[2](二体),后世学者如张孟伦、苏渊雷、张振佩等均赞同此说。但不少学者多讥刘氏的史籍分类或过于琐细、或标准不一、或未括尽古代史籍等,②有些苛刻刘知几。 “六家二体”论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一是刘知几以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史书体裁体例的发展变化,对隋唐以前的史书体裁、体例进行了全面总结,贯穿着“通识”观念,是《史通》一书的基本精神;二是刘知几用“区分类聚”、 “考辨源流”的方法,把“类”与“流”结合起来,从史体流别上去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大势,抓住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本质和特征;三是刘知几对古代史学的把握从史籍分类入手,并以探讨史书体裁体例为重点,由“六家”而“二体”,由“二体”而“纪传体”,在《史通》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详细探讨了史书体裁和史书编纂,尤其  第4卷 第5期 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 ol.4 N o.5  2002年10月 Journal of Mengzi T eachers’C ollege Oct.2002 Ξ收稿日期:2002-05-30 作者简介:白 云(1965-),男(彝族),云南建水人,云南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云南蒙自661100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程念祺 王永兴先生指出,陈寅恪先生“‘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此为先生论述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 王永兴先生去世了。父亲生前不多的几个老友,均情同手足,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十多年前,我读过王永兴伯伯写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印象深刻。现在,为了纪念他,我又重读此书。这对于逝者,应该是最好的纪念。 以下,是我学习《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几点认识。 一、陈寅恪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的根本区别 作为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

学述略稿》中,首揭“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这一问题。 先生引用陈寅恪先生对清代史学的评价:“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后退休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之具。当时史学地位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至史学之不振也。”由此即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与清代的史学并无渊源关系。 那么,陈寅恪先生对清代经学的看法又如何呢?王永兴先生认为,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断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断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责。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以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一途。”

【全国百强校】河北省衡水中学2018届高三下学期第9周周考文综-历史试题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文科综合能力测试9 24. 夏、商、周三代更替的事实,使周人不得不怀疑“天命”的永恒,对此,《尚书》记载:“天命 糜常”、“惟德是辅”。这说明 A.孔子继承了夏商周的主流文化思想B.《尚书》是研究此历史的唯一证据 C.西周确立的宗法分封制具有优越性D.周人认为天命、道德是治乱的关键 25. 西汉中期的《史记》记载人物籍贯以封国国名为主,县名次之,绝少以郡命名;东汉成书的《汉书》 以封国命名籍贯的数量骤减,且在记述司马迁以后的人物籍贯时,在县名前加上郡名成为主流。 由此可推知 A.宗法制已完全退出两汉政治构架B.朝廷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渐趋强化 C.以县为主导的区域观念逐渐形成D.封国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占主导地位 26. “中土医书,方论浩繁。每论一病,必浮举阴阳五行,缠绕不休;每用一药,必为色香形味,分 配脏腑。更或高谈脉理,妄事神巫。”这说明中医 A.具有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B.诊断和治疗带有迷信色彩 C.不受重视,医生地位低下D.发展受到阻扰,作用较少 27. 下表为明清时期进士的出身情况统计资料:据此可知 时期平民家庭出身低级官员家庭出身中高级官员家庭出身 明代46.7%2.8%50.5% 清代19.2%18.4%62.4%明清平均值31.1%11.6%57.3% A.科举促进社会公平但作用有限B.科举制主要为士族子弟服务 C.家庭背景与科举成就毫无关联D.寒门向上层流动的难度降低 28.1861 年,奕?上书:“今捻叛燃势于北而太平于南,使我军耗资疲怠。蛮夷趁虚而入以图制我,……为势所迫交友(蛮夷)求和,实为攻防之策。”材料反映的主旨是 A.攘外必先安内 B.两只拳头出击 C.远交近攻 D.和平外交 29.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首开总统宣誓之先河:“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这一宣誓的主要价值是 A.激发革命党人的斗志B.号召实行责任内阁制 C.树立民主信仰,凝聚共和力量D.彰显神圣感和宣誓者的使命感 30. 下表是某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笔记提纲,这主要反映出这一时期毛泽东 A. 解决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等问题 B. 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 C. 将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到新的阶段 D. 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31.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原则; 1982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时这两部宪法的颁布和修订 A.都适应了当时经济建设的需要B.分别标志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C.都改变了国家的基本法律架构D.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 32. 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公民大会通过的决议一经颁布便成为法律。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规定,如果 公民大会上有人对任何法律提出异议,公民大会则要对有关法律进行讨论,并选举一个立法委员会进行裁决。这反映了 A.立法规则受到破坏B.民主政治逐步建立C.公民大会权力强化 D.法律权威得到提高33. 加尔文派教徒卡拉斯的儿子安东尼原来信奉新教,据说后来打算改信天主教。1761 年安东尼自 杀。在天主教修士的煽动下,信奉天主教的民众群情激奋,纷纷指控卡拉斯一家,法院无证据宣判卡拉斯有罪。伏尔泰为卡拉斯案的平反辩护。这说明伏尔泰 A.维护人权,追求公平B.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 C.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D.具有人文主义宗教观 34. 1881 年11 月,德皇威廉一世发表的《黄金诏书》宣称:“社会弊病的医治,一定不能仅仅依靠 对社会民主党过火行为进行镇压,同时要积极促进工人阶级的福利”;他认为社会保险是“一种消灭革命的投资”。这反映出 A.德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B.工人运动催生社会保障制度发展 C.工业革命消弥了德国的社会矛盾D.政党斗争制约了德国的统一进程 35. 右图为创作于1951 年的苏联一幅漫画。该漫画主旨是舒曼对阿 登纳说:“我很荣幸和愉快把管理权交给你。让我们鞭策这匹 马前进吧……” A.欧洲联合进程启动B.西欧经济艰难复兴 C.美国推动法德和解D.西欧沦为美国附庸 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牛李党争是中国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 年,最终以牛党获胜结束。以致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 ——摘编自《新唐书》 材料二驴象之争代指美国政治竞选,也是美国两党制的喻词。“驴子”是民主党的党徽,“大象”是共和党的党徽。2016 年美国“驴象之争”在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之间展开。胶着的选情在金融市场掀起风浪,股市倾跌、债市下滑,而黄金等避险资产又重新获得青睐。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尽管美国主流媒体和选前的各种民调明显看好希拉里,但选民用选票表达了不同的声音。不靠谱的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欧洲政治精英和学者担心,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会助长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韩国前外长金星焕曾对记者说,如果特朗普当了美国总统,对韩国将是难以想象的“灾难”。 ——摘编自搜狐网时政新闻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牛李党争、驴象之争的特点及它们出现的背景。

简析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简析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司马光(1019 年11 月17 日-1086 年),字君实,号迂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其生平著作甚多,主要的史学巨著有《资治通鉴》、《温国司马文正集》、《稽古录》等,他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探讨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史学思想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要研究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应该先从他治史的目的着手。在《进资治通鉴表》里,司马光叙述了他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足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伏望陛下……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哀,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同时,他还把历代君主分为创业之君、守成之主、陵夷昏君、中兴明主、乱亡国君五类。从上面所叙述的材料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晰

的看到司马光编写史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君主提供“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吸取借鉴,要求君主懂得知人、立政之要,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通过对司马光治史的目的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进行总结,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1.以史学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思想 司马光通过直书实录,对封建统治中的各种暴行进行揭露和谴责,同时,还把借鉴前世“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作为“考当今得失”的主要标准,要求君主应该长备戒惧之心,以更好的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 南朝有很多的荒淫残暴的昏君,但是很多史书都多加讳饰,而司马光则把这些昏君暴主揭露得淋漓尽致。同时,他还对历史上那些有名的明君,也是毫不留情的揭露其暴虐的一面。在《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里,记载了唐太宗(当时还是秦王)“屠夏县”,唐将罗士信屠洛阳外围的千金堡;同时,又在这一卷中大书:“窦建德在洺州,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其对比是何其的鲜明,他希望通过揭露这些君主的残暴行为,使统治者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杜绝这些残暴的行为,以巩固其统治。

最新 《史记》和《资治通鉴》中史学思想的比较-精品

《史记》和《资治通鉴》中史学思想的 比较 作为两位不相伯仲的文史大家,我们通过文本阅读可以发现在《史记》和《资治通鉴》中,两位在运用春秋笔法、对宗教态度、史学思想方面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而言可进行如下比较,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相关,欢迎阅读。 一、司马迁和司马光思想的相同方面 1、进步的民族观 两部著作在叙述少数民族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等内容来看,对少数民族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民族和睦,体现出进步的民族观。《史记》中为少数民族立传。如《越王勾践列传》、《朝鲜列传》等。司马迁为夷狄民族列传开启了史书介绍周边少数民族情况的优良传统。并提出了华夏民族由夷狄而来,同是炎黄子孙的进步民族观,主张都是皇帝的子孙,对少数民族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民族和睦。 《资治通鉴》在叙述一系列民族关系问题上,能够比较公正客观地叙述少数民族政权或人物的功过,提倡各民族之间应讲信用、正确对待民族战争,批评褒汉贬胡的民族偏见。在记载少数民族人物的言行时,司马光也能以客观公正的态度选择和组织材料。他对哥舒翰、姚襄、宇文泰父子等人物,都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们的能力和功过。他特别赞赏对少数民族信守盟约、互不欺枉。因而他对搞好民族关系的事情和人物竭力推崇。记载魏孝文帝下诏对“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论。”又引用孝文帝的话说“:人主患不能处心公平,推诚于物,能是二者,则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这种对少数民族的态度,是与他主张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相一致的。由此可知,司马光是深知处理好各民族间关系的重要性的。 2、歌颂建功立业的人 《史记》歌颂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人,推崇百折不挠的精神。“大禹治水”主人公大禹是英雄形象,“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亶亶穆穆,为纲为纪。”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刺客列传》中豫让的“忠臣有死名之义”正是司马迁推崇的人生信条。 《资治通鉴》由于编年体的体例所限,司马光在写人方面力求将人物写得客观真实,尽量避免主观的感情用事。司马光在不书奇节、坚持性格趋向的一致性,力求真实客观的写人原则。但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史书的可读性,司马光对于既不虚构又能避免呆板枯燥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在细节描写中尽力展示人物风貌,在行文中增加活泼的小故事。在这一方面需要作者以个人生活经验为标准去对已有的材料进行适当的想象,并且做出相关的取舍。相对于正史

从《史通》略论刘知几之史学思想

中正歷史學刊 民國92年 第六期,頁143-151 從《史通?書志》略論劉知幾之史學思想 黃俊文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博士班 摘要 劉知幾《史通》是中國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專書,劉氏撰寫《史通》是闡明其史學思想,〈書志〉是討論紀傳史中書志問題。本文即根據〈書志〉內容為基礎,略論劉氏的史學思想;從正文中可以歸納為一、客觀實證的精神;二、編著精省的態度;三、經世致用的觀念等三大內容。從文中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劉氏史學思想有繼承傳統的一面,也有開創新見的發展,對後世的史學發展有其重要地位與貢獻。 關鍵詞:劉知幾、《史通》、〈書志〉、客觀實證、編著精省、經世致用

144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 一、前言: 劉知幾(661~721A.D.)所著《史通》總結唐初以前史籍撰述及史學理論,被視為中國首部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專書。《史通》按照先秦、漢、晉撰寫子書的傳統習慣,分為內、外篇。內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體統〉、〈紕繆〉、〈弛張〉三篇早已亡佚。內文與目錄共有四十九篇。今日所見《史通》即據以此四十九篇輯成的。第一部分〈內篇〉共有十卷,三十六篇,泛論歷來歷史著述評論史書的結構形成(例如六家、二體、載言、本紀等),第二部分〈外篇〉共有十卷,十三篇,表達歷史見識的論述,兼及歷史編纂與歷史文學等,根據學者的研究《史通》並非一時之作,而是長時間的撰寫,似乎還是沒有十分的充裕。而《史通》的完成是劉氏對於古代史書批評,探尋正確史書理想的記錄;也是劉氏對當時史書編纂方法與史家態度給予激烈批判的著作。1 劉知幾寫《史通》,當然是要闡明史學,同時,他也像司馬遷寫《史記》一樣,「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在〈自叙〉篇中說:「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2這是一簡要的自我評價,《史通》雖然本史學著作,對於史書編撰原則、體裁綱要等有所論述,但內容卻貫通「王道。人倫」,涵括各種社會現象。書中所表達的意見,所討論的問題、所闡明的論點也很多。在書中非議前代哲人、前人的錯誤,得罪於當代社會是固然的。在本書中呈現強烈批判的精神。 1邱添生,〈劉知幾的史通與史學〉,《師大歷史學報》,9期(1982年6月),頁56-57。2劉知幾原著,姚松、姚恒夫譯,《史通》(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卷十〈自敍〉,頁619-620。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中论王夫之史论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 目录:史学史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史的含义,史学,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周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先秦历史观念的丰富和史学的兴起,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天人关系和古今变化的理论,马迁的史学思想,班固的皇朝意识和正宗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思想的特点:辨兴亡,论神灭,评人物。 隋唐五代:史通的史学批评意识及理论,杜佑的经邦致用史学思想之成熟以及历史进化思想,通典的史论特色,这一时期历史思想的发展:治国论的丰富,君主论的发展,封建论及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等思想,民族论和历史进化思想,史家主体意识增强:直书,信念,良史及价值观念,史学批评的理论价值。 宋辽金元时期: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通鉴的思想价值和史学价值,通鉴纲目,通志的史学思想与史学价值,宋代史学批评的繁荣:册府元龟国史部序和新唐书纠谬序的理论贡献,曾巩和洪迈的史学批评,叶适的史法之议和朱熹的读史之论,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通鉴学的发展和胡注,文献通考的历史思想。 明代:史学的通俗形式和历史教育,王世贞的史学批评理论,李贽的历史评论的批判精神。 清代:黄宗羲历史批判精神,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的史学价值,王夫之史论的历史价值,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圆神和方智定史学两大宗门,史德与心术,史意与别识心裁),龚自珍历史思想特点,梁启超新史学,章太炎历史思想特点。 附录:近百年史学发展的趋势,传统史学在近百年的命运,史学与社会)(李炳泉,邸富生亦有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中间论到史学思想者:孔子,诸子,司马迁,班固,范晔,刘知几,杜佑,欧阳修,司马光,朱熹,郑樵,李贽的史论,胡应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章学诚的史学理论,龚自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魏源的历史观,郑观应,康有为的历史观,梁启超的历史观和新史学,夏曾佑,章太炎,傅斯年的史学观念,陈寅恪的史学观念,李大钊,郭沫若,毛泽东,) 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目录中:春秋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诸子历史观的内容,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欧阳修的史学思想,司马光的史学思想,郑樵的史学思想,王世贞的史学,李贽的史论,顾黄王的史学,经世致用史学,章学诚史学思想,清后期重开经世致用史学,龚自珍,魏源,梁启超对封建史学的批判,章太炎的史学思想,

史学概论复习资料

绪论(概要) 一、名词解释 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是人类对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世界观和历史观互相影响,相互制约。 二、论述 历史学的学科结构 ①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 时间(上古史、中古史、古代史、近现代史) 空间(美国史、中东史、欧洲史) 内容(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 综合(秦汉专题史) ②以特定对象和特定方法为轴心的综合研究科目 (历史文献学、器物学、考据学、历史地理学、年代学) 第一章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发展 一、名词解释 意谓书中所论及的都是为匡时救国被迫非说不可的问题。

二、列举 1.修史制度论 (1)君举必书----慎言行 (2)人君不观史 (3)设官修史,唐代开始 (4)整体修史制度 2.新史学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史学观点或着作 (1)梁启超 三阶段:1901----1905年:服膺进化史观 批判传统史 1912----1920年:中西结合,因果关系,“据事直书” 1920年以后 着作: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史学》 1901年《中国史叙论》 (2)章太炎 史学观点:历史是“人群和社会的进化”进化论,生存竟争解读历史;评历史人物;

将人类学运用于历史研究中。 着作:《訄书》论文集 (3)夏曾佑 史学观点:天演论,历史进化论;历史功能论;历史阶段思想 着作:《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4)陈黼宸 着作:《独史》、《史地原理》、《中国通史》、《诸子通义》和《读史总论》3.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三个层次 (1)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 (2)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证 (3)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考证 4.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及其相关代表作品 A、史学思想:“求真实,供借鉴”精义 B、学术信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广博的知识,严谨的学术 (2)重视制度史,社会阶层的分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专题:中外历史上的民主与法制

中考复习专题五:中外历史上的民主与法制 一、世界古代史民主法制的进程 《汉谟拉比法典》是现存古代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 古代雅典(古希腊)开创了民主政治的先河(伯利克里); 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法制的进程 (一)理论思想基础 1.文艺复兴。推动了欧洲文化思想领域的繁荣,为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2.启蒙运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由开明的君主执政,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批判天主教会的黑暗和腐朽,为即将进行的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利的支援;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促进了欧洲的社会进步;启蒙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也被介绍到中国、日本,促进了这些国家、地区的思想解放。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法制进程 1.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主义诞生,从此,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1871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3.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1936年,苏联颁布新宪法宣布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四.中国的民主法制进程.中国民主法制的进程 (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进程 1.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主张用改良的方式改封建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2.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它启发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法制推进历程 1.中共二大制定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以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 2.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七大召开。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3.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庆谈判。目的是为争取和平民主,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经过共产党的努力,签订了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 4.民主建国时期 (1)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2)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真正反映人民利益的宪法。 5.曲折发展 1966年,毛泽东错误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使我国的民主法制遭到严重践踏。 6.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认识到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全国人大加紧全面立法工作。1982年颁布了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时期我国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此后,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反映了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断提高,依法办事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逐步向依法治国的道路迈进。 五、民主法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建设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民主法制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 六、对民主法制建设的认识:任何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都是一个渐进过程,法律制度和民主实现程度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提高的,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我国应该不断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维护人民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练习题: 1、活动主题:感受“民主与法制” 步骤一:回顾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 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民主代替专制、以法治代替人治、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利代替以以君主为代表的贵族特权。 (1)1689年,英国颁布了,确立了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走上了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2)在美国,(历史人物)开创了民主政治的先河。 (3)法国大革命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著名的(历史文献),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后来,颁布的,第一次确认了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步骤二:反思中国民主与法制的探索历程 (4)近代化就是在经济上实现工业化,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哪个事件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5)什么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开创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主革命?

中西古典史学比较

中西古典史学比较 同:1中西古典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 中西古典史学从产生之始,就已经把历史与宗教和神话分开,记载和研究“人事”而不是“天命”。在中国由孔子,在西方由希罗多德奠定了古典史学中的这一人本主义思想传统;这种观念在中国古典史学中由司马迁发扬光大而最终确立,在西方则由修昔底德臻致完善。另一方面,中西古典史家们并没有完全摆脱“神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徜徉在由“人事”与“天神”两种相互对立的史学观点交织融汇的精神氛围中。孔子、司马迁、班固是这样,希罗多德、李维、塔西陀等人也是这样。 2中西古典史学中的历史循环论思想 在中西古典史学家们中,大都持一种倒退式的历史循环论。虽然他们都亲身体验到历史的矛盾运动,但却认为人类社会处于周期性循环变迁之中,前一轮的退化衰竭导致了新一轮社会的蜕变复始。不过,相比较而言,“将历史变化视为循环往复的观念曾在古希腊和罗马占有统治地位”,而“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用王朝轮回来表达这种循环”。应该说这是中国古典时代以后的事。因此,对于历史循环论思想,古典西方史学中的这种观点更加系统和强烈。中国古典史学中的这种思想只能说是不自觉地具有这种意识,但还没有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 3史学理论。古典史学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史学目的论和史学方法论。史学目的论上,中国古典史学从惩恶扬善、鉴诫资治到经世,与西方古典史学的垂训目的相同;史学方法论上,中西古典史学理论都提倡

求真与批判精神,为后世史学树立了优良传统。虽然中西史学发展的路子不一样,但在古典时期的史学理论却塞本上是相一致的。 不同点 1史官地位。古代中国,史学本身就具有辅助政治的作用,这也使古典史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机制和社会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史学这种与国家政权息息相关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史官的地位。中国古代史官因其职责的重要,所记皆系官方大事,故多为统治阶层所重视,中国古代史官在社会上所享有的地位非同一般。在古希腊,早期的史官虽也颇受尊重,但是他们在国家政权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只是一些较高级的艺人而已,根本无法与中国古代史官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相匹比。另一方面,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然后才是一个历史学家,既不是中国古典时期如司马迁那个时代为太史令的史官,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纯学术性的学者。 2史学批评思想。中国古典史学理论中的史学批评思想,由于史官与修史制度的长期沿续和完美,史籍的丰富,史学学术地位的重要性等诸多方面原因,在古典时代就已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并日趋成熟。反观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严格意义上来说,还只有波里比阿一人具备了初步的史学批评思想,因此谈不上系统的史学批评体系,无法与中国古典史学批评思想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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