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性别维度与视角_兼谈妇女史_社会性别史与经济_社会史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3204225

作者简介:杜芳琴(1943—

),河北永年人,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2003年10月

第30卷第4期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xi Teachers University (S ocial Science Edition )Oct.,2003Vol.30　No.4

历史研究的性别维度与视角

———兼谈妇女史、社会性别史与经济-社会史的关系

杜芳琴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天津300074)

摘　要:妇女史、社会性别史与经济—社会史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从国内外近一个世纪

学术与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社会史、经济史虽然都十分关注与妇女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它们并

不能代替妇女—社会性别史。三者之间是一种交叉、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包容的关系。妇女—社

会性别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它不只关注妇女的生活与命运,以及历史上两性之间的

关系,同时还担负着对以往历史知识建构的全面审视和包括两性经验在内的新的历史知识建构的

任务。因此,它应该成为整个历史研究中观察、分析、阐释的一个新视角和新方法,进一步拓展延

伸历史研究的视野与空间,为历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历史研究;妇女史;性别史;经济史;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5957(2003)042111208

当今世界,在“社会性别”

(gender )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和政府使用的一个衡量人类发展的重要指标被关注时,发展迅猛的妇女/性别学(women &gender ’s studies )正在成为人类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学界,具体到历史学界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这是当前史学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所有的史学关怀和分支学科的出现都与时代关怀的引发和学术风气转向有关,而“科学”的历史学自19世纪建构以来,是在不断地挑战反思、推陈出新、吸纳融贯中发展起来的。如社会史对政治史的反拨,文化史对社会史的超越,经济—社会史对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的交叉整合……都是如此。同样,妇女—社会性别史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也是时代关怀、学风转向和学科整合交叉所致。反拨、超越、整合不是二元对立的取代、兼并的关系,而是反映了历史认识的深入、细化,使以往掩蔽的部分得以显现。

众所周知,在国外,历史学领域的纯经济史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走红,在当今历史学科的分化中于1980年代已经“失宠”,代之而勃兴的是经济—社会史,从更广的视野范围如社会的、

文化的、心态的视角审视历史,这与年鉴学派关注下层群体的社会史的努力分不开。几乎在同一时间,国外史学界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崛起同样有力地冲击和推动着史学的发展,赋予历史以社会性别越来越成为国际史学界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经济—社会史?社会史?妇女—社会性别史

经济—社会史是20世纪后半期历史学分化重组中于70—8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蓬勃发展,改变了单纯的从经济范畴关注经济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更抛弃了枯燥干瘪的计量经济史,而是从整体的社会关系体系和人的关系活动看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和运动。年鉴派社会史已经在关注下属群体日常生活的历史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经济—社会史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综合考察人的活动,将极大地纠正史学的偏差与疏漏。

人是作为具体的不同的社会、文化、种族、阶级、民族、性别等身份和群体而存在的,因此研究经济史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也同样不能脱离特定的种族、民族和性别。而妇女—社会性别史做出的努力与贡献是使历史活动的人凸显出性别,不同的男女在一定的活动场景下如何做、想、感受?怎样结成特定条件下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的意义是什么?男女的主体性是怎样的?当然,这些男女活动的场所和从事的工作是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历史就是具有性别意义的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如果侧重在对妇女一方的扫描,就是妇女史(women’s history)。

在国外,妇女史在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从单纯由妇女关注的妇女史转变到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妇女、看性别在历史中的活动和关系,这就是妇女—社会性别史(women&gen2 der’s history)。其历程大致如下:1970年代在新女权运动引发下兴起的妇女史属于传统的妇女添加史———以发现妇女的历史填补既有的历史记载为目标,以寻找被遗忘埋没的妇女精英人物为重点,实际仍没有跳出传统的政治史特别是精英政治史的窠臼。到了1980年代开始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妇女,对下层妇女的教育、婚姻、家庭、人口流动等进行考察研究,甚至一度特别关注所谓“妇女的领域”。随着“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出现以及在史学领域越来越普遍的运用,性别的维度和社会性别的视角成为妇女史研究的新趋势,注重社会性别的历史研究就是社会性别史(gender’s history);但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警惕用性别史研究取代对妇女史的研究,提出在进行性别史研究中也应该时刻牢记把妇女作为关注重点,应该是妇女—社会性别史。[1]进入1990年代,妇女—社会性别史重点探讨的问题是身份差异和多元,强调将性别维度与相关元素(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种族、民族、阶级、性向等)进行交叉考察与分析[2] (P359—377);而文化史的介入更引起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史的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主要建立在两种理论的基础之上:一是文学批评的理论,一是后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后结构主义解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理论和普遍方法(如唯物史观和进化史观),强调情境化的话语构建和分析;对语言文字的中立质疑,认为任何再表现都难免有立场和价值观渗透其中,因此应侧重于对收集来的史料进行文本解读与分析。文化史的另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关于历史主体性问题,对社会史的“人”的主体、妇女史的“妇女”的主体,文化研究都进行质疑,认为没有普遍的本质的“人”和“妇女”,也没有与生俱来的本质的“男”和“女”,只有具有差异性的和在多种情境下形成的复杂的多重的甚至流动的社会身份及其认同,而这些都

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进而文化研究与心理分析的方法合流互补,努力打破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于妇女—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因此,1990年代以来的妇女—社会性别史也是强调身份差异、多元以及流动的历史。

由上面的简介可以看出,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发展历程不但与具体时地的社会思潮(如女权主义思潮和运动)、学术发展(如“后学”和女权主义学术)的背景有关,而且也可以看出妇女—社会性别史与经济—社会史走过的道路和目标有太多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它们本身就是在互相吸取,共荣俱进。二者具有明显的共性———既关注整体的关联的历史,又特别关注下层和弱势群体的历史,都具有对传统史学的挑战、填补、修正使其趋于完备与公平的功能,因此二者的结盟和“联姻”既是必要的,更是可能的。

我国史学界又是另外一种情况。经济史和社会史从上世纪20—30年代创建以来是独立发展的门类,特别是20—30年代学术界在社会性质和出路的大讨论中,围绕着中国的社会性质、组织结构特点、法律制度,以及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走之类的路线方略的争论,新兴的历史学分支———社会史非常活跃,不但对妇女特别关注,而且走出了一条与文化史、法律史结合的新路,如法律史家陈顾远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古代婚姻,他在《中国古代婚姻史?自序》中说:“用社会学研究现有的问题,倘不明白这问题的起源的历史,便难寻出他的演进的原理和自身存在的所以然,也就无从下手了。”[3]由社会性质讨论引发的相关的妇女问题,如奴婢、娼妓、妇女地位,婚姻、家庭、家族、宗族……都成为研究的热点,像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上海中国书店,1934),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吕思勉等人一系列的婚姻、家族、宗族史的著作纷纷出版,成为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再度复兴和妇女史重新起步的重要基础。经济史沿着另一条路径发展———经济学背景下的纯经济史一直对经济制度和活动如田赋税收、生产技术等情有独钟,比较远离社会文化甚至缺少人的活动,更少关注性别和妇女;历史学背景下的经济史一直与社会史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从1930年代创办的《食货》半月刊,到1980年代创办的《中国经济社会史》杂志,一脉相承地关注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比起社会史,经济史对妇女和性别的关注要少得多。这是由于社会史将妇女作为“社会问题”和“问题”群体,与经济史更多侧重田赋制度的研究重心有关系。1950年代以来的史学,在唯物史观和阶级论指导下,偏重于经济的、政治的研究,社会史受到批判而萎缩。1980年代兴起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热改变了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中心的历史研究面貌,但时代和史学的发展要求学者不断超越与创新,不仅是关注领域和议题的扩大,也包括视角和方法的创新。也许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理论反思值得史学家借鉴,他含蓄隐约地告诉人们,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作为学术工作的个人社会行为既不能摆脱社会所容许的条件,也应适应社会演进规律发挥能动性,决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怎样进行自己的研究,接着他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说:“‘见社会不见人’还是我长期以来所做的社区研究的主要缺点。”[4]历史研究中是否存在只见物不见人,或只见制度而不见社会活动中的人?或者只见上层少数精英男人而忽略了多数男人和全体女人?或者只是关注主流民族的人而忽略了少数民族的人?……纯经济史显然存在重物(生产力诸如土地、工具、经济部类和技术等)不重社会,社会史多见社会形态、社会制度而不见人,或者见到的“人”不是笼统抽象的人就是具体某个阶层的男人如流民、青红帮和丐帮,总之,是缺乏性别视角审视的人,实际上缺失了女人。1950年代以来,那些深受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历史进化论和结构主义社会学影响,以及那些将唯物史观意识形态化的史学研

究者,已经远不如20—30年代学者出于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关注妇女问题的情怀。1980年代重新振兴的年鉴派社会史只不过研究重心的阶层下移(如弱势和边缘的阶层老年、儿童、妇女等)和范围的扩展(如文化、习俗、心态),并没有根本改变史学模式和研究方向对妇女和性别的忽视。深受年鉴派影响的新社会史把妇女纳入社会史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对1950年代以来延承下来的漠视妇女史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妇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弱势群体”,妇女作为一个性别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也不是单一的受压迫的被动的受害者,也不仅仅在婚姻家庭中才应被提及的;“妇女”议题实际是性别的议题,是人类整体中性别维度和视角的重新发现与观照。社会史、经济史、经济—社会史都需要关注妇女和性别,而妇女—社会性别史不仅仅对社会史、经济社会史做出贡献,也应该对整个史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校正以至挑战,而贡献已经包括在补充、校正和挑战之中了。

当然,社会史完全应该也必须引入性别维度,打破以往单一的阶级(阶层、社群)社会分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妇女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引入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很多概念方法以丰富自身。二者是相互交叉、吸取、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包容的关系。更主要的,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它还担负着对以往历史知识建构的全面审视和包括两性经验在内的新的历史知识建构的任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作为独立的一个学科进行建设,与其他史学分支进行整合,这些任务也不是社会史可以代替的。

二、历史学引入社会性别:运作与效果

社会性别不但是妇女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而且应该成为整个历史研究的一个观察、分析、阐释的新视角、新方法。也就是说,社会性别的维度和视角一旦进入传统史学,就会注入新的活力,史学的视野、空间、深度会大大延伸拓展。这里,将以经济—社会史为例略加阐述,同时指出独立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可能对史学做出的贡献。

(一)将性别维度和视角引入经济—社会史

将妇女—社会史“援引”和“嫁接”到经济—社会中史会产生什么结果?

1.使过去掩蔽的变得“看得见”,混沌的能够“说得清”。本来就关注作为主体“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和心态的经济—社会史,如果加上“性别”这个维度,以往没有被纳入历史视野的范畴、领域便凸现出来了。如社会性别制度,这个与经济、政治等制度并行、紧密交融的制度体系(包括世系传承、婚姻家庭、男女劳动分工、性和生育等)形成、变化和运行,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被掩蔽或被简单化、普遍化了,性别维度的介入可以补缺纠偏。

先来看中国历史。例如,传统的政治史和社会史往往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性别维度,如婚姻、生育、继承、家族制度研究中常常只是搜集整理描述前代记录的材料,因为缺少性别维度的分析阐释,对一些现象诸如血缘贵族政体与官僚地主政体的区分以及官僚专制政体下的女主政治和外戚政治,史家囿于旧观念老框架,不得不重复古人“女祸”、“乱政”的陈腐见解;实际上,女主和外戚政治是与性别制度中的婚姻家族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但以往笼统地婚姻家庭制度研究难以解释权力在两个家族———男方皇权家族与女方外戚家族的转移和被社会性别制度改铸的皇权—父权的代言人的执政太后们的实质,实际上这是父权制(扩大到国家层面就是皇权)自身维持继承断裂和权力危机的一种调节和平衡,史学家往往不自觉地沿袭儒家正统的道

德评判,将男性皇统的中断和危机说成是“女祸”、“乱政”。再如对经济的考察,以往侧重对生产工具的改进、土地和赋税制度、人口户籍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了经济制度和婚姻家庭制度的关系,更忽略了经济活动的性别分工特别是妇女劳动对家庭、国家的意义,也就看不见妇女的经济活动对国家、社会和家庭的贡献。具体而言,从秦代以来延续下来的国家倡导耕织并重,以及实施的赋税、户籍、土地制度,就是与性别的劳动分工、婚姻、家庭、生育继承等社会性别制度规定以及实际运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在历史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男人、女人,对家庭、国家带来了什么?至今语焉不详,画面模糊。如果加上性别维度,画面就会变得比较清晰可见。以秦代为例,从商鞅变法开始的提倡诸子分家、歧视赘婿的政策,就是与以增加父权小家庭的数量来扩大国家赋税征收范围从而增强国力实现兼并天下的目的密切相关。其中,妇女的纺织在秦国富国强兵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所谓重耕,实际是耕织并重,“男乐其畴,女乐其业,事各有序”就是男耕女织的理想治国模式。实际上,妇女不但从事纺织,也参与耕作饷田的工作,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特别指出,妇女除了白天的劳作,夜晚还要挑灯夜绩,他把妇女的劳动估算为一月45日,比男人更辛苦,这还没有加上维持生命延续的家务和生育劳动。且妇女的纺织,不完全是“一妇不织,天下或为之寒”,从秦代开始,女织一直是重要的赋税来源,军事国力的体现。秦国的改革者,彻底摧毁周代贵族建立的宗法制度,将家庭单位改造成小型的父权家庭,以增加赋税,为此,颁布法令整饬家庭———既惩罚那些子壮不分家的富家的父亲,也惩罚那些将子赘为他人婿的穷家的父亲,罚他们去戍边,歧视赘婿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汉代。秦始皇还用刻石为令,又颁布律条,规范两性关系,如倡导贞操,惩罚淫佚等。这说明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特别是被忽略的了性别关系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耕织并重的以国家财富累积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正是建立在小型化父权家庭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又必须以法律和道德的国家控制作为保障。从先秦到清代,耕织并重的经济制度、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和妇女工作的模式一直延续下来了,而家庭规模是据时随境而变(如宋代的宗族重建,元代以来表彰累世而居的大家族)。美国汉学家苏珊?曼对清代长江下游妇女与经济活动的研究指出,满族贵族建立的清政权对“女织”的强调,发布许多鼓励的政策和法令,就是因为清统治者不但认为“妇功”———大家闺秀的刺绣、下层妇女的蚕织是合乎儒家关于性别分工的内外有别的规范,是与青楼女子有别的良家妇女的标志,也是具备妇德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为政府增加收入、稳定家庭经济等多种价值意义(Susan Mann, 1997)。这些研究都是赋予经济—社会史以社会性别或曰将性别维度纳入经济—社会史成功的例子。

2.多视角和跨学科方法。社会性别(gender)既是渗透、贯穿历史而又长期被忽视的一个维度,又是今天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视角。“视角”问题,实际就是方法论问题,是看历史的视点和角度,也是分析阐述历史现象和存在的概念范畴。上述“看得见”和“说得清”实际说的是加上社会性别视角而使性别维度显现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而如何使其更好地显现,则是需要多视角和跨学科地运用社会性别于历史研究中的方法问题了。

跨学科的社会性别研究不但应成为历史关注的一个维度,更应该是一种观察的视角和分析的方法。这个视角和方法不但关注社会性别关系结构中两性的权力关系、气质规范,而且还要把社会的性别关系视为和经济的、阶级的、民族的等关系相关联的范畴,不是孤立地看妇女和性别。即强调在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历史研究的同时,运用多视角、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

法,注重妇女的经验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仅举妇女缠足这一看似纯属妇女和私领域的女性议题来说,在“社会性别”的跨领域、跨学科的女性主义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下,就和文化史(如对缠足话语的建构和有关文本的解读)、经济史(如弓鞋的生产与流通)、政治史(对于缠足、放足,不同时期的政治含义,国家、改革家采取的行为和进行的论述)联系起来了。在研究方法方面,文本的收集和解读需要传统的史学案头的工作;实物的收集和人物的访谈,既需要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也需要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实物和曾经生活在以往时代的人们的经验进行多方面的互证、解读和阐释,如对各地收集的小鞋的特点反映的文化社会内涵的分析,小鞋制作过程反映妇女的技艺与当时进入生产、流通的关系……这样广泛的研究视野和多种学科和方法的运用,大大超越了以往关于缠足的妇女压迫—解放的简单论述框架,历史的丰富内涵和深刻的底蕴被揭示出来。

社会性别这一具有穿透性和解释力的概念目前仍在不断发展,变得更复杂、丰富、流动、开放,如对差异(我国的差异不但表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别,也反映在地域的、城乡的发展程度和地域文化的特色)的理解尊重和对多元的包容,对自然—社会二元论的反思与超越等等,其目标是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展示给人们,不标榜历史的透明性、价值中立和历史发现客观真理的功能,这些新的史学理念和方法对史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启迪甚至冲击意义。

(二)独立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对史学的挑战与贡献

妇女—社会性别史不应该只停留在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视角、维度、方法对已有史学分支做一些嫁接补充的工作,应该同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从性别维度和视角对历史进行综合研究,使史学百花园更加异彩纷呈,在共生中互惠,在嫁接中优生。

作为妇女学和历史学嫁接产物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在国外,30年来走过了在传统历史中添加妇女的历史到关注性别关系的社会性别史的历程。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从1970年代的父权制理论到1980年代将社会性别作为历史的有效分析范畴,再发展到1990年代注重差异和多重身份的分析,以至1990年代末提出“超越社会性别”的命题,但这里的“超越”不是不关注社会性别,而是将社会性别复杂化,不把性别作为惟一的分析范畴。同样,社会性别史不是冲淡妇女史,不是抛开妇女只关注性别,而仍要把妇女置于中心位置,只是要破除虚假的普遍、本质的大一统的“妇女”,只能是具体而流动的具有多元社会身份的“妇女”。

另外,妇女学全球化也推动着妇女—社会性别史在各国的发展,全球化一方面证明了普遍概念和价值的存在,同时也意味着性别文化的多元性和区域—本土价值更应受到尊重,这就要求研究者从普遍认为有效的理论框架、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中主动选择并运用于本土研究,比

“身份认同”等理论概念,再如在认识和方法论上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如“社会性别”、

“差异”、

模式(诸如将西方/东方、自然/文化、生物/社会、公领域/私领域、压迫/解放……等截然分离和对立的做法),我们需要将妇女和性别关系存在作历史语境化、情境化和具体化的处理,需要联系、综合和变化的思维模式。在这一方面,1990年代汉学妇女史学者已经做出了榜样,他们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挑战和对东方主义的警觉,努力深入到中国语境,改变了研究议题,如强调妇女的能动性、生活空间和性别关系的复杂性,使原来的研究领域大大扩展,同时又开拓了像医学、科学技术、物质生产、生育、性、卖淫、财产的法律关系等多方位的历史画面。方法和材料的多样性也展现了史学发展新方向。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如将社会文化与经济物质生产流通作通观的历史研究就很有前景。但是,在本土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建设上,中国的学者需

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创造,需要在继承与借鉴中超越与创新,在全球视野下探索本土妇女史学

科发展之路。

继承什么?过去所有研究成果都应该作为从性别角度审视、考察的起点,包括原始的史

料。对20世纪以来关涉到妇女的历史研究更要加以继承,包括像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成果,像

《生育制度》关于性别制度和关系的著作,但需要站在时代高度予以超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越。至于实证史学严谨的治学传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还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应该继续探索

唯物史观、阶级分析和社会性别视角的沟通结合,增加观察解释的维度和效度。

引进什么?或者说本土“化”什么?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取舍,对国

外的经验与成果不是盲目地悉数尽收;况且,社会性别概念目前已不是纯西方的舶来品,也不

是在个别地区使用,它已经成为全球意义的社会关注和学术关怀,这种关怀和关注在被赋予具

体的文化(国家和民族等)意义时才变得有意义,对妇女史学科的全球化和本土性的理解正是

建立在这一认识前提之上的。中国的妇女史学者要善于将社会性别以至父权制的概念尝试运

用于中国,观察、理解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的表现与运作。再如“差异”的概念,搞清在中国不

同于西方甚至亚洲诸国的种种情况,如妇女作为家庭中个人身份的差异———家庭角色中的女、

妻、妇、母,等被赋予诸种名分中的妻、妾,嫡母、庶母、继母等在年辈序列中的长幼尊卑各被赋

予什么意义以及在生活中如何运作?作为群体的妇女的差异———阶级、民族、区域、城乡、教育

……各方面的表现又是什么?在我国,还须廓清搞得非常生物学化且打着科学旗号的本质主

义化的性别“差异”。以上都需要妇女—性别史学者在进行本土的探索中做出回答。

“差异”等分析范畴运用于中国历史,以华夏族为例,就可如何本土化?要将“社会性别”、

以做多层次的探索。

第一,看制度规范———关于两性分工、婚姻家庭家族、性的制度是怎样被人为规范的?内

容是什么?等等。

第二,看构筑性别制度的有关主体分别对性别制度的建构做了些什么?他们分别在社会

性别制度的生产、流通与接纳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如父系—父权的

家庭(族)、男权—皇权的国家和家国不分(同构)的上层阶级的男人,最初怎样成为同谋,建构

了男权制性别制度?又是怎样据时而变的?具体而言,“家”如何严格界定、制定了性别的身

份、名分、礼教、规范等等?“国”如何设定了关于性别的法、律、令和倡导“美德”与惩戒“恶行”

的标准的办法?主宰“话语权”的文化人怎样进行性别话语的生产———包括制度性的话语生产

和阐释、男女气质的界定和好坏男女的伦理、道德价值标准,以及关于女性的观念和性、身体、

医学、情欲和美色的话语?这些话语是如何投入具体运作并继续构建着现实的性别?还要探

索作为主体的男女,他们是怎样形成了自己关于性别的身份、分工、气质等方面的全面认同、局

部的出轨甚至反叛的?

第三,看性别制度的实际运作与表现。制度和规范的设立制定并不完全等于实际生活中

的存在。这里有时间、区域、阶层等各方面的因素,就社会性别制度本身而言,存在着“经权”的

关系。所谓“经”,是指制度和价值中不变的基本原则;“权”是指“经”的语境化和通变灵活性。

经和权的关系近似于目的与手段、战略与策略的关系。[5]由于性别制度的经权关系,使得作

为具体或群体的妇女(男人)身份和实际处境变得复杂起来;再加上阶级、代际与性别构成的复

杂关系,权力的分散性使妇女在男权制性别制度中得以寻找生存的空间,并进而发挥一定的能

动性。[6](P15—16)在性别制度制约的性别关系中,男女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包括生产、日常情感、性、生育、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究竟是怎样的?需要一一探究,给以回答。而原来狭窄的家庭范畴和单一的地位分析是难以涵盖如此丰富、复杂的妇女生活和性别关系的。

还有,社会性别范畴在中国有哪些更值得关注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社会性别制度演变的断代分期在中国数千年应该怎样考察?有哪些已有的妇女史的材料和需要发现的新材料?怎样解读阐释已有的和有待开发的材料?……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继承、引入和本土化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总之,只有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全部的历史,使性别因素成为历史观察分析的重要维度,历史才更加丰富和完整;只有将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揭示出有差别的妇女的历史存在、性别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动不居,以及性别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甚至生存环境)的复杂关系时,才能为其他的史学分支诸如经济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提供参照、补充、矫正和借鉴。从两个途径进行不懈的努力,就会殊途同归地丰富历史知识和完善人类认知,从而为提升我们今天的生活质量提供历史的镜鉴。

参考文献:

[1]吉斯勒?鲍克.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一场国际争论的多个方面[J].英文载“社会性别与历史”1989,(1).

[2]斯科特.女性主义与历史[A].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北京:三联书店,1997.

[3]陈东原.中国古代婚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

[4]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4,(1).

[5]杜芳琴.父权制与现代性:中国妇女研究的历史语境[J].浙江学刊,2001,(1).

[6]杜芳琴.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On the Dimension and the Angle of Vie w of the

G ender of the History R esearches

DU Feng2qin

(The Women Problems Research Cent re of Tianjin Norm al U niversity,Tiaijin300074,China)

Abstract:The wome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exual distinction,and the history of the economy and so2 ciety are combined with eachother and also different from eachother.The develo p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learnings and the science tells us although various social prololems concerning with women were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es of the social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but they couldn’t substitute the history of women and gender distinc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overlapping and depending on eachother for existence,not one is in2 cluded in another.As a nwe researching sphere it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women’s life and destiny,but also fac2 ing to the frame of the knowledge in the past and the experiences of both sexes.Therefore it remains certain s parce and visual field for developing historical science and brings new energy for the research.

K ey w ords:history research;women history;history of gender;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经济史 、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以及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什么是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及经济思想史。 一、经济史 经济史是以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横跨历史学与经济学，具有双重属性。它要求我们还原真实的历史。经济史学界广泛开展了关于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经济史研究过去的经济实绩。因此学习研究经济史可以为现实经济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要求我们在此基础上对经济活动的发展做出时序性、规律性的阐释。因而经济史分析过去经济发展历程、可以让我们借鉴历史经验来研究经济运行的框架。并在合理的经济框架中解释现今的经济政治体制及带来的实绩。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源泉。这样的创新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的。也正因为这样，才能更容易推动理论的创新。所以经济史可以说是经济学的“源”。并且可以为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提供基础。一部人类经济史，是市场和市场经济产生、发育的历史，是走向市场化和市场化演变的历史。市场化将古代、近代和现代经济相互贯通，从中可以看到经济现代化产生、发展的过程。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再到凯恩斯的通论。如今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枝繁叶茂，几乎覆盖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所有方面。建国后，经济史学界广泛开展了关于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了解，发掘和积累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经济史研究的骨干，尤其是明清经济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论著数量成倍增长，伴随着正本清源，回归学术本真，经济史学界对既有问题的探讨进一步延续与深化，同时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引入，拓宽了近代经济史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突破时限、放归整体，因此，我认为未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而经济史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之一，不仅能告知历史条件和历史的真实状况，还能借助于历史综合分析的方法推知一些不同于经济学方法的结论。前者对于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偏好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识，后者可以引发经济学家作更深和更全面的思考。总之，经济史不能替代其他研究方法，但也决不是可以忽略的经济分析方法。 一、经济思想史 “经济思想是人类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 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个地域, 产生某一种的经济环境, 便随着产生某一种特殊的经济思想。换句话说, 就是产生某一种的经济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研究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种见解、主张、政策方案，以及它们赖以产生的思想基础和相互之间的影响等，其中不但包括早期人类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原始观念、见解和主张，也包括以后各个时代产生的比较成型的系统理论化的经济学说。任何文化形式的产生与发展都是时代的产物, 经济思想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总是受到社

中国经济史论文

2010年度《中国经济史》结课论文 海禁政策的主要原因及对明清经济的影响 学院：经济学院 专业：金融030802 年级： 2008 姓名：张福平 学号： 200804265 导师：周中林

摘要文章根据客观的历史史实，结合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了海禁政策的主要原因，并将明清两朝海禁政策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两朝海禁政策的区别，从而引出了海禁对明清经济的影响，在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更替的时期，海禁政策带给明清政府的损失远远大于其收益。 关键词海禁政策抵御倭寇海上贸易闭关锁国

目录 摘要 (2) 关键词 (2) 一、海禁政策的主要原因......... (4) （一）海禁政策的历史背景………………………… ..4 （二）海禁政策的主要目的………………………… ..5 二、海禁政策的实施过程……………………………… ..6 三、海禁政策对明清经济的主要影响…………………… ..7 （一）海禁政策对明朝经济的主要影响.................. ..7 （二）海禁政策对清朝经济的主要影响.................. ..8 四、海禁政策的现实意义... (8) 结语......................................................... .8 参考文献. (9)

海禁政策的主要原因及对明清经济的主要影响 张福平 海禁政策自从元代开始就存在了，选这个题目的原因很简单，从明清的海禁政策的效果和弊端来分析目前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些问题。古语有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明清时代正是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更替的阶段，所以这一阶段的海禁政策十分具有研究探讨的意义，对我国现阶段的发展也有一个很好的警醒。本片论文主要根据一些历史记载的资料、前人的看法和自己思考来分析海禁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因以后对明清经济带来的主要影响，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阐述了自明朝开始直到清朝灭亡的海禁政策的一些历程，作者认为明朝海禁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抵御倭寇，清朝是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无理要求。海禁政策带来了影响则是一向繁荣的对外贸易冷淡下来，闭关锁国的最终结局只能是被淘汰。下面就具体的海禁政策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海禁政策的形成原因 在中国，1368年建立的明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封建王朝之一，东方最强大的国家。而同时，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遭遇到来自海上外来势力侵扰的封建王朝。明初对传统朝贡模式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建立在统治者的自信和国力强盛的基础上。明朝将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内涵外延，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朝贡体制，以实现中国式的国际理想秩序。这是封建社会晚朝封建统治集权强化的趋势，与历朝久已形成的朝贡模式结合，产生的颇具特色的朝贡体制。在这一体制的基础上，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制订的海外政策，以朝贡贸易政策为主，海禁政策为辅，体现了强化集权的君主意志。作为综合国力强盛的体现，明朝实行海外开放政策，不仅明初洪武年间大量遣使海外，而且永乐年间更大力开展积极主动的对外交往。负有王朝政治外交及贸易多重使命的郑和，率领庞大的宝船队，多次航行在印度洋上，为世界海洋世纪的到来，奏响了序曲。这一旨在扩大官方朝贡体制和贸易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是明初开放的海外政策成功的标志。伟大的航海壮举，显示了中国的威力，表明了中国是亚太一印度洋国际贸易圈秩序的有力维护者，在当时东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国际事务中起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东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国际地位。近30年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产生的重大后果，也即政策的反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 历史走过后是不会不留下印记的，大规模航海活动结束后，明朝海外政策进入了转折时期。下西洋给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带来的变迁，促使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从明英宗到明孝宗，收缩的海外政策透露出一种转变的趋向，即由明初的政治为重心向经济为重心转移的趋向。这是与中国社会发展演进相适应的趋向。明孝宗时，丘浚上书提出发展海外贸易，说明开放民间社会海外贸易的呼声已由重臣反映到朝廷之中。明武宗初年，调整海外政策业已迈出了第一步。 时值明中叶，西方海外扩张的狂潮卷向东方，葡萄牙人捷足先登。明朝统治者面临国内私人海外贸易的汹涌之势，本已开始调整海外政策，也正在此时，遭遇到西方东来的新课题。与西方接触的第一个回合，遂使中国闭关政策出台于嘉靖初。此后，在日本海盗、中国海盗商人、葡萄牙海盗商人合成的“倭寇”问题

社会经济史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读后感 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繁荣，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新的工场手工业经营形式。在这种手工工场中，拥有资金、原料和机器的工场主雇佣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工，为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这种现象被学界称为“资本主义萌芽”。 从定义来说，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出现，萌发尚未定型形成气候，而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规范性与规模。 生于萌芽状态的东西，本来不易辨识，也不容苛求。不过，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不仅要从微观上研究，还要从宏观上考察，才能定性。这里，我想提两点意见。 这是一种新的事物，代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总趋势，具有进步性；但具有出现在少数地区的少数行业当中稀疏且微弱的特点；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体系本身缺乏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必要条件再加之清朝统治者的压制，因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在清朝几乎停止；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夕。 2从特征来说，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 方法来论证。它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这就是说，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会性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唐代何明远的丝织厂，仙君册的茶园，即使《太平广记》是可信的话，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国，在农业、基本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我想，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 阶段性 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这就是说，我们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是要探讨它的历史作用。如果只是一段插曲，也就不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了。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地消灭，必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如果我们瞻前顾后，不满足于就事论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史，只能从明代后期，或者说从十六世纪写起。这以前，确也有些个别事例，如徐州利国监的冶铁，徐一夔《织工对》中的丝织工场，但都后不见来者，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我们所考察的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都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并有发展，

中国经济史综述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4月期文献综述 摘要：中国经济史是经济学这一门学科的历史，它是对经济学的起源、发展历程、发展现状的一个完整记录。对于学习经济学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学习中国经济史。鉴于中国经济史对于学习经济的重要性，而《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关于中国经济史的一本核心期刊，本文将对该期刊的2011年4月期文献进行综述，使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趋势，以此为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提供一点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期刊；综述 一．前言 《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于1986年，季刊。《中国经济史研究》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经济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专业性刊物。该刊物以马列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方针，刊登有关经济史的理论论著，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以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论著，中外比较经济史研究论著，中国经济史的专题研究资料，中外经济史著作的评介，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动态的报导，并适当刊登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论著等。《中国经济史研究》坚持以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新问题即“四新”原则取舍文章，为学术界新老作者提供发表论文的园地。编辑部加强规范化建设，实行匿名审稿，责任编辑对主编负责制。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栏目有：“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中外比较经济史”、“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动态”、“经济思想史研究”、“港台经济研究”、“民族经济”、“西部开发”、“理论探讨”、“专题评论”、“学人与学术”、“论著评介”、“青年论坛”、“读史札记”等。 二．《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4月期研究进展 1.对经济史类著作的评介 李肖[1]运用列举法对《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研究》做出了评价，赞扬了它填补空白、利用新资料和研究方法、多视角评书的优点，也指出了其在资料引用方面的不足。王

略论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

略论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以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为例 作者：黄宗智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3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英文版已于1990年7月出版。其后应上海学术界同仁的邀请，就区域史研究方法的角度自我介绍了这本新书，也谈到旧作《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现把讲稿略加修改，加以发表。 一、华北与江南对比 我这本书花了相当的篇幅，把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平原作对比;这可能是这本书研究方法的特点之一。举一个主要的例子:我在研究华北平原的过程之中，得知该地从清初开始，发展了相当数量的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场。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种农场占了华北总耕地面积的约百分之十。它们一般的规模是100至200亩，雇佣了3至8个劳动力，在生产粮食之外，主要生产棉花。它们很明显是伴随华北农业商品化而兴起的。一个小农因种植经济作物而致富，添置土地，逐渐达到10。至200亩的规模。 华北如此，江南又如何呢?我在没有开始研究长江三角洲农业史之前曾经推测:江南商品化程度远高于华北，经营式农业按理说应该更高度发展，说不定会呈现一种农村“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 但是使我惊奇的是: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业虽然在明代后期可能相当普遍，但到清代逐渐衰落，本世纪已基本无存。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包括土改时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江苏省农村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以及满铁对江南地区6个农村的深入调查)证明:当时三角洲农村之中普遍都是一家一户的小耕作，每家以自家劳动力耕种小块上地，平均一户约5至10亩，而整个苏、松、太地区可以说基本没有依赖雇佣劳动、规模较大的经营式农场。 问题是:为什么?是因为水稻经济的特点?还是因为江南劳动力比较昂贵?抑或地主经挤比较发达?抑或其他的理由? 十年研究，我得出的是这样一个解释:长江三角洲的农业，通过高度商品化—主要是棉花和蚕桑—形成了一种过密型的家庭生产。花纱布经济和蚕桑经济所需劳动力要高出简单的粮食种植数倍。这种商品化本身便是劳动集约化的一个主要形式。新加的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家庭的辅助性劳动力:利用妇女、老幼、

中国经济史考试重点

中国经济史考试重点难点 名词解释： 1财政：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财政的职能有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及稳定和发展职能。 2自然经济：一家一户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个体小农经济：是最典型的自然经济，它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男耕女织，以织肋耕，不仅能够满足个体家庭维持生存的最低级，最基本的需要，而且也使之与市场的联系降到最低限度 3行商制度：中国政府不直接同外国商人从事贸易活动，使用行商制度，其业务主要是垄断对外贸易，承销外商进口货物，代购外商所需货物，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保证交纳外商进出口船钞和货物税，代理政府管束外国商人的行动，传达政府对外商的政令，办理政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事宜 4官督商办：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5废两改元：1932年7月，国民党政府进行的币制改革，废除银两制度，实行银远制度 6四行二局：是国家金融体系的核心，四行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两局是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 7.经济统制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以所谓“非常时期＂为由，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主要是采取统购统销，专卖，限价等方法 8.南三行：在上海杭州等城市出现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被称为南三行是实力雄厚的银行资本集团 9洋行近代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行号 10平准中国封建社会运用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的方式，以求稳定市场价格的一种经济措施 11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发展高级阶段对外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资本输出”指资本主义国家为获得高额利润用过剩资本向其他国家投资或贷款 12 法币政策：亦称“法币改革”，是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实施的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经币制度的币制改革措施。主要内容有：统一货币发行权，规定法币准备金，实行白银国有，确定法币对外币的汇率，推行新辅币。 13经营地主：是旧中国农村经济中带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形式，即一些较多土地的地主，用部分土地雇工经营。它与旧式富农的区别是本人不参加劳动，由管家代为经营，其封建性比旧式富农更严重。是由封建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

中国经济史期末知识整理

中国经济史期末知识整理 1.经济史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方法 1.历史归纳法。 2、计量分析 3.抽象演绎法 4.系统分析法 5.区域与比较经济史研究 6、社会学方法。 2.气候变化（P9） 从公元前3000年以来，经历了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1.第一个温暖期：公元前3000——1100年，夏商及以前时期，黄河流域有象、犀牛、野猪等热带亚热带动物。平均比现在高2°C。 2.第一个寒冷期：公元前1100——公元8世纪，西周时期，“江、汉俱冻”，现在江汉不冻。“驱虎豹犀象而远之”。气候寒冷，热带动物退出中原。 3.第二个温暖期：公元前8世纪中叶——公元5世纪，春秋时期。 4.第二个寒冷期：战国、汉初。 5.第三个温暖期：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 6.第三个寒冷期:魏晋南北朝至盛唐。 7. 第四个温暖期：宋元时期。 8. 第四个寒冷期：元后期至清末。 总趋势逐步变冷。农牧业靠天吃饭，气候对经济影响大。 3 、气候变迁的影响 随着气候的变化，天然植被地区逐渐缩减，栽培植物替代了天然植被。最早是黄河流域，魏晋以后延展至长江流域，唐宋以后扩大到珠江、闽江流域。明清时期扩大到东南沿角岛屿、西南山地丘陵、东北、内蒙、新疆等地。 3.生态环境的变迁（p11） 1 、自然环境的变化 森林带分布及其变化 荒漠带分布及其变化 2 、生态环境的破坏 （1）人类活动与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 4. 黄河流域经历的三次破坏：（p11） 第一次，秦汉时期实行“实关中”政策； 第二次，唐宋时期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实行戍边政策； 第三次，明清时期的政策导致无限制的开发，如明初的“开中法”，清朝解除不准耕垦的禁令等 （2）人类活动与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人口从放、北方迁往南方，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人口中心，人口的过度增长和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 5.我国人口发展的四个阶段（p16） （最多时达到2000万人）阶段一，从夏商到秦末的1900多年是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一个台阶。

中国经济史课后题答案复习资料

第一章古代社会的资源、环境与生产方式 一、试述中国古代资源禀赋与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 资源禀赋包括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两部分。 【土地资源的特点】 优势：我国土壤特征各异，植物品种繁多。能为农业生产提供种类丰富产品。 劣势：（导致传统农业规模小、脆弱） （1）可利用的土地面积小，耕地和人口矛盾突出。 （2）土壤种类繁多，但有良好蓄水性和可耕性的土地较少。 （3）气候条件差，自然灾害频发。 【矿产资源的特点】 我国国土广，矿产资源的总量大、种类多。但是我国矿产资源也存在两个缺陷： 一是富矿少，贫矿多。 二是单一矿少、矿产资源分布不均衡，开发利用不充分，“风水说”观念对矿产资源开采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古代社会，以耕织结构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一直居于传统经济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种生产方式被延续下来、不断强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础。 三、试述影响我国古代小农经济形成的主要因素。 1、小农家庭的规模及贫困状况 汉后，小农经济普遍是贫困的五口之家，产品除消费交换外所剩无多，不足应付家庭正常支出外的需求。 2、农业“低投入——产出”的形成 为了维持生存，小农在生活和农业生产投入上都尽量减少开支。 3、农业的高剥削率 历史上赋税绝对值连增，赋税在多数时期一直维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 4、农桑之外的小农生活依赖 中国古代小农生存状况窘迫，不得不依赖于种桑、饲养畜禽、果菜水果等副业。 第二章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济 二、分析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缓慢的原因。 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土地所有制结构】 （1）地主土地所有制是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也是发展最充分、最典型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社会经济史论文

社会经济史论文 一、社会经济史的最初提出以及 《EconomyandSociety》，由其遗孀根据他1919—1920年在慕尼黑大 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的讲稿整理汇编而成，这说明韦伯在1920年之前已经产生了社会经济史的理念。该书于1936年由郑太朴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重版。全书分为 四章：第一章为“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农业状态”; 第二章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之工业及矿业”;第三章为“前资本 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第四章为“近代资本主义之起源”。 书中重点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社会 条件。另一位在这个学科领域具有开创作用的学者是俄籍美国学者罗 斯托夫采夫(1870—1952)。他于1926年出版了英文本《罗马帝国社会 经济史》一书，1930年出版德文本，1932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57年出版英文本第二版，影响广泛。他采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 合的研究方法，以碑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苇纸卷等文物为依据，并利用古代罗马作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阐述了罗马帝国时期意 大利及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该书由马雍、厉以宁译成中文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斯 托夫采夫还著有《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史的著作。第三位对社会经济史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 的学者是美国的汤普逊(1869—1942)。他在1929年和1931年接连出 版《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此二书 的主要内容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后者较多着 力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重点记述了在欧洲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业和教廷及其君 主国的财经政策，行会、银行、商业、外贸，以及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该二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61年和1992年出版。192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佛尔和马克·布洛哈合作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提倡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

中国经济史论文

研究生结课论文 题目明清漕运的兴衰对沿线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淮安为例 年级 2014级研究生 专业西方经济学 姓名江雯倩 学号 201421010017

明清漕运的兴衰对沿线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淮安为例 摘要：在中国古代直至清末，漕运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对于当时社会经济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淮安作为京杭大运河的中间段，水陆交通的中心枢纽，漕运的发展都使当地的经济、人文、环境等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也正是这种对漕运的依赖关系，使得淮安这个“运河之都”在漕运没落之后也逐步走向衰落，曾经繁荣的经济景象一去不复返。因此本文将以明清时期漕运由辉煌走向衰落作为时间点，对漕运与淮 安的经济关系展开讨论。 关键字：明清漕运兴衰经济发展淮安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河犹如国家的血液，源源不断的为国家提供能量，而京杭大运河作为贯通南北的主干线，在我国的漕运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清时期，由于朝廷政府对于运河的不断开发与利用，京杭大运河成为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动脉，而淮安北带黄河，南络长江，中贯黄河，处于京杭大运河的中间段。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的优势，淮安在漕运的推动下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商品经济的重镇，与北京、扬州齐名，知名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可谓“成也漕运，败也漕运”，漕运为淮安带来了经济的腾飞，然而淮安对漕运的过度依赖也成为其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明清时期漕运的变迁 关于漕运，在初期漕运并没有与当朝政府挂钩，仅仅是作为运输方式，将不同地区的粮食和特产等通过天然水道运往全国各地。漕粮之运起于西汉，盛于唐宋，延至明清，辛亥革命后统征货币，废除漕粮。《逸周书·文传》有云：“是故土多，发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从中可以看出漕运在早期只是与陆运相对应的水路运输，与运河的关系并不密切。但春秋时期运河的兴修使漕运发生了质的变化，楚汉之争后更是将漕粮与供应京城乡连在了一起，此后在各朝各代漕运均得到了不同的程度的发展，其中以明清两代发展的比较充分。 （一）明代漕运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明代经历了由海运改为漕运的过程。在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主要以海运为主，而到明成祖时，由于都城改迁至北京，这就要依托京杭大运河来进行贸易往来，故而将海运改为漕运，并将漕运作为运输粮食的唯一途径。明朝对运河进行疏浚改道，明代

中国经济史名词解释

分封制——是西周分封诸侯的制度。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朝建立后，为巩固奴隶主国家政权，周王把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作诸侯，建立诸侯国，并规定了诸侯享有的权力和对周王应尽的义务。分封制以血缘为纽带，官职为世袭。与分封制密切相关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宗法制，宗法制由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直接演变而来，其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宗主地位，庶子进行分封。它是一种权力继承制度。其将权力继承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式固定下来，以解决贵族间的矛盾，巩固分封制，防止贵族之间因权力继承问题而发生内乱。分封制与宗法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嫡长子与分封下去的众子有双重关系，在亲缘上是兄弟关系，在政治上又是君臣关系。因此二者共同强调的当然是血缘关系了，没有血缘关系也就不会对其分封。 （一）。前提。武王伐纣，西周建立。（二）。目的：巩固周的统治，以藩屏周。 （三）。内容：1.周天子将土地封给：王族，功臣，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拱卫周天子 2.被分封诸侯的义务：服从，纳贡，提供军赋力役。3被分封诸侯有权在诸侯国内实行再分封。在诸侯国内可设官员，建立武装，征赋役。（四）。主要封国：主要王族：燕鲁功臣：齐先代贵族：宋 （五）作用：1：起初起到加强统治，稳定秩序的作用（周享国800年） 2：后期：诸侯争霸，王权衰微，分封制逐渐瓦解 井田制是西周时的土地制度。国家在修筑水渠和道路时把土地划分为许多“井”字形方块，故称为井田。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亦即属于周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把土地分赐给各级贵族，让他们世代享用。他们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不准转让和买卖。为了充分发挥地力，并规定了定期“换土易居”的分配制度。西周的井田制根据剥削对象的不同，有两种不同的区划，一种是“十夫有沟”，即国中平民的份地。其收入要上缴国家十分之一，作为贡税，以充军赋。另一种是“九夫为井”，即国家将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获全部缴给领主。男子成年受田，老死还田。井田制度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体现了我国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西周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开始实行于商朝，盛行于西周，瓦解于春秋，废除于战国。井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周王，周王把土地分赐给诸侯臣下，但臣下只能世代享用，不得转让和自由买卖，还要交纳一定的贡赋。从生产方式上，奴隶主贵族强迫奴隶集体耕种，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井田制瓦解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这种生产方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现了私田。春秋后期，鲁国实行初税亩，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剥削方式的出现。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的出现，导致了井田制的崩溃 世卿世禄卿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世世代代、父死子继，连任卿这样的高官。禄是官吏所得的享受财物。世禄就是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世袭卿位和禄田的制度在古代曾十分盛行，世卿世禄制的废除是商鞅变法[1]的时候 1、“使黔首自实田”：秦统一后，为了统一征收全国田税，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黔首”是指官吏以外的居民，即让这些百姓向封建国家呈报他们占有的土地数量，政府根据土地数额向他们征收赋税。它标志着从春秋战国以来发展起来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来源，是巩固统一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项重要措施。 2、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朝丞相李斯主张把除秦国史书以外的所有《诗》、《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除中央政府主管的以外，一律收缴烧毁；以后敢谈这些书的处死，是古非今者灭族。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次年，秦始皇下令把460多个骂他的儒生全部活埋。这两件事，史称“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扼杀了春秋以来“百

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

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 经济史的悖论现象 本文是黄宗智教授最为重要的一篇理 论/方法论着作，曾收入《长江三角洲小农 家庭与乡村发展》的书末，但一直没有完整的网络版。在本刊的邀请下，黄宗智教授向我们提供了这一着作的完整电子文本，供网络发表，以飨读者。《世纪中国》在此对黄 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 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它们才是托马斯·库恩1970年《科学认识革命的结构》 中的"规范认识"一词的真正含意。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使大家

感到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非通过对立理 论间的争论就能解决。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的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 我们应该系统地估量这一危机，并试图探求新的认识。我们不需要倒退到纯粹的考据，或次要问题的探讨，或"纯科学"的技术手段，或极少数人所热衷的政治争论。相反，我们应该把当前的危机看作是反思既有信 念和探索新观点的极好机会。 本文先粗略地回顾中国和西方几代人 的学术研究，说明近四十年来学术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模式和理论体系。尽管不同辈份、以及大洋两岸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各方应用的主要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具有一系列的共 同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一般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无须讨论也不受人注意。学术界的争鸣一般都围绕着各理论体系间的不同点，而不去顾及共同点。然而，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已揭示出一系列的与这些信 念相悖的现象。规范信念认为不可并存的现象屡屡同时出现。实证研究所发现的悖论现

社会经济史试题

安徽大学2011年——2012年第一学期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试卷 学号:________ 院系_________ 年级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 一，名词解释（六题任选四题作答，每题5分，共20分） 1，均田制 2，官营手工业 3，交子 4，盐铁官营 5，一条鞭法 6，《齐民要术》 二，简答题（三题，共30分） 1.简述中国古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影响。（9’） 2.简述我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原因。（9’） 3.简述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一般原因。（12’） 三，论述题（两题任选一题作答，共20分） 1，结合你的认识，试论述中国古代都城选址的参照因素。北京定都问题至今仍饱受争议，请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2，史学界对于明清时期中国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仍然存在很大争议，请问你对此有何看法并简要论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四，材料分析题（共30分） 材料一：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是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指出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有“三害”：“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黄宗羲的观点以及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被现代学者秦晖总结为“黄宗羲定律”。 材料二：2003年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参加湖北省人大代表讨论时说：“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都逃脱不了‘黄宗羲定律’怪圈。”并郑重表示“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材料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过专卖。专卖的品种有烟、茶、糖、酒、火柴、棉花、石油等几十种，日本曾对烟叶、樟脑及盐实行专卖，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曾实行鸦片专买。中国从春秋时期到明、清的许多朝代，也曾对盐、铁、酒、茶、醋、矾等产品实行过专卖。而当前中国在部分商品上也在实施专卖制度。 （1），请根据材料一，归纳“黄宗羲定律”。（5’） （2），根据材料二，你认为该如何从制度上防止“黄宗羲定律”重现，并谈谈你对当前中国税费制度及改革的意见和建议。（10’）

中国经济史题库

一、名词解释 1、新经济史学 历史的制度分析又称历史经济学或者新经济史学，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分）新经济史学的两大结论是：制度是内生的，历史是制度变迁的载体；制度自我复制与自我演化。（1分）新经济史学实质上是运用西方经济理论，去透视人类社会发展史，找出有规律的东西，进而提炼出一个对经济变迁理解分析的基本框架，为提高经济实绩的政策制定服务。（2分） 2、新民主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组成的一种过渡性的经济形态。（1分）国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是领导成份；合作社经济是半公有制经济，是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私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的农业经济和独立的小工商业者的经济，以及中小资本主义经济。（1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壮大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１９５６年三大改造完成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胜利时期。（1分）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能在旧社会内部产生，只能在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的革命根据地才能产生，革命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的前提和保证，而新民主主义经济又为工农民主政权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分） 3、渐进式改革 渐进式改革是指与前苏联等国家的一步到位改革相对应的一种改革模式。（1分）渐进式改革的实质是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的市场化。（1分）它的特征是：双轨过渡；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强制中的诱致性；从局部到整体；改革、稳定、发展相协调；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多元化相分离。（1分）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适应性。（1分） 4、诺思悖论 诺思悖论揭示了：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1分）国家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最有效的工具，国家权力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此来看，没有国家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是对个人权利的限制和侵害，会造成所有权残缺，导致无效产权安排和经济衰落。此即诺思悖论。（3分） 5、五四指示 1946年5月，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国内形势进一步恶化和农民迫切要求土地，我们党才提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又叫《五四指示》，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分） “五四指示”内容有：（１）没收汉奸、豪绅、恶霸之土地；（２）中小地主与农民纠纷，取仲裁（调解）方式解决；（３）一般地主及富农应以土地清偿所欠农

中国经济史

《中国经济史》教学大纲 【说明】 课程名称:中国经济史 学时数及学分:周4×18周=72学时4学分 教材: 章开沅主编(专升本)《中国经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是近年所见唯一一部《中国经济史》专门教材。本书优点是比较简明、系统、全面,同时对于中国经济史领域的新成果有所吸收,学生可以以之作为学习参考教材使用。但是过于简略浮泛,且未能真正说明中国经济史中重大问题,因此需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大力拓展并向纵深挖掘,同时学生亦须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根据这种情况,教师在教案的编写上主要是根据本科生学习需求和学习能力,吸收采用各种现有中国经济史论着中相关内容来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讲授。 课程的目的和任务: 中国经济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支,着重阐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本课程教学目的有三:一是使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熟悉重要的经济制度、经济事件和事物。二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和特点。三是开拓学生的理论思维和视野,通过《中国经济史》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更好的认识中国传统社会,把握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思想、艺术、社会生活等发生、发展、演变的原因、内在关联及趋势。 有关教法的原则性建议:

(1)用发展、联系、辨证的方法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及其规律;(2)将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结合,注重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3)结合本课程基本内容,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与本人的研究心得融入其中。 【本文】 绪论 教学目的:使学生对中国经济史这门学科有整体性的认识。 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的启发式教学 教学手段: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授课时数:2 内容要点: 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目的、意义。 1、经济、经济史的概念。 2、什么是中国经济史。 二、中国经济史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 1、学科性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 2、研究方法:描述性经济史、分析性经济史。 三、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百年历程。

《中国经济史》重点知识整理

《中国经济史》重点知识梳理 导论 经济一词起源于西晋 第一章 气候变迁：四暖四寒、逐渐变冷；秦汉、唐宋、明清生态多次被破坏。 土地资源：质量数量不如欧洲、人地矛盾突出。 矿产资源：总量大、单一矿少贫矿多、开发有限。 重农抑商：荀子限制工商业、商鞅用于治国、管仲工商并重、汉武重农、唐宋歧视商人。稳固中央集权、制约经济增长、导致近代化迟滞。 人口：寒冷期减少；汉唐、两宋（破亿）、清代（四亿）暴涨；波浪式曲线。 小农经济起源发展：个体家庭、耕织结构 生产方式选择：五口贫穷、低投低产、高剥削、副业依赖。 第二章 原始农业：新石器、自然生长、石质农具、抛荒制、村落规模。 传统农业：铁器牛耕、青铜时代-沟洫体系-休耕制、铁器时代-新农具-全方位、南移时期-灌钢法（东汉末）-曲辕犁、明清-开荒-水旱灾害-三季稻-商品粮基地。 成就：精耕细作、良种、扩大耕地、集约经营、细心施肥、单产和投产比奇高。 地主土地所有制：战国私有、商鞅变法、东汉不抑、隋唐地主制、宋清纯粹租佃制。 国家土地所有制：未开垦土地、官田（租税双收）、屯田（军事性、强制性）、可控地渐少。自耕农所有制：所有权经营权合一、小规模、不稳定、快流转。 土地运动机制：买卖、兼并、离散（小农、多子继承、赋役） 租佃关系：依附农租佃（战隋、世袭）、分成租契约、定额租契约（押租、永佃、经营自由、人身束缚） 地租形态：劳役地租（井田制）、实物地租（战国、唐两税法）、货币地租（一条鞭法、摊丁入亩） 赋役：自耕农为对象、秦朝毁于此、有免役阶层。 国家职能：抑制兼并、修筑水利、推广技术良种、赈灾救荒。 第三章 【手工业】 发展阶段： 汉代：铁器、丝织、造纸（丝絮-植物纤维）； 宋代：矿冶、雕版、纺织、印染； 明清：制瓷、棉纺； 少有质的突破；工具简单、人畜动力、生产率低。 发展特征：新行业新部门涌现；技术进步、劳动分工更细、规模扩大到工场手工业、官民手工业并存、重心逐渐南移。 【手工业制度】 官营：奢侈品消费、盐铁酒、匠籍制度、管理腐败生产率低、财政收入； 民营：劣势、道德、抑商、家庭关系为基础、成本低廉；

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史

亨利?皮朗的《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史》/郭方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纪文库》重版了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朗（1862―1935年）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这本书对于我们好似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西方史学一个繁荣时代，尤以德、法、英三国成就最为突出。皮朗从青年时代就致力于学习研究这些国家中世纪制度史、经济史专家的著作与讲授，并参与了法、德等国史学的研究和编纂项目。但生长于三大国夹缝之间的比利时（中世纪称为法兰德斯Flanders地区），皮朗治学的方法和着眼点又与这些学派的传统不同。他更为重视体现与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状况密切相关的城市、商号、行会、社团、家庭等经济、社会原始文献，而不限于国家、教会等反映政治法律制度与上层人物的“官方”文献。本书是皮朗在晚年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方法和主要观点进行概述的总结之作。 他首先从地中海这个连结欧、亚、非洲古代文明与经济社会交往的中心入手，认为阿拉伯人在七世纪对地中海西部的控制与封锁是西欧地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重要因素，庄园制、领地制、封建制正是适应这种情况而形成的，所以“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帝国就不会存在。”皮朗这个观点在当时史学界可谓独树一帜，少有赞同。但皮朗从对中世纪史的长期发展趋向的探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使人们想到了数十年后“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名作《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与“长时段”观点，而皮朗在晚年对于刚刚创办的《年鉴》期刊和年鉴派创始人布洛克的著作给予很高评价，这在本书的注解中就表现了出来。皮朗对在这种闭锁的状态下在西欧形成的庄园制、农奴制和教会为适应这种社会建立的鄙视经商谋利的意识形态都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而使这种状态开始发生改变的、从全欧洲的视野而言还是起因于地中海。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城市以拜占廷帝国为跳板逐步扩大了与东方的贸易，是打破这种僵化经济社会形态的发端。而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的波罗的海与北海，北欧诺曼人的海上与沿河流的冒险而刺激起来的商贸活动从另一个方向打破了僵局，并且越过大西洋和大陆与地中海和意大利的海上冒险与商贸活动连接起来。法兰德斯作为这两个地区间的海陆交往枢纽，成为欧洲商业和加工业繁盛发展的又一个中心。这样欧洲商业复兴的格局就初步形成了。 商业复兴要有巩固的基地即城市，皮朗对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主张“商业移民社团”说，认为商业移民聚集在有防卫设施的城堡周围并逐步建设起自己的防卫设施，这些新来者最终占据了优势并取得了对城市的控制权，商人移民吸引了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使人口进一步聚集。其中包括逃亡的农奴。市民（burgess）这个词即源于“堡”（burg）。在这些商业性移民初步有了防卫的能力后，就要建立一套不同于封建法、教会法的法律体系来保障他们的自由、安全与财产，在争取到了司法自治后又争取到了行政自治，出现了大批自治城市以至城市国家。但皮朗也指出市民此时已成为一个排外的、剥削四周农村民众的特权等级，因而如果没有外来商贸活动的不断冲击，城市市民等级是不能突破中世纪经济社会的框架的。因而他又进一步分析11、12世纪商业与城市复兴后全欧洲商贸活动的几个重大发展：即交通与安全设施的改进，全欧洲性的国际集市与港口的形成，适应国际贸易的货币的大量铸造与流通，汇兑、借贷的广泛发展，合伙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