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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

浅谈北洋水师覆没的原因

摘要

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战败,导致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长期以来,北洋舰队战败的最主要原因,人们总结为军舰长期不更新,政府的主和,清政府上层领导人的腐败无能等等。但是这些原因背后还隐藏着更多的原因,什么才是导致北洋水师在这样一场近代海战中全面崩盘的真正原因,需要进一步的去探索和揭示。

关键词:北洋水师;覆没;原因

前言

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以惨败收场。双方的军事实力,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大,但是为什么号称亚洲第一海军的北洋水师,会被日本海军打得全军覆没呢?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一、军队统帅素质低下和军纪涣散腐败。

(一)一支优秀的军队,最起码要有一个军事能力强,管理作风硬的统帅。事实上北洋水师为了养兵是有做极大投资的。1880年,在天津就成立了水师学堂和鱼雷学堂等配套设施。1881年起,又先后的修建了威海卫以及旅顺口两个海军基地,又在天津设立检修船坞,1882年聘请外国专家英国人琅威理及德国人式百岭来做总教习。而海军司令是国人丁汝昌。在当时我国的现代军事经验还完全不具备,我们只能靠外国专家来帮助我们。“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这句话在当年的北洋水师中一直流传着。为什么不怕丁军门却要怕琅副将?那必然是治军严谨,训练有方,对于部队的训练、军纪等多个方面严格要求,这方面总司令做的自然是不如他,而中国的总帅不严格要求纪律,一个外国副将却严加看管,这也说明了在近代军事建设上,我国确实缺少经验。事实上琅威理不单是在治军方面十分严谨,还主张中国在北洋水师前期应利用自己的强大实力来提高国家威信,因为在当时,中国附近的敌人如日本,还是根本丝毫不敢和中国在海上一较高下的,1885年,北洋水师出访日本,在日本与浪人发生冲突。该冲突被称为“镇远事件”。琅威理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甚至要求丁汝昌使用军舰上的重炮对长崎给予炮击来警告日本,但是丁汝昌拒绝了。这样的主张或许有些激进,但是对于宣扬我国当时海战的战力确实是有作用的,而且也不可否认,他虽然是一名外国人,却真心真意的为中国的海军建设尽力。琅威理是海军衙门的副都督,名义上是北洋舰队的二把手。对于舰队的日常训练和管理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在我国军队近代化的历程中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国却没有赋予他更多的权力,他也只是徒有虚名而无实权。最后面对着涣散的北洋舰队他选择了辞职。可以说,琅威理之所以在中国的教习生涯如此短暂,是因为他治军严谨,而这种治军思想,是与北洋水师上至军官,下至普通士兵格格不入的,而对于这样一个与自己不相协调的外国人,北洋水师选择了用计策驱逐他,这样的不自强不知进取可见一斑。起初的《北洋海军章程》:“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1]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2]如总帅丁汝昌就从不严厉整顿军纪,贪腐严重,对于海军建设及战略思想没任何主见,对李鸿章则是言听计从,虽然是曾被派到英国学习海军经验,但是实际上在临战时,连排怎样的阵型都一无所知。而从1880年起,从英国学习海军的第一批留学生陆续回国,在北洋水师中担任着各个级别的军官,可他们大多只是懂得片面的理论知识,没有实际指挥军队的能力,又不思进取,不将精力花费在练兵之上,反而勾心斗角,集体贪污,导致了整个北洋水师上层腐败无能局面的出现,军队统帅的低素质可见一斑。

(二)军纪涣散,从上到下都十分明显,这种本来就腐糜的军纪在琅威理走后发展的更甚。从基层上讲,北洋水师的兵,就存在着极大隐患。如果我们拿现在的军事去衡量,当年北洋水师的兵几乎无法称为一支军队。船只不按期进行保养和维修,船舰用于走私,训练打靶时船动靶却不动,以至于后来日军的间谍看到了北洋舰队军纪涣散,沉迷于赌博享乐,军舰上挂满了水手的衣服,炮管也被当做晾衣架来用,轻易的看出了中国海军落后的管理及水兵素质的低下,因此日本人才敢如此从容不迫的来攻打北洋舰队。现在看上去,北洋舰队根本不是一支为了保护国家保护清政府而建立的一支超一流水平的军队,而是拿着政府公款挥霍的一群贵族。当时的北洋海军,有着以下一套薪水制度。军官的年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年俸”,就是基本工资,占军官总收入的40%,另一部分叫“船俸”,占军官收入的60%。海军提督每年一共有8400两的俸禄,是绿营提督的3.2倍,而海军总兵、副将、参将的年收入也分别是绿营同级别将领的1.97倍、2.75倍、3.55倍之多。有着高额收入的不单是军官,水兵的薪水要比陆军高几十倍,一等水手月薪10两白银,一等炮目是20两白银,岸上的勤杂人员也有3两白银的月薪,而那些需要真正技术的兵种薪水更高,鱼雷匠有24两白银的月薪,电灯兵月薪30两白银,拿这样的薪水去做一个比较,一家中农当时的年收入在33—50两之间,东北金矿的护卫队队员的年收入是36两白银,宁波纺纱厂的工人年收入为13—23.5两白银,一个山东工人的工资为18.3—60两白银。也就是说,当时北洋海军的士兵,光是靠他们正常的基本工资,就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中等收入家庭。而除此之外,海军还靠船来赚外快。利用船来做营运等等从中牟利。总之在北洋为兵或为将,收入要远远超过极多其他行业。而民间也产生了一种想方设法要将子女送进北洋水师发财的愿望。此时的军队已经不是军队,俨然成为了人人都想品尝的禁果。

军队的统帅不严格要求军队,而导致了军队成员素质低下,军纪腐败,同时清政府的内部矛盾已经中国的背景,也影响着北洋水师的命运。

二、清政府帝后之争和内忧外患。

(一)日军的确虎视眈眈,但是总要有机会下手。连续多年停止购置新战舰,海军经费的削减,毫无疑问是给予日本人进攻中国之门最好的一把钥匙。我们讲先制度,后军事,不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从日本人的成功上可以说得通。日本是毕竟是建立起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近代化的体制,而中国还停留在一个延续了千余年的旧制度上。当灾难降临时,国家的重要大臣,优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而并非国家利益,在相当多的重臣尤其是满清权贵看起来,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个人的资本。李鸿章作为一个汉族官僚,利用为国家搞国防的名义筹备了一支私人军队,这支队伍,可以为李鸿章创造物质财富,可以为李鸿章以军队建设为名调动公款中饱私囊,甚至可以为李鸿章谋反颠覆大清朝的政权作为军事基础,兵部左侍郎黄体芳曾参奏“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于御敌之不足,挟之于自重则有余”,类似这样的弹劾绝对不会少。这也给予了李鸿章不少压力,因此到后来恭亲王失势,李鸿章失去后台,也不得不选择与醇亲王等满族朝臣和好,满足他们挪用海军经费的要求。所谓“中日战争与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上取得胜利”。[3] (二)而另一点,当一个政权水深火热时,中国总有人站出来颠覆政权搞分裂而不是一致对外,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作战决心和民族凝聚力,当然本身清政府就是非汉民族,容易受敌对。太平天国就曾经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清政府,把清政府弄的水深火热。连续的对外战争失利本来就严重的挫伤了清政府,再遭受这样的打击,同时也使清政府意

识到了一件事,外敌再怎么侵略和攻打我们,他们要的只是几块不痛不痒的土地,一些商埠赔款和一些外交上的权利,当然这些在近代已经十分重要只不过清政府还没意识到,总之外敌不会把我们的大清政权颠覆,甚至到了后来,列强许诺能保证清政府的统治,清政府愿意“结与国之欢心”,但是国内的敌人却不一样,象太平天国那样的足以使清政府无法继续维持统治的农民起义清政府是不愿意再看到的,所以外患要防,内忧也要管,哪个更重要一些,自然是内忧。而海军,说到底是防御外敌的。防御外敌,差不多就可以了,没必要那么认真。这个就要联系到中国的大背景,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权接替另一个政权,一个皇上顶替另一个皇上,戊戌变法没有成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维新派要利用光绪将慈禧集团推翻,其实如果不触及慈禧的利益,维新的阻力会小很多,甚至可以利用慈禧和她身边的重臣之间的矛盾,除掉几个旧有的顽固的保守派。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将大权从将军的手里夺到维新分子身上,与天皇的利害完全没瓜葛,这个就与日本的历史传统有关,无论谁掌权,国家的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下面你爱怎么维新怎么革命都危害不到天皇的利益,而当国家为了外敌而战斗时,那就是全民族的责任,要为了天皇而献出自己的力量。这也就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在北洋舰队的投资上,会小心谨慎,而日本一个缺乏资源的小国,为了建造一支超过中国的舰队能够全民节衣缩食的来捐款的原因了。

军队的成员素质低下,清政府态度摇摆,要是再加上错误的战略和临场指挥的错误就会是雪上加霜。

三、总体战略战术的失误。

(一)就算清政府挪用军款,北洋舰队停止更新设备,军队成员素质低,但是就武器

装备而言,甲午海战也仍旧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外国入侵军队作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北洋水师在装甲和火炮口径方面一直保持优势。“定远”、“镇远”两舰号称亚洲最令人胆寒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为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黄海大战中,“定远”、“镇远”身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集中数次,而没有一弹钻入,都可以证明它们本身是威力超强的海战武器。火炮方面据双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双方是不像伯仲,小口径火炮我方也有92: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占优势,当然日本的火炮射速是有明显优势的,但是总体看来,火炮方面日本占有一定优势,但是不是太大。而就船速而言,平均船速日本要快1.44节,优势并不象人们形容的如此夸张。舰队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但是结局却是一方的崩盘,这就太奇怪了。实战方面能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异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操纵这些武器的人员素质不行,上面已经提到,那么其他的,就是战略意图不当,战术指挥不对,临场作战不行。大的战略思想,来自于北洋水师的所有者李鸿章,而李鸿章又要顾及朝野上的风声,但无论是朝廷人员还是李鸿章或者丁汝昌,都是没有现代海战经验的,这时候整个水师中没有一个外国专家就成了弊病,李鸿章的思想是消极防御,这种思想来自于普鲁士人希理哈的《防海新论》,书中强调“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权利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盘失势,故必聚积精锐,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李鸿章认为所论非常精确。他认为“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岸口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崩,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4]这些也就确定了北洋水师死守不出的总战略方

针,整个战争期间,北洋水师没有制定和实施过夺取制海权的战略,坚持着防御,避战求和的思想,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二)而在双方决战过程中,身为水军总帅的丁汝昌却拿不出一套确实可行的军事战术来歼敌。黄海海战中,双方遭遇,丁汝昌与北洋水师总教习德国陆军大尉汉纳根和旗舰定远管带刘步蟾商议,将双纵阵改为楔形横阵,以直插敌之单纵阵。中午12时20分开始变阵,15分钟后即在行进中完成。变阵后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分别在其左后和右后方依次展开: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在左,镇远、来远、经远、超勇、扬威在右。全舰队呈楔形前进,同时丁汝昌还向各舰管带发出以下训令:“一,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二,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为基本战术;三,诸舰务于可能之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 [5]而日本方面,为了发挥其位于两舷的速射炮之火力,采用了纵阵,分散敌人的兵力,集中自己的兵力,使己方永远在决定性的战场拥有相对优势的兵力。这一战中,北洋水师所损失的各舰基本上都是在局部战场以少打多情况下被击沉的——尽管从整体上看双方战舰数量基本相当。联合舰队使用了两支分舰队,远远超过采取整体阵型的北洋水师的战术机动性。反观北洋水师,不仅其机动性受到本身航速较慢和保持整体队形这双重限制,丁汝昌的三条训令更是雪上加霜:它除了使本已呆板的阵型套上更多的枷锁以外,最要命的是其第三条训令:“诸舰务于可能之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这就决定了即使在旗舰丧失指挥能力之后,北洋水师也摆脱不了这该死阵型的束缚。统帅喊出的口号,拿出的阵法都是在陆军作战上广为使用的,不把握制海权,不了解海战知识,使沿海陆战也因此非常被动,被日军两次登陆成功,以至于几场败仗下来,先是海军医务人员纷纷逃离,进而士兵驾船脱逃,甚至集体投降,又有着带着爱犬上战船作战的邓世昌,而缺乏素养的士兵们,没有作战的勇气,反而挟刀威胁丁汝昌将其逼死,至于出现了一批生怕毁掉战船激怒日本人的士兵,自然是情理之中了,到最后镇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本俘获。这样的军队,给予他们再强的武器,也难操胜券。

把诸多原因结合在一起,更多的是因为认识不足,而导致行为上的不完善。所以才出现了如上所说的种种弊端。

认识不到为了获得先进的军事经验,有必要牺牲一些尊严,为了得到帝国主义的帮助,外交上吃一点亏,导致了北洋水师没有一个真正懂得海军的人,得不到英国的背后支持;认识不到高额的薪水并不能造就出真正的近代军队,而使军队奢淫风气骄横;鸦片战争以来的几次败仗,让洋务派觉得靠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就可以富强,这是认识不足,因为再尖端的武器没有人来操纵也是白费;认识到了应该建设一支现代化军队,却把它养成了私兵,纽带关系太严重引发了各种隐患,确实考虑不够周详;认为士兵只要有士气和敢于牺牲的精神是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思想,北洋水师的上层人物没有意识到要想打赢一场近代海战,军事经验是多么重要;认识到了海上作战要守好关隘,却没有认识到海上战争要掌握主动权和制海权,导致了实战中的被动。可以说清政府或者是李鸿章,已经认识到了在那样一个年代,中国确实已经明显的落后于西方,如果要富强,摆脱这种让他国欺负的局面,是需要依靠外国人的帮助,来学习先进的军事经验,建设一支有实力的海军队伍,生产或者直接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再做好一些基本国防,为了达到这些,多出点钱也是应该的,但是同时却没有办法摆脱自己天朝大国的威仪,不愿意听受外国将领的摆布,无法抛弃旧式帅兵之间的风气,这种种的有所认识却不够透彻结合到一起,最终导致了北洋水师的覆灭,多年的心血,巨额的投入,多少人的努力一次战争全部毁掉。思想上的包袱丢不掉,远不是以往的论者的一句政治制度不改革注定搞不好军事改革所可以诠释的,何况制度的不改革,不也正是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人意识到么?

所以在今天我们强调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传播是促使人们开阔眼界的有效途径,但是它更多的可以促进我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当我们观察到了足够多的新鲜事物,脑海中

自然会浮现出一种思维:曾经的失败给予我们的除了要不忘国耻和教训之外,也带给我们更多的知识积累,当我们有了足够多的经验,眼界就开阔了,想法就全面了,再去完成一些历史壮举,就会更有成效了。

参考资料:

[1]《大清北洋海军章程》总理海军衙门事务编

[2]《龙旗飘扬的舰队》姜鸣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3]《中国近代史》范文澜人民出版社

[4]《清末海军史料》张侠杨志本等海洋出版社

[5]《甲午战争史》戚其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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