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和突厥的历史与现状

土耳其和突厥的历史与现状

美国与土耳其自二战结束以来，就是关系密切的盟国。而土耳其在伊斯兰教国家中，与欧美走的最近的国家之一。亚美尼亚大屠杀在美国也并非新鲜话题，以前要将此立为议案的动议也是屡见不鲜的。但此次议案能够通过，而且是在当前这一美国正深陷于伊拉克，美国需要与土耳其维持一个相对良好的合作关系时通过，是非常不寻常的。这样以来使得土耳其大受刺激，美国与土耳其关系立刻紧张起来，这其中原委应该不单单是亚美尼亚大屠杀本身所造成，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从美国政府的表现以及实际后果来看，这一方案的通过是并不为其所乐见的。但美国的政府是行政部门，尤其是美国共和党政府考虑的更多的是比较现实的利益，更多的代表了政治精英阶层。而国会做为美国的民意代表机构和立法机构，相对而言更多代表了美国的民意和道德。而这一方案的通过，就显示了美国民意上对土耳其及其背后的伊斯兰教越来越多的反感和对立。

我认为从历史角度看问题的才能抓住当今问题脉络，因为历史绝非过眼云烟，历史造就了现在，影响了现代和未来。当代重大政治和民族宗教问题，都有历史联系的。历史给现代人以启迪，从历史中既能了解经验教训，也可以从中推导未来。

在我的《[文明冲突]世界突厥语各民族的关系》一文中，大致描绘了土耳其的民族根源，在这里再重复和具体化一下：

“土耳其人其实是与其他突厥人血缘关系最远的突厥语民族，但讽刺的是它却是泛突厥主义的最热心支持者。突厥语民族最早进入西亚是被阿拉伯人买来当雇佣兵的奴隶，但在八世纪开始，随着突厥人被中国和回鹘人打垮，突厥汗国灭亡后，突厥汗国下的各部落进入中亚，在接受了伊斯兰教后，突厥人开始大量成部落的向西亚进军，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国土成了突厥人的走廊。到十世纪以后，塞尔柱人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控制了西亚。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突厥部落并非严格意义的突厥人，而是突厥的别种乌古斯人，是真正突厥人的眼中的下等部落，而自命为高贵纯正突厥人的王室阿史那部落在历史上消失了。奥斯曼部落就是这些众多的乌古斯部落中不起眼的一支，在十三世纪初离开中亚，进入小亚半岛安纳托利亚高原。由于后来的蒙古人西征和帖木儿帝国的建立，奥斯曼人无法补充更多的突厥人，就开始通过向自己统治的小亚细亚、东南欧各民族强征男性少年进行奥斯曼式训练，然后补充进自己的军队，这一突厥化过程持续了数百年，使得土耳其人的血统成了亚欧各民族的大杂烩，而突厥人内部的自相残杀的热情又让本来土耳其人本来不多的突厥血统所剩无几。突厥人与蒙古人、阿拉伯人等游牧民族分裂性都很强，但突厥人又尤为突出。导致突厥帝国要么很快分裂瓦解，要么通过王室内部的残杀维持政权的统一，奥斯曼帝国的王室基本每一代国王继位，都要把自己所有的兄弟杀尽，这也是奥斯曼帝国到灭亡时，王族成员寥寥无几的原因。最终形成了一个讲突厥语，血统却几乎完全是中东和东南欧奴隶后裔，同时却以突厥帝国继承人自命的怪胎。”

也就是说虽然奥斯曼最初的部落是十三世纪初从中亚迁出的乌古斯部落，但今天的土耳其人血统几乎完全是中东、小亚和巴尔干、高加索等民族的，但说突厥语，认同自己为“突厥人”，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认同于“奥斯曼人”。这种精神分裂式的认同感，

如果要来比较的话，就好象说英语的印度人和黑人以自己是大英帝国继承人一样荒谬。奥斯曼帝国为何采取这种独特的认同方式，以及这种奇特的民族构成方式对今天土耳其的民族和国家定位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将给予分析。为了行文方便起见，虽然说突厥语的更游牧民族和部落并非真正意义的突厥人，但我仍用突厥人这个词来指代这些说突厥语的游牧部落。

与一般人理解的不同，中央集权与个人专制是两码事，而专制程度的高低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是成反比的。因为游牧民族没有完善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加之经济没有保障，以及时常处于战争状态。他们随时都有灭亡之忧，那些艳羡并赞美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浪漫主义者，如果真让他们过游牧民族那种肮脏、艰苦、危险、落后的生活，他们就应该知道，所谓的游牧民在草原上纵马驰骋虽然看似令人神往，但其实他们更多的是要和动物粪便和内脏、血液打交道，而且绝大多数牧民的人身权利少的可怜。一个落后甚至分裂的民族或部族，其首领对臣属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奴隶的生杀予夺之权丝毫没有减弱，虽然这些首领自己也很难善终。这种落后和军事化使的游牧民族更加需要一个杰出的首领，也更容易服从其首领的个人专制。而且个人专制与小国林立、一盘散沙的情况也不矛盾，因为每一个小集团里仍有自己的专制“沙皇”。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则同样不能与君主或个人专制划上等号。

所以古代真正极端专制的制度并非某些人有意诬蔑的是在古代独立的中国，这种早已经进入中央集权制，并有强大官僚集团和道德规范限制君权的成熟国家。而是更多出现在政治经济极不发达的游牧和野蛮民族中，尤其是奴隶制发达的地区，也包括中国被异族统治的亡国时期。所以我们看到，在游牧民族和由游牧文化发展出的伊斯兰教中，奴隶制一直是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他们的国家政治上的封建关系并不影响人身奴隶制。所以真正意义的中世纪封建农奴制只在欧洲存在，古代中国是中央集权制下的庶民社会，印度是封建种姓制社会，而中东更多的是封建奴隶制社会。由于伊斯兰教既有一般情况下的游牧民族个人专制，同时又加入了政教合一的宗教性权威，伊斯兰教社会的专制性尤甚于其它地区。而中东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部落和教派并不影响小范围的极端专制。专制与中央集权并不挂钩，分裂瓦解、小国林立也并不能防止专制，只是增加了更多拥有极端专制权力的小“沙皇”而已。

实事求是的说，专制的体制，更加适应军事化体制，因此在战争期间以及面临强大的外部威胁时，一个国家是需要一定的专制性。但这种可接受的专制必须是建立在为国家和民族服务的基础上，而不允许成为某一集团为自己利益而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专制，这是应该区别开来的。而且必要的专制，应该是建立在不影响民智的开发和民族素质提高的基础上。国家专制不等于政党专制，更不等于个人专制，更与被异族统治的专制有本质的差别。

专制也分为先进性专制和原始性专制。游牧民族专制则属于最原始的专制形式，虽然通过内部血腥冲突方式进行的政权人物更替，往往能让较有能力者成为首领。因而在冷兵器时代和热兵器尚未占据优势的时代，在文明国家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游牧民族往往能获得暂时的成功。但由于游牧民族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以及伦理和社会道德观念极弱，以及极端崇尚武力，忽视文明的力量。何况，这种极端专制的基础就是部落奴隶和宗教信徒的愚昧性服从，而依靠愚民政策做为根基的民族和文化，是不可能真正促进民智的开发的，这就使其不具有进一步的发展可能。所以虽然有可能游牧民族通过内部

整合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但更多的时候，游牧民族是在内部的血腥冲突中削弱和灭亡的。蒙古汗国之所以能对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铁木真活的足够长，而蒙古汗国初期，尚能维持游牧民族极难做到的统一，以及当时世界各主要文明的衰落状态。但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基础上的宗教，最终必然会走向没落，现在世界上游牧民族的现状及其宗教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伊斯兰教正是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游牧民创建的。做为游牧民族创造出来的宗教，由于内容浅显。最重要的是其政教合一的军事化专制性，以及将劫掠异教徒做为宗教教义的一部分，使游牧民族抢掠行为合法化和宗教化，让其容易被其它游牧民族接受。这也是为什么文明比较发达的农业民族，如叙利亚、波斯以及埃及等地的民族，接受伊斯兰教基本都是被征服的结果，而游牧民族却往往出现主动皈依情况的原因。另外，由于伊斯兰教有视宗教高于民族和国家的特点，穆斯林们对异族伊斯兰教徒统治的容忍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和文化。

伊斯兰教这种保教甚于保国保族的特点，使得他们更为容易接受异族的统治，只要他们名义上接受了伊斯兰教。比中亚草原远为富庶的中东和河中就是这样为改信伊斯兰教的游牧民族敞开了大门，以前要靠武力才能进入的西亚，只要表示皈依伊斯兰教，游牧民族就可以轻易通过并很容易对本地穆斯林进行统治，在这种利益的趋使下，那些本身文化浅薄，信仰淡漠的突厥语各部落纷纷改信伊斯兰教实在是无本万利，超级合算的一件事。也因此，那些进入了穆斯林中心区域的游牧民族如奥斯曼人、阿塞拜疆人和乌兹别克人对伊斯兰教接受的非常彻底。而那些没有进入河中和中东地区的突厥语民族如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对伊斯兰教的则非常淡漠，基本不理会教义，完全可以被称为名义为伊斯兰教徒的非穆斯林。

但接受了伊斯兰教虽然便于统治下层穆斯林，但却不能维持统治阶层的稳定，因为伊斯兰教本身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斯兰教和游牧民族的共同特点就是政治结构极不稳定。虽然伊斯兰教鼓吹政教合一和要求对专制的服从，但这种权力的极端个人化，必然会加剧最高权力的极端吸引力和激烈的争夺。而伊斯兰政教合一领袖的极端个人权力，也加剧了各个大小领袖谋求自成一体的倾向，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附庸。而这也是伊斯兰教容易导致出现国家、民族和教派分裂的重要原因。

因此，从伊斯兰教诞生之初，这种内部权力的争夺就演变的非常残酷。穆罕默德在世之时，内部冲突也已经开始，而之后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继承人四大哈里发中，有二人死于伊斯兰内部权力斗争引起的谋杀。在伍麦叶王朝开创者穆阿威叶时期，对立双方甚至将麦加克尔白禁寺做为战场。连被视为“圣石”的克尔白黑石都被投石机所震裂，不得不用白银镶好。而后来，穆罕默德唯一存活的后代，他的女儿法蒂玛，与穆罕默德堂弟哈里发阿里结婚后所生的外孙侯赛因。更是在想登上哈里发之位时，被伍麦叶王朝的军队杀死，其首级被当做战利品挑在长矛上。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伊斯兰教最大的教派分裂，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就此开始。

而伍麦叶王朝内部复杂而激烈的民族冲突、君臣冲突、王族内部冲突最后摧垮了这个唯一统一过的阿拉伯帝国，从此阿拉伯人再也没有完全统一过，时间不足百年，而从穆罕默德时代至此，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政治统一只维持了不到一百五十年。而接下来的阿巴斯王朝，自称自己是穆罕默德叔父阿巴斯的后裔，是主要依靠非阿拉伯人尤其是波

斯人的力量上台的。由于阿拉伯人本身文化低微，而且游牧民族内部的部族冲突，以及其统治的专制性，导致他们对阿拉伯人更不信任。所以从阿巴斯王朝起，阿拉伯人整体就处于被排斥的状态。但波斯人不能满足哈里发对极端权力的追求，因此阿巴斯王朝在建立不到一百年后，突厥女奴所生的哈里发就将依靠力量转移到身份更低贱的奴隶身份的突厥近卫军身上了。

但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突厥近卫军既是低下的奴隶但却又是帝国掌握实际权力的矛盾身份，与他们落后游牧民族出身的结合。使他们形成了不尊重规范和权威，滥用权力，依靠武力的利益集团。哈里发很快就象罗马帝国后期的众多奥古斯都和凯撒一样，成为了军队的傀儡和玩物。哈里发被突厥近卫军随时废黜和杀死。当时的帝国首都巴格达有一道胜景，时常可以看到被剜掉了双眼的被废黜哈里发，在街头乞讨的场景。但更有意思的是，这似乎并没让将哈里发视为“安拉在大地的影子”的穆斯林们感到无法忍受。这种对待失去地位权力的前统治者的方式，在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中迅速流行，如跛子帖木儿后裔在印度建立的莫卧儿帝国，政变上台的儿子将父亲刺瞎双眼后囚禁几乎成为一种制度。而象奥斯曼土耳其每一任苏丹上台，都要杀尽自己的兄弟更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做法。

在有这样历史教训和文化氛围的伊斯兰世界和游牧民族传统中，奥斯曼帝国采取了另一种策略。象阿拉伯人和其它突厥人一样，他们对同族人怀有极大的戒心，由于专制的需要，更信任和依靠身份地位更为低下的异族奴隶。

但由于有阿巴斯王朝突厥近卫军的教训，奥斯曼帝国也不是简单的使用异族军队，而是将奥斯曼帝国军队奴隶化同时，同时进行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减少近卫军与统治者的离心力，增加认同感。奥斯曼帝国除了对已完全征服地区进行土耳其化（如小亚细亚地区），也向未彻底征服，但已经屈服于奥斯曼帝国武力威胁之下的国家征收“血税”。就是要求这些国家向奥斯曼土耳其进贡青少年和儿童，其中男性小就在军队中进行军事化和土耳其化、伊斯兰化训练，并且培养他们对奥斯曼苏丹的绝对服从。经过这种奴化教育，这些来源多样化的少年儿童既有愚昧的勇敢和服从，同时由于低下的奴隶身份，没有社会基础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使其不对苏丹的统治构成威胁，成为被奥斯曼苏丹最为信任和依靠的群体，成为了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主体。就好象那种蚂蚁世界中的奴隶蚁一样。不但成为别的蚂蚁的奴隶，同时在攻打自己出身的蚂蚁窝时也要出力，那些为奥斯曼帝国屠杀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的土耳其人，恐怕自己就是那些民族的血统出身。如此一来，原来的奥斯曼突厥人则逐渐边缘化，在奥斯曼帝国中的比重和影响也江河日下。这种血税基本来自于巴尔干，有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马其顿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等，除了这些被奴役民族，也包括主动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所提供的大量人员，而阿尔巴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中的作用更是突出。这也导致了这些民族被巴尔干其它仍然保持了基督教信仰的民族所仇恨和蔑视，他们经常被其它民族蔑称为“土耳其人”，这种感情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仍在影响着巴尔干的国家和民族关系。

类似的情况，在许多野蛮民族中都存在，如阿塞拜疆人、中亚各突厥语民族、蒙古人以及满洲人的形成都伴随着这种对外族的奴化性融合。游牧和野蛮民族之所以血统混乱，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为了快速达到增加实力和人口扩张的目的，其民族本身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不足以使其通过自身繁衍壮大，就只能通过这种掳掠人口+奴化的方式来

完成了。但只有奥斯曼帝国将这种适应其专制军事化的制度如此强化、长期化和制度化的推行，最终成为了基本完全替换了奥斯曼突厥人的民族血统的罕见例子。这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实行，首先是因为奥斯曼突厥人本来没有强烈的民族观和血统意识，但更主要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极端君主专制性和军事化政权特点所造成的。

随着最后的阿拉伯血统哈里发，将哈里发称号被迫转给奥斯曼苏丹。奥斯曼帝国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在宗教上也成为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的主宰和精神领袖。但无论是通过每一次王室更迭都要进行的大屠杀和通过不断征服和战争来获得财富和血税的国家，终究都不是正常的维持国家的方式。一旦奥斯曼帝国王室内部出现问题，或者血税制度无非继续下去，以及对于欧洲的军事优势的丧失，都会对奥斯曼帝国产生灾难性影响。

从十六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走向了下坡路。到了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已经完全处于被动埃打的状态。而进入了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甚至奥斯曼帝国的藩属，统治埃及的阿尔巴尼亚人阿里都能将奥斯曼帝国摧毁。但欧洲列强为了维持“均势”而进行的彼此牵制，使的奥斯曼帝国得以苟延残喘。但奥斯曼帝国也利用了欧洲的这种内讧所留下的间隙。甚至在欧洲对奥斯曼帝国已经构成了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仍对其统治下欧洲领土上的基督教民族进行血腥的屠杀和迫害，而西方列强因为担忧任何一方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瓜分奥斯曼帝国中占有压倒性优势，影响了欧洲均势。想干涉者如俄国和奥地利往往被英法等国制约，而强大的欧洲因为内讧，只能眼睁睁看着衰弱不堪的“近东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对同是欧洲人和基督教徒的希腊等民族举起屠刀和奸淫掳掠，卖为奴隶，让人无言以对，可以说这是欧洲抹不掉的耻辱。

从欧洲的历史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徒，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统一于汉族主体下的必要性，也可以看出能维护自身利益的只能是代表我们自己民族利益的力量。是否为代表汉族和中国利益的政权是一个本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如在明末菲律宾发生过数次西班牙人屠杀华人事件，无论是明朝的万历皇帝和后来的郑成功都准备兴师问罪，只是由于局势所迫、力有不逮才没有成行。而满清时期，乾隆则对印尼荷兰人和土著屠杀华人表现的兴高采烈，乐不可支，可见一个政权的民族基础何其重要。至于1998年印尼屠杀华人事件中国政府的表现，我们也可以通过现象，了解其政治本质。

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压错了两次宝，就此一败涂地。但早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由于国内基督教民族的不断反抗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奥斯曼帝国政教合一的模式日益丧失了其作用。泛突厥主义开始出现，奥斯曼帝国将其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对包括侵略新疆的阿古柏等各种被其视为“大突厥民族”的势力都给予了支持。但土耳其既有着与其它突厥语民族完全不同的血统构成，而且与其它突厥语民族的历史发展早已分离。这使的土耳其与其它突厥语民族缺少真正的认同基础。但之所以土耳其青年党为首的精英将服从于苏丹本人的“奥斯曼主义”变为民族主义“土耳其主义”，归根结底是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基石。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民族的觉醒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日益腐朽和衰落，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权威性作用极其有限，通过奴化性同化异族来实现扩大并补充新鲜血液的制度都已经无法实现，而且无能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只能成为累赘。因此奥斯曼帝国必须给其来源混杂的土耳其人以一种历史共同体的认同，哪怕因此必须伪造民族历史和民族关系，将奥斯曼人的历史说成源自一脉相承的突厥汗国的继承人这种现代神话，就是以此来培养土耳其人的历史共同体认识，并

给在受国家日益衰落的打击下日益沮丧的土耳其人以自豪感。

因为土耳其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出现，现代土耳其民族意识真正形成，也由此引发了对非土耳其人日益加深的歧视。由于奥斯曼帝国中土耳其人并非主体民族，甚至也远非多数民族。在能使法国、德国、俄国和中国这样单一民族主体的国家能够走向强大的单一主体民族主义，在奥斯曼帝国无法实行，实行的结果就是在这种注定会瓦解的征服性多元国家中反而加速了其它民族与之决裂，使之更快的走向灭亡。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就是这一进程的开始，而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血腥屠杀，以及对阿拉伯人的残酷弹压，都不能挽回什么。只是加强了土耳其人野蛮残暴的名声。

随着一战结束后，国际力量进行大洗牌。土耳其已经处于被宰割的状态。幸运的是，此时的土耳其出现了凯末尔这个不世出的奇才，这才使土耳其免于被彻底支解奴役的下场，但土耳其的领土也从囊括阿拉伯半岛到肥沃新月的中东大国收缩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和欧洲一角的土地上。土耳其占有的西亚美尼亚土地上的亚美尼亚人基本被屠杀和驱逐殆尽，通过与希腊进行大规模人口交换，爱琴海沿岸的希腊人全部离开了土耳其领土。此时的土耳其除了还有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少数民族外，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单一主体民族国家。

凯末尔除了废除了君主制，同时也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以及基本取消了对“泛突”的支持。这算是明智之举，因为以土耳其的实力，已经完全不能维持逊尼派伊斯兰教或“泛突”领袖的虚名了。这种虚名对土耳其没有任何好处，阿拉伯人对土耳其哈里发丝毫不放在眼里，更不用提伊朗等什叶派了。拿土耳其哈里发当盘菜的，一般都是受人压制的印度等地的穆斯林。这些人对土耳其的国家利益没有帮助，而是要求土耳其给他们帮助和支持的。不过土耳其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更没有那么高的能力，无法以解放“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穆斯林和泛突兄弟为己任，不惜给本国和本国人民招来巨大的麻烦和灾难。

凯末尔将土耳其人从东方拉向了西方。将文字由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妇女禁止带面纱，政教分离，禁止一夫多妻等等。将土耳其西方化的“凯末尔革命”使土耳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和西方化的伊斯兰教国家，并成为很多伊斯兰教国家，特别是那些在种族上不同于阿拉伯人，而与欧洲有更多关系的伊朗和阿富汗等国学习的样板。凯末尔的理想，就是谋求将土耳其建成一个西方化的、世俗的先进国家。与东方伊斯兰国家脱离，转而与西方融为一体。

凯末尔革命有其成功的基础：土耳其紧邻欧洲，对信息的交流有先天的近水楼台优势，这使的土耳其对欧洲的进步和发达有很直观的认识。而且由于近代以来土耳其一而对欧洲列强屡战屡败，也使其对欧洲在心理上居于下风，对欧洲报有仰慕和效仿的低姿态。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普遍落后和愚昧，更使土耳其耻与为伍。因此，土耳其人将开始认同从中东转向了欧洲，以欧洲国家自命，虽然其国土面积只有不到3%在欧洲。这也是现在土耳其此后的主流意识，也因此土耳其始终将加入欧盟当成重要的国家目的。

但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虽然作用不小，但并不足以使土耳其脱胎换骨，完全融入西方。因为土耳其这个民族形成的基础是奥斯曼帝国，如果抽离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以及这段期间伊斯兰化和突厥化政策，土耳其这个民族就丧失了认同基础。因此虽然土耳其在血统上与欧洲有密切联系，其所在的地域在文化上与欧洲的渊源也颇深，但土耳其

必须维持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和伊斯兰教、突厥化认同，才能维持其国家和民族本身。也因为如此，土耳其虽然想融入欧洲，但西方化只是外表，从深层次的认同和观念上，土耳其人与欧洲是不可能一致的。

也正因为如此，土耳其在将自己视为欧洲国家的同时。随着加入欧盟的屡次受挫，以及苏联解体后中亚各突厥语国家的独立，泛突厥主义又开始重新抬头。为了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土耳其又将自己打扮成突厥语国家的“盟主”，并试图影响各突厥语国家，给各国的突厥语民族提供支持，包括支持“东突”等中国新疆分裂势力。可是土耳其的泛突主义先天不足，因为突厥语民族除在语言上有共同点外，绝少有共同的历史联系。而如果没有共同的历史联系，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认同。这也是某些“泛突”分子们要将各突厥语民族都与突厥汗国联系起来的原因，但在突厥汗国存在之时，吉尔吉斯和维吾尔等民族的祖先又已经与突厥人分离了，因此为了构建一个“全体突厥人都是一个民族”的神话，又想通过将匈奴等民族算成突厥人祖先的方式来延长其历史，并制造一个能将所有说突厥语民族包含在一起的初始民族这种历史神话来为泛突思想服务。由此可见，历史在任何民族和文化中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历史有非常现实的精神力量。

但毕竟历史观念淡漠的野蛮游牧民族是靠利益和强权关系决定自己的归属的，历史神话终究也成不了历史，其作用就要大打折扣。何况土耳其的泛突主义是以土耳其中心主义和伊斯兰化民族观为核心的。其它突厥语民族也不见得愿意服从土耳其的历史和民族观。且各突厥语民族历史上的冲突要远大于联合。与土耳其比邻而居的阿塞拜疆人是曾与土耳其在宗教和政治都极端对立的萨法维王朝的建立者，与奥斯曼帝国有过数百年战争。而中亚影响最大、人口最多的乌兹别克则将把奥斯曼帝国打的惨败，造成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大耻辱之一的苏丹被俘，苏丹的正妻被强奸的跛子帖木儿奉为国家象征（虽然也是乱认）。至于其它突厥语民族，或者由于伊斯兰教观念淡漠，或者由于关系疏远，如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等民族，与泛突的距离也非常大。

由于各突厥语民族的民族意识早已经分别形成，也都有各自的民族自尊心，所以没有哪个突厥语国家会否认自己民族的意义而与土耳其认同。而如果虚化各突厥语民族（包括土耳其人）的形成历史，去创造一个建立在现代神话上的“大突厥民族”认同在事实上也很难做到，因为这同样否定了现有各突厥语民族自身的历史和民族意义。除了在独立之初，各突厥语国家曾经想通过土耳其的帮助发展自己，并将土耳其视为与西方联系的通道，因而与之关系较密切之外。因为土耳其本身的国力，经济及政治先进性都很有限，以及与西方或者已经建立直接联系，不需要土耳其做为中介，或者因为面临西方的威胁而与之保持距离。土耳其的影响力大幅度下降，对各突厥语国家逐渐丧失了吸引力。更主要的是，经过独立初期的迷惘和无措之后，随着阿塞拜疆和中亚国家政治摸索的逐渐成熟和经济发展。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阿塞拜疆利用其本国的资源优势，已经成了相对富裕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的泛突主义就更加成为鸡肋了。而土耳其的泛突梦想，最后结局不会比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下场好到哪里，只是在其它国家衰弱之时需求帮助时才能得到认可，而一旦完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最后只能被无情的抛弃。

话说回来，土耳其想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欧洲国家又如何看待土耳其呢？土耳其所在的领土，大部分曾是东罗马帝国的领土。而土耳其最重要的欧洲城市伊斯坦布尔更曾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东南欧和君士坦丁堡，曾长期是欧洲的正统，也是

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土耳其毁灭了被视为欧洲正统的罗马帝国，并长期是欧洲最大的外部威胁。特别是土耳其征服和奴役的东南欧地区，成为欧洲最为贫困落后的地区。而二战以后土耳其人大量移民欧洲，对欧洲的就业和治安的影响愈来愈甚。种种这一切，都不会增加欧洲人对土耳其有好感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内部意识形态对立的减弱和欧盟的一体化，欧洲人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随着冷战后东西欧的矛盾让位于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和移民矛盾。整个欧洲对中东等伊斯兰世界的移民越来越不信任。随着东南欧国家先后加入欧盟，欧盟中与土耳其相邻，与土耳其有宿怨和现实利益冲突的国家越多，土耳其入盟的阻力也越大。特别是欧盟居民的欧盟内免签流动，如果土耳其入盟，无异于向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彻底敞开了欧洲的大门。而土耳其紧邻中东地区，很可能成为欧洲被伊斯兰教殖民化以及恐怖主义大规模进入欧洲的通道，无论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泛滥或是潮水一样涌入欧洲的穆斯林移民，都是欧洲各国的噩梦。所以欧盟对接纳土耳其入盟一事可以说是忧心忡忡，犹豫不决。对土耳其与塞浦路斯分裂影响的指责，对土耳其历史上对亚美尼亚屠杀的一再提及，固然有让土耳其清算历史和现实，让欧盟对其能更为信任的一面，更多的是以此为借口减缓土耳其入盟的进程。试问，一个连对具有相近的种族、历史和宗教的俄国都无法接受的欧盟，真会接受差异更大的土耳其吗？我对土耳其能加入欧盟不抱希望。

欧洲对土耳其是这个态度，那么在种族和宗教意识更为保守的美国，所持有的观点也应该是相类似的。虽然官方的言论“政治正确”是要保持的，但在民众中，对伊斯兰教已经划为另册了。

我并不支持拉登，美国和伊斯兰世界都不是中国的朋友，拉登之流也并非对中国另眼相看，只是与美国的矛盾更尖锐性罢了，中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与他们也脱不了干系。更多的是因为911这一事件，使美国其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做为国家政策的主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而我对美国“911”的感情，与对日本被投原子弹和印尼海啸的感情有所不同。对日本和印尼，我在心理中更愿意亲手对其打击。对美国则不然。我一向认为，只要能将美国踢出西太平洋，中美两国既便成不了朋友，至少可以正常打交道，而非有些国家和民族那样与中国有不共戴天之仇。

随着美国反恐的深化，尤其是在伊拉克试验大中东民主化的失败。已经让美国无论是对让中东实现民主化，或是实现民主化是否能使之与美国更好的相处基本丧失了信心。这已经为“911”及基地大部分成员来自美国政治层面的盟友沙特，战后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巴勒斯坦内部冲突的现状所证实。所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看来真是一个实现了一半的预言，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根源是不同文明和文化的思想意识造成的，而不是取决于民主与否。因此，美国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伊斯兰教已经被视为与西方更加对立的意识形态。现在，美国逐渐没有了真正使伊斯兰教民主化的热情，而是更多的从地缘政治和具体的教派和民族关系角度制定中东政策，但同时对伊斯兰世界视为异己而危险的对立面。

因为美国和西方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改造和能否与西方保持和平持悲观看法。随着两个体系的对立，居于二者边缘地位的土耳其就会特别尴尬。伊斯兰教与西方对立越加剧，伊斯兰教中亲西方和较炙民主化的土耳其就丧失其样板意义，从两面讨好变成两面不讨好。同时，美国与土耳其二战后结盟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封锁苏联黑海的大门。而苏联解体后，俄国在黑海的实力大幅度。同时美国与中亚突厥语国家直接打交道，对土耳其搞

的“泛突”也不再感兴趣。土耳其的地缘重要性大为下降。由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西方已经开始将伊斯兰教视为与文明相对立的一种思想体系。因此，就象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被反复的提出，以加强其反面效果一样，伊斯兰教的血腥历史同样会被记起。由于美国与土耳其关系恶劣的希腊裔和亚美尼亚裔影响不小，同时由于犹太人想借助西方与伊斯兰教的对立给以色列以更坚定的支持。再加在美国人普遍对伊斯兰教的厌恶和憎恨，最后共同促使了美国国会通过了对“亚美尼亚大屠杀议案”。

美国国会的这一做法，并不说明美国已经与土耳其翻脸。虽然土耳其对此极为愤怒，但暂时在政治层面上，美土仍会继续保持一定的盟友关系。这是因为二者相互之间各有所求，都负担不了决裂的代价。但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美国和西方开始与伊斯兰教划清界限的开始。

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将自己利益摊子铺的太大，树敌太多。以至于成为众矢之的，影响了其解决地缘问题能力的有效性。以伊朗问题为例，伊朗拥有制造核武器技能，世界上主要大国都是反对的，包括中国。但受这一威胁更大的俄罗斯，却在表态上偏向伊朗，这就是美国四处树敌的结果。当然，俄国的这种表态，不太可能代表实质性的支持，只是为了向美国施压，并谋求伊朗方面的经济利益，这是俄国下的一步好棋。但美国现在如果要应对中东局势，就不能同时与俄国和中国太对立，必须认清和选择主要威胁，这也正是美国现在犹豫、徘徊和苦恼之处。从最近放出的“在美国不干涉的情况下，大陆武力统一台湾”可能成为美国选项，以及暂停在东欧布置导弹防御系统，都可以看出美国开始对中俄进行一定的怀柔，但除非美国真正将注意力集中于一方，否则处处树敌，难免力不从心。

那么中国与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三角关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呢？中国的传统和现实文化和价值观，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要大于与西方的对立。但目前伊斯兰教世界相比处于弱势，对中国表面威胁较小，但结合国内宗教和民族问题，其实质性威胁甚至要大于西方。但中国为了在能源需求和地缘政治方面又要与西方竞争，所以不得不与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合作。我的看法是，为了谋求资源，与某些伊斯兰教国家是应该合作的，在美国放松遏制中国之前，为了牵制美国，对象伊朗这样的国家给予适当的支持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如果美伊开战，但伊朗政权能维持下来与美国长期纠缠，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伊斯兰应该外松内紧，外宽内严，将国际政策与国内政策分开。只有最大削弱和打击国内的伊斯兰势力，才能让中国更好的在国际上利用伊斯兰教与西方越来越严重的冲突，与伊斯兰国家更方便的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基准相交往。而不是被伊斯兰教世界或国内群体所利用，甚至将伊斯兰世界的混乱和恐怖主义引入中国。将内政与外交混在一起，为了向伊斯兰教世界表达不必要的好感，放纵伊斯兰教宗教和民族势力在国内的发展和坐大，必将给中国造成长期的严重危机，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让我们在未来负出更多的鲜血，要用更多的代价才能恢复中国的安定