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渊明精神世界的三重性
第７期ＮＯ．７宜宾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ｉｂ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８１
试论陶渊明精神世界的三重性
宫为菊
（安徽大学中文系，合肥２３００３９）
摘要：陶渊明是东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思想丰富复杂。本文尝试从其诗作入手，对他的内心世界进行剖析，得出他的思想中儒道释兼而有之的事实。具体地说陶渊明是先儒后道、释，前期受儒家影响较多，后期道家和释家成分逐渐增强。
关键词：陶渊明；儒释道；三重性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７．２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５３６５（２００７）０７—００８１—０３
美学大师宗白华认为，在中国，魏晋六朝是弥漫着最多的悲剧、演绎着跌宕的命运变奏曲的一个时期，也是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史上最痛苦的一个时期。两汉政权在经历历史的阵痛分崩离析后，在接下来四百多年的战乱中，农耕文明受到游牧民族巨大的挑战，各种势力此消彼长，政权更替十分频繁。然而，这一时代在精神领域却是极其自由和开放的，是一个最富有热情和生命力的时代：名教崩溃，各种思想得到尽情演绎的空间，且相互砥砺，互为补充，在不同的文人甚至是一个人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现，因而文人的精神世界丰富而复杂，陶渊明即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陶渊明是东晋，甚至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家。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并逐步走向成熟，因此不能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陶的思想丰富复杂，其中既有儒家道家，又有释家。梁启超先生认为：“渊明本是儒家出身，律己甚严，从不肯有一丝苟且卑鄙放荡的举动；一面却又受了当时玄学和慧远一班佛教徒的影响，形成他自己独特的人生见解。”¨’事实上，陶渊明的思想中儒、道、释兼而有之，又以儒、道为主。非此不足以成就其非凡深厚的底蕴。具体地说，陶渊明是先儒后道，前期受儒家的影响较多，后期则道家和释家的成分渐长。陶氏的精神世界，看似矛盾冲突难以调和，但实质上这些互相冲突的因素又奇妙地组合在一起。本文试就陶渊明精神世界的三重性，做一番简单的梳理。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环境里。其家几代为官，他的曾祖父陶侃在晋朝官至大司马，但由于“非望世族”，遂在门阀制度森严的朝廷被讥讽为“小人”“溪狗”；祖父仅做过太守，父亲的官职则更为低微，且其父在陶年幼时业已去世，家道中落，即“所谓‘弱冠逢世阻”’。【２３陶渊明在浔阳柴桑度过少年时代，“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众所周知，“六经”即指《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儒家经典。他大济天下，投身人生社会想建功立业的动机已经昭然若揭。“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之五）就更明确表明这一点。终于，在太元二十一年（３９６）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此后，他担任过桓玄的幕僚、刘裕镇军参军和刘敬宣建威参军，任期长则几年，短则数月，最后出任的是彭泽县令，时为义熙元年（４０５），陶渊明为官前后历时十余年。“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即为镇军参军时所作，这当然是传统的风云际会的思想的痕迹。此种思想在陶渊明身上表现相当明显，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多次出仕而且投入桓玄、刘裕和刘敬宣的门下。上述几位在当时地位极为显赫，但是从正统的观念来看，前三者都背有逆臣贼子的骂名。陶渊明出仕时可能会想到什么，又为什么跟着他们？综合他留下的文字，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是生计问题，陶渊明说家贫不得不出仕谋生，“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颜延之《陶征士诔》），这固然是实情；其二就是与时冥会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他有依附重要人物在动荡的社会做一番事业的决心和勇气，慷慨激昂，比如《咏荆轲》借古喻今，以荆轲为吟咏对象，写为知己而死的慷慨激昂。易水饯别，义无反顾；一路奔波，不辞辛苦；秦宫失手，遗恨千古，此诗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也是最具有本色的一面。看似平淡的语言饱含诗人积极人世之情。再如《读山海经》中，诗人写道“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是对持久不息的精神的一种肯定，是积极用事思想的写照。如果没有积极进取的意念，很难有这种慷慨激昂的陈词。将陶渊明的诗文和其生平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在他进入桓玄等人的幕府时，脑海中有一个并不清晰的意念，那就是，在他看来，桓玄幕府中的人都是影响时局的关键人物，自己实现理想的机会到了。但是他对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２—１９
作者简介：宫为菊（１９７９一），女，安徽舍山人，古代文学专业２００５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８２宜宾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７期
派力量的性质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孰是孰菲，对于文人陶渊明来说弄得一清二楚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是陶渊明的悲哀，也是文人的悲哀。“时来苟冥会”的思想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当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时，他虽没有像屈原、贾谊、嵇康等人，或者投江，或者哭死．或者被杀，以此来实现理想，但是陶渊明是执著的，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从他的某些诗文中我们可清楚感知隐藏至深的孤独感，虽不张扬，但是固执地存在着。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他写道“凄凄岁暮风，翳翳经目雪”。他的心境在此清晰可见。“顾盼莫谁知”，冰冷的世界已经将他遗忘。积极人世的思想在此处结结实实地撞到南墙上。孤独感觉无法消除，诗人需要自我排遣自勉自慰。
陶渊明本质上是受儒家影响的，因而他首先向儒家根基中寻找精神支柱。他没有将自己的不平直接宣泄出来，没有将其变为满腹的牢骚。在执著的找寻中，他觅到自己所需的情感平衡点，即他信奉的儒家道德准则——一片仁爱之心。陶渊明眼中的现实无疑是不平的，但他在内心深处固执地存在着仁爱的幻想。这从《桃花源记》所设计的理想国可得到展现，“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真是“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现实毕竟是残酷的，不仅理想的社会无法实现，就连自身的温饱都不能满足。但陶渊明最大的力量即是克制自己，因为孔子日“君子固穷”。“固穷”是不畏惧穷困，在贫穷中坚守自己的节操。孔子又云：“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陶渊明将贫且乐当作人生的一种很高的道德修养。为道德节操而按守贫困，一直被当作高尚的人格来赞美，这也是陶的重要精神支柱。他固执地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不赖固穷节，百世当传谁（《饮酒》之二），，。儒家的甘于贫穷的思想帮助他从俗世的情结中摆脱出来，找回内心的平衡。钱志熙说：“儒在后世有两种表现：一种是真正的儒家精神，以济世弘道为原则，贞刚宏毅为人格；一种是统治者所说的儒术，即指礼教制度，所谓礼俗之士所执守的就是这种儒。前一种儒家精神，纯粹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之中，魏晋时代的一些优秀人物，都追求这种精神”，“陶渊明所追求的正是真正的儒家精神，一种理想的境界”。１３Ｊ
陶渊明生活的是玄风盛行的东晋，玄学不可能不对其产生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不仅存在，而且产生的广度和深度是惊人的。考察魏晋玄谈之风，就会发现，玄学家以及玄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就是道家思想的广泛渗透。这种情况，在玄学创始人王弼、何晏身上就表现很踢显，西晋的郭象进一步发挥。到陶渊明时期这种发展更是史无前例的。崇尚自然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特征，这对诗人的影响极大。在陶渊明的笔下，人和自然是没有距离的。中国众多的文人当中，他是一位心境和物境冥一的人。他于自然，不是占有者，也不是旁观者，而是当中的一员。他不刻意写自然，但自然常如东篱之菊，悠然南山，在诗人心中时刻存在。他的心灵和自然是相通的。眼中景色，即是心中景色。对于景色，他不说美还是不美，喜欢还是不喜欢，更不像同时期的会稽名士们说一些情何以堪的空话。“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在陶渊明的田园诗当中，我们看到的一切是自然的存在，并且继续存在下去，闪烁着一种和谐之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人相与归，壶浆劳新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这样的境界只有在领悟到大自然的生生不息乃是自己生命的最好归宿时才会出现。陶渊明生活到自然当中去了，在他眼里，一切都自得其乐地生活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擒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草长莺飞，微雨好风，闲暇闲人，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别样的美，是充盈着的大美，是宇宙的大美，无形无际，难以用语言和图画表达的。物我一体，心与大自然泯一，正是老庄的最高境界，也是玄学最高的境界。但是这种境界，自玄风煽起以来，还没有入达到过。陶渊明是达到这一境界的第一人。“他将性灵中的诗情和玄理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４］，实现所谓的“诗意地安居””’。陶渊明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人生境界，就在于他真正持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并且真正做到了委运任化。玄学盛行后，士人多以老庄哲学作为自己的依附，理论上是可以达到与道冥一的境界的，实际上，他们没有达到，阮籍、嵇康没有达到，会稽名士没有达到，更别说中朝名士。其根本原因还是没有真正做到委运任化。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人，出处去就，时运否泰，难免有失意、苦闷。当生老病死到来，不能运用委运任化，便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沼当中。和上述的这些人相比，陶渊明已走在前面。事实上，“魏晋风度”到陶渊明这里才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因为陶渊明把他落到了人生的实处，落在真正高远的人格追求上。“魏晋风度”注重人格个性特征的张扬、重感情、重生命活力、重神气、重现世和生活情趣以及“辞约旨丰”等价值追求，都在陶渊明这里得到了丰富和深化。
关注陶渊明的精神世界，那么他的生死观是不可忽略的部分。这不由的引起对其佛教因缘的探讨。“陶渊明诗文中提到的与之有交往的其他友人中，有许多崇信佛教或者佛教修养深厚者，如许询、颜延之、王弘、庾登之等。”∞’。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但是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更现实的原因：从黄巾起义起，接着便是战祸连连，疾疫流行，白骨遍野，连大批的贵族也难免。“徐（干）陈（琳）应（场）刘（桢）一时俱逝”（曹丕《与吴质书》）。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特殊内容。陶渊明在其作品中从来不回避“老”和“死”。他像魏晋以来的所
２００７年７月宫为菊：试论陶渊明精神世界的三重性８３
有士人，也曾为岁月匆匆，人生稍纵即逝的心绪所苦。但是陶渊明摆脱这种困扰，走向心灵的宁静，他的诗中有大量的体现。如在著名的《形?影?神》中，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但是作为最终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神释》中把前两首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便是诗人不求解脱的解脱。诗人关心生死，但又超然于外，自然且豁达高旷。一切法毕竟空世间一切皆如幻如梦，如镜中月，水中花。一念心寂万境皆虚，一切世间种种相，既虚幻不实，则不如意之烦恼也便自然消解。东晋高僧支遁有《咏怀》诗：“廓矣千载事，消液归空无。”此首陶诗和佛家高僧的诗如出一辙，可见，“《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李泽厚等认为：“陶渊明把玄学以及佛学所追求的人生解脱放到了门阀世族名士们不屑一顾的日常最平凡的农村田园生活之中。”邛。因而，关注陶渊明的精神世界，除了关注儒家固守穷困的一面，道家委运任化的一面，还要看到佛家般若思想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在其诗文中有多处表现，如《归园田居》之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又如《饮酒》之八，“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可见，“佛学也是智者的思悟，性灵的火光；在性灵的玄奥之处，佛与诗是一体的”。［９】
综上所述，我们可见完整的陶渊明的精神世界。他本质上是儒家思想的，积极进取，与时冥会，但是愿望无法实现；他又用玄学来化解，委运任化、乐天知命、豁达开脱，而当时盛行的玄学人生观是不具备实践性的品格的，其要点是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与物我泯一的人生境界，不解决好个人和群体的干系就不能实现。比如西晋的名士嵇康和阮籍等人，他们在寻找玄学人生观种种实现的方式，但都以失败告终。陶渊明找到儒家的道德力量（如君子固穷）和佛家的般若思想，用来化解俗世情结。当他摆脱这一切后，走上物我泯一的道路。其精神世界的探索至此也划上完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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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ｔｈｅＴｒｉｐｌｅｔ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ａｏ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ＳＭｅｎｔａｌＷｏｒｌｄ
ＧＯＮＧＷｅｉ－ｊ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ｈｕ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ｆｅｉ２３００３９，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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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ａｏ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Ｔａｏｉｓｍａｎｄ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ＴｒｉｐｌｅｔＡｓｐｅｃｔｓ
试论陶渊明精神世界的三重性
作者：宫为菊， GONG Wei-ju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中文系,合肥,230039
刊名：
宜宾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IBIN UNIVERSITY
年，卷(期)：2007，7(7)
引用次数：1次
参考文献(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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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位论文王灵均儒释道文化光环之下的隐逸诗人——陶渊明思想研究2007
本文是对陶渊明思想的专题研究，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陶渊明生平和时代思潮。通过分析陶渊明的家庭环境，教育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和魏晋玄学对他的深远影响。他的归隐是经过再三反复才得以实现的，这是时代思潮的影响和他的个人愿望支配的共同结果。在隐居之后，他经受了种种考验和磨难，以前贤为榜样，保持了自己的节操。魏晋时期儒释道交融的时代思潮，是陶渊明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
二、陶渊明与佛教。我们通过对于陶渊明具体作品的考证，可以得出结论：他虽然与庐山慧远佛教集团有交往，对于佛教有所了解，但是从根本上是不相信佛教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说”。他的委运任化的观点是直接来源于庄子和魏晋玄学，更是反击佛教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说
”的思想武器。
三、陶渊明与道家、玄学和道教。陶渊明对于庄子、魏晋玄学的王弼、稽康、阮籍、郭象等人思想作了选择性的吸收，形成了委运任化的思想，成为其批判世俗、安身立命的基础。他虽然偶有养生之举，但是根本上是不相信道教的长生不老之说的。
四、陶渊明与儒家。从时代思潮和生平著述两个方面分析，我们可以认为陶渊明思想复杂，但是其行为上大体符合儒家的准则。
五、陶渊明的思想倾向和文化史意义。我们从陶的一生行事和著述来看，因为他富于热情，近于人情，我们应当相信他的思想深处，是儒多于道。当时的思想潮流是佛玄合流，儒家信仰减弱，应当说，陶渊明的这一人生选择确实迥乎世俗，所以当时难以有人理解。只有到了宋代禅宗大兴，儒释道文化真正交融以后，才真正迎来了陶渊明接受史上的高潮，这相当典型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以追求超越道德、宗教的审美境界为人生最高境界的特征。所以，陶渊明在中国思想史确有“孤明先发”的地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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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酒入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纵观数千年的历史，从《诗经》滥觞到魏晋至唐宋，古代诗人可谓酒缘深厚，酒作颇丰。初唐的王绩
，酒在他诗中具有特殊地位，可以用后人评陶渊明的“篇篇有酒”来描述他的诗作。把他作为唐代饮酒诗的个案来研究，是有一定意义的：一方面他的饮酒诗有其个性特点，我们可以以酒为媒介重新认识其叭其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他的饮酒诗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诗酒关系的特点，由此也可以揭示中国诗酒传统发展的部分脉络。
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
一、以诗人为中心分析了王绩饮酒的心理机制，即诗人饮酒的原因。
本部分从王绩生平三仕三隐的经历出发，认为王绩并不是彻头彻尾的酒鬼，他饮酒是因为在“超然与介入”的矛盾中无法确认自己的人生价值，而饮酒使他找到了以饮酒为根本的人生哲学。这一人生哲学是由饮酒的生理状态、生活情趣、心理境界作为同构互感的三个相关的系统构筑的，生理的醉意只是最浅表的层面，王绩以此为媒介所努力体会的是饮酒所带来的“自适”的心理境界，并践履“自适”的生存原则。这种自适的心理境界圆通了儒释道各家思想，最终确立了一种强调自我满足的价值观。
二、王绩饮酒诗研究，包括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色。
在这里，笔者力图从饮酒的角度来对王绩诗歌思想和艺术进行鉴赏与批评。从酒的角度入手解读饮酒诗思想，就可以避免王绩诗歌原本儒释道杂糅带来的理解上的麻烦，使诗歌的鉴赏变得直接而又简便，而且王绩诗歌的思想意蕴不仅没有减损，反而更加凸现。在分析王绩饮酒诗的艺术特色的时候，本文抓住酒这一元素与饮酒诗审美特征关系，论述王绩饮酒诗形象的塑造、意象的创造和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正是由于酒的作用，使王绩的诗歌呈现了翁方刚所说的“真率疏浅”之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是，与此同时，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2005年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已达0.4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收入差距警戒线。现阶段的中国，由于经济体制转型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据亚洲发展银行报告，由于收入低、消费水平低，城市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一般较差，贫困人口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低于中、高收入者，不利于提高整体健康水平。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中国城市面临的严峻挑战，它不仅关系到社会公平，而且影响到社会稳定。
目前我国在贫困问题方面的研究开展较多，主要集中在贫困概念界定、贫困标准和贫困线的确定方法、贫困产生原因、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及各种扶贫机制与策略等。但是对贫困人口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可及性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有关城市贫困人口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开展不多。
借助于中英两国政府“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和贫困救助项目”，我们开展了此项研究。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比较成都市城市居民社会经济和健康状况的差异，分析差异产生原因以及影响城市居民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为政策制定者制定改善城市贫困人群社会经济状况、提高城市居民健康公平性的政策措施提供信息支持。
本研究以成都市武侯区和锦江区两个项目区为研究现场，资料来自2001年和2004年家庭入户调查资料。按照目前对城市贫困普遍采用的定义方法
，本研究以两个年份成都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划分依据，把调查人群分为贫困人群和非贫困人群。本研究所使用的资料全部为定量资料，采用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比较城市居民社会经济和健康状况的差异，分析影响城市居民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
引证文献(1条)
1.辛欣陶渊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痛苦[期刊论文]-安徽文学（评论研究） 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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