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选人标准与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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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选人标准与教学策略

作者：税巧红

来源：《中国新课程教育教研》2013年第12期

科举制自隋朝文帝始分科取士，到唐代不断的继承和发展，在选人标准、考试程序、考场的设置等方面已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其中在“选人标准”这一点上唐朝为我们今天的教书育人上有比较好的借鉴作用。我通过翻阅唐朝的一些文史资料，归纳出有以下几个方面标准：有实才，文辞修养和个人德行。

1 务实才

科举制自隋朝创立至唐开元年间，虽已实行了不短的时间，但就具体体制及实行方案也只算草创阶段，也是不断发展完善的阶段。唐初考试科目（尤以制举）、主考官归属、考试内容及形式等等都时有变动。先是常举中“有秀才、有明经、有明算、有明法、有书”，但因为进士科及第后升迁快且受重用，因而“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2]p1166神龙开元年间尤盛。秀才科因难度大，重者极少而逐渐遭冷遇，“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2]p1163武周时增加武举，并“武后载初元年策问贡举人于城殿前，试贡举人自此始”。[1]p7661考试内容上，“高宗朝，刘思立加进士杂文”；[2]p1166开元二年赋限韵脚成为定制。常举由是如此，制举随意性更大。制举“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2]p1169因而“士之进取之方，与上止好恶、所以育材养士、招来奖进之意，有可选士之法，因时增损不同”。[2]p1162这些变动都或多或少地为取士增加难度，但以实才为标准始终是唐朝科举制的重要准则之一。

选人标准上，“其择人有四，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6]﹝选举三，典八四﹞以上称为四才，其中“身”与“言”属考察项目，主观性很大，“书”与“判”则是考试项目，而“书”又仅是看书法功底如何，所以“判”才是四才标准之重点所在，才真正能体现应试者治世才情。《登科记考》中收录了不少是年举子应策良篇。开元二年王丘知贡举（主考官），其征对哲人奇士科策问题目为“至如七辅八元，施何纲纪？十臣四老，正何得失？……雍时起于何年？豪社并于何代？天土、地土，此何所封？诸布、诸严彼何所主？又穆邦家而济生死，三圣之教何长？利动植而益黎元，五财之术何要？工商而业，在何先？文武二柄，适时何急？”[4]p171前五问为考察试子对史例的了解与理解，后几问题则是关系兴邦治世之现实问题。是年此科登科者孙逖、李玄

成和沈谅都洋洋洒洒的长篇论述己见。在治世思想上三者皆推儒教。文武二则，或重武，或文武并重。对治国之策李玄成说：“王者安人则政，兴政则任官，任官必良则为政皆善，善政薄洽则庶人用康，德之本也”。[4]p178沈凉则认为：“以劳定国”、“不殆于昏淫”、“ 商而进工”。

[4]p182从三者的对策中可以看出任良才、正纲纪、遏商进工是三者思想共通之处。武周朝打击压制李姓宗族，武氏权倾朝野，这按传统是不合理法的，而武氏又出自商家，李玄成认为“疾其浮侈，商以政而当遏”，[4]p180大概缘于此。三者治国思想虽有偏颇之处，但任贤才正

纲纪却是当时宗族争权后的第一要务。从这点出发孙李沈三者的对策确是切重实务之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